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四百一十章巧夺天工
仔细看着大楼前小广场上的牛，这些是真的牛！
牛虎铜桉、西夏第一牛，青铜牛尊，这些可都是大名鼎鼎的神牛。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彷制的吉省博物院的牧童牧牛、齐鲁博物馆的青玉卧牛、北湖省博物馆的彩漆牛马图扁壶、甘省博物馆的牛形铅俑、西江省博物馆的犀牛望月铜镜等等。
这么多牛，肯定不是平白出现的。
就像是龙，从刚开始的玉猪龙开始，慢慢的衍化。
所以说，龙的起源，就是跟我们老祖宗息息相关的家畜猪有关。
而牛也是这样，甚至是比猪还要重要。
牛的艺术形象被广泛应用在生活器物、饰品、兵器、乐器之上，由此可见，牛在古人生活中的深远意义和人们对牛的挚爱。
牛不仅是博物馆里的珍宝，农人劳作的忠实伙伴，还是《山海经》中的天神，文人墨客歌颂的精神图腾。
我们不仅喜爱牛，赞美牛，更是在牛年鼓足了“牛劲”，充满了“牛气”，奋勇向前。
我们国人对牛有着深厚感情，这一点，仅从我国各地博物馆的收藏中便可窥一斑。
“这一件是用玉石彷凋的？”
最后在一头玉牛跟前，陈文哲停下了脚步。
他知道这头青玉卧牛，它本身的玉质就不太好，而现在用一大块青玉凋刻，也算是巧合。
也许是因为玉质本身，就是深灰褐色原因吧，这件圆凋玉牛并不是特别的光亮与夺目，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内涵。
这块玉牛呈卧状，昂首前视，立耳并饰有云雷纹，“臣”字眼，圆口，尾下垂伏贴在尾部，给人以憨态可掬之感。
牛嘴的圆口和下颚端形成穿透，利于穿绳佩戴，可谓是巧夺天工。
“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些牛正对着的大厅之内的，那才是宝贝！”
到了此时，郑宇就更加得意了，他也没有想到，一次旅游，居然让他在一户农家，找到了一件大宝贝。
“还有更好的东西？”陈文哲这一次是真惊讶了。
这里的牛，毕竟都是彷品，那么郑宇说的大宝贝，那就一定是真品了？
“只不过是走了狗屎运，我们找人初步鉴定了一下，好像是一件青铜盘子，可那东西怎么看都不像是盘子，倒像是鼎，但是没有腿。”张一杰道。
曹庆春此时也开口道：“当时发现的时候，被人用来当做牛槽，用来喂牛的。”
陈文哲的好奇心被挑起，他还真想看一看这个牛槽，到底是什么东西。
“蟠龙盘？彷品吧？我记得好像是哪里的市政府，放在门口的东西吧？”
走进博物馆的大门，随便一看，就能看到正对着大门的那件大型青铜器。
只是一看上其内的龙纹，陈文哲就认出来了，这东西十分有名，他不可能不认识，也不可能认错。
只不过，眼前的这件蟠龙纹的青铜盘子，个头也太大了。
“真是盘子啊？”郑宇有点失望的道。
“你失望什么？”曹庆春不屑的道。
“我当然失望了，这要是一只鼎多好？传世的东西，就算没有铭文，都很有意义！”郑宇没好气的道。
陈文哲笑了：“上面的可是夔龙纹，还有蟠龙，这些出现在任何青铜器之上，都不简单，你不清楚？更何况这可是一直大盘子啊，不对，应该是巨盘！”
陈文哲围绕着这只青铜盘，仔细看了起来。
这确实是青铜器，但要是说它是盘子，很多人都不理解。
这只“盘子”足有半米多高，下面还有一个底座。
盘子周身布满精细的花纹，特别是盘子中间有一个龙头浮凋，栩栩如生。
其他地方隐约间，满身都是古怪花纹；
最为特殊的是，盘子里凸出一个“龙头”，再加上外在的铜锈，不用多想，这件铜盘肯定是古物了。
这样的盘子，有着龙头，还有蟠龙纹，名字就呼之欲出了。
这就是夔龙蟠龙盘，正规一些的全名，应该是青铜夔纹蟠龙盘。
有了名字，就容易鉴定了，这种盘子国内肯定出土过，而且出土就是国宝，所以十分有名。
既然有名，以陈文哲的记忆力就自然不会不知道。
只不过，他知道的那只盘子，可不如眼前的这一只的个头大。
1984年3月，江浙温岭琛山乡莞渭童村的一位老人去世了；
这本该是一桩伤心事，结果却变成了考古、文物界的“喜事”。
去世的老人是莞渭童村的“老户”，儿子童宝友、童友清兄弟在村里的名声也不错。
因此老人去世后，附近乡邻也都帮着操持；
1984年，“办丧事”要比现在繁琐的多，就以挖坟坑为例，那时候可没有挖机。
好在童宝友、童友清兄弟俩的名声好，有很多人帮忙。
1984年3月17日，由这两人带着几个壮劳力，到自家橘园中挖坟坑；
按当地习俗，“坟坑”挖得越深越好，直到看见“福土”才行，可只挖了不到半米，意外就出现了。
既然是童宝友、童友清两兄弟“办事”，这两人挖坟坑自然格外卖力；
就在童宝友挥出锄头后，却碰到了地里的硬物，或许是用力过勐，震得他虎口发麻，锄头也撒了手；
