第七百零八章 感谢
特别感谢盟主红尘醉烟丶雨和包子一直以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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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醉烟丶雨
逆天之仙尊
速sun
字母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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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峰
虚无de永夜丶
字母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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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腾的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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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尘醉烟丶雨
2包子太嫩太年轻
3沸腾的包子
4重阳子北五祖
5熹黛尔冰祤
6寻找天使女友
7h~火热的心
8mai18
9亦花亦菩提
10青灯古酒
11字母无意义
12偶是夜殇
13ya800800
14複音天羽
15红枫樱桃
16严歌玲
17四方寂咩
18绘の空事
19天庭明朝大侠
20书友110415135948125
21请卿情久在
22翩然若飞
23贰爷卟貳
24我爱坦克世界
25淡丹龙
26**刺客**
27法师法师哥
28飞啊肥肥
29茅山老石头
30空k空
上面都是我后台能够看到的一直以来支持的书友。其实写小说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天南海北的朋友都有可能看到。而且是第一时间的，这个真赞。
下本书会把一路陪伴的小伙伴的名字写进新书里面，这个算是早有预谋的了。当然，肯定都是正面的。感觉就像是还没有结束，还要一直的陪伴下去。就是这种感觉。
thankyouforyourpany！(未完待续。)
第七百零九章 后记
昨天到今天都是下雨。一直在写大纲，倒也不觉得无聊。看看微博上面的那些外出拥挤图就全无出去走走的兴趣。
编写主角的名字竟然想了好半天，因为是个胖子做主角。这次吸取了教训，让胖子也有几个妹子，而且第一章就早早出场，来个邂逅。
最后名字是用了一个记忆里面很遥远的小学同学的名字。大纲是最难写的，因为这个框架不写好后面就比较困难，会前后矛盾。还有反派的名字，大致的主要情节。还得创新一下，真是死脑细胞的事情。
最后聊聊房价，很多人或许都觉得房价暴涨，但事实上，现在也就炒房能赚钱让钱不贬值了。为什么呢？因为房价不会跌。
首先你不用担心国内有经济危机，为什么呢？其秘密在于：国内的银行是政府的，亏了政府可以印钞堵窟窿，拿百姓存款贬值去堵银行的窟窿，否则国内的银行早倒闭了。
政府通过印钞来解决危机，其实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也就是通过摊薄每一块钱的购买力，来变相将居民财富转移到国家手里，当然了，除了这种方法，还有一种转移财富的方法，是土地专卖，哄抬地价，让老百姓负债来承受房价暴涨。
所以你不炒房，其实那个几年前买的房子看起来现在涨了许多，但其实没涨。因为钱的购买力在降低。所以聪明人现在都不做实体了，都炒房。但这个就是不要贪心，记得逢高卖出，落袋为安。就把房子当成股票。(未完待续。)
第七百一十章 聊聊
（知识和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孔子所谓高出的境界就在于他有自己的道。传道授业解惑，没有道，仅仅有知识只是小术。知识就像是不同的粮食，你需要酿造成佳酿。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也就大抵有了自己初步的道。思想不是刀枪，但却充满力量！）
我们培养了很多高学历的野蛮人
朱自清、梅兰芳他们的激情，来自对文化的热爱。文化确实是一个能够激发我们感情的崇高东西，它和知识是不一样的。一个有文化的人，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他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富有激情、情怀，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和诗意的眼光。
可是今天，我们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更多的是在教知识、技术、专业，唯独缺少文化。我们培养了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多高学历的野蛮人，他们是冷冰冰的。
有句很有名的话：知识就是力量。华夏人耳熟能详，而且对它很是认同。从历史上看，1840年以后，华夏面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堪一击，于是得出一个结论：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落后，就是指科学技术的落后。从现实上看，如果今天我们不能用知识很好地答出一份标准化试卷，可能就读不了好大学、好专业，找不到好工作，以更好地满足自己物质的**。
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压力，我们都知道知识太重要了。但是我今天要对大家讲的是，尽管知识确实重要，但知识也有局限性。
这根胡萝卜把他一辈子都拴死了
首先，知识是无限的。什么叫知识？知识是对这个世界所有事实的认知。既然世界是无限的，那么知识也是无限的，可悲剧的是人生是有限的。庄子就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世界是无限的，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世界所包含的无限知识，那我们的人生就会废掉。
当知识不成体系时，它是无用的，只是碎片。举个例子，曾有一家报社搞国学知识竞赛，找了一批专家出了一套国学题目。题目出完后，对它的判断就是6个字：无趣、无聊、无用。
比如有一道题目问：在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时代的宦官是可以娶妻的？这是非常严肃的知识。如果你专门研究宦官，把他们的生存状况、心理状态以及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影响、作用都搞明白，你将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专家。可是假如你的主要精力不在此，这样的知识碎片，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
还有一道题目：胡萝卜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如果你能把它变成系统的知识进行分析研究，它是有意义的。但是假如一个人并没有这样的意愿和目标，他只知道胡萝卜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这样的知识对他不仅没用，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因为他知道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答案，心里一阵窃喜，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牛的人，并且他特别想让别人知道这一点。于是，他天天等着别人提问，以期收获别人的敬佩。为了等到这一天，他可能每次和朋友吃饭的时候都点胡萝卜，别人吃得很香，他却只等着一个问题。
这根胡萝卜把他一辈子都拴死了。
德国哲学家尼采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为什么这么聪明》。他的结论就一句话：我之所以这么聪明，是因为我从来不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浪费精力。
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司机正在收听一档知识竞赛节目。节目中，主持人放了5个音乐片断，每个片断几秒钟，随后提问：这5个音乐片断，有2个片断属于同一首歌，你们谁知道？一个小伙子抢答说他知道，并且回答正确。
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是：其中有2首歌出自同一张音乐专辑，你知道吗？这时我紧张了，我怕他知道。他不知道，说明他还是正常人，如果他知道，他这一辈子可能就废了。但是没想到他真知道。这时我让司机把收音机关掉。司机吓一跳，问为什么？我说：“它在侮辱我们的智商，并且在误导我们生命的流向。”
这就叫无用的知识，生活中有太多这样无用的知识。比如，很多人关心某个明星喜欢的颜色是什么，星座是什么，结了几次婚，又离了几次婚。当一个人把精力花在这些地方时，他可能获得了知识，并且在饭桌上能与人聊天，但他会变得特别琐碎。
我们的生命本来就不可能占有无限的知识。更可悲的是，无聊的知识会让人生变得无聊，琐碎的知识会让人格变得琐碎，甚至猥琐。
孔子的学生子夏早就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但是“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即使是胡萝卜什么时候传入华夏的这样的知识，你可以拿来吹吹牛，但如果你老是把认知集中在这种信息上，你的一生肯定不会有什么成就。你用琐碎的知识把人生变成了碎片，所以君子不为。
荀子曾提出过对知识的鉴别。他说有些知识是无聊的、无用的、无趣的，这样的知识荀子有一个判断，叫“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你知道了这样的知识，并不能够因此成为君子，你不知道这个知识也不会因此成为小人。有的知识对你的人生，一分都没加，又何必耗费精力和时间呢？
但是在生活中，确实有不少人专心致志、兴高采烈、兴趣盎然地用琐碎的知识，把自己的人生切割成碎片。
实际上，在知识之外有一种更重要的东西。
《列子》里面有篇文章叫《两小儿辩日》，在座的都读过。两个小孩辩论说，太阳早晨离我们近，还是中午离我们近。两个人都有根据，说早晨近是因为早晨的太阳比中午大；说中午近是因为中午的太阳比早晨热。
孔子活得真有压力，他几乎是那时候的“谷-歌”和“百-度”，大家有什么问题都跑去问他。两个小儿问孔子，但孔子没法判断。于是作者就借小孩的口吻讽刺孔子：“谁说你知识多？”作者大概是想，只要否定孔子的知识多，那就否定了孔子的价值。
这个思路显然是错误的。在人生知识的考场上，谁能站到最后？今天跟大家打个赌，我可以出一套100分的知识类题目，每道都有标准答案，但我能让几乎所有人都得零分。反过来，你们也可以给我出100分的知识类题目，让我一分都得不到。
比如，复旦大学自主招生出过一道题，老师对学生提一个要求：“你现在问我一个问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要我回答不出来，第二是你必须要有标准答案。”很多人说这个题目太雷人了，可我就觉得出得很好。因为它告诉我们，在知识的考场上，没有人可以站到最后。有一个聪明的学生马上问：“老师，你知道我祖父的名字吗？”
我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给大家出题，不需要费劲，就能让大家都得零分。你们知道我祖父的名字吗？知道我祖母的名字吗？知道我祖父的二大爷的名字吗？在座的谁能答出来，今晚我请客。可见，知识可以把任何一个人打倒。
如果要算知识的总量，我相信今天的人，大多数的知识总量都超过孔子。比如说，我可以出计算机、物理、英语、数学之类的题目，孔子肯定答不过你们。
但我们就比孔子的境界高吗？这就要思考另一个问题了：决定孔子境界的不是知识的总量，而是另外一种东西。孔子自己早就说过：“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我有知识吗？不，没有。苏格拉底也曾经说：“我比别人多知道的那一点，就是我知道自己是无知的。”
他们说这些不是谦虚，只不过说出了一种真相。面对世界的无限，我们短暂生命里的知识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应该允许自己的无知，也应该宽容别人的无知。
你看我不顺眼，给我出一道数学题。我为了防备下一次再有人给我出数学题，于是我天天学数学，学了10年以后，突然又有人说：“我这有一套物理题。”你不会这样干，对不对？因为你们会宽容我的无知，我们也会宽容他人的无知，但是有种情况是不能宽容的，那是什么呢？没有良知。
没有知识可以被宽容，没有良知不可以被宽容
没有知识可以被宽容，没有良知不可以被宽容。我们遇到标准化的试卷，回答不好没有问题，但是涉及良知判断、是非判断、善恶美丑判断，如果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我讲一个故事。有一位父亲发现15岁的女儿不在家，留下一封信，上面写着：
“亲爱的爸爸妈妈，今天我和兰迪私奔了。兰迪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身上刺了各种花纹，只有42岁，并不老，对不对？我将和他住到森林里去，当然，不只是我和他两个人，兰迪还有另外几个女人，可是我并不介意。我们将会种植大-嘛，除了自己抽，还可以卖给朋友。我还希望我们在那个地方生很多孩子。在这个过程里，也希望医学技术可以有很大的进步，这样兰迪的艾-字-病可以治好。”
父亲读到这里，已经崩溃了。然而，他发现最下面还有一句话：“未完，请看背面。”
背面是这样写的：“爸爸，那一页所说的都不是真的。真相是我在隔壁同学家里，期中考试的试卷放在抽屉里，你打开后签上字。我之所以写这封信，就是告诉你，世界上有比试卷没答好更糟糕的事情。你现在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我可以安全回家了。”
这封信说明，一个人在知识的试卷上可以犯错，甚至不止一次犯错，一辈子犯错，我们到老了都是无知的。但是在良知问题上，可能犯一次错，我们就万劫不复了。所以，比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我们做不到什么都懂，但是做人要有良知，要有价值判断力，这一点还是应该尽量做到的。
今天华夏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判断力。我们教育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文化素养。
知识就是力量，但我要告诉大家，思想才是方向。我们常常说落后就要挨打，我还要告诉大家，野蛮也会招打。(未完待续。)
第七百一十一章 南柯一梦
一本《水浒》有不同的读法，特别是现在房价就像皇帝的新装，即使你知道了真相，还是勇往直前的涨了下去。就更是羡慕宋朝已经早就实现了我们在一千年以后的梦想：有房有车有老婆！
“宋朝是个美好的时代，看水浒，一个残疾人，靠卖烧饼，还是没自己铺面的那种低级小贩。能有自己的房子，能养活不工作的漂亮老婆。”看完《水浒》，不禁发出如此感叹。
读《水浒》，最大的发现是武大郎的住宅。武大家住阳谷县紫石街，临街楼房，至少两层，居住面积该在200平米以上，没听说有房贷。就算是租的，也相当可以了。一位沿街卖烧饼的小贩，居住条件如此之好，靠得是什么？
武大郎为何值得羡慕？这位清河县人仕，武松的哥哥、潘金莲的丈夫、西门庆的情敌、著名点心师，身残志坚的好青年、大宋五一劳动奖获得者——武大郎先生在宋朝到底过得怎样？
事实是，一个残疾人的个体户，就靠每天卖点炊饼，都能住上单门独院的复式小楼，尤其令人羡慕的是，还可以养一个不要上班，还漂亮的一塌糊涂的老婆。
尤其是在当今要找个媳妇儿没有房子你就只有当光棍的份之时，何况还是像潘金莲一样漂亮的老婆。除此之外，老婆还是全职太太，这些和21世纪火箭时代的华夏白领相比，幸福指数高了去了。
别看人家武大郎矮矬矮矬、其貌不扬，可人家的住房条件比咱现代的大多数人好多了。
首先，武大郎家的客厅相当宽敞，后面还有工作室（武大郎做炊饼的地方）。后来潘金莲看上了武松，想着法子把他弄到自家住，还收拾出一间卧室。就那间卧室，起码也有二十平米。而且这栋小楼，和其他人家连在一起，通俗说，那叫连体别墅。
更厉害的是，人家这小楼还临街，一楼完全可以作为店铺使用——是典型的商住两用的，商业价值很高，王婆不就是利用一楼做生意吗。
这桩小洋楼占地面积至少有200平米，按容积率1来算，建筑面积也有200平米，何况人家还有一个小院子，那年代应该没有按揭贷款一说，可以确定是全款付清的，要是出租的话，租金绝对可观！
看来，传说中积贫积弱的宋朝社会应该是很富裕，社会保障体系也搞得不错，房价不是很高，穷人也买得起房子。
有了如此高档的住宅，要是搁在今天，哪个姑娘不哭着嚷着猛扑上去？即便对方是个矮子，也会越看越高大。要不是武大郎卖炊饼将婆娘养得白白嫩嫩，一竹杆打了西门大官人，祸起萧墙。武大的后半生还是应该是很幸福的。
文学作品总是会折射某些社会现实，但千年之后的民众会反应如此强烈，可能是太羡慕武大郎的“幸福生活”了，其中的焦虑与窘迫可见一斑。
人们羡慕武大郎的背后，更多的是羡宋朝人普通人幸福和安定的生活，羡慕武大郎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宋朝无疑是一个非常富裕的社会，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争议，《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北宋城市的繁华，搬到现代社会也不落后。
不仅如此，宋代官方对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保障主要表现在，医疗救济、养老救济、丧葬救济等等。
元符元年（1098年），宋朝官方颁布居养法，规定对鳏寡老人、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的，月给米豆、病者药之、死者葬之，一切免费。并且设立不同社会福利保障机构，如居养院，收容乞丐之处；安济坊，有疾治病之所；漏泽园，死后安葬之地。
死后，官方还负责聘请僧人为死者超度亡灵。每年所需费用约五百万贯左右，全由中央财政承担。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末年的权臣蔡京对此有很大贡献，当时他下令各州县设置居养院、安济坊，由中央财政拨款，面向全社会开放，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
宋朝不仅穷人有保障，同时也是一个文人辈出和文人幸福的时代。君不见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
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有宋一代，是华夏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也是华夏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
与宋朝人生活相对应的是，一位现代“北漂”网友在日记中所记载的生活，他说他在京城，至少是十余年来，没有去过一次剧院，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没有听过一场音乐会，没有游过一次公园……是没有钱吗？
不是。是没有时间吗？但也不全是。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心情！头上顶着新的“三座大山”；身旁发生著一件又一件“下-岗”、“拆-迁”的事情……你说，我有心情买一张票，坐到辉煌的大厅里，去听高雅的交响乐吗？
两厢一对比，一种祟敬之情油然而生。所以，请允许我向武大郎先生致以深沉的敬意。假如我生活在他的时代，我一定要恨铁不成钢梁山方腊这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家伙。换换，穿越一下你们就知道啥叫幸福了。
难怪宋江总想着招安，他是念念不忘原先的公务员生活，一个小押司满打满算就是个科级干部。可只是放了一把晁盖，就收了一百两黄金的好处。个人生活也有阎婆惜这样的小娘们，只是宋江有点像南帝，及时雨偏偏不浇灌阎婆惜这一亩三分地。
也是这阎婆惜有点傻，要求离婚，住房及房内一切不动产归她，宋江都答应了。就这还要那一百两黄金，结果杯具了。你就不知道发个视频去有关部门举报？所以后来梁山基本都是男生，就是怕老婆小三儿媳后院失火来个举报啥的拖后腿。
忽然惊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啊！(未完待续。)
第七百一十二章 诺贝尔奖
扶桑在2001年计划要在50年内获得30个诺贝尔奖，当时华夏媒体大加讽刺，然而16年过去了，扶桑人已经获得了25个诺贝尔奖。
是什么原因使得同是黄皮肤的亚洲人的扶桑人获得了那么多的诺贝尔奖？作为人口13亿的大国，为何人口比人家多几倍，获得诺贝儿奖却比人家少了那么多？
或许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你可以讨厌你的对手，但你一定要了解你的对手。
10月3日，2016年诺贝尔奖开奖第一天，扶桑科学家大隅良典折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进入21世纪，扶桑科学家获奖人数快速增长。本世纪以来的获奖者包括物理奖8位、化学奖6位、生理学或医学奖3位，共计17位，平均下来差不多一年一位。从1949年汤川秀树成为首位扶桑获奖者以来，则共计有25位扶桑科学家获奖（含两位美籍日裔科学家）。可见，扶桑人在诺贝尔奖的发力集中在本世纪，集中在物理和化学奖项。
