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子（1）
逝者如斯
长江，正值汛期的长江，又刮着五级大风。73岁高龄的**不顾左右的劝阻，毅然跃入这水急浪大的江中。从武昌大堤口到武汉钢铁公司码头，大约是30华里的游程，**劈波斩浪一往直前。5分钟、10分钟、30分钟、1小时；5里、10里、20里……大浪一个接着一个，江风越刮越猛。**时而侧泳，时而仰卧水面，时而奋力击水。就在这风头浪尖里，他整整畅游了75分钟。陪同**畅游长江的武汉市5000名游泳大军振奋不已；两岸10万名沿江欢呼的群众欢声雷动……全中国的七亿颗心为之跳跃，全世界的有心人闻之都感到震撼。他们对**超人的体能和罕见的果敢表现出极大的惊讶和由衷的敬佩。
但这仅是**一生中无数次中流击水的一幕。时间是1966年7月16日，地点武汉。
30年后的7月16日，笔者有幸乘汽艇在武汉的江面上亲身领略了汛期的长江那惊心动魄的场景。所不同的是，由于江水实在是太急了，武汉市为纪念**畅游长江30周年准备了一个多月的横渡活动，被迫延期。浩浩江面上只有少量的行船在波涛风雨中颠簸。汹涌而去的江水，使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也无法背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1971年**事件生后，78岁高龄的**与周恩来一起领导了对**集团的揭批查工作。精神上的打击和极度的劳累，使**的身体骤然衰老。1972年1月10日，**只在睡衣外套了件大衣就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结果着凉感冒引起了肺炎。就在那次追悼会结束时，在场的一位医生注意到，**在上汽车时几次抬腿都未能蹬上汽车，最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上了车。同年2月12日凌晨，**由于肺心病加重和严重缺氧，突然休克，心脏也已经停止跳动。多亏大夫胡旭东、吴洁立和护士长吴旭君、俞雅菊等及时抢救，才缓了过来。［1］闻讯从西花厅驱车赶到**住所的周恩来，许久迈不开要下车的腿。如果抢救失败，后果不堪设想。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重病脱险后的第九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过去的鞋已经穿不进去了。为了准备会见尼克松，工作人员事先特地画了脚样，定做了两双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抵京的当天下午，**就在住地会见了尼克松、基辛格等。当客人进门时，工作人员搀扶着身体虚弱的**站起来，向客人们致以问候。**为自己已不能用十分清晰的语流利地表达意思向客人表示道歉。周恩来向客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而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却判断：“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尼克松有所不知的是，**的病实际比他的判断还要严重得多，书房的屏风后放置的就是应急抢救的医疗设备，医护人员正在隔壁的房间内待命。原定这次会见只是礼节性的15分钟，实际却按照**的意思延长到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在会谈中**是那样的机敏，但会谈一结束，疲惫的他却不得不在沙上静坐了30分钟，才起身卧床休息。也许有心人会注意到有关这次会见的新闻报道中没有出现“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一类的用词。在这以后，**讲话越来越困难，到最后一年时间里，只有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才能听懂（有时是根据口形猜测）。他在与人谈话时需要工作人员逐句“翻译”。
1973年8月24日，**主持召开党的十大。帷幕拉开之前，他得由工作人员搀扶到主席台的座位上。会议结束时，他要等全体代表退席后才让工作人员扶走。所以，在十大的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入场的镜头，也没有他退场的镜头。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自1974年初开始，**的视力严重下降，看东西模糊吃力。他不得不借助工作人员帮助他读书、读报、读文件，这对一生都手不释卷的**而，无疑是件很痛苦的事。同年8月，医生为**检查眼睛，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这种病没有快速治疗的办法，需要经过几个病理时期才能采取手术措施。这一况，除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只有负责领导**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等几个人知道。在长达600多个昼夜的漫长时间里，**默默地承受着几乎完全失明的煎熬。但他从不给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以沉闷的表，相反，在与人接触时，他总是以幽默风趣的谈话来解除别人的担忧、紧张和顾虑。1975年春节前后，几位眼科专家到杭州**的住所，为他会诊。当他与其中一位专家握手并询问得知他的名字叫唐由之时，立即说道：“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这个‘由之’的名字”。接着，他便背诵起鲁迅悼杨杏佛的诗：“岂有豪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此时，**已82岁，虽然双目失明，讲话费力，但吟咏起诗来却依然富有感，并且一字不差，令在场的专家惊讶再三。同年秋，唐由之主刀，为**的左眼做拨除白内障手术。**让工作人员找来评弹《满江红》的录音带，静听着激昂的乐曲由医生做了手术。手术只用了7分钟，非常成功。
2.引子（2）
周恩来、汪东兴等一直在手术室外的大厅里守候。*****在左眼复明后，不顾医生让他少看书的劝告，除批阅大量的文件外，还看了大量的书籍，如二十四史中的有些篇目、鲁迅的杂文，以及《考古学报》、《历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等报刊。他甚至还提出为他印大字本的《化石》杂志和《动物学》杂志的要求。
眼睛的复明并不能阻止**健康状况的继续恶化。但如同克服失明的困难一样，**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一方面，他竭力忍受治疗中的痛苦，配合医生治疗，特别是以极大的毅力，在年过八旬的时候戒抽了一辈子的纸烟；另一方面，始终保持着乐观主义的绪，进行力所能及的运动。1975年他在长沙期间，还先后五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每次达半个小时。三○一医院的专家姜泗长曾感慨地讲：“我行医四十年，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疾病的折磨作斗争中，有谁像主席这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的精神”。［2］
1976年1月8日，**闻知周恩来逝世的噩耗，许久一未。周恩来的病况，**是十分清楚的，离别是不可避免的。疾病的缠绕使两位伟人没有能够见上最后一面，**无力再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他吃力地拍着腿对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说：“我也走不动了。”他只能无奈地在**中央关于周恩来的治丧报告上重重地画了个圈。
1976年春节。工作人员一勺一勺地给**喂年饭。这时，他连“饭来张口”也很艰难了。他只吃了几口米饭和一点武昌鱼肉。春节期间他看了电影《难忘的战斗》。据吴旭君回忆，当银幕上出现人民群众热烈欢庆解放、迎接解放军进城的镜头时，**禁不住老泪纵横，电影也看不下去了。虽然**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甚至说话也很费劲了，但他的头脑依然十分清楚，依然全身心地为国事操劳。由于长期卧床，为了侧卧时看书批阅文件方便，工作人员为他配了单腿的眼镜。后来连举文件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就让工作人员帮他举着书和文件来阅读。5月27日，他坚持在书房里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6月初，**的心脏病再度作。经过全力抢救，才又平缓下来。这时他已完全不能自己进食，就是流食也难咽下去，医护人员为他做了鼻饲。**躺在床上动不了了，鼻子上同时插着氧气和鼻饲两根管，但他仍然没有停止过工作。从1959年起开始为他做内勤和卫士的周福明回忆：“我时常看到在疾病的折磨下主席是那样的痛苦。肺心病常常导致他在严重地缺氧，嘴唇紫，浑身全是汗淋淋地，举书的手时间长了也抖得不停。”［3］
