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五，第三天
同屋的是一个黑人姑娘，大多数时候帘子那边的她悄无声息，只有当一些探视者到来，那边才有了欢声笑语。尽管听不清说什么，凭他们的腔调也能猜想到无非跟中国人探视产妇说的差不多，贝比像谁啦，新妈妈如何保重啦，需要采买些什么用品……全世界的人感情大抵一样。
夜里，她也没怎么睡，低低的音乐响了一夜。
早上，我从帘子的缝隙看到她走往卫生间，步履缓慢。她的脸型身材并没有因怀孕而走样，但小腹仍是鼓起的，好像还有一个在肚里没生。特别是她换下医院的罩袍，穿上自己的衣服——黑色的掐腰套头衫——更显得肚子像一个篮球。
我听见她给家里打电话，说早上十点出院。
她应该是母女平安（她提到贝比用了女性第三人称的she），贝比就放在她旁边的小摇篮，即使家人都在身边时，她也没有显得十分快乐，没有迎接新生命的欢喜。
我和她都没有跟对方交谈的**，我们甚至尽力避免互相打照面。
她用完卫生间后，我把床头按起，准备去卫生间。病床设计得太复杂太周到，每次一按“床头起”，床尾也拱起来将膝盖顶高，如果不下床，这个姿势还不错，但如果要下床，腿拱起来是下不去的，又要把床尾按下去。我跟过分周到的病床斗争了一个多礼拜了。
腿放平了还是下不了床，需要使用腹肌起身，而我下腹开刀的那一条线像是撒了一层玻璃渣，在试图站起来的一刹那，要先将肚子在玻璃渣上狠命摩擦一番。
我必须站起来，导尿管已经拔了，我得自己上厕所。
我死命地拉着床扶栏，拼尽全力站起来，忍住疼痛，一把扶住椅背，站稳了，背上沁出一层冷汗。
迈出第一步，好，只要不用到腹肌，仅在同一平面上运动，就不疼。
在医院时间显得特别漫长。晚上六点钟吃完晚饭得熬到十二点，困意袭来才能入睡；早上五、六点醒来，到八点吃早饭还有两三个小时。
小卷发非裔护士交班前，来问我愿不愿意去走廊上走走。
“如果疼痛不那么剧烈，应该走走路。”她说，“按规定，自然生产第三天就得出院，保险公司只支付三天的费用，剖腹产第四天就得出院。早点走路，早点恢复正常行动能力，回家后的生活会容易些。”
我说好。她扶着我，我拉着走廊墙上的扶栏，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跟我以为的相反，左边隔了两个房间就是走廊的尽头，右边则是一溜病房长长地延伸下去。我刚从恢复室转移到病房时，在大批人马到来之前的短暂安宁中，我听着俄国淑女在走廊的说话声，依稀感觉走廊右边就是尽头，有大玻璃窗，窗外有高大的绿树，我甚至听到树上的鸟儿在鸣叫。
都是我在封闭无窗的高危病房住久了的美好想象，是我手术后从恢复室上来的错觉：把在国内读书时所住女生宿舍的走廊，安在了病房外。
左边的走廊尽头通往另一排病房，呈n字形，摆了大大小小的沙发，是一个开阔的休息区。我徐徐走到窗前，看见街道，看见街对面罗马复兴式的连栋别墅，三、四层的楼房仍低于我的视线，我所在的楼层大概是五、六层吧？
这是上个星期五住院以后，第一次看见阳光，明艳的初夏阳光。五月初，我跟保罗和妈一起去犹太商店买蜂蜜，路很近，他们两人走着去，我非常谨慎地坐了公交车。等车时，第一次沐浴到寒冬之后温暖、和煦的阳光，带有热烘烘、懒洋洋初夏的味道。我在阳光的笼罩下，憧憬着胜利的那一天。小牛，只要顺利地度过这个夏天，我们就可以幸福地相见！
然而，现在夏天都还没有真正开始，离九月他的预产期还有三个多月！
“你今天要不要去看看贝比？”小卷发非裔护士问我。
我去看他？我有什么脸去看他？我给了他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我连最起码的健康都不能给他，我会带给他什么样的人生？
我的眼泪呼啦一下涌了出来。
小卷发护士一下慌了，急急地安慰我：“别难过，别难过，妈咪，上帝既然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一定有他的安排。”
“可是他连两磅都不到……”我哽咽得只说出这一句。他连两磅都不到，他能不能活下来都是问题，即使活下来，他又能怎么样地活着？
“你不要这么悲观，如果你悲观，当你看贝比时，你的悲观会传递给他。你必须积极对待，他才能感受到你的积极。”护士像是跟我辩论一样，语气认真迫切，唯恐我不相信她的话，生出妄念。
“我能做什么？他都不能自己呼吸……”我颓废地说，眼泪一串串砸落。
