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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座霖和张宗倡等人查封报馆、捕杀记者、教授的所作所为体现出与以往北洋政府主政者并不相同的思维逻辑。
他们可不管你是不是社会名流，是不是记者教授，逮到就抓。抓住就杀。
采用高压政策控制社会舆论，谁不听话就杀谁。
这让一直生活在比较宽松舆论环境中的北平文化界陷入恐慌境地。
无论是在教育界或不在教育界的，无论是教员或学生，大家都像有大祸临头似的，处在十分不安的状态。
《现代评论》上如此描述。
“最近七八个月。北平这个都会永呈一种恐怖状态。最初是空中炸弹的恐怖，接着是军队入城出城的恐怖，接着是无数军官或军事机关任意拿人任意杀人的恐怖。”
林子轩在和新月社的成员交谈时，他们处在惶恐和观望之中。
一些察觉到危险的人物已经离开北平避难了。
《国闻周报》这样报道：“会叫会跳的分子，都匆匆忙忙离开了北平，这样一来，北平的教育界，愈成了黄昏景象。”
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就此离开。
北平是人文荟萃的古都，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众多。学术积累深厚，是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如非迫不得已，很少有学者选择离开。
在他们眼中，上海是商业城市，中国其他城市都是文化荒漠，不适合研究学问。
只是，这些人在北平的处境并不好。
由于北洋政府政权更迭，教育经费不能到位，学校没有经费。教职工的工资拖欠严重。
以北大为例，北大传出因日常维护经费短缺无法按期开学的消息，甚至因无力支付自来水费险些被切断水源。
北大教授顾颉钢在日记上有过记载。
“1926年1月，北大不能按时发薪。兼职的孔德学校‘亦仅半薪’，无奈请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仕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
即便薪金丰厚的胡拾也因为欠薪问题导致生活上一度出现困难。
拥有蔡元赔等人的北大都落到这个地步，其他学校的处境可想而知。
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在1926年，北洋政府除了和外国人有关的机构按时发放薪水外，其他部门都存在着严重欠薪的现象。
如果仅仅是欠薪的话还能忍受。大不了日子过的苦一些罢了。
如今张座霖采取了高压政策，让文化界一片沉默，文人不敢写文章，报纸不敢刊发。
不少报纸都取消了社论专栏，开始刊载消遣小说，这表明此时的北平已经不存在容纳多元思想的言论空间。
在此之前只是生活陷入困难，现如今则是生存环境陷入危险。
在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双重管制下，逃离北平成为一种更加普遍而现实的选择，知识群体的大规模南下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林子轩刚从苏联回来，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这和苏联国内对文化的管制如出一撤。
他欢迎这些知识精英们前往上海，上海的政治环境宽松很多，这批人能够为上海带来文化的繁荣，教育质量的提升。
这些人明白以后若是到上海，恐怕要仰仗林子轩，对林子轩愈发的尊重。
以前林子轩身在上海，在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中的存在感不强，到了上海，林子轩则会成为这个团体的核心人物。
这是以后的事情了，林子轩不想在这种氛围下的北平呆下去，太过压抑了。
他劝说成社我和张痕水离开北平这个是非之地，以成社我办报纸的风格，被抓进去并不稀奇，这就是说真话的代价。
成社我婉拒了林子轩的邀请，他觉得在如今万马齐喑的时候，正需要他留在北平。
1926年在民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可以说是最激烈动荡的一年，
在这一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军阀混战的次数最多，动员的人数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广。
大小军阀之间互相火并、离合拥拒的形势也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
也是在这一年，居住在北平的以高校教师为主的知识分子受困于政治的高压与经济的窘迫，开启了一股引人关注的迁移潮流。
这预示着中国政治与文化格局正在发生重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崭新时代即将来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