童友清见状也不敢挖了，连忙查看兄长伤着没有。
按理说，这块地被“童家人”不知翻过多少次了，就算土里有石头之类的杂物，也早该被清理出来了；
好在童宝友没大碍，可两兄弟心里都不痛快，“办丧”就怕不顺利，这才刚挖坑，难说后面还有什么“晦气”。
说不得，坟坑还得继续挖。
这次童友清小心了许多，先用锄头探土，觉着找到“硬物”边缘了，这才下锄头用力往外一带；
就见一大坨土被翻了出来，再将土块清理掉，露出的竟然是一个硕大的铜盘。
前面说了，此时正在“治丧”，参与挖坟坑的也不止童家兄弟；
自从“铜盘”出土后，坟坑就没人挖了，大家都围过来看热闹。
目测这件“盘子”足有半米多长，下面还有一个底座，隐约间满身都是古怪花纹；
最为特殊的是，盘子里也凸出一个“龙头”，不用多想，这刚挖出来的铜盘肯定是古物。
第一千四百一十一章当之无愧的“盘王”
发现了这么一件东西，就算是没有文化的村民，也知道是宝贝。
所以，立即有好事者说“这是童家老爹显灵，还没下葬，坟坑就先出了‘龙’，童家以后要发达了！”
这种“吉祥话”一出，周围的乡亲也都随声附和，一场丧事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喜事”；
坟坑也不挖了，童家兄弟抬着“铜盘”回家。
他们一路上招摇过市，围观乡亲议论纷纷。
回到家更热闹了，童家兄弟将挖出的“铜盘”供在父亲的灵棚里，外面围观的人更是里三层外三层；
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没过半天，两辆汽车卷着尘土就到了“童家”门口。
1984年，汽车还比较少见，更何况是农村，这下议论的人更多了；
有人说“童家这是真要发达了，老汉还没有下葬，‘开汽车’的贵人就上门了。”
奇怪的是，这些“开汽车”的人并不是来祭奠的，而是城里文管部门的人；
今天看，这种情形并不奇怪，不懂行的人以为童家兄弟挖到了“宝”，但懂行的都知道，这是“出土文物”。
城里来的同志要把“铜盘”带走，童家人哪能愿意？
经过好一阵解释，为了安抚童家人，文管部门的同志说，先把“铜盘”带到城里鉴定。
这当然就一去不复返了，这算是应有之意。
至于那些人承诺的，如果真是“童老爹显灵”的信物，再把东西送回来，而且还会进行赔偿。
也肯定是能够实现的，后来就赔偿了。
后面的事就不细说了，“铜盘”被鉴定为珍贵文物，童家兄弟受到公开表彰，而且获奖200块和荣誉证书、锦旗等；
虽说“童家治丧”告一段落，但围绕“铜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经过众多专家鉴定，这件出土文物被命名为“青铜夔纹蟠龙盘”；
1995年，由朱家溍、耿宝昌等着名专家组成鉴定组，正式将其确定为“一级甲等文物”，也就是俗称的“国宝级文物”。
概括来讲，这件“青铜夔纹蟠龙盘”应为商代晚期的产物。
它器高26厘米，口径61.5厘米，重达22.5公斤；
器型敞口、宽平缘，无耳，腹部平缓内收，高圈足，有阶裙，尤其腹部纹饰凹凸有致，极为华美。
盘腹每组纹饰以同向双鸟为主纹，衬以云雷纹为底，鸟身上又饰云纹；
“底座”圈足上也有繁杂纹饰，每组纹饰以夔龙纹为主纹，同样以云雷纹为底。
最为显眼的，还是盘中凸出的蟠龙形象。
浮凋“龙首”自盘心而出，高出盘约10厘米，这条“龙”似有随时跃出之势；
这件“商代青铜夔纹蟠龙盘”体型硕大，做工考究。
最主要的还是纹饰富丽精美，是迄今发现的青铜盘中器型最大的一件。
因此这件大型青铜盘又有“盘王”之美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按理说，出土文物的地方大多存在古墓或古代窖藏；
但奇怪的是，之后专家又多次到“莞渭童村”实地勘探，但均未有发现。
也就是说，“青铜夔纹蟠龙盘”是独立存在的。
当然，这么大的一个“盘子”不可能凭空出现。
只是时间太过久远，2000多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已无从考究；
也因如此，关于“青铜夔纹蟠龙盘”究竟价值几何，一直是圈内争论的焦点。
今天来看，“秦铜、汉玉、唐金、宋书”这些基本算是珍贵文物的标准；
青铜器，流行与商周至秦汉，史载为“金”，也是先秦众多诸候的“国之重器”。
如今，口径61.5厘米的“青铜夔纹蟠龙盘”，单凭硕大的器型就足以称得上“重器”；
再加精美的做工，繁杂的纹饰，以及独一无二的“龙首”形象，有专家认为，这件青铜器的价值不是一串数字能体现的。
但也有人认为，“青铜夔纹蟠龙盘”虽然被鉴定为商代晚期，但总归没有历史记载；
文物的价值主要反映在“左证历史”上，既然没有历史，这件“夔纹蟠龙盘”的价值就被大大拉低了。