2001年，扶桑出台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该计划雄心勃勃地表示，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按照目前的情况推算，扶桑这项诺奖计划有可能成为现实。
知名生物学家、京城大学教授饶毅之前表示，扶桑的生物医学研究在1980年代就达到了相当水平，这次扶桑科学家的突破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华夏目前在前进，但尚未达到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程度，生物医学总体而言落后日本二十年以上。
扶桑人为何能频频获得诺贝尔奖？除了科学家善于自我反省和勤奋工作之外，扶桑的科研环境、评价机制以及经费保障等因素都功不可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扶桑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大多有着相对美好的童年，喜欢亲近自然、探索自然，喜欢阅读、善于阅读，而且父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启蒙和引导角色。
在接受学校教育过程中，这些获奖者无一例外地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保持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有优秀教师的引领和指导，得到了宽松而自由的学术政策的支持，并受益于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
接触大自然萌生好奇心是科研的“原点”
一个人在幼年时通过接触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兴趣和**，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教育，是通往产生一代科学巨匠的路。”
从小体弱多病的大隅良典非常喜欢自然，采集昆虫是一大爱好，他还是小学科学教材的编撰者。在他看来，让小孩子们爱上自然、爱上科学，对世界抱有宝贵的好奇心，是一切的起点。
“小时候热衷于飞机模型、半导体收音机的制作，夏天喜欢在小河里捞鱼、捕萤火虫、采集昆虫，手持网子在野外一走就是一天。采筑紫、野芹菜、木通、杨梅、野草莓，能够感受自然的四季变迁。抬头看见满天的星星可以很容易辨认出星座，银河像地上的河流一样奔腾。这些当时都没有想过，但今天作为自然科学专业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者，这样的体验，就是一切的原点吧。”
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下村修谈及自己为何走上科学之路时，说：“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应该说，对大自然和周围世界保持一颗好奇心，是引领诺贝尔奖获得者走进科研世界的直接原因。
197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有此感悟：一个人在幼年时通过接触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兴趣和**，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教育，是通往产生一代科学巨匠的路，理应无比珍视、精心培育、不断激励和呵护。
从多位扶桑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他们亲近自然、观察自然的经历。对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小柴昌俊来说，他最难忘的就是小时候在学校后山与同学追逐赛跑、拔农家蔬菜、肆意玩耍的那段时光。
虽然扶桑属于岛国，地理条件有诸多不利因素，但扶桑人往往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怀有一种亲近感、自豪感，对各种自然现象也比较敏感，这不仅反映到日常民俗之中，也反映在扶桑的文学艺术之中，如川端康成的《雪国》等小说。扶桑的学校教育也很重视让儿童亲近自然，很多幼儿园和中小学会结合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地保留了当地的自然特色。
阅读引领人生成长方向
从几位获奖者的言谈和著述中，明显可以感觉到阅读对于他们成长的重要意义，其中几位更是因为阅读而坚定了人生方向。小柴昌俊在《我不是好学生》一书中坦陈，上小学时班主任金子英夫送他一本书——爱因斯坦著的《物理学是怎样产生的》，使他对物理产生极大兴趣，并最终走上物理研究之路。
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福井谦一在《直言教育》中写道：“在我的整个初中、高中时代，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法布尔，他于我可以称为心灵之师，对我的人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从小就有抄书的习惯，他在书中坦陈：“为了读书写下很多笔记，并且持续这种读书方式，成就了今天在此处的我。”
家庭教育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精神
如果说阅读是诺贝尔获奖者之所以成功的内在因素，那么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表示，他之所以立志研究化学，就是父亲的影响。12岁时，父亲带他参加了一家公司的新产品展示会，新发布的一种从水、空气和煤中提炼的黄色尼龙丝让他觉得“化学实在是太神奇了”，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化学。
福井谦一受父亲影响养成了刻苦读书、勤于思考的习惯，他在书中写道：“至于学习，父母倒是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一次也没有讲过‘要好好念书’之类的话。但是，我家却经常笼罩着令孩子不由自主地想去学习的严肃气氛。”
与华夏一样，扶桑历来重视家庭教育，但值得警惕的是，现在不少华夏家庭的教育观念在退化，过于侧重对孩子物质上的满足，或包办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大小事宜，孩子也常理所当然地认为父母的财产将来悉数归自己所有。而且对于学习，许多家长和学生把大学仅仅看成是将来决定生活条件的敲门砖。
扶桑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问题，但社会风气和传统价值观还是促使家庭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精神，从小灌输不依靠父母的理念。
扶桑学生考上大学后，学费由父母负责，但学费之外的生活费要靠自己打工赚取，否则会受到同学和社会耻笑。小柴昌俊考上东京大学后，第一学期物理全班级倒数第一，就是过度做家教的结果。
中小学教师的教学自由空间较大
“扶桑理论界倾向于强调中小学教师的教学自由，实际上教师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开展课程设计和教学探究的空间也较大。”
扶桑教育与一些东方国家的教育一样，有灌输式、重应试等弊病，这是不容否认的，但过去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够客观，强调得有些过分，实际上，扶桑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受到新教育运动、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民间也开展了大量的教育实验，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教育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战后扶桑也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理论与经验。例如，扶桑的幼儿园、小学并不片面强调知识传授，而是特别强调儿童的生活经验；与基础教育相比，扶桑的中学有应试的倾向，曾一度比较严重，但高中却实行学分制，学生有比较大的选课自由。
扶桑理论界倾向于强调基础教育教师的教学自由，实际上教师在大纲的基础上开展因地制宜的课程设计和教学探究的空间也比较大。
另外，扶桑的基础教育十分重视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很多学校动员近乎全校的教师都参加到课外俱乐部活动的指导之中，甚至有些学生活动（如全国高中棒球赛、全国学生与儿童发明展等）成为全体国民关心的盛事，这与我们全民高度紧张地关注高考，形成了鲜明对比。
扶桑也设立一些校外教育机构（如青少年之家等），旨在扩大青少年的视野。企业也热衷于举办各种科技方面比赛等活动，激发儿童的创造热情。而这一切制度或措施都有助于学生形成广泛的兴趣爱好，为未来的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感性和直觉，而培养这种感性和直觉的最佳时期正是玩得满身是泥的少年时代。
大学科研评价少受急功近利模式影响
“急功近利的科研评价模式，实质上是一种短视的表现，将削弱对基础教育的研究，而且也不利于青年学者搞科研和获得大项目。”
专家分析，扶桑的研究型大学始终是把目光投向世界前沿，并把它与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
扶桑高校教授在从事科研过程中，自由度也相当高。在扶桑，高校老师不会因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科研成果而担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饭碗，在研究过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会的诸如考核、评价等干扰，可以长期潜心从事研究。扶桑人获诺贝尔奖就是在这种体制下产生的。
扶桑的科学技术基础计划，并不是由政府直接参与管理、评审，而是由专业机构进行。而且，获得计划资助的学者，不像我国入选计划的学者，马上就有了某种身份标签，在学术活动中享有高人一等的特权，他们需要认真开展研究，研究成果不是由行政部门评定，而是由学术同行评价。
视野开阔注重国际交流功不可没
“扶桑产生了如此众多的诺贝尔获奖者，与扶桑科学家视野开阔，注重国际交流不无关系。”
扶桑千叶大学经济学博士李仲生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举例，198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利根川进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他的科学成就都是在美国的实验室中取得的；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白川英树和2001年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都曾在美国大学进修，均了解各自领域最新的研究动向。
其次，一流的实验条件为扶桑科学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特别是对像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等非常强调实验的学科来说，一流的实验条件显得尤为重要，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
2001年野依良治获奖后，扶桑政府拨专款7000万美元为他建立实验设备先进的研究中心。扶桑正是凭借其精湛的加工工艺和雄厚的产业基础，为科学家进行创新研究提供了世界一流的工作条件。
《扶桑经济新闻》在报道中也指出，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山中伸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长期支持其研究的奈良先端科学技术研究生院大学和扶桑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功不可没。这意味着日本仍然保留着允许“可能性”萌芽存在的土壤。
科研环境独立自由不受干扰是重要原因
除了科研环境的保障，扶桑科学家始终如一的勤奋刻苦、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是他们能在很多领域迅速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甚至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扶桑研究人员自由独立研究也是研究领域不断出成果的关键。
专家指出，扶桑的大学教授和研究所人员申报课题的渠道和形式，实际上是课题注册制，不必层层审批，一定份额的经费就很快拨下来，保障其数年的研究。数年如一日，可以自始至终、扎扎实实的科学研究，不必特别公关和费心的经费申请渠道，不受外界的干扰，比较充足的科研经费和良好的科研环境为独立自由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换句话说，独立自由和不受干扰是扶桑科学家频频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而扶桑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以科研带动教学，而不是教学型学校，这是日本频出高质量科研成果的重要原因。扶桑除了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外，名古屋大学、东北大学、北海道大学等大学也产生了诺贝尔获奖者。
教育专家熊丙奇曾指出，我国的学术环境最缺的不是经费，而是批评与质疑，没有“问题导向”意识。只有直面我国学术面对的真问题，给学者更多的自由空间，建立学者平等竞争的学术环境，我国的一流成果才会呈井喷之势。
此外，扶桑科学家的职业威望高、工资待遇丰厚也为他们全心致力于教学、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扶桑权威的“扶桑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的1995年调查结果显示，在扶桑187种职业中，大学教师的职业威望的得分为83.5，仅次于法官、律师的87.3分，位居第二位，远远高于大企业高级管理的73.3分、高级公务员的70.5分以及演员的58.2分等等。
在经济收入方面，扶桑厚生劳动省“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扶桑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约为1122万日元（约合90万元人民币），大大超过了国家公务员的663万日元。
基础研究在大学科研中“最受青睐”
“上世纪80年代，欧美经常指责扶桑在基础研究方面搭便车，因此扶桑提出了培育世界水平研究人员的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扶桑经济新闻》指出，“但是，仅靠这些无法摆脱亚洲各国的紧紧追赶。扶桑有必要培育大量研究人才。”
据扶桑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的论文数据显示，在扶桑排在最优秀大学之后的第二梯队大学的数量非常有限，两极分化的趋势非常明显。而在强于基础研究的欧美各国，这一水平的大学则异常活跃，总体来说，竞争环境非常激烈。
“一般来说，科学技术要转变为生产力必须经过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开发研究的漫长过程，像美-国、前苏-联和欧洲的发达国家，都是从这种模式走向科技强国的。”有关专家表示，“但是，扶桑曾是相对科技后发国家，为了尽快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它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从开发研究着手，再向应用研究溯源，最后再深入到基础研究层面的策略，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扶桑明治维新以后，高等教育主要照搬德国模式，重视科学研究。京城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益民曾向媒体介绍，扶桑政府和企业非常重视对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其科研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67%（2007年），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学的研究经费虽然在整个科研经费中只占18.3%（2006年），但是，大学的研究经费的结构与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完全相反，基础研究经费占主要部分（约占55%），而基础研究正是无限接近诺贝尔奖的温床。
华夏不是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奖。耐人寻味的是，不得奖的时候笑微微，一旦得奖了立刻就是质疑。
要么大家都别得，来，莫言，看看现代文学史，论资排辈，凭啥你得？
华夏真正属于作家期待的好时期都是昙花一现的，新诗的式微，传统文学的式微。还好有网络文学异军突起，但现在其实已经只能慢慢的躲进书斋，不问世事写点穿越重生的春花秋月了。
屠呦呦教授在获奖感言上面有一句话很让人唏嘘感慨：我还想邀请85名参与过523项目的科学家来到瑞典，共同发布青蒿素的科研报告，但我怕诺贝尔奖基金会无法承担这笔庞大的开支，最终，我决定还是一个人来。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2013年华夏自主工业自动化领军者褚健入狱后，京城和利时的创始人王常力博士立即辞去了所有职务至今一直留在新加坡，没有回国。也就是到此为止，华夏自主的工业自动化公司全军覆没。
那天傍晚，当王常力博士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未完待续。)
第七百一十三章 葱油饼
新书发布前夕和大家的闲聊
一、葱油饼类似现象举不胜举
驼背老伯的葱油饼火了，可是，大家却吃不到了，为啥？因为他无证经营，或者说，他违法了。
一个让消费者在酷暑严寒中排队4个小时仍坚守不弃的美味小吃，一个畅销上海滩34年经久不衰的美味小吃，因为不符合办证条件，无证经营，被有关部门依法取缔，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甚至是痛心的事！
这件事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三种：一种是“有证的三鹿奶粉与无证的葱油饼摊”，其核心是认为有证无证并不是食品安全的标准；一种是“你也配在国际金融中心大上海卖葱油饼”，其核心是认为有关部门不颁发许可证是故意抹杀平民百姓卑微的创业权利；还有一种是“被取缔的葱油饼本可以皆大欢喜”，其核心是认为对于这样有口皆碑的传统小吃有关部门应当给其颁发证照。
在我看来，这些讨论都不得要领，因为：给食品药品实行安全门槛制度既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也是很多消费者的迫切需求；有关部门不给驼背老伯发证也是执法有据，毕竟老伯的经营场所确实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给传统的名小吃网开一面直接发证，则可断定以后证照的颁发必将借口多多**丛生。因此，这些做法均不可取。退一步说，即使给驼背老伯一张证照，他的问题是解决了，但其他的类似问题仍然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信手拈来几个曾经名震一时的例子，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许久，但它们遇到的和葱油饼类似的窘境至今没有解决，而且，这样的例子每天都在神州大地时时发生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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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
