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义一脚，说：“你娘个蛋！没有头还会说话！”
余司令撇下我父亲，到队伍前头去了。***王文义还在哀嚎。父亲凑上前去，看清了王文义奇形怪状的脸。他的腮上，有一股深蓝色的东西在流动。父亲伸手摸去，触了一手黏腻烫的液体。父亲闻到了跟墨水河淤泥差不多，但比墨水河淤泥要新鲜得多的腥气。它压倒了薄荷的幽香，压倒了高粱的甘苦，它唤醒了父亲那越来越迫近的记忆，一线穿珠般地把墨水河淤泥、把高粱下黑土、把永远死不了的过去和永远留不住的现在联系在一起，有时候，万物都会吐出人血的味道。“大叔，”父亲说，“大叔，你挂彩了。”
“豆官，你是豆官吧，你看看大叔的头还在脖子上长着吗？”
“在，大叔，长得好好的，就是耳朵流血啦。”
王文义伸手摸耳朵，摸到一手血，一阵尖叫后，他就瘫了：“司令，我挂彩啦！我挂彩啦，我挂彩啦。”
余司令从前边回来，蹲下，捏着王文义的脖子，压低嗓门说：“别叫，再叫我就毙了你！”
王文义不敢叫了。
“伤着哪儿啦？”余司令问。
“耳朵……”王文义哭着说。
余司令从腰里抽出一块包袱皮样的白布，嚓一声撕成两半，递给王文义，说：“先捂着，别出声，跟着走，到了路上再包扎。”
余司令又叫：“豆官。”父亲应了，余司令就牵着他的手走。王文义哼哼唧唧地跟在后边。
适才那一枪，是扛着一盘耙在头前开路的大个子哑巴不慎摔倒，背上的长枪走了火。哑巴是余司令的老朋友，一同在高粱地里吃过“拤饼”的草莽英雄，他的一只脚因在母腹中受过伤，走起来一颠一颠，但非常快。父亲有些怕他。
黎明前后这场大雾，终于在余司令的队伍跨上胶平公路时溃散下去。故乡八月，是多雾的季节，也许是地势低洼土壤潮湿所致吧。走上公路后，父亲顿时感到身体灵巧轻便，脚板利索有劲，他松开了抓住余司令衣角的手。
王文义用白布捂着血耳朵，满脸哭相。余司令给他粗手粗脚包扎耳朵，连半个头也包住了。王文义痛得龇牙咧嘴。
余司令说：“你好大的命！”
王文义说：“我的血流光了，我不能去啦！”
余司令说：“屁，蚊子咬了一口也不过这样，忘了你那三个儿子了吧！”
王文义垂下头，嘟嘟哝哝说：“没忘，没忘。”
他背着一支长筒子鸟枪，枪托儿血红色。装火药的扁铁盒斜吊在他的屁股上。
那些残存的雾都退到高粱地里去了。大路上铺着一层粗砂，没有牛马脚踪，更无人的脚印。相对着路两侧茂密的高粱，公路荒凉，荒唐，令人感到不祥。父亲早就知道余司令的队伍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人，但这些人住在村里时，搅得鸡飞狗跳。仿佛满村是兵。队伍摆在大路上，三十多人缩成一团，像一条冻僵了的蛇。枪支七长八短，土炮、鸟枪、老汉阳，方六方七兄弟俩抬着一门能把小秤砣打出去的大抬杆子。哑巴扛着一盘长方形的平整土地用的、周遭二十六根铁尖齿的耙，另有三个队员也各扛着一盘。父亲当时还不知道打伏击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道打伏击为什么还要扛上四盘铁齿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