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7章 送你一件法宝（上）
一天上午，白莎莎到吴天然的办公室里来坐，她给吴天然稍来了半斤上好的福建铁观音。
吴天然说：“莎莎，快坐。嗯，这可是好茶啊，谢谢你了！”
白莎莎笑笑说：“天然，你以后对我再不要说谢谢二字了，听着别扭！”
吴天然也笑了：“好，以后咱们之间就都不说谢谢了！对了，莎莎，学哲学用哲学那本书，你看得怎么样了？”
白莎莎说：“也不知道整天瞎忙的是啥，这本书我还真的没有顾上看。”
吴天然说：“你还是抽时间看看吧，如果你能用哲学的眼光去对待问题、处理问题，你大概就不会瞎忙了！哲学，可是待人接物处事的一件法宝啊！”
白莎莎看了看吴天然手边正在翻阅的书是一部《史记》，就打趣地说：“看来，你是已经在用哲学了，忙里偷闲啊，看上史记了。”
吴天然说：“莎莎啊，不瞒你说，我现在又找回了在大学时读书的劲头，我准备把二十四史通读一遍。”
白莎莎惊叹道：“天啊，二十四史，那得要多少时间啊！”
吴天然说：“李瑞环同志讲了，积小胜为大胜，一步一步来。”
白莎莎说：“天然啊，现在人都这么忙，再去学哲学，是不是太虚了？”
吴天然说：“正因为太忙，才更需要哲学的指导。哲学一点也不虚，只要咱们结合着自己的身边事来体会，就不虚了。”
接下来，吴天然便拿起案头上放着的一本《学哲学用哲学》给白莎莎聊了起来。
李瑞环同志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前，同他身边工作人员作了一次谈话，谈他学哲学用哲学的体会。他说，有人问，你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工人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奥秘在哪里？李瑞环同志回答说：“要我说还是那句老话：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当然也不能否认个人的努力。光靠努力还不行，还要得法，得法就是要学习哲学。我这一生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接着他讲了为什么要学哲学、怎样学哲学，并说，这些话我平时跟大家讲过，今天集中讲，“就算我退下来后对你们的赠言”。真是言如其人，李瑞环同志的退场“赠言”也有其特点，可见他对哲学是何等钟情、何等重视。
在李瑞环同志看来，哲学为什么如此重要呢？他根据自己的体会，用自己富有个性的语言说：“哲学是明白学、智慧学，学懂了哲学，脑子就灵，眼睛就亮，办法就多；不管什么时候、干什么工作都会给你方向、给你思路、给你办法”，而且，“哲学这门学问说来也神，你的工作越变化、越新，它越显得有用；你的地位越高、场面越大，它的作用越大；你碰到的问题越困难、越复杂，它的效力越神奇；面对的问题越关键，它发挥的作用越关键”。原因在哪里呢？他说，因为哲学“讲的是事物最根本、最普遍的规律”，“任何事物都逃不出它的范围”。他说，要重视研究特殊规律，然而，学好哲学，掌握了一般规律，“有助于认识特殊规律”。他说，要重视总结经验，然而，正确地总结经验，“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他说，要重视各种知识的学习，然而，“有了哲学的根底，学其他知识、学科会更便捷、更有成效。”他用党的历史经验证明，特别是用延安整风的经验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经验证明，“全党哲学水平的提高能够极大地推动党的事业的蓬勃发展”。正是因为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他才不仅自己学哲学、用哲学，而且提倡大家都学点哲学，说“学习哲学意义重大”，“学点哲学，终身受益”，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把哲学作为一门基本课程”来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
对于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来说，学哲学主要学什么？李瑞环同志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要说学哲学就想让每个人都成为哲学家，这不可能。但对基本原理、基本观点，人们都有所了解，这是应该和可以办得到的。”有人主张学哲学就要学哲学史，学马列哲学原著，李瑞环同志说，这些主张当然都是有道理的，对于一些人来说也是完全必要的，“但对一般搞实际工作的人来说，我主张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哲学家应当下点力量，为搞实际工作的同志编写一些适合于不同层次的学习资料，为他们能够较快地学懂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服务”。在李瑞环同志看来，人的一生，时间是有限的，精力和实践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再聪明的人也只能做有限的事。我们提倡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搞好我们自己从事的某方面工作，所以，就大多数人讲，学哲学主要是学好基本观点，如唯物的观点、实践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生产力的观点、群众的观点，等等。下大力量把基本观点真正弄懂，并且能和自己的实际工作相结合，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增强工作能力，这就是我们学习哲学的目的。李瑞环同志的这个主张同小平同志“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小平同志说：“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具体到学习哲学，李瑞环同志说：“如果有人在学习和掌握了基本观点之后，还有兴趣继续学原著或者研究哲学史，这当然更好。”但是，“我们不可能使每个人都成为哲学家，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使每个人都像哲学家那样研究哲学”。这些话，对我们怎样从事干部哲学教育工作，是非常富有启发的，看来我们的干部哲学教育也有一个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现在，中央正在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编出一系列理论教材，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我想这对于广大干部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将是非常有帮助的。
李瑞环同志认为，学习哲学能不能开展起来，坚持下去，引向深入，取得扎扎实实的效果，关键的一点在于端正学风。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要坚持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他说：“如果把学习与自己熟悉的工作结合起来，拿实践的经验同理论相印证，就容易懂；把基本的观点与具体的形象的东西相联系，印象就会比较深刻，就容易记；把书本的东西融入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干什么就从什么里头学、就在什么里头用，就容易活”。我们听李瑞环同志讲话，看李瑞环同志的文章，总有一种理论感，又有一种新鲜感、现实感，原因就是他把理论同实际结合得好，“讲原则而不空泛，讲具体而不琐碎”。他的许多话充满哲学智慧，又富于生活气息，使人听起来爱听，用起来管用。例如他说：“如果只研究中国，不研究世界，就会落后世界潮流；如果只研究世界，不研究中国，就会脱离中国国情”。“改革不可能每一步都使每一个人得到利益，但无论如何不能损害多数人的利益；改革从总体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但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暂时遭遇困难的人；改革必须依靠精明的领导者、依靠科学技术，但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劳动人民的作用”。“许多事情我们可以讲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但老百姓吃不上饭，就没有理由”。“只有心中有人民，人民心中才有你”。“群众最可敬，他们有无穷无尽的力量，社会的财富靠他们来创造；群众最可爱，只要你真心实意地为他们服务，他们就真心实意地支持你；群众最可怜，他们确有许多实际困难，而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群众最可畏，不管什么人，惹怒了他们就可以使你垮台”。“现在是百业待兴，百事待举，要把所有的事都找出来，分分类，排排队。不加选择，眉毛胡子一把抓，核桃栗子一齐数，其结果必然是螃蟹吃豆腐，吃得不多，抓的挺乱”。“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不能放在别人的胳膊上”。“有些文章写得不好，不是词汇不够多、句子不够美，而是动机上、内容上、方法上有毛病，在鼓捣字儿上花的时间太多，在研究事儿上下的功夫太少”。“不要光看别人赚不赚钱，还要看自己赚不赚钱；不要光看眼前赚不赚钱，还要看长远赚不赚钱；不要光看某个具体项目赚不赚钱，还要看总体上赚不赚”。如此等等。你看，这里没有几个哲学概念和述语，但是，充满哲学的智慧，这就叫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就叫真学会用。
总之，李瑞环同志的《学哲学用哲学》一书，为我们学哲学、用哲学提供了一个范例。我相信，每一个认真读它的人，都会从中受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说到底，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正确处理发展中的各种重大关系问题，如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中心与全面的关系，非平衡与平衡的关系，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等。各门具体科学都要研究科学发展观，但侧重点是不同的，例如经济学着重研究效率，社会学着重研究公平，政治学着重研究民主，法学着重研究法治，环境科学着重研究生态，而哲学应当着重研究“关系”，研究“协调”，研究“统筹”，研究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体系。研究“体系”，就要求完整、准确、系统，防止和克服任何一种片面性，努力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自觉地学哲学、用哲学，正确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前提。
听了吴天然说了一大堆，白莎莎笑了。她站起身为吴天然续上了茶水说：“你这个哲学迷，说得喉咙冒烟了吧，喝点水。天然啊，你干脆调到我们宣教司算了。我发现你现在是越来越会说了。”
吴天然笑笑说：“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第518章 送一件法宝（下）
白莎莎拿起吴天然案头上的那本《学哲学用哲学》，翻了翻，发现吴天然还保留着上大学时读书的习惯，爱用笔在上面划上道道，写上批注。不由得就想起了她和吴天然的大学生活来，想起了吴天然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里那一套《鲁迅全集》的故事来，一种微微的甜蜜和淡淡的哀愁渐渐袭上心头。
白莎莎说：“天然啊，其实你让我读这本书，我哪敢不读啊。告诉你吧，我用了三晚上，已经把这本书读完了。现在正在温习呢，有些文字读起来很有意思，值得细细揣摩。”
吴天然说：“好你个白莎莎，你在逗我玩呢？！”
白莎莎说：“说真的，部长们给我安排的任务，我也没有这么上心过。不过，一个人多学一点哲学，就是好。我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体会。”
接下来，白莎莎也谈起了她对这本书的一些感受。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学过哲学，但是真懂不容易，包括有些哲学教师，因为他们不会用，即便对实践很熟悉，讲课时信手拈来，也是“半程学问”，举例子只能证明真理，不能发现真理，而哲学是发现真理的方法。学透的人必须有能力将普遍认识变成个人思想，驾驭身边规律，提高生活与工作品质。在这方面，李瑞环有过人之处，他退休后出版了上、下两卷本的《学哲学用哲学》，文风平实，力透纸背，试举几例。
李瑞环说“要办成事，就要找一批想办事、肯办事、敢办事、会办事的人。想办事是愿望，肯办事是热情，敢办事是勇气，会办事是本领”。这用人之道将“实践论”具体化了。“说”从来都比“做”容易，“说”是认识，“做”是实践。马克思认为，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认识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该学说中最简单、也是最深刻的核心命题，真理都是简单的，不需要貌似深刻的语言来包装。有些人只会说，不会做，甚至只会说报纸与文件上的话，这就等于抓了革命，促生产是别人的事。满嘴马克思主义的人有时最不懂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不想办事，不肯办事，不敢办事，不会办事。“实践”在他们那里只是范畴，不是行为。
李瑞环说：“中国的小勺多，你别看小，锅再大也经不起捞。”这大小多少之论，揭示了平均主义对财富的蚕食，在劳与酬无关的情况下，人们常有索取饥渴，疏于创造冲动，结果，少就是多，小就是大，它们之间互相转化，这是分配中的辩证法，把潜在危险分析得很透辟。不怕唯物论，就怕辩证法，后者是好手段，但是比前者难掌握，如果用不好，辨证法等于变戏法，正的从反面看，反的从正面瞧，容易成为左右逢源的滑头，在谈玄的相对主义者手里，辩证思维就是诡辩思维。
李瑞环说“大步向前，有人在后边嚷两句、骂两句，不要紧，不要管他。你越把他当个事，他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项新举措推出来没人反对，一定不管用，因为“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政策总要有所倾斜。多事之人不值得理会，你越理他，他的事儿就越多，甚至会把你的尊重当作他永远正确的根据。对无端的诘难，不表态就是一种明确的态度，主政者不接话茬，不负责的言论就进不了主流议程。鼓噪者的音调都很高，喊累了也就歇菜了，等于自残，他们累你不累，可以聚精会神地关注值得关注的事。对于有些矛盾，不解决也是一种解决，放一放也就蒸发了，时间冲刷了一切，不必画蛇添足地劳神，“冷处理”有“无为而治”的奇效，何以至此，答案在的《矛盾论》中：抓住主要矛盾，一切矛盾便会迎刃而解了。要做弹指一挥间的潇洒管理者，你把大事办好，老百姓的舆论就会淹没反对者的声音。
李瑞环说“横向，在空间方面要重视协调；纵向，在时间方面要重视渐进”。他把纵横领导艺术置入两个最抽象的哲学概念之中。“空间”上的协调追求和谐有序的运作，没有分工，事情就不能做专做精，没有协同，事情就不能做完做全，“精专”的事不用领导，“完全”的事离不开领导。“时间”上的渐进强调过程，“如果天天都有新精神，这是没有走上正轨的表现。（亦为李瑞环语）”量变是常态，质变是异态，大跃进式的发展很热闹，最后还要倒回来，甚至有可能进一步，退两步。想法重超前．做法重当前。
哲学是爱智之学，读着李瑞环的新书，感触良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刚刚升任中央常委，主持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有专家是那种冷眼看政治的批判理性学者，就曾发牢骚说：“解放四十年，木匠管宣传。”过了几年，此君态度大变，不停地赞叹道：“小木匠还真行呢！”口气很亲切，像是在谈论自己的家人，能让学术界这种苛刻的挑剔者刮目相看、彻底折服，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水平在起作用。李瑞环从一个小工人到一位大领导，走的是智者之路。思想者须心有灵犀，哲学只起“一点通”的作用。
听了白莎莎话，吴天然感到她是用心地读书了。他不由得赞叹起来：“行啊，莎莎，你快成半个哲学家了。”
白莎莎说：“咱们平常人学哲学用哲学，不是想当什么哲学家，也不可能成为李瑞环，但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却很有用。学哲学用哲学真的可以受用一生。”
吴天然说：“莎莎，读这本书，咱们是不是可以总结出这么几条？”
白莎莎说：“你说说看。”
吴天然就一边有铅笔在纸上写，一边说了起来。
一、学点哲学会使人终身受益。
这是李瑞环同志的切身体会，也是他的肺腑之言。他在书中说到：“有人说，由一个普通农民、工人，一步步走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真不简单，这其中一定会有一些奥秘、诀窍，应该总结一下。要我说还是那句老话：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当然也不能否认个人的努力。光靠努力还不行，还要得法，得法就是要学习哲学。我这一生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常讲，一个人要成长进步，要有所成就，有所建树，离不开上进心、求知欲、责任感这三条，这是无法代替的。重要的是学了哲学，掌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养成分析综合、归纳概括的习惯，这样就不会吃糊涂亏、占糊涂便宜，避免和少走弯路。陈云同志讲过：‘学好哲学，终身受用’。这完全是经验之谈，我非常赞成。”这些发自内心的讲话，对我们树立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是有很大帮助的，对学好称之为智慧学、明白学的哲学是很有示范作用的。
二、怎样才能学好哲学。