十多名贫困的尿毒症患者，因为无法支付公立医院昂贵的透析费用，自己签订生死状组建了一个条件简陋的透析室，他们依靠自购的二手透析机，顽强地活过了3年，并且每年能够节省3/4的医疗费用。但是，他们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依法取缔了这个透析室。虽然当时正在治疗的患者经政府帮助，解决了后期治疗的部分费用，但是原本有一些准备加入的患者和那些在透析室取缔之后生病的贫困患者永远失去了低费用的自行治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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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一名市民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如意湖落水，郑州市水上义务搜救队东区队长牛振西带人赶到现场施救，却遭到了现场巡防队员的阻止，他们要求牛振西出示“打捞许可证”，否则不能下水，最终，落水市民溺水而亡。后经核实，“打捞许可证”其实是“救生员资格证”的误读，搜救队员之所以没有去考“救生员资格证”，是因为办这个证大概需要700元费用，而巡防队坚称，不让下水是本着对他们生命安全负责，无证则无法对其身份核实和打捞能力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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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
北京市曾开展整治不合格打工子弟学校行动，其时共有24所打工子弟学校被拆迁或取缔，涉及1.4万余名学生。教育行政部门的理由是学校在房屋、消防、用电、卫生等方面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并且学校未按相关程序取得办学资质，责令停止一切教学活动，随后学校所在地村委会对学校实施断水断电，有的学校大门被教育部门封堵，有的学校的校舍干脆被夷为平地。据统计，转到公立学校就读的学生不及原来的1/10，其余学生不知所踪。
二、为何部门依法办事百姓并不认可
上述例子和葱油饼一样，都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执法者均有明确的执法依据，虽然百姓很是不解甚至气愤，但有关部门坚称是依法行事没有做错，所以这些案例和一般的责任事故不一样，至今没有哪个部门因此向群众道歉，也没有哪个领导因此丢官去职，甚至，这些部门不仅没有歉意，反而都在为自己的行为理直气壮振振有词。
政府之所以坚称自己是依法行事，是因为我们国家在医疗、救生、教育和食品等行业确实存在行政管制，即开展某种业务或者从事某种职业必须符合相应的规定条件，从而取得相应的营业或从业资格。比如，按照《北京市血液透析质量管理规范》规定，开展血液透析的单位原则上应在二级(含二级)以上的医院开展，血液透析从业医生、护士、技师应接受过不少于3个月的血液透析专业培训，血液透析室(中心)应由副高以上职称有丰富临床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主任。通州区卫生局正是依据这个规范而对自助透析室依法取缔的。不让搜救队员下水救人、关闭取缔打工子弟学校和不给驼背老伯颁发证照其实也都是有法可依的。当然，这里所指的法，并非仅指法律，而是包括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
政府为什么要对某些行业订立法规而进行行政管制？这是因为这些行业有些需要专门的器械，有些需要专门的技能，有些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些就是纯粹为就业者的利益着想等等。比如说，医生需要苛刻的从业资格，否则滥竽充数的医生有可能不是救死扶伤而是草菅人命；汽车需要苛刻的安全标准，否则没有达标的汽车有可能不是运输工具而是马路杀手。
既然有了行政管制规定，为什么政府部门依据规定坚定执法，反而会遭到百姓们的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呢？这是因为前面四例实际上并无他人强迫，自助透析、就读打工学校、下水救人和购买葱油饼，当事人是在平等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的条件自愿做出的选择，并且这种选择并不妨碍第三人。百姓们本能地认为，对于这种选择，政府应当宽容而不是强制干预。
说到底，政府部门的坚定执法与老百姓的直觉判断产生尖锐矛盾的根源，就是政府行政管制的权力能不能对抗百姓平等自愿的权利？换句话说，人们平等自愿的选择违反了行政管制的规定时（这种选择不妨碍第三人，下同），到底是由政府规章谁说了算，还是百姓自己说了算？
沿用上面的例子，就是：我明知自助透析有危险，但因为无钱却想活命而自愿冒险行不行？我明知下水救人有可能呛水溺亡，但因为对自身习水技能的娴熟自信而自愿奋勇一跃行不行？我明知打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不合规范，但因为无能力让孩子就读更好的学校而心甘情愿就读行不行？我明知葱油饼经营场所太脏太暗不符合卫生条件，我自愿购买以解口腹之涎行不行？这些问题不是个案，不弄个水落石出，未来还会有类似的问题层出不穷。
三、行政管制不应当干涉平等自由
如果法律一方面对某些行业进行行政管制，另一方面却对平等自愿的行为不加干预，那么，上述问题就迎刃而解，我们就能既使消费者吃到香酥可口的葱油饼，又可以使驼背老伯营业不违法，岂不是一举两得！我认为，现在的立法思想应当做一些调整，即行政管制是必须的，但当它与老百姓的平等自愿选择权发生冲突时，行政管制应当让位于平等自愿。为什么要确立这样一个立法原则，因为：
其一，平等自愿的交换可以促进交换双方的财富增长，这种交换越多，百姓们致富的希望就越大。人们之所以选择就读没有操场没有电脑没有高级教师的打工学校，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条件就读更好的学校，哪个父母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呢？从表面上看，打工学校并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基本办学条件，但是父母们付钱是心悦诚服的，否则只能让孩子辍学，这将耽误孩子们的一生。这种平等自愿的交换最后结果就是兴办学校的股东们赚了钱，而孩子们则学到了知识没有荒废年华，皆大欢喜。交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义务搜救队员不要报酬奋勇救人，虽然溺水者或者其家属并没有支付金钱，但家属的焦急不安得到到缓解，而救人者赢得了周围群众与社会舆论的称颂。自助透析的患者们互帮互助，用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延长了自己的生命，这种交换简直与生命等值。驼背老伯的葱油饼更是以冗长的队伍证明了这种交换被普通消费者所欢迎，用翘首以待延颈鹤望来形容也一点都不为过。
市场经济讲究的是机会平等，有的人出生豪门，有的人出生贫寒，有的人生来身强体壮，有的人生来体弱多病，但只要保障每个人都有与他人充分的交换机会，保障他们能够以己之长补己之短、以己之有换己之无，那么每个人都有改变命运的可能。如果某种制度强行剥夺了百姓们这种交换的权利，那么他们要想过上好日子必将遥遥无期。很多人一遇到不满意的问题，就期望政府能够加强管制而不愿去寻求别的途径，殊不知政府官员也是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他们巴不得群众管制的呼声日益强烈，这样他们行使管制权力就顺乎民意名正言顺。
其二，如果行业管制不服从于平等自愿，那么行业管制将会有碍竞争，并最终成为执法部门的牟利工具。为什么人们的自助透析费用只有公立医院的1/4，就是因为公立医院利用行业管制的规定而一家独大，无论其医疗费用多高其服务质量多劣，人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有了管制，任何人创办企业都必须经过行政部门的事前审批与事中检查，这正是行政管制部门利益的源泉，所以这些管制规定有越来越苛刻的趋向，只有这样，部门的利益才能源源不断越来越多，而企业在部门面前只能唯唯喏喏俯首称臣。以消防法规为例，如果消防部门来执法检查，很多宾馆饭店都无法达标，因为消防法规是专门法规，它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着火和尽快灭火，至于你按规范来做要花多少成本，是不是美观，会不会妨碍经营，这都不在它的考虑之列。按照法规，消防部门可以叫你在走廊中间加一道防火门，可以叫你在大厅中间安一个消防龙头。正因为苛刻的行业管制大行其道，所以ktv、大酒店、咖啡厅等大型营业场所的大老板，面对消防部门的一个小科长也只能战战兢兢并让其免单消费。法律法规其实早已沦为执法部门的牟利工具。
相反，如果行业管制服从于平等自愿，那么这些部门的权力将会大大受到遏制。比如，我办一所学校，虽然条件简陋，教育部门也可以在学校大门口张贴告示，告知大家这里的条件并不符合教育部的办学规范，但只要教育行政部门不封门堵路强行干预，只要百姓们自愿将孩子送到这里来就读，我就有可能慢慢地改善条件，并最终办成一所优秀出色的学校。有多少小老板经过艰苦奋斗变成了大老板？又有多少大企业不是经过艰难困苦而从小企业发展过来的？
四、坚持一以贯之的平等自愿并不容易
看到这里，可能许多读者会支持本文表述的行业管制应当让位于平等自愿的观点。且慢，要想牢固地树立起平等自愿的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难在何处？难在当管制本意是为了帮助穷人或者弱者时，或者当管制有利于自己时，很多人的思想天平就会不知不觉发生倾斜，他们有可能会支持政府管制而反对平等自愿。
比如，你入职一家企业，因工作需要企业花费1万元送你出去进修，但又怕你学成之后扬长而去，于是和你签订合同，你答应在学成之后再回原单位工作，否则赔偿10万元。学成之后，竞争对手邀你加盟，薪水超过原单位一倍，你自然会怦然心动，这是人之常情。问题是，你用什么方式离开这家培养你的企业？只赔偿1万元的学费，这是实际发生的学习费用，是符合新《劳动法》规定的；赔偿10万元违约金，这是你当初白纸黑字信誓旦旦承诺的，但新《劳动法》并不因此支持企业。你是遵守中国人的传统道义而信守诺言一诺千金，还是利用荒唐的行政管制来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呢？许多人之所以对坚持平等自愿不能一以贯之坚定不移，是因为他们需要根据自身的利益择机而断。
还有更多：企业与员工商量好不参加社保行不行？员工为了早点就业不要最低工资行不行？自愿服用没有行医资格的人的祖传秘方行不行（注意，自愿驾驶没有达标的汽车不行，因为这妨碍第三人）？经父母同意未满16岁的孩子主动出来打工行不行？自愿赌博行不行？自愿同性恋行不行？自愿有偿卖血行不行？自愿借高利贷行不行？自愿参加****交易行不行？甚至，自愿吸毒行不行？以上行为都是不符合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的，但人们的交换行为并没有因为法律法规的禁止而中止，只不过是他们的交换更加隐蔽，当然，他们的权益也就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甚至不得不承受黑社会的欺凌侮辱！
其实，前面所述除了吸毒尚有争议之外，其他的平等自愿行为都不需要政府来强制。不参加社保，那是因为离退休太漫长太不确定，多拿一点工资更实在；不要最低工资，那一定是自己当时的处境特别窘迫，需要一个岗位一个住所暂度难关；自愿服用他人的祖传秘方，那是因为自己的疾病遍访名医久治不愈，甚至已经病入膏肓，权且死马当作活马医；孩子未成年就出来打工，那是因为家境贫寒，出来打工不仅学到了技术，而且帮助了弟妹；赌博、同性恋、卖血、借高利贷和****，都和前面的例子一样，只有当事人才能判断自己值不值得去干，不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谁愿意伤害自己身体，谁愿意损毁一生的名节，旁人又怎能洞察他们的苦衷（注意：我赞成平等自愿，并不等于鼓励人们都去干赌博、卖血、****之类的事情）？至于吸毒，因为它容易使人丧失自我控制力，在自由经济理论中尚存争议，这个话题有机会另文专门讨论。
有人曾经问过我一个极端的问题：你既然如此支持平等自愿，那么别人自杀时，我们也不要出手相救？我的回答是：错，应当施救。再问：那岂不是干涉了人们平等自愿选择的权利？我答：非也。我们之所以解救自杀者，那是因为自杀一般都是冲动行为，解救是要防止他因冲动而后悔莫及，毕竟爱惜生命是人的本能，很多的自杀者在被人相救之后，往往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假定一个人真的决心赴死，谁又能救得了他呢？
大部分人面对前面的提问时，回答将会犹豫不决，因为这似乎与我们所受的传统教育格格不入。许多人其实都不是坚定的平等自愿的支持者，他们往往有的时候主张平等自愿反对政府管制，有的时候却又放弃平等自愿而强烈呼吁政府管制，正因为立场不坚定界线不分明，政府管制便顺水推舟，而百姓的权利就只能日渐萎缩，等到最后，政府的权力必将横扫一切。中国各级政府之所以有事无巨细包揽一切的权力，与国民缺乏平等自愿的权利意识动辄呼吁政府加强管制是分不开的。
我们常说以人为本，很多人并不明白：以人为本，到底是以人的什么为本？本文要告诉你的是，以人为本，就是政府要以尊重和保护老百姓平等自愿的选择权利为根本！
以人为本，让我们从消费者有购买葱油饼和驼背老伯有烘烤葱油饼的自由开始！(未完待续。)
第七百一十四章 拓扑
这个看完了可以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吹嘘一下自己的高大上。
201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三位科学家——戴维?索利斯、邓肯?霍尔丹和迈克尔?科斯特利茨，以表彰他们发现了物质拓扑相，以及在拓扑相变方面作出的理论贡献。
何为“拓扑”？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张首晟介绍，拓扑是一个几何学概念，描述的是几何图案或空间在连续改变形状后还能保持不变的性质。
拓扑很高大上？其实，它有最接地气的定理
【定理1：你永远不能理顺椰子上的毛】
想象一个表面长满毛的球体，你能把所有的毛全部梳平，不留下任何像鸡冠一样的一撮毛或者像头发一样的旋吗？拓扑学告诉你，这是办不到的。
这个定理被称为“毛球定理”，由布劳威尔首先证明。用数学语言来说就是，在一个球体表面，不可能存在连续的单位向量场。这个定理可以推广到更高维的空间：对于任意一个偶数维的球面，连续的单位向量场都是不存在的。
毛球定理在气象学上有一个有趣的应用：由于地球表面的风速和风向都是连续的，因此由毛球定理，地球上总会有一个风速为0的地方，也就是说气旋和风眼是不可避免的。
毛球定理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应用”是在电子游戏里！很多人在玩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当你上移鼠标，让你的角色抬头看天的时候，一个手抖就会发现自己的角色瞬间转了一百八十度；另一些游戏里同样的现象会发生在朝脚底下看的时候。这就是你遭遇了毛球的“旋”。
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游戏引擎需要解决一个数学问题：玩家用鼠标输入的数据只是一个视线轴，游戏画面其实理论上可以绕这个轴任意旋转的。那么实际的画面到底应该哪里是上哪里是下呢？这就需要给每一个鼠标数据对应一个方向——也就是一个向量场。不幸的是，毛球定理指出这个场一定有至少一个不连续点，所以在这个点附近，鼠标极其微小的运动都会导致画面大幅翻转。
而vr设备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因为决定vr画面的不仅仅是鼠标位置这一个变量，它有一整个头戴设备呢，所以就不会出现旋。
【定理2：对于任何一个火腿三明治，一定能切出一刀，使得其中的两片面包和一片火腿都各自分成大小相同的两等分】
“任何一个”这个词是很宽松的——组成三明治的食材不必相互接触，每个食材本身也不必是一片而可以是很多片。哪怕你把三明治放进搅拌机打成了酱，或者撕碎了通通喂给鸭子，都没有关系——只要你的三明治分成三部分，那就一定有一刀，能够把每一部分都切成等量的两半。
它还可以扩展到n维的情况：如果在n维空间中有n个物体，那么总存在一个n-1维的超平面，它能把每个物体都分成“体积”相等的两份。
这个定理被称为——如你所料——“火腿三明治定理”。最早由斯蒂芬?巴拿赫证明，在代数拓扑里出现，在测度论里也有重大的用途。
【定理3：国际日期变更线是不可或缺的】
地球上的时区两两之间是相连的，东八区之后是东九区，再之后是东十区，依此类推——但有一个例外：国际日期变更线。它两边差开了一天。
能不能设计出一种不需要国际日期变更线的时区体系？答案是不能，分得再细再繁琐也不行。这是拓扑学中博苏克-乌拉姆定理在一维情况下的推论，该定理是乌拉姆提出的，由博苏克在1933年证明。
实际上这个定理本身的表述是“任意给定一个从n维球面到n维空间的连续函数，总能在球面上找到两个与球心相对称的点，他们的函数值是相同的。”当令n=1的时候，就变成了赤道和时间的对应。
这个定理还有一个推论是，在地球上总存在对称的两点，它们的温度和大气压的值正好都相同。
定理4：握住一个装满咖啡的咖啡杯，在不松手也不洒咖啡的前提下，必须让咖啡杯旋转两圈才能让你的手、胳膊和咖啡杯回到原状】
（请勿用热咖啡尝试本实验。）
方法：伸出手向前反手握住咖啡杯，然后逐渐向胸前旋转，从腋下穿过，这是第一圈。此时咖啡杯转完了一圈，但胳膊已经扭曲成了奇怪的形状。这时将胳膊抬高，从头顶再转过第二圈，才能让一切复原。
手残党瞩目：你们用空杯子就好，以免灌自己一脖子水。
实际上你的手和咖啡杯的旋转在拓扑学中称为旋转群so（3）；完全回到原状就等于在so（3）里画出了一个环。拓扑学中，so（3）的基本群是“z/2”——这意味着，你要让咖啡杯复原两次，才能让你的整个胳膊复原一次。
【定理5：把一张当地的地图平铺在地上，则总能在地图上找到一点，这个点下面的地上的点正好就是它在地图上所表示的位置】
也就是说，如果在商场的地板上画了一张整个商场的地图，那么你总能在地图上精确地作一个“你在这里”的标记。
1912年，荷兰数学家布劳威尔证明了这么一个定理：假设d是某个圆盘中的点集，f是一个从d到它自身的连续函数，则一定有一个点x，使得f(x)=x。换句话说，让一个圆盘里的所有点做连续的运动，则总有一个点可以正好回到运动之前的位置。这个定理叫做布劳威尔不动点定理（brouwerfixedpointtheorem）。
除了上面的“地图定理”，布劳威尔不动点定理还有很多其他奇妙的推论。如果取两张大小相同的纸，把其中一张纸揉成一团之后放在另一张纸上，根据布劳威尔不动点定理，纸团上一定存在一点，它正好位于下面那张纸的同一个点的正上方。
这个定理也可以扩展到三维空间中去：当你搅拌完咖啡后，一定能在咖啡中找到一个点，它在搅拌前后的位置相同（虽然这个点在搅拌过程中可能到过别的地方）。
还有耳机线……
为什么耳机线总是绕成团？——没错！都怪拓扑学！！
每次从包里掏出耳机打算听音乐的时候，都会发现：
不管事先把耳机线缠得多整齐，它永远都会在包里扭成一团乱麻。
近年来，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们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电线会这么不听话。通过实验，他们发现对于电线打结有好多种有趣的解答。2007年，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者们将几段绳子放在盒子里，然后反复颠倒，试图用这种方法解释耳机线在你的背包里晃荡时打结的原因。
研究结果表明，随机运动最后似乎总是会导致打结。
长而柔软的绳子在自然状态下会自发形成许多不同的构型：或许是一条整整齐齐的直线，或许是绳子的一端弯曲并与中段交叉。而在实际情况下，后一种情况占了大多数：绳子总是倾向于自我缠绕，最终结成一团。在这些随机的构型中，基本没有不成团的，所以这些绳子最后基本都会变成一团乱麻。一旦打结，从能量上来说就不太可能自动解开了。因此，绳子的结只会越来越多。
绳子打结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数学家们为此还开创了一个拓扑学的分支学科，叫做纽结理论（knottheory），用来研究纽结的数学特性。
纽结的数学定义是处在三维空间里的任何简单封闭曲线。利用这个定义，数学家们把纽结分成了几类：例如最简单的三叶结，绳子与自身只交叉3次；类似地，还有绳子与自身交叉4次形成的结，也就是八字结。数学家们已经找到了一组称为琼斯多项式（jonespolynomials）的数字公式来定义每种纽结。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纽结理论都被认为是一种有些高深莫测的数学分支。
2007年，物理学家道格拉斯?史密斯（douglassmith）和他当时的本科生道林?雷默（dorianraymer）决定用真正的绳子亲手验证一下纽结理论的可行性。在实验中，他们把一条绳子放入盒子中，然后翻转盒子10秒。随后，雷默又改变绳子的长度、硬度、盒子大小、翻转速度等参数，进行了约3000次重复实验。
结果显示，在大约50%的概率下，绳子会打一个结。而影响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绳子的长度：长度小于1.5英尺（约46厘米）的绳子打结的情况较少；而随着长度增加，打结的几率也增大。然而这也有上限，当绳子的长度达到5英尺（约152厘米）时，它就会充斥整个盒子，在超过50%的情况下都不会打结。
雷默和史密斯还利用数学家们发明的琼斯多项式将他们观察到的纽结进行了分类。在每次翻转之后，他们会拍下一张绳子的照片并把图像数据输入到一个电脑算法中对纽结进行分类。根据纽结理论，共有14种基本的纽结，它们都包含不多于7个交叉。雷默和史密斯在实验过程中观察到了全部14种纽结，并且还发现了更复杂的纽结，其中的一些带有多达11个交叉。
研究者们最终建立了一个模型来解释他们的观察结果。总的来说，为了把绳子放进盒子里，就必须把绳子盘绕起来。此时绳子末端就会与绳子的某些节段平行。当盒子翻转时，绳子末端就有可能落到平行节段的中间而形成交叉。经过多次交叉后，绳子末端基本上就会缠绕在绳子的某个节段上，从而形成不同的纽结。
其实看了半天我们最想知道的还是到底有没有办法能让电线不打结呢？研究者们在实验中观察到，如果使用较硬的绳子，打结的几率就会减小。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苹果公司将最近几代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线都选用了较硬的材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又细又长的圣诞树彩灯总是一团糟，而又短又粗的接线板电线却总能平平整整。
