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1章 人守本分不出格，事守本分不非为
皇帝作为进士考试的主角，是压轴戏时才上场的。
但为何会惊动皇帝呢？
会试考卷，为了预防评卷官员从笔迹上串通作弊，考生们的黑墨字卷，要组织七百位太学生，誊写成红笔字卷，评卷官员评判的是这份红笔卷子。学生们每两人一份卷子，互誊互校，确保万无一错。誊后要签名承担责任。
太学生是承包制，王守仁这份考卷，誊卷学生要干五份卷子的活，却只能算一份卷子的任务。这个自然要请示考官。
十几位考官根据科目“四书五经”，分成十几个判卷小组，有“四书”组，《易经》一组，《诗经》三组等。誊卷学生向《礼记》小组同考官请示，同考官不敢怠慢，马上把问题交到了主考官谢迁和王鏊手里。
王鏊属于才子型官员，少年成名，十六岁时所作诗文，已经被国子监那些大哥大叔辈的学生争相传诵。考举人时是南直隶第一名解元，考进士会试时是第一名会元，殿试时第三名，自认是屈居。
才子们一般恃才傲物、自视过高，见不得、容不得比他还高的人。如果另一个才子臣服于他，风平浪静、和平相处，否则的话，表面和谐，内心里是不低头的。王鏊拿到这份试卷，考生竟然把“五经”考题全部答完，刚看卷子时，不由得他也点头，人才！全才！
王鏊从卷子开头往下看，第一部分自然是《礼记》，文字简洁流畅，结构逻辑性强。他又点了点头，确实是人才。再往下看，发现了问题，字迹没有前面工整，尤其是到最后《书经》部分，竟然出现草体字。
这不是善始善终！这不能叫全才。不是全才，却要干全才的活，这是什么？这是不自量力。
在翰林院里，虽然都是才子，但是才子也有大小，有些翰林才子官不大，却喜欢揽权，甚至越界侵揽王鏊的活计。
王鏊非常讨厌喜欢揽权和多吃多占。
这个考生也属于这种情况，这样的考生要外放出去做知县、知府，难保他不越界侵权，和邻县、邻州闹纠纷。不行，隐患宜消灭于萌芽！
这人修为不到，宜尽早断了他的这条路。
王鏊主意已定，去找正主考谢迁。
谢迁在文学上的名头比起王鏊确实逊色，但是他却是状元，是主考，还早早地进入内阁。
王鏊道：“木斋先生，你看这份卷子，考生一个人答完‘五经’所有的考题，文章还不错，只是字体不一致，大部分是楷书，有些是行书，甚至有些地方潦草，是草书。一个人答完‘五经’，又不能做到尽善尽美，违背我们儒家的敦伦尽分的本分。木斋先生，你看，是不是弃置？”
谢迁疑道：“守溪先生，还有此事？”守溪是王鏊的号。
谢迁和王鏊既是同年，又是同事，谢迁很了解和欣赏王鏊的才情，他有政治家的胸怀，他知道如何对待才子，那就像对待一头犟驴，打着不走，牵着倒退，只有顺着他，捧着他，他才撒着欢儿地干活。
谢迁从王副主考口气中听出了他的态度，他仔细审阅考卷，发现这份仍然密封着不知姓名的考生，和王鏊一样，也是一位才子，遣词造句，干净利索，逻辑思维，严谨清晰。一个人做五个人的题，确实有些好高骛远，年轻人意气风发嘛！
至于说后面字迹有些潦草，一天时间有限，在所难免。他与王鏊观点不一样，但是对才子型的下属，生硬地拒绝，会挫伤他的积极性，耽误评卷顺利进行。
于是他道：“守溪先生，这个有先例。洪武年间……”
王鏊道：“那是开国时代，百废待兴，不拘一格。现在是和平盛世，规矩还是不能不守的。再说那个黄文史，是太祖钦定的。”
谢迁道：“守溪先生，不如这份卷子还是呈请圣裁吧？”
王鏊道：“好吧！木斋先生，我会亲自谏阻皇上的。”
于是二人携手至皇宫。
宣德皇帝朱瞻基正在文华殿，由内阁首辅徐溥陪着，除此之外，还有位特别的天子伴读陈耀，一起等待主考官谢迁和王鏊汇报考场的情况。
陈耀，自然是如今皇帝朱瞻基的姑姑朱菁与如今交阯的明月王陈伺的儿子。
谢迁和王鏊正好要进来磕头。谢迁和王鏊，都是宣德皇帝朱瞻基尊重的金銮殿授课先生。
宣德问道：“两位爱卿，会试进展如何呀？”
“回圣上的话，出现一个意外事件，要请圣上圣裁。”谢迁回道。
宣德皇帝接过来试卷，端详着第一页，自言自语道：“字迹清俊，语言流利，结构清晰。”然后翻了几页，浏览一遍，又说道：“是个人才，好像是把五经题都做完了。不简单！”
谢迁道：“太祖时有成例，一个生员乡试时，把‘五经’题都做了一遍，太祖皇帝钦准，免试直接赐进士出身，选入刑部为主事。”
宣德：“既然有成例，爱卿可参考成例亦无妨。”
王鏊听到这里，起身再次跪下，说：“考试必须八股文，文体有文体的规矩。考生分科治经，分科考试，考试有考试的规矩。进士们将来代表圣上治理天下地方，县有县界，府有府界，不能越界侵边，这是当官的规矩。农夫们插秧下种，只能种在自家的田垄内。凡事得有规矩。”
宣德：“王爱卿所言极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谢爱卿，依你之见呢？”
谢迁：“为圣上选贤任能，当不拘一格。目的是选人才。”
王鏊：“不拘一格的人才是没有规矩的人才。没有规矩的人才可能会坏事。”
宣德：“河水不走河道，那是祸害；小民不走正道，那是强盗。人才一定要守规矩。不守规矩，才越大，害越大。一个考生做五个考生的题，坏了规矩，会误导人们贪多贪全，还是各守本分的好。谢爱卿，你说呢？”
谢迁：“圣上之言，非常有益，也是对这个举子的爱护。这份卷子的考生是个人才，就是有些年轻气盛，再磨炼三年，养心静气对他有好处。”
宣德：“徐先生怎么看？”
徐溥今年六十九岁，弘治五年出任内阁首辅，老先生辅助和辅导幼主，是掌管大方向的，一篇进士文章，对考生来说，可能是天大的事，对天下大政来说，纯属鸡毛蒜皮，对皇帝他小老人家的引导和规劝机会，要留在大是大非时使用，否则就是浪费。
于是他顺着弘治的思路说道：“圣上圣明圣裁！人守本分不出格，事守本分不非为。”
第402章 学圣贤的三层次
自作聪明的王守仁自然落榜。
王九没有责怪自己的儿子，与任罄一起至京城的诸翠更是陪在王守仁的身边，照料着自己的相公。王九知晓王守仁自作聪明的消息是这几年一直陪在宣德帝朱瞻基身边的陈耀透露出来的。
当日宣德殿上与本次主考谈论此事时，陈耀一直在旁边看热闹，后来当成笑话讲给自己的母亲朱菁，然后公主朱菁一听，就想到可能是任罄的儿子王守仁……
最后，任罄问自己儿子王守仁，果不其然，正是自家儿子干的！
任罄又好气又好笑。
但出乎任罄的意料，自家相公王九却未表态，也没责怪王守仁，只是将王守仁赶去国子监学习。
国子监负责培养官员。学习内容有三个，一是“四书五经”经义；二是太祖皇帝发布的金科玉律，如《大诰》《大明律》《太祖语录》《太祖选集解读》，以及《历代名臣奏议》等；三是田土、水利、收粮纳税等行政实务。