正确的理论可以指导实践，掌握了理论，就可以在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中分清主次、抓住根本，在变幻莫测的事物发展中把握方向，在困难和问题面前找到解决的基本方法。李瑞环同志根据自己的体会，提出学习“两论”（《实践论》、《矛盾论》）是哲学入门的一个有效途径。真正学懂了“两论”，也就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学习理论要联系实际，联系经历过的实际，结合历史的经验来学，是学习理论、运用理论的重要方式。他提出：“如果把学习与自己熟悉的工作结合起来，拿实践的经验同理论相印证，就容易懂；把基本的观点与具体的形象的东西相联系，印象会比较深刻，就容易学；把书本的东西融入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干什么就从什么里头学、就在什么里头用，就容易活。”一方面强调联系实际，一方面要强调刻苦认真的读书。要认真地读，反复地读，深钻苦研，努力读懂弄通。李瑞环同志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各级干部工作要艰苦，思想更要艰苦。他说：“付出辛苦，不仅仅是胳膊腿勤，很重要一条是思想必须艰苦。事实上，思想的艰苦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讲，才是最重要、最困难的。应该既能深入下去，又能坐得住，看东西，听意见，想问题，憋主意。”这些话一针见血，很有针对性。现在，有些干部面临事情很多，天天忙忙碌碌，屁股坐不住，如果自己不自觉挤时间学习，不经常翻翻书，就会变成事务主义者。脑子不补充营养，就会被掏空。他还要求干部“要力争把文字水平、理论水平和工作水平一致起来，不然，就将是会写的不会办事，会办事的不会写。”当然，作为一名机关青年干部，更应该认真学习哲学，要学习哲学原理，注重学用结合，把重点放在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所学哲学原理指导解决实践问题。这才是正确的学哲学用哲学的态度。在学哲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用结合，时时用哲学原理来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分析存在的矛盾，抓住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运用哲学的一般原理来解决矛盾，而不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结论。
三、哲学能教我们如何做人。
做人要正直，李瑞环同志说：“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在领导面前是奴才，干起工作来是庸才，一切活动为了升官发财，一旦掌权就搞独裁。必须防止这种人投机上来。”《学哲学用哲学》中关于人际关系的阐述，到处体现了和的思想，提倡求同存异，体谅包容，不要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要平等待人，诚恳待人，宽厚待人，依理待人。他说：“不但要懂得斗争的绝对性，还要懂得斗争的多样性。筷子与肉斗，肉到嘴里；手术刀与人斗，可以去除病灶；扁担与肩斗，可以把水挑进家里。这些都是斗嘛，为什么一说斗，非要你把我整垮，我把你整垮呢？”“中国人倒霉的时候容易团结，打胜仗后常常不团结，历史上这样的事很多，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的教训。”“冷静地想一想，掌声、歌颂未必真帮忙，批评、反对不是都添乱。”也许这些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总体上，当前的社会心态还比较浮躁，有些人热衷于与人斗，有些人喜欢个人出风头，有些人习惯听赞扬声。读一读《学哲学用哲学习》，听一听一位老者的教诲，无疑是服用一副清醒剂。所谓做事先做人，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个人的内心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个人成功的基础，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总之，通过学习《学哲学用哲学》，可以使我们增长见识、增长知识。一句话，“学点哲学，终身受益”。
白莎莎说：“天然啊，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在大学时参加辩论比赛的事？”
吴天然说：“那是多么意气风发的事情，怎么会忘得掉呢？”
白莎莎就说：“好，学哲学用哲学这本书，咱们一周之后，来个辩论如何，就咱们两个，到时候，谁输了，要听胜者的指挥。”
吴天然说：“好啊，不过这本55万字的书是前年出版的，要比咱们就比新的。李瑞环同志今年刚出版一本辩证法随谈，28万字，咱比这本书，怎么样？”
白莎莎说：“好啊，就比这本新书，谁怕谁啊！”
注：李瑞环同志的《学哲学用哲学》出版于2005年，全书约55万字，分上下两册，主要由10个部分组成。
《辩证法随谈》出版于2007年，全书28万多字，收录了1412条富有辩证意蕴的精彩段落，分为六编三十六题。
第519章 设计升迁之路
这天下午，胡风给吴天然打了一个电话，说让天然在单位等等他，他要来见一见吴天然。)
果然时间不大，胡风就兴冲冲地来到了吴天然的办公室。
胡风坐下来和吴天然闲聊了一会儿，就开口说道：“表哥，你是中组部的干将，我想请你帮我设计设计。”
吴天然有些摸不着头脑：“设计，设计什么？”
胡风说：“我的仕途之路啊。”
吴天然说：“仕途之路是能设计出来的？谁有这个本事？我是不行。”
胡风说：“不就是个人生的规划嘛，参谋参谋！”
接下来，胡风从公文包里掏出来一沓材料，给吴天然介绍起来北京市的干部使用情况来。这些情况，有些是吴天然知道的，有些吴天然还是头一次听说。
北京当下正在进行该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局、处级官员公选，所涉及职位高达两百多个。引人瞩目的是，有三百多人竞争市发改委副主任一职。
而此前的四个月内，北京刚刚任免近四百名局、处级官员，这也是北京近两年来最大规模的官员人事调整。不到半年，对于北京政坛来说，至少涉及几千名官员或喜或悲。
集中调整官员和大规模公选，体现了首都发展定位对官员转型的现实要求。在眼花缭乱的官员动向背后，一个由来已久的疑问是，中国官员的升迁之路到底遵循什么样的法则。
让胡风感兴趣的问题很多，主要有：一个官员如何从普通科员到官至省部，甚至更高一级？其中关键因素是什么？哪些环节最重要？当下什么样的官员又较容易被纳入培养程序？“经验型”官员与“专业型”官员的优势和劣势何在？各自遵循什么道路？机关官员与“地方诸侯”的升迁之路，又有何异同？
有记者曾对北京近400名官员的履历进行了分析调查，并采访了长期从事官员素质和能力研究，关注其成长规律的北京市委党校专家。他们试图通过勾勒出首都之地的官员升迁规律，以此作为地方官员成长的城市样本，进而折射出中国官员的普遍升迁法则。
初始：什么样的人有优势？
在有些专家看来，官员的成长主要受制于组织因素（组织部的干部培养机制和干部政策）、社会环境（比如文革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对官员的要求各异）和个人素质三方面的因素。就个人因素而言，除了品德和能力的因素，年龄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硬线。胡风对吴天然说：“此前北京历次公选，副局级官员的年龄界限为45岁，但今年放宽至48岁。但无论如何，这仍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吴天然说：“从官员的履历中可以看出，北京一个正厅局级官员（作为直辖市，北京的级别是省部级，各市属委办局正职和区县党政正职都是正厅局级）升至此级别时平均年龄大概在45岁左右，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平均花费的时间是25年多一些。相比之下，你算是跑得很快了。你今年才36岁，已经是正厅了。比平均年龄节约了10年。”
胡风说：“表哥啊，那些能干成大事的人，中间都有一些环节是跳过去的。你不是也从科级考的副处吗？你还从副书记直接被提拔为县委书记，还有，你从山阳市的副厅级组织部长又被提拔为中组部的司长，你跳的次数可比我多。基他人也一样，作为佼佼者的正局级官员们，在这其中的25年中，大多在每个阶段都能在合适的时间完成所需的跳跃——比如说，在从副处升正处的时间上要尽量缩短。”
吴天然想了想，的确是这样。没有一些跳跃，是很很难晋升到正厅级，或者是更高级别的。
按照干部任用的规定，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大约需要12年左右。此后出现了一个分水岭——能否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非常关键，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这个官员是否能在有条件升迁的情况下确保年龄不过线。通常，如果一个官员能在3—4年内由副处晋升为正处，那么他由正处升为副局、正局的空间就较大，而如果由副处升正处的年限太长，那么再进一步升迁时就可能遇到年龄的瓶颈。
显然，在现行的“逐级提拔”制度体系内，“小步快跑”是升至较高级别的不二法门。有记者就根据公开资料统计，现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政坛新星孙政才就是从北京“小步快跑”脱颖而出的官员。他先后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顺义区任职，仅用15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副科到副部（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七级跨越。
当然，对于大多数北京官员而言，在仕途上需要更多的耐心。
但上述专家的研究表明，一个官员的仕途是否顺畅，有一些初始的标准可以衡量。比如说：早参加工作，早入党都是能晋升到高级别官员的有利条件之一。根据记者们所调查的样本官员履历中，升迁顺畅的官员很多在20岁左右就已经参加工作，而且党龄都颇长。而官员在起步阶段，越是能够在年轻的岁数而升至较高的级别，往后就越能区别同级而拥有年龄优势，进而实现良性互动，进入“小步快跑”的“车道”。
此外，足够的学历也是必须的，胡风说，“与10年前相比，北京官员的知识水平和学历层次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无论是先前获得还是职后进修，现在北京市的局处级官员中，研究生以上学历就占了一半以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博士研究生。不过，像我这个清华大学的差子生，这样的文凭应该可以受用一辈子了。”
根据专家的提醒，胡风认为，官员在起步阶段的特征是：机关有速度，基层有后劲。
一个北京官员如果具备上述条件，只意味着初始优势，对官员来说，此后的关键则是基层经验。
尤其是担任正职的官员，基层经验几乎是不可缺少的，而组织部门对官员综合能力的培养亦越来越重视。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成长规律调研组所做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官员自己认为的晋升最有效的几种途径是：进行基层锻炼、增强个人修养、提高群众威信、轮岗交流和争取领导重视。基层锻炼还排在增强个人修养和争取领导重视之前。
而基层主要指的是位居区县有机会负责“全面工作”的官员。在北京的代表是乡镇的党委书记。“区委书记很多都有过乡镇党委书记的经历。”胡风说，和基层官员相对应的，是各级委办局这样的机关官员。
由于工作性质迥异，委办局官员和区县官员也显示出不同的特质。“一个官员在机关工作，只要踏踏实实，在本系统升迁至处级干部只是早晚的事，只要没有大毛病。”胡风说，而区县乡镇官员不一样，“思路要开阔，要能解决复杂尖锐的党政、财政和社会问题，包括能跑项目，跟上面的职能部门要熟悉，还要有群众基础。”“年富力强”、业绩突出的乡镇书记在升入区县领导班子之前，往往会调任到少数重点乡镇任党委书记，这通常是培养的征兆。“大乡镇经济基础好，场面大，官员获得锻炼和提高的机会多。”胡风说。
而自乡镇调任区县的委办局，则可能是因为年龄偏大，“一些乡镇党委书记岁数大了，会调任区局当正职。因为委办局工作范围清晰，规范性强，相对轻松。”胡风说，这既有充分使用他们的“成熟”之意，也不无尊重“养老”之意，日后多从职位上退休。但对市局的机关官员来说，调任区县或委办局，则通常是提拔“培养”。
虽然基层经验颇为重要，但若仅以速度论，专家认为在从普通干部升至正处官员的阶段，市直委办局的官员在升迁速度上较占优势。因为区县“僧多粥少”——官员众多而职位相对少，而市属委办局的单位人数则相对少，但职位不少。不过也有特例，比如一些专业性过强的部门，系统外流动不多，官员相比而言难以很快升迁。而比较“普适性”的委办局官员，则比专业部门更容易在岗位“流动”中升迁。
但机关的处级干部，如果不补上基层经验这一课，就不容易有上升的空间。有专家说，特别是官至副局级之后，拥有基层经验的官员则会有更大的升职优势。
胡风说：“表哥，我现在才发觉舅舅让我到K省担任一个市长是多么重要，这不仅是为我争取政治资本，更主要的也是为我提供更大更多的锻炼机会。有了山阳市长这个经历，我再杀回北京，就大不一样了。”
吴天然说：“那你就珍惜这次机会吧，多为山阳办点好事、实事！”
胡风说：“这个你放心，我到山阳就是去办好事的。”
吴天然说：“还有一个现象，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就区县来说，一个地方的官员稳定，往往地方经济发展就快，本地官员也鱼贯而起。而某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官员更容易攀比、计较，也就越发难以产生出心量大、眼光远的官员，既然本地缺乏，就只能从外地选派，这就减少了本地官员的升迁机会。相反，一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前后任发展思路有效衔接，官员眼界开阔，优势明显，就可以为其他区域和部门输出干部，从而为本地官员升迁提供更多机会。”
胡风想了想说：“此话不假，真是这样。有些地方就是出干部，一批又一批。有些地方，斗来斗去，就是不出干部。”
第520章 适者生存
在官员的升迁之路上，起跑以后，就是助跑了。助跑的关键是：“交叉锻炼”与升迁“福地”。
完成了从处级到局级官员的跳跃之后，官员便已经属于政坛的佼佼者。此后其升迁则更多借助于“交叉锻炼”。事实上，这也是培养官员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
有专家说，官员在其成长过程中，普遍经历多个岗位，其中正局级官员平均经历过6－8个岗位，正处级官员平均经历3—4个岗位。上文提到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报告显示：被调查的官员六成以上认为轮岗交流是干部成长的重要途径。
吴天然说，“区县岗位事无巨细，涉及面广，机关岗位，规范性和专业性较强。由此需要官员的风格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各不相同。”交叉任职可以使官员的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截然不同的锻炼经验能使官员思路更加开阔，作风也更务实，尤其是机关官员，适时至区县任职锻炼是一种必要的经历。人们常常因此认为从市直委办局进入区县是“升格”，而区县的优势在这个特定的层面上明显起来。
根据一些媒体的统计，在现任北京市委常委中，有多人的成长带有此种轨迹。如常务副市长吉林，在晋升常委前担任了密云县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吕锡文在晋升常委前被安排至西城区，先后担任政、党“一把手”；总工会主席梁伟在晋升常委前任通州区委书记。
从已有的官员调动看，在北京，通过跨部门、跨区县的锻炼调动来完成官员成长和职位升迁，已成为越来越明显的特征。此次官员人事调整中履新的几位副区长即是此种调动方式的体现，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市发改委、科委、财政局、城管执法局。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区县还是市直委办局，都有几处升迁“福地”存在，事实上这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专家们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县和部门中，稳健型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而在“看摊型”单位的官员则上升的空间一般不大。
有专家说，所谓“福地”的形成是一系列互动作用的结果——能够担任重要区县和部门领导的官员一般都是得力之人，而在重要地区和部门的“锻炼”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能力，拓展了他们的人脉，引得了更高官员的重视，这种“强者愈强”的效应最终导致了“福地”现象的出现。
胡风对吴天然说：“表哥，咱们两个现在都在进行交叉锻炼啊。我从北京下到了山阳，你从山阳让到了北京。”
吴天然笑笑说：“咱两个还有区别，你是主动去的，我是被动来的。”
如果说官员们是升之路上的长跑选手，除了他们自己的起步和助跑要有力以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场外的因素。说白了，就是“一把手”的判断。
官员的成长，个人努力和组织培养的因素之外，还不同程度受到党政“一把手”，尤其是党委“一把手”判断及其所崇尚的官员政策的影响。很多时候，官员也如待选之鱼，若这一批未被网中，则可能就此失去了机会。而官员选拔政策的摇摆，往往会造成这样的“夹心”官员群。
此前的北京市曾有一年宣布了一条要求，就是当批提拔官员以30岁为上限，多一个月也不要。有专家就指出，这批被硬选拔出来的官员，事后证明淘汰率很高。“本意是要干部年轻化，但是这种转折*作过于粗糙，既伤害了许多干部，也造成了了某些事业损失。”
该政策一贯彻便是几年，当时一批40岁左右的官员，都未能入选，等日后发现方法有问题的时候，当时40岁的已经超过了45岁，年龄过线，被使用的几率大为下降。这样就“浪费”了一批成熟的人才，而官员的抱怨也往往由此产生。