7月28日，唐山、丰南地区生强烈地震，北京也受到波及。病中的**被用担架抬进了游泳池边上的新居“二○二”。当时**已服用了安眠药，醒来后他执意要求搬回游泳池的旧居去。最后由华国锋亲自做工作说，等地震平稳下来，主席身体好些再回去。**十分关心震和灾区人民。送来的震汇报，他都亲自过问。当他听说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时，止不住热泪涌流。8月4日，**派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赶赴灾区。《**中央关于唐山、丰南抗震救灾的通报》是他生前批的最后一份文件。不久，**的心脏病又一次作。8月26日，危病中的**似乎不知道生命的终结将要到来，又向工作人员索要了南宋洪迈撰写的《容斋随笔》。这是他比较喜欢读的一本书，也是他向工作人员要的最后一本书。
9月2日，**的病恶化。9月5日，病危。9月8日，**进入弥留状态。即使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仍以超人的毅力，顽强地同死神抗争。由林克、徐涛和吴旭君署名的《历史的真实》一书，披露了**临终前一天的护理记录：
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
3.引子（3）
零时零分体温36。***9c，脉搏103次/分，呼吸21次/分，血压170/80（mmhg）。看文件14′。
按摩双下肢，腹部人工辅助呼吸，有些微汗，生理盐水喷口腔六下。
零时五十分呼吸24次/分。看文件10′30″。辅助人工呼吸，按摩下肢。
一时十分看文件15′30″。
一时二十九分血压150/70（mmhg），t波倒置，st段压低0。15mv。（注：表示心肌缺血）
一时四十分主席自己使劲。马上去看，现尿床约200ml。
一时四十五分血压180/80（mmhg）。看文件10′。
二时零五分脉搏116次/分。看文件9′。爽身粉擦大腿。
五时十分换枕头及耳枕。看书7′。
五时十六分有轻度紫绀（注：表示缺氧）尿床200cc。
十一时十五分体温37c，脉搏102次/分，呼吸26次/分。双手双脚凉。
十一时二十一分嘴唇紫绀明显。做呼吸器很短，不要。手指甲绀。
十一时五十分st段压低加深0。3mv。（注：表示心肌缺血加重）
十二时四十七分看文件21′。液体滴数速（度）调至20gtt/分。（注：即每分钟二十滴）
十三时十五分st段压低0。3mv。出现二个室性早跳连续生。（注：表示心肌缺血加重，并有一定程度的心律失常）
十三时十八分看文件12′。
十四时零四分口唇、手指甲绀明显，给做呼吸器1′27″。
十四时零八分继续做腹部代辅助呼吸。
十四时零九分脉搏106次/分，呼吸24次/分。看文件18′。
十四时三十五分血压160/65（mmhg）。看文件23′。按摩右上肢及双脚。
十六时三十分st段压低0。1-0。2mv，室性早跳一次。
十六时三十七分看文件30′。（注：这是**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此后，病进一步加重，插上鼻咽管）
据徐涛、吴旭君统计，**在9月8日这一天，先后看文件、看书11次，共两小时五十分钟。而这一切是在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图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和氧气管的况下，由别人用手托着书和文件来读的。周福明回忆：“那天主席一觉醒来，向守候在旁的医务人员说什么。医务人员半天都没有听出来，就马上跑到值班室找身边的工作人员。我闻讯赶到，主席从喉咙里出微弱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我连忙从床边抓起纸和笔，把笔塞到主席手中。主席艰难地握着铅笔，在我举着的纸上费了很大的气力，半天才画了三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用握着铅笔的手慢慢地抬起，非常吃力地在木床头上点了三下。我们立刻反应到，主席说的话是和‘三木’有关。‘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我轻声地问。主席默默地点点头”。［4］入夜了，政治局委员们排着队走到**病榻前，同他做最后诀别。这时，**的神智仍然清醒。见到叶剑英时他曾吃力地用手招呼示意，但最终什么也没能说出来。
几个小时后，9月9日零时10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的一生中，既有过革命**时在风头浪尖上的搏击奋进，也经历了挫折时在低谷中的一次次努力，但无论是成功与失败，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奋向上的精神，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理由说那时**并不知道死之将至，但他的行动却表现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也许**用最后的力气读那些书和文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这却充分反映了**一息尚存，奋斗不已的顽强精神。这何尝不是又一次到中流击水呀，这是面对着死神的挑战，用生命进行的最后一搏。
**，20世纪的大变革年代改变中国面貌的一代历史伟人。
注释
［1］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68~169页。
［2］《缅怀**》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7页。
［3］周福明：《在最后的日子里》，《缅怀**》下卷，第686页。
［4］三木，指日本相三木武夫。引自周福明：《在最后的日子里》，《缅怀**》下卷，第689页。
4.一“改造中国与世界”（一）（1）
故乡、家世
位于湖南湘潭、宁乡、湘乡交界处的韶山，是**的故乡。
韶山属湘潭市，处于湘中丘陵地带。
韶山的顶峰，即著名的韶峰，又称仙女峰，海拔500多米，山高陡峭，气势雄伟，“绝顶才宽三五尺，此身如有九重天。”韶峰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第七十一峰。在韶峰下，群山环抱着一块不大的谷地，由南向北，长5公里，宽3。5公里，地形明显地分为东西两部，西部山峦环绕，东部岗丘起伏，大致构成“六山一水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格局，这个山谷就叫“韶山冲”。
韶山冲东北距长沙90公里，东南离湘潭45公里，是个偏僻的山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里没有铁路、公路，也没有通船的河道。在这里居住的有毛、李、钟、周、邹、彭、庞等几姓人家，他们忠厚、朴实、勤劳、善良，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却遭受着深重的灾难，过着很穷苦的生活。
韶山冲里潺潺流淌着一条小溪，终年流水不断。在这小溪中上游的南岸，有一栋依山傍水的半瓦半茅屋的房子，叫上屋场。这是一栋湖南农村常见的“凹”字形住宅，当地人称作“一担柴”式的房子。这栋房子从堂屋正中为界，分别住着两家人。住在东边瓦房里的是毛家。公元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就诞生在这里。
韶山毛氏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中叶。当时元末红巾军起义如火如荼，天下大乱。
在这王朝更迭的年代，家住江西省吉州府龙城县（今江西省吉水县）的一个名叫毛太华的青年农民，投奔到朱元璋的农民军中。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毛太华做了百夫长一类的下级军官，并随从明朝大将傅友德、蓝玉远征云南。云南归入大明的版图后，毛太华被留下，成为镇滇军人。
云南边陲，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当时很少有汉族居住。在云南澜沧（今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区县内），毛太华同许多镇滇军人一样，娶了一位当地少数民族姑娘为妻，并生育了四个儿子，依次取名为：毛清一、毛清二、毛清三、毛清四。
由于戍边立有军功，毛太华后被准许迁回内地。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毛太华偕妻子王氏、长子清一、四子清四入湖南，居住在湘乡县城北门外绯紫桥。在这里，朝廷分给他们田产几十亩。数年后，毛清一、毛清四就迁移到了湘潭县七都七甲定居。七都七甲这个山乡，就是今日闻名天下的韶山。毛太华随儿子清一、清四在韶山生活若干年后就去世了。从此，毛氏家族便在这山清水秀的韶山一带繁衍生息。毛太华，成为韶山毛氏家族的第一代祖先。
毛氏家族从第一代毛太华至第六代，没有固定的谱系。清乾隆二年（1737年），毛氏家族第七代开始修族谱，定下固定的谱系为：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清光绪七年（1881年），毛氏族谱再修，又续订了谱系：
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
起元敦圣学，凤雅列明章。
以后直至1941年，毛氏族谱又经三修、四修，但都没有再续谱系。
在族谱中，还记载着颇为严格的家训：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奋志芸窗、勤劳本业。族谱中规定的家戒则要求戒“游荡”、“赌博”等等。
毛氏家族在韶山世代务农。其第十七代传人毛祖人，又名毛四瑞，就是**的曾祖父。生于1823年，1893年**诞生那年去世。他是一个沉默寡，勤劳忠厚的农民，没有读过书，主要靠种田、出卖劳动力来维持一家的生计。生有二子，长子德臣，次子翼臣。
