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仅是明清这两个朝廷，即使是各地的军阀也在拼命的寻找财源，因为这是关系到自身实力甚至存亡的关键。
除了李岩，最不担心的财源的，就是孙可望。孙可望原本就是一个内政高手，将偌大的云南治理的井井有条，虽然对朝廷不满，但由于几个强藩在侧，也不敢造次，只能老老实实的呆在云南。但虽然不敢造反，不代表他就没什么作为。云南，最有名的什么？铜啊。
云南铜的产量，在清朝最为鼎盛。雍正四年至十三年﹐年产铜由二百一十五万斤增至六百四十九万斤。至乾隆朝前期达到全盛。乾隆三年突破一千万斤﹐其后最高年产量达一千三百万斤。历史上，清康熙十年大汉奸吴三桂在昆明重建的真武铜殿，铜殿重２５０吨，是中国最大的铜建筑，就是云南产铜的最好证据。
在此时汉人的心中，铜就是钱，这个真理颠扑不破。因此，作为云南王的孙可望，直接掌控了大明朝廷的钱袋子，赚钱甚至比李岩都轻松。因为，李岩还要靠工商业发家致富，而孙可望，直接就拥有了一部，不，N部印钞机。论豪奢程度，还要超过李岩。
再一个能够赚钱的，可能就是李定国了。不要看江西土地贫瘠，物产不丰，但缺有一个创税大户存在，那就是景德镇。景德镇刚开始叫新平镇，又叫昌南镇，在刚开始此地的瓷器并没有多少名气。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真宗十分喜爱昌南镇的青白瓷，大笔一挥，遂以他的年号给这个小镇改了名字。从此，“景德镇”这个高大上的名字就成了瓷都的代名词。
高岭土是陶瓷工业最重要的原材料，而景德镇产的高岭土品质非常好，用它生产出来的景德镇瓷器，曾经代表着中国陶瓷制品的高端水平和上等品质，这就是景德镇成为瓷都最坚实的基础。
大明朝廷为了出口创汇，自然要求助于景德镇这个瓷都，而景德镇却处于江西，是李定国的地盘。李定国也不是傻子，岂能放任这个财源被朝廷拿走？
李定国虽然没有直接接管景德镇，却规定所有的瓷器销售，必须要获得江西总督府的批文，事实上掌控了景德镇瓷器的销售大权。即使朝廷的特使来到景德镇，也因为朝廷无法明目张胆的抢夺而作罢。最后，朝廷很是无奈的妥协，首先从李定国那里拿到批文，并付出至少三成的定金后，才能到景德镇拿到瓷器用于出口。
光是这个批文，李定国能从不同等级的瓷器上分到100文到5000文不等的钱。为了防止外人营私舞弊，李定国还在景德镇派驻了自己的亲信，且是多人相互监督，每年轮换一批，其监督的严密程度可见一斑。景德镇的瓷器已经举世闻名，光是国内，每月的销量都是两三万件，更何况，国外的订单也不小，销量还在急速扩大，到年底已经占到国内销量的一半左右。结果仅仅在1650年的腊月，李定国就在景德镇获得了超过一万两银子。
而此时，李定国的军队也经过了一番裁汰，虽然依旧超过朝廷规定的数量，但也不过3万余人。虽然每个月军饷都要超过6万两，但这一万两银子，对李定国来说，自然是裨益甚大。因为，这几乎是凭空的来的。而且，这个数量还在快速增加。
至于李过，就比较为难了。虽然说他的兵马数量其实与李定国接近，湖北的耕地也比江西要多接近一倍，看似养兵的压力要轻上许多。但无奈，湖北没什么特产，让李过赚上一笔。而李过也是一名老粗，打仗有一手，但让他想赚钱的门道？难！所以，李过的日子在南明的军阀中，算是最难过的。其他与他处境类似的还有刘文秀。
但他们原本就穷惯了，身后还各自有人支持，比如李岩就在悄悄的接济李过，而李定国也在接济这刘文秀。无论是私交，还是大局，都让李岩等人不能对他们的处境漠视。
若说最尴尬的，就是郑成功了。大明各大将领中，论家世，无疑郑成功最好。郑成功家族算得上是此时大明最有钱的家族之一了，毕竟，海盗么，最擅长的就是抢劫，而郑芝龙，更是其中翘楚。在投降了大明，并以此为招牌讨伐其余海盗后，独霸整个南中国海，史载：“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自筑城安平镇”；“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八闽以郑氏为长城”。至此，郑芝龙的通商范围广及东洋、南洋各地，拥有超过三千艘大、小船的船队，成为南中国海的唯一强权。
不过，随着老海盗一时利令智昏投降了满清，导致郑氏力量大大衰减。虽然郑成功这几年大力整合，但也没有恢复到郑氏的顶峰时期。而且，由于这些年忙于陆地征战，对水师投入不足，自然再难独霸南中国海。更糟糕的是，也将大明对外贸易的通道拱手让出，导致自身经济形势更加糟糕。这些年，郑成功都是在寅吃卯粮，还有就是对当地百姓的横征暴敛，导致这些汉人不仅没有因为被朝廷收复而心存感激，对郑氏的憎恨却与日俱增。毕竟，不顾一切、纯粹的爱国者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只想填饱肚子的小老百姓。
也因此，朝廷在掌控了大势后，对郑成功横征暴敛的行为自然要有所阻止，却让郑成功更加为难：士兵素质一向不强的郑军，所能依靠的也就是数量优势了，若这个优势都消失了，郑军还怎么能够存活下去？然而，维持一支大军的费用可是不菲啊。
郑成功只觉得头发都要白了，就是为钱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