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涉及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社会利益的职业，在现实社会中，好像还真不太容易找到。倒是在陶渊明的“桃花源”里自给自足的环境里，好像才会不涉及国家利益，但是还是涉及了公众利益、社会利益，因为从理论上说：有两个人以上的地方，就有社会形态和公众集团存在。
在中国，可能也就只有青藏高原平均海拔五千多米，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百万分之几的阿里地区，或者是西部、西北部的几大山脉“人迹罕至”的深处，又或者是阿拉斯加的北极圈内，北冰洋上的几个孤岛，不涉及公众利益、社会利益，但是都要你独自一个人或一家人在那里居住，才不会涉及到公众、社会利益，而且还要严格注意“环保”，否则，还是会涉及到公众利益、社会利益的。因此，要找到一个完全不涉及这三方利益的“居住环境”，那是太艰难了。找工作就更不可能的，因为那设计到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
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要想完全脱离社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对那些家族或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种残酷的局面。官员家族或家庭的成员，只要还是理智的，还没有“脑袋进水”或干脆“脑残”的，就不会支持自己“做官”的家庭成员，因为经济利益的因素，而置家族、家庭于此“险境”，他们也会至少对做官的子弟起到一种“有限约束”的作用，王致鸣的官员监督系统里也就会增加一个最直接的、最负责的同盟军队伍，使他的“官员监督”效费比提高几个百分点。
对那些“违法乱纪”的官员，是没有必要与他们讲什么所谓的“人道”、“道德”的，对他们最大的人道和最高的道德，就是不立即从**上消灭他们，当他们开始“违法乱纪”时，他们就对全国民众、国家、民族没有讲所谓的“人道”、“道德”了，因此，国家同样应该“同等对待”他们。
当然，只是以“杀”来解决官员的“贪腐”、“违法乱纪”行为，是不完善的体系，杀几个贪腐的官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使官员贪腐、违法乱纪的成本，高到他个人、家庭、家族都支付不起、无法承受，甚至他的家族、家庭还需要付出整个家庭、家族几代人的代价时，官员的监督才会有一个实际有效的机制，外人、社会、政府廉政局的监督，都是从官员的行为表现结果来发现问题的，这是有了结果后的监督，是“事后”的事情，如果其家庭、家族在“事发前”，就对官员进行持续不断、“贴身”的监督，相信不少差点“行差踏错”的官员都会及时地“悬崖勒马”，从而避免跌入深渊，给家庭、家族带来“灭顶之灾”，避免家族从此走向衰败没落。要知道“堡垒是最容易被从内部攻破”的，这是寰古至今、颠扑不破、屡试不爽的“真理”，王致鸣就是要让官员的家庭和家族成为监督官员的“非编制”主力，有他们对官员们“无微不至”的监督，比什么样的“卧底”都要有效。
至于官员的集团犯罪，那在历史上毕竟是极少数的事情，只要发现、证实其罪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没有什么说的，其家庭、家族也难逃法网，这个时候再说什么不知道，都是废话，你自己已经从官员自身的非正常收益中获得了非正常利益，你就是同谋犯、同案犯，在这种时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既然国家已经制定了官员和官员家庭、家族都参加的游戏规则，不管合理不合理，大家都一体遵从，那就是合理的，你违反了游戏规则，就应该受到规则的处罚，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底蕴太深厚了，不像欧美人，被“逮住”了，就乖乖地认罚，哪有那么多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即便是辩护，都是在认罪的立场上来争取减轻处罚。
西方的“无罪推定”只是针对刑事犯罪而言。美国人再狡猾，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后，还不是乖乖地辞职，哪怕他是美国总统？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最牛逼的第一个“单极世界”的美国总统，“风光无限”，搞垮了前苏联这个庞然大物，但是遇到小弟弟与莱妹的事情被媒体曝光，还不是灰溜溜地夹起尾巴。
王致鸣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老话，只要今后对违反“国家公务员法”和“公职人员廉政法”的首批或前几批“试水者”，严格执法，做出一个样板，以残酷的事实教育所有的官员，和他们身后的家属、家族，以及对“既得利益者”的连带严厉处罚，而不是像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大麻子那样，“又要让马儿跑得快，又不给马儿吃草”的“剥皮萱草”式的处罚贪污、索贿官员，切实保障官员的基本利益诉求，让官员成为社会的中层阶层，没有几个官员会“利益熏心”、“丧心病狂”地去“铤而走险”地试探国家法律的底线，从而给自己和家庭、家族带来“灭顶之灾”，即使有也不担心，因为那是极少数的投机分子、冒险分子，坚决镇压就是，绝不给任何试图“以身犯险”的官员以一丝机会，中国的官员队伍就会逐渐地纯洁起来。