另外，主要领导的经历和喜好也不可避免的决定某一时期官员的升迁命运。“官员选拔标准大而言之永远是‘德才兼备’，但是‘德’‘才’在不同领导眼里千差万别。”吴天然说，“就一般的规律而言，一把手如果是‘草根’出身的，往往偏重实践型的官员；如果是‘海归’，他就更喜欢‘专业型’的官员。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也不乏以互补视角用人的领导。”
现在，让胡风更为关心的是，那些厅局之后的去向。因为他和吴天然一样，现在都已经解决了正厅级的待遇了。
从北京的干部发展轨迹来看，高层职位毕竟有限，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们绝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于局级。有专家就曾举例说，一位进入副部级人选考察视野的官员提到：到了区委书记这一层，谁当副市长都行，很少有人不胜任，但决定能否晋升的因素是多样的，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对于那些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晋升到省部级（北京市市级官员）的北京官员而言，除了到点退休外，继续的升迁之路则是进入中央或通过交流到其他省任职。
事实上，北京市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有媒体统计了1988年以来北京市市委常委和副市长共73人的履历，发现其中有12人是在北京市内一步步升迁进入中央。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她们均是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被调入中央，并最终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与进入中央任职相比，北京官员赴外省任职的数量要少得多。在这家媒体统计的20多年来的73名市委常委和副市长中，仅有3人从北京市领导的位置调至其他省市任职，最著名的是现任青海省委书记的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强卫。
当然，以胡风现在的资历，他并不奢望能在三几年内就晋升为副部级。他的理想是能回到北京担任区、县的党委一把手。即区委书记或县委书记。吴天然说，如果能担任区县的党委一把手，那他胡风就可以说实现了人生的一大飞跃。
和吴天然探讨了一个下午，胡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官员能不能升迁，以及升迁的速度如何，背后都有一个不变的法则——适者生存。
事实上，无论具体升迁轨迹如何，所有官员更替都在遵循一条朴素而普遍的法则：适者生存。
官员们需要适应时代的需求。有专家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肯定是造反派起得快；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搞经济的干部就上来了；现在既能发展经济又能管理社会的官员则容易被选中。”
具体到北京，官员们需要适应首都定位的需求，比如国际视野、大局意识、现代意识要强，依法行政的水准要高，以及对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格外重视等。因为“北京是首都，政治稳定是第一位的，官员的政治素质就显得特别重要”。也有专家说。
当然，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也是北京干部必须具有的。“北京作为首都，守在中央身边，上下左右盘根错节，对官员的协调能力要求更高。”有专家这样说。
如此状况下，北京市地方官员往往显示出更为老练过人的为人处事方式。“北京市干部比较‘聪明’，他们做事时，常常是‘原则不变，方式多样’，具有在不同场合选择恰当言行的智慧和功夫。”中央党校一位专家说。但与此同时，“近年来也出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出现了一些民望较高的个性官员，二是少数官员根据对自己性格、兴趣的再认知，离开官场，重新选择职业”。
近年来，来自高校的官员日益增多。“一是北京市干部公选力度加大，在以笔试、面试为主要环节的官员公选中高校官员显然比基层出身的官员更有优势；二是有些或不太重视研究趋势和形势，或是不太重视学习的‘草根派’官员，逐渐跟不上现在的需要；三是北京对现代人才的超前储备。”有专家说。
在此次官员人事调整中，学者型官员显然受到了青睐。仅市内某区新上任的三名副区长中，就有两位拥有博士学位。此外，12名履新的法院院长学历也全部在研究生以上。
有专家称，“‘草根派’官员解决具体问题的本事非常强，像维稳、拆迁等都得靠他们。这批官员在完成使北京‘由穷变富’的历史使命中，具有重大贡献。但是他们也有先天的弱点，一些人在‘由富变更富’的这个坎上略显观念不及，知识不够。”
但也有专家提醒，北京不得不小心的是，如何有效地实现“经验型”与“专业型”这两批官员之间的融合和衔接。“如果‘博士’取代‘草根’的速度过快，可能会因‘博士’的实战经验不足而大大降低行政的质量，甚至导致基层失控；如果‘草根’占的比例太大，就容易影响北京地方在发展过程中的‘脱胎换骨’和‘品位升级’，而且时间特别持久的话，会严重影响北京现代化的速度。”
胡风说：“专家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综合考量一下，咱们弟兄两个的仕途还是走得不错的。当然，你的前途又远在我之上。通过一下午的讨论，我的心里更明白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山阳安心工作，待时而起，在合适的时候冲击北京的区县委书记。将来的事情就不去多想了，能不能解决省部级，就交给老天爷好了。对了，表哥，你对我在仕途上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吴天然说：“表弟，看来你现在对仕途上的事很有心得嘛，我真的给你说不上来什么。如果非要让我说，我觉得你提供的一些专家的说法很好。比如，稳健型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我看你不是稳健型的，那就你做一个真正创造型的官员吧，记住，是真心创造的官员，切实而不表面。”
胡风说：“表哥，你的话我记住了。对了，晚上一块儿吃个饭吧。我请你，咱们到天上人间去！”
吴天然说：“咱们弟兄就不必客气了。我晚上还有点事，就不能陪你了。”
其实，吴天然晚上也没有别的什么事，他只不过是想利用晚上的时间好好地读一读《史记》。对于空闲的时间，在上班的时候，吴天然就翻阅报刊杂志，研究李瑞环及其它领导同志的理论著作。而像《二十四史》这样的书，虽然不是闲书，但他一般仍是要放在晚上读的。这些书在办公室里看，他觉得似乎有些不妥。
第521章 实施监控（上）
不久，K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梅香就把王国庆提供的18个官员的真实年龄搞清楚了。王国庆一看，这18个人，除了有两个人的真实年龄和档案年龄一致外，其余16个人的真实年龄都比档案年龄大。有一个情况，孙梅香并不知道，在王国庆的眼里，这18个人当中，有12个人是属兔子的，有6个人是疑似属兔子的。结果表明，那12个人当中，只有两个人是属兔子的。而在6个疑似者当中，却有4个真的是属兔子的。也就是说，在敌手和潜在的敌手中，有6个人是属兔子的。
后来，经过王国庆的进一步甄别，这6个属兔子的人，除了原来圈定的省委副书记李庆祥、省政协副主席李大海和省水利厅厅长高铁以外，只有一个人，也就是省纪委的副书记夏明存在一定的嫌疑。另外几个属兔子的，从各方面衡量，最后都可以排除。比如说新州市的公安局长李大爽，他虽然也属兔，但你就是给他一万分的好处，他也决不会和自己过不去。因为，他在仕途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有王国庆的烙印。而夏明就不同了，这家伙原来就曾经非常主动地调查过吴天然的事情，最后让吴天然背上了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当年的处长夏明现在已经是副书记了，这个人今年也是45岁，属兔的。也许，将来和自己过不去的会是他？听说这个人很不安分，常常以坚持原则标榜自己，吹嘘自己是黑脸包公。
不管到底对自己有没有威胁，或者说对自己的威胁有多大，这四个人都必须被自己监控起来，要做到高枕无忧。
针对省委副书记李庆祥，王国庆想到了他的老部下、省委副秘书长程大同。
一天上午，王国庆给程大同打了电话，让他来省政府一下。王国庆放下电话不到15分钟，程大同就进了王国庆的办公室。
一进来，程大同还有些气喘吁吁地说：“王省长，你找我？”
王国庆热情地说：“大同啊，快坐下。今天我找你来，也没有特别的事情，只是我到北京去学习了三个月，咱们见面的时间少了。都是老班子了，有些想你了。”
程大同一听，感到王国庆可能是话里有话。他连忙起身说：“王省长，这要怪我了。这一阵子天天瞎忙，我没能上北京去看你，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王国庆呵呵一笑说：“大同啊，你想哪里去了。是这样，我虽然已经到省政府这边有些日子了，但我的角色还一直没有转变过来，我总以为我还是省委副书记，因此，还总是挂念着你们。”
程大同说：“多谢王省长了，我也是一样，我总认为我还是你的副秘书长。不过话说回来了，我永远都是你的小秘书。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吩咐。”
王国庆说：“也没有什么，只是我仍在关心省委那边的事情，我总觉得我还是省委副书记。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关注一下我原来的角色，也就是现在的省委副书记李庆祥同志工作的特点，更想知道他对我这个前任有什么看法。”
一听王国庆的话，程大同的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原来王国庆是要他监控李庆祥啊，特别是要他关注李庆祥对王国庆有做么看法，有什么动作。
他当即表态说：“王省长，你放心，我明白了。有什么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王国庆说：“好，好，我只是想了解一下，现在的省委副书记对前任副书记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程大同说：“王省长，你放心。”
针对李大海，王国庆原来不想把他当回事，毕竟他只是一个政协的副主席，他还能掀起多大的浪子来。可后来想想，还是要把这个人监控起来才放心。因为李大海的本领，从客观上讲，和他王国庆是不相上下，只是在和他竞争副省长的时候稍有不慎，这才被他在仕途上抛在了后面。如果这个人成心和他过不去，还是很可怕的。那，让谁去监控这个李大海呢？
王国庆扳着指头算了算，就想到了山阳市政府的一位副市长孟思贤。这个人原来是省财政厅的一位处长，在王国庆还在担任山阳市委书记的时候，他为了方便给山阳市争取财政资金，就把孟思贤官升一级，要到山阳担任了副市长。可几年过去了，山阳那个地方的官员还是本地派在当权，孟思贤目前仍是在原地踏步。王国庆有时候偶然想起孟思贤，就感到有些对不住他。估计，孟思贤对他王国庆也会有一些不好的看法。
让孟思贤没有想到的是王国庆省长会召见他，他原以为王国庆早就把他给忘了。
见到王国庆时，孟思贤有些激动。倒是王国庆仍然对他很热情，就像你当年任山阳市委书记的时候一样。孟思贤心想，真的是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想当年，王国庆是市委书记，他是财政厅的一名处长。后来，山阳市为了协调财政资金的方便，就把他要到山阳任了副市长。那个时候，他是副市长，王国庆还是市委书记。可几年过去了，人家王国庆都变成省长了，他孟思贤仍是副市长。前一段，山阳市的领导班子又做了调整，左浩天来担任了书记，胡风担任了市长。白松音变成了常务副市长，而王国梁也由白河县的书记担任为副市长。他心里很清楚，目前王国梁的排名虽然在他的后面，但如果白松音另有任用，常务副市长这一职务肯定还是人家王国梁的。也许，这就是命吧。他孟思贤就是一个副厅级的命。
王国庆亲切地问：“思贤啊，到山阳有五年了吧？”
孟思贤说：“六年零三个月了。”
王国庆说：“这么久了，在那边工作还习惯吧？”
孟思贤说：“早就习惯了，山阳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我这一辈子估计得扎根在山阳了。”
王国庆笑了：“思贤啊，还是有情绪啊！有情绪很正常，你原来是财政厅的中层领导，省城的各方面条件都远比山阳要好。这样吧，我问你，最近想不想回省直？”
孟思贤有些吃惊，他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好事落到自己的头上。他太想回去了，这样长期两地分居的日子他早就过够了。如果能回到省直，哪怕是安派他一个副厅级巡视员的虚职就行。
他有些迷惑地问：“回省直？”
第522章 实施监控（下）
王国庆说：“我原来把你调到山阳，只是想让你在那里工作个三到四年。可是后来，你也清楚，咱们K省是僧多粥少，正厅级的职位十分有限。我又不想让你平调回省直，就又耽误了两年。”
听了王国庆的话，孟思贤立马心潮澎湃。听这意思，他不仅能回到省直，还能再提拔一级，担任正厅级的职务。真是老天开眼了！
孟思贤强抑着内心的激动说：“王省长，感谢你对我长期的关注和照顾！我将来何去何从，一切都听从老领导你的安排。”
王国庆说：“眼下有个正厅级的空缺，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
孟思贤说：“王省长，你指到哪里我打到哪里！”
王国庆说：“好，目前省政协办公厅的秘书长岁数大了，马上就要退下来了。省政协在一般人的眼里，可能感觉那是一个清水衙门。但你也知道，秘书长这个正厅级的位置仍然有很多干部在争取。我已经对省委组织部的郭新部长打了招呼，这个位置暂时给我留着。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听一听你的想法，看这个秘书长的位置你原不原意？当然了，你还年龄，政协秘书长这们岗位绝对不是最后一站。我的想法是先解决了正厅级的职务再说。”
孟思贤知道，也许省政协的工作比较虚、比较空，但政协秘书长的职务却很实，管人管钱管车，负责着机关的吃喝拉撒，有职也有钱。同时，还能一步跨入正厅级的干部行列，这是他早就梦寐以求的事情。
他连忙说：“王省长，你对我的关心让我怎么感激你？我实在没有什么话能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我只能表个态，一切都听您的安排！到新的岗位后，我会努力工作，决不辜负老领导您对我的期望！”
王国庆说：“好，好，这就好。年轻人，好好工作，前途无量啊！”
王国庆本来想把监控李大海一事交待给孟思贤，但又感觉现在交行有点太早。等孟思贤走马上任以后，再进行交待不迟。
孟思贤千恩万谢地走了。王国庆又陷入了沉思，让谁来监控高铁呢？
孟思贤回到家里，把刚才王国庆和自己的谈话内容告诉了老婆。老婆非常激动：“看来，王省长这人真的不错。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把你忘记！”
孟思贤说：“可不是，我根本就没有想到。”
老婆说：“你是不知道，我去年偷偷给你算了一卦，先生说你这一生每到关键的时候都会有贵人相助。我又问他，你今年能不能回到省直工作，人家先生非常肯定地说百分之百。看来，人家给你算的可真灵。王国庆省长就是你的贵人啊，咱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
孟思贤说：“想给人家王国庆送个大礼，可不瞒你说，我这六年在山阳虽说是副市长，但分管的都是一些边缘化的工作。平时虽然没有少吃少喝，但手头上真的没有积攒下什么钱。”
老婆说：“我心里有数，你这些年的收入远没有你在咱财政厅当处长时的多。当处长的时候，三天两头有人给你送礼。当上市长了，我看也只是逢年过节，一些人才对你有所表示。那表示也根本打不上眼，无非是仨核桃俩枣。不过，你放心，我替你攒着钱哩。你别看我只是咱财政厅一名小小的出纳，可我的收入远比你这个副市长高。”
孟思贤说：“老婆，太感谢了。为我的事，你准备把私房钱也贡献出来了。”
老婆说：“好钢用在刀刃上，你这又不是出去吃喝嫖赌，你老婆为你升官发财出点力是应该的。但你可得记住了，可不要学那个刘飞飞，官还不有做大呢，就整天嚷嚷着换房子、换老婆。”
孟思贤说：“老婆，我和那刘飞飞能是一路人？我马上就是正厅了，他不还是一个正处？再说了，我心里能不明白。你刚才说王国庆是我的贵人，这一点我也承认。但我还必须得承认，只有你，我的老婆大人才是我孟思贤一生的贵人。没有你的相助，我恐怕现在还是财政厅的一位老科长。”
老婆说：“嗯，这才算是人话嘛！”
孟思贤问：“我说的可是真心话！对了，咱如果要给王国庆送礼，送多少才合适呢？”
老婆说：“我的意见是要送就送大礼，礼小了还不如不送。”
孟思贤说：“哪，咱送个10万！”
老婆一听笑了：“老孟啊老孟，你也太抠了！你能不知道，现在一个副处想提正处，正处想提副厅，副厅想提正厅，哪一个不是蜕了一层皮？有些人想送礼还找不着门，也有些人钱送出去了，事却没有弄成。和他们比比，你省了多少事。为了表示咱的感谢，我觉得送50万也不算多！”
孟思贤说：“50万！你的思想也忒解放了吧！”
老婆说：“就这，我还怕人家嫌咱们出手太小气呢。这可是正厅级啊！如果省政协不理想，干上两年，再调整个地方，到哪个厅里担任一把手。你的收入可远不是这50万了。”
孟思贤说：“老婆，我只能说你是头发长见识也长，佩服！”
那边王国庆想来想去，就想到了李小爽。可以把李小爽官提一级，暂时安置到省水利厅，去把高铁给监控起来。
这个事情，他得先急征求一下心肝宝贝阿雪的意见，毕竟李小爽是人家阿雪名义上的丈夫。
见到阿雪，还没有说话，王国庆就感到好象沐浴着一股春风。
阿雪问：“哥，怎么今天想直召见我了？”
王国庆说：“没办法啊，哥实在是想你了！”
阿雪撒娇道：“妹我理解，谁让我哥是色哥呢！”
王国庆来到阿雪的跟前扶弄了一下她那高耸的*说：“阿雪啊，你这个色哥哥只在你面前才色，可见你才是色哥哥的色之源啊！”
阿雪说：“色之源，好词！”
王国庆说：“阿雪啊，咱们先把色放一放，等正事说完了，好好色一把。”
阿雪嘴一撇说：“色哥哥还有正事？”
王国庆说：“那当然，色可不是哥哥我的本色啊！不对，只能说色只是哥哥我的本色之一。是这样，上次在干部的微调当中，咱们把精力主要用在了王天恩身上，李小爽肯定也有想法，那一次没有照顾到。我的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阿雪说：“他嘛，意见老大了。这些天我也懒得理他，跟个孩子似的。”
王国庆说：“可以理解，可能理解。年轻人，谁不想进步呢！”
