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670年，一个来自英国西部德文郡的年轻人加入了皇家海军。按照规定他成年后的余生都将在海上度过，如此来看他应是“自愿”参军的。
自愿参军的人可以享受一些经济上的优待：海军方面会预先支付他2个月的工资，不过按照惯例，新入伍的士兵得从这笔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来购买装备，包括在船上睡觉用的吊床。再者，如果自愿参军的新兵身负20英镑以下的债务，那么这笔债务便可以免除。
“装药！”长官命令道，年轻人和其他火药工一起，把火药从炮膛倒进去，输送到点火室，
这些火药通常会被纸制常规材料包裹。然后炮弹上膛，卡在火药包上。点火室上方有一根小管子，一直通向火炮顶部，终端连着一处小开口，即点火孔。从点火孔引出一条导火线，连到点火室。日常操作中，炮手先点燃导火线，紧接着火药被点燃，引发的巨大能量聚集在点火室。点火室本是由坚固的铁碳合金铸铁加固材料所制，只有一端有出口。爆燃后产生的所有能量几乎都会从炮膛释放，将炮弹推出去。
火炮装置简单而有效，所以它的基本设计与操作沿用了数百年。
虽然铸铁的晶体结构强度极大，但它有时也会因为肉眼不可见的杂质而急剧下降，尤其是当铁碳混合比没有调节好时，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事故。比如某座高炉生产的铸铁“加固”材料带有瑕疵，而点火室用的正是这种铸铁，数年来没有人发现这处瑕疵，渐渐地，火炮每发射一次，瑕疵就严重一些，直到有一天出故障。
但年轻人并不知道，一如他并不知道船上的人千里迢迢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拿炮瞄准一艘17世纪的船，算不上一门技术，更谈不上科学。即便在陆地上，要想准确地计算出时速数百英里的炮弹在空中的轨迹都是一件极难的事。
浩瀚晴空之日，瞭望员在那高约12米的主桅杆上放眼望去，视野范围能达到近10英里。但正值夏末，又是在印度洋的热带水域，湿热的空气像一层厚重的帘子一样罩着望远镜镜头。等发现那艘印度载宝船时，她离英国军舰有5英里了。
事故的起因是一些极为微小的失误。可能因为炮手经验不足，往炮膛里多塞了一两盎司的火药。也可能因为早在几天或几周前，炮手没能对火炮进行彻底清理，炮膛里残留了一些火药，没有被发现。或者这一连串事故的起因要追溯到更早。
总之瞭望手向甲板上的军官报告了“目标”的方位，长官在“瞄准”后下达开炮前那最后一道振奋人心的命令：“开火！”
瞬间，火炮的加固材料被炸成数百个碎片，站在火炮旁边的四名炮手还没等听见爆炸声就一命呜呼了。他们还算幸运的。火药被点燃后，点火室内的气压急剧增高。通常气体每毫秒对点火室产生的压力是15磅力每平方英寸，而此时气体压力增加到了1000多磅力每平方英寸。冲击波一下子传向四面八方，速度每秒超过6096米，相当于声速的10多倍。一瞬间冲击波将附近炮手的胳膊和腿炸飞，震裂了他们的脏腑；在热量与压力的共同作用下，他们的眼球都熔化了。
等第二股冲击波袭来时，火炮的铸铁碎片以超声速被卷起，于是炮手整个人就不复存在了。冲击波和火炮碎片的杀伤力相当于霰弹，一下子刺进那些站得稍远的炮手的肉和骨头里。一时间身体部位四处横飞，重要器官纷纷被刺穿。在短短几秒内，船上的炮台一片血肉模糊。紧接着，热浪立即回填了爆炸后产生的真空，船上的木板着了起来。
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炮兵都要学会“跳dan”，如果是在海上，就像打水漂一样，水面的张力会让实心弹跳起来，击中比火炮射程更远的距离。
而陆上的跳dan战术则是落在干燥坚实的地面上，实心弹同样会和海上一样跳起来，而霰弹会形成一道“幕墙”，可以说是步兵的杀器。
它和榴弹不同，榴弹实际上是装满了火药的空心铁球，如果炮管过长或着膛压过高，就会容易导致榴弹提前破裂，不仅无法杀伤目标，还会和那艘军舰上的船员一样。
总之在1797年，纳尔逊因为各种已知或未知的原因，并没有袭击尼斯的交通线，他去了圣文森特角，尽管在地中海舰队司令的首发的阵容里并没有纳尔逊和胜利号。
胜利号上有许多门火炮，然而纳尔逊和船员们却没有选择用炮弹射击，而是登上了西班牙的船，在穿过甲板后又俘获了第二艘，并驾驶着它在战斗的混乱和硝烟中，撞向了别的西班牙战舰。
这是一场振奋人心的胜利，然而更让人振奋的是雅各宾派的倒台和恐怖统治的结束，许多流亡英国的法国保守派趁此机会回到了法国，同时也将在英国流亡期间养成的习惯带了回去。
比如喝潘趣酒，以及女士们不再穿法式宫廷礼裙，而是穿上了白色的长裙。
贝尔坦随乔治安娜回巴黎的时间并不长，她还没有来得及和法尔荣似的找到以前的供货商，将过去的店铺开起来。
不过据她观察，每天晚上八点以后，全城都是穿着白裙子去参加舞会的女性，不论她是以前的公爵夫人还是外省来的公证人的妻子，又或者是洗衣妇或女演员。
那种线条流畅简洁的白裙没有过多装饰，以至于“灰姑娘”也能给自己添置一条平纹细布制作的衣裙。
