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不是乘兴而来，但一定是扫兴而归的苏晓梅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除了一纸离婚证，她的这趟返乡之行注定要空手而归了。
沮丧至极的她再回雪琴家的路上，恰好遇见一位背着孩子的女子，把从供销社里应该是进的货，一箱一箱地搬到一辆手扶拖拉机上。
看着年轻女子背上的孩子，晓梅不由得心头一软，走上前去帮她把堆在地上的货物装到拖拉机的后斗里。搬东西时她想这一定也是位苦命的女人，这些活不应该是男人干的吗？
搬完东西，那个年轻的女子对她道了声谢，又欲言又止地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最后只是笑了笑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晓梅没有注意到年轻女子的动作，拍了拍手就自顾的去了。她不知道这个年轻女人是路晓敏，晓敏其实已经认出了帮她忙的这位看上去时尚美丽的女人，曾经在棒子沟插过队。可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眼前这位美的让她艳羡的女人会和她的弟弟路远曾经有过某种亲密的关系。
苏晓梅更加想不到，自己回到北岔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希望可以有和路远偶遇的机会。她其实很想知道关于路远的事情，却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自己动了恻隐之心帮忙的人竟然是路远的家人之一。而她只要多说哪怕一句话，晓敏大概就会告诉她为什么认识她，而她自己又是谁。
假如路远是按照原计划回棒子沟，这样的时间节点就很有可能和苏晓梅在北岔重逢，至于会不会发生一些什么，应该也会有的吧！
穗子说要和路远一起去李大娘家帮忙干些洗洗涮涮的活，路远一想也成，这些活儿女人总比男人干着顺手些。
令路远没想到的是，李大娘和穗子一见如故。干活时和穗子唠嗑，听穗子讲她从小到大的遭遇，李大娘忍不住痛斥穗子软弱、冷漠、自私的父亲，心疼从小到大没有得到过多少爱的穗子。
李处长回到家听老母亲说起了穗子的遭遇，又把穗子告诉她的为什么到了滨江，又怎么被路远他们收留的过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李处长也是农村家庭出来的孩子，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是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对穗子的遭遇，除了同情还有一部分是感同身受。他小的时候孤儿寡母可没少受村里人的欺负。又感怀路远和强子的善念，想着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们一下。
最后还是穗子的一句话解决了问题。穗子和李处长说：“李叔，我们是个体户，可纸箱厂是集体企业啊！以纸箱厂的名义供一批鱼货发春节福利可以吗？”
李处长想了很久，虽然纸箱厂也算不上多名正言顺，但好歹算个正规企业。这个年代对企业的经营范围还没那么多的具体要求，虽说纸箱厂供带鱼有点儿不伦不类，但说出去总是企业之间的行为。几万斤鱼对偌大一个港务局来说也算不上多大的事儿，他自己也没在中间要什么好处，这事儿应该是可办的。
李处长在老娘的感召下决定帮路远他们一把，他为了把事情办的稳妥一些，同时他觉得这事儿虽说是帮了路远和穗子，也想让彭守一念着他的一份人情。
李处长选了一个看上去偶遇的机会和彭守一说了这件事，而且把路远好一顿夸。彭守一是多聪明一个人，业务科长的角色应付这些场面还是游刃有余的。他明白李处长和他讲这些事无非是要他记下一个人情，有些话大家都是明白人，不用说透的。
坦白的说，彭守一的心里是不太高兴的。虽然他也很欣赏路远，但这种欣赏是有限度的。他内心有些恼怒路远为什么没有事先和他打个招呼，现在这样让他很被动。
这么大的港务局，科级干部一抓一大把，处级干部都有几十个，人事关系是相当复杂的。现在看上去很简单的一次承诺，将来的某个时段甚至可以左右很重要的人事变动。
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经给路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实惠。他并不愿意路远打着他的旗号在港务局做些什么。他的人生信条是“我可以给你，但你不能主动来拿！”
彭守一觉得路远这件事办的欠考虑，虽然路远没和他打招呼的真正原因恰恰是怕给他惹麻烦。
尽管如此，李处长抛过来的友谊他只能接着，还要说很多的客气话。毕竟从级别上李处长是领导，虽说不分管他这块业务，但领导的事谁说的准，不定啥时候班子变动就成直接领导了。必要的尊重还是有的，一二一、齐步走这样的规矩他还是懂的。
而因为穗子的原因做成这么大一单生意的路远，有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经过多少人与人之间计算与权谋的他，根本没想到这事儿还是和彭守一扯上了关系，自然就没想到去和彭守一解释一番的层面上去。
路远，强子和穗子三个人因为港务局的一单大生意已经忙的团团转了。正所谓好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事实证明，路远把带鱼装箱分级的法子是行之有效的。
精选出来一级的带鱼市场上批发价可以走到八毛钱一斤，十斤一箱八块钱，中等级别的五块钱一箱，最次的两块五毛钱一箱。
级别不同的带鱼在市场档口上每个级别都摆上几十箱，满足不同顾客的需要。有需要送礼的就挑一级的，高端上档次，鱼都是精选出来了，长度和宽度都漂亮。小单位发福利的就挑中等级别的，经济实惠品相好。个人家过年吃，迫于经济压力，可以选择便宜的，虽说质量上差一些，价位的优势在这摆着，这个价格整个滨江都是独一份。
零售的走快带动着批发势头的强劲，路远和强子两个三轮车几乎一个腊月都没闲着，不停地在师傅家的后院把一车车装好箱子的带鱼送到滨江市场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腊月，他们不但把朱六叔第一批的三万多斤全部吃进，连后来渔民们零零散散网回来的两万多斤全都卖完了。直到腊月二十八，所有装箱的带鱼只剩了两百多箱，路远一直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这个腊月路远，强子和穗子也挣到了他们人生当中的第一个一万块。在这个稍显贫乏的时代，金钱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带给人喜悦和自信。至少在腊月二十九的晚上，三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守着三个纸箱的钱，脸上的笑容整个晚上都没有消失过。
赚了钱的路远说服了强子和穗子，没有按之前和朱六叔约定的一毛五分钱结账，而是统一按一毛八结的帐。这个价格基本上和市面上正常的出货价持平，因为多出的每斤三分钱，朱六叔一众渔民也多收入了一千五百多块钱。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朱六叔拍着胸脯对路远保证说，明年他们这些船的鱼货都可着路远先挑，价钱也由路远说了算。能够获得这样的定价权，对路远他们三个人的鱼货档口影响是深远的。这让他在此后的几年中隐隐成为滨江市个体渔业的老大，直到他最后离开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