阿雪问：“哥，你是说眼下又有机会了？”
王国庆说：“是的。我想把李小爽暂时调整到水利厅去。职级上先解决个副厅，具体职务是厅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你看怎么样？”
阿雪说：“哥，他在新州区当区长就很不错了嘛，你怎么会想到水利厅呢？”
王国庆说：“原因有三，一是新州区的书记汪海洋是老省委副书记汪大洋的弟弟，在没有找到合适的职位前，不宜将他调整走。他不走，李小爽就接手不了书记。而到别的区县去当书记，也没有太大的意思。二是到水利厅工作，名正言顺地先把副厅级的职务给解决了。以后，想到哪个市里去工作，起码也是副市长。就是不想下到市里，在省直机关，起码也是副厅长。再熬几年，就是厅长或市长了。三是我还有个私心，你也知道，现在的水利厅长高铁一直和我面和心不和，我担心这个人会在咱想不到的时候对咱们下手。这次让小爽过去，也是想让他把这个高铁给监控起来。防患于未然。”
阿雪说：“哥，头两条原因可以忽略不计，单单是这第三条，我就完全支持你。就让李小爽过去吧，我想他也会很乐意的。毕竟又提了一级嘛！”
王国庆说：“好了，哥的正事说完了。”
阿雪说：“那就好好色一把！”
王国庆把办公室的门锁上后，他就把阿雪抱进了里面的大套间。还没有站稳，两个人就用舌头互相对攻起来。王国庆觉得，在阿雪跟前，他就如同一首歌子唱的那样——《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
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巅。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
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巅。
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巅——在山巅。
王国庆一边哼着这首老哥，一边把自己的宝贝放在阿雪的宝贝中间。“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巅。永远挺立在山巅——挺立……我、我……挺立……挺立在山巅。”
第523章 实践第一
吴天然知道，在辩论上白莎莎可是一把好手。)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他们俩经常是一个小组的辨手。白莎莎常常用自己活跃的思维和犀利的语言弄得对手瞠目结舌。为了做好下一步和白莎莎辩论的准备，吴天然决定先把《学哲学用哲学》这本书认真地总结一下，暂时放在一边，然后就开始专心攻读《辩证法随谈》了。
李瑞环同志的这第二本哲学著作，内容不多，却博大精深。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语录体、格言体。往往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让人产生醍醐灌顶的奇效。
这本书让吴天然读来，真的是一种愉悦的享受，大有如沐春风、似饮甘醇之感。那是因为瑞环同志的报告、讲话、文章，有自己科学缜密的思考、深邃独特的思想、个性鲜明的语言、博大深厚的知识、丰富的政治智慧和人生经验、爱憎分明的立场观点，而没有空话、套话、八股味。细读之，总能给人以启迪和力量。
《辩证法随谈》是瑞环同志自上世纪70、80年代20多年思想成果和实践体会的精华荟萃，是《学哲学用哲学》一书中“处处都有辩证法”专题的深化拓展。该书采用语录式体裁，一千四百多条片言短语，浅白易懂，言简意赅，其丰富内容既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保等方方面面，又包括关于立场、方法、作风和个人修养的精辟论述，充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体现了他娴熟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工作实践，分析解决各类矛盾问题的高超能力，体现了他务实、睿智、平和、风趣的一贯风格，堪称是一部学习宣传和运用辩证法的厚积薄发、学以致用的典范之作。
吴天然用了三个晚上就把这本书通读了一遍。根据他的感觉，觉得《辩证法随谈》一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坚持实践第一，秉承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属性。理论同实践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又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之所在。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邓小平等党的老一辈领导人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了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
瑞环同志秉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一方面，他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地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在《学哲学用哲学》一书中，瑞环同志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深有感触地说：“我这一生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从二十几岁开始学哲学，一直坚持在工作中学，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几十年从未间断。”《辩证法随谈》正是瑞环同志长期学习思考的厚积薄发之作。另一方面，瑞环同志学哲学，不是为了装点门面、做做样子，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为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信仰而学、为实践而学。他认为，学哲学首先要信哲学。“这是一个立场问题、感情问题、信仰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而学的问题。”明确了为什么而学，瑞环同志进一步精辟阐述了学哲学的根本途径，在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他讲：“学习理论，光读书不行，必须联系实际。离开联系实际，学习理论就失去了目的；离开联系实际，学习理论就失去了动力；离开联系实际，学习理论也就失去了衡量的标准。”瑞环同志强调：“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认识的来源是实践，认识的标准是实践，认识的动力是实践，认识的目的也是实践，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超越以往的全部哲学，才构成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
如何坚持实践第一，继承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辩证法随谈》的“求是”“实践”“务实”“办实事”等专题中，专门作了精辟的论述。包括：一切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偶然发现必然，把握、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要塌下心来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知实情、想实招、说实话、求实效；等等。在其他的各个篇目中，也都始终贯串着实践第一的观点，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比如，在“发展”篇中，瑞环同志开宗明义地讲：“发展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党必须始终重视和坚持的观点。”“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永恒的东西，只有一个永恒的原理，就是永恒的发展。”在“改革”篇中，瑞环同志强调：必须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坚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根本标准，“如果干什么事情都要以书本怎么写的，规定怎么说的，领袖怎么讲的，过去怎么办的，别人怎么干的为根据，改革就寸步难行。”在“创新”篇中，瑞环同志指出：“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创新活动是永无止境的。”在“作风”篇中，瑞环同志强调：领导干部必须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指出：“写在纸上，说在嘴上，挂在墙上，落在会上。这种纸上谈兵的不良作风，贻误甚多。”“空谈必然误事、误人、误己，最终误国误民，可恶至极。”
二是坚持人民至上，贯串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一切奋斗的出发点和目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基于此，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根本宗旨，制定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党的**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进一步鲜明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
瑞环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出身普通农民家庭，当过15年工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党和人民的关怀培养下，经过自己的艰苦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崇高的理想信念、特殊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对人民群众真挚、纯朴而深厚的感情，锻炼了他善于深入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高超能力。《辩证法随谈》真实地反映了瑞环同志热爱人民群众、敬重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高尚情怀，记录了他20多年来在不同领导岗位上始终如一、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不懈努力。
在瑞环同志心目中，人民群众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民在国家中占什么地位，这是衡量一个国家坚持什么制度的根本标准。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根本的标志。”“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群众第一的观点，做到心中装着人民，办事想着人民。”在瑞环同志看来，人民群众是最具有聪明才智的。“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只有到群众中去，总结和汲取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才能指导群众的活动。”瑞环同志经常强调，人民群众是**生存之本、胜利之本。“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就一事无成、一无所有。对**的领导干部来说，心里没有群众，就是忘本；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就是变质；滥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群众，就是对**的背叛。”瑞环同志还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落实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必然途径和重要目标。“群众观点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在群众观点的指导下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在民主政治建设中体现群众观点，这是我国民主政治的显著特征和固有优势，也是我国民主政治的必然途径和基本方法。”“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也是中国**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
瑞环同志不仅是“人民至上”论者，更是鞠躬尽瘁的人民公仆，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的忠实践行者。担任天津市领导职务期间，他深入了解民情、关注民生，殚精竭虑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在老百姓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他主持实施了引滦入津工程，解决了老百姓的饮水困难问题；大刀阔斧地推进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特别是雷厉风行地拆除了唐山大地震遗留下来的防震棚，使成千上万棚户居民喜迁新居。从1996年开始，瑞环同志连续10年拿出个人资产50多万元，以“一位老**员”的名义，资助了全国各地的100多位贫困大学生；2005年，他又将《学哲学用哲学》一书的稿费全部捐出，用于助学；他还立下遗嘱，将身后遗产统统用于资助在天津上学的贫困学生。
第524章 官味与人味
在吴天然看来，通过李瑞环同志的作品，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瑞环同志的人品。(.)（_）他绝对不是那种高高在上、指点江山的大领导，而是一个仿佛就在身边的、富有人情味的老朋友。
在这本哲学著作中，还有两点极为鲜明的特征。
一是坚持古为今用，融会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祖先留给我们一笔极其丰厚、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同志就提出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号召全党在学习马列主义、了解中国现状的同时，要学习、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为我们党确立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原则。
瑞环同志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厚的情感和透彻的理解，而且十分热爱和熟悉中华民族文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与民族文化的精华特别是中国哲学的智慧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会贯通，用以指导工作实践。这方面，《辩证法随谈》也有充分的反映。
瑞环同志高度重视保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天津工作期间，他就提出要继承、借鉴好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真正做到博古通今，鉴古知今，古为今用，继往开来，以五千年的历史视野，十亿人的大国襟怀，探索民族振兴之道，奔向新的崛起。”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并分管宣传思想工作期间，他更是反复强调，要珍惜和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充分发挥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既坚决反对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更坚决反对妄自菲薄、数典忘祖，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针对现实中存在的以阶级划分方法简单粗暴地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主张，他明确指出：“把所有的历史文明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并拒绝继承、借鉴，不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他始终认为：“文化具有继承性和借鉴性，它的许多内容并不是为某一个阶级、某一个时代所特有，也不只是为某一个阶级、某一个时代所专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文艺、军事、哲学道德等方面的理论和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反映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利用。”