**的祖父毛翼臣，名恩普，字寅宾，是毛氏家族的第十八代传人。他生于1846年5月22日，1904年11月23日去世。娶妻刘氏，生一子贻昌；还有两个女儿，分别嫁张家和贺家。1878年，与哥哥德臣分家，从祖居地韶山东茅塘搬到南岸上屋场。他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一生清贫。为了生活，不得不将祖传的部分田产典当出去。
5.一“改造中国与世界”（一）（2）
毛氏家族的第十九代传人毛贻昌，即**的父亲，字顺生，号良弼。生于1870年10月15日，1920年1月23日因患急性伤寒病去世。当时**在北京为驱逐张敬尧的斗争而奔走，未能回韶山奔丧。
毛贻昌终身务农经商，而且生财有道。他读过几年私塾。10岁时，由父母做主，与湘乡县唐家土乇文芝仪之女文素勤**母亲的名字说法不一。曹宏、周燕著《寻踪毛泽民》第3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版）记载：毛泽民在1939年应共产国际要求，代**填写一份个人履历，其中将其母亲名字写为“文素勤”。订了婚，15岁完婚。16岁时，为了替父亲偿清所欠债务，迫不得已外出当兵。他把军队给的饷银积攒起来，退伍回家后，还清了债务。17岁开始当家理事。那时，他家只有六七亩地，家底微薄，一家人终年为温饱而操劳。但毛顺生精明能干，善于经营，他把自家省吃节余下来的稻谷作些加工，将白米挑到银田寺赶集出售，有时也零售给附近的穷苦樵夫和手工业者，米糠则用来喂养架子猪出售。渐渐地，他积攒了一笔钱，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算上原有的，共有自耕地15亩，年收60担谷。全家有父亲、妻子、泽东、泽民、泽覃三个儿子，连他共6口人（后又收养了其堂弟的女儿泽建），除用去口粮35担外，尚有25担左右的剩余。
毛顺生治家严厉，是个好当家。他常说：“吃不穷、用不穷，人无计算一世穷。谁会盘算，谁就能过好日子；不会盘算的人，你给他金山银山，也是空的。”他带着一家人勤奋劳动并省吃俭用，家里没有吃闲饭的，儿子年纪小也要干些割猪草之类的轻活，长大些了就要到田里干活。每年口粮之外的剩余谷子，用作押进田产，取利息钱。此外，他还兼作些贩运谷米和生猪的生意。开始，这种生意还是小规模的。后来，毛顺生得到岳家亲戚的贷款帮助，便到湘乡大坪坳一带成批购进稻谷，加工销售。家里也开始雇工，起初是短工，后来雇一长工，在冬天碾谷的时候，还得多雇一个短工。在运输上，也逐步由肩挑改为土车运送，以后更展到从银田寺雇船，将米运往湘潭市易俗河去出售。此外，他还贩卖耕牛。毛顺生手头的钱增多了。1904年，他买进了堂弟毛菊生的7亩水田，使田产增加到22亩。年收稻谷80担。此后，他继续聚积财富，但不再买进土地，而是典进别人的田地。因为典地要比买地便宜，自己不用操心农田，有利于经营生意。他有了资本，算是个小财东了。他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并同“祥顺和”、“彭厚锡堂”等店铺有商务往来。为了流通方便，自家还印制了取号“毛义顺堂”的纸票，同“吉春堂”的纸票流通周转。“吉春堂”是湘乡大坪坳一家设有药材、肉食、杂货等几个店铺的大商号，老板姓赵，是毛顺生妻兄文玉瑞的亲家。后来，毛顺生一手包办了儿子泽覃与赵家女儿先桂的婚姻。
毛顺生克勤克俭，经营有方，使得家业日益达。1936年**同斯诺谈到他家的经济况，说相当于“富农”的地位。1950年冬，韶山乡土地改革划成分时，乡政府写信请示**询问该如何给毛家定成分，**为自己家划的成分为“富农”。
**的母亲文氏，是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农村妇女。1867年2月12日生于湘乡县四都唐家土乇的一个农民家庭。同当时许多农村妇女一样，她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由于她在文家排行第七，家庭及邻里都称她“七妹”。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说他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这是当年译成中文时的音译之误，因斯诺的《西行漫记》而流传开来，实际应该是“文七妹”（即文素勤）。
文家也以务农为业，家境小康。其家所在的唐家土乇距韶山冲有10多华里。由于文家的祖先葬在韶山冲，后代每年都来韶山扫墓。为了扫墓时在韶山有个落脚的地方，文家就将七妹嫁到了韶山。七妹同毛顺生订婚时只有13岁，18岁嫁到韶山成婚。她共生育了7个孩子，长子、次子早夭，第三胎生下了**，后来又生了两男两女，四子毛泽民，五子毛泽覃，两个女儿也都早殁。
6.一“改造中国与世界”（一）（3）
**的出世，给毛家带来了喜庆。***母亲文氏唯恐第三个儿子又遇不幸，便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并开始吃起了“观音斋”。**出世不久，就被寄居到唐家土乇的外婆家。在唐家土乇的后山，有个龙潭溪，溪内有一股清泉，四季流水不断。在潭边矗立着一块巨石，高二丈八，宽二丈。人们称这巨石为“石观音”，并经常来此祷告。外婆为了小外孙能长大成人，便要女儿七妹抱着外孙来到“石观音”前烧香叩头，拜巨石为“干娘”，寄名石头，取容易抚养之意。因**排行第三，故有了“石三伢子”的乳名。1959年**回韶山，在设宴招待乡亲父老时，还开玩笑说，今天该请的都请到了，就差那“石干娘”没来。
在外婆家，**还按母亲的旨意，认七舅母为干娘，意在托福，因为七舅母孩子众多，被认为命中多子多福。母亲文氏为**的成人费尽了苦心。
对**影响较深的，还是母亲那高尚的品德。她性温和，心地善良，富有同心，且乐于助人。每逢荒年旱月，她就悄悄地送些米粮接济贫苦的乡亲们。这同过于自私的毛顺生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反差。在母亲的影响和支持下，少年时代的**养成了乐于助人的品性。
至今，在韶山还流传着许多**助人和同穷人的故事。
1919年10月5日，**的母亲因患淋巴腺炎不幸逝世。正在长沙忙于驱张运动的**昼夜兼程赶回韶山，为母亲守灵。他对着暗淡的油灯，回忆着慈母的件件往事，悲痛中写出了一篇哀恸的《祭母文》：
……吾母高风，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擘理分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
并作泣母灵联两副：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不久，**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又高度地赞扬了母亲的品德。他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他说他的母亲正是这后一种人。
在**的心里，对父亲、母亲的怀念和深，始终没有淡漠。1921年春、1925年夏和1927年初，**回到韶山时，都要来到父母合葬的墓前凭吊。1936年，**在陕北对斯诺多次深地谈到他的父母亲。1959年6月25日，**回到了阔别32年的韶山故乡。在旧居里父母的照片前，他伫立凝望了好久，然后对随行的人员说，如果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的。他的父母得的都不是难治的病症，却都过早地去世了。第二天清晨，**踏着露水来到父母的坟前，献上一束松柏，深深地鞠躬致礼，静默良久，并表示，下次再回来，还要来看看两位老人。
走出韶山
**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唐家土乇的外婆家度过的。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全家大小20余口人，生活也比较富裕。在一大群孙男孙女中，多了个“根基不稳”的小外孙，外婆自然是对他格外宠爱。**在这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群体生活，同表兄弟姐妹们一块嬉戏，一道去放牛、打猪草等。从6岁开始，他就来到田里帮助劳动。
1902年，**9岁了。父亲把他从唐家土乇接回来，送到离家不到200米的南岸私塾受启蒙教育，塾师邹春培。**同旧时所有私塾学生一样，先是从《三字经》读起，接着读《论语》、《孟子》、《诗经》等。**天资聪明，读书很用心，塾师教过的书，他都能背得。由于他自己学会了使用《康熙字典》，一些先生没有教的书，他也能读懂。在学习上，他不需要先生太劳神，因此，大家都叫他“省先生”。1904年秋，**转学到关公桥私塾，塾师毛咏生。1905年春，又就读于桥头湾、钟家湾私塾，塾师周少希。
7.一“改造中国与世界”（一）（4）
1906年秋，又到井里湾私塾就读，塾师毛宇居。***在井里湾私塾，**继续读四书五经，并开始练习书法。**在这里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但是他不喜欢读这些书，而是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曾背着老师读过《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当时的塾师毛宇居后来回忆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放在上面。后来被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他都背得出来。”后来，**回忆自己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认为这些书对自己影响很大。