学生来源有四个，最高一等的学生是像王守仁这样的考进士落第的举子；二是全国各府学、县学推荐过来的、乡试中屡考屡败的、年龄偏大、五十岁左右的秀才们，这一类称为贡举生，这是国子监学生的主体；三是恩生，有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有死谏忠臣烈士的子弟，有见义勇为者，比如擒贼杀盗的立功者；四是例捐生，每个入学指标八百石白米，用于国家赈灾中，当然这也不是有钱就可以滥竽充数的，例捐生须有秀才身份。
监生们天天“四书五经”，这些追求功名利禄的读书人，并没有沉下心去修学“四书五经”的身心学问，对真正的田土、水利和钱粮刑名这些行政实务，更是不关心。这样的学习内容，这样看不到出路的学友，这样的学习环境，对王守仁来说，只有一个帮助，即有个安身养命之地！
但王九对自家儿子言道，各种学问，无论文武，最终殊途同归，最后皆归于“道”！
王守仁深以为然。
挫折确实能使人成熟。假若一路坦途，反而错失了路边的美景！
经过分析，王守仁发现，圣贤学问的三个组成部分，且依次递进的关系，顶层正是自己父亲王九所言之“道”，如天空，高高在上，有星星，有日月，有时候清晰，有时候模糊，即使在树上架个梯子，也还是够不到摸不着！
第二层是德，虽然看不见，却实实在在存在，严格要求自己，就能进步。
疑问是，德的标准是什么？“仁”是“德”的最高境界，那么这“仁”究竟是什么？学到哪一步算到头？疑问归疑问，这个疑问没有影响王守仁的心情，没有像那个“道”一样令他迷茫，令他无力，令他自卑。
第三层，“游于艺”，《周礼》上写出了具体内容，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可是一门一门的技艺，不学不会，一学就能学会，如果这个确实是圣贤学问，那么学做圣贤，就不再茫无头绪了。也不至于去傻坐七天，竹子没有格明白，却把自己脑袋格晕了。
在国子监，有充分的时间让王守仁分析问题，并分析明白。王守仁似乎明白了，分析，如果有“格”之意味，分析问题就是格物！
六艺的第一艺“礼”，王守仁专修《礼记》，对“礼”再明白不过。
礼，是按层次分类，第一级，是天子礼，第二级，是诸侯礼，第三级，是家礼。
关于家礼，宋代先贤司马光和朱熹，都有专著。
礼按性质和内容分类，为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这五礼，
在民间，就是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接朋待友；在官场，不过是朝廷大典、出征和凯旋、外藩来宾等。
王守仁自认需要学习的是国家大典礼节和军礼。
依王守仁的理解，礼的目的就是秩序，那么，军礼，顾名思义，就是军队保持有效运转的战斗秩序。他认同圣人的教导，“不学礼无以立”，懂礼，守礼，行礼，做到彬彬有礼，为人处世，才能进退有据、左右逢源。
再说“乐”，也是王守仁的家学传承，太祖父竹轩翁王卜鸣，不管是出外教学还是在家赋闲，随身都要携带一把古琴，兴致一来，抚琴一歌。太祖父王卜鸣仙逝后，这把古琴，时常陪伴在王守仁身边……
射，可以说是射箭、射击，也可理解成身体锻炼，最深一层的理解应该是战斗手段。
御，理解成骑马可以，说成驾车也行，它的核心是管理和驾驭。管理自己不胡思乱想是御，管好自己的身体，是御，管理家庭、安居乐业是御，管理好一县、一府是御，统率军队打胜仗是御。
王守仁觉得这是一辈子的学问！
书，这是文字的智慧学问。汉字充满智慧，一个字的结构，横竖撇捺，处处有智慧。每一个灵性十足的汉字再组合成一句话，可以是魅力十足的，再组成一篇优美的文章，可以读起来让人如饮甘露。
数，十个指头是数，《九章算术》是数，勾股是数，河图洛书是数，《易经》中的象、数、理更含有阴阳之数，简直是天地的气数。
王守仁很开心，从前他一直力图做圣贤，却无从下手，格了七天竹子，格坏了身体，圣贤学问毫无进宜。
而在一直被进士们看不上眼的国子监，他得到了大悟。
国子监教材《历代名臣奏议》中，有朱熹先生上宋光宗的一份奏疏，更有几句话启发了王守仁：
“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
过去不是没有见过这句话，只是没有留心。
对照朱熹先生这几句话，王守仁认为自己所缺的是没有“循序渐进”。
王守仁过去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格了七天竹子，一堆乱枝繁叶，杂乱无章。
在朱熹这份奏章的启发下，王守仁把“四书五经”的一些句子捋了捋，还真捋出了名堂，捋顺了条理。圣贤学问中最高的形而上学问，看不见摸不着，先不管它，没有谁是一下子建筑起来空中楼阁的；眼下，这六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圣贤学问，是经过孔圣人认证过的，还是自六艺学起吧。
第403章 水到渠成
历朝历代的历史证明了一个道理：识时务者为俊杰。
时代发展需要什么，具备了这个发展所需要的才能，方会脱颖而出，抓住施展才能的机会，方能成就自己的圣贤事业。本朝一百多年来，社会精英基本上都要进士出身，不通过进士这个门槛，即便有一肚子学问，也只能沤烂在肚子里。
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对照国家当前的形势，射和御的需要最为紧迫。
从鞑靼草原游历归来，王守仁一直比较关注边境局势，几年来，鞑靼草原，号称大可汗的小王子，纠集火筛等各部落，从东到西，对大明边境进行无数次的游击性侵扰。
朝廷《邸报》边境动态栏目上除了边患，就是捷报。如果动脑子想一下，就会猜到这种所谓捷报的含金量。既然边军连战连捷，敌寇怎么会屡败屡战？敌寇大事抢掠，满载而归，那就是得胜而归。边军不过是以敌人逃跑为胜利罢了。
鞑靼人战术是游击性质，鞑靼人生活是游牧性质，他们没有固定的老巢。这几年来，明军只有一次号称大胜的进攻性战斗，但那不过是围歼了小王子的一个留守窝点，歼灭了四百多鞑靼兵。朝廷为了表彰这久违且难得的胜利，指挥官加官晋爵，但小王子有生力量没有丝毫损伤，不久，他们便对大明边境进行了报复性的烧杀。
王守仁从仓廪实知礼节这一层考虑，知道野蛮部落虽然野蛮，但是他们的侵边战争与大明朝廷屡屡拒绝他们的贸易要求，甚至封锁日用品的出口有关。
不过，这不是遭受侵略的借口。