如何大胆汲取、借鉴和利用民族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辩证法随谈》中关于“和为贵”的论述，堪称典范一例。在这一章中，瑞环同志运用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对中华传统文化“天人调协”“和而不同”“合群济众”“协和万邦”的思想作了精辟透彻的阐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作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的思想武器，凸显了斗争和革命的本性。但这种强调丝毫没有轻视对立面的同一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是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也就是社会发展最终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他指出：“‘和’的思想、‘和为贵’的思想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只有不同的调味品的结合，才能做出美味佳肴，只有不同的音调的交响，才能奏出动听的音乐。”这些精辟的思想观点，对于端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对于当前深刻理解把握和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对于建设和谐文化，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是坚持深入浅出，体现了作者睿智幽默的语言风格。
哲学，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晦涩难懂的高深理论。但是，瑞环同志谈哲学、谈辩证法，却能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既有说服力，又有亲和力，不仅干部爱听、老百姓爱听、知识分子也爱听。原因何在？首先，这是因为瑞环同志始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始终坚持讲真话、讲实话、讲管用的话。他认为：“讲空话、大话、套话，既不解决实际问题，也不联系实际，是‘文革’的流毒。它看起来热热闹闹，实际上毫无用处，耽误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不改变这种风气，不清除这种弊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就不可能在我们干部中扎根。”同时，这也得益于他几十年刻苦学习、用心锤炼而形成的睿智、质朴、生动、幽默的语言风格。《辩证法随谈》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瑞环同志善用比喻，生动形象地阐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比如，他论述要加快发展生产力的道理，就打比方说：“你要想多吃西瓜，就得研究种西瓜，改良西瓜品种，提高西瓜产量，不能天天光是研究西瓜如何切。”他把发展经济喻为驾车，不能盲目求快，而“应当及时校正方向，调整速度，使车持续平稳地往前走。我们过去的毛病就是不善于及时微调，一个劲地猛开，一出问题就是大的，经常大修。”他把做思想工作比喻为开锁，应当因人而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很落后、难办的人，转化得有个过程，得先点一点油，慢慢再捅，不然不是把锁捅坏了，就是把钥匙弄断了。”谈到中国**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他指出：“‘肝胆相照’，要有‘肝’有‘胆’，光有‘肝’没有‘胆’，怎么‘相照’。”“中国**有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但也需要其他党派的监督，就像医生一样，有的病自己能治，有的病还得让别人帮助诊断、治疗。”
瑞环同志善用典故来深刻贴切地宣传阐释我们党的思想主张和方针政策。1995年3月，他在同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座谈时，就通过讲述一个“老太太买宜兴紫砂壶”的故事，深刻地揭示了香港回归后必须保持基本制度和特色不变的道理。2000年11月，他在会见香港各界知名人士时，又信手拈来一则中国古书记载的“紫荆花的故事”，来强调说明团结和谐对于维护促进香港繁荣稳定的极端重要性。
瑞环同志善用名言警句，从中提炼引申出发人深省的深刻道理。比如，强调协调渐进和整体效应，他引用古人的话：“倾国宜统体，谁来独赏眉。五官单个虽好，但相互不协调，也是丑八怪。”强调领导干部必须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他讲：“‘勾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上能同甘苦，下能共安危’。”强调琢磨事必须下真功夫，花大心血，他指出：“要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毅力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韧劲。”强调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民以食为天’，‘饭’字半边是‘食’字，半边是‘反’字，没有食就会反。”瑞环同志善用民间俚语，在生动幽默、娓娓道来中凸显深刻的哲理。比如，谈工作方法，他说：“不加选择，眉毛胡子一把抓，核桃栗子一齐数，其结果必然是螃蟹吃豆腐，吃的不多，抓得挺乱。”谈选人用人，他指出：“有这么一部分人，在领导面前是奴才，干起工作来是庸才，一切活动为了升官发财，一旦掌权就搞独裁。我们必须防止这种人投机上来。”诸如此类，在《辩证法随谈》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吴天然觉得，我们各级党、政、企领导干部，担负着带领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任。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适应时代要求和肩负的使命。
因此，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应积极响应党中央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号召，牢记并认真实践**的教诲：“要做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大力加强学习，努力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要以瑞环同志为榜样，惜时如金，减少应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用在调查研究上，用在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要学好用好辩证法，努力提高自身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战略思维能力，增强做好各项工作的本领，自觉在工作实践中勤于学习、敏于思考、善于总结、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通过研究李瑞环同志的著作，吴天然最大的收获是：原来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可是这样干的啊！如此智慧，而又如此的富有人情味！
第525章 聚首北京
吴天娇和杰克去夏威夷旅行结婚回来不久，吴天放就被保送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读博士来了。）吴天娇就张罗着给吴天放接风，杰克听说吴天娇的弟弟是研究油画的博士，很是敬仰。他弄不明白的是，一个中国人是如何创作、研究这一西方美术流派的。
这一天，吴天娇就把二哥吴天然也请了过来，一家人就在她的一处别墅里，一快儿来给吴天放接风。
在吴天放还没过来之前，杰克就让吴天娇告诉吴天放，一定要带上油画创作的画笔和颜料过来，他想让吴天放给他画一张肖像画。
吴天放来的时候，还带着徐文清。这个江南女子，吴天娇上次在新疆时就已经见过，对她的印象还不错。正是那次他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遭遇，坚定了吴天娇和徐文清想让吴天放也从政的信念。
五个人坐在院子里一棵高大的银杏树下面，杰克亲自为大家冲泡功夫茶。这家伙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南方的功夫茶，他早就学会了。吴天然一看杰克在冲泡的时候，也是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这一套，就笑着对杰克说：“杰克，你学的挺像的嘛！”
杰克说：“二哥，我不光是架式像，关键是这味道也正宗。来，都尝尝。不，都品品。”
大家就围在一起端起小小的茶盅品了起来，杰克急切地问：“味道怎么样？”
吴天然他们几个就故意逗他，吴天放说：“不错，很烧嘴！”
吴天娇说：“不错，这茶杯挺精致！”
吴天然也说：“不错，不错，你看这茶叶，是正宗的铁观音！”
徐文清也端起杯子仔细地瞅了瞅说：“不错，在北京能喝到这样的水已经相当不错了。”
听他们几个人没有一个提到自己的手艺，杰克有些急了：“求求你们了，对我的功夫，评价一下吧！”
吴天然笑了：“杰克，我们几个是在逗你呢！实话实说，你的功夫茶很有功夫，非常正宗。来，咱斟一杯！”
杰克高兴了，他大声地叫道：“好嘞，再冲上！”
吴天娇对吴天然说：“二哥，这个杰克就像是个大孩子，永远也长不大。”
吴天然说：“能保持一颗童心，最难得。”
杰克说道：“我搞不明白，你们中国人总爱板着脸，高兴也埋在肚子里，悲伤也埋在肚子里。受不了，太累了！”
吴天娇说：“谁像你，高兴也写在脸上，悲伤也写在脸上，没有一点城府。”
杰克问：“城府，什么是城府？”
吴天娇说：“城府就是成熟！”
杰克问：“哪你是在说我不成熟了？”
吴天然说：“城府就像是功夫茶，也讲功夫的。不过，这是人生的一种功夫，是中国人的忍耐功夫。”
杰克有些不解：“功夫，忍耐功夫？怎么你们中国人处处都要练功夫。不知道这个功夫我能不能学？”
吴天娇笑了：“这门功夫你就免了吧，你学不会。你要是学会了，你就不是杰克了。”
杰克反问：“比李小龙的功夫还难学吗？这个忍耐的功夫？”
吴天娇说：“李小龙的功夫看得见、摸得着，你虽然不一定学到精髓，但也可以学到一些皮毛。忍耐功夫就不同了，你看不见，也摸不着。城府这门功夫，你就是学上一百年也入不了门。”
杰克大声地说：“上帝，看来，你们中国人的城府功夫实在是太厉害了！”
大家聊了一阵，杰克便拉着吴天放，让他给自己画像。吴天放说：“画像可以，不过要油画，你今天是看不到结果了。你也知道，油画创作比较慢，不像我们中国画。但我今天可以给你画一副速写人头像。你如果还算满意，我随后就把它加工成油画。”
杰克说：“OK，速写更好。免得让我坐着一动不动，太难受了。我不像你们中国人，我城府的功夫不行，坐不住的。”
杰克的话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没有想到他会把城府用到这里。看来，他是真的不懂城府二字。
现在，已经在河南大学美术系学习4年本科，又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习3年研究生的吴天放，早就不是7年前那个拼在高三的懵懂学生了。他随手捏起一支素描铅笔，唰唰唰，不到三分钟，一个形神兼备的杰克就出现在了一张素描纸上。
吴天放有些得意地问：“怎么样？”
和刚才杰克展示功夫茶一样，这时大家又形如逗他了。
吴天然说：“不错不错，笔道很黑。”
吴天娇说：“不错不错，头发很像。”
徐文清故意端详了一阵说：“不错不错，纸张这么漂亮，是进口的吧。”
杰克一听众人听话，还误以为吴天放把他画成了一团糟。他连忙起身跑到跟前看了看说：“看来，你们几个都是外行啊。天放画得真不错，线条流畅，神态突出，比我的像片好多了。我要用镜框装起来，挂到墙上去。”
杰克的话又引来了大家的一阵笑声，看来他真的是不懂中国人的城府啊。用吴天娇的话说：“杰克这个人把什么都写在脸上，他是不会装的。”
吴天娇就对杰克说：“这你就不懂了，我们这是在逗天放开心呢。你不是爱听中国的相声吗，马三立的逗你玩，你再去听听。”
杰克若有所思地说：“噢，逗你玩！”
这时，吴天娇起身对大家说：“今天中午，咱们就在家里吃饭。我向大家隆重推出一位烹饪大师，他就是已经取得了国家二级厨师证书的杰克先生。”
杰克立即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请多多指教！”
吴天娇给大家介绍说，这位杰克一心迷恋中国文化，刚才大家看到了他听功夫茶，一会儿还可以品尝他做中国菜的水平。除了这些，这个杰克还会拉京胡、剪纸，毛笔记写得也像模像样。对了，这个杰克甚至还学会了中国的刺绣。
听了吴天娇的话，吴天然感慨道：“不简单，很难道，了不起。没有想到，一个外国人，对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会如此热爱。这种热情已远远超出了我们在坐的每一个人。”
吴天娇说：“你们也看到了，他只是学会了一些皮毛。不过，我一直对他用的是赞美教育。他学习的积极性真的是无以伦比。”
一听杰克要下厨了，徐文清连忙起身说要去帮厨。吴天娇摆了摆手说，咱们就在这里说话吧，他做菜的时候，喜欢一个人来。他说这样更有成就感。
杰克去做饭了，他们四个人就坐在大银杏树下继续聊了起来。
吴天娇问：“天放，你这次又上了博士，是不是以后就准备一直搞专业了？我原来给你说的从政那件事，是不是就不再说了？”
徐文清说：“天娇姐，还得劝劝他。不能一味地钻到专业里去，像郭沫若、茅盾、王蒙那样的人多好，既搞了专业，还当上了文化部长。”
吴天然说：“我觉得还是应当尊重天放本人的意见，我个人认为天放搞专业就很好，比我们这些吃政治饭的强。我们到了60岁就得退休了，搞艺术的人是越老越吃香。只要你还能动笔，你可以一直画到100岁。”
吴天放笑了笑说：“我觉得二哥说的不错，我还是把专业搞好再说吧。咱们家有一个从政的二哥就行了。你看，咱们家，有从政的，还有从商的，也有我这个搞艺术的。这多好，从一个家庭来说，这就叫科学发展，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徐文清想了想说：“嗯，也不错，你们家从政的有权，从商的有钱，从艺的有名。占全了。”
第526章 大道无术
有一天，胡风又找到了吴天然，再一次和他探讨起了为官的技巧问题。吴天然说：“我这个年龄，这个职位，在一些人眼里可能会觉得我也有自己的一套为官秘笈之类的东西。可说实在话，我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胡风说：“表哥，你对我还保密？你今年才36岁，已经是中组部的正局级干部。你能没有技巧，没有心得？”
吴天然说：“真的没有。如果硬要说有，恐怕你会笑我。我觉得为官之道就是为人之道，可以概括为君子不器，大道无术。”
胡风有些不解：“君子不器，大道无术？”
吴天然说，我正在写一篇小文章，题目就是《大道无术》，改天写完了，请你指教。
胡风说：“那你抓紧时间写，我可是相当期待啊！”
其实，这一篇文章吴天然已经基本写好了，草稿如下。
我们在小说中经常读到描述道士炼丹作法的情景，又将“崂山道士”的故事作为笑谈，一般人就将道术混为一谈。其实，道与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本就是两码事。
道是道理，是规律，是精髓，是形而上。术是技术，是手艺，是工具，是形而下。道并非只有道士才追求，万物皆有道，每个人心中都有道。道士的念经、论辩、炼丹、占卦、辟谷，都是具体的术，而习术的目的是为了在术中求道、闻道、悟道、得道。习书者从一笔一画起步，要读帖、习帖、描红，从而池尽墨、笔成冢，这才在具体、反复的练习中得到书法之道，从而悟出为人之道。
术是练出来的，而道是悟出来的。习书者的墨池、笔冢，力透纸背、入木三分，都是练出来的，是功夫。而道是要靠悟的，比如蔡邕由粉墙而悟出飞白之道，王羲之由鹅戏而悟出神韵之美。人生在世，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如仅停留在术的层面上，不能从中悟道，那只能说是技工，是匠人，称不上大家，道不得巨擘。那个解牛的疱丁有句名言，“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正是由于他是个“悟道”的有心人，他解牛的动作和声音才能“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最终达到了游刃有余的神奇境界。难怪，文惠君听罢疱丁的话，会赞不绝口：“善哉，吾闻疱丁之言，得养生焉。”那解牛之道已远远超出了解牛的本身，成为了养生之道、天地之道。
道是形而上，术是形而下，并不是说术就无足轻重。因为道是自术中而来，没有了术，道就无从谈起。我们说要在术中悟道，悟的方法虽说有渐悟和顿悟的区别，但无论怎样去悟，都离不开术。全世界的人们都称赞达.芬奇的绘画艺术，特别是他的人物画如《蒙娜丽莎的微笑》之类，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绘画之道从何而来，原来他为了探究人身各部位的构造和生命的奥秘，曾冒着极大的风险，偷偷地亲手解剖过30多具尸体。