另外，较小的容器也能防止打结。实验发现，较长的绳子在较小的盒子中时，由于绳子有一种展开的趋势，所以它会紧贴盒子内壁，从而在盒子翻转时绳子末端不会掉到绳子中段缠绕起来。这是科学家们提出的脐带打结发生几率较低（约1%）的原因：子宫内的空间紧凑，不足以让脐带打结。
最后，盒子翻转速度较高可以减少绳子打结几率。因为离心力的存在，绳子会紧贴盒子内壁，根本没有打结的可能。然而，这种方法似乎无法用于解决耳机线在包里打结的难题。也许你可以用翻筋斗的方式来行动，或者是买一些带有小口袋的衣服——我觉得应该还是后者比较现实吧。(未完待续。)
第七百一十五章 十三行
一趟不知奔向何处的列车，载着一群昏睡漠然的人。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到站，大家甚至不知道要去哪，他们几乎无法分辨哪个是自己的身体了。然而还有希望，那个婴孩醒了！尽管他暂时只能用手势表达自己想要的未来，但他只要不放弃，甚至放声嚎哭，必可唤醒更多沉睡的人……
我未必能唤醒周围的人，我只是挣扎着不让自己沉睡；我没能力推翻一堵墙，但我不会给这堵墙增加哪怕一块砖；我注定改变不了权势，我只是抗争着不让权势改变我；我可能一辈子看不到未来，但我永远铭记着自己的信仰和方向。每个人灵魂深处都有颗种子，有人选择弃置，有人会给它创造成长的土壤。
商鞅制民五法：1.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2.壹教：思想统治。3.剥夺个人资产，造成一个无恒心的社会。4.辱民，贫民，弱民：利于统治。5.杀力：发动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所以商鞅其实是死在自己的五法上面。
民营企业家，无论和不和权贵官家捆绑，其实都是一只容易被剥光的肥鹅。唯一的区别就是肥鹅假如主动一些，那还能多少避免牢狱之灾。枪打出头鸟，只要做大做强做出品牌了，就是大抵相同的命运。国企是亲生的，国企中的僵尸企业是太上皇，外企是有便宜就上的隔壁老王，民企是拖油瓶，没了最好。
1842年12月23日，一个华夏人在羊城写信给他在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库欣(j.p.cushing)说，如果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扬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利坚。同一天，他在写给另一位美利坚朋友罗伯特?福布斯(robertforbes)的信中也表示：“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往美利坚，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这个写信的人非同一般——他是华夏首富，甚至被美利坚《华尔街日报》视为世界首富；他是19世纪国际知名度最高的华夏人。这个人就是伍秉鉴(1769—1843)。其资产，1834年估计为2600万银元，相当于银子1872万两。这个数字，将近当年华夏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而2008年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中华夏大陆第一富豪刘永行，总资产估计是204亿元，不到逾6万亿的年度国家财政收入的0.4%，由此可知当年伍秉鉴财富之巨。
晚清首富伍秉鉴为何想移居美利坚？要知道，1842年的美利坚绝非今日之世界霸主，在当时华夏人的观念中，美利坚根本不是值得向往的乐土，移民是远走异乡，天涯漂泊，绝不像如今，视之为理想的选择，以之为荣。
伍秉鉴是十三行商人，其财富主要来自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容易发财，但经营的风险也不小。研究显示，十三行商人不断变换，洋行平均寿命不到10年。从1760—1843年的84年中，先后共有47家洋行开张营业，而在1771—1839年间停业、倒闭的则有37家，平均不到两年即有一家关门。许多行商，因为积欠官方税银或外国商人债务而倒闭，破产、抄家、下狱、充军司空见惯。十三行商人中真正成功的，其实只有两家，一家是潘氏的同文行(后改同孚行)，一家就是伍氏的怡和行。怡和行的创始人伍国莹曾是同文行的账房，早期经营也不顺利，不过后来终于发展壮大，在伍秉鉴的经营下达到巅峰，成为行商之首。
伍秉鉴经营的成功，显示他是一个商业奇才，远超同时代的国人。现有的一些材料，如美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等处收藏的伍秉鉴与美、印等国朋友的商业信函显示，伍秉鉴不是普通的十三行商人，他在欧洲、美、印有广泛的投资，投资领域涉及铁路、证券、保险等行业，看起来更像是当代的投资家。
伍秉鉴在海外的投资都是委托外国朋友进行的，他与外国朋友的相互信赖，也超出常人的想象。在外国人看来，伍秉鉴个人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始终被看作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但这样一位商业精英，能够获得外国朋友的尊敬，在中国却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
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身处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尽管他们发财之后也可以花钱捐官戴上“红顶子”，但实际上命运还是不由自己掌控的。十三行商人的破产，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商业利润被官方抽空。
在官方看来，行商是一块肥肉，可以随便找个理由甚至制造理由罚款。一旦发现外商违反规定，负有担保责任的行商就要受50倍甚至100倍货税的罚款。比如1800年，怡和行承保的一艘东印度公司商船“休?英格利斯”号，船上会计员私人的物品(两对表)因放入铁箱保管，未及取出而被携带上岸，海关官吏认为其偷税漏税，怡和行提出缴付180银元了事，结果被海关罚税50倍。另一位行商则更惨，其承保的“西里塞斯特”号被怀疑与被缉获的48匹羽纱走私有关，结果被罚缴税款100倍，每匹羽税原税银为14两，48匹共需缴税672两，罚款高达67200银元。
官方还动辄要求行商捐献财产，如遇到战争、水旱灾害或皇帝生日，行商要主动捐款，时称“捐输”或“报效”。据统计，1773—1835年间，见于官方档案材料记载的行商向朝廷捐款就达508.5万两银子，实际捐数当远不止此数。有些材料给伍氏捐款算了一笔账，说：“计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冠”。千万不过是个约数，不可坐实，但以百万计则无可怀疑，如仅1833年一年，怡和行捐款据说就达50万两。
行商们还经常受到官吏个人的勒索，稍不遂意，大祸立至。伍氏曾被比喻成“一只容易被剥光的肥鹅”或“肥羊”。行商中的另一成功者潘氏则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行商的资格获得有时候也不是完全自愿的，一旦入了行就不能退出。伍秉鉴要求退休而不得，花了90万银元的代价才将位置改由他儿子顶替，但官方仍要他负担所有行商一切的责任，他又表示愿意捐献2600万银元中的80%给官方以求安享余下的20%财富仍不可得。
除了大清官方，外国人也不是善碴。大清官方让行商代为“管理”外国商人，但外国商人与行商不过是贸易伙伴，哪里受其管制？由于大清帝国的外贸制度不合现代国际贸易要求，外国商人一直反对和抗议，行商就成了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伍秉鉴曾经想充当调停人，避免战祸的发生。但是盛怒的林则徐大人是不会听从他的建议的。作为行商之首，他的继承人、儿子伍绍荣被逮捕人狱，他则被套上锁链，押往大鸦片贩子颠地创办的宝顺洋行，成为催促颠地接受传讯的筹码，林则徐扬言，如果颠地拒绝前往，伍秉鉴将被处死。颠地则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置这种威胁于不顾。
鸦片战争，也是伍氏破财之时。1841年5月，清军战败，被迫向英军交纳600万银元的赎城(羊城)费，伍氏交了110万元。《金陵条约》签订，要求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300万是商欠，伍氏交了100万元。在民族危难之际，伍氏作为富人，即便出多少钱我们都认为是应该的，毕竟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何况伍氏有那样的财力。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即在大清帝国的统治之下，商人不过是官吏敛财的对象，其生命和财产安全都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个人尊严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社会，对商人是否公平？对国家、民族是否有利？
对于商人伍秉鉴来说，既然无法改变现实，逃避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耄耋之年的伍秉鉴看来已经看透了世局，所以他想到了移居美利坚。伍秉鉴信中流露的心态，学者陈国栋的评论是恰当的：“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浩官是伍氏怡和行的商名)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华夏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未完待续。)
第七百一十六章 药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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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改革的根本应该是让最广泛的老百姓看得起病，吃得起药。一是尊重医生的医术，好医生和差医生用处方分级制度体现收入差距，譬如把医生根据医术从1级到9级分开；二是药品分级，特别是老百姓的救命药政府干预价格必须有售，对药店也分级细化管理。不能总是粗放的政策。不能让政策看起来很美老百姓却感受不到。双管齐下才能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医患矛盾。
因为贫困人口收入更低，他们对药物价格更加敏感，放弃治疗的可能性也就更高。因此将最沉重的财务负担加给健康状况最差的人群是倒行逆施的。因此，多数国家对药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税，但华夏并没有。增值税、关税一样不落。
1、who在药品定价指南中明确指出，基本药物不应该征收增值税；即便征收，也不应增加民众负担
国际上对药品税收问题是存在争议的，但许多国家都会网开一面，为病人减少一些负担，以免将病人逼入绝境。
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药品定价指南中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基本药物不应该征收销售税（营业税）和增值税；二是如果有些国家选择对基本药物征收销售税或增值税的话，那么对这些税收的设计要非常小心，不应增加群众的负担。
如对基本药物实行免税或减税后，需要进行监测，确保节省下来的钱要让利给患者或医疗保险支付方，而不应该被药物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吸收或获利。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政府应该对影响人民健康的物品征税，而不是对有益健康的药品征税。”
2.多数国家对药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税，但华夏并没有。欧洲平均药物增值税率为8.8%左右，中国按照17%满额征收药品增值税，几乎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
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efpia）2014年公布的数据中，明显可以看到多数受调查欧洲国家都对药品实行了免征或者少征收增值税的政策。
英国(前提为药店购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增值税均为0%，在增值税率为25%的瑞典，对药品也进行了减让，瑞典药品增值税为0%。
此外，高税负的法国标准增值税率为20%，但对于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别只征收2.1%和10%的增值税。
英国和瑞士的标准增值税率分别为20%和25%，这两个国家对于患者需求迫切的处方药都采取了免征增值税的措施。欧洲平均药物增值税率为8.8%左右，而华夏对药品则是和其它商品一样征收17%的增值税，几乎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
3.增值税外，还有关税。除抗艾滋等药物，华夏对大多数进口药品普遍征收5%－8%的关税，进口药品还没有达到医院，价格就涨了至少20%
除增值税之外，华夏对进口药品征收的关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药品价格。除了抗艾滋病药物和激素类避孕药物免除关税之外，华夏对于大多数进口药品普遍征收5%～8%的关税。
华夏免除药品进口关税的对象多是东盟国家和南美洲国家，但华夏进口药品主要来自印度和欧美，并不能享受免税。关税加增值税已经超过20%。进口药品还没有达到医院，价格就已经上浮了五分之一。
4.在贫困人群的家庭中，由于税收增加而使药品使用率减少的现象更为明显，处方药价格上升，放弃治疗的可能性也就更高
根据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者goldman的调查，虽然处方药是患者治病救命的必需品，但是患者对于处方药价格的敏感性不亚于一般商品。
当处方药价格增加10%之后，药品的使用就会减少2%～6%，慢性病患者也变得不太能够坚持用药，治疗往往中断，通过药物治疗慢性病的起始时间也会推迟。
同时，因为贫困人口收入更低，他们对药物价格更加敏感，放弃治疗的可能性也就更高。降低对药品征收的增值税将会提高患者治疗积极性，提升国民整体健康程度。
5.反而降低对药品征收的增值税将会提高患者治疗积极性，通常每减少处方药25%的税收，就可以增加5%－25%的需求
有研究报告指出，每减少处方药25%的税收，就可以增加5%～25%的需求。
2002年siman曾在非洲国家研究过减少税收对疟疾的影响。在使用杀虫剂浸泡蚊帐时，发现当杀虫剂的税收从42%下降到0%，以及制造蚊帐的原材料的税收从40%下降到5%时，当地居民购买蚊帐的几率可以提高27%。
6.将最沉重的财务负担加给健康状况最差的人群可以说是倒行逆施；在肯尼亚取消疟疾治疗产品的关税和税收后，2002－2009年婴儿死亡率和致病率下降了44%
将最沉重的财务负担加给健康状况最差的人群是高度累退的，甚至可以说是倒行逆施。提高药品价格减少了药品的使用，导致了更多的疾病。
早在5年前，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马来西亚、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和乌干达等国家极大地降低甚至取消了药品的关税和税收，而这一做法也成果显著，据报道，在肯尼亚取消疟疾治疗产品的关税和税收后，2002—2009年婴儿死亡率和致病率下降了44%。
华夏药价普遍虚高，“制度成本”有多少？
一对金陵夫妇因代购印度抗癌药品被公诉，再次引起了社会对抗癌药品内外价格差异巨大的关注。
事实上，华夏药价虚高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进口专利药中，专利药价格高昂多是由于其专利费用，而药物价格普遍虚高则是由加于药价上的种种“制度成本”而导致，大量数据反映出华夏药品市场如何因制度原因失去平衡。
财政补贴少医院“以药养医”
公共卫生总费用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可以反映一定时期国家对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力度，以及政府和全社会对卫生和居民健康的重视程度。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2年，华夏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3.03%，约为荷兰、法国的1/3，而大多数欧美国家公共卫生费用占gdp的比例都在7%以上。
30多年来，华夏政府一直在削减医院的补贴，现行制度实际上是在鼓励公立医院开出大量高价药品来获取收入，即“以药养医”。
高额药品增值税推高药价
高昂的药品增值税也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华夏药价。经合组织健康委员会和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efpia）的数据显示，大多数国家对药品征收的增值税率非常低，还有一些国家标准增值税率虽然较高，但却对药品实行了减让。
美国、奥地利、塞浦路斯等国不对药品征收增值税；英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处方药的增值税率也为0%；荷兰、法国、比利时等国药品增值税率不到标准增值税率的1/3；而华夏药品的增值税率高达17％，约为欧洲平均值（8.8%）的两倍。
流通秩序混乱经销商和医院多重溢价
除体制、医疗卫生制度因素之外，药品流通秩序混乱、经销商和医院的多重溢价以及看不见的暗回扣都进一步推高了药价。
制药巨头的物流和商务费用占药价的7%-8%，其中物流费约2%，涉及的经销商一般在3道左右，每道经销商溢价5%-7%，在最后一道程序，也就是最后一级经销商到医院的链条上，通常会溢价7%-8%。
此外，按照规定，内地医院还可在实际购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0-15%。例如，在京城大学人民医院，治疗乳腺癌的赫塞汀中标价为21613元，零售价为元，加价了15%，即每卖出一盒赫塞汀，医院可盈利3242元。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对药品进行了30多次降价，但药价虚高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事实上，由于药品复杂的流通机制，即使政府放弃药品定价权、交由市场调节也很难降低药品价格。
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政府要依靠法律制度的力量，建立规范、健康的药品市场秩序，把医药卫生行业逐步扳回微利、公益轨道。
发人深省的真实故事——“海外代购抗癌假药的无奈与现实”
看着父亲的身体一天天衰弱，出租车司机王强(化名)决定“铤而走险”，自己动手加工抗癌药。
他的原料非常简单：一台花120元钱买来的精密天平，数粒蓝白相间的胶囊壳，以及一份网购的非法加工的药物原料。他准备以每粒4克的剂型，为父亲自制抗癌药物。相比正规药物一个疗程上万元的价格，这种“山寨胶囊”将减少2/3的成本。
“我知道这是违法的，但实在没办法了。”这位东北汉子无奈地说。作为生活在绥化的普通农民，他身患肺癌的父亲，没有太多收入。此前，这位病人一直服用儿子网络代购自印度的抗癌药物，价格只有原版药物的1/10甚至更低。
不过，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购药消费提示”，王强的做法风险极大。
这份发布于5月7日的提示指出：“网上声称代购外国抗癌药等处方药的，其采购渠道十分可疑，药品真假和质量毫无保证，正规网上药店不会设立这种业务。
根据地方药监部门既往查办案件取得的经验，网上代购境外抗癌药约有75%被证实是假冒药品，轻则贻误病情，重则造成更大伤害。因此，网上代购境外药品是完全不可信、不可取的。”
“我其实是在赌博。”王强对华夏青年报记者说，“对于许多像我一样付不起医药费的家庭来说，这几乎是最后一条路。”
分子靶向治疗药物是某些癌症病人的特效药，但王强的家人连一盒正版药都买不起
与一年前被确诊患癌相比，王强60多岁的父亲病情已经有所好转。他咳嗽减少了，“也愿意和人说话了”。在王强看来，这些改变都归功于一种名叫“易瑞沙”的抗癌药。
作为分子靶向治疗药物，易瑞沙通过作用于肿瘤生长所必需的特定分子靶点来阻止癌细胞生长。与传统的化疗药物不同，这种药物不会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误伤正常组织的细胞。近10年来，分子靶向治疗药物逐渐成为癌症治疗的新宠。
京城军区总医院肿瘤科原主任刘端祺告诉华夏青年报记者，易瑞沙等分子靶向治疗药物是某些符合条件的肺癌病人的特效药。“对于有的病人，易瑞沙甚至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不同程度上延长病人的生命。”他说。
与神奇疗效相对应的是高昂的药价。据了解，目前我国出售的分子靶向药物基本为进口药物。以易瑞沙为例，其生产商是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目前服用一个月、每天一粒的费用为15000元。
对于王强一家来说，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他父亲的收入来源，是9亩农田所带来的1万元年收入。2013年，他在黑龙省肿瘤医院被确诊为肺腺癌晚期、合并肝转移和淋巴转移时，这个家庭的全部积蓄只有5万元。
