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村及其附近能吃的活物，被王伦一伙三天吃完了，但所有村人都感恩戴德，因为是三倍市价购买的，百姓们最缺的是什么？现钱！这个，王伦有的是啊！找城郊的大户刘位换的，跟屁虫一样要来巴结王伦，王伦要他修修村里通外的路，刘员外捣蒜答应了。
听闻附近村子附近深受虎豹袭扰，王伦大手一挥，大规模上山捕虎捉蛇！这回杨春出尽了风头，真不愧是秦岭口讨饭吃的主儿，好多猎户都佩服不已，最好的两张虎皮要送给王大官人，这玩意不鞣制不能保存，所以就先放朱家了，以后有机会再拿。王伦让朱武多陪爹娘几天，队伍继续去李忠家显摆，朱武支了发小王惟忠当向导，那意思有心推荐他入伙。
朱武家在定远县城西北，李忠家则在东南长乐镇附近的山上，家里以采茶为生，这里的茶照吕方的话来讲，廉价茶，并不好。他们之前采购的是再往南庐州舒城的茶叶，那里有山茶场。
茶叶是个好东西，由唐兴起至宋全民饮茶，无论富贵贫贱都要饮用，于吐蕃、西夏、辽国来说，油腻腻的冬季，茶叶是重要的调味剂、营养素补充。赵佶朝达到极盛，四川产茶3000万斤，东南诸路7000万斤（广南约几万斤不计入）。
自嘉佑改茶法后，东南实行了40年的通商法，当时很多人看到了通商法的弊端，上书陈议，欧阳修指出，一利五害：大家随便卖，没有走私这么一说了，牢房里没罪犯了；弊端是老百姓破产逃亡自杀、贩茶商人大减、国家无利、茶价高昂、没商人往边境拉粮食了！边军吃啥？
茶叶之所以被宋王朝看重，就是它的天然可再生货币属性！
西军也好，河北军也罢，需要吃粮运粮，官府收粮运粮弊端一直突出，俗话讲就是吃公家的不心疼，贪污腐败滋生，国家损失巨大，由此需要商人来贩运粮食，国家给付钱币，铜钱缺啊~要不然也不会铸铁钱给西军发饷。但是朝廷没有钱，没有现钱，那就要以物作为支付手段，选什么好呢？两税，收上来的都是粮食布帛；盐，谁稀罕啊？西夏、辽国都有自己产盐；酒利，就靠这点钱发官吏俸禄……于是乎，茶叶：可再生易存储，质量轻而价格高、容易高价卖出，吐蕃西夏辽国都很需要，完美的支付货币，商人青睐踊跃，朝廷一看厚利，那就以茶叶作为支付，奖励商人往边州运粮，获得签收文书，然后再回汴京拿茶引，去东南提茶叶贩卖，即便这样复杂，因为赚钱，茶商都很愿意跑腿。
可是实行多年的茶法，商人勾结边帅都学坏了，虚报数量，质量，价格，弊端丛生。蔡京主政，自然要解决这个问题，把赵佶的口袋装满钱，要不然就滚回钱塘江养老。
蔡京总结了过往：祖宗当然立法禁榷的时候，一年净利320万贯，而诸州的商税不过75万贯。到祥符中岁，收息500万贯，庆历之后胡来，嘉佑直接废了禁榷，商人和农户私下交易，国家无利，一年才得80万贯。
崇宁元年（1102），朝廷恢复禁榷，于产茶州县置场置提举，官收官卖。因四川茶马贸易，所以针对的是东南七路荆湖（南北）、江淮（东西）、两浙、福建设立茶事司，湖南潭州、湖北荆南、淮南扬州、两浙苏杭、江东江宁府、江西洪州，这些算是路级营销中心。淮南的情况比较特殊，山茶广种茶源巨大，所以呢，早年禁榷的时候，也不必要费力把茶运出，直接山上建代销点不就行了？于是蕲州、寿州、光州、舒州、黄州、庐州六地十三山场务重置。常、湖、睦、婺、处、苏、杭、越、衢、台、温各州县级主要产区也有设场。
为集中财富于朝廷，汴京的榷货务只管收钱，发放茶引，地方的茶场负责收、发、核对茶叶，为此设立两员茶事都大提举，往来巡查。
官府的收茶款又是什么呢？度碟、末盐钞、诸色封桩钱（北宋时国家储备金）、以及常平仓剩钱，一共凑了300万贯分发各路。
对于茶农载籍置吏，依样国仓的制度管理。崇宁三年（1104），令五家为保互相监督，禁止茶农与商人私下交易，举报有奖、不报共罚。
商人想要贩茶，先去茶场买引，短引邻近州县销售，长引有规定的销售地。熙宁七年（1074）川茶禁榷后，陕西为专卖地，东南的茶不允许进来，崇宁二年八月重新划区：川茶卖往熙河、秦凤路；东南茶卖往其余四路，三年二月，又加凤翔府东八个县。
崇宁四年（1105），蔡京又发了一波大招：取消禁榷官收官销，直接卖抽税茶引。
政和二年（1112年），蔡京再次细化茶法，茶引太符寺印造，都茶务发卖，自此茶叶专卖形成稳定的体系。在崇宁元年至政和二年的12年间，进行了三次较大的改法，和若干细化，期间茶商茶农官吏都被折腾得不轻，茶商损失惨重。好在政和二年九月，形成定制，后来的南宋、元明茶法都有沿用。
商人先要去茶司，买茶引和官方打造的茶笼，再去找茶农购买茶叶，茶农在引上批记，官吏核对、称重、封批、收税，各路各场茶品质不一，抽息不同，但不得超过购茶原价。之后商人就可以上路买卖了。
运输过程中沿途登记，运到之后由当地官吏再次验证，缴纳这一路而来的商税住税，长短引的商税没有固定标准，只规定了最高额，不能超过一倍，确认无误即可发卖，卖也有规矩，买茶人要验看茶引，批记。此间贩卖也是有时限的，引有效期一年，短引一季度。
商人卖完要收回茶引茶笼销帐，如敢私造罚钱300贯，茶笼有大小定制火印熏号，私用茶笼杖八十，擅自改装加罪二等，擅自改写茶引内容徒一年，添加斤重延改日期加二等，即便是水患失火盗贼损失掉了，还要去报官，重新回来购买，违者私贩论处。
都茶官在茶笼盖子内侧张贴封记，列：某场年月日，姓名、去处、茶色、斤重、字号、料数，封盖后竹纸外封，不得私拆。若有茶官胆敢受贿耍鬼，验茶官徒一年起，吏人、公人、牙人直接流配一千里。
同样对茶农的监管也细化，不仅实地查产量，还要和往年产量做对比，发现低报茶实色号杖一百。
茶引抽税也变成定数，草茶长引100贯可贩茶1500斤；末茶长引50贯可贩1500斤；30贯可贩卖900斤。末茶短引20贯可贩600斤。政和三年又制小额茶引，草茶10贯贩150斤；末茶10贯300斤。朝廷也同样体谅小茶商，可以由大茶商分销出卖。
经过如此改革，减少了官府参与，精简了人员，茶利从320万贯（不含商税和食茶钱），猛增到400万贯（不含商税和茶农租（课）税）。
而造成的恶果就是，压制住了商人、茶农不要耍诈，官吏这边却以售卖茶引为功劳，打起了歪主意，计口配授，以冲业绩，上等户有的强配十数引，一引花费十几贯，破财者不绝，以至民众言：茶笼茶大虫，伤人如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