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八日星期一，第一百〇三天
妈一周买两次菜，回来炖一次猪蹄汤、一次乌鸡汤。中午只有我们俩人在家，我吃肉喝汤，她经常一碗素面或速冻饺子就打发了。
按她在国内的习惯，午饭是正餐，晚饭简单。如果保罗晚上不回来吃饭，晚上我们俩就清汤寡水凑合。
我天天要泵奶，吃得不好奶量就下降，吃得多吃得好奶量就上升。我也不希望妈自己吃饭瞎对付，冰箱里一盒香肠直到长毛她也不吃，冻箱里羊肉说了几天要做仍没化冻。
“亏的是自己女儿，要是儿媳妇，心里不知怎么想了。”我说。妈本来就不喜欢做饭，尽管逢年过节她也能做出一桌美味佳肴，但她从来没把做饭看作一种乐趣。
“小时候，我们家包饺子时只放一点点儿肉，我就特生气。”爱神曾跟我这么说，人人都有一本忆苦思甜帐。她现在包饺子肉菜对半，不但放猪肉，还要放鱼肉。
我小时候很讨厌看见回锅肉，总觉得大人们不想切生肉才把肉煮熟了做回锅肉。回锅也回得潦草，潎淡干巴，除了一点豆瓣酱没放别的。为什么不做鱼香肉丝？
我最痛恨的食物是面疙瘩，一碗糊糊汤里一堆又厚又大块的面疙瘩，只有土豆为配菜，花椒为佐料。我八、九岁就发誓以后我家餐桌上永远不能出现面疙瘩这个东西。非常感谢，妈还没给我做面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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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肯尼亚。
优优睡得正香，两手摆了个新疆舞 “绕腕立掌”的手势，过一会儿，又变成舒服的“投降”。看惯了他带小帽子的样子，对他不戴帽子的模样还不太适应，头像一只小冬瓜，五官也不像原来那么小巧精致，觉得好像换了一个贝比，更像地主家的儿子了，还是个肥头大耳的丑儿子。
地主家肥头大耳的丑儿子我也要了。
午饭时代班的是黑着脸的大妈普丽西拉。庞好奇地问她是哪里人，她身经百问沉着地回答：“我是印度人，但是人们不相信我，以为我是菲律宾人。”
我一直以为她是中美洲人，有一次她在b房间转悠着要找一个会说西班牙语的，我纳闷难道你自己不会说西班牙语吗？现在她这么一说，倒觉得她有些像印度人，那脸型，那弯曲的头发在脑后盘出的“小面包”，还有说话打卷的舌头——让我经常听不清她说的是什么，活脱脱一个印度电影里的大婶。
普丽西拉对我说：“你不需要工作，你丈夫是律师，赚大钱！我以前见过一个律师，他只给我十五分钟，露了个脸，只让我跟他说了声‘哈罗’，就收了我二百多元。”
对这个问题，我跟她一样也身经百战，无奈地说：“我先生跟你们一样，是工薪族，不是收律师费过活的。”
肯尼亚回来，普丽西拉向她汇报了代班期间的情况：一切正常，没有意外。
肯尼亚坐下，跟我聊了些让我难受的事。她问我为什么早产，我告诉了她，特别提到库瓦医生拒绝给我在孕早期做宫颈缝合，理由是她不做没必要的事。
肯尼亚说：“如果你的医生推荐你看高危医生，那么她应该听取意见，有一种测试可以验证究竟需不需要做缝合。”
没有，没做过任何测试。
“我们这家医院会想方设法保证孕期安全，这里让孕妇保胎保很长时间。”肯尼亚说：“这个区有很多哈希德犹太人，他们把孩子视作生命。”
我受到震动，难过极了，自责极了，我没有把孩子视作生命吗？我怎么找不到一个愿意做宫颈缝合医生？我太对不起孩子了。
由我信任的钟医生推荐了西奈山医院的高危医生库瓦，那里的妇产科是全纽约数一数二的，库瓦在病人中口碑极好，出过专著，被杂志、电视采访过。
库瓦是个小个子犹太女人，四十多岁，大眼睛尖下巴，涂着绿色的指甲油，穿蕾丝透视装，时尚讲究又精明能干。在我初见医生的“蜜月期”，除了愿意相信媒体所传她的高超医术，也只有相信了。
西奈山医院的许多部门分布在中央公园周围，可以想见他们的病人是些什么人。他们的医生也不同凡响，除了绿指甲蕾丝装，还有朋克头——从年轻时就前卫至今的范儿。见过库瓦几次后，后面的b超检查都是朋克头医生负责我。
我第二次见库瓦医生时，她拿出文件让我签字，其中一份是捐献胎盘以供研究使用，虽然是任选项目，但是我感觉到库瓦目光的压力，我在她“随你怎么选，看你选不选”的逼视下，打了勾。
她拒绝了宫颈缝合。到第六个月，朋克头医生看了b超报告，说宫颈缩短速度太快，“太晚了，不能做宫颈缝合。”我那时的心情跟瓜达鲁普一样，只想跟医生说“你他妈的给我滚到一边去”，如果手边有枪，我会拔出枪来对着医生的脸开火。
也许，迈蒙尼德这家上不了全美好医院排行榜的普通社区医院，因为处于高生育率的犹太人区和华人区，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培养了更优秀的医生，更懂得为普通人服务。最起码，他们妇产科、尼克由的工作和服务是相当完善和成熟的。
将来我怎么跟优优说？对不起，孩子，妈妈选错了医院？
且慢，且慢！我问肯尼亚：“瓜达鲁普第二次怀孕是十七周才做的宫颈缝合，二十三周还是早产了，她也没有一开始做缝合。尼克由这么多双胞胎早产，他们的妈妈都做了宫颈缝合吗？”
肯尼亚没有回答我，她回答不了。在医疗诉讼中，关于怀孕和生产的诉讼是最多的，很难界定是医生的失误还是上帝的失误。
肯尼亚转而说：“我的一位朋友流产多次，后来做了一种手术，像剖腹产一样打开肚子，放进一个环托，那东西就永远留在那里，比宫颈缝合有效，我朋友最后足月生下孩子。”
我万分沮丧，如果早一点有人告诉我这些，赴汤蹈火我也会去做这个手术，为了孩子的一生，打开肚子算什么，打开心脏、打开头颅都可以。
信息，信息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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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娜的贝比似乎好些了。保罗说玛丽安娜告诉他，孩子又有小便了，她也有了笑模样。我在公车上想起她就流泪，不仅是为玛丽安娜，更是为了那个躺在保温箱的小生命，那么弱小，那么无助，为了活下来还在顽强地挣扎，像优优当初一样。而，能不能坚持到底，谁也无法预测。
看到玛丽安娜时我说不出什么安慰话，只能送上最好的祝愿，在夜里为她们祈祷。我知道，跟她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只要孩子好了就一好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