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年人就像她常遇到的那种美国人，像她公司的同事、社区里的邻居、超市里不厌其烦帮她找一个小商品的店员。格雷先生。她在心里这么叫他。他的车是灰色的，外套是灰的，头发是灰的，刚才和他对视的一秒钟，她看见他的眼珠也是灰的，真可称得上mr. grey（格雷先生，灰色先生）。
安平有点怕与美国人对视。中国人的眼睛，不管大小，不管三角眼、眯乎眼、杏仁眼还是丹凤眼，总是能从眼睛里看出喜怒哀乐了，知道那眼睛后面有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但美国人的眼睛不同，当直视那各种颜色的眼珠时，好像它是一双圆圆的玻璃球、冷冷的无机体，让人看不出里面有些什么，必须要结合眼睑、眉毛及脸上的表情才能猜到内心的反应。
格雷先生的灰眼睛也让她有这样的感觉，安平迅速切断脑海里对他眼睛感受到的不舒服，像以前很多次与人对视之后一样，等待对方优雅得体的语言、举止来冲淡这份不适。
两个人在车上并没有多的话。在发动汽车时，格雷先生说了一句：“好大的雪啊，是吧？”安平答：“今年还是第一次下雪呢。”此后就只听见雨刷的沙沙声，车轮从路上碾过带起的水声。坐格雷先生的车，不像坐警察车那么泰然，警察的公职是服务百姓，格雷先生可没有这个义务。
看见了路边的酒吧，离家还有十五分钟。回家要先洗个热水澡，再吃一碗速冻鸡肉馄饨，连碗都不要洗就跳上床，裹着被子好好睡上一大觉。唉，这漫长的一天，倒霉的一天。
看见了常去的超市，离家还有十分钟。要是自己开车说不定会拐进去买点东西，冰箱里牛奶面包鸡蛋两三天前就用完了，今天早上她只吃了几块饼干。唉，明天再说吧，说不定一觉睡到明天中午，连早饭都省了。
“嗨，对不起，你这是要去哪儿？”安平突然叫了起来。
“我要去我的工作地点办一点事，在附近不远，很快就到。”车子离开大道，拐上一条岔路。格雷先生目视前方，嘴角向上一挑，做了一个典型的微笑表情。安平除了吃惊，还有点不快。她搭他的车，他要拐到哪里停一下，本来无可厚非，如果他事先声明，她可以接受，但是他等安平叫出来之后才说，让她觉得十分突兀，像在吃炸鱼排时嚼到一根鱼刺。
不安，像车门缝边灌进来的一丝冷风，让她觉出了车外的巨大寒意。
车开了十分钟，还没有到他的工作地。安平更觉得忐忑，脚已经凉到了膝盖。这一带是茫茫田野，没有建筑和民居，在风雪中天地一片荒凉，夜色正像一块厚实的大幕沉重地铺下来。她后悔没在刚上岔路时让他停下，应该让他把她放在超市门口。
“还有多久能到，请问？”安平忍不住发问，口气已经很生硬了。
“很快，很快。”格雷先生仍不动声色，不紧不慢地回答。
安平没吭声，她现在完全不信任这个人了。她的脑子紧张地转动起来，在这个奔驰在乡间野外的车上，她能做些什么？要求他掉转车头？抢夺方向盘？掐住他的脖子命令他回去？她看看他高大的身躯（足有一米八吧？）、精瘦结实的体格，以及他那悠悠笃定的神态，心乱如麻。
正在胡思乱想，车开上了大路边长不见头的小车道，好几分钟后，才隐隐看见车道尽头铁丝网围起来的巨大平地，铁丝网里面坐落着数排高大宽敞的平房。进大门时，门外竖着的木牌上“xx飞机修理厂”几个字一闪而过。
听说过这一带有一家飞机修理厂，原来在这儿。安平心里一松，说不定他真是要办什么事，但马上又一紧，也说不定这是他要作恶的现场呢。这么一想，全身都僵硬了，两手紧紧抓住安全带。
停机坪是一望无际的大，空空荡荡，从十几米开外处逐渐模糊在风雪中。车子开到停车场的角落停下，对面是机库。毫无疑问，机库里空无一人，因为停车场上一辆车都没有。安平面无表情目光前视，眼角却仔细留意着格雷先生的一举一动，有意把身体向门边挪了挪，避免离他太近，怕他突然抬手袭击她。她的指甲掐进了掌心。
格雷先生熄了火，解了安全带，打开车门，对她说：“我有些事情要处理，你跟我来吧，里面比较暖和。”
“不！我就留在这里！”安平听见自己的声音都变了调。
格雷先生做了个“随你便”的表情，走了。
他一进机库，安平立刻想要下车，离开他，离开这里。一推开车门，撕棉扯絮的大雪被狂风猛灌进来。四野苍茫，凭她这两条腿能跑到哪儿去？她看看四周，铁丝网有几百米远，如果她跑，出了铁丝网要多久才能上公路？即使她跑到公路上，也并不意味着安全，来时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而格雷先生开车出来，两分钟就会追上她。要是不跑呢，等下他会拿着什么出来？修飞机的工具？匕首？枪？
