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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对话结束之后，高务实本以为皇帝应该也失去了谈兴，或许就该摆驾回乾清宫了。然而意外的是，朱翊钧虽然面色沉峻，但却并未起身，反而沉吟半晌，忽然道：“近来有人向朕建言，认为我朝虽则国力远迈汉唐，然形势却与汉唐大相径庭。汉唐定都长安，位于关中，故不得不取西域以卫之，正如我朝定都北京，故不得不取辽东以卫之。
然则如今我朝辽东不啻泰山之固，而蒙古土默特、鄂尔多斯二部又已弃暗投明，实我京师北、西之藩篱。纵览而观之，京师重地深固不摇，国防压力无非西北残元一隅。
彼等以为，在这般形势之下，西域于我大明虽不能说毫无意义，但至少也远逊于汉唐之时。我朝廷倘有余力，出境略作惩罚自无不可，但未必需要如汉唐一般，以倾国之力讨平镇守……你对此说有何看法？”
高务实对于皇帝忽然对收复西域居然出现动摇实在有些意外。按照他对朱翊钧当前心态的理解，这位陛下因为朝廷对外战争屡战屡胜，不仅击破大明二百年来的宿敌残元汗部，又通过援朝抗倭之战收得朝鲜内附，因此自信心和自尊心都十分膨胀，自诩为一代圣君。
在这种心态影响之下，他才会准许沈一贯提议的封禅泰山计划，但与此同时又为了显得更加名正言顺而批准了西征，意欲收复中原王朝丢失数百年之久的西域。按理说，这时候的朱翊钧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对西征有所动摇才是。
那么，现在他动摇了，到底是何缘故呢？高务实心思电转，认为目前只能确定一件事：刚才朱翊钧引述的这些理由，应该是近期——也就是自己闭门不出的这十几天里被人进言的。
至于进言的人是谁，这却很难说，但至少肯定不是通过正式的上疏。道理很简单，高务实虽然闭门不肯视事，但并不代表他就不知道朝中的动向，至少重要动向肯定是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报告给他的。
什么叫重要动向呢？至少，西征作为高务实力主，且花费巨大的一场战争，有关它的动向肯定是重要动向。然而这样的重要动向，高务实并未收到任何通知。因此，说动皇帝的绝非是正规上疏，而是来自于密奏，或者身边人。
密奏不奇怪，锦衣卫都督王之祯虽然是高务实的半个自己人，但锦衣卫毕竟是锦衣卫，他不是单纯的文官体系一员。如果实在是事关重大，王之祯也未必就会事事通报。
他甚至可以给自己找借口：“啊，愚兄虽然知悉此事，但却以为皇上必不肯听信，因此未曾知会……此愚兄之过，请日新切责！”
此时高务实能怎样？其实并不能怎样，因为他这个道理至少表面上说得通，高务实没有充足的理由动他，更不可能真的“切责”。
当然，这倒不是说这件事就是王之祯鼓捣出来的，而是锦衣卫可能接到密奏，然后由王之祯决定是否递呈皇帝。另外，王之祯也不一定不通报高务实，但他可以拖一段时间再说。这时候事情都已经影响到皇帝了，王之祯的通报才姗姗来迟，至于理由那更是随便找一个都行，高务实甚至还要说声谢谢呢。
至于另一种可能，就是皇帝身边人的建言，这也是很常见的。当然，经过数次内廷权宦被高务实斗垮的教训，眼下内廷之中似乎暂时没人敢对他高元辅有所冒犯。
自王安之后，陈矩、刘平一派可谓“一统内廷”，而他俩显然没有动机对高务实不利——双方可是二十多年的坚实盟友，而且迄今还是利益共同体。
那么……难道是郑妃？高务实确实有所怀疑，但事发突然，自己一点证据都没有，现在怀疑也没用。当下最关键的还是让朱翊钧坚定收复西域。
不过说实在的，朱翊钧刚才引述的那些话其实不无道理。大明和汉唐确实在国情上有所区别，因此要再次坚定朱翊钧决心也有些难度。
众所周知，汉唐两代曾为了西域拼尽全力，将其纳入版图。然而到了明朝，这一格局发生了逆转。明朝，尤其是明初，国力确实强大，一些开国将帅也可谓战功赫赫，按理说本可重现汉唐辉煌，统一西域才对。
然而历史却给世人开了个玩笑，明朝并没有收复西域故土。这一历史转折，甚至在高务实前世那个时代引发了不少猜测。
其实明朝不征战西域，并非是软弱无力，反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
首都远在北京，国家的经济重心南移，开国之时边防稳固等等，这些都是促使明朝放弃对西域用兵的因素。
