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未说完，庞季同看到傅良涛好整以暇地看着自己，便略显尴尬地笑着住了嘴。庞季同会这么说，是因为他认为有关整容的那一个传闻，已经将犯人的身份指向了女性。既然这样，他们便可以将不相关的传闻排除掉，减轻调查的工作量。
“你不觉得这样的分析过于粗略和草率吗？”傅良涛问。不等庞季同回答，傅良涛便从桌下拿出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说：“之前我们从李周二人和徐宁之等人处取得的电子档案，正好现在可以派上用场。”
傅良涛将笔电放到庞季同跟前，说：“我们分工合作，逐一将二零一零年九月到二零一二年六月的电子档案都重新听一遍罢！”
庞季同想到犯人对透过手机对许静嘉进行监控，本以为这项工作安排工程浩大。不承想，却和他所想的有点不一样。
在二零一零年年末，第一个音讯档案出现之后，往往每三到四星期才有另一个音讯档案的出现，倒是图像档案较多。
直到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开始，音讯档案才有直线上升的趋势，及至到了二零一二年四月攀升到一个高锋。
傅良涛推测，这些电子档案的数量增长，除了证明犯人的行动随时间变本加厉以外，应当也与许静嘉的生活习惯有关。
最早有记录的音讯档案是许静嘉为了附庸风雅，一知半解地解说苏轼诗文的片段。李秉德收到的时间是二零一四年，而徐宁之等人同时收到的时间则是二零一零年年末。
傅良涛就是因为这一个音讯档案，较早前才推测犯人是许静嘉熟悉的人。因为在二零一零年年末的时候，智能手机在香港尚未完全普及，而电子档案的数量亦显示犯人当时只能对许静嘉进行有限度的监察。这一种局限正可能因为许静嘉当时所使用的并非智能手机。
这样一来，使用旧式手机的许静嘉便不能向对方传送语音讯息，从许静嘉所用的语境看来，录制这一段音讯的人，便应是当时正在与她面对面交谈的人。
现在，结合大学应用数学系学生谘询办事处的资料，他们得知许静嘉在二零一一年九月经由校内的学生笔电购置计划，购入了一台入了一台L品牌出品的笔电。这笔电的取货日期在二零一一年的十月下旬，与电子档案的数量开始增加的时间吻合，恰恰间接证明了电子档案的数量增长，与许静嘉使用电子装置的习惯有关。
傅良涛和庞季同进而透过李周二人和徐宁之等人收到电子档案的时间，以及档案的内容，分析犯人在某一个时间点想要传出的具体传闻。
他们在分析电子档案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在副学士期间犯人尝试制造的传闻远多于他们所发现的。犯人随时间调整自己的传闻的内容，传闻的主题逐渐变得更集中，成效不大的主题逐渐为犯人所淘汰，最终剩下的就是“拜金”、“动机不纯”、“功利主义者”、“于感情事上随意”、“喜欢观看不可描述内容”及“卸责”这几个主题。
而这些也正正是徐宁之、刘子君、程巧，以及傅良涛和庞季同近日查访的人们眼中，有关许静嘉这个人的标记。
除了B、D、G-I项以外，几乎所有的传闻都由这些电子档案证实与犯人有关。然而，与整容有关的B及另外的G项和H项，即便无法找到相关的电子档案，他们都一致认为与网络骚扰事件脱不了关系。
电子档案的内容让这些传闻都变得极为真实。透过各个电子档案最早出现的时间，傅良涛渐渐觉得这些传闻虽与他透过心理学观察的结果不符，却又让人无法质疑。
时间过去了又怎样，内容的真实性并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傅良涛可以感觉得到庞季同在分析这些电子档案的过程中，逐渐认同了这些由犯人赋予许静嘉的标记。早前，透过心理学分析得出来的结果，已被庞季同视之如无物。
那么，傅良涛他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