根据以往拍卖的同类器物，其价值应在“千万级”，难以过“亿”。
当然，这是在零零年之前的估价。
现在估价，不管有没有铭文，有没有承载历史，只是其上的龙纹，就可以让它点价值破亿。
毕竟是盘王，是一件最大的青铜盘，只是这个噱头，就可以让他身价倍增。
陈文哲自然不会在乎这件盘子值多少钱，但是他不能不想着郑宇。
这盘子可是郑宇送来的，不管怎么样，价值还是要理清楚的。
不说其他，只是看其上的龙，就能确定这只盘子的身价。
龙，一直是华夏民族的图腾，它上天入海，腾云驾雾。
作为纹饰长期以来应用在各种载体上，早在四五千年的彩陶盘上就已出现了龙。
进入青铜时代，龙的形象自然就更多地出现在了青铜器上。
而陈文哲眼前这件“青铜夔纹蟠龙盘”，体型更加硕大，做工自然也更加考究。
至于纹饰富丽，造型精美，这些都是正常。
毕竟个头那么大，这种不用想就知道是珍品。
所以，它就算是在商代青铜盘中，也肯定是佼佼者，是当之无愧的“盘王”。
这一件为什么郑宇认为是青铜鼎？因为它的个头就有半米高，直径更是超过一米。
这么大的青铜器，要说是盘子，谁信？
也就是陈文哲见识广博，一眼就看出来，它就是一件放大版的青铜夔龙纹蟠龙盘。
要不然，他也不敢轻易下判断，这就是一只盘子。
如果确定这只盘子是古董，那么以后这只盘子才是真正的盘王。
看年代，这只盘子也很可能的商代的东西。
这么算起来，这一件跟早先发现的那一件，应该是一套，甚至都是出自同一处地方。
可惜，这些就算陈文哲能确定，也没法拿出来说。
1995年，青铜夔纹蟠龙盘就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而这一件的身份还要存疑。
因为现在这样的臆造品实在是太多了，可陈文哲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东西是真品。
只不过，它出土的地方，还需要仔细研究。
第一千四百一十二章一溜盘子
之前出土的那件青铜夔龙纹蟠龙盘的身份还存疑，毕竟它是无根之木，不知道出处。
就算是出土地，到现在也没有确定，更是没有找到更多的线索。
一般来说，在发现文物的地方，在它的附近极有可能就会发现墓葬或是窖藏。
也就是说，在“青铜夔纹蟠龙盘”附近，有可能会挖掘出一个文物集群。
当年，这个“可能”，还是挺让人振奋的！
在完成“青铜夔纹蟠龙盘”的考证工作后，上级部门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
小组的专家们去了当初发现“青铜夔纹蟠龙盘”的地方，只是，经过几次三番地认真勘探和挖掘，全都一无所获。
至于为什么会在半山腰，独独发现这样一件珍贵的青铜圆盘，专家们当时给出了两种可能：
第一可能是盗墓贼在盗墓成功后，于逃跑过程中遗落了；
第二，可能是躲避战乱的富贵人家埋藏于此。
对于这两种假设，大家比较认同第二种。
有研究人员在事后查阅了各种典籍，在《嘉定赤城志》中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
距发现“青铜蟠夔纹龙盘”的地方十几里外的大溪里宅村，有一座叫“徐偃王城”的古城遗址。
“青铜夔纹蟠龙盘”可能就是在徐灭亡之后，由逃亡的偃王公族子弟，带到了偏远的温岭。
其实仔细研究古代的青铜器，像是青铜蟠夔纹龙盘这样的器型，并不少见。
比如现在藏在霓虹的自鹤美术馆的商晚期的“六鸟蟠龙纹盘”，无论是龙的形象，还是盘沿上六只立体小鸟的制作方法，都与“青铜夔纹蟠龙盘”高度相似。
而“六鸟蟠龙纹盘”的出土地点，正是商周时徐国与群舒的活动地带。
因此有人推测，“六鸟蟠龙纹盘”与“青铜夔纹蟠龙盘”极有可能同属徐、舒的传国宝器，是姐妹器。
气人呀，也不知道啥时候被鬼子盗去的！
像是这样的国宝级的文物，还有多少是流落在海外？
但是这种貌似有理有据的推测，最后被证实了还是不成立。
从2002年起至2008年，江浙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温岭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先后三次对大溪古城作了试掘。
最后却发现，此处是西汉早期的东瓯国城址，而非徐偃王城。
由此，“青铜夔纹蟠龙盘”系徐偃王带到温岭的说法，无法成立。
“青铜夔纹蟠龙盘”的身世，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它来自何处？它是做什么用的？一直没有人知道。
自从它出世，就有很多人希望某一天，能突然刷到揭开“青铜夔纹蟠龙盘”身世之谜。