“你可以爱他，医生做医生的工作，护士做护士的工作，他们可以治疗他，护理他，但他们代替不了父母来爱他，这只有你们父母能做到。”
就是因为爱，我才无法面对，这么早把他生下来，我有罪，我无法面对我的罪孽。
“要有信心，要相信他会好，相信上帝的安排。”我看着她，看着这个昨晚才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她在真心实意地劝慰我。昨晚，她告诉我，她是三十年前从中美洲来美国的，好象是厄瓜多尔之类的小国，我没听清名字。布鲁克林是美国的加勒比首都，布鲁克林区乃至整个纽约市，很多非裔是从加勒比海国家来的，我所认识的几个从非洲来的黑人，基本上是富家子弟。
“从今天起，我每天祈祷的时候会为你的贝比祈祷，祈祷他的健康，祈祷他有美好的将来。”加勒比海的非裔多是虔诚的基督徒。比我还矮小的护士扶着我，边说边低下头，嘴唇翕动开始祈祷，我看见她贴着头皮的小卷发，已经有了一些灰白色。
“上帝啊，万能的主，以你的慈悲保佑妈咪桑的贝比吧，请你帮助他们度过这个困难时期……”这个中年的拉美非裔小个头护士，她并非纯正发音的美语，好像折射了太阳的光辉，让我一时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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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班护士是一位粤语口音的中国人，让我叫她“吴姐姐”，只有教徒或修女才称某姐姐（sister），我猜她是香港人。我感到她对说普通话的人有轻微偏见，我稍微多问了几句，她便有隐忍之色。
她也是极力督促我下床走路。
“为什么不吃药呢？既然肚子疼，为什么要忍受呢？”她对我不吃止疼药也有看法。
“还没有到不能忍受的程度，只要不动、不站起来就不疼。”我不想说我不吃药是怕影响母乳，她一定会说没有影响。就算没影响我也不吃，以前我曾在一个小手术后吃过医生开的止疼药，吃完后头晕恶心，副作用明显。
后来她教徒的慈悲心占了上风，特别是晚上她进来送维生素和补血药，看见我在流泪，保罗坐在床尾抚摸我的背安慰我，她说话的口气和软多了。
没人时她对我说：“以前我们病房住过一个中国人，她的两个小孩都是早产儿。第一个是世贸大厦地下室发生爆炸那年，她从曼哈顿下城医院转到这里就早产了。她是五十二岁生的。过了两年又生一个，也是早产儿。后来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医院来看我们，你说巧不巧，她们来的那天正好是911，她们在这里时，世贸大厦倒塌了。”
这一番话，她说得轻描淡写，我听得瞠目结舌，这是什么样的运气，两次恐怖袭击都跟她有缘，还有，五十二岁妈妈生的早产儿！
“她的孩子多少孕周生的？”
“两个都是二十五周。”
“他们回到医院时多大？”
“一个七八岁，一个五六岁。”
“那他们看起来怎么样？”我盯着吴姐姐问。
“很好啊，没有什么问题。”
我将信将疑，她可是像《悲惨世界》里从不撒谎的修女嬷嬷一样，长了一张朴素而诚实的脸，由不得人不相信她。
“她是什么原因早产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是什么原因呢？”
“宫颈突然缩短了。我曾经要求医生提早缝合，可是医生说缝合没有用，第二个医生根本不考虑缝合。是不是医生都不愿意做缝合手术？我听说缝合手术本身也会导致流产。”
“没有啊，我护理过的一些病人，有做缝合术的，医生给她们做啊。”
“她们没有早产？”
“没有，都坚持到最后。”
我简直无语了，我找的可是西奈山医院口碑很好的高危妊娠医生！
正说着，来了一位探视者，牧笛一样悠扬的声音先进来：“嗨，妈咪，你还记得我吗？”
“伊琳娜，我当然记得你。”伊琳娜是很常见的俄国名字，她是短短一周内我碰到的第二位伊琳娜，高危病房有一位强势的俄国护士伊琳娜，她则是我从高危转到楼上普通病房后的护士，我只跟她相处了半天。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间普通病房跟产科病房是不是在一层楼，我是被护士推轮椅送去的，只记得那里的走廊比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