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给日军以迎头痛击。
日军对我军阵地及民宅、商店狂轰滥炸，发动了四次总攻，却均遭败绩，蒋光鼐指挥军队在闸北、江湾、吴淞、曹家桥、浏河、八字桥一带展开了多次战役，日军先后四次更换主帅，死伤近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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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8日夜11时30分，盐泽少将统率之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北四川路西侧突然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十九路军156旅第6团（团长张君嵩），当即予敌猛烈还击。
此时，日军以二十余辆铁甲车为前导，分兵五路，从闸北各路口发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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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天亮以后，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发起猛攻，日机也由航空母舰“能登吕”号起飞，对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漫延。
上午10时左右，日机投掷炸弹，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被大火焚毁，包括众多古籍善本在内的30多万册馆藏图书被付之一炬。
日军千余人在强大炮火和装甲车掩护下，向宝山路、虬江路各路口猛烈冲击，企图占领上海火车北站。
北站为上海陆上交通枢纽，其得失关系整个闸北的安危。
29日下午2时，日军趁北站火起向北站猛攻，我守军宪兵一个连与日军激战1小时后退出北站。
29日17时，第156旅主力加入战斗，进行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并乘胜追击，一度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
日军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结束。
日军进攻受挫后，29日下午英、美国领事出面调停（SH市政府称是日本领事请求，国联报告书则称系SH市长所请），中日两军达成了在29日夜20时停止战斗的协定。
十九路军明知其为缓兵待援之计，只因本军也需调整部署，同意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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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停战后，竭力增兵。
日本海军省立即命令佐世保第二十六队驱逐舰4艘，由巡洋舰“龙田号”统率，于1月30日抵达上海并于黄浦码头登陆，随舰而来的包括佐世保第三特别陆战队士兵474人及大批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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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兵力增加后，于2月3日开始，再度向闸北、八字桥等地的中国守军猛攻，仍被中国守军击退。
2月4日，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战火扩大到江湾、吴淞一线。
激战竟日，吴淞露天炮台，虽被敌狂轰滥炸摧毁，但在中国守军抵抗下，日军始终不能登陆。
上海抗战发生后，南京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因此在抵抗之际，一面照会欧美各国和国联，要求“履行其条约之责任”。
由于上海战争直接威胁到各帝国主义利益，因此，迫使他们采取比对待九一八事变较为积极的态度。
正因如此，在上海战争过程中，由英、美、法出面奔走的“调停”一直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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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初，由于日军偷袭浏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3月3日，日军司令官根据其参谋总长的电示，发表停战声明。
同日，国联决议中日双方下令停战。24日，在英领署举行正式停战会议。
中国代表为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军事代表戴戟、黄强等七人，日本代表为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军事代表植田、田代等九人.英、美、法等公使和武官也列席了会议。
谈判中双方争论之点颇多，而在日军撤退时间、地点问题上尤为激烈。27日，兰普森对各款提出折衷方案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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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至30日双方连续讨论无结果，会议陷于停顿。中国遂将上述问题提交国联特别委员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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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国联特委会通过决议草案十四条，但日方对于其中第十一条联合委员会职权之规定，陆军认为干犯了统帅权，表示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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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兰普森的调解，提出折衷方案，日本代表才以在投票时弃权，表示默认。于是30日在国联大会上，将兰普森修改的决议草案通过。
由此，《中日停战协定》得以在5月5日予上海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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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5日，双方在上海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又称《淞沪停战协定》）。
协定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可进驻“若干”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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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淞沪抗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坚定了中国守军的抗日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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