1907年至1908年，**停学在家务农，白天同成年人一样在田间劳动，学会了扶犁、掌耙、扬谷、下种等农活，晚上则替父亲记账。但是，**的兴趣并不在这里。晚上他很快地记完账后，就躲进自己的卧室，点起桐油灯，读起书来。父母住在隔壁，总是催他早点睡，第二天早上好做工去。**听到催促声，便用布遮住灯光，继续看着，并且常常读到深夜。精明的父亲很快就看出他的把戏，反对道：你这样一夜熬掉了多少桐油，一个月下来就是几百文钱，这样下去，还了得**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能找到的一切书籍。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小说里有一点很特别，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个农民做主人公。**对此困惑不解，询问了许多人也都回答不出来。后来，他分析了小说的内容，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农民替他们种田。
他读完在韶山所能借到的书，还跑到外婆家，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了一些书来读。其中有一本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这是**非常喜欢的一本书。作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书中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这一时期，他还读了另一位改良主义者冯桂芬著的《校邠庐抗议》，此书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的**表示了不满，并提出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这些书，开阔了**的视野，激起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但是，父亲对儿子读这类书和小说是不赞成的，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儿子读一些经世致用的东西。有一次因为山林纠纷，毛顺生与人打了一场官司，对方本来是没有理由的，但由于人家知书识字，在大堂上引经据典，把无理说成了有理，而他自己则有理说不清，一片山地就这样被人家占了去。因此，父亲希望儿子能熟读经书，以后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后来继续求学能够得到父亲的同意和支持，这也是一个原因。
1909年秋，**复学，就读于韶山乌龟井私塾，塾师毛岱钟（即毛简臣），毕业于法政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1910年春，**又来到韶山东茅塘毛麓钟家里读书，毛麓钟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曾在蔡锷部下供过职。在这里，**选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日知录》等古籍，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这个时候，韶山冲清溪李家屋场从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给韶山冲里的人们讲述外地的一些见闻和维新的故事。他主张反对佛教，提出“弃庙兴学”，要把祠堂和寺庙的田产拿出来办学堂，而这种学堂不再是过去的那种私塾，不拜孔夫子，不读四书五经，而是学一些新的科学知识。韶山冲里的人们对李漱清的论议论纷纷，很少有人支持他。**则赞成他的主张，并拜他为师，向他问学求教，还经常去找他谈心，了解外面的新鲜事。他们成了好朋友。
这期间，湖南长沙生的一件事给**留下深刻的印象。1910年4月，湖南闹粮荒，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湖南巡抚衙门请愿，要求救济，平价粜米，可得到的却是巡抚的无理答复。饥民们被激怒了，他们冲进衙门，砍断旗杆，赶走了巡抚。饥民的暴动最后遭到野蛮的镇压，许多人被捕杀。这件事传到韶山后，**和同学们议论了许多天，他把这件事同韶山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因此，对惨遭镇压的饥民们深感不平。**后来回忆起这件事，认为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
8.一“改造中国与世界”（一）（5）
一些进步书籍和外面世界所生的一些事对刚刚步入青年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特别是他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这本小册子开头一句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书中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中国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宗主权的丧失。这使**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就在这时，父亲为了使儿子走上一条兴业传家之路，决定要送**去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对父亲的决定起初也没有反对，觉得当学徒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当他听说湘乡有个非常新式的学堂后，就决心不顾父亲的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他同母亲商定，邀请了舅舅、表兄和同族长者及老师来家相劝，有人告诉父亲，去那里学习，可以增加赚钱的本领。父亲终于改变了主意。在这次离开家乡时，他抄写了一诗赠给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诗是根据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的诗略加修改而成。**把原诗中的“男儿”改成了“孩儿”，将“死不还”改成了“誓不还”。诗中表达了**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抱负和志向。
1910年秋，**走出韶山，来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所学堂，当时实行“新法教育”，除教经书外，还教授西方“新学”的自然科学和其他新学科。**投考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在试题《志》的作文中，抒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受到校长李元甫的赞赏，说：“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
**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学习很有长进，写得一手好文章，受到校长和教员们特别是国文教员的喜欢。他写的《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全校有名。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期间，**经常到学堂的藏书楼借阅中外历史、地理书籍，了解到中国古代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等的事迹，对他们表示仰慕。他从一本世界英杰传里，读到拿破仑、叶卡特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对他们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盼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拯救民族危亡。他曾对同学萧子暲（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
在这里，**还读了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的关于康梁变法的书报，并且很喜欢这些书报。他反复阅读，有的可以背诵出来。他崇拜康有为、梁启超。他在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中连载的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时，写了一些批语。对该文“论国家思想”一节说到两种君主制国家所写的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时期，**并不反对君主制度，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由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维新派帮助他变法改革。
1911年春，经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老师推荐，**第一次来到省城长沙，考入驻省湘乡中学。在湘乡驻省中学，他第一次看到了报纸——《民立报》，从此，读报成了**终生的爱好。《民立报》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从这份报纸上，**了解到他来长沙后不久，在广州由黄兴领导的反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的消息，读到了这次起义中英勇殉难的七十二烈士的事迹。从这份报纸上，他还知道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