当医生建议先化疗再手术时，王强忍痛拒绝了。除了担心父亲经不起手术折腾，他坦言，更重要的原因是无力承担6万元的手术费。
但癌细胞并没有停止攻势。从医院回来，老王的身体迅速垮下来，“今天还能走两步，明天就不行了”。去年秋天，王强自己来京城求医。一位医生语焉不详地告诉他，“试试易瑞沙”。
攥着医生手写的字条，王强几乎跑遍了附近的药房，都没有发现这种药。直到上网查询，他才发现除了从医院药房购买正版药，还有一种来自印度的仿制药在私下销售。
一般来说，由于药品研发的高额成本，医药公司在新药上市前都会申请专利。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其成员国都应该遵守专利制度相关规定。
但印度直到2005年才开始承认专利保护制度，并且保护范围十分有限，类似易瑞沙就不在保护范围内。这就给了当地制药公司可乘之机——500元一粒的易瑞沙，印度山寨版的价格只有50元。
根据我国《药物管理法》的规定，这种山寨药物没有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应被视为假药而禁止销售。但在巨大的价格差异面前，一条印度仿制药流入国内的渠道还是被打通了。
王强说，当他在京城灯光昏暗的网吧里发现了这一网购业务时，“就像是黑暗中看到了一缕光”。
“正版易瑞沙我一盒也买不起。”这个东北汉子叹了口气。自从父亲被诊断为癌症，他们家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买菜都挑最便宜的买。
在网上搜集资料、学习研究了9天之后，王强决定试试这种假药。按说，分子靶向药物针对特定的发生基因突变的病人有效。服用之前，病人应该做基因检测。但王强放弃了这个步骤，理由是“基因检测太贵了”。
有可能买到的只是未经批准注册意义上的假药，也有可能买到货真价实的假药
王强的经历绝不是个案。家住潍坊的高风霞2011年被发现患有肺腺癌。去年9月，一位深圳的病友给她寄来了印度版易瑞沙。在服用仿制药将近一年后，高风霞感觉自己“和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如今，女儿通过网络给她购买的药会定时寄到家里来。
川人老齐则谨慎小心。为了给患乳腺癌的妻子买靶向药物“赫赛汀”，他自己乘坐飞机到香港。那是他第一次去香港。由于担心液体不能托运，他去的时候特意把一瓶没有喝完的农夫山泉放在包里，顺利登机后才放心购买。
王强说，在一个有200人的讨论癌症的qq群中，所有人都声称服用过仿制抗癌药。一位大夫也告诉记者，他所接触的病人中，因价格昂贵而无法接受正规渠道靶向药物治疗的高达90%以上。
“病人为了求生，在经济情况有限、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买这种有一定疗效的境外药，我认为可以理解，但这给卫生管理部门出了一个难题，怎么处理这些既有一定疗效、同时又违法的药品？”当了46年医生的刘端祺说。
在癌症汹涌袭来的今天，这意味着一个庞大的群体陷入困境。根据《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预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的癌症死亡总数将达300万人，患病总数将达660万人。
“作为医生，我们面临一种尴尬——如何面对病人咨询买假药的问题。一头是病人的生命可能得以延长，一头是法律的尊严遭到亵渎，这让医生如何选择？这个现实问题应该正视，有一个说法。”刘端祺告诉华夏青年报记者。
一位负责查处假药的检察员提醒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假药来源国之一，因此即使在当地购买也难以确保你不买到假药。他认为：“代购海外药品有点像在赌大小，你有可能买到的只是未经批准注册意义上的假药，也有可能买到的是货真价实的假药。”
王强并不是没有考虑到这种风险。“刚开始在qq群和论坛发帖询问，每条都有两三个人找上门来，但我根本不敢买，”他说，“毕竟是救命的东西！”后来，经过好几个病友的推荐，他才找到了一个代购者，价格为1000元一盒，包装里附带一份发货当天印度的报纸。
在不受法律保护的代购药品交易中，那张报纸只是“验明正身”的手段之一。记者通过网络搜索找到的一家店铺，甚至提供视频，展示“工作人员在印度的药店里为您代购的全部过程”。在印度人拿货开药的同时，还会在每一段视频中展示一张写着代购者名字、品种和日期的凭证。
许多该进医保的药没有进，病人为了求生不得不通过非法途径去撞大运。
即使选择价格低廉的印度版易瑞沙，高风霞说自己的积蓄也所剩无几。在潍坊的一个商场里，这个40岁的女人和丈夫守着一个3平方米的摊位，经营袜子和内衣等，“每个月收入最多三四千元”。
她还是觉得自己很幸运。3年前被确诊为肺腺癌4期时，医生告诉她，“顶多能活三个月”。如今，她奇迹般地挺过了12次化疗。
而她的姐夫，一个家住农村的肺癌病人，因无力承担医药费而放弃了治疗，在家中靠止疼片维持，直至病故。
为了能有医疗保障和退休保障，高氏夫妇参加了当地劳动保障部门的社保计划，每年缴纳7000元。因为自己治病，老伴那笔钱今年已经缴不起了。
让高风霞难以理解的是，像她这样的癌症病人，靶向药物明明是最后的救命药，为什么不能进入医保？
“医保的药吃了没用，有用的药又不进入医保。”王强也说。如今，他参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父亲，在服用仿制易瑞沙外，还自费买点“护肝和护心的药物”。
“我国医保制度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许多该进医保的药没有进，导致病人为了求生不得不通过非法途径去撞大运。”刘端琪告诉记者。他指出，对于有适用标准的中晚期癌症病人来说，只有相应的靶向药物有可能延长生命，没有其他有效的替代方案。据了解，目前我国只有3个城市把分子靶向药物纳入了医保范围。
如今，由于耐药性的问题，王强父亲又出现了咳嗽、胸口疼等症状。王强不得不给父亲试试另一种靶向药物。但这种药物在大陆并未上市，距离最近的购买渠道在宝岛，售价约为11000元人民币一盒。
他不得不再冒一次险，自己制药。“我也知道这违法，而且纯度肯定不够，但这对我是一个诱惑，只有这样才能延续父亲的生命。”王强说。
最近，来自印度的“假药”销售在打击之下受到影响，以往可以搜索到的桃宝店铺，或是改头换面，或是干脆消失。这让说话爽朗的王强有些犹豫。他拒绝向记者透露自己加工药物的名称，担心被曝光后购买渠道被严查。
“那样，我就真的只能看着父亲等死了。”王强说，“我爱我的父亲，比所有人都爱。”
很多年长的父母肯定还记得很久之前的看病，医生开几毛钱的药是常有的事情。那时候的医生是真正的白衣天使。可以吃药打针的绝不会让病人挂水住院。
医疗改革，如何让一个好医生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医术用他的处方拉开收入差距，这是制定制度的时候需要反复考量，三思而行的。好的制度会让医生形成正确的思维，医术高明收入就高，倒逼所有医生在接待病人时就不会去想着多开药的事情。
譬如医生分级制度，从一级到九级，收入随着医术的增加而增加。这是一个正确的向上的台阶。
而药店，药品细化分级管理，政策扶持一些药厂生产老百姓必需的救命药，譬如糖尿病药物之类。
而抗癌药物，与其让癌症患者冒着赌博的危险代购，官方出面引进，合资岂不是更好？
医疗教育法律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后三道屏障和底线。
说到癌症治疗，最后说说中医治疗癌症。中医是用红升丹来治疗癌症的，属于以毒攻毒的方法，但中医式微，还是要找正规厂家或者真正的中医正确使用。
红升丹和白降丹都是中医治疗癌症药物，在《医宗金鉴》一书里有红升丹和白降丹的炼制及使用方法。
《医宗金鉴》是清乾隆四年由太医吴谦负责编修的一部汉医丛书。《医宗金鉴》这个名字也是由乾隆皇帝钦定的。
《医宗金鉴》被《四库全书》收入，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医宗金鉴》有很高的评价。
自成书以来，这部御制钦定的太医院教科书就被一再的翻刻重印。《医宗金鉴》全书共分90卷，是中国综合性中医医书中比较完善而又简要的一种。
全书采集了上自春秋战国，下至明清时期历代医书的精华。图、说、方、论俱备，并附有歌诀，便于记诵，尤其切合临床实用。流传极为广泛。(未完待续。)
第七百一十七章 幸福指标
除了gdp，另一个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就是各类“幸福”指标。
设立幸福指标的目的，就是为了更直接地衡量福祉水平。自由和财富可能是实现幸福的重要条件，但是如果后者才是最终目标的话，为什么不直接询问受访者有多幸福，再比较各国人民的幸福度呢？然而即便这么做，也无法克服其他指标中存在的个人主义偏见。
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通过询问受访者“日常生活中的体验”——是否充分休息、受到尊敬、没有痛苦、时常思考——来让他们评估自己的总体生活满意度1，但是这种方法完全没有考虑到社会和伦理因素。
在调查中，以色列再次得到高分（位列第8位）。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在以色列压迫邻国巴勒斯坦、使巴勒斯坦的人生活处于水深火热的同时，以色列人是否真能问心无愧地享受生活呢？
韩国在调查中的得分较低（仅排在第56位），但是其原因之一是大多数韩国人勤奋工作，为了家庭成员牺牲了自己的福祉（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得分更低，并列第81位，其原因也是类似的）。
韩国人没有选择更轻松惬意、更无忧无虑（即更为自私）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就应该被扣分吗？
加拿大和美国得分很高（分别排名第8位和第14位），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的是环境上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并对这种方式感到非常满意，那么他们的得分还应该这么高吗？
又有多少美国人或加拿大人担心过，如果中国和印度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至与他们的消耗同等的高度，自然界将面临严峻挑战呢？
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类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美好生活指数（betterlifeindex）衡量的是主观幸福程度。该指数也存在同样的问题3：完全没有将社会和伦理层面的考量列入指数体系。再次强调，“个人主义”的偏见值得我们警惕，因为依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可能会有悖于道德。
为了克服上述缺陷，人们正在不断探索更为综合的幸福指数。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就是受到佛教国家不丹启发而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gnh）。不丹研究中心与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合作，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并应用到不丹研究中，“在国民幸福指数中，幸福的定义不同于主流西方概念。幸福是多方面的——并不仅是主观幸福感，也不只是关注个人的幸福。
不丹首都廷布。一直以来，为保护不丹国内的天然风貌，避免外来不良风气的污染，不丹政府对旅游业采取封闭政策。
对幸福的追求是集体行为，尽管个人能够对幸福有深切的感受”。因此，国民幸福指数从9个方面衡量国民幸福：心理健康、时间利用、集体活力、文化多样性、生态持续力、生活水平、医疗保健、教育和良好治理。
尽管相比之前的各种指数，国民幸福指数显然做得更好，因为它考虑到了人类福祉的社会和伦理层面，但是该指数并非毫无瑕疵。首先，国民幸福指数的覆盖面过于宽泛，难以在其他国家进行相同的测量工作。
正如伊恩?莫里斯（ianmorris）所言，衡量人类发展的指数应该遵守“一个基本准则，即找到数量较少、能够操控的可量化的指标”。5另外，国民幸福指数和不丹的佛教传统联系过于紧密，因此很难推广到其他国家：该指数甚至衡量了“一个人自我祷告所达到的精神高度，以及思考‘业’、进行祈祷和冥想的频率”。
另一方面，国民幸福指数没有考虑到有关人类福祉的所有关键的社会关系。它没有衡量一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实现彻底的自给自足。不丹本身因为驱逐境内10万非法居留的尼泊尔族人，并剥夺其不丹公民身份而受到了抨击。7此外，国民幸福指数也没有考虑家庭关系。在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文化中，家庭是幸福和道德义务的源泉。因此，一个衡量人类繁荣兴旺的指数也应该将家庭关系纳入考量范畴。国民幸福指数倒是衡量了“根本的投票权”，但是投票权真的比幸福的家庭生活更为根本吗？
幸福星球指数（hpi）也衡量了幸福程度，并考虑到了社会和道德层面，同时为了适用于更多的文化背景，特意只选择了三个指标。
该指数“利用个人对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和生态足迹三方面的全球数据，旨在找到最能为居住者提供长期幸福生活、同时不损害后代利益的国家”。8幸福星球指数有其可取之处，因为在此指数下，高收入国家不得不因其较大的生态足迹9（较多的资源消耗）而被减分。例如2012年报告中，美国在151个国家中仅位列第105名。
但是，幸福星球指数也存在其他幸福指数所共有的问题。由于该指数依赖的是主观评判的幸福程度，因此如果社会中充满了雄心勃勃（不满足于现状）、至少部分是为了家庭而努力工作的人们，那么这个国家的得分就会降低：韩国再次排名较低，仅列第63名。
相比之下，被称为“微笑之都”的泰国则排名第20位，这部分要归功于该国在个人对生活满足度上的得分较高。10然而，若在针对个人对生活满意度进行打分时将家庭关系考虑进去，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此外，幸福星球指数没有衡量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轻易地指责美国的军事主义，但是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为欧洲福利国家的幸福生活提供了安全保障呢，我们还应该继续指责吗？
任何衡量人类福祉的指数，都应该考虑社会为其人民提供和平环境的能力。
新加坡得分较低的另一个原因是，新加坡人普遍对于政府有很高的期望，如果政府表现得不够好，民众很容易感到“不开心”因此，政府不称职的国家往往会在幸福指数的排名中取得较高得分，因为民众对于政府没有过高的期望。
个人对生活满意度是通过“盖洛普全球调查之生活阶梯问卷”（ladderoflifequestioninthegallupworldpoll）来衡量的。问卷要求人们回答，在福祉之梯（台阶由低到高，幸福程度依次提高）上，自己处在哪一个台阶（neweconomicsfoundation，thehappyplaindex:2012report:aglobalindexofsustainablewellbeing，2012，p.7.）。相比享受生活、对现状满意的人们，有雄心的人们选择的台阶通常较低。
还有一种更具争议（也更初始）的观点，即相比瑞典等相对平等的福利国家，美国的“硬性资本主义”允许更多的创新活动（暗示“软性资本主义”的国家搭了美国的便车，因为创新对全球的经济增长率都有所推动）(未完待续。)
第七百一十八章 丽春院
一
金庸小说里，有一家丽春院，开在扬州。
这种老牌院子，规模很大，从业人员很多。但是服务呢？那就呵呵了，所有看过《鹿鼎记》的人都知道，丽春院的服务不好。
给客人买的粽子，说不定就被韦小宝偷吃过米粒；桌上的火腿片，一不留神会被小姐顺走。
更要命的是，这里的姑娘房间脏乱差，态度不好，不但挑客，还多年不磨练提高服务水平。
比如韦春芳，“小调唱来唱去总是那么几支”，不是“相思五更调”，就是“一根紫竹直苗苗”，十多年都没想过学两首新的。
服务不好也罢了，还特别碎嘴，一边炕上工作，一边还和你聊国际局势，乱讲各种吴三桂和康熙抢陈圆圆之类的八卦谣言。
这样的技工，却居然也能在丽春院混日子，一年又一年接客。
去丽春院消费，哪里是消遣，简直是受气啊。
可问题是，你还不能不去。因为逛窑子是刚需。
你嫌人家服务不好，自己开一个好的行不行？绝对不行。一直以来，知府吴之荣大人钦定了，只给发四家牌照：丽春院、怡情院、柔情院、问菊院。
为什么牌照只发这么少的几张？吴大人说，那是为了严格准入，保证服务质量呀。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结果就是，你不去丽春院，就只能去怡情院；不去柔情院，就只能问菊院。
有牌照的才能叫窑子，没有牌照的只能叫黑砖窑，立刻就要捣毁。韦春芳的服务再差，被窝再臭，你也只能钻进去忍受。
年复一年，大家都习惯韦春芳的服务水平了，忽然间世道图变，一个叫“武林新思维”的东西兴起来了，新式窑子遍地开花，有场地、有姑娘的都可以开院子接客。
大家都嗨了，终于可以不用去丽春院了，个个都去尝试新式窑子，爽得扶着墙出来，下次还要去。
韦春芳怒了：“这是不给老娘活路！”
她不怪自己活儿糙，怪人家技术太好，抢了她饭碗。
丽春院、怡情院、柔情院、问菊院也都不干了，这样下去还了得，都跑到吴之荣知府那里砰砰磕头，乱嚷：
“大人，你牌照那么贵，说好是保护费，现在屁用都不顶了，新窑子遍地都是，你听，满城都是炮声啊。韦春芳已经三个月接不到客，连最好骗的火车站的外地人都不来玩了，呜呜呜……”
吴之荣大人一捋袖子：反了！反了！当我不存在吗。
很快，府衙出台了一份《新开窑子细则》，规定及大条：
必须本地人才能开院子、当姑娘。
必须本地人才能学习《******》《相思五更调》《一根紫竹直苗苗》等表演歌曲。
从业姑娘罩杯不得低于34d，腰围不得粗于2尺2，脚不得大于36码。
姑娘不得有鸡胸、扁平足、高低肩；不得有龋齿、牙周炎、牙龈炎……
阳台上，吴知府深情地看着丽春院，喃喃说：“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细则一发布，全城轰动。
各界代表纷纷发言，踊跃支持。
丽春院老板张三宝说，坚决拥护这个细则。有了它，窑子行业准入更严格了，有利于保证服务质量，让广大客官玩得更安全、嗨得更开心！
他还表示，丽春院作为老字号传统窑子，一定带头改善服务，以后三小时的套餐最多缩水一小时，偷了客官的钱包一定送还身份证，并将努力减少用胖大妈临场偷偷替换小姐的投诉事件发生。
丽春院的从业人员代表——韦春芳女士也出来发言：
“说我们挑客、拒载、脏乱差，那都是污蔑。
“我要是挑客，怎么生出来的韦小宝，韦小宝怎么会连他爹是谁都不知道呢？我举双手支持《细则》。以后客人来了，我不给他们唱《******》了，改为念细则、学细则，客人一定欢迎！”
本地居民何大妈也说，细则就是好！外地人跑来就业的少多了！
她说，前一阵外地小姐纷纷涌来就业，自己的闺女作为本地人，却在丽春院里坐冷板凳，生意冷清，五块钱摸一把送一把都没人要。老两口心疼闺女，整天以泪洗面。特别是听到小外孙天真地问：“妈妈，怎么还没有叔叔找你玩呀？”更是心如刀割。
“现在可好了！有了这个细则，黑窑子被打击了，我闺女的业务有保障了！笑容呀，又重新回到了小外孙的脸上！”(未完待续。)
第七百一十九章 退藏
常见报刊上或会议上介绍某人时，或在名片上印头衔时称：享受******特殊津贴，甚至追悼会上也不忘加这一条。
这个“津贴“施行于20多年前，那时知识分子待遇一般，生活拮据，于是为一部分精英人才发津贴，有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之意，后延续下来。
不想这倒使一些人用来做了终身夸耀的资本。动不动就“我享受******津贴“（类似提法还有“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之类）。
事情虽小，却关乎价值导向和社会风气。
津贴是什么？就是生活补助。
正常情况下一个有自尊心的人很少要人补助，如果真拿了别人或政府给的补助也会心怀忐忑，低调处事，加倍工作。
现在反过来了，把“津贴“挂在嘴边，印之名片，显于报章，足见其浅。
此现象文科多于理科，而犹以书画界为最。
媒体也无知，跟着捧。
就像某一级首长，在单位吃小灶，出门坐小车，这本是一种生活、工作待遇。
如果每开会或印名片，都要称：享受小灶、小车者某，这成何体统，他还算个首长吗？
记得前些年，有大学教授写了一书稿，投之某出版社，数月无回音，便写信去催问。
内容只一句话：某日寄去某稿，不知下文如何。
下面的落款倒有20多个头衔，包括“享受津贴“，占了大半页纸。
那个编辑也有水平，先用大半页纸照抄了这20多个头衔，再呼某某先生，正文也只有一句话：“水平不够，恕不能用。“
想来这编辑回信的当时，内心一定荡起强烈的厌恶与轻蔑，他指的水平当不只是文稿的水平。
记得当年我在基层当记者，跑乡村学校。
那些最基层的乡间知识分子生活困难，窘迫拮据。
县里重才，就特批给一些老教师每逢重大节日可享受二斤猪肉的供应。
但我从未听到过哪个教师自我介绍：享受猪肉二斤。
居里夫人是唯一得过两次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但她从不拿这个奖说事，还把金质奖章送给小女儿，在地上踢着玩。
无论大的还是小的知识分子，无论做事还是学问，一个最基本的素质就是脚踏实地，不欺世盗名。
我们常说，知识分子是国家和社会的精英。
精英者，思想之精，品德之英，然后又学有所专，能沉下心来做事情，做学问，为社会之脊梁，公民之师范。
区区津贴，念念不忘，也要挪做虚名，非知识精英之所为。
国要强，先强国民；国民要强，先强精英；精英尚如此，泡沫何其多，国事实堪忧！
我担心，如果有人出国去也印一张“享受“字头的名片，一是外国人看不懂，二是真看懂了就更糟，要大丢人格。
我们常批评世风浮躁，怨青年人不成熟，文艺圈太浮浅，干部少学识等等。
殊不知精英之浮，才真正是社会的危机。
知识分子如何对待名利，实值深长思之。
或问：怎么评价华夏的教育现状，你心目中的理想教育什么样?