机库房檐下的大灯亮了，这才觉出了夜的黑。手心冰凉，脊背上出了汗，在这夜幕笼罩的冬晚，风雪交加的荒郊野外，她胆战心惊地坐在一个陌生人的车里，想：我今天大概是要死在这里了。
五点二十八分，才五点二十八。离开小警察不过半个小时，命运忽然打了一个u形弯，把她抛在生死难料的悬崖边上。
她上小警察的车没有丝毫犹豫，不仅因为他是警察，更因为他身上有一种亲和、安全、可靠的气息。上格雷先生的车时，她是有一点点不安和不确定的感觉，但因为这鬼天气，因为不知下一辆车什么时候来，因为想早一点回家，也因为小警察的在场，她把那一丝丝不安忽略了。
机库里没有动静，不知道格雷先生在里面干什么，说不定他真是在打电话发传真处理一些公务。安平稍稍放松，脑子却开始浮想联翩，以前看过电视上的报道，女大学生雪夜出去买食物，从此失踪……一应细节，全冒了出来。一位华裔雇员下班后搭乘陌生人的车回家，从此失踪，从此失踪……格雷先生要是把她杀了，抛尸在附近的湖里，罪恶会被这场暴雪掩埋，她也会变成从此失踪，到明年开春能被人发现就算好的了。
大陈啊大陈，想不到三天前机场一别会是永别！
不！不能这样向命运屈服，她三十二岁的生命不能结束在这里。安平冷静下来，前后看看，想找到什么可以当防卫武器的东西。车后座空空如也，她打开座椅前的小工具箱，里面只有些文件。她伸手翻翻，试图找到改锥之类的工具，但除了打火机和半空的烟盒，别无他物。
她下车，用鞋踢开表层的雪，下面是水泥地面，停车场地肩外面是土地。她用脚尖在土地里探索，脚尖被什么阻挡住了，用力一挑，一块拳头大的圆石头滚出来。安平如获至宝，捡起来握在手里。
上了车，心里踏实了些。石头虽然不是很大，但砸在后脑勺上足以致命。格雷先生要是敢对她动手，等待他的就是这个。安平拂去石头上的沙土，放在膝上，再把皮包盖在石头上。想了想，她解下围巾，塞进包里，她可不想搏斗起来，被人一把扯住围巾勒死。
正在安平准备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时，格雷先生耸着肩大踏步走过来，打开车门对安平说：“我还需要一点时间，你进来喝一杯咖啡吧。”
车灯没开，怎么看都觉得夜色里他的眼睛像狼眼一样，闪着不定的光。她死死盯住他的眼睛，恨不得眼里飞出子弹来，手在皮包下紧紧握着石头，脸色凛然、声音尖厉地说：“不！我就在这里，请你快一点！”
格雷先生回到机库。安平又松了口气，只要他不在，安全系数就上升了。他有没有枪？要是下次他端着枪出来呢？那只能曲意逢迎见机行事了。
想到枪，安平一下想到自己的老父亲。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身上留下好几处枪伤，现在虽年事已高，却身体硬朗。不，我不能像只食草动物一样坐以待毙，安平陡然生出一股豪气，来吧，格雷先生，今天咱们就拼个鱼死网破。
格雷先生再一次出来了，两手空空，安平还是攥紧了手里的石头。格雷先生上了车，说了几句“对不起，让你久等了”，点火开了车。安平一声不吭，有些意外，但收紧身体，背靠着车门，面对着他，警觉地保持着防卫姿态。
车子一口气按照原路返回。安平本想让他把自己放在超市门口，但超市已经关门。格雷先生径直上了大道，开往安平家的方向。
安平没让他送到家门口，提前几分钟下车，眼看着格雷先生的车消失在黑夜里。才疾步穿过社区的小街走回家。这就结束了？这就完了？她竟然在一场酝酿着的生死搏斗中全身而退？安平的心“扑通扑通”跳着，深深吸进一口雪中冷冽清新的空气，全身轻盈得要飞起来。
多年后，想到雪中的这一场经历，安平总有些恍然，自己就那么轻松地逃掉了一劫？也许格雷先生从头到尾都无恶意，是自己智子疑邻，冤枉了一个好人。但她更相信女人对危险的直觉，在一个暴雪天，不经同意把一个陌生女子带到人迹罕至的陌生地点，总有点蹊跷，也许正是她要拼个你死我活的强硬态势让格雷先生打消了某些念头。
从那以后，但凡飓风暴雪的恶劣天气，只要公司一通知提前下班，安平毫不拖延，立刻就回家，而且，她再也没搭过陌生人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