恩准贸易是大明的仁义，拒绝贸易是大明的权利。作为大明，即便我们是礼仪之邦，武备要常备，军弱遭敌凌。有实力做后盾的礼仪，是自信的礼仪；没有实力的礼仪，是自欺欺人的礼仪和虚张声势的礼仪。
王守仁常听人说起，皇帝他老人家常常操心的事：一是**，**就是边患；二是天灾，天灾有河患、旱灾和地震。
王守仁要为皇帝他老人家解忧，要赴国难，就要学好六艺中的射和御。
射和御是武备学问。武备学问，有形的骑马射箭是一种技术学问，无形的用兵布阵是一种智慧学问，都是生存学问，以智慧操纵武力，以智慧制止暴力，武备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威慑和防备战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武备是自强不息。
国子监的射圃操场不专业，兵部下属的武学有专业的射击场，有军事课程。武学的教材除了“四书五经”，还有《武经七书》《百将传》，训练课程有骑射、剑弩、火攻和战阵等。
国子监有王守仁的同学倪宗正和张仲春，三位举人经常到北京武学蹭课。
王守仁听了两次武学课，就失去了听课的兴趣。来武学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到演武场骑马射箭，二是为了二十五卷本的《武经七书》。孙斌很帮忙，武学尊经阁对王守仁全方位开放。
王守仁和倪宗正、张仲春，与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对军事感兴趣的朋友讨论、切磋、争论、交流、试验，一起布阵，一起破阵！
王守仁有一个疑惑，《论语》教他“仁”，《大学》教他“正心”，《中庸》教他“诚”，《孟子》教他“义”，娄一斋教他“敬”，《武经七书》中说到战争战术，处处离不了一个计谋，这和《道德经》所说的也很一致。
《道德经》说治国用“正”，具体说就是一个“仁”字；用兵以“奇”，具体说就是一个“诡”字，那就是“诡计”。
作为一个诚实的人，要运用这些阴谋诡计，而且做到笑里藏刀，脸不红心不跳，王守仁自认为，还需慢慢磨炼。
王守仁满心在研学《武经七书》，琢磨绥靖边境的对策。
为了边境安定，剿抚鞑虏，王守仁探索是否可以胡萝卜与大棒，大棒就是严整武备，胡萝卜就是输出文明，在野蛮人中传播文明，传播中华文化，比如办一个草原儒学院之类的机构，用仁义礼智信来对野蛮人进行洗脑。
有没有这个先例呢？应该有！
鞑靼的先辈们曾经窃据神州大地，但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并没有灭绝，这就说明前朝这个残暴政权并没有能灭绝中华文化。
不管是学做圣贤，还是为了应对科举考试，王守仁都要做一门功课，就是把中华文化从古到今，拧成一条绳，从前到后把它捋顺理清。
自伏羲到周文王、周公，到孔子、孟子、曾子、子思，一直到宋代的二程、朱熹，再到大明，这中间的元代不能断代，王守仁搜索资料，元代有大儒，一是中原的许衡，二是江西的吴澄。
许衡曾经当过元代的国子监大学校长，专门教授鞑靼子弟“四书五经”。查到这个资料，给王守仁开办草原儒学院的想法浇了一盆冷水，却对他的进士考试大有帮助。
这年年十月，王守仁、倪宗正和张仲春三人为当年新举人谢迪举办接风宴。谢迪为了参加明年的会试，提前来京投奔哥哥内阁大学士谢迁。
谢迪的到来提醒王守仁，该全力投入明春的考试准备了。
备考之前，王守仁想把这段时间以来创作的诗赋做一个总结，抄写誊录，装订成诗集，名《学兵一得》。诗以言志，高兴时可以欢歌，忧伤时可以悲吟，把心中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融化为一个个汉字，锤炼成一句句精美的诗句，倾诉成一首首蕴涵七情六欲的诗歌，烦恼喜悦一一倾吐干净，落得个肚肠干净、心胸平静。
王守仁发现，这几年，写诗作赋成了自己身心安静的一剂良方！
宣德六年（1431年）的会试主考官，由皇上在考前十天亲自选定，一是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东阳，一是礼部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程敏政。
确定人选后，封闭出题。程敏政学问好，考题由他拟定。
《道德经》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程敏政出题本着军事家的原则，以奇、偏、怪为指导思想。
王守仁喜欢军事，这几年研究兵法。军事智慧要靠综合各种复杂的、微不足道的信息，归纳、分析以得出一个最简单的结论。
今年的考题没有难住他。军事需用智慧，不需要耍聪明，他已经二十八岁了，不会像三年前那样，为了显摆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干画蛇添足的事了。
会试，王守仁被录取为第二名。
历经三次会试，终于水到渠成！
第404章 七下西洋
考试结束，考生纷纷抱怨考题太偏太难，京师风传南直隶省的考生唐寅和徐经贿买主考官程敏政，御史华昶弹劾程敏政受贿卖题。工科给事中林廷玉作为同考官，亲耳听到程敏政说，可能是自己的家仆泄露了考题。
每年三月十五是殿试日子，祖宗成例。
皇帝亲自主考，内阁大学士与六部尚书、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各部、院、寺、府主官，一共十四人，是评卷官员。这是国家大典，一级衙门，二级衙门，大九卿，小九卿，维持秩序的锦衣卫将士，壮声势摆排场的金吾将军，庄严得很，热闹得很。
考题就一道时事论述题，是宣德皇帝要求各位考生帮助他解答一个疑惑：即位多年来，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兢兢业业，治理国家，怎么一直没有达到尧、舜、禹三代那样的太平盛世，是世道变了，还是努力不够？
殿试前三名卷子由内阁确定，然后供宣德皇帝御笔圈点一二三。
三位内阁成员中的两位是王守仁父亲的朋友谢迁和李东阳。但是这一年会试因为泄题风波，正在朝野议论的浪尖上，王守仁有这些关系，反而被故意压低了名次。殿试后，春榜上，王守仁列二甲第六名。
殿试结束，进士们被分成三甲。一甲三名，状元、榜眼和探花，分别是从六品和正七品；以下，二甲正七品，三甲正八品。
一级分配到翰林院，二级分配到给事中和御史，三级分配到两京各部，以及各州县。