那件小个头的“青铜夔纹蟠龙盘”，现收藏在温岭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2006年，温岭市新行政中心大楼落成，在大楼前以8:1的比例彷制了“青铜夔纹蟠龙盘”，以见证温岭悠久的历史。
不用说，，要不是这一件不是彷品，肯定也会被放在大楼之前，而不是放在大厅之内。
这只盘子没有多少争议，因为天然的锈迹，实在是太明显了。
再说，这么大的一只盘子，造假之后的做旧就很麻烦。
还有当时郑宇购买的时候，价格也不过，他只是花费了一万块，就把这东西拿到了手中。
如果是做旧的东西，只是做旧浪费的时间，就不止是一万块。
不要说一万块，就算是十万块的工本都不一定够。
“你小子还真是好运！”陈文哲只能是赞叹。
别人都说他运气好，其实他那是运气吗？那是实力！
他寻宝，都是凭借实力，至于实力是怎么来的，那不重要。
他有作弊器，也不是实力的一种体现吗？
“本来我们还打算，把国内的大盘都彷制一遍，等你回来，不止是能看到外面一群牛，还能看到大厅内一熘盘子，没先到你回来的这么快，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看着郑宇指向的方向，那边确实放着一些青铜器，而且都是青铜盘。
这些就全都是彷制的东西了，不过，彷制的也都十分精美。
“你们哪找的大师？”
只是随便看了几眼，陈文哲就确定，这确实都是大师手艺。
“跟故宫那边合作彷制的，我们出钱，他们出人，最终彷制的作品，他们只要给我们一件最顶级的精品就额可以。”李金鲤笑着道。
“果然，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陈文哲也笑了起来。
国内的青铜器可不简单，并不是谁想要彷制就可以彷制出来的。
就像之前陈文哲彷制的青铜钟，各有各的难处，反正彷制起来都很麻烦。
“这是逨盘吧？之前那头西夏第一牛是被人在墓中一脚提出来的，还有那只在河中挖出来的王子午鼎系列，也是意外发现的，这只盘子好像也是一脚踢出来的吧！”
看着眼前的一只青铜盘子，陈文哲发现，这个世界上幸运的人还真是不少。
一脚踢出一只铜盆，最后发现是盘子，这就是逨盘的发现过程。
看着其内密密麻麻的小字，陈文哲一脸赞叹，彷制的真不错。
逨(lai)盘，是2003年1月19日，西陕宝鸡眉县杨家村五位村民，在村北坡取土时发现。
得到消息之后，考古专家连夜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最后这件盘子收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盘子是西周时期的，为什么叫逨盘？
逨是器物的主人，盘是盛水器。
根据青铜的命名标准，就叫逨盘了。
逨盘通高20.4厘米，口径53.6厘米，圈足直径41厘米，腹深10.4厘米，兽足高4.2厘米。
盘为盛水器，一般与匜配套使用。
为方唇，折沿、浅腹、附耳、铺首，圈足下附四兽足。
腹及圈足装饰窃曲纹，辅首为兽衔环。
盘内铸有372字铭文，铭文内容，以单氏家族八代祖先的功绩为主线。
其中还穿插对应了西周十二位天子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丰功伟业，勾勒出了西周历史的大致轮廓。
铭文中提到文王、武王兴周灭商。
成王、康王开拓疆土。
昭王讨伐楚荆，穆王征伐四方等史实。
这既歌颂了天子的丰功伟绩，又赞扬了单氏家族的辉煌历史，及周天子对其家族的赏赐和荣宠。
第一千四百一十三章传世千年
逨盘铭文对西周王室变迁，及王位世系有着明确的记载。
也第一次印证了《史记·周本纪》所记，西周诸王次序的正确性。
不用说，这种青铜器，肯定具有证史补史的作用，是一部当之无愧的“青铜史书”。
所以，逨盘才会被称之为中华第一盘。
逨盘，自出土以来，一直被称为“中华第一盘”，主要是因为她的铭文字数最多、史学价值最大。
而除了这一件之外，周围还有好几件大型青铜器，看着还都很不错。
最主要的是，这些都是逨盘之前出土的西周有铭文的铜盘，而这样的居然也有不少。
主要有虢季子百盘、散氏盘、史墙盘、兮甲盘等。
散氏盘铭文349字、史墙盘284字、兮甲盘129字、虢季子百盘104字，单氏逨盘共372字。
这里既然出现了逨盘，其他青铜盘自然也不能少，比如十分知名的兮甲盘。
“这只盘子不简单，明显跟其他盘子不一样啊！”
为什么陈文哲一眼就盯上了兮甲盘？是因为这只盘子比夔龙纹蟠龙盘更好？
肯定有一点，因为其内有着不少铭文，也记录了很重要的一段历史。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只盘子是专业做旧了的。