答曰：教育现状据我所知没什么变化，过去的那一套还在继续执行。现在大家认为北洋军阀时期的教育可能是华夏现代最好的一段教育，第二段就是西南联大时期，第三段是五十年代的教育，教授的素质、学生的素质都远远超过今天。再下一个阶段就是“文哥”以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相对来说也不错。
但1949年以后的两三个阶段，加起来都不可能像北洋时期那样，因为那时候的国家不能介入教育，那时候的北大、清华根本不听政府的。国名党接管以后，一度想渗入到大学教育，但一直不成功。咱们说的教授治校，在军阀混战时期和一部分国名党时期，甚至抗战时期都是贯穿下来的，彻底改变是从1950年开始的。
或问：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是什么样子?
答曰：五六十年代普遍的理想主义，现在看来有很多虚幻成分，但它是真的，因为那是一个新的政权，充满希望，很多矛盾尚未呈现。那时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尤其是大学里最好的教授，都是从民国过来的。这些人的素质和人格，大多是在民国时养成的，然后留在共和国教小学、中学、大学。他们比现在的老师爱教育，更无私，更单纯。
学生不用说了，像今天这种全社会的功利主义、机会主义，完全机械化的考试，那时候没有。所以我会说那个时候比现在要好一点。以蒋南翔为例，他是清华大学的校长，现在大家怀念他，因为在他治校期间，跟今天的清华大学比，要宽松得多。他其实是党派去的，但毕竟还是一个民国青年，他的学术人格，他的行政作风，跟今天的大学校长比，还是要好得多。
或问：民国人和今天人的精神气质，有什么显著不同?
答曰：华夏人现在的毛病民国时都有，而且一塌糊涂。我并不认为民国人就比今天人的道德水准高，但放到教育领域来看，民国的校长、教授和学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怀念?因为他们很单纯，政治还没毁了他们，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不受政府和党派影响。蔡元培是国名党的元老，但他可以拒绝北洋政府的很多措施，北洋政府拿他没有办法，还要重用他。
说得夸张一点，整个民国时期教育圈的人，无论师生、官员，都是自由的、认真的，他要做什么事，真的会去做。今天有哪个校长敢完全不理会政府怎么想，就径直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有哪个学生敢站起来对校长说“你是错的，你应该下台”？民国时经常发生驱逐校长、驱逐教授的事情，虽然有点过激，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但不管怎样，那时候的学生是有主见的、有行动力的，而且是有影响力的。五四就是一个例子，“一?二九”也是一个例子。
民国人跟1949年以后的华夏人相比，最大的差异，就是华夏传统文化的文脉没有断。虽然1905年废除了科考，但是两千年积淀下来的读书人的集体人格还在，学问的大脉络还在，一直到建国初年都还在。我小时候见到的初中生、大学生，他们的家教，他们对学问的态度，那种好学、担当、奉献，还没有完全断掉。真正断了是“文鸽”以后。80年代有那么一小段回光返照，但只持续了10年，90年代又下去了，都变成我要拿学位，或者我要入党，我要做生意，上学变成了一件**裸的功利的事。
清华大学的英文老师孙复初，有一次他说起他们那代人40年代受的英语教育，他说他们在高中基本上就已经能够自己阅读，能够用英文写作，用英文唱歌。所以进入大学后，就已经假定你英文过关了。
今天一个研究生毕业，都未必能张口，未必能读得下来整本的英语著作，可今天的英语考试却是史上最严苛的，这太荒谬了！还有人们一直批评的教育行政化，大学成了官府，你要当校长、院长、系主任，前提必须是官员。那你还谈什么教育?
或问：民国时代的语文，究竟美在哪里？民国的教育好善良，这话什么意思？
答曰：民国的课本好善良，尤其是小学课本，有猫、狗、春天、风筝，编课文的人有慈悲心、父母心。你看周海婴回忆录里提到的他在上海念小学时的成绩单，包括品德、智力、勇气、谦让、礼貌等项，没有一项是所谓的爱。这就是把你当一个小孩、当一个人看。
木心先生幼年在乌镇的小学上文学课，一所华夏乡下的小学里就已经放莫札特、舒伯特的歌了，还有勃朗宁的童话、安徒生的童话。他都不知道谁是莫札特，当时小嘛，七八岁。你再去看《早春二月》还有其他民国电影里的老师和孩子，都是非常善良、非常简单的。他们相信这个社会、相信人，心态是好的。
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真的相信这个社会。他一生出来父母就告诉他，你要当心，不可以这么简单地跟人交往。这种善良的教育已经完全灭绝了。今天的小孩刚上幼儿园就知道要和哪个阿姨搞好关系，哪个阿姨父母是塞了钱的。他的童年记忆、少年记忆，就是一长串的人际关系和一长串的利害关系，哪有善良的余地。然而，这份人际关系不交代清楚，你的孩子怎么混？出了家门怎么活？
所有事情我们都怕上当，而且要骗别人，要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已经变成我们的生理密码，我们一路就是这样被教育过来的。小孩嘛，你给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一个孩子从小是看诗经还是看道德经，人格和教养肯定是不一样的;正如一个孩子从小读《三字经》还是《语录》，长大后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或问：现在的孩子都是伪天真、伪善良吗？
答曰：从幼儿园开始，孩子长期受的就是伪教育，都是装出来的开心、装出来的惊喜、装出来的激动，而且一装就是一辈子。从演员你就看得出来，你比较民国的电影和80年代以后的电影，一个是语言的格式化，全是标准的普通话，一个是表情的模式化。联欢晚会，大部分中国电影。他可能也是很真诚地在表演，但人的五官的千千万万种组合的可能性、情绪的可能性，都被纳入几个固定模式。
民国很多演员，演技其实不如今天，但是他率真。你看阮玲玉、周璇、赵丹这些民国时的影星，她们受到西方话剧的影响，也在模仿，但他们模仿的时候有百分之百的真挚和热情，还没有形成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像《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到今天看还是经典，最难得的就是那份真。这份真一直保留到五十年代。
为什么《小城故事》后来重拍了一遍，味道就完全不对了？因为所有的剧组人员和导演，都不自觉地在一个模式当中，虽然拿出了百分之百的真挚，却再也演不出那份真了。1949年以后，所有人都是在单位里长大的，都是在一个开会、表态、喊口号的文化里长大的，然后忽然解放了，说你自由了，你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但他已经模式化了，他的人格、他的生理反应都模式化了。现在的主持人，仍然在传播一种伪真诚、伪感动，很少几个稍微跳出这个模式的人，立刻变成最受欢迎的了。
或问：鲁迅的几个名篇在中小学课本中被剔除了，为什么?
答曰：因为鲁迅是黑色的，他是阴暗和悲观的，这是政府从来不希望孩子有的。他们一直要传达一个讯息，这个国家非常好，你们现在最幸福。鲁迅在民国的时候，就不同意把他的文章编入教科书。他在一篇文章里说，我不要年轻人读我的书，我心里很阴暗，不想把这种情绪传染给青年，青年正在成长，世界刚刚展开，不要给他们制造我这样阴暗的心灵。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几个黑色的、阴暗的、刻毒的作家，比如尼采，木心先生书里谈到很多，包括耶稣。这些“有毒”的文学，只对某些有特别敏感、强韧的性格的孩子有帮助，但对绝大部分青年而言，未必一定要去读，读了也没用。
或问：现在有些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家上学；但有人担心这样长大的孩子，将来不容易融入主流社会，您怎么看?
答曰：这在今天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大家对社会不信任，对教育、医疗更不信任。医疗你没法自己医，教育还可以自己教。我不担心小孩在家上学将来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正好相反，人的适应能力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在各种环境当中，人都会成长。
现在的教育，是因为他假定人必须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才能变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不太相信，一个人非得经过学校教育，才能变成一个社会人。
或问：钱学森临死前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现在的华夏教育为何不能培养出一流人才?
答曰：答案其实很简单，华夏的教育就是希望不要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而且做得很成功。这五六十年来的教育只在做一件事，就是控制青年，让你被动，不要主动。
或问：很多人觉得华夏的教育体制没有大家抨击的那么差，比如说对从小所接受的一贯的教育，他们觉得这样过下来也挺好的。
答曰：所以我说这个教育控制得很成功嘛。上面那一代，他打你你还觉得痛，现在这一代你再怎么控制他，他也不知道痛了，因为他的生活全是这一套了，他不知道还有其他成长方式，他会很奇怪你们为什么说这个教育不好。
或问：有一个学生家长，把孩子带到国外去之后，说华夏的基础教育是全世界最扎实的，甚至有华裔把子女送回国内中小学接受基础教育。您怎么看这种做法?