王守仁被分配到工部营缮所，做见习官员。
营缮所负责全国性的大型建筑工程，比如皇家宫殿、陵墓、城市规划、国家仓库、军事营房、各地藩王府第的规划、建筑材料筹备、工匠召集和建设施工。
主官的官衔叫所正，正七品，两位所副，正八品，两位所丞，正九品。国子监实习大学生八名。王守仁被分配了一项出差任务。他作为见习官员，将带领一名实习学生和两名工匠，前往京师大名府浚县督造威宁伯王越的陵墓……
再将镜头转回至郑和。
王九与任罄二人至福建长乐拜谒郑和，得到了郑和的热情接待。
三日后，郑和与王九依依惜别。
这一年的十二月九日，郑和率领船队驶出长乐五虎门，开始了第七次下西洋的远航征程。
此次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和以前基本相同，即大力宣扬大明王朝的威德，进一步加强与西洋各国的外交联系，开展商贸交流，同时晓谕各国明宣宗朱瞻基已经即位。因出访国家众多，所以船队也十分庞大，共有巨型船舶一百余艘，随行的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艌、搭材等工匠以及水手、民艄等共计二万七千余名。
二十四日，经半个多月的航行，船队到达占城。此时已近中国农历新年，于是郑和与船队官兵在占城度过了欢快的农历春节。
宣德七年（1432年）一月十一日，船队起锚扬帆继续南航。经过二十多天的航行，二月六日船队到达爪哇。
在泗水（今印度尼西亚苏鲁马益港）登岸，向爪哇国王宣谕礼赠。
在此停留了约四个月之后，船队继续出发。
船队六月二十七日到达旧港，七月八日抵达满剌加。
在满剌加船队驻泊了一个多月，为的是调停满剌加与暹罗两国的纠纷。
敕谕暹罗国王在下西洋活动停摆期间，中国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力下降，各国间的矛盾随之而再度爆发。暹罗国王认为明朝再无能力应对周边国家事务了，于是故态复萌，企图侵占满剌加，并恣意阻挠满剌加派遣使者来华朝贡。
满剌加国小力薄，不堪忍受欺凌，又有郑和船队的基地，与中国关系密切，便派人向明朝廷求援。
宣德六年（1431年）二月七日，满剌加巫宝赤纳等三位使臣来到北京，请求明朝廷主持公道，制止暹罗国王恃强凌弱的行为。巫宝赤纳此次搭乘苏门答剌船只来华，因走得匆忙，未准备贡物，故有礼部官员称“诸番贡使，例有赐予。巫宝赤纳没有贡物，给赏无例”，言下之意是不用给赏。但明宣宗认为“远人数万里来诉不平”，足以表明对中国的“诚敬”，其意义超过了进贡本身，所以毫不犹疑地破例给赏。
同时，明宣宗随即向暹罗国王下达一道诏书，令郑和船队携诏书前往满剌加与暹罗调处两国争端。
安全将满剌加使臣巫宝赤纳送回国后，郑和即来到暹罗会见暹罗国王。郑和向国王宣读了明宣宗给暹罗国王的诏书。诏书没有直接谴责暹罗国王，而是将挑起暹罗、满剌加两国争端的责任推到了暹罗国王的属下身上，告诫其应“和睦邻境，以副朕同仁之心”。
这既保全了国王的颜面，又通过责备暹罗王下属的不端行为达到了警告暹罗王的目的。郑和也恩威并施，对暹罗国王晓之以道义，动之以利害，最终使暹罗国王表示愿意接受和好，放弃对满剌加每年缴纳黄金的要求，与满剌加和睦相处。
郑和往返于满剌加和暹罗两国之间，前后花费了一个多月，最终化干戈为玉帛，成功地调解了两国的紧张关系。
在中国的保护和郑和的外交斡旋下，满剌加的尊严和独立得以保全，但真腊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就在满剌加使臣巫宝赤纳来华求援期间，暹罗对邻国真腊发动了侵略战争，攻陷了其美丽繁华的首都吴哥，真腊王朝被迫迁都金边。此后，遭到严重破坏的文明古都吴哥被遗弃，逐渐湮没在荒野丛林之中。
宣德七年（1432年）八月八日，郑和率船队继续西行，先后访问了苏门答剌、阿鲁、那姑儿、黎代、南浡里等国，以前郑和均在这些国家举行过封王仪式。
十月二十三日，船队从南浡里赴锡兰山国途中，遭遇了海上风暴。为躲避风暴，船队首次在翠兰屿(nids，今印度洋东北部尼科马群岛大尼科巴岛)驻泊三天。翠兰屿是孟加拉国湾南部的尼科巴岛，是郑和船队前往南亚和西洋各国的必经之地，以前船队均未在此停留过。
第405章 海上丝绸之路
翠兰屿地处热带，岛上男女居民赤身**，人称“裸形国”。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生前曾经过此地，在山溪中沐浴时被人偷走袈裟，佛祖恼怒，发誓道：“此地以后若有穿衣者，必烂皮肉。”从此，当地男女削发无衣，仅用树叶遮挡身体。
他们不事耕种，主要依靠打鱼为生。
船队在翠兰屿驻泊三天后，海上逐渐恢复了宁静，郑和派出分船队前往榜葛剌，自己则率领船队主力继续赴锡兰山国，十一月六日到达锡兰山别罗里港。
分别多年后，锡兰山国王见到明朝使者重来，十分高兴，热情款待。
郑和亦以礼酬答，赐谕有加。
四天后，郑和船队继续西行，并派遣另一支分船队前往溜山国（今马尔代夫），大船队继续西行，沿途顺访小葛兰、柯枝等国。此时，印度洋上已刮起东北季风。十一月十八日，郑和派洪保太监率一支分船队访问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自己则率领大船队顺风横穿阿拉伯海，前往忽鲁谟斯。
洪保分船队到达古里后，适逢天方国使节也来到古里拜访，洪保便派通事马欢随古里国船队一同访问天方国。
四下西洋的时候，船队曾经到过天方，这个美丽富饶的国度给郑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那已是永乐年间的事了。
天方国是***教的圣地，穆罕默德开始传教的地方，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徒前往天方朝圣。
洪保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挑选了七名精通阿拉伯语的通事组成一个朝觐使团，携带麝香、瓷器、丝绸等物品，跟随古里船队一同前往天方国。
经过三个月的航行，马欢朝觐使团到达天方国港口----秩达。
从秩达西行一天，便到达天方国圣城麦加。
城中最大的一座建筑是名叫“天堂”（当地人称“克尔白”）的清真寺。
寺的四周有一道围墙，以五色石块垒砌而成，城墙四周共有城门四百余个。
寺内以沉香木为房梁，以黄甘玉铺地，寺中墙壁用名贵的蔷薇露、龙涎香掺上泥土粉刷而成，由此每天寺内都散发出幽幽馨香。