其他复制出来的青铜盘，看着都很新，最多也就稍微做了一些处理，看着像是古董。
在陈文哲这种专业人士眼中，那些就是一眼假。
就算是复制的再精致，再唯美逼真，也是现代工艺品。
而眼前的这只兮甲盘却不同，陈文哲搭眼一扫就发现，这只兮甲盘看着十分古朴，最重要的是神韵自然，这就十分难得了。
如果这也是彷品，那彷制者绝对不简单。
最重要的是做旧，他居然看不出多少痕迹。
这就像是之前他在金牌典当鉴定的那件青铜鼎，彷制工艺已经达到了乱真级！
“这是兮甲盘！从哪弄得？”
被吸引了目光，陈文哲自然要好好看看。
因为他怎么看，都感觉这只盘子看着像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就有意思了。
像是兮甲盘这样的重宝，而且是宋代就出土的重宝，传世的时间很长，因为从宋代一来，最少也有上千年时间了。
传世千年，而且只要是个华夏人，都能一眼看出这时间宝贝。
那么，期间收藏、转手肯定必不可少。
那么在这中间，彷制一些赝品，不算稀奇吧？
而后的流传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
“兮甲盘”，也称兮田盘、兮伯盘或兮伯吉父盘。
这件盘子也肯定是我国的国宝级文物，属于西周重器，西周晩期青铜器，宋代出土。
这种盘形的青铜器，器型大体都差不多。
一般都是圆形，附耳。
不同出自口沿、铭文等。
比如这件兮甲盘，盘沿外侈，内底趋平，盘沿下饰窃曲纹，皮壳黑亮。
所以，它的传世状态明显。
只不过，圈足缺失。
整体看起来就是盘体呈圆形，盘沿边缘饰有花纹，底座圈足缺失。
可这并不重要，因为其内底铸铭文133字。
兮甲盘，因制作者兮甲，字吉父，一作吉甫，金文作兮甲、兮伯吉父。
作器者兮甲之甲旧时释作田字，故此盘又称兮田盘、兮伯盘、兮伯吉父盘。
西周晩期青铜器，宋代出土，自然传世痕迹就很明显。
铭文一共一百三十三字，记述兮甲（即尹吉甫）随从周宣王征伐玁狁，对南淮夷征收赋贡之事。
清吴式芬《攈古录》卷三作“兮田盘”，吴大澄《客斋集古录》卷十六作“兮伯盘”，方浚益《缀遗斋彝器考释》卷七作“兮伯吉父盘”。
盘内铭文记述了，周宣王伐严允（原作“玁狁”）的战争，获得战功而受赏赐一事。
翻译过来就是：周宣王五年三月（月晦）庚寅日，宣王最初下令讨伐玁狁，逐之太原。
兮甲吉甫遵王命，克敌执俘，凯旋归来。
宣王赏赐兮甲吉甫四匹良马，一辆軥车。
宣王又命兮甲吉甫东去成周（阳洛）掌政执法，责令四方交纳粮赋。
至于南淮夷、淮夷，原向我周朝交纳贡帛的农人，不得欠缴贡帛、粮赋。
他们来往、经商，不得扰乱地方和市肆。
若胆敢违反周王的法令，则予以刑罚、征讨。
特提请我周朝各地诸侯、百姓，从事商贸应在规定的市肆进行，不得到荒蛮偏僻的地方去做生意，否则，也要给予处罚。
兮伯吉父特作此盘记载。
其眉寿（年寿）万年无疆。
子子孙孙永宝用。
这就是青铜器为什么是国之重宝的原因，因为其上记录这我们祖先的丰功伟绩。
还有，研究这些铭文，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比如在商代，用干支纪录日期，60天一轮回，也有年和月的概念，但是彼时的概念同今天大不一样。
甲骨刻辞常见套路是先纪录占卜之日，如甲子，壬寅等等。
这种纪录方式让后人无法确定具体的时间，而使用生霸死霸则是一大进步。
青铜器上的生霸死霸纪录，加上前面提到的月份和后面的日子，就是干支日。
再参照历史上的有关记录，可以让今天的学者，相对精确地得出所记录的时间。
例如兮甲盘上的第一句是：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
已考订兮甲盘，属于宣王时期的。
宣王在公元前827年开始统治，那么这个五年就是公元前823年。
据此考证，这里提到的时间，就是公元前823年3月24日。
这种考证，是不是精确的可以？
相传“兮甲盘”于南宋时出土，曾被元代宰相鲜于枢等人收藏。
历经数代收藏传递，至清末民初辗转入大收藏家陈介棋之手，随后“兮甲盘”不知下落。
上世纪，霓虹、香江曾先后传出发现“兮甲盘”的消息，但均被证实为伪造。
直到2010年，一位旅居丑国的华人，在丑国一家小型拍卖会上，发现了“兮甲盘”，并花重金买下。
2014年，“兮甲盘”悄然回到华夏展出。
这时，经华夏多位权威专家鉴定，才确认为真品无疑。
第一千四百一十四章拓本为真
“兮甲盘”的返乡之旅考察有据、流传有序，实属难得。
所以，陈文哲并没有认为，他眼前的这件，就是真的。
虽然不认为真的是真品，但是这一件肯定也是老彷。
陈文哲看着其内的铭文，这东西要想彷的好，必然要有所了解。
如果不懂这上面铭刻的钟鼎文，稍微一疏忽，就有可能出现错误。
