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发生得太快，暴风骤雨一样，我都来不及反应：
上周二，去西奈山医院例行两周一次的b超检查。朋克头医生发现宫颈加剧变短，让我立刻到妇科医生诊所去。光头妇产科医生马考夫用仪器监视了一两个小时，未发现宫缩；
周三，保罗陪我再去西奈山，做ffn检查（fetal fibrinectin test，胎盘绒毛蛋白质测试）。昨天做了b超，必须要等24小时才能做这个测试。结果是阴性的，那意味着两周内不会分娩。我开始卧床休息，但朋克头说卧床不会有什么用处；
周五，感觉不到胎动，我有不祥之感，特意早早洗了个澡（恐要住院）。晚饭后，当保罗一如既往笑眯眯地问我今天小牛怎么样时，我说可能要打911。救护车送我到医院，阿塔拉医生在妇产科的急诊室接待了我，决定打促进胎儿肺部成熟和抑制宫缩的药；
周末两天，在医院几次b超，根据b超技师的计算，宫颈只剩1.5公分，胎儿体重900克；
周一，没有新的突发状况，除了护士进进出出，医生没怎么露面。马考夫医生来电话问询，认为状况稳定了；
周二下午，转到普通病房，午夜转回到高危病房；
周三凌晨，第一次出血，只剩两指，我感到了背疼和腰疼；
周五早上，第二次出血，被送进手术室……
由高危病房转到普通病房时，我并没有松一口气。医生告诉我，明天再做b超，如果宫颈没继续缩短，你就可以出院。
出院？！宫颈只剩1.5公分了，让我出院？在这种情形下要我回家保胎，如履薄冰地度过后面漫长的三个月？
医生的说法是，如果你稳定下来，在医疗上再没什么可做的了，唯一的办法是卧床休息。而卧床，在家里比在医院更合适。
什么更合适！你不如直接说，保险公司不允许。
上楼之前，我问护士楼上普通病房有没有窗户，她们就给我留了一个靠窗的床位。保罗是后来自己找来的。他来以后，我让他把餐桌移过来横在床上，我平躺着，两只腿搁在餐桌上。
当这个和颜悦色、声音柔美、五十多岁的伊琳娜进来送饭时，保罗说：“对不起，希望你不要介意她的姿势。”我没有解释，只说：“我必须这么做。”她体谅地摇摇头：“你一定比我更知道该怎么做。”
另一张病床没人，她把午餐托盘放在另一张餐桌上推过来停在窗口，让我想吃的时候再吃。然后，她打开壁柜的门，从里面拿出一个枕头，垫在我的腿下：“这样你会舒服点。”她客气地要我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下班之前她又专门来一次，告诉保罗，明天她不当班，也许她下次上班时我已经不在这儿了。她说，她主要负责产后护理，希望在我生产后能够照顾我。
“噢，那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想到我也许要战战兢兢地卧床三个多月。
“我们希望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保罗补充道。
在美国，经常会听到客气话，不必当真，但这个伊琳娜，她不是在说客气话，而是一个真诚、善良的人自然而然地散发真诚、善良的光亮与热情。
晚上七点交班以后，她还是没走。
转到普通病房，肚子上两个监视器都拿掉了，但隔几个小时要做一次腹部b超，敦厚的黑人女护士找了半天都没发现胎音，放下机器去找别人。这时伊琳娜拿起探头在肚子上试探：“嗨，贝比，你在哪里？不要跟我捉迷藏了，嗨，贝比，出来吧……”
她要是幼儿园老师，定是最温柔最慈爱的一位。
我很遗憾只能与她相处半天。
那晚，定于九点做的b超，到十一点才由一位年轻男技师来做。做完以后，我昏昏欲睡，最初那位黑人女孩回来了：“现在，要把你送回到楼下。”
“楼下？哪里？高危病房？为什么？”
“因为贝比的心率不是很好。”
刹时，从悬崖坠入冰洋。
现在，又见伊琳娜，真可惜啊，要是她满面笑容地抱着足月的贝比来给我看，该是多么美好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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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没人的空档，阿塔拉医生来了。他已经下班，换上了西装，双肩包随意地挎在一侧肩膀上。他的气质像学生似地清新谦和，但处理解决问题时却像老医生那么干练沉着。
他的外形是典型的印度知识分子模样，身材匀称，五官鲜明，言谈举止有让病人一看就会信任的气场。
我想起在河岸教堂学校认识的朋友小余。小余说她美国长大的小姑子爱上了一个印度人，非他不嫁，她婆婆坚决不同意，为此整天以泪洗面。那时小余和我都不理解，印度人和我们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相去甚远，那得是什么样的印度人、什么样的才干魅力能让心高气傲的小姑子以身相许？一次次接触阿塔拉医生后，我豁然明白了。
“阿塔拉医生，谢谢你昨天把我妈妈带来，要是没有你，她肯定找不到我。”
他微笑着点头，问我伤口还疼不疼。“你看起来好多了。你不知道，做手术的时候，整个手术台上全是血。”
难道是他给我做的手术？他不是负责接待外来病人的吗？