9.一“改造中国与世界”（一）（6）
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的政策，强夺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改为官办，并把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这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保路风潮先从湖南掀起，四川、湖北、广东也都立即动了保路运动。**和同学们一起投入这场斗争。他倡议并和另一位同学带头剪掉自己的辫子，还强制十几个人也剪掉辫子，用此来表示对清王朝的不满绪。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距武昌不远的长沙城受到强烈的震动，形势变得异常紧张，湖南巡抚宣布长沙全城戒严。已经树立了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决心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他决定和其他几位同学到汉口去，并积极地做着行前的准备。
10月22日，湖南新军在焦达峰、陈作新的率领下，在长沙起义成功，建立了湖南军政府。许多学生投入军中，很快，一支学生军就组织起来。**不必到汉口去了，但他不喜欢这支学生军，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于是就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而尽力。
**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后来，他还劝说两位同学参了军。他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交上了朋友，尤其喜欢湖南籍的一个矿工和一个铁匠。
由于**能写字、作文章，可以帮助别人写信，而且有些书本知识，因此，大家都敬佩他的“大学问”。在新军中，**认真地接受军事训练，并且仍然十分重视研究时事和一些社会问题。他每月7元的饷银，除用于伙食2元和买水花去一点外，剩下的都用在订购报纸上。从当时鼓吹革命并正在讨论社会主义的《湘江新闻》上，他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他还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了兴趣，并热地写信给他的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同时也同士兵展开讨论。
革命形势在急剧地展、变化。1911年11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逼迫清政府取消皇族内阁，由他任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内阁。袁世凯用革命来吓唬清政府，但更以暴力压制革命。1912年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协议。清政府也被迫接受了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溥仪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时，**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了军队，决定继续求学。
当时，长沙城内有许多学校，各个学校都通过报纸广告来招徕新生。可是，这时的**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却没有明确的主见，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犹豫再三。
他先后在六所学校报名投考。先是看到一个警察学堂的广告，就去报了名。但在考试之前，他又被一所肥皂制造学校的广告所打动。这则广告说，该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并有津贴，还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改变了投考警察学堂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于是又付了一元钱的报名费，投考肥皂制造学校。后来，他的一个在法政学堂学习的朋友不断地劝他进法政学堂。这所学堂在广告上许下诺，答应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法官。**第三次付出了一元钱的报名费，报考法政学堂。**报考的第四所学校是一所商业学堂。这是受到另一位朋友劝告，说国家现在处于经济战争之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动心了，付了报名费，参加考试并被录取了。可是，他并没有专心下来，还是继续注意广告。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促使**决定要去那里学成一个商业专家。他写信把这一决定告诉了父亲，使父亲着实高兴了一场，因为父亲是最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报名报考的第五所学校就是这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并在这里学习了一个月。由于这所学校的课程大多数是用英语讲授，**不懂英语，而学校也没有用汉语教课的教师，所以他很快又退学了。
10.一“改造中国与世界”（一）（7）
最后，**报考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为省立第一中学），并参加了入学考试。***张榜结果，他名列第一。他进了这所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很大，学生也多。由于**爱好历史和文学，国文老师很喜欢他，并热心地帮助他，主动借给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阅读。但是，他并不喜欢这所学校，因为学校的课程有限，校规也非常烦琐呆板。他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在校学习不如自学更好。于是，**在省立第一中学学习了半年后，于1912年便退学了。
**离开省立第一中学后，寄居在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了定王台的自修生活。
定王台，位于长沙城东南角。相传西汉的时候，有一个长沙定王为了怀念他死去的母亲，就在这里修筑了一个土台子，经常登台向北方的长安眺望。后来长沙的老百姓就把这个台子叫定王台。清朝末年，这个土台已荡然无存，在这里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的洋房。辛亥革命后，省政当局接受一些学者的意见，利用这栋房子办起湖南图书馆，馆里购置了不少新书。
这里比较偏僻，周围树木葱茏，环境幽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场所。**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定王台来阅读。无论酷暑寒冬，都持之以恒，雪雨无阻，从未间断。每天，图书馆开门，他总是第一个进去，闭馆时，又是最后一个出来，中午休息片刻，到街上买两块米糕作午饭。
在这里，他广泛涉猎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孟德斯鸠的《法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还认真研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同时，也阅读一些诗歌、小说、古代希腊、罗马的故事。
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并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了一番：原来世界有这样大！在这个地图上，中国只占这么小的一部分，湖南更小，湘潭县没标出来，韶山更没影子了……世界既这样大，人就一定特别多，人多问题就多……［2］
**在定王台省图书馆的自修生活已过半年。这时，住在湘乡会馆里的士兵和学生生了冲突，会馆被士兵占了去，**被迫离开了这里。也就在这前后，父亲来信不赞成他自修，认为这是不务正业，并拒绝提供费用。就这样，**结束了他后来认为是“极为有价值”的半年自修生活。
在湖南一师