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两位乡土文学的大师，沈从文和贾平凹，他们都悟出了从文之道，跨入到了大家的行列。但他们也都是在写作之术中挣扎、锤炼了多年之后，才悟出了为文之道。沈从文于1922年在他20岁的，从湘西来到北京，加入到了当时的“北漂”行列。在那间“窄而霉小斋”里，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文章写成后，就壮起胆子分别向北京各杂志和报纸文学副刊寄去。然而，这些文章却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后来他听说，当时《晨报副刊》的编辑在一次聚会上，将他投寄该刊的十数篇文章连成一个长条，摊开后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把文章揉成一团，向字纸篓里扔去。虽然文章无发表机会，沈从文却没有气馁，仍在饥寒交迫中咬牙坚持着。终于到1925年，《晨报副刊》开始经常刊登他的作品了。从此一发不可收，他在30岁以前就写出了40多种集子，被人们誉为中国的大仲马。但沈从文是在把文学之根扎在了湘西的泥土之后，这个“乡下人”才真正悟出了为文之道，并以他的《边城》、《长河》等作品屹立于中国大家之林。作家贾平凹也一样，经历了多次退稿的煎熬和种种探索后，才由必然王国的“术”迈入到了自由王国的“道”。贾平凹1975到1980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作编辑。23岁的他在社里争取到一间独居之地，即一间无人用的6平方米厨房。他住了进去，并提笔在门框上写了三个字：凤凰阁。他在这里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写作，四处投稿，但四处碰壁。他把收到的127张退稿签全部帖到墙上，抬头低眼看到自己的耻辱。“打出潼关去！进军京津沪！”这是他当时的誓言。他在总结1979年自己的创作时，说：“我警告自己：笔不能停下来。当痔疮发炎的时候，我跑在椅子上写，趴在床上写；当妻子坐月子的时候，我坐在烘尿布的炉子边写。”写得多了，自然悟出了门道，特别是他看到霍去病墓前的巨型石雕卧虎时，那种拙厚、古朴和旷远的气派令他怦然心动。他终于找到了感觉，悟出了为文之大道。从此，他的创作迈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他在《“卧虎”说》一文中指出，“卧虎”重精神，重情感，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内向而不呆滞，寂静而有力量，平波水面，狂澜深藏，正是东方的味，是我们民族的味。并说这卧虎是其“有生以来，所见的唯一艺术妙品”。从此，他的创作逐渐进入到了一种大气、苍茫、醇厚的艺术境界，老贾得道了，成熟了。他正是在127张退稿条的面前不气馁，坚持在写作中磨练，才终于等到了在卧虎前悟道那一刻。
老子的《道德经》共八十一章，第一章的全文如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似乎这道神秘莫测，玄之又玄。其实，道并不神秘，也并不复杂。道就隐在万物之中，在人们没有悟道之前，它和人们往往就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一旦捅破了这层纸，就必然豁然开朗，心明眼亮。俗话讲，“上帝无言，小鬼狰狞”，“老僧只说家常语”。在我们的周围，那些只是专攻术业而并未悟道的人，总是把自己的技术吹得天花乱坠，把道理讲得似是而非。真正的大家，却把深奥的道理讲得浅显易明，因为真正的道理本身就不复杂。
比如对于公与私的关系，如何阐述，应该能作一篇长文吧？佛祖释迦牟尼问其一位弟子：“一滴水怎么才能不会干涸？”该弟子半天答不上来。释迦牟尼告诉他：“将它放入大海里去。”佛祖的一句话，一切都明白了。比如对于刚与柔，老子指着自己嘴里说，“你们知道我的舌头为什么还在，而牙齿却没了呢？”学生不解。老子接着说，“舌头柔软可以耐久，牙齿坚硬所以不能持久”。再比如“相对论”，那是何其高深的理论，很多人不理解。有人就请爱因斯坦解释一下什么叫相对论，他说，相对论就好比两个人在一起聊天，同一个不相识而又无趣的人在一起聊天，5分钟就像1小时那样长；但同自己的情人一起聊天，1小时像只有5分钟那样短。人们一下子就听懂了。又比如“实践论”，同样属于基础理论，三言两语又怎能说得清楚，但一句“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口吃一吃。”我想，他的话，就是一个不识字的庄稼汉，也能听的明白。
记得曾国藩在对家人谈到如何为人时讲到，不管别人如何圆滑，自己只管中正待之。巴金先生在谈到创作时说过，文学，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周作人讲到自己写文章的诀窍时说：“只有一个字曰简单。”金庸先生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也经常表达“无招胜有招”的理念。
看来，真正的道并不神秘，一句话，大道无术。
第527章 窝案158
上文已经提到过，王国庆的政治偶像是曾国藩，反面教材是陈良宇。）而吴天然目前的政治偶像是李瑞环，反面教材是湖南郴州历史上最大的**窝案。这起窝案，以吴天然的看法是人性的贪婪加上监督制度的缺失造成的。这篇反面教材，不只是对吴天然个人的警示，他关注这起**窝案，还想从中找出一些本质性的东西，用来时时提醒广大党员领导干部。
郴州这起**要案的暴露十分偶然。2003年12月29日晚，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肖鹏金在郴州宾馆套房内遇害。不到3个月，该案告破，犯罪嫌疑人首春青为郴州宾馆保洁员。据其交代，当天他残忍杀害肖鹏金的原因是为了抢得钱财。首春青随后被判死刑。然而，偶然发生的肖鹏金之死却牵出了一起轰动全国的住房公积金案，继而导致了郴州官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湖南警方在调查肖鹏金被杀案时，意外发现肖被害当天，时任郴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的李树彪也住在郴州宾馆，肖曾去过李的房间，因而李树彪被专案组列为嫌疑调查对象。当专案组找李树彪核实情况时，李却如惊弓之鸟，他误以为是自己的案子已经被警方掌握。就将自己挪用数千万元住房公积金到澳门参赌输得精光一事和盘托出。检察机关遂发现，从1999年9月8日到2004年1月15日，李树彪利用职务之便，采用各种欺骗手段，作案44次，挪用1.3亿元公款，赴澳门豪睹和在广州购置房产车辆，案发后仍有7700多万元无法退还。李树彪案牵扯出同案犯罪嫌疑人15人，9人被提起公诉。“全国住房公积金第一案”的李树彪，2005年8月23日，在郴州中院一审被判死刑，终审被判死缓。
郴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挪用1.3亿公款赴澳门豪赌一案被查处之后，李树彪的顶头上司、原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也于2005年4月14日被双规。经查，雷涉嫌与挪用上亿公款豪赌的李树彪互相勾结，涉及住房公积金批条达5000万元，雷还利用职务之便受贿671万多元，指使他人虚开发票并签字侵吞公款18万多元。雷渊利被人称为“三玩市长”：玩权，玩钱，玩女人。他腐化堕落，痴迷女人，先后用公款包养9个情人。2006年9月雷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在长沙被审讯时，雷感叹，“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小的，只能排在第12位。”这为此后以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为首的**窝案的查处埋下了伏笔。
经过湖南省纪委和司法机关的全力攻坚，一起震惊全国的郴州**窝案终于大白于天下。
郴州**窝案的查处正式启动于2006年6月1日，即原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被“双规”之日。在群众持续数年的匿名和实名举报之下，湖南纪委部门逐步摸清了李大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事实——1999年至2006年，李大伦利用其担任郴州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承揽工程、项目开发、干部提拔升迁等方面为他人或其他单位谋取利益，涉嫌单独或伙同其妻子陈立华、儿子李宏瑞等人共同收受他人钱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34万元，另有1765万元不能说明来源。此案后又波及当地党政干部及企业界共158人，人数之多全国罕见。
周政坤是前郴州市市长，后任湖南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利用职权，伙同其妻刘阳春，其弟周政文，周政权，牟取私利，收受9个单位及个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26万元。周政坤案牵出犯罪嫌疑人160多人。
曾锦春是郴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2006年9月19日被隔离审查。曾利用职权，采取各种卑鄙手段，特别是利用“双规”手段控制郴州矿山使其成为他的敛财渠道。共收受45人贿赂共计3152万元，另有960.75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另有违法犯罪所得孳利1926.93万元，曾9年敛财共6800多万元，其受贿金额高出陈良宇10倍。
樊甲生是郴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其妻盘丽芝系郴州市人事局干部，为同案犯，夫妻二人共同受贿200多万元，其中樊甲生单独受贿超100万元，家庭巨额财产400多万元不能说明来源，先后9次向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行贿60余万元买官，当上宣传部长。
刘清江是郴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委副巡视员，市委书记李大伦亲家，贿赂李大伦人民币100万元，当上组织部长，事后两人狼狈为奸，索贿受贿，干扰“天湖爆炸案”侦查工作，于2007年4月，被湖南省纪委立案查办。
杨秀善是郴州土地爷，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利用职权，共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155.4万多元，美元1.56万元，港币8万元，澳元8000元，折合人民币共计191.5万元，其司机吴军参与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36.8万元，并为杨窝藏赃款10万元。
邓中华是郴州市郴电国际股份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任联合国国际小水电郴州基地主任（正处级），头上光环全国人大代表，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先后37次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225万多元，美元12万元，价值9万多元港币的劳力士手表和价值18万元的家用电器一套等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350多万元，为牟取更大私利，邓贿赂李大伦8万美元。
在2007年年末，一些涉案人的最终判决还没有出来。不过依吴天然的看法，像市委书记李大伦、市长周政坤、纪委书记曾锦春这几个人，受贿的数目都在千万以上，性质恶劣、民愤极大，他们必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随后的判决果然是大快人心。
中国法院网讯（2008年）11月20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受贿案和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同时，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对原郴州市市长、案发时任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党委书记的周政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结果分别为死缓、死刑、无期徒刑。李、曾、周三人曾经同时任职郴州，案发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
李大伦受贿逾千万被判死缓、曾锦春受贿三千万被判死刑、周政坤受贿近千万被判无期，三人获不同刑罚是有根据的。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大伦受贿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其在“两规”期间如实交待了大部分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且退缴全部受贿犯罪所得赃款，具有悔罪表现，可以不立即执行死刑。被告人曾锦春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民愤极大，且没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被告人周政坤能配合侦查机关追赃，该案大部分赃款已追回。
依据事实和法律，一审法院对三案作出了前述判决。
花絮——李大伦：为官期间还曾写下廉政诗。
李大伦从政期间以“诗人”自居，还曾写下“休言怀才谋大略，但愿清廉归平淡。平生只念苍生苦，富民强国求发展”的廉政诗。
曾锦春：纪委书记第一贪庭上哭穷。
曾锦春被称为“中国纪委书记第一贪”。在法庭上，公诉人询问曾锦春，为何在一单受贿中，收了人家钱却没办事。曾锦春说，“我告诉对方，这个事情我帮不上忙，要他不要来找我，可他就是不答应，两次送了80万，我也没有办法”。当公诉人问曾锦春另一次以借钱为由收受他人贿赂20万元时，曾锦春哭起穷来，“我当时确实没钱，那一次是真的要借钱。”
第528章 领导也不容易
在郴州的这起**窝案中，对于首犯市委书记李大伦，吴天然研究的并不多。他倒是对那个被判死刑的纪委书记曾锦春很感兴趣，因为这个人和吴天然的经历是太相似了。
一样的来自一头沉家庭（父亲有工作，母亲是农民）。一样的爱好写作，两个在高中时都已经开始写小说。一样的上过大学，还都是师范大学。一样的教过书。也一样因为会耍笔杆子被调到县委办公室，并担任了书记的秘书。后来还一样担任了县委副书记，并由县委副书记直接提拔为县委书记。并且在他们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也都是30多岁。并且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也接近，在人们的眼里，都不属于圆滑之人。更巧的是，他们的妻子也一样都是护士。因此，曾锦春面对的环境和心态有很多都是和吴天然相似的。曾锦春这样一个农家的孩子，为什么为变成巨贪呢？吴天然觉得从这个人身上可以汲取很多教训。
在过去的报道中，曾锦春因为作恶多端，而被脸谱化———他是个罪大恶极的贪官。曾与曾锦春在郴州市纪委共事多年的同事说，总结起来，曾锦春的轨迹是：苦难的童年，上升的中年，悲惨的晚年。
梳理曾锦春的官场轨迹，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并不圆滑，却能在官场存活；他不按规则办事，但却能在看似森严的制度的缝隙里游刃有余。
汝城：艰辛少年。
在汝城，曾锦春曾经代表了农家小子发奋图强最终出人头地的梦想。地处湖南省东南端的汝城县，据当地县志记载：北宋理学鼻祖周敦颐曾任汝城县令。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少年曾锦春被要求熟背周敦颐的《爱莲说》，他的父亲曾照儒认为，人的品性和莲一样，要洁身自爱，光明磊落。曾照儒是汝城县城南小学的校长，忠厚老实，当了一辈子的教书匠。在他八个子女中，曾锦春排行老二，也是后来唯一考上了大学的孩子。
曾家早年贫困，全靠曾照儒每月40元的工资度日。其六弟曾岩春回忆说，通常是连短裤都没得穿，弟弟妹妹们的衣服总是要哥哥姐姐传下来。
曾家老屋至今还在，位于汝城县附城乡斗山村铜坡店组，离县城8公里。正对着祠堂大门，有三间土房，每间大概8平方米，光线黯淡，早已不住人了。早年曾家10口人就挤在里面，到了晚上，孩子们从窗户和缝隙里看到摆放在祠堂门口的尸体，吓得不肯入睡。
但曾锦春读书时很聪明，也很懂事，擅长写作，据称高中时写了一本小说，描写村里面发生的事。
这些经历在汝城三中65岁的退休化学老师曾宪法那里得到了证实，他和曾锦春是同村本家，小学和高中同班同学，之后又一起上大学。他印象中，曾锦春学习成绩很好，老实本分，不爱出头。两个农家少年经常在晚上爬到教学楼顶层的隔层点煤油灯复习功课。1964年，两人一起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曾锦春就读中文系，并在大学时入了党。之后两年，“文革”开始，大学一度停止招生。
1968年，曾锦春大学毕业。他们被安排下连队，到洞庭湖边上的广州军区后勤部锻炼了两年。这也是后来在媒体报道中，出现曾锦春曾在广州军区工作一说的渊源。
曾锦春留给汝城当地人的印象模糊而又清晰，他毕业后分配在临武任教，直至官场发迹，在他的履历中，与家乡毫无关联。从县城106国道出来，一条水泥路像蛇一样在林子和稻田间蜿蜒，一直到斗山村铜坡店组。只有走在这条路上时，他们才会说，这是曾锦春修的路。
曾宪法回忆说，毕业后只见过曾锦春两次，一次是1998年曾父过世，曾母托曾宪法搀扶曾锦春，他不太懂农村风俗，问曾宪法要不要向乡亲们说话。之后是斗山小学新校舍落成，曾锦春受邀出席，曾宪法本想和他说话，但当时贵为郴州市纪委书记的曾锦春被官员团团围住，根本没机会靠近。两个老同学再也没有见面。他对曾锦春的印象停留在前半生，“后来，当官后便生疏了。”
临武：官场争议。
1970年，从部队接受“再教育”的曾锦春被分配到临武县汾市中学，任政治教员。他当年的学生，原临武县副县长唐爱贵对这位老师的印象是：教学方法新颖，思维活跃。在这期间，曾锦春和临武县氮肥厂职工唐国菊结婚。婚后，唐国菊获保送到卫校读书，回来后在氮肥厂医疗室工作。
四年之后，曾锦春被县委书记王之庆抽调到县委办。关于曾锦春从政的经历说法不一，可信的一个背景是：当时党内官员绝大部分是工农兵出身，文化程度低，曾锦春正规大学本科毕业，高学历，文章又写得好，于是被军人出身的王之庆看中。
之后曾锦春被带到花塘乡驻点，并留下担任乡党委书记。从此节节高升，1981年调任县委办任主任后，历任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并于1984年接替王之庆任临武县委书记。
曾锦春主政临武县期间，发生了数十名机关科局长联名写信向地委举报事件。原临武县检察长张克泳告诉记者，检察院在清理石门大队财务时，发现曾锦春在大队队办企业铅锌矿写了欠条借款2万元，一直未还。借款时间是在其任乡党委书记时，发现问题时，曾锦春已经是县委书记。在联名信中，官员们还反映了曾锦春把弟弟曾宜春带到临武县开矿做生意，并随意安插妻子唐国菊的亲戚进机关单位等问题。