寺内以汉白玉为柱，柱有四百余根，前柱近百，后柱百有余，左柱百余，右柱百余。
寺内厅堂使用上好黑色丝缎帷幔。每年十二月十日是***教的宰牲节，来自世界各地的***到礼拜寺做礼拜，然后把墙上黑色丝缎帷幔割一块回家作为朝圣纪念。
天堂围城的四角还建有多层的宝塔，以供礼拜者登高俯瞰天堂礼拜寺的全景。
此外，还有五彩石砌成的讲堂，用以传授***教经典。清真寺占地广大，通体洁白，气势宏伟，确实能给信徒带来心灵的慰藉和信仰的力量。
天方国物产丰富，商贸发达。洪保分船队这次来到天方的主要目的是采购珍奇异宝。
所以，洪宝分船队带来了大量的茶叶、丝绸、瓷器等阿拉伯人喜爱的中国特产，买回了香料、燕窝、麒麟、狮子、驼鸡及各色奇珍异宝。他们还将天堂壮观美景绘成一幅全景的《天堂图》真本带回北京。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一幅关于麦加克尔白的画图了。
洪保分使团部分成员在参观了天方国天堂礼拜寺后，又到其西边邻国麦地那（即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地那）访问。西行一日，到达了麦地那国首都麦地那（medtnah）。
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率领其信徒从麦加迁徙到这里，为该城取名为“麦地那”，即先知之城。后来他们以此为据点，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死后也被安葬在这里。
中国使团成员多信奉***教，熟悉阿拉伯语，他们怀着虔敬的心情瞻仰了穆罕默德的陵墓。传说穆罕默德陵墓后的井水有神奇功能，若在海上遇到飓风，将此井井水撒入海中，海上风浪就会平静，中国使团成员也从井中提取了一些井水带回船上，以求先知保佑船队平安。
洪保分使团对天方和麦地那的访问，加强了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友好关系，所以当中国使团启程回国时，天方和麦地那都派出使者，带着狮子、麒麟等贡物随同中国船队来华访问。
宣德八年（1433年）八月一日，天方国使节沙献等在北京向明朝廷进献了长颈鹿、大象、马匹等方物。
明宣宗朱瞻基同祖父明成祖朱棣一样，特别重视忽鲁谟斯以西国家使节的来访。
天方国首次来访，明宣宗自是欣喜异常，亲自到奉天门迎接天方使臣，高兴地接受了天方国的礼物，并回赠了丰厚的礼物。在郑和下西洋的年代，中国朝野迎来送往了一批又一批来自遥远海外友好国家的使者。
七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还派出多支分船队分赴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充分利用过去建立的海外贸易网络，与西洋各国开展了广泛的商贸活动。
永乐年间，船队为解决远洋航行航程远、所到国家和地区众多、货物运输不畅等问题，在东南亚和印度洋主要贸易区建立了占城、苏门答剌、锡兰山别罗里、古里四大交通中心站和贸易基地，并由随后的而来的海外锦衣卫运作，并由睚眦护卫。
其中占城、苏门答剌属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范围，锡兰山别罗里、古里属于印度半岛及其附近范围。
通过这些交通中心站，船队形成一个从东南亚到印度洋广大区域的远洋航运网，发展了与西洋亚非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海上交通，加强了船队远洋贸易的能力，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船队还以四大交通中心站为海运枢纽和基地，派遣分船队访问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数条海上贸易线：
以占城新州港为据点，分别向东南的浡泥国与西南的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进发。
以苏门答剌为据点，一支北航榜葛剌，一支西航锡兰山。
以古里为据点，一支北航波斯湾直达忽鲁谟斯，或绕阿拉伯半岛经祖法儿、阿丹，深入红海到天方国，乃至北非的埃及；一支则北航经波斯湾、亚丁湾，过曼德海峡，沿索马里北海岸到东北方再经过须多大屿（也门索科特拉岛）、葛儿得风（索马里瓜达富伊角）和哈甫泥（索马里哈丰角），进而到达非洲东海岸诸国；一支由小葛兰直航东非沿岸的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麻林、慢八撒等地。
之所以在古里安排多支分船队是因为船队由古里入波斯湾，要换乘小船，大船只能在古里等候，所以它成为各路分船队的会合之地。
最后以锡兰山别罗里为据点，西南经溜山国直航东非沿岸木骨都束等国。
第406章 客死化乡，魂归故里
船队以马来半岛和阿拉伯半岛作为其海外两个主要贸易区，并在这两个地区分别建立了满剌加和忽鲁谟斯两个海外贸易基地。
满剌加是东南亚的商业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也是郑和船队来往西洋的必经之地；忽鲁谟斯地处亚、欧、非三洲之间，是阿拉伯半岛及波斯湾一带著名的国际商贸中心和海上交通孔道，亚、欧、非洲的富商大贾汇聚此地。
船队自四下西洋始，每次远航都把下西洋的重点放在忽鲁谟斯，以此作为贸易基地与来自亚、欧、非各国的商人进行贸易。这两个贸易基地，对船队在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成长。
此外，郑和还把位于满剌加、忽鲁谟斯之间的古里国作为贸易的一个大本营，既与南亚诸国频繁进行贸易活动，又可加强船队在东南亚和西亚、东非沿岸的贸易，起到了东西方贸易纽带的作用。
宣德七年（1432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郑和船队直达忽鲁谟斯，国王赛弗丁热烈欢迎中国使团的到来。
郑和宣示了明朝廷诏谕，双方互赠了礼品。