**被迫停止在定王台的自修生活后，开始认真思索自己的前程。他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在费用已无保障的况下，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登出的一则有不收学费、膳食费低廉内容的广告，自然引起他的兴趣。两个朋友也鼓励他报考这所学校，于是，他投考并被录取。同时，他还很讲“义气”地帮助那两个鼓励他报考的朋友准备了入学考试的作文，使得他俩也进入第四师范。**进入第四师范后，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在第四师范预科一班学习了一年。1914年2月，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第一师范学校，他又随之转入第一师范，共学习了4年半，至1918年6月毕业。
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后，**被编入预科第三班。由于同四师的春季招生不同，一师是秋季招生，因此，他同四师转来的同学一样，重读了半年的预科。1914年秋，他被编入本科第八班。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坐落在长沙南区书院坪。这里以前叫城南书院，是南宋理学家张木式讲学的地方，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隔湘江相望。辛亥革命后，在这城南书院早已荡然无存的书院坪，创办了第一师范学校。一师是一所比较民主开明的学校。在这里，**受到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等教员的影响，尤其是杨昌济对他的影响最深。1936年，**回答斯诺谁是他最尊敬的老师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1918年8月，**来到北京，同萧子升等驻京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工作。在北京，**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在杨昌济的赞许下，**和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建立起真诚的友谊和恋爱关系。
11.一“改造中国与世界”（一）（8）
在四师、一师学习的5年半时间，是**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因此，他的学习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学习掌握救国救民的本领。他认为：“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而，本为变革应有事，就他而，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己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如此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要求得真本领，必须刻苦学习，“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不厚，时惧倾圮。”［3］
为了认识真理和追求真理，**决心学习“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的精神，“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讨”。他提出“文明其精神”，要刻苦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他与同学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在一起谈论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4］
**学习十分认真、刻苦。他听课时做有大量的课堂笔记，课后自修时写有读书录，还全文抄录过一些他喜爱的书籍。这些课堂笔记、读书笔记等累积下来有几网篮之多。后来**把它们送回了韶山。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要抄**的家，附近的族人听到风声后，将这些本子和书籍搬到后山焚毁。一位曾教过**的私塾老先生，从火堆中抢出一个笔记本和两册教科书，保存了下来。《讲堂录》就是抢出来的那本笔记，是现存下来的**的唯一的课堂笔记。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一师本科毕业班开设了修身课，所用教材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读了这本约10万字的著作后，写了1?5万余字的批语，留下了用红、墨笔打记的圈点、单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对书中一些哲学、伦理学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强调个人价值，主张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和**主义的束缚和压抑。
**喜欢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不十分感兴趣，反对将自然科学列为学校的必修课。因此，他将功夫多数都花在社会科学上，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他博览群书，凡是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如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稗官小说、近人文集以及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名著等，无不浏览。他经济拮据，没有钱买书，只是有时买些折价书，大量的还是向老师同学借阅，并对一些他喜爱的内容，认真地抄录下来。《讲堂录》中就有他手抄的《离骚》、《九歌》。他一师的同班同学罗学瓒在1917年9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5］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足见**学习之认真、刻苦。
**很注重自学。课堂上的有限时间满足不了他的求知**。他精心安排自学计划，读书不倦。晚上熄灯后，他就捧着书本坐在走廊的路灯下，或者茶炉房里，借着微弱的灯光苦读，经常读到深夜，有时通宵不眠。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有时他只身到学校后面的妙峰山顶学习，为“静中求学”；有时则来到车水马龙的长沙城南门口读书，要在“闹中求静”，磨炼意志。
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是**读书学习的突出特点。他每天“从早到晚，读书不止”。早晨很早就起床，做冷水浴或其他运动，然后进教室自习。上课时，静心听讲，认真笔记，课余时间或是进图书馆、阅览室阅读，或是找同学、老师交谈学问。晚上熄灯后，还要夜读。
在学习上，**广泛而虚心地向他人请教，共同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他认为，“学问”两个字组成一词是很有道理的。既要虚心好学，独立思考，又要好问，与人交谈讨论。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学问。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的住处是**常去求学问教的地方。1915年上半年，杨昌济指导**、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每逢周末，这些人就到长沙郊外板仓杨先生家中，由先生介绍和推荐读物，大家一起讨论读书心得。据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记载，**从4月4日到8月29日这段时间里，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到芋园黎锦熙住处拜访求教近20次，交谈内容包括“读书方法”、“研究科学之术”、“改造社会事”、“学与政”等。**从黎锦熙那里受益匪浅。1915年9月黎锦熙到北京工作后，**在给他的信中还表示：“甚愿日日趋前求教。”黎锦熙对**十分赏识，他在日记中曾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即陈昌，后成为著名的革命烈士——引者注），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
12.一“改造中国与世界”（一）（9）
在不断的学习和探索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学习方法。***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追求改造世界的知识，他刻苦攻读，勤于思考，持之以恒，同时，广泛而虚心地拜师访友，求学问教，与他人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
“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是**在一师读书时热衷提倡的一个口号。他认为：“德智所寓，不外于身。”虽然“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6］因此，他为了强壮身体，磨砺意志，同时也为了保持学习时的旺盛精力，刻苦地进行体育锻炼，并且持之以恒。
**进行锻炼的项目很多，主要有冷水浴、游泳、野游、爬山、露宿等。
冷水浴，这是杨昌济老师常年进行的锻炼项目。开始时，**只是模仿杨先生进行，通过实践，他认为冷水浴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抵抗力，并能强壮筋骨；第二，可以培养勇猛无畏的气魄和战胜困难的精神。因此，他从模仿转为长年坚持不懈地进行。