巴黎的舞会不像威尼斯的狂欢节那样戴着面具，如果是在外省的小城市，人么能互相认识，不论穿着什么样的服饰，都是无法伪装的。
相反在巴黎，所有人都混淆在一起，社会等级消失了，人们能看到的只有装束以及披肩。
贝尔坦以前经营的服装店取名“大苏丹”，她对东方织物非常熟悉。
在马赛有许多亚美尼亚商人，他们经营着从印度进口棉花，织造并绘制印度式样纺织品的生意。
白色的裙子配什么颜色都很好看，拉瓦锡夫人在她和丈夫的画像中就穿了一身白裙，配上了蓝色的丝带，看起来简洁自然。
可是真正引领起这股时尚的塔里安夫人等人，却用的是印度最好的印度高支棉布披肩，最便宜的一码也是150法郎，最贵的一条披肩在私人拍卖会上拍出了10000法郎的价格。
于是马赛产的“indienne”又开始流行了，不过以前他们是销往土耳其，现在他们往巴黎送，买家就是那些买不起真的印度高支棉布，又想要印度面料跟上时尚的。
贝尔坦说，时尚就像是个被废黜的女王，还没有考虑好去巴黎的哪个街区度过她被流放的时光。
以前王后引领着时尚，但是现在时尚的世界已经是面料商人、裁缝和顾客的天下了，任何一个优雅的女人都可以创造出独特的衣着，但却是昙花一现的。
每个人都想成为人群中最特别的，如果是旧时代，谁白天穿过的衣服，晚上有人穿着参加晚宴都会引起嘲笑。
可现在都是白裙子了，又都是宽松“自然美”的，如何能展现自己的特别呢？
法国国旗是红白蓝三色，乔治安娜组织的招待会上，英国女士穿的红色，法国女士穿的白色，一位银行家的太太于是在一次宴会上穿了蓝色，在所有白裙子里一下子显得非常惹眼了。
潮流有时就是这么说变就变，蓝色的裙子往往是法国女人的婚纱，婚纱一般一辈子就穿一次，然后就闲置了。
接着有人把婚纱让裁缝改了，这样自己也有一条显眼的蓝裙了。
一夜之间，全城的白裙变成了蓝裙子。
法国地跨大西洋和地中海两大海域，从路易十四任命科尔贝尔担当财政部长的时候开始，马赛就被升为自由港，他希望马赛能为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进口提供更好的条件。
马赛每年往返土耳其、色雷斯、爱琴群岛、阿尔巴尼亚沿岸、塞浦路斯、克里特岛等，由于威尼斯经常与奥斯曼苏丹发生战争，威尼斯在这一带不能立足，近海航运就由马赛人控制，法国人甚至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商港之间建立起兑换业务。
有段时间，英国试图说服塞里姆三世一起反法，但塞里姆三世却没有跟进。
奥斯曼帝国此时要面对俄国和奥地利的双重压力，而法国和奥地利、俄国正在打仗。等拿破仑在埃及登陆后，塞里姆三世才同英国、俄国结盟，对法宣战。
前阵子乔治安娜还在想着怎么给圣克劳德宫里装修一个适合接见中东人的会客室。
在爱奥尼亚岛上有不少法国人，他们以前就是做兑换货币的，因为战争逃难到岛上，每天跑去岛上的歌剧院听歌剧。
在他们的里应外合下，法国海军兵不血刃就拿下了科基拉岛。
生意是可以谈的，让一个搞金融的外交官接近乔治安娜或许是为了这个。
“盐路”的出现还是和战争有关，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导致商品流通和人员流通缓慢，可是盐却是不能不吃的。
每一次征伐，每一次加税，都让人苦不堪言。导致了明明有畅通平坦的罗马大道可以走，人们宁可走那布满悬崖峭壁和山贼的“盐路”，而原本的罗马大道被人遗弃，甚至荒废了。
那些“山贼”有可能是山民，也有可能是领主的次子们。
服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一些面料纹饰的综合，回归的贵族们也不再和“新贵”们在这方面比拼。
体态、举动，穿上裙子、整理裙摆、取出一块手帕，甚至是嗅一束花的仪态是否“得体”取代了衣服的材质，体现了社会地位的区分。
“彰显身份”的秘诀是让圈子里的人去猜测。
达卡维尔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男爵，这个男爵的身份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
按照现在的汇率，一条羊绒大披肩的价格会超过20磅。
在流亡者之间会开一种名为“受难者派对（balsalavictime）”，参与者会在脖子上系一条红色的丝带，代表被断头台处决的亲人，奇科尼亚拉曾经在威尼斯参加过。
罗伯斯庇尔死了，因为他的不可腐蚀。
在旧时代的复活节前圣周，除了周六点蜡烛，巴黎还有一些仪式，尤其是longchamp，那里聚满了打扮地争奇斗艳的淑女们。
虽然乔治安娜让贝尔坦去看用棉和麻混纺的布料，设计“平民时尚”，但她好像还是不愿意走那条路。
不会有一个画家将空白的画布挂在画廊里展出，上次在贡比涅，乔治安娜将贝尔坦设计的布料花纹变没了，她伤心地要命，乔治安娜自己都很难过，却还是要安慰她。
来了米兰那么久，她都不晓得贝尔坦在做什么。
正好复活节那天她要穿新衣服，于是她放下了酒杯和书，离开了奇科尼亚拉的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