汉朝和唐朝将西域纳入版图的初衷，是为了保护中原免受匈奴、突厥之类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汉朝时，匈奴势力强大，多次南下侵犯中原，甚至围攻长安，给汉朝带来了巨大的威胁。而匈奴势力横跨万里疆域，不仅在中原王朝正北方向可以施加压力，从西域方向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为了抵抗匈奴，汉武帝不惜付出血的代价，最终将匈奴赶出了河套地区。河套地区的取得，为汉朝进军西域提供了跳板。
如果西域落入匈奴手中，中原随时会再次受到威胁。因此，汉武帝决定西出函谷关，消灭西域诸国，确保西域牢牢掌握在汉朝的统治下。
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收复西域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保卫中原的战略需要。唐朝之所以大举出兵西域，也是因为当时突厥汗国的强大对唐朝的边疆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收复西域后，可以瓦解突厥汗国的力量，保证唐朝北方边防的安全。
然而，明朝呢？明成祖朱棣北伐取胜后，明朝的国力达到了鼎盛。但是，明朝的都城南京位于东南沿海，距离西域较远，即使迁都北京，距离西域仍然遥远。
另外，彼时残元分裂、碎了一地，最大的两股势力也不过鞑靼、瓦剌，对于明朝的中原地区来说，西域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威胁，因此明成祖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担心西域会成为中原的心腹之患。
汉武帝时，派大军西征，可见他对西域的重视。汉军出函谷关，历经沙漠，与匈奴血战。最终，汉军取胜，占领了肥美之地，西域诸国纷纷臣服。
唐朝时期，行军总管苏定方等大将率十万大军披荆斩棘，与高昌国大战三日，最终攻克高昌城，之后逐步使整个西域归属唐朝。这些往事无疑显示了汉唐时期对西域的控制，也缓解了当时北方边防的压力。
可是明朝时期，由于西域地理位置偏远，距离北京数千里之遥，即使发生变故，也不会直接威胁到京城的安全。因此，明成祖不必像前朝那样忧心忡忡地派出大军远征，以完全解除西域的威胁。
这样一来，都城远离西域这个先决条件，就使得明朝朝廷对西域的关注度大大降低。统治者也就无意像前朝那样大规模用兵，花费无数钱粮兵士，去收复一个对中原没有太大战略意义的遥远地方。以上这些，可以看做是明朝没有花大力气“经略”西域的政治因素。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有经济因素。中国历史之中有个大趋势，那就是中原王朝的经济重心呈现出逐步南移的趋势。到了明朝时期，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明显。
明朝初期，朱元璋在长江下游一带设立首都，建立权力中心。这个地区原本就人口众多，工商发达。明朝建立后，南方城市的繁荣更是突飞猛进。相比之下，北方地区长期战乱，经济凋敝，实在无法与南方的繁荣相提并论。
随着经济发展差异的显现，明朝朝廷对南方的关注自然比北方更甚。西域虽然距离北方边境较近，但是北方对明朝的经济贡献已经远不如南方重要……甚至接近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因此，西域在明朝统治者心中也就难免黯然失色，不再是必争之地。
同时，当时明朝在南方沿海的造船业蓬勃发展，频繁下西洋，开启了海上贸易的新篇章，也为明朝打开了全新的视野。因此，明朝的目光转向了遥远的海外，自然也就失去了收复西域的兴趣。
当时，江南地区的杭州、苏州等城市在元朝末期就已经非常繁荣。到了明朝，这些城市更是达到了全盛时期。明成祖曾赞叹苏州为天下第一区，其富裕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战争长期肆虐的北方地区，破败不堪，百业凋敝。临近北方边疆的西域，由于未能从繁荣的中原地区获取大量资源，在明人眼中已经将其视为贫瘠落后的象征。
当然，如果还要深究的话，关中本身的衰落也是明朝对西域失去兴趣的另一大因素，不过这要说起来就难免长篇大论，不如就此打住。
总而言之，政治上没有紧迫性，经济上没有必要性，可以看做是明朝此前几乎对西域毫无兴趣的两大根源。
高务实知道，要说服皇帝坚定西征，就必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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