一师浴室旁有一口水井，每天清晨天蒙蒙亮，**就起床来到这里进行冷水浴。他脱光上身衣服，吊上一桶桶的井水往身上浇，然后擦，擦了又浇，浇了又擦，这样反复十几分钟，直到全身红热为止。冬季坚持冷水浴不容易，可**却很习惯自然。有同学问他为什么能坚持，他回答说，只要下定决心，难关是可以突破的。
**从小就酷爱游泳。8岁时他从师邹春培读私塾，一次邹有事外出，嘱咐学生温书。当书读熟后，**就和几个学生到私塾前的池塘里戏水。邹先生回校见到后，非常生气，要学生对对子，对不出就要用楠竹板打手心。对子出的是“濯足”。取意孟子中“沧浪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不假思索就对以“修身”。取意于《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邹先生不禁连连点头。不敢说**8岁时就把游泳同修身联系起来了，但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就一直把游泳作为锻炼体魄、砥砺意志的一项重要手段。长沙的橘子洲是他在一师求学时常来游泳的地方。夏天水涨时，湘江水面宽三四里，他能从东岸游到西岸；秋冬之间，行人已经穿上棉衣，他还能在江中游上几十分钟。他的同学张昆弟、罗学瓒曾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们当年一起畅游湘江的景。1917年9月23日张昆弟日记记载：“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罗学瓒在1917年9月20日的日记中也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游，人多西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全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力气，不得不谓运动中最有益者。人固足信哉！”他在10月8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余前数日，因浴冷水，致身痛头昏。休养数日，少饮食，多运动，今日已痊愈，复与毛君泽东等往河中洗擦身体一番，大好快畅。”
爬山、露宿、风浴、雨浴等也是**锻炼身体常用的方法。与一师隔湘江相望的岳麓山，是**常去锻炼的地方。除爬山外，还在这里进行过风浴、雨浴等活动。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中还写道：“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散，旷然有远俗之概。归时八点钟矣。”有一次在一个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晚上，**独自一人，顶风冒雨爬上岳麓山顶，然后又从山顶跑下，来到蔡和森家。蔡母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是为了体验《诗经》上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句话的味。
一师校园里的君子亭和岳麓山的爱晚亭、白鹤泉以及橘子洲等地，是**经常露宿的地方。在寒霜时节，当夜幕降临时，他就邀请一些同学来到这里高谈阔论，直到夜深人静，然后各自找个地方，露宿至天明。
13.一“改造中国与世界”（一）（10）
**经常进行锻炼的项目还有运动体操等，他曾自编过一套“六段运动”体操。**在刻苦进行体育锻炼的同时，还对体育理论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他写了一篇长达7000余字的《体育之研究》，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表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
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对他在一师的体育锻炼作了回忆：“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7］
在一师求学期间，**不仅刻苦攻读死的书本，而且还善于读“活”的书本。他常说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他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倡导走出学校，走向社会，了解社会，“周知社会”。他从《民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有两名中国学生旅行全国，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想效法他们的榜样，由于没有钱，便决定采用“游学”的方式，先游湖南。所谓游学，本是旧社会一些读书人，利用“游学”写字作对联送人，变相行乞。**用这种形式，深入农村，接近农民，得到了许多教益。
据有关记载和回忆，**在一师期间曾游学三次。
第一次是1917年7月中旬至8月16日。**邀萧子升和准备回安化老家度暑假的同学萧蔚然，开始了一次游学。这次游学，历时一个多月，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步行近千里。一路上，**每天清晨早起，做过“六段体操”后，追记笔记，留下了许多笔记和心得。师生们传阅了这些游学笔记后，称赞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第二次是1917年寒假。**步行来到浏阳文家市。他在铁炉冲陈赞周同学家住了几天，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晚上，同附近农民谈心，针对当地没有栽树的习惯，**宣传种果树造福子孙，他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食果。并动手栽了几棵板栗树。他还到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昌家走访。
第三次是1918年春。由于学校驻扎了一个旅的兵力，学校被迫停课。**趁此机会，同蔡和森徒步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等况。
通过几次游学，**广泛地了解了中国社会，更加了解了农村的现实况，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他认为这是读“无字之书”。
对在第一师范的学习和生活，**后来曾不无感慨地对斯诺回忆道：“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过的生活中生了很多事，我的政治思想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五四运动的风云际会
**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国际上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国内，**与共和、民主与封建的斗争异常激烈，整个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时期。特别是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最初叫《青年》）杂志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这样一个新的方生、旧的未死的充满矛盾的年代里，**怀着强烈的爱国心，时刻关注着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展变化，思索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他主要通过报纸杂志，了解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展变化，成了一师校园内闻名的“时事通”。一师有一个可容纳几十人的阅览室，是**天天去的地方，那里有湖南、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报刊。**读报刊非常认真，常常随身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报刊上提一处地名，就查看地图，找出位置，疑难字则查查字典，凡重要消息、文章、资料，不论长短，他总是从头至尾认真读完，并做摘记，写出心得。
14.一“改造中国与世界”（一）（11）