虽然他不“奢望”中国的官员都是“廉政标兵”，但是当大多数的官员都是“问心无愧”地领取廉政金时，就达到了他的目的。十个指头还不一样长呢，你能有多大的“奢望”呢？他就紧紧抓住“中指”来宣扬其为何比拇指、食指、小指、无名指长的原因，给予“中指”比其它指头更多的荣誉和经济利益，形成十个指头之间巨大的利益反差和对比，他相信多数的官员还是希望自己是当地官员中的那根“中指”，或者是争取努力成为那根“中指”，同时“防范”其它指头超越自己，而成为那根“中指”。
何况他不仅是预防官员“以权谋私”，还要预防“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利“结党营私”，利用手中职务之便出卖国家利益，像内蒙的稀有金属以白菜价卖给美国人、日本人，为自己谋取私利的事情，对这种官员，他是绝不会手软的，不灭他们的九族，也要把所有的既得利益者“敲骨吸髓”、“碎尸万段”，其家属、家族全体到阿拉斯加的北极冰原去“双规”，去与北极熊、北极狐、冰原狼、零下五六十度的环境，讨论“道德”、利益、民族、国家概念，检讨自己的价值观，反思自己“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中国人等等问题。
当全社会、社会各阶层、各族群，各利益团体，甚至每个人，不管你是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在乡村，甚至是在人口密度百万分之几的阿里地区，还是在念青唐古拉山、昆仑山六七千米的冰达坂上，你可以不知道中国的面积有多大，全国人口总数有多少，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百分之几，甚至你也不知道还有几百万国防军在守卫国土、海疆、领空，但是你必须知道，做官只是为国家、民族、国民服务的一个职业，它对做官的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要想不该自己想的利益，你的利益皇上、帝国政府、百姓都已经为你考虑得很周到了，如果你还不满足，那你就离“深渊”只有一步之遥，悬崖勒马的方式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种，一种是赶快回家去，向家族首领“忏悔”，寻求他们的开导和慰藉；另一种就是赶快辞去官员职务，回到家族产业中去体验“金钱”的魅力，这是最好的选择，你千万、千万不要再留在官员队伍里，否则你将会给自己的家庭、家族带来灭顶之灾，到那时候，就一切都“悔之晚矣”，那时候再来“忏悔”是没有什么用的，你只有等待最终的判决，你已经没有什么选择的机会。
如果国家内部各层面都能形成这样的共识，政府也确实保证官员的合法利益，那谁会冒比杀头还难受的风险去“违法乱纪”呢？
话说回来，所有核查过关的官员，都将以年终奖金的形式，按照服务年限、职务或军衔积分的平均分值金额，累计领取当年度的“廉政金”。
王致鸣是准备把他每一个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大致以不低于百分之六、不高于百分之九的股份，拿出来做两大系统的“廉政金”分红股份，统一打入两大系统各自的“廉政基金”，统一在年底分配，考虑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一年的收入在“春节”前结清，闹闹热热地过个春节。
另外，他还要拿出一部分、不超过百分之八的分红股份做“军事科技和装备基金”，在三十年内尽量减轻以后政府的军费压力，政府只负责军饷、抚恤、烈士遗孤抚养、保险、医疗、服装、福利、营区、住房、基地、储备仓库等等开支，这个“军事科技和装备基金”就负责军事科技研究和装备更新、增加装备的费用。
按照王致鸣的预算，今后他所属的公司、企业的总利润将会有百分之六七左右流向这个“军事科技和装备基金”，五年后平均每年达到三千万英镑以上，十年后将可能达到或超过七千万英镑，这也就意味着他所属的财团将至少有十亿英镑的纯利润，考虑他的产品大多数是高技术、新专利产品，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润率计算，就会达到四十亿英镑以上的销售额，按照现在的利率，营业额就是一百八十亿美元、三百六十亿亚元，利润四十六亿美元、九十二亿亚元。
这不是什么神话，高新技术产品获得百分之两百的“技术性利润”和“垄断利润”是客观存在的，获得百分百的利润都是属于慈善家的行为，他只取平均利润百分之二十五，那就是天使的“仁爱”。
有钱就不怕，何况还是“超级”有钱。
拿十三分之一出来买保险，还是划算的，再拿一个十三分之一出来买未来的发展就更划算了。因此他计划今后在科技的投入上也不能低，虽然他有金手指，但是基本的投入和基础的研究还是必不可少的，他愿意投入；再拿一个十三分之一出来买国家、民族的将来，他就更不犹豫，教育是个无底洞，但是它带来的收益也是不可估量的，他必须投入，而且还要加大投入，包括他将来组建的“黑暗帝国”，还要从欧美那里搜刮一大笔财富，也要拿出一部分利润来买国家、民族的将来，以及“黑暗帝国”自己的未来。
有了充足的军费，到时候等他挑起欧洲、美国开始“海军竞赛”时，他也会“羞羞答答”地加入进去，他也不造多了，每个规格就是四艘，这样也便于以后编队作战，以两艘为一个批次建造。但是每次他建造的舰艇，其技术含量和装备质量、数量，与欧美已经在建的战列舰相比，都是一次巨大的技术性飞跃和观念性飞跃，拉大与欧美在建舰船的技术、装备差距，从而逼迫欧美停建、修改在建舰船标准，打乱其建造计划，延缓其布置速度，逼迫欧美再次加大竞赛的投入。
试想一下，呵呵，欧美在建的舰艇被王致鸣的出手，不断地打乱建造进度，势必首先影响其将来的舰队布置计划；第二，一艘或一个型号、规格、级别的舰艇，在船台铺设完龙骨、舰体建造百分之七十左右时，被无数次地叫停，匆忙修改原有的系统设计，改变或增加设备、装备，这就势必要影响其建成后的综合性能，甚至还有可能隐藏一些，因为勉强“硬上”的设备、装备带来的“不可预测”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