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的侄子毛远新担任**的联络员。这时，**处于重病之中，已经不能从更多的渠道了解党和国家的状况，毛远新的“联络”几乎成为**获取况的唯一耳目和出指示的唯一喉舌。**一伙通过毛远新不断向**进谗。9月底至11月初，毛远新几次向**汇报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了一大堆。3。**、**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
“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的这些话，对**产生很大影响。**认为，有些人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因此，**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但邓小平以自己在文革中长期“靠边站”为由予以婉拒。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直接导火索是来自教育界的两封信。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4人先后给**写了两封信。信中对迟群、谢静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严重问题进行了报告和揭露。信由邓小平转交**。与此同时，迟群也指使他人给**写信，吹捧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战线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诬告当时在教育战线得力贯彻全面整顿方针的教育部长周荣鑫。毛远新也在**耳边吹风：迟群“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战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认为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遂对刘冰等人的信作了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的有关批示。随即，清华大学开展起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此端。1975年11月8日，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并说：“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根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有130余名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讲话要点》传达了**关于刘冰等信件的批示，并说：“中央认为，**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这次特殊形式的会议，正式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耐人寻味的是，打招呼会议的要点是批评邓小平的，但**仍让邓小平出面召集会议，并继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1月26日，**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的第一书记出《关于转〈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报了打招呼会议的况，转了《讲话要点》，要求在常委中传达讨论。12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是公开表的第一篇有影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12月14日，**中央转《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况报告》，报告说：“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四起，攻击和分裂以**为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