在忽鲁谟斯，郑和派出副使率多支分船队，分赴祖法儿、剌撒、阿丹和东非的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林、竹步等国访问，这些国家也相继遣使入贡中国，与中国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友好往来。
宣德八年（1433年）二月十八日，郑和船队从忽鲁谟斯启程返航，赛弗丁国王遂遣使随船来华入贡。
三月十一日，郑和回到古里，在这里与其他下西洋分船队会合。古里国有“西洋诸番之会”的美称，郑和多次到过这里，一下西洋时还代表明朝廷诏封古里国王，并在古里勒石立碑，建立碑亭。
此时，郑和已是一个年已六旬的老人。
长年累月地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奔波，又承担着代表明王朝与各国交往的外交使命，和领导庞大船队的繁重管理工作，每天都有大量事务需要他应对处理。
船队到达古里后，郑和终于积劳成疾病倒了。
三月中旬，在完成第七次下西洋出访任务即将扬帆回国时，郑和不幸病逝于古里，享年六十二岁。
此时已是初春时节，气温逐渐升高，归国行程尚需三个多月时间，同时***教有“三日必葬，葬必从俭”的规定，于是船队按照***教礼仪将郑和安葬于古里。
人们把郑和的发辫、衣帽和鞋子等代表郑和的**带回祖国，在南京南郊牛首山南麓修建了一座郑和的衣冠冢，当地人称“马回回坟”。
宣德八年（1433年）三月二十日，王景弘率领七下西洋船队从古里返航回国。海上航行十七日，船队四月六日到达苏门答剌，略作休整，四月二十日到达满剌加。船队在此停泊二十多天，为官厂修建重栅山城，盖造仓库，加固排栅城垣。五月中旬船队从满剌加启航，满剌加国王偕妻子和部属驾船随宝船一起来华进贡。
宣德八年六月二十一日（1433年7月7日），第七次下西洋船队圆满完成出访任务回到太仓刘家港。
此时，离船队从南京出发初抵刘家港，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半。两年半的海上奔波四处出访，祖国时时刻刻在心中，但是，船队的主帅郑和却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再也不能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次船队出访的西洋国家和地区主要有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南浡里、苏门答剌、剌撒、溜山、阿鲁、甘巴里、阿丹、竹步、加异勒等二十多个国家。古里、柯枝、阿丹、锡兰、祖法尔、甘巴里、加异勒、忽鲁谟斯等国使节随船队一起来到中国朝贡访问。
终止远航西洋郑和病逝后，明朝大规模的远洋航海事业失去了最重要的领导者，庞大的船队也失去了主帅，加上朝廷再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来负担下西洋的庞大开销，所以七下西洋的船队回国后，明王朝再也没有组织大规模的远洋航行。虽然此后王景弘有过一次出洋，但仅至苏门答剌便回国。
浩浩荡荡的大明船队在南海、阿拉伯海、印度洋之间频繁往来的盛况彻底消失，郑和七次下西洋成为中国人大规模远洋航海活动的绝响。
后人们只能通过《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通俗作品来想象船队在海上绵延几十里的壮观场景，来缅怀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勋业！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使中国航海事业达到鼎盛。自第四次下西洋始，中国船队便把航程扩展至波斯湾、红海以至非洲东海岸，但此后远洋航海没有继续沿非洲海岸向南拓展，以致丧失了发现通向大西洋的航线和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机会。
此后，明朝廷不但终止了大规模远洋航海的活动，而且停止新造出海大船，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致使中国的航海事业由盛而衰。
明政府终止大规模远洋航海活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总而言之，在内忧外患情况下，明王朝已无力也无心继续拓展郑和开创的远洋航海事业。
从政治上看，郑和下西洋是为执行明成祖“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外交政策，并非像后来的欧洲大航海那样是为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可以说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
永乐帝朱棣是一个富于雄心壮志的皇帝，为了巩固其政权，实现其政治抱负，所以全力支持郑和的下西洋活动。但这种局面也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即航海事业的兴废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有了这种支持，就可以获得举国之力的配合，而一旦失去这种支持，远航活动就难以为继。
明中叶后，朝廷统治日趋保守，宦官专权，皇室及官场贪污**，国力日益衰落，一蹶不振，大规模的远洋航海失去了必要的政治基础。政治的**导致各种社会危机日益突出，海防政策逐渐变化，海军力量也逐渐衰落，这就决定了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
第407章 祭奠
从经济上看，郑和下西洋与各国贸易的主要形式是“朝贡贸易”，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在与海外各国的朝贡贸易中，明朝廷更在乎的是满足象征性的宗主权所带来的政治荣耀，而不是获得丰厚利润。这种“厚往薄来”的贸易政策，违反了经济规律，必然难以持续，最终导致国库亏空。