郴州地委指派一个三人调查组调查此事，时任郴州地委秘书长，后任地委分管党群工作的副书记陶流贤是调查组成员之一。他向记者证实：办事不按原则，打招呼安插亲戚，这些举报信反映的内容大部分属实。但是，对于当时的地委而言，曾锦春犯的错误不算严重。陶流贤对群情激奋的科局长们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曾锦春这个人也有优点，工作大胆，应该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
地委调查组临走前制定了一些认为可以约束曾锦春的规章制度，警告他说，“今后凡属临武县提拔干部，提干招工，都应该按程序办事，要通过集体研究决定。”
直到1988年春天，临武县召开换届人大会，陶流贤去当地考察时，发现了“党内性质最恶劣”的事情。众多人大代表向他举报曾锦春*纵选举。时任城关镇党委书记邓中华对他说，你们在那里搞选举，曾锦春坐在办公室指挥，选这个不选那个，跟他关系好的当选，关系不好的靠边（邓中华后来担任郴电国际董事长，2006年底卷入郴州官场**案，一审获刑18年）。
临武县检察长张克泳和县法院院长两人被曾锦春指明不能当选，后者曾调查过曾锦春弟弟开矿事件。
*纵选举，被认为是官场大忌。陶流贤回去汇报后，地委震怒了，请示湖南省委，得到的指示是：这个人不能在临武当书记了，调走。于是曾锦春被调任郴州地区国土局局长，陶流贤说，此时，在地委几个主要领导间形成了一个共识：把曾锦春晾在一边，不再重用。但湖南省委组织部对这样的“冷处理”并不满意，他们质问说，“这样的人还能当国土局长？”
“人家一个县委书记也不容易，没有撤他的职，只是调动工作，当个国土局长还是可以的，”地委领导解释说。
在曾锦春到地区国土局报到当天，十多名临武县乡干部却跑到地委，集体上访，他们放鞭炮质问地委为什么把一个好书记调走？
老县委书记王之庆发现这些人全都是曾锦春一手提拔的干部，于是毫不客气地骂道，“你们平常来，我们要安排住行，但是为了这个事来，不提供住宿，也没饭给你们吃！”
梳理这段历史发现，临武县从政经历，为曾锦春今后的走向埋下了伏笔。“很多事当时可以显现出来，他会出问题不是偶然，”陶流贤说。
“但为什么要他当书记，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容忍他？”陶流贤解释说，“文革”结束后，政府机构改革选新干部的有一个重要原则，即“四化”原则———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
“当时来说，有一定道理，‘文革’结束后，老干部年纪大，文化水平低，是党内两个很突出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干部的新旧交替无法施行，”这名地委老领导如今反思说，“四化中，年轻化和知识化是硬指标，很具体。但如果机械地执行这一原则，就会使过去考核干部德才兼备的原则，变成空谈。”
第529章 峰与谷
在一个人的人生旅途中，谁都希望尽快攀上事业的顶峰。但一旦达到人生的巅峰，就已经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老百姓常讲，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这个道理。
在吴天然看来，曾锦春就是没有处理好峰与谷的关系，一下子就从峰顶跌入到了谷底，而且不是被跌得头破血流，而是被摔得粉身碎骨。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曾锦春随后的人生轨迹。
郴县：重新崛起。
被晾在一边的曾锦春很快重新崛起，从地区国土局局长到农办副主任，再到郴县县长、县委书记，他只用了6年时间。
在他的履历中，郴县是块福地。不到一年，他又从郴县县委书记一职，跃任郴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完成了其政治生涯排挤、蛰伏、发迹的三级跳。
尽管反对声不绝于耳，当年调查曾锦春问题的陶流贤认为，某些官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初质问曾锦春调入地区国土局，如今却让他当上了市纪委书记。但随着一批地委老领导退休后淡出官场，如今郴州，很少有人知道曾锦春的当年事。
“从曾锦春**案不难看出，上级部门对于干部考察和监管流于形式，根本不到位，”原郴州市纪委副书记李香兆向记者讲述了一个荒唐的故事，1994年，湖南省纪委在衡阳开会，郴州市纪委一名主任被问到，“原来我们省纪委批了几封举报信，要你们去查曾锦春，你们查了吗？”
该主任回答，“这个问题你还不知道吗，都安排他当纪委书记了，我们还敢查吗？”
最终，曾锦春还是如期上任。流传在郴州官场的一个说法是，曾锦春在任郴县书记时，将走私汽车被抓的某省领导儿子放行，由此赢得了支持。这个说法没有得到证实，但另一个背景是，由于郴州刚刚地改市，新的市委班子重新洗牌。当时郴州市委领导的用人理念为：凡是进市委常委班子的，一定要有担任县市一把手的经历。因此，两次就任县委书记的曾锦春，入主郴州市纪委顺理成章。
而此时，曾锦春不按程序办事的性格，在等级森严的官场体制中，却也赢得了不少口碑。原郴县管党群的副书记朱国平说，“曾锦春从不摆架子，待人和气，随便什么人来找他，都能亲自接见，不像某些干部，专横独断。”
纪委书记：无人约束。
从1995年至2006年案发，曾锦春稳坐郴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10年之久。早年的起伏，似乎对他没有多大触动，他依然不按程序办事，依然有着鲜明的个人标签。
李香兆时任郴州市纪委常务副书记、兼监察局局长，和曾锦春共事五年，2000年后才退居二线。
“曾锦春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讲规则，滥用权力，”李香兆说。他查案子有私心，动不动就“双规”。有好多案子，夹杂着个人的感情在里面。据之前媒体报道，曾锦春利用手中权力在郴州市各机关先后安排了120多人。
郴州市纪委一份内部报告记载：2000年以来，市纪委机关因各种原因空编进了不少人，除市委交流安排进人外，所进人员基本上是由曾锦春提出人选及进人方式、交流方式，而且大部分人选他都会说是市委、政府某主要领导或省纪委某领导打的招呼、批的条子。但没有任何人见过批条。
在其担任纪委书记期间，郴州市纪委进人从没有公开招考过，唯独只有新设立行政效能监察室时新增4个编制，在常委们的强烈要求下，迫于无奈，曾锦春才同意搞了一次公开招考。
有一次，曾锦春想安插一名司机进纪委，被李香兆拦住了。他对李香兆说，这个人，是市委某领导同意的。李香兆去该领导核实时，对方大吃一惊，说，“没有啊，老曾稀里糊涂，莫名其妙，我根本没讲说要调人进纪委，没有这回事。”
上述内部报告还披露：在其担任纪委书记期间，郴州市纪委立案、“双规”从不开会研究，曾锦春说立案就立案，双规就双规，放人就放人。自2000年至他案发，基本上没有专门召开过立案和采取措施的常委会。他的做法基本上是把立案、“双规”直接批示在举报信上，或口头交待办案人员。
曾锦春曾指派一名主任去查桂阳县某建设局长受贿案。事实的真相是：行贿的包工头是曾锦春在临武的关系户，要到桂阳搞工程，他找到建设局长，该局长说要公开招标。于是包工头耍了好多手腕，送了2000多元钱。但都被这名建设局长把钱交给了财务。
于是包工头找到曾锦春，将这名建设局长“双规”起来，但派去调查的人确是没有查出证据。后来，曾锦春到省里开会，郴州市纪委开常委会认为，如果这个人没有事实，就应该放。分管办案的副书记给曾锦春打电话表明了常委会要求放人的决定。曾说，那不行，再查。
结果纪委又派人查了20多天。还是没有结果。最后才把人放走。
李香兆后来在常委会上对曾锦春说，像这样的事情，查案子还是应该坚持先初查，初查有这一两个事实了，然后“双规”，不能够一开始就搞“双规”。
“在常委会上，只有我一个人敢跟他顶。因为我的资历比他老，年纪比他大。我离开后，他更是为所欲为了。”李香兆说。
为什么是曾锦春？
郴州市纪委一名副书记向记者描述曾锦春任纪委书记时说，从上班开始，办公室里坐满了人，都是来找他的。而曾锦春也事无巨细一一接待。
曾岩春也说，“每次去郴州找老大时，看到外面排了很长的队，又怕打扰他工作，只好也坐在后面等。”
但当上述副书记进去汇报工作时，当着外人的面，曾锦春放下话题，望着他，“你说啊，现在就说。”副书记和访客面面相觑，只好退回去。
越级指挥，独往独来，曾锦春不同于其他领导的特点，他始终没有一个秘书。纪委工作人员每次看到他提个包走出去，最多只带上司机。在2006年，曾锦春案发，除了其一家四口和司机，郴州市纪委没有一个人被牵扯进去。这也一直为外界猜疑，曾锦春案发，郴州市纪委怎么可能没有被牵涉进去？
事实上，在曾锦春担任纪委书记期间，郴州市纪委的工作一直排在湖南省各市州纪委前列。据纪委一位领导统计，由市纪委侦办的案件每年2530起。曾锦春在任时，还因为创造了“三看三想三帮”而被中纪委表扬过。
“问题的关键在于，纪委书记是个权力的真空，谁来监管纪委书记？”李香兆对记者说。包括曾锦春在内，湖南省几年内接连有三名曾任地市级纪委书记的领导干部因**而倒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李香兆向记者证实，省纪委曾三次派人来调查曾锦春案，结果都不了了之。
按照党章规定，纪委由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监管，同时还有内部监管。现任郴州市纪委书记刘光跃向记者坦陈：“说实话，如果我坚持做某个事情，他们也没办法监督我。一把手真的很难监督，关键靠自律。”
2003年春节后，曾锦春召集全市纪检系统进行集训，他发表了一番非常震撼人心的讲话，中心思想是战胜自己天下无敌，用了九大观点说明如何管住自己、不犯错误、有所进步。
这次讲话在绝大多数干部心中记忆犹新，但是，从检方的起诉书上看出来，2003年之后，正是曾锦春**案的高峰期。
第530章 挂在墙上的月亮
在对郴州**窝案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吴天然发现有一个知名学者王明高已经致力于反腐研究10余年，在郴州窝案主角入狱期间，曾多次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一道前往访谈调研，并正在写一本叫作《巨贪曾锦春》的书。
得知王明高这几天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吴天然就专门把他请了过来，两个人进行了一次长谈。
王明高介绍说，2006年前后，湖南郴州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贪腐窝案，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长周政坤、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原组织部长刘清江、原宣传部长樊甲生、原副市长雷渊利相继被查。除雷渊利外，其余5人均位列**郴州市委11人常委领导班子中。
郴州**窝案也以涉案面之广、涉案人员层级之高、涉案手段之恶劣，引发了民众对**痼疾的深度关注。
王明高说，这6个人中，除樊甲生意志消沉外，其余5人都在访谈中对自己进行了深入反省，对于目前权力监督和反**中存在的制度漏洞，也作了切中肯綮的剖析。
王明高说，这些人在位的时候也许暗藏机心，勾心斗角，但与他们分别访谈时却发现，对于体制机制中的问题，他们有着认识上的高度一致。这些落马者相互之间的评价，也为了解他们的更多侧面提供了新视角。
从访谈中可见，好几名落马者都表示要以自身经历为模板写反腐小说。曾锦春甚至已经完成了一部35万字的小说，题目叫《贿孽》，内容主要是写他的受贿情况和与*的生活。
王明高说：“吴司长，这些材料所反映的内容都是我与他们的对话实录。不难看出，他们在若干问题上都有类似的感触和体悟。”
民主集中制成了一种形式。
李大伦：以前我在郴州，很多事情都是我说了算，我就是老大，我说了谁敢不听？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干涉经济方面的事情，我说现在全党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我是地方的党委一把手，我当然应该管，他们哑口无言。
我在任时，郴州的这个项目搞不搞，搞在什么地方，行不行，市长都要请示书记。在郴州我李大伦书记说的话，到了一些部门畅通无阻。
作为制度和体制来讲，郴州的班子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我作为班长，当然有责任。
曾锦春：他（李大伦）和我差不多，特别霸道。当时在郴州，人、财、物都是书记说了算。李大伦在位时，郴州市常委会开民主生活会是流于形式，李大伦让大家提意见，都是唱他的赞歌，有点意见的也只是提建议，轻描淡写，从没有人重点讲过存在的问题。
曾锦春：市委书记的权肯定比纪委书记大，制约市委书记肯定比制约纪委书记难，市委书记对纪委书记不满意可以换掉你。所以同级监督很难，需要上级加强监督。
李大伦：作为地方一把手，权力太集中，有的地方一元化、一人化领导很严重。
对此我有三点看法：一、要适当分散和制约党内一把手的权力，纪检监察干部、检察长、法院院长，这些人应不受地方党委书记的制约和牵制。二、扩大差额选举，特别是要逐步实现对党政一把手的差额选举。三、进一步完善对一把手的追责机制，真正做到对人民群众负责，人民群众的分量越重，就越能向老百姓负责。
周政坤：对一把手的制约、监督、教育十分重要……在官场，跟领导想法不一致，你就很难提拔。
刘清江：关键问题就是一把手的权力特别是党委书记的权力过大。有的地方一把手权力过大，民主集中制成了一个形式，我当过一把手县委书记，亲身体会到这一点……一把手不表态，你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动。就我的任职经历来看，有的地方不按照制度规矩办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有时甚至靠一把手一句话来处理事情。
市委常委会上肯定是市委书记最后发言，形成这么一种潜规则了，一把手表态说了算。对一把手缺乏实质监督，是产生贪污腐化的重要原因……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民主集中制成了一种形式，都是一把手说了算。
谁来监督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当然，县委书记受市里监督，领导干部接受上级监督，其他同级都不会监督你，社会也没有这种风气，不敢，不讲也不会去讲，讲了还得罪人。你提县委书记的意见，你还敢反对我，马上一个建议，到人大政协任职。
李大伦：现有制度下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权力的分解，要加强人大的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
你纪委书记、检察院检察长的乌纱帽是我给的，你敢监督我？搞舆论监督，你市委宣传部长、市广电局局长，乌纱帽也是我给的，更不敢监督我，哪个敢不听话？对外地的记者，可以通过主管部门做工作。
我是市委副书记，又是纪委书记，谁也不敢管我。
曾锦春：我的素质低劣……我是（上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变质的。
李大伦：我在郴州工作的时候，省纪委就来调查过他（曾锦春）三次。当时告他状的人比较多……曾锦春把“两规”的权力用得太随意了，完全把权力当成了自己谋私的工具。
对权力的贪婪必然带来**。曾锦春太贪权，把权力都揽在自己手里，在郴州他几乎是什么事情都要管，他这样能不**吗？
雷渊利：不属于他（曾锦春）管的事、不属于他权限范围内的事，他都要管，要捞好处。在郴州，纪委插手矿山管理、招投标，全国罕见。
我分管城建、工程招标，是郴州市工程招标领导小组组长，这里面纪委要派人查，我知道曾锦春的为人，凡是有利益的地方、有权力的地方他都要参与。虽然纪委只是派一个人去，可能只是个科长、副科长，但这是曾书记的钦差啊！
刘清江：我当时知道，曾锦春的有些活动几乎是半公开的，在群众中影响恶劣。我不是污蔑他，他的办公室一天到晚，都是一些老板提着装着钱的蛇皮袋子去，组织部里有些干部家属在纪委工作，他们都清楚，有时会传出来。
曾锦春：还有个重要问题是谁来监督纪委，谁来监督纪委书记。纪委的权力大，纪委书记到底由谁去监管，这是个监督盲区。我是市委副书记，又是纪委书记，谁也不敢管我。
现在纪委属于同级党委领导，但对纪委书记，同级党委监督不了，纪委自己也监督不了。李大伦作为市委书记多少有点违纪，他也不敢监督我，怕我向省纪委专门报告。同级党委监督纪委成了空话。纪委书记出了问题很难管到。对于人大、政协和群众来说，纪委管党内的事，我当纪委书记的时候要搞什么就搞什么。
就我的教训来说，有两点值得总结：第一，在党委分工上，不要让纪委书记插手别的事情，纪委工作要严格按照纪委的职责办事。第二，纪委书记任职不能超过两届，更不能在本地任职超过两届。纪委书记和纪委干部要异地交流，在本地任职时间长了关系多了，纪委工作就不好开展。
中纪委应该直接对下面的各级纪委监察部门行使监督权，专门成立监督局，只监督纪委工作。现在监督部门的监督力度远远不够，很多时候讲好话的居多。
我再去当纪委书记的话，可以一看就知道什么地方有**，该怎么去反……我知道**的高发区，一是工程投标，另一个是吏治**。吏治**是最大的**，司法也是易发区、高发区。公路建设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利润，建筑工程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也容易产生**。
雷渊利：我认为纪检部门特别要独立，由上级部门直线管理，不属当地党委管理，各地的纪委要经常交流。
人事调动形成了上下级的人身依附关系。
李大伦：当时在郴州，各级领导干部的任命，组织部是第二位的，我作为市委书记不同意就干不成，组织部长必须看我的脸色办事，一般的干部才由组织部自己决定任命。这就产生了上下级的人身依附关系。
在当时的郴州，这个县委书记、那个领导干部的产生，实际上就是市委书记的意见，由市委书记提议组织部考察，然后拿到书记办公会讨论，书记办公会实质上就是我的办公会，副书记不敢提反对意见，因为副书记也是我提拔上来的。最后拿到常委会上，书记办公会通过了的，一般来讲就没有人反对了。实质上，这个领导干部乌纱帽的产生，就是市委书记一个人的意见。
比方说，我要选一个领导干部，候选人我就选一个陪衬的，差距很大的，让我中意的那个一定能选上。九九归一，从干部的选拔任用程序、过程，到最后的结果，都没有真正的民主，是一种形式。这就形成了一种官员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
郴州市的县委书记，我李大伦不点头，你是绝对搞不成的……反对我的人很少很少，凤毛麟角，除非你不要乌纱帽了。
周政坤：樊甲生当时是市政府副巡视员，李大伦要让他当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找我商量。我说，大伦啊，跟你讲直话的人不多，还是把他放到巡视员的位置上放心一些。李大伦说已经定下来了，我说，我知道你已经定下来了。