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9日下午6时前答复其1月18日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于5月9日接受了除个别条款外的全部要求。消息传到湖南，一师师生义愤填膺。为了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修正案，学生们集资编印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题为《明耻篇》。**仔细阅读了这些文章和资料，并作了批注。他在封面上写道：“五月七日，国民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15年从夏至冬，**参加组织了第一师范进步师生开展反日、反袁斗争。当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声甚嚣尘上时，**团结进步师生，公开进行反袁演说，并写文章，和帝制派劝进复辟的丑恶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他还以学友会的名义将著名人士关于反袁称帝的文章编印成册，在校内外广泛散，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1917年10月至1918年5月，**被推选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学友会的工作特别活跃起来。**主持一师学友会期间，除组织同学参加爱国反帝宣传活动及各种学术和体育活动外，还满腔热忱地举办了工人夜学。通过办工人夜学，**与城市工人有了广泛的接触，并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同时，也取得了同工人接触和联系的初步经验。
随着时局的展和对社会问题的认真思索，**逐渐感到，要实现救国救民的愿望，还需要更广泛地结交有志救国的青年，联合更多的同志。为此，1915年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署名，向长沙各校出《征友启事》。启事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提出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渐渐地，在**的周围，团聚起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张昆弟、罗学瓒、陈昌、陈书农、罗章龙等十余人。他们多数是第一师范以及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有少数长沙市中小学的青年教师。1936年，**同斯诺谈道：“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和这一批志向远大的青年经常在岳麓山、橘子洲等处聚会，臧否人物，畅谈国事。正如他1925年作的《沁园春·长沙》中所追忆的那样：“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后来，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成了这批青年聚会的地方。他们议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无数次的讨论，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根据酝酿和讨论的结果，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就和萧子升、蔡和森等起组织了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成立大会在蔡和森的家里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陈绍休、萧子暲、邹鼎丞、张昆弟、陈书农、邹蕴真、周明谛、叶兆桢、罗章龙13人，陈昌、李维汉、周世钊、罗学瓒、熊光楚、曾以鲁、傅昌钰、彭道良8人因各种原因没有到会。会议通过了由**、邹鼎丞起草的会章。会章规定：“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凡经本会会员五人以上之介绍及过半数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会员守则：“1。不虚伪；2。不懒惰；3。不浪费；4。不赌博；5。不狎妓。”会议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赴法留学，会务由**主持。新民学会很快就成为五四时期最著名的青年进步团体之一。
15.一“改造中国与世界”（一）（12）
新民学会成立以后，会员大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因为这时大部分会员已经或即将毕业。***就在这时，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已逐渐在全国开展起来。在湖南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成为新民学会成立以后所进行的第一次大的行动。
1918年6月，杨昌济先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举家迁至北京，出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杨先生支持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倡导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也时刻关心湖南青年的教育问题，所以，他很快就写信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办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消息告诉给**和蔡和森，并希望他们组织有志青年来北京。**接到信后十分高兴。6月下旬，新民学会在陈绍休、萧子升任教的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召开了一次会议，着重讨论“会友向外展”问题。学会委托蔡和森赴北京了解有关况，进行联系和准备工作。蔡和森6月23日赴北京，随后，将他在北京所了解到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的一些况，多次函告**，并急切希望**能尽快来北京。蔡和森在信中说，联系赴法勤工俭学一事，“殊不好为计，故亦望兄来指教。”并说，“驻京唯有润兄最宜”。蔡和森在信中还说，杨昌济先生“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
与此同时，**等会员在长沙到第一师范、长郡中学、周南女校等学校宣传鼓动，很快就有30多人报名。8月15日，**同罗学瓒、张昆弟、萧子升、李维汉等24名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从长沙乘船出，到汉口后转火车直赴北京。
开始，来到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多散居在设在北京的湖南各县的会馆里，**住在鼓楼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家，为了便于联系和学习、讨论工作，后来**和一部分会员聚居在地安门内三眼井胡同吉安东夹道7号，8个人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大炕，大被同眠”。生活十分清苦。在北京等候赴法的湖南青年，很快达到四五十人，后张昆弟、李维汉、李富春、贺果等，被安排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一面学习法文，一面学习机械学和机械制图；蔡和森到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在学习法文的同时，担任了初级班的国文教员；萧子升、萧子暲、陈绍休、熊光楚、罗学瓒等则在北京留法预备班学习。**经杨昌济先生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但是，他仍然四处奔走，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而努力。
据何长工回忆：**在解决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国内的学习生活问题之后，就进一步为他们出国做准备。当时最要紧的是筹备赴欧旅费。**在杨昌济先生的协助下，把控制在范源濂、熊希龄等人手中的一笔前清户部应该退还湖南的粮盐两税的超额余款存入俄国道胜银行的利息，提取出来作为湖南勤工俭学学生的赴欧旅费。**的热努力，受到了新民学会会员和勤工俭学学生的好评。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学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钦佩。”
1919年3月12日，**偕同一批准备赴法的青年，离开北京，14日抵达上海。15日，参加了环球各国学生会等组织召开的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17日，第一批赴法学生乘坐邮船起航，**又到黄浦江码头为湖南青年送行。29日，参加了又一批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31日又到码头送行。
**为赴法学友送行，许多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友曾恳切邀请他同行，但他却断然决定留在国内。后来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他解释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较原本快讯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