“按理你应该在术后第四天出院，但是，你失血太多，我已经向保险公司申请第五天出院，应该会批准的。当然，如果你想第四天出院也行。”
他问病房的医生护士有没有帮我取掉肚子上的纱布。我说还没有。他问：“你想让我现在帮你取掉吗？”我说好的。他放下背包，转身接了墙上的消毒液，搓着手消了毒，小心翼翼揭下我肚子上的一根根胶布，最后把一条一掌宽、两指厚的纱布拆下来。纱布上一点血迹都没有。
他一边揭胶布条，一边问：“你去看过贝比吗？”今天，凡是来病房公干的医生护士都在问我看没看过贝比，看没看过？看没看过？她们万众一心绝不放过一个不正常的新妈妈。我一律回答她们，刀口很疼，不能动。现在，对阿塔拉医生同样的问话，我长叹一声，终于能说出心里话：“我都不敢面对他。”
他抬起低着的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一向彬彬有礼的他严厉但仍不失和蔼地说：“你必须面对！你是母亲，你必须坚强！”
我默然。阿塔拉医生，我会记住你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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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简妮交班以后又来了。“我去尼克由看了你的儿子，他真袖珍。”
儿子？这个词跟我如此陌生。我有资格有吗？
她没有说他“真小”，而是说“袖珍”，更让我觉得刺心。
“他的手指很长。”她继续说，“尼克由的护士见过你的丈夫，说他是个很好的人。她们问，贝比的妈妈是什么样人，是不是也像爸爸一样好？我说那是当然啦。”
我只有叹气：“你不知道，我现在都觉得不应该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他是试管婴儿，我有内膜异位症，做几次手术才能做试管。为做试管打了无数次针，隔两天要去医院抽血检查荷尔蒙，哪怕有暴风雪，也要坐地铁一个半小时去验血；贴了三个月荷尔蒙胶布，把皮肤都烧烂了……不是他自己想来这个世界，是我强迫他来的，却不能让他正常降生……”
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看着我：“你不爱他吗？你会因为他是早产儿不爱他吗？”
“不会。”
“那就够了，没有一个贝比是自己愿意来这个世界的，你也是，我也是，但我们都感谢父母生了我们，不是吗？”她笑了笑，“也许杰姆斯本来是宇宙中一颗孤独的小星星，现在他有了生命，有家，有父母，有这么多人爱他，有未来美妙的生活在等着他，他不是幸运的吗？”
她停顿下来，扭头看帘子那边的黑暗处：“这里没有别的病人了吗？”
“另一个病人已经出院了。”我说。她本打算早上十点出院，结果家里晚上七点才来接她走，我几次听见她在电话里责备她丈夫。
“——嗯，”简妮好像思考着什么，“有孩子多好，孩子父母双全多好。”
“你还年轻，你会有机会的。”我想起她的话——“我还没找到人生孩子。”
“我结过婚。”她说，“——等一下，这里真的没有别人吗？”她起身转到帘子那边去看了一眼，才放心地回来坐下，“我前夫是南美洲来的医学院学生，很帅，很聪明。我跟他结婚一年就离婚了。”
我吃了一惊，没想到她会跟我说这些，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但是，我不是也跟她说了没跟别人说的秘密吗？
“他欺骗了我，利用了我。一拿到绿卡他对我的态度就变了，疏远我，敷衍我，做事遮遮掩掩，打电话偷偷摸摸。后来他回他的国家，带了一个女人回来，给她租了一间公寓，就在我们家附近。用他的话说，那才是他真心爱的女人。”
“当时我气疯了，立刻跟他离了婚。离婚时已经发现自己怀了孕，我没有告诉他。我想，我为什么要告诉他？他不配知道。”
“我犹豫了好长时间，拖到五六个月才去做的流产。那时我太恨他，他那些甜言蜜语都是假的，他只是把我当成获取绿卡的工具！”
“我真蠢啊，手术以后我才感觉到我做了什么，我杀了自己的孩子！不管孩子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他首先是我的孩子！”
“我后悔极了，我没有孩子了。我可能以后都不会再结婚，也不会再有孩子了。”她表情平静，但面容突然间好像老了十岁。
“啊，天哪！我的天哪！”面对电视剧里狗血剧情一般的真实故事，我只说得出这一句。
“所以，不要难过，你至少有了他。今天我看着你的贝比，想到，要是我那时冷静一下，理智一点，再晚一点去引产，如果他生下来会有呼吸有心跳，我也许会改变想法。现在，上帝不会再给我机会了。”她自嘲地苦笑了一下。
“尽力去爱他，把他养大，有孩子，没有孩子，你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简妮恢复了正常神色，站了起来，“明天是我第四天班，晚上交了班我就直接开车回佛蒙特，不过走之前我会再来看你。出院后，当你回到尼克由看贝比，有机会别忘了来产科看我。”
“好的，我想我会有几个月要跑医院。”
是什么触动了简妮，让她能对我推心置腹地倾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