刘清江：我在任郴州市委组织部长时，在重要干部的任免上没有任何话语权，开书记碰头会、常委会，哪个敢不听书记的？其他常委也心知肚明，市委书记要任免哪个干部，肯定要赞成。市委书记要提拔一个副市长谁敢反对？可以说，成了一手遮天。
在一批重要部门的领导干部任命前，比方说要任命某县县委书记，市委书记会跟我说：“我要任命某个职位，你是个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你看看‘张三’怎样，去考察考察。”他的话也不会说得很明了，但你一听意见就明白。如果我们说推荐“王五”，书记就会说“我没有什么印象”，那就表示肯定不行了。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
李大伦：有两句话，最早是我在梦中想起来的，“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坏”；“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经常、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源头上找原因”。所以现在中央提出反腐要从源头上找原因，惩治和预防并重，这是完全正确的。
权力高度集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解决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要尊重权力，但更要制约权力。
雷渊利：在领导干部任命上，有一个重要问题：不要把最有权的地方分给一个人，要特别注意形成权力制约制衡。
我觉得彻底严格的政务公开是预防**的重要制度途径。
周政坤：政治上的**比经济上的**更危险，培养了一批新的权贵阶层，怎么做到有效地预防**很重要。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形成了权力阶层，相互之间必然形成各自的体系和派系，各自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这种体制跟市场经济交织在一起，就必然形成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
我们国家，除了财产申报制度外，还必须形成比较彻底的财产公示制度，包括子女、配偶、家庭……
曾锦春：制度总的来说是好的，关键是落实。制度不落实，就成了挂在墙上的月亮。
雷渊利：在当时的郴州，纪检部门的监督对同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市委组织部门考察干部的时候也是流于形式，局限于交流意见。
监督太重要了，同级纪检监督不到位，干部一旦处于没人管的状态或缺少监督就会蜕变。
如果纪检部门发现有人举报官员贪污**，被查出有问题，即使够不上犯罪，也应该及时派人面对面地警示他。组织部门培养一个干部真的不容易！如果发现问题能及时提醒，如果有人早一点找我雷渊利谈话，提醒我出了什么问题，我这人再笨也肯定会警醒。
检察院的同志查处我时告诉我，他们早在2002年就查过我，不过受贿金额不大，是小问题，加上证据不足，后来就不了了之。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及时找我谈一次，趁我还没有病入膏肓，我老雷就是一头猪，犯罪之心也会被吓跑。
*就是套在脖子上的猎物夹。
曾锦春：我当乡党委书记时，抗拒过很多诱惑，当县委书记时一个*都没有，在1998年前都没有过，主要是到郴州当纪委书记时开始腐化的。卜某是第一个*，她在外面利用我的关系，打着我的牌子，到处搞工程搞项目……我从一个老板手里拿了120万元给她。
*就是套在脖子上的猎物夹，只会越夹越紧，成为你的祸害。情人、美色不能要，她们无非是为了你的权和钱……跟我关系好的几个女人，都是看中我的权和钱，不然的话，怎么会和我这个糟老头好？
曾锦春：家庭对我影响很大。我变**，老婆有一定的责任，没有当好贤内助，她主动代我收别人的钱。儿子的需求也高，也影响我走向了犯罪。那些老板无孔不入，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就通过我老婆、儿子送钱，求我办事。家属收的钱很多都没有经过我的手，钱拿了他们就花了……我老婆受贿50多万，我儿子（受贿）一两百万，女儿（受贿）二十几万。
雷渊利：有了女孩子以后，她们跟你在一起，无非就是要你的钱、房子什么的……很多*都是用青春赌官员的钱和权，腐化堕落使领导干部发生了蜕变。
黄某跟我的时候才十七岁，生了个儿子是我的，于是，我们算了账，这个孩子从长大到大学毕业，到参加工作，到讨老婆，到买房子、买车，要700万；她后来又怀孕了，说怀了个女孩，又翻番，就是1400万。为了讨她开心，我把1400万存在账上。
对于*，我心里清楚，纪检部门、组织部门知道后，政治前途都没有了，但当时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只要严格保密，多注意场合，不让别人发现，纪委不会知道的。
虽然有很多女人，但不是同时的，今年跟你明年跟她，这个月和那个月的女人不一样。整天苦思冥想的是怎样去搞钱，讨好这些女人，怎样让生活过得好一点。那种生活很累、很辛苦。办案人员找我的时候，我说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看了这些材料，吴天然陷入到了沉思。最后，他对王明高说：“这些人在监狱里都说了真话，看来，**虽然与一个人的品性有关，但制度更重要。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坏。这句话，值得深思！”
第531章 反腐药方
吴天然：郴州官场**窝案令全社会震惊，作为一个学者，你当时是怎么介入进去的？
王明高：我从1996年开始系统研究反腐问题。1999年12月，在长沙市委一位副书记的支持下，我们启动了一项名为“新世纪惩治**对策研究”的课题，被国家社科规划办立项。那时候我是湖南省级机关的处级干部，课题得到了纪委、组织部门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也因此能够接触到一些别人接触不到的材料和人。在郴州系列**案中，我和湖南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人民检察院联合调研组的同志，在牢房里面对面地接触了这些落马的书记、市长、副市长、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宣传部长，一聊好几个小时，还到他们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进行了深度调研。
吴天然：访谈了他们以后，你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王明高：个别官员落马，还可能只是自身原因，但出现这样大规模、高层级的窝案，那就可能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爵士更是断言：“权力产生**。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这说明，权力缺乏监督，是**的根本原因，当没有外部制约或制约不力时，**因素随时可能恶性膨胀，走向社会的对立面。我们访谈的郴州系列**案人员，也都认识到了权力太大且缺乏监督是出问题的根本原因。
吴天然：为什么会缺乏监督，不是有那么多的制度设计吗？
王明高：但制度设计不科学，内容紊乱，形式分散，难以*作。我记得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宣判死刑后，反思其**原因时说，当时的制度对他这一级别的领导干部来说，犹如“牛栏关猫，进出自如”。在郴州，从这些因**而落马的官员身上，我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尤其是要监督一把手很难，比如李大伦在担任郴州市市委书记时，就没人敢监督他。对于其他领导干部来说，同样存在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弱、同级监督太软的问题。
吴天然：我国十分重视反**，**分子仍然层出不穷，问题出在哪里？
王明高：问题出在制度不科学。从**行为组成要素来看，人是**的主体，权力是**的载体，利益是**的目的。任何**行为的产生都离不开这三个因素，同样，任何遏制**、惩治**的措施也无不围绕这三者展开。人性是有缺陷的，有强烈的占有和支配心理，人类的绝大多数行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权力本身也蕴藏着导致**的因素，权力在本质上具有强制性、支配性和任意性，权力的本性和人类自身弱点联姻，并相互强化，会驱使着人们扩张权力、滥用权力，获取利益。因此权力需要用清晰而精妙的制度监督和制衡，但我国政府官员的权力却缺乏真正切实有效的监督。就像曾锦春说的，制度成了挂在墙上的月亮。
核心提示一：清官、重典、运动，均无法铲除滋生**的土壤。
吴天然：现在，由于**现象比较严重，一方面大家呼唤清官，另一方面，认为要对**用重典，甚至通过运动方式达到目的，好像这些都是你所反对的。
王明高：对，我反对这些做法，因为这些都没法达到铲除滋生**的土壤、遏制**蔓延的目的。
第一，清官反腐是人们最熟悉的反腐方式。中国人特别喜欢将政治清明寄托在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身上。数千年来，中国老百姓的心中始终割舍不去一个“清官情结”。老百姓渴望出清官、明君。我认为，清官反腐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之下，对于打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地方的不良风气，给老百姓带来了福祉。但纵观国内外反腐历史，没有哪一个清官能拯救万民于水火，实现圣人所描绘的至善境界。
一是纵观历史，清官实在太少；二是清官毕竟只是个体力量；三是清官也难逃人治的局限性和社会的局限性。在一个贪贿成风的官员群体中，一人清廉就会反衬出他人的贪墨，这势必引起这些“其他人”的不满、排挤。那么清官反腐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历史上，因廉洁而受到众贪官的压制甚至蒙冤入狱的清官不在少数。
第二，关于重典反腐。2006年，我曾提出“废除**官员死刑”的建议，引来了轩然大波，很多人攻击我为“**官员代言人”。事实上，用重典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反腐效果，反而在今天，不利于与国际接轨抓捕外逃贪官。因为在国际司法实践中，“死刑犯不引渡”原则已成为中国追捕外逃贪官的制度性障碍。
中国古代，重典治腐思想由来已久。但重典肃贪决心最大、手段最残酷的明朝，却是中国历史上最**的朝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百思不得其解，叹曰：“吾欲除贪赃官吏，为何朝杀而暮犯？”究其原因，主要是重典反腐缺乏法律的普适性、稳定性、公平性等特点，既无法制约统治者，也无法惩罚皇亲国戚，而常常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重典反腐的不彻底、不严密、不可行由此可见一斑。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大约有4000名贪官携带500多亿美元逃往国外。理性的人都能理解，与其让外逃贪官利用“死刑犯不引渡”的护身符逃避法律的制裁，不如采取更加务实的措施将其逮捕回国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三是运动反腐。运动反腐，即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惩治**的反腐方式，其特点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力量来对抗**。这种反腐形式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过巨大作用。
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运动反腐的后果是，运动一来**销声匿迹，但每次运动过后，种种**现象不仅故态复萌，而且呈蔓延之势。党的种种努力，政府的诸多行动，为何换来**的屡禁不止？
这是因为，运动反腐与**现象形成共振周期，效果不实。**本身具有长期性、普遍性，因此反**是一场持久战。反腐运动往往像一阵风，**者躲过风头便安然无恙，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且，运动反腐侧重于事后打击，疏于事前预防，结果往往事倍功半。发动和组织群众搞运动反腐，可能一时轰轰烈烈，效果颇佳，但从历史来看，运动反腐从来都是不成功的。
核心提示二：科学的反腐制度如同一张没有漏洞的“鱼网”。
吴天然：你提出科学制度反腐，核心内容有哪些？
王明高：假设贪官是鱼，那么国家反腐犹如结网捕鱼，选择科学的反腐制度，就如同一张结实完整、没有漏洞的鱼网。鱼网恢恢，必定疏而不漏。
借鉴世界各国的反腐成果，我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科学反腐制度，主要应包括家庭财产申报制度、金融实名制度、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反**国际合作制度五种。
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是有关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公布的制度，是科学反腐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体现“终端治腐”理念的一项重要措施，目前世界上已有近百个国家推行了这一制度。其理论基础在于公共利益优先，其实践价值在于反腐高效。如果建立起有效的财产申报机制，将国家公职人员的家庭财产，置于人民群众和国家法律制度的监督之下，使其非法所得无处存藏，就会使**分子难以为所欲为，从而有效地遏制**现象的发生。
金融实名制度是家庭财产申报制的孪生兄弟，犹如悬在贪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被反**实践证明是目前世界上最好、最有效的惩治和预防**的制度。金融实名制要求每一个公民在任何一家金融机构开设任何账户时都必须使用实名，所有的金融交易也必须使用实名并记录在案。金融实名制的推行，使个人收入的来源更加透明，使**行为在透明的金融交易中难以遁形。
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是世界许多国家普遍实行的制度。作为财产课税体系中的重要分支，在现实生活中对平均社会财富、调节收入分配、抑制社会浪费、促进生产投资等方面，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实行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有利于弱化**动机，有利于将部分灰色收入和非法所得转化为国家收入、增加国家财富，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
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是许多发达国家实行的一种制度，其主要特点是一人一号，终生不变。它以全国性的信用数据库为基础，通过关键号码的设立，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政府对其实行严密的交叉网络管理。一旦某人实施违规行为，将被记录于社会保障号码中，从而对该人的切身利益发生影响。设立公民信用保障号码，不仅有助于重塑社会信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社会犯罪率，而且有助于切断**分子处理非法所得的途径，防止贪官外逃。
随着**犯罪越来越呈现出的组织化、跨国化态势，反**国际合作成为世界各国反**的必然选择。实施反**国际合作制度，是惩治跨国**、保护受害国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这些制度的配合使用，体现了“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立法原则，形成了基于“终端反腐”的制度体系，具有高度的严密性、鲜明的预防性、天然的公平性，从而使国家公职人员“不敢**”、“不能**”、“不愿**”，达到从根本上遏制和铲除**的目的。
核心提示三：对于惩治**应当立法。
吴天然：听说你一直在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法》？
王明高：纵观当前世界各国的反**措施，制定专门的反**法已成共识。很多国家除了在刑法、行政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中规定有关惩治和预防**的内容，还制定了独立的反**单行法律法规，如新加坡的《防止**法》和《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韩国的《**防止法》与《反**法》，以及英国的《反**法》等。
我国现行的反腐法律体系不完善，漏洞很多，既缺少独立的**案件诉讼程序，也存在各反腐组织之间的协调性不足等外在运行机制的缺陷。
提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法》，旨在通过构建一套系统有效的法律制度，界定反**的职能职责和**犯罪的侦查取证及定罪量刑等内容，为我国的反**斗争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手段。
我认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法》，应体现惩防并举、综合治理、从严惩处、慎重准确、特殊犯罪特殊处理等原则，并注重可*作性。内容应包括前面所说的金融实名制度、家庭财产申报制度、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以及反**国际合作制度等一系列科学的反**制度。
通过与王明高的谈话，吴天然觉得对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以及对**的惩处仍然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