史称郑和下西洋“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一方面非均衡贸易换来的宝物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另一方面支撑朝贡贸易体系的下西洋活动却耗费巨大。
这种完全违反商业规则的“朝贡贸易”，贸易规模越大，明王朝的负担就越重，最多时有十六国使臣一千二百余人同时来朝，成为“旷古未有”的盛事。不堪重负之下，朝廷甚至不得不以限制次数和人数来减少某些国家的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船队庞大，官兵众多，每次出使都要馈赠西洋各国许多珍贵礼物。西洋朝贡使者来华，明朝廷也要大量赏赐，价值远超其朝贡物品。西洋各国的贡品都免费提供给皇室、贵族享用，而没有进入商业轨道，没有任何收益。
对于下西洋的船舶，明人罗懋登说，“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史学家黄仁宇推算，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所花费白银约在600万两以上，而明中叶朝廷每年国库收入仅300余万两，下西洋花费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这还不包括各地造船支出的费用。据计算，每艘宝船造价5000至6000两，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银子，每次远航各类船舶有200多艘，仅造修费用就需要银子数十万两。
船队在海外每到一处，不是“开读赏赐”，就是“赏赐宣谕”。
“赏赐”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偿馈赠给国王、王室成员以及大小首领的；另一类是对西洋国王“贡献”物品的“回赐”，而“回赐”之物往往在贡物本身价值的十倍以上。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导致国库日益空虚，明朝纸币宝钞不断贬值。
洪武八年(1375)发行大明宝钞，其后虽也有贬值现象，但尚不严重。自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朝政府大量印发钞票以填补所需费用，结果至郑和去世的宣德八年(1433)，大明宝钞贬值近330倍，形同废纸。民间拒用宝钞，专以金银、实物作交易，官府只好放松用银禁令，银钱公开流通。大明宝钞原为明朝赏赐朝贡者的主要赏赐品，在国外信誉卓著，“华夷诸国莫不奉行”，而后却因宝钞不断贬值以致再用宝钞偿付外蕃来贡时遭到拒绝，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明朝经济实力的衰落。
此外，倭寇的侵扰和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殖民主义者侵略东南亚是停止下西洋的外部原因。明初国势强盛，海防巩固，倭寇祸害较轻；到明中叶，由于国势式微，海防松弛，倭患愈演愈烈，东南沿海各省无不受其伤害。倭寇甚至深入内地，郑和下西洋的大本营南京、太仓、长乐等地也常遭倭寇洗劫，可见事态之严重。与此同时，东南亚、南亚一带的国家和地区相继沦为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地，昔日宁静和平的万里海疆，已被刀光剑影、隆隆炮声所代替，海盗船横行无忌，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郑和下西洋时代的和平环境荡然无存。为打击倭寇海盗，明官府垄断海外贸易，严禁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实行海禁政策，私自出海贸易将被处以极刑。因此，海禁政策也成为明中叶后停止下西洋的原因之一。
郑和远洋航行未能持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郑和航海事业的兴废完全依赖和取决于封建**的皇权。当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出于政治需要，决定派遣船队下西洋时，郑和统率船队出使西洋；当明仁宗朱高炽下诏停止下西洋一切行动时，郑和只好率领下西洋官兵守备南京。每次改朝换代，皇权易手，都可以决定郑和航海事业的命运，令行则行，令停则停。作为明朝航海事业的领军人物，郑和自己完全不能作主。如历史学家郑家馨所说，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本质来看，却是“孤帆远影”。
自郑和下西洋后，中国再也没有大规模的远洋航海活动，且实行严格的“海禁”。
在郑和离去三年后的忌日，南京南郊牛首山南麓，郑和的衣冠冢处，出现了三个身影，两男一女。
为首的男人，一身青衫，儒袍纶巾，看不出年轻，说二十来岁亦可，四、五十岁也无妨，平淡的眼神中不时闪现出点点晶莹，俨然内、外功已趋化境；另一名男子，二十岁左右，圆脸，一副朝气蓬勃的样子，与一旁前凸后翘、满是妇人韵味的圆脸女人，很是相似，一看便是一对母子的模样……
这三人，正是王九、任罄带着早已结束工部实习期满、已分配至刑部、是刑部云南司主事的王守仁来到郑和衣冠冢处为郑和祭奠……
王守仁看着自己的父亲王九，问道：“父亲大人，您真的确定要辞去锦衣卫指挥使之职？”
“守仁，你已长大。应知朝堂之上，一朝天子一朝臣。如今东厂势压锦衣卫一头，虽然如今父亲尚在，他们东揖事厂亦自锦衣卫中调了大量人手，虽然暂时还不够看，但可以想得到，假若父亲知趣而退，或许有个圆满收场；但若不知进退，下场可想而知。”王九不置可否地答道。
“儿子，你父亲以后对你的帮助应该不会太多。如今你父亲的锦衣卫指挥使已然交接。当然，在交阯的‘明月王’一职，暂且还会担着。如若你有何事，还可通过各地‘明月楼’传讯。”任罄看着已然高过自己一头的儿子，怜爱地道。
第407章 祭奠
从经济上看，郑和下西洋与各国贸易的主要形式是“朝贡贸易”，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在与海外各国的朝贡贸易中，明朝廷更在乎的是满足象征性的宗主权所带来的政治荣耀，而不是获得丰厚利润。这种“厚往薄来”的贸易政策，违反了经济规律，必然难以持续，最终导致国库亏空。