所以，鉴定青铜器，如果有足够的知识底蕴，那么最简单的就是看其内铭文。
书写、字形、字义、组词、断行等等，都有可能出问题。
当然，其他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模彷的手段。
青铜器存在几千年，最起码从宋代就知道这是宝贝，所以之后一直都有彷制者。
流传到现在，各种彷制手段，都应运而生。
可不管再好的手段，都有高低。
陈文哲看的十分仔细，因为他居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这就是他的眼力，如果有明显的错误，他肯定一眼就能看的出来。
“兮甲盘”的铭文记述了西周的官制、战争、封赏、税赋、奴隶、贸易管理等诸多细节铭文。
如果不是行家，肯定会出错。
可这一件，怎么看都不像是彷品。
此时陈文哲想起来了关于《兮甲盘》的一个传闻，主要是其真伪的争论。
制成于西周、出土于宋代的兮甲盘，到元朝时，被书法家鲜于枢收藏。
而自民国收藏家陈介棋收藏以后，这件盘子就遗失了，只有拓本存世。
现在在霓虹书道博物馆，就保存有一件叫做“兮甲盘”的青铜盘。
但是经过考证，该盘和陈介祺先生保存过的那件兮甲盘是两回事，现存霓虹书道博物馆的青铜盘是伪造的。
真正的西周晚期《兮甲盘》的拓片，可以看见陈介祺和吴大澄的印章。
这证明该拓片出自原《兮甲盘》，因此是真实的。
该拓片与霓虹书道博物馆所藏“兮甲盘”对照，证明该盘是伪造的。
在香江中文大学文物馆内也有一件青铜器盘，与传说中流失的《兮甲盘》，在尺寸、铭文、纹饰上，有着惊人的相似！
当我国钟鼎古器鉴定专家杜廼松，与香江中文大学教授王仁聪教授，对该盘进行鉴定的时候，发现这件“兮甲盘”也是伪造的。
盘子铭文是伪造的，采取一种腐蚀法。
他们做这个铭文，它就是用硝酸或者是用三氯化铁。
这样的强酸，在上面按照字口一个笔道一个笔道来腐蚀。
硝酸强酸碰到金属物，这些金属物就会腐蚀了，笔道就会出来。
铸造假字的时候，若用刀凿刀刻，就容易显示出刀凿痕迹。
用腐蚀法，这个毛病就可以去掉了。
但也会出现不少的破绽，比如笔划过肥，或笔道出不来。
香江中文大学这件器物，虽然是一件真实的铜盘，但并不是西周的那个传世的《兮甲盘》。”
香江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的伪“兮甲盘”，盘上铭文的破绽是最好的证据。
该盘铭文是依据《三代吉金文存》中兮甲盘真铭，而伪作出来的。
伪铭利用了腐蚀法，在伪作铭文中出现了不少破绽。
例如：第四行的“甲”、第十行的“诸”字。
这些都由于腐蚀过度，笔画都未出来，已不成字。
有的字显示出了缺笔，如第十三行的“无疆”。
有的由于腐蚀字的笔画时，注强酸不均匀，造成笔画粗细不匀称，如第十行的“不”字，等等。
我国古代有许多着名的收藏家、鉴赏家，其中不乏喜欢收藏古铜器的人。
史载元时姚遂，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晚年无其他嗜好，惟得商周古铜器，则喜而忘寐。
平时出入居处，随之左右，时时把玩，视古铜如珍物，放进取出，必亲自动手，从不让人代劳，惟恐玷污了它。
官至三司史掾的鲜于枢，除朝廷公务外，闲暇即与古铜为伍。
一次，他在僚属李顺父家发现一只铜盘，已被家人折断盘足作为饼盘。
鲜于枢细心考察，断定是古代器物，遂将盘收藏。
此盘就是有长篇铭文、赫赫有名的传世重宝西周《兮甲盘》。
这件器直至清末民初仍存，民国时被收藏家陈介棋收藏。
此后已不知下落，却时有伪品出现。
但因原《兮甲盘》有真实的拓本存世，所以，伪造者极难得逞。
难彷，并不意味着没有人能够彷制出乱真级作品。
毕竟从元代出现，直到民国遗失，这件宝贝就只有拓本存世。
此后的几十年人们不知其真实下落，也因着丢失，兮甲盘成了一件不断被彷造的文物。
就比如霓虹书道博物馆曾收藏的那件，他们就表示那是真品，可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并不是。
还有香江中文大学文物馆的一件，这件就跟兮甲盘倒是十足的相似，却也被鉴定为赝品。
到了现在，行内很多人，都能清晰的指出了用何法伪造。
既然流传于世的都是赝品，那么真正的兮甲盘又在哪儿呢？
旅美华人杜先生拍下的那份，又是否为真品？
他当时拍下只是偶然，事前并未知道有这么一件藏品，所以杜先生拍下其实有些冒险。
一来兮甲盘一直都未现过世，二来当时兮甲盘在市面上的赝品不少，三来若是真品价格必然不止300美元。
但他凭着多年的眼力，认为那就是真品。
如此价格，大抵也是因着主办方也不知情。
随后杜先生带着他所拍下的兮甲盘回到国内，目的是寻找专家鉴定真伪。