答曰：这个情况一定是真实的。华夏这样的教育制度，一定会产生全世界所谓基础教育最扎实的一个群体。但什么叫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应该包括哪些？如果是指考试能力，华夏学生绝对世界第一。这是一种大规模的长期渗透的强制教育，几乎等于军事训练，它一定会见效的。
美国有很多留学生，所有华夏学生进入学校，立刻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好的学生，美国学生根本不是对手；但等他毕业后进入他所从事的那个领域，最优秀的立刻全变成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了。差距就在人格培养，缺少了个性、自由、想象力、勇气和好奇心。
被思想捆绑起来的人很多，但如果你是个有些想法的人，你会让绑着的四肢没有那么痛。人斗人的时候，斗完以后有些老先生会交流经验：“我跪了四个钟头，因为我发现有种跪法没那么累。”我不是讲笑话，每个青年在今天的形格势禁之中，都要自己想办法，找到哪怕一点点空间，让自己能够相对正常地成长那么一点点。绑是肯定要绑着的，只要大环境不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万紫千红总是春。(未完待续。)
第七百二十章 濯清涟
网络文学为何能够在近20年在传统文学式微之际红红火火，反而继承发扬了明清华夏长篇小说由相对纯粹的自由作家创作的优良传统？看完下面的文字你就明白了。
很多人下意识的在回避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其实古代也是有宫廷文学御用文人的，但真正优秀的作品，无论是《金瓶词话》还是《红楼梦》，或者《官场现形记》，乃至《蜀山》《封神演义》这些，其实都是放在现在就是完全自由的网络作家才可能写出来的。
先阅读文学作品，然后才可以展开对该作品的批评，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然而，不久前，有所谓“新潮”批评家又重申这一常识，他认为，“作为一个文学评论者，应该从大量文本阅读入手，在阅读作品的基础上去讨论问题。跳过作品谈理论，说到底是舍本逐末。”对此，有媒体以“‘文学批评’不能对文本视而不见”为题进行报道，在文学界引发一定关注。
这位“新潮”批评家对当下文学批评轻文本重理论的不满，实际上掩盖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与尊严何在？当代文学批评将何去何从？所谓的“新潮”批评家往往对当下文学批评的主要问题——批评范式转换、审美领导权更替等——视而不见，甚至三缄其口。实际上，这些才是阻碍当下文学批评升级与发展的最为主要的问题。
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有必要先支持一下这位“新潮”批评家，说说文本的重要性。
我们这里说的文本，其实是文本细读的意思，即在展开批评之前，应该先好好研读作品、熟悉作品、品味作品，但遗憾的是，这个对文学批评而言近乎底线的要求，在文学界做得却并不好。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一谈起当代文学来，往往只能谈到1990年代，似乎当代文学到1990年代就终止了。这表明他们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基本就没有关注过，但其中一些人对此不仅不加以反思，反而变本加厉，拿着无知当荣耀，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十分不屑。
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大学中文系教育的不足，尤其是现当代文学专业教育的不足。说实话，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无知无畏的学生，主要是因为在大学中文系中许多老师就认为当下的文学创作不值一提，因而即使讲述“当代文学”，也大多讲到1990年代就鸣金收兵了。
二是评论界一些“功成名就”的评论家，要么忙于赶场，要么碍于情面，要么变油滑了，不读作品，或者不认真读作品，就贸然参加作品研讨会，或者命笔写评论，导致评论质量不高，影响自然不好。
我就见到过一位评论家给一位作家写的评论，短短三千字的文章，竟然有两千多字谈书的装帧与版式，谈作家的出身与工作，其中奥妙，一望便知。在一些作家作品研讨会上，也时常听到一些要么不着边际，要么颠来倒去的发言，这样的发言往往也是由于疏于阅读文本。
三是一些学院派评论家，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对文本研读不深，或者虽然认真研读了文本，但却本末倒置，不是用自己的理论来深化对作品的阐释，而是用作品来论证自己理论的神奇，致使一些评论文章要么离题万里，要么生硬乏味，其效果与影响差强人意。对上述三种“评论家”而言，“不能对文本视而不见”的要求可谓合情合理。
不过，就像我们必须承认在文学评论界的确存在“对文本视而不见”的问题，并因此导致当下文学批评遭受普遍质疑，甚至声名狼藉——不止在一个场合，笔者看到一些评论家在展开批评之前先自我嘲讽忙得顾不上细看作品的不堪情境——一样，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相当程度上，这个问题被扩大化了，并掩盖了主要问题，或者说，掩盖了对主要问题（比如，“对文本视而不见”的问题是怎样产生的？）的追问，因为说到底，像上面提到的那三种要么“无知”要么“无畏”的评论者，在评论界毕竟只是少数。
说句实在话，在文学评论界，大家基本上都知道谁“对文本视而不见”，只是心照不宣罢了。有时候，作家之所以需要这些“对文本视而不见”的评论家给自己写评论，或邀请他们参加自己的作品研讨会，要么是因为他们早已功成名就，虽然现在不认真阅读作品了，但他们的名字就是个好招牌；要么是因为这些评论家手中掌握着诸如刊物之类的话语平台，而有这样的平台，读不读作品就是次要问题了。
行文至此，问题逐渐浮现出来：当前文学批评公信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价值评判——既缺乏审美价值评判，也缺乏历史价值评判。
在当下的文学界，作家之所以需要评论家写评论或者邀请评论家参加自己的作品研讨会，当然希望看到深刻的评论文字或听到精彩的评论。但说实话，这在当前只能是可遇不可求的希冀了，更多的时候，作家们是花钱赚吆喝。
他们更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为自己赚取名声，扩大自己在文学界的影响，从而为自己以后的创作鸣锣开道。
说句良心话，现在文学创作数量那么大，特别是近几年，每年光长篇小说就有4000多部，加上中短篇，那数量就更加巨大了，好作品还是不少的，尤其是一些中篇小说，放在世界范围内看也毫不逊色。
不止一位评论家有此认识。但遗憾的是，面对这样的文学事实，我们很少能看到发自肺腑的、带着浓郁的赞赏之情去肯定某部优秀作品的评论文章，也就是说，我们连表扬的激情都没有了，我们写下的，只是一些温吞水般的文字。
与此相对应，面对那些糟糕的作品，我们更是很少看到发自肺腑的批评文章。读一读汗牛充栋的评论文章，就会发现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了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们面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好作品、大作品，尤其是那些名作家的作品，更是被捧到了天上。
可只要认真读一读这些作品，你就会大失所望，因为你发现，作品跟评论家的评论大相径庭。正是这种价值评判的缺失或者颠倒，使我们的文学批评丧失了公信力。与此相关的是青年评论家的尴尬：作为文学界，尤其是评论界的新生力量，青年评论家往往是认真阅读作品、撰写评论的人，而且其评论有一定的生气和活力，但由于评论界重资历不重水平的“潜规则”，导致这些青年评论家在相关活动中只是叨陪末座，有时甚至只是点缀。
长此以往，一些青年评论家也渐渐“开了窍”，开始舍本逐末，不再重视研读作品、提升批评能力，而是想方设法经营人脉，积攒资源，靠资源或人脉“混”评论界，走终南捷径。如此一来，难免恶性循环，每况愈下。这才是“对文本视而不见”的根本原因。
那么，问题又来了：文学批评为什么会价值评判缺席？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隐含在上面的叙述中，简言之，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学批评已经过度职业化了。现在文章署名“文学评论家”的人很多，可以说一抓一大把，但“真正”的“文学评论家”是谁，作家们心里很清楚：一是作协中分管创作研究的各级领导、专家；二是有关文学报刊的主编、副主编、编辑；三是高校、研究机构，尤其是知名高校、研究机构中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
这么一梳理，问题就清楚了：文学评论大致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事儿，只要进入这个圈子，就有“活儿”干。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评论家”的竞争心自然就淡了，作品好坏慢慢也“相对论”起来。
这样，价值评判不缺席才怪呢。现在，大家对评论界的一大意见就是“宏观批评，微观肯定”——从整体上谈文学，全是问题，乱象丛生；一谈具体作家作品，全是大作家、好作品——就是这一问题的表征：文学批评都成了“面子工程”。在这种大环境下，出现个把“对文本视而不见”的人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这就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了，即批评范式转换的问题。
为什么要转换批评范式？原因很简单：上述评论界的种种怪现状，是1980年代以来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的批评范式“西化”和“新潮”化的结果，因而，要想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就要转换这一批评范式。
关于这个问题，有“新潮”评论家认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叫批评家的，“那时候批评家大部分是官员，要么是杂志主编，要么是报纸主编”，“他们做批评不是看小说写得好不好，而是看是否符合文艺政策”，“那个时候，批评家有生死予夺的大权。
一部作品被一批评，这个作品可能就坏了。批评家说这个作家有很大的影响，那就飞黄腾达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这段略显戏谑的叙述，展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文艺批评的基本状况：由于文艺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核心事业，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重视的结果就是深度介入、强化领导，强化领导的手段就是加强文艺批评。
因而，那时的评论家，大多是党和国家文艺领导部门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有的甚至是高级领导人员，比如周扬，在建国后曾任分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但他同时又是举足轻重的文艺评论家。茅盾、林默涵等人，也大多如此，既是党的文艺领导干部，又是不可或缺的优秀评论家。
这种批评范式在新中国初期的文艺建设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有效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文艺，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但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文艺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问题，比如文艺批评有时演变为政治批判乃至阶级斗争的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带来了一定的伤害。
因而，新时期以后，伴随着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党和国家也适度地从具体的文艺批评领域退了出来，逐步将具体的文艺批评让渡给大学教授、相关部门的管理、研究人员，使其逐渐专门化、职业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所谓“新潮”评论家，一方面通过“重写文学史”等方法，重估“革命文艺”，逐渐将其边缘化乃至污名化；一方面通过褒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及其代表作家，树立了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合法地位，实现了审美领导权的更替，而他们也在这一过程中确立了自己在评论界的声望与权威。
应该说，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新潮”评论家还是很有精英意识和专业精神的，这使他们的评论不仅“新潮”，而且也有一定的“水准”。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市场化进程深入，随着消费主义流行，这种精英意识和专业精神也逐渐云散，这种专门化、职业化的批评范式也逐渐失效，文学批评门槛越来越低，标准越来越随意，逐渐市场化、世俗化乃至市侩化，大致到199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就已风光不再。
由于一些“新潮”评论家是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审美领导权取代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的，因而，他们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不仅不能保持客观，而且还相当偏执。
比如，在“重写文学史”时，他们对革命文艺几乎全盘否定，而对与他们“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则不遗余力地予以褒扬、肯定。比如，在谈到“红色经典”时，有“新潮”评论家一口咬定“这个概念不科学”，因为，“只有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才能够称为‘经典’。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家，如果要找经典作品，只能是从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而所谓当代文学史发展到现在也才五十多年。
‘红色经典’，这个概念本身对‘经典’这个词是一种嘲讽和解构”。在这里，时间长度是经典与否的唯一标准，然而当谈到他们的“同时代”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或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时，这个时间标准就失效了，他们就不假思索地将贾平凹的《秦腔》与沈从文的《长河》比肩，将余华的《兄弟》与拉伯雷的《巨人传》并排，直言“《兄弟》是当代的一部奇书，对余华来说，似乎也是意想不到的从天而降的创作奇迹”。
这样高的评价，简直比经典还要经典，可他们可能忘了，这两部作品距离他写评论文章不过几年时间，真不知道他们是以怎样的标准将其奉为“经典”的。这种只看重“同时代人”的偏执，也是当下批评标准混乱的一个表象。他们对70后作家的评论，也或隐或显地存在这样的问题。
可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又到了文学范式和批评范式调整的关键时期。因而，对当下的评论家，尤其是那些有志于批评的青年评论家而言，第一要务并非文本细读，而是批评范式的调整，是审美领导权的更替。
如果我们无法在对包括“革命文艺”在内的所有优秀文学遗产进行有效继承的基础上实现批评范式升级和审美领导权更替的话，即使细读一切文本，在文学的疆场上，我们仍将一事无成，仍将是彻底的失败者。反之，我们可能会遭遇困难甚至失败，但我们也可能创造一个新世界。
以上大概就是目前传统文学所谓的反思了。真心说起来，传统文学大抵是从1949年开始的样板戏和《艳阳天》到后来的伤痕文学，改革小说，寻根小说其实就是从紧跟政治慢慢转变成远离政治。而这两条路都是不可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其实就是传统文学式微的根本原因。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网络文学大抵是做到了这两句话。纯粹的文人，不受干扰的写作，才会有传世之作。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2005年，******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的发问。其实答案就是大学不纯粹，现在的教育制度就没想过去培养大师和人才。
大学就是小社会，名利场。各种协会都是完全失去了本来意义。在这个时候，网络文学或许是幸运的，就像莲花那样，能够从淤泥一样的氛围里面钻出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未完待续。)
第七百二十一章 大隅良典
10月3日，2016年诺贝尔奖开奖第一天，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进入21世纪，日本科学家获奖人数快速增长。包括物理奖8位、化学奖6位、生理学或医学奖3位，共计17位，平均下来差不多一年一位。
日本获得这么多诺贝尔奖项，日本的科研环境、评价机制以及经费保障等因素都功不可没。但对于日本的教育现状，以及整个东亚教育体系，中村修二（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表示担忧。
中村修二认为，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东亚国家现代的普鲁士教育体制阻碍了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害无益。
大隅良典，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因研发蓝光led而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于2015年1月在东京的驻日外国记者协会举行记者会，批评了日本的专利制度和整个东亚教育体系。他抨击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称大学入学考试制度非常糟糕，中国和韩国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标都是考入著名大学。他认为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
中村修二是个**型的日本科学家：
出身普通渔民家庭，考试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学德岛大学；
他动手能力非常强：上午调仪器，下午做实验；
自学能力非常强：中村对物理学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自学而来的。他读的德岛大学甚至没有物理系。
中村修二，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这样的人在日本饱受压制，他对于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评，也是言出有因。
一、东亚教育：效率低下，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东亚的教育体制是比较特异的，经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赞赏和局内人的诟病。日本的教育体制已经相对算这三国里比较宽松的了，有些国家就别提了，老师、学生、家长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至于韩国也是以极端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闻名的。首尔大学（seoulnational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university）和延世大学（yonseiuniversity）总称为”sky”，韩国最大规模企业的总裁们，70%是这三所大学的毕业生，而80%的司法机构公务员来自这三所大学。
韩国孩子几乎都要上补习班，2009年韩国补习班获利总额约73亿美元，这比三星电子的盈利还多，教育支出庞大是韩国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2012年，经合组织进行了”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在数学和阅读项目上，韩国学生在所有成员国中排名第一。但是，这项成就是以相当低的效率取得的，有评价说：“这些孩子是靠双倍的努力加双倍的花费……才得到这样的成绩。”
为何东亚会有这样的教育体系呢？我觉得，是因为东亚国家在现代教育体系本来就有的普鲁士的基因，再加上了东亚儒家和科举传统。而对于有的国家来说，可以说又加上了苏联式教育的实用速成导向和思想灌输功能。
二、东亚教育具有循规蹈矩的“普鲁士基因”
在十九世纪之前，教育其实是个类似手工业的学徒制，不管是东方的私塾还是西方的家庭教师。但是随着科目的增加和对受基本教育的劳动人口的需求，出现了所谓的k-12（也就是我们亚洲的普通中小学）教育制度。
现代各国的标准教育模式，是我们已经以为天经地义的几个基本要素：
早上七八点钟走进教学楼；
在长达40-60分钟的课程中全程坐着听课，在课堂上，教师负责讲，学生负责听；
穿插在课程之间的有午餐以及体育课的时间；
放学后，学生回家做作业。
在标准化课程表的禁锢下，原本浩瀚而美不胜收的人类思想领域被人为地切割成了一块块，一块块便于管理的部分，并被称为”学科”。同样，原本行云流水、融会、融会贯通的概念被分成了成了一个个单独的”课程单元”。
这个模式，是在18世纪是由普鲁士人最先实施的。是他们最先发明了我们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大量炮制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价值观让他们服从包括父母、老师和教堂在内的权威，当然，最终要服从国王。
当然，普鲁士教育体系在当时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这样的教育体系让上万人成了中产阶级，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动力。基于当时的技术水平，要在普鲁士王国实现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标，最经济的方法或许就是采用普鲁士教育体制。
然而，该体制阻碍了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害无益。不过，在19世纪，高水平的创造力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不如思想上服从指挥、行动上掌握基本技能那么重要。
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基本照搬了普鲁士的教育体系，就像在普鲁士一样，这一举措能够大力推动中产阶级的构建，使他们有能力在蓬勃发展的工业领域谋得一份工作。除了美国，这个体系在十九世纪也被其他欧洲国家仿效，并推广到欧美以外其他国家。
但是，如今的经济现状已经不再需要顺从且遵守纪律的劳动阶层，相反，它对劳动者的阅读能力、数学素养和人文底蕴的要求越来越高。