史称郑和下西洋“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一方面非均衡贸易换来的宝物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另一方面支撑朝贡贸易体系的下西洋活动却耗费巨大。
这种完全违反商业规则的“朝贡贸易”，贸易规模越大，明王朝的负担就越重，最多时有十六国使臣一千二百余人同时来朝，成为“旷古未有”的盛事。不堪重负之下，朝廷甚至不得不以限制次数和人数来减少某些国家的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船队庞大，官兵众多，每次出使都要馈赠西洋各国许多珍贵礼物。西洋朝贡使者来华，明朝廷也要大量赏赐，价值远超其朝贡物品。西洋各国的贡品都免费提供给皇室、贵族享用，而没有进入商业轨道，没有任何收益。
对于下西洋的船舶，明人罗懋登说，“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史学家黄仁宇推算，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所花费白银约在600万两以上，而明中叶朝廷每年国库收入仅300余万两，下西洋花费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这还不包括各地造船支出的费用。据计算，每艘宝船造价5000至6000两，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银子，每次远航各类船舶有200多艘，仅造修费用就需要银子数十万两。
船队在海外每到一处，不是“开读赏赐”，就是“赏赐宣谕”。
“赏赐”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偿馈赠给国王、王室成员以及大小首领的；另一类是对西洋国王“贡献”物品的“回赐”，而“回赐”之物往往在贡物本身价值的十倍以上。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导致国库日益空虚，明朝纸币宝钞不断贬值。
洪武八年(1375)发行大明宝钞，其后虽也有贬值现象，但尚不严重。自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朝政府大量印发钞票以填补所需费用，结果至郑和去世的宣德八年(1433)，大明宝钞贬值近330倍，形同废纸。民间拒用宝钞，专以金银、实物作交易，官府只好放松用银禁令，银钱公开流通。大明宝钞原为明朝赏赐朝贡者的主要赏赐品，在国外信誉卓著，“华夷诸国莫不奉行”，而后却因宝钞不断贬值以致再用宝钞偿付外蕃来贡时遭到拒绝，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明朝经济实力的衰落。
此外，倭寇的侵扰和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殖民主义者侵略东南亚是停止下西洋的外部原因。明初国势强盛，海防巩固，倭寇祸害较轻；到明中叶，由于国势式微，海防松弛，倭患愈演愈烈，东南沿海各省无不受其伤害。倭寇甚至深入内地，郑和下西洋的大本营南京、太仓、长乐等地也常遭倭寇洗劫，可见事态之严重。与此同时，东南亚、南亚一带的国家和地区相继沦为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地，昔日宁静和平的万里海疆，已被刀光剑影、隆隆炮声所代替，海盗船横行无忌，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郑和下西洋时代的和平环境荡然无存。为打击倭寇海盗，明官府垄断海外贸易，严禁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实行海禁政策，私自出海贸易将被处以极刑。因此，海禁政策也成为明中叶后停止下西洋的原因之一。
郑和远洋航行未能持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郑和航海事业的兴废完全依赖和取决于封建**的皇权。当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出于政治需要，决定派遣船队下西洋时，郑和统率船队出使西洋；当明仁宗朱高炽下诏停止下西洋一切行动时，郑和只好率领下西洋官兵守备南京。每次改朝换代，皇权易手，都可以决定郑和航海事业的命运，令行则行，令停则停。作为明朝航海事业的领军人物，郑和自己完全不能作主。如历史学家郑家馨所说，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本质来看，却是“孤帆远影”。
自郑和下西洋后，中国再也没有大规模的远洋航海活动，且实行严格的“海禁”。
在郑和离去三年后的忌日，南京南郊牛首山南麓，郑和的衣冠冢处，出现了三个身影，两男一女。
为首的男人，一身青衫，儒袍纶巾，看不出年轻，说二十来岁亦可，四、五十岁也无妨，平淡的眼神中不时闪现出点点晶莹，俨然内、外功已趋化境；另一名男子，二十岁左右，圆脸，一副朝气蓬勃的样子，与一旁前凸后翘、满是妇人韵味的圆脸女人，很是相似，一看便是一对母子的模样……
这三人，正是王九、任罄带着早已结束工部实习期满、已分配至刑部、是刑部云南司主事的王守仁来到郑和衣冠冢处为郑和祭奠……
王守仁看着自己的父亲王九，问道：“父亲大人，您真的确定要辞去锦衣卫指挥使之职？”
“守仁，你已长大。应知朝堂之上，一朝天子一朝臣。如今东厂势压锦衣卫一头，虽然如今父亲尚在，他们东揖事厂亦自锦衣卫中调了大量人手，虽然暂时还不够看，但可以想得到，假若父亲知趣而退，或许有个圆满收场；但若不知进退，下场可想而知。”王九不置可否地答道。
“儿子，你父亲以后对你的帮助应该不会太多。如今你父亲的锦衣卫指挥使已然交接。当然，在交阯的‘明月王’一职，暂且还会担着。如若你有何事，还可通过各地‘明月楼’传讯。”任罄看着已然高过自己一头的儿子，怜爱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