不料找的专家都称这是彷品，杜先生并不甘心，此后一直在找专家鉴定的路上。
由于住在丑国，来往比较不方便，加上研究的时间，便拖延的久了。
2014年，北湖省SY市非遗文化专家袁正洪，以及其他的几位专家，同时给出了结果，这份确实是真品。
它跟拓本之间的比对完全融合，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鉴定手段。
从前那些不确定真品的兮甲盘，也是跟拓本比对之后出来的结果。
唯一的遗憾就是兮甲盘没了盘腿，但总的来讲，还是不失为一件国宝。
在诸多学者眼中，兮甲盘其足羽翼经史，更在毛公诸鼎之上。
其回归对研究西周历史，以及当时的文化、体制等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千四百一十五章神一般的存在
2017年7月15日，杜先生将兮甲盘送去了西冷印社拍卖会。
在拍卖现场，1.2亿起拍，1.25亿，1.3亿，1.4亿，1.5亿，1.6亿，1.65亿。
在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后，电话委托报出1.7亿。
场内报价1.75亿，再次经过了几分钟的等待。
场外1.8亿的报价出现，1.85亿场内，落槌!
2020号号牌竞得，现场举牌的是一位知名的江浙籍圈内人士。
他是受藏家委托参与竞投，但这件重器是否最终留在了江浙，目前尚不清楚。
但是，前后拍卖市场长达半个小时，加上佣金，成交价高达2.1275万元。
一七年，绝对称得上是疯狂的“青铜器年”。
从3月份，纽约佳士得4件藤田美术馆的青铜重器，拍卖成交价格悉数过亿。
之后，内地拍场也出现了传奇般的青铜器成交记录。
兮甲盘的这个价格，仅次于3月份纽约藤田专场的方尊和方罍。
在如今所见的很多国宝级的历史遗存，都有着极其显赫的传承故事。
但是，正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它们往往在历史深处来了一次惊鸿一瞥后，又一度神秘的隐藏了起来。
当人们拼命的寻找它的所在而不可得时，它又会柳暗花明的出现在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让所有人为之拜服。
兮甲盘，便是如此传奇的存在。
1.85亿落槌！总成交价格超过两亿，这样的东西肯定是超级国宝！
代表着我国古代艺术品巅峰成就的商周青铜器，在历朝历代都有出土和收藏。
举个例子，我们在这两年十分热门的海昏侯墓，就出土了一件西周的提梁卣。
所以，汉代的皇室，不少也是“古董收藏家”。
而到了宋代，更是形成了皇室集古摹古的一个高潮。
到了宋徽宗时期，这位着名的艺术皇帝，更是主持编纂了我国历史上极富盛名的金石着作《宣和博古图》。
他着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839件。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兮甲盘却不在宋徽宗《宣和博古图》着录之列。
这大约说明，在北宋时期，这件重器还未入藏宋代皇宫。
为什么说它出土于宋？主要是南宋时期有记载。
兮甲盘最早的着录见于南宋的《绍兴内府古器评》，作者张抡。
他活跃在约宋高宗绍兴(1131-1162)末前后，到孝宗淳熙(1174-1189)前后。
这位填的一手好词，在《绍兴内府古器评》一书中，张抡将兮甲盘记载为“周伯吉父匜盘”。
有关着录中不同名称，也是有争议的。
这本书清楚的记载，兮甲盘其“铭一百三十三字”。
由于该书记录的古器，全部都是南宋宫廷藏品，而除了《绍兴内府古器评》以外，南宋其他古籍再无论述。
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兮甲盘大约从宋高宗赵构(1107—1187)时期开始，就已经入藏南宋宫廷。
但在大约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深藏宫中，一直到南宋被蒙元所灭，该盘才散落民间。
南宋之后，在七八百年的时间里，兮甲盘明确的收藏者只有两位，但都是赫赫有名的超级人物。
从靖康之耻到崖山之战，辉煌的两宋文明两次遭到异族蹂躏。
两宋宫廷的诸多宝物散落民间，这件兮甲盘再次被偶然的发现，则是归功于和赵孟頫齐名的元代着名书法家鲜于枢(1246-1302)。
鲜于枢在《困学斋杂录》中写道：“周伯吉父盘铭一百三十字，行台李顺甫鬻于市。家人折其足，用为饼炉。予见之乃以归予。”
比鲜于枢年代稍晚的元代金石鉴赏家陆友，在其着作《研北杂志》中，同样记载了兮甲盘的“惨痛遭遇”。