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需他们有能力提出新颖的想法并付诸实施，不幸的是，普鲁士教育体的目标与这一社会需求恰恰相反。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异常美妙的多样性与细微差别，而正是这些多样性性与细差别让人们在智力、想象力和天赋方面各不相同。
三、普鲁士基因以外，东亚教育还深受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影响
东亚三国在19世纪末为了追赶西方列强而开始引进这种现代教育制度时，又不可避免地由于自己的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而对这个制度作出了潜意识的扭曲和偏重。
1、对大学入学考试和科举制度的混淆
东亚国家对大学入学考试，总是会和他们长期的科举传统混在一起。古代社会对创造力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所以科举是个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冲突完成了社会管理者的选拔，且完成了一个以智力取代门阀的准绳的建立。
如果要和科举模拟的话，现在的对应物应当是公务员考试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职考试。因为这些考试和科举一样，是需要选拔出已经训练有素的成年人，马上就可以从事某些工作。
而大学入学考试，目标则是要选出可塑性强而又有志向者进行下一步的教育，这样的人要好像从熔炉里取出的液态玻璃，可以旋转拉长，可塑性极强。而科举考试得到的人员，则要像上了釉彩的出窑瓷器，马上就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你做什么改动，不是破裂就是刮伤。
此外，考试是个用处非常有局限的工具。古代的科举对人才的遗漏尽人皆知，而现代不管哪种考试，能考得出考生的兴趣、志向、想象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有哪些呢？即使是已经看起来最客观最可衡量的数学考试，也会遗失很多东西。
可汗学院创始人萨尔曼可汗举了代数为例子。在学习代数时，学生们多半只专注于在考试中获得高分，考试的内容仅仅是各单元学习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生们只记住了一大堆x和y，只要将x和y代入死记硬背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它们的值。考试中的x和y体现不出代数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代数的重要性及魅力之处在于，所有这些x和y代表的是无穷的现象和观点。
在计算上市公司的生产成本时使用的等式，也可以用来计算物体在太空的动量；同样的等式不仅可以用来计算拋物线的最佳路径，还可以为新产品确定最合适的价格。
计算遗传病患病率的方法同样可以在橄榄球赛中用来判断是否应该在第四节发起进攻。在考试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将代数视为探索世界时简单方便且用途多样的工具，反而其视为亟待跨越的障碍。
所以，虽然考试是很重要的，但是社会必须能认识到考试的极大局限性，并削弱它在选材中的位置。
美国的教育制度以双保险的方式抑制学生在在考试上过分浪费精力：其一，sat的考分只是录取考虑的诸因素中的一项，过于重视sat是不明智的；其二，sat每年有6次报考机会。
台湾、中国的教育制度则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学生浪费青春：其一，联考分数是录取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其二，联考一年一度。
2、东亚国家对复习的过度重视
2009年释出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显示：78.3%的中国普通高中学生平时（不包括周末和节假日）每天在校学习时间在8小时以上，韩国为57.2%，而日本和美国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中国学生每日学习的时间最长。各国学生所学内容的多少相差不会太大，那么如果学习时间过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复习时间所占比重过大。这是扼杀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最大手段。
说起复习的重要性，人们经常会引用”学而时习之”，这个”习”就是复习。但是，孔子时代与今天社会有个巨大差异，是学习的内容。孔子时代的主要学习内容是”礼”，扮演者唯反复演练才可达到效果。
但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演化到近现代，学习的主要内容由”礼”转变为认知。认知是拓展和变化的，其本质是创造或学习新的东西。如果教育过度强化复习，是产生不出创新人才的。
而且，正如保罗葛兰素所说的”即使在最好的高中里学到的知识，和大学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以文科为例，那几本高中需要反复诵读的历史课本上的知识，和随便几本大学历史系必读书比起来如何?至于数学呢，即使是中学数学都掌握很好了，还没有学到十七世纪就出现的微积分。
何况，随着知识的爆炸，1900年所有的数学知识可以塞进1000本书里，到2000年已经需要10万卷书了（德夫林《数学犹聊天》）。可见，花了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几年时间反复学习这么有限的知识，是多么低效的学习法啊。
这几年有个流行的一万小时理论，对反复练习好像是个理论上的支持。但是，这种论述的多在【认知复杂性】较低的活动，如象棋、钢琴、篮球、出租车驾驶、拼写。但是，对于【认知复杂性】较高的活动，如创作、管理等作用就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其实，这一点反而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钢琴小提琴这类技艺的训练在西方业已式微，而在东亚国家却大为兴盛。
这类十九世纪就已经蔚为大成的技艺，特点是难度训练阶梯比较固定，知识总量也已经限定，只需要多加练习即可，而且学习的进度，又可以通过曲目难度或考级来衡量。这正好切合了东亚偏爱的学习法。
所以东亚国家这些琴童家长，多半既没有音乐爱好也不了解古典音乐背景知识，却让孩子花了大量时间练习，其内在出发点，就好像著名笑话中那位因为路灯比较亮，就只在路灯下找钥匙的愚人一样。
3、平均主义和匮乏心态的影响
很多对联考的辩解，都是说，虽然联考不尽如人意，但是是最公平的。这是儒家传统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公平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为了公平，就反而一刀切压制了不同类型的人才发展途径，那就很可悲了。东亚国家的人口基数那么大，这种人才浪费的机会成本也是高得很难估量。
举个其他国家的例子。欧洲学术界有个比较，像英国和德国都算是古典学术的学霸类国家，但是英国这方面的人才要出色不少。究其原因，反而是因为英国的教育制度不够公平。英国有一些中学进去后由于传统原因，上好大学的可能性非常高，这样里面的学生很早就可以不慌不忙地淫浸在庞大的古典学术中。
反过来，德国比较公平，所有学生上大学都要通过考核，这样，学生反而要花更多精力在通用的备考科目上面。结果英国这种表面的不公平反而有可能造就优质人才。
这就像彼得?提尔的《从0到1》中的举的商业上的例子，表面上完全竞争好像比较公平，实际上参加这样竞争的企业利润会变得像刀刃一样薄，朝不保夕，只能顾着眼前利益，不可能对未来做长远规划。
而类似谷歌这样的垄断企业，因为不用记挂着和其他企业竞争，反而可以由更大的自主权关心自己的产品和做各种长远得简直不靠谱的计划。所以学生如果长期处在考试的竞争压力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长远的自我成长计划，而只能把心思集中在将会决定一生道路的一次次考试上。
另一方面，东亚国家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的学习卡位战和争夺战，其实质是对有限的高质量教育资源的争夺，这个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为何这个地区的争夺会达到这样的火热程度呢？那也许要归咎于长期物质匮乏导致的稀缺心态。
去年大热门的《匮乏经济学：为什么老是在赶deadline？为什么老是觉得时间和金钱不够用?》指出，当人陷入稀缺的状态（物质或是时间）时，稀缺会俘获大脑时，人注意力的俘获，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所见的速度，而且也会影响我们对周遭世界的认识。而当我们为了解决眼下的难题而极度专注时，就无法有效地规划未来。
我觉得稀缺是东亚民族特有的状况。因为这些国家几千年来都是水稻密集型种植经济，一方面是可以在同等耕地情况下养活更多人，一方面当然是需要付出更多劳动和忍受更大拥挤。到了十七世纪后，就都陷入了内卷化的陷阱。
就以日本为例，15至19世纪，日本人口波动在1000万到2000万之间，约为英国同期人口的四倍。庞大的人口赖以生存的适耕土地，面积仅相当于英格兰的一个县，生产力却又不及英格兰的一个郡县。所以在德川时期，为了维持生存，日本人不但把勤劳节约发挥到了极点，甚至有两个匪夷所思的现象。
一个是日本政府出面来鼓励溺婴，以至于300年间人口零增长。另外，因为宝贵的土地不能用来给家畜提供饲料，日本人系统性地取消了车轮和家畜的使用这两项基础性农业技术，其结果呢，来一个形象的比喻，他们把鼻子保持在水以上，只要发生意外灾难或意外支出，就可能惨遭溺毙。这种东亚民族特有的匮乏和焦虑心态，不管是东南亚的土著民，欧美人，甚至非洲人，都无法理解。
所以对于教育资源，如果是狭义地理解为配备良好的教室、高阶教师之类的，那确实是有限的，对于长期处于稀缺的心理状态的东亚人来说，是一定要参与争夺的。
但是，实际上，孩子要成才，更重要的教育资源，其实是各自家庭的文化背景、价值观的言传身教、志向和视野的潜移默化，那根本和那种”你上了这个学校我就上不了”那样的零和博弈无关了。
而且，如果家长在稀缺心态的驱动下，让孩子从小沉浸在补习班和题海里，希望能先去抢到眼前看起来很稀缺的学校资源，也许从长远来看，就反而浪费了孩子最大的资源-有无限可能性的少年时光和天生的好奇心，那就是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4、工业化追赶带来的心态
影响近代工业化的起源在西欧，所以他们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教育体系，都有个比较和缓的自然进化发展期。而东亚国家是被裹挟进现代社会的，为了赶上其他国家，在工业体系上无一例外的采取了国家层面上有计划的指导下的发展。日本的工业化要归功于通产省的官僚们，韩国则是政府支持几个财阀来配合整个发展计划，而中国现在还有那么个五年计划在指导。
这种国家级计划是建立在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其内含的想法，是认为世界上没有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因而可以通过科学的考察而预测出事物将来准确的发展方向。
这种想法运用在教育体制上，就是假定某个机构可以准确地预测某个年纪的孩子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某种考试可以选拔出什么样的人才等等，这种自信令人细思恐极。
而具体到学校和学习的具体操作上，为了适应工业化的人才需求而专门设立的东亚教育制度，比起自然发展的西方体系来说，更有工业化追赶期那种对效率的疯狂追求。这样，这些后进工业国的教育体系，反而比前驱工业国更像工厂的流水线一些。
在二十世纪初，泰勒制（taylorism）在美国产业界盛行一时。泰勒认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效率。为此，他采取了制定工作定额、选择最好的工人、实施标准化管理、实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强调雇主与工人合作的”精神革命”等。
这就将工人的潜能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形容，在实行泰勒制的工厂里，找不出一个多余的工人，每个工人都像机器一样一刻不停地工作。泰勒理论的前提是把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看作是”经济人”，利益驱动是该学派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宝。现代最著名的泰勒制工厂莫过于富士康了。从报道中大家也可以猜想到这种高压环境对工人心理的影响。
而如果把东亚教育制度和泰勒制工厂来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几乎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制定很高的学习量和需要考核的大量知识点、选择成绩好的学生组成重点学校、全国统一的考核标准、大量考试形成的刺激性奖惩、还有学校内部的各种打鸡血活动。学校目标也是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分钟都要致力于得到最好的成绩。
所以批评这种教育体系的人经常说，孩子好像是流水在线的工业制品，或者说，学生是老师的童工，他们的成绩就成为老师的绩效，所以师生的利益关系经常不是一致的，是相反的。这并不是简单的激愤之词，而是有一定的内在逻辑。
当然，因为东亚国家的勤劳传统，孩子们这么辛苦，如果确有效果，也不是不能接受。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有效性上。
这种教育上的泰勒制，本质上是把学生当成体力工作者来对待。对于体力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工作状态是可见的，所以工厂管理比较容易，对他们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对”，而不是”做对的事情”。
而现代学生呢，我觉得更像德鲁克所定义的”知识工作者”（知识工作者不生产有形的东西，而是生产知识、创意和信息，谁也看不出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而且从培养目的上也是要大多成为知识工作者。学生时代的真正成果，不是他们交上去的作业和考卷，而是他们所真正学习到和思考的内容。这些在技术上是无法进行严密的督导的。
所以要成为好学生，不是像体力劳动者一样忠实地完成老师的作业，而是要像知识工作者一样，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该做的事情”。好学生一定得做到：要自我决定学习的侧重，衡量自己知识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学习时间。这就需要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和自由度。
所以，悲剧的是，由于东亚教育体制的工业时代基因，他们是用训练体力劳动者的做法，来培养他们心目中未来的学者和企业家，这不免就南辕北辙了。
四、东亚教育急需改革，却越发走向僵硬
东亚教育体制长期以来是利多于弊的。在工业化时期，可以为新建立的工业短期造就大量可堪一用的工人和初级工程师。所以东亚各国在二十世纪的飞速发展，这种教育体制有很大贡献。但是随着技术和经济的演变，这种体制就变得越发不合时宜。
这一点可以模拟成苏联时期的重工业。在这种体制下，采煤业是为了冶钢，冶钢是为了机械业，而机械业又是致力于生产采掘和冶炼机器，这样形成了内部的自我循环，而无视市场和竞争的实际需要。这种重工业在苏联的工业化时期，确实制造了大量本来缺少的工业制品，很有用处。但是到了某个发展阶段，其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到如今，苏联这个曾经的第二工业强国，他的汽车工业、机械工业还有什么价值呢?同样，东亚教育体制曾经批量培养出的大量标准化人才，不是也将会在新时代里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么?
更有甚者，为了脱离这种体制，很多东亚家庭送了孩子去欧美留学，可是除非他们留在国外，如果回国就业，海归们还是要以他们毕业的各种学校为求职砝码，这就又陷入了比较学校名气的漩涡。就好像中世纪时印度很多低阶种姓为了摆脱种姓制度的压迫，皈依了外来的******教，但是在无所不在的种姓思想下，******也被视为一种种姓，同样还是陷入这个等级体系之中。所以托福、sat这些美国考试制度，在东亚也无形中被融合到富有东方风情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的体系里。
这种体制由于造就了多个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很难撼动，甚至会像上面说的苏联重工业综合体或印度种姓制度一样，”病得至死方休”。苏联时期的重工业不停地制造对社会无益的武器，形成一个利益相关势力，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直到整个国家体制崩溃。而印度种姓制度，从佛陀时代就饱受批评，却一直祸害了印度几千年，直到今天还是印度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就是因为背后有大量的高种姓的既得利益者。
东亚的教育体制呢，一方面，养活了庞大的低效率又思想陈旧的各类公私教育机构（这一点类似苏联工业集团），另一方面，通过对学历的看重，占据社会中高阶层的，多半都是最适应这个体制者，而这个阶层又通过在应试教育上的更多支出，保证自己的下一代在这个考试体系中也能脱颖而出，从而把自己在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又传给了下一代（这一点又有点像种姓制度）。
这个急需改革的体制，就这样在各个社会集团的共谋下愈发僵硬了。(未完待续。)
第七百二十二章 一千零八将
（新书遇到一些问题，在修改中。）
梁山108将聚义后，众好汉座次排定，待遇按月发放，日子过得倒也安稳舒心。
一日宋江的妈妈找到宋江说，你哥哥宋清在家闲的慌，你是山寨的一把手，好赖给你哥哥找个事做。宋江面露难色，旁边的吴用说哥哥这有什么难的。军械库刚好少个保管员，宋江说这个……。吴用不待宋江把话说完，接着说就这么定了，明天宋清哥哥来上班就是了，薪水为步军头领待遇。
那宋清到任后，只是看管枪械，清闲自在待遇又高，天长日久，众头领不免生出不平之意，特别是李逵嘴无遮挡，醉酒之后常常发牢骚，质疑宋清的步兵头领待遇！
话说潘金莲看到武大整天在外忙碌，一天到晚早出晚归，也挣不了几个钱，心想既然宋清能谋个好差事，何不找找在梁山主管后勤的武松，也给武大找个活干。武松得知后心想，既然宋清能干得军械库保管员，武大哥哥不能做火房的炊事员吗？于是便向宋江请示，宋江说这事随后再议吧，再说山寨也不缺人手。武松沉下脸来，说山寨火房里缺少一名炊事员，武大又烧的一手好炊饼，再说宋清哥哥也……。宋江的脸由红变黑，无奈地只有答应了。于是武大到了山寨作一名炊事员，专职为大伙作炊饼，薪水也按步兵头领待遇发放。
时间不长，此事迅速传遍整个梁山泊。众头领纷纷找到宋江，有为内弟找活干的，有为妻姐找工作的。鲁智深本没有亲属，但原来在相国寺看菜园时认得的几个地疲无赖不知从那里得到消息，常来烦扰智深，无奈只有找到宋江，也为他们几个谋了闲差。吴用更是提出了让他70岁的老丈人到山寨看门，待遇嘛按副步兵头领标准。宋江本来不想答应，可想想宋清的事，便咬咬牙点了点头。于是3年之内，众头领均安排亲属在山寨上班。
3年后的梁山财政收入没有增加，工职人员却迅速增加到800余人，吃财政饭远远不至108将了，财政危机日渐严重，且新增人员大都素质低下，遇有宋军来剿，不但不能参战，反而成了累赘。宋江深为忧虑，召开会议讨论此事，众头领都认为这样下去必将危害到梁山的前程，以精减人员为目的的改革势在必行，决定成立以宋江为组长，吴用等为副组长的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用二个月的时间進行改革，目标最少精减人员百分之二十以上。
可究竟怎么个减法呢，众头领争议不休，让谁的亲属下岗都不合适，最后宋江拍板定案考试，只有考试最公平，众头领都表示同意。吴用心想自己的老丈人老眼昏花，考试如何是年轻人的对手，就提出要以年龄加分，一岁加一分。武松心想哥哥武大从小不识字，如何过得了关，但武大在烧饼大赛中夺得过金奖，于是提出每个荣誉证书加5分。接着其它头领也都提出了有利自己亲属的考试加分条件，众头领碍于面子，谁也不好反驳别人，都表示同意。
会议结束后，主管人事工作的杨志到家屁股还没坐稳，史進就打来电话，说小姨子年龄小文化浅，没有其它得分优势，请千万帮忙给改一下人事档案，多加几岁，并说呆会他小姨子将登门拜访。还没等杨志说什么，史進就挂了电话。不一会就听甜美的女声叫门，杨志说什么也不开，那人从门缝塞進一张卡来，杨志一看是梁山超市购物券。杨志暗想这不是受贿吗？拿人家的手短啊，这可怎么办？正在苦恼间，又有人叫门，杨志一听是好友林冲的声音，忙开门相迎。杨志和林冲交情非浅，便把刚才史進小姨子的事和盘托出，请林冲帮忙出个主意。
林冲听后哈哈大笑，说杨志贤弟真是不开窍，都什么年月了，还学包青天呢，这是人家送上门的礼品，收下吧，你没张嘴要，这在梁山都已经是好官了！
杨志一阵沉默。林冲说贤弟不是外人，哥哥我就直说了，我也是想让你给内弟改改档案，增加几年工龄。杨志心想档案可不是乱改的，可林冲与我多年的老朋友，也轻易不开口这如何是好啊？林冲看出了杨志的心思，说贤弟啊，趁我在山寨任办公室主任，也给小红弄几个荣誉证书，让她也加点分。别傻了听哥哥这句话吧，你以为别的头领都像你啊，告诉你吧！现在没有找我要荣誉证书的只剩你一个了。
小红是杨志在青楼认识的小情人，人长得年轻漂亮，没多少文化，前几年杨志通过关系把她调到山寨招待所任部门经理，这次机构改革杨志正为她的事发愁呢。林冲的话正点在了杨志的命门上。看到杨志的表情，林冲知道这事办的**不离十了，于是撂下一个红信封，说哥哥的事被有劳贤弟了，起身告辞了。
林冲走后，杨志四处打听，得知林冲所言不虚，梁山现在乱成一团，到处都是找理由加分的，连山角下的小文印店生意也出奇的好，一天之内就能卖出荣誉证书上百本之多。杨志长叹一声罢罢罢，举世皆浊岂能独清，举世皆醉岂能独醒，于是凡有求必应制造假档案不提。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梁山机构改革考试终于开始了，众考生入场后，各显其能，有抄小纸条的，有大胆照书抄的，更有甚者满场飞到处抄的。监考的霹雳火秦明想加以制止，鲁智深手下的那几个地痞无赖，瞪大双眼说，哥哥非把兄弟的饭碗砸了吗，兄弟没饭吃到哥哥家吃啊！秦明心想，这些人是智深哥哥介绍来的，真把他们惹毛了，智深面子上不好看，干脆不得罪这人算了，压压霹雳火睁只眼闭只眼吧。
一个月后，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公布了考试成绩，排在后200名的解除公职，自谋职业。宋江、吴用、杨志等梁山实权派人物的亲属全部留用，而智深认识的那些无赖、武大、及李逵的好友李鬼被告知要卷铺盖走人。消息一出，梁山顿时炸了锅，李逵抓起大板斧，嚷嚷着要砍了聚义厅前的大旗。智深则收拾行装要重上二龙山，彻底离开梁山这伤心地。武松更是过激，当面质疑宋江这次考试的公正性，非要武大和宋清再考试一次不可，否则，扬言谁都别想安生。其它的好汉也不依不饶，在聚义厅吵个不停，梁山好汉大有一拍即散之势。
后果之严重让宋江也没有料到，忙找到吴用商量对策，无论如何不能让梁山散伙。吴用真不愧为智多星，他爬在宋江耳边如此这般这般。
第二天，在梁山政务公开档内一张红红的公告赫然醒目，上书：接探马来报，宋军近期来犯，机构改革暂停，所有人等各复其职，一切照旧。梁山上下应紧密团结在以宋江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周围，建设新梁山，开创新业绩。
第二十天后，在梁山政务公开档内又一张红红的公告使众人欢呼雀跃，上书：发展是当今梁山第一要务，发展需要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人才，现根据需要向梁山内外招募英雄，力争三年内梁山英雄好汉达一千零八将……
之后，宋江等梁山实权派人物家里，白天人声沸腾，夜晚狗叫不停。梁山泊酒店生意异常火爆，众头领经常红光满面，梁山一片祥和的气氛。
二年后，梁山召开了“一千零八将聚义大会”，会上宋江作了题为《人多力量大齐心共建新梁山》的讲话，吴用宣读关于表彰在招募英雄行动中先進个人的决定。最后，会议在梁山山歌“梁也还是那道梁，山也还是那座山”中庄重闭幕。
n年后，梁山山秃难见飞鸟，水泊泊干不见游鱼，梁山改革至此全面结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