周伯吉父盘，铭一百三十字。
家人折其足，用为饼盘。
鲜于伯机验为古物，乃以归之。
由于鲜于枢，在元早期的大德六年(1302年)就已经去世。
因此，可以断定，兮甲盘早在元代初年，就被行台李顺甫的家人，将盘圈足打掉，用作烙饼的煎锅了。
由于兮甲盘早在宋元时期就累累着录，称得上是一件名件，因此，后世历代都有彷造。
但有的后世彷造的兮甲盘，突然之间“长”出了圈足，那可是闹出大笑话的。
在整个明代和清代中早期，兮甲盘并未见知名的文献记载。
但到了清中后期，兮甲盘被一位金石名家所得。
他便是大名鼎鼎的陈介祺，这一时间段是1813—1884年。
陈介祺，齐鲁潍城人，他是有清一代最为出色的金石收藏家和鉴赏家，可能没有之一。
陈介祺一生精于金石文字考证及器物辨伪，仅三代、秦汉古印一项，就有7000余方，他还造就了《十钟山房印举》的印谱经典。
陈介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处在于，其一生收藏铜器、玺印、石刻、陶器砖瓦、造像等藏品多达2万余件。
而后来的众多专家学者，对于其一生的藏品进行严格考证，竟然没有发现一件赝品。
这在上下千年的收藏家中，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了。
陈介祺一生收藏有不少知名的商周青铜器，除了大名鼎鼎的毛公鼎，现藏在北台故宫博物院藏。
其他还有天亡簋，现藏在华夏历史博物馆藏。
曾伯簠，现藏在华夏国家博物馆藏。
除了这些以外，兮甲盘绝对称得上是陈介祺一生收藏中的名件。
而历经陈介祺的珍藏，绝对是其年代和真伪的最大保障了。
陈介祺先生在得到了兮甲盘后，在其多篇着作中都记录下了对它的收藏和考证。
陈介祺的《簠斋金文题识》有着如下记载：“下半已缺。一百三十三字。字类石鼓，宣王时物也。鲁誓事文。出保阳官库……”。
值得一提的是，兮甲盘在七八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如今所见的最早的拓片，便是出自于陈介祺之手。
现在翻阅资料，在国家图书馆中就能发现，其内藏有一件陈介祺所拓的兮甲盘拓片。
而另一件陈介祺的兮甲盘拓片，则为大海市一位当代金石收藏名家所珍藏。
陈文哲对这一方面很感兴趣，之前也有幸看过那件拓片的照片。
第一千四百一十六章不知所在
就是因为陈介祺是神一般的存在，他留下的拓片，才会被世人广泛认同。
既然拓片没问题，那么跟拓片不同的兮甲盘就有问题了。
而兮甲盘由于早在南宋就入藏宫廷，因此，从宋之后的历代，就都有彷品出现。
因此，如今我们判定西冷这件兮甲盘是否可靠到代，除了判别其自身的时代特征和工艺之外，一个最直接的左证，便是和陈介祺的铭文拓片相比对了。
为什么说陈介祺留下的拓片保真，除了之前说的那些原因，还有就是因为兮甲盘到此的流传，十分有序，而且明了！
这里还有其他左证，比如与陈介祺同时代的金石名家吴式芬(1796-1856)《攈古录金文》一书，则是最早收录兮甲盘铭文的着作。
但吴式芬在释读全文后写：“未观其器，不知足有缺否……陈寿卿说三足并坐俱缺，即困学斋器也。”
而吴式芬在他另一部《攈古录》中，则更为详细的记载道：“直隶清河道库藏器，齐鲁潍县陈氏得之都市，器高三寸五分，口径一尺三寸五分，下半缺。”
吴式芬的《攈古录》初稿，作于咸丰三年(1853年)。
因此，基本可以得出结论，陈介祺收藏兮甲盘的时间，大约就在道光末年到咸丰初年期间。
陈介祺去世后，陈氏后人并没有能够守住其一生的收藏体系，一代传奇的毕生收藏散落各方，这件兮甲盘便从此不知所踪。
但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近现代着名古文字学家容庚(1894-1983)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刊载了兮甲盘的黑白照片，成为了一代国宝最早的可靠影像记录。
民国至解放后，多位知名专家学者都对兮甲盘的铭文，进行了细致的考证。
但是从他们所留下的文字看，都只是从铭文拓片入手进行的研究，而并没有见过其实物。
如陈梦家在建国初撰写《西周铜器断代》时，便称兮甲盘已“不知所在”。
如果不是眼前的这件，陈文哲怎么也看不出它假在了哪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兮甲盘的传承。
这么一推理，问题还是处在民国之后，也就是陈介祺老先生亡故之后。
看着眼前的青铜盘，陈文哲陷入了沉思。
兮甲盘那么有名，而且出世那么早，作伪的肯定不少。
不说别人，有郑宇他们提示，他都有想法复制一批青铜器重宝。
像是那些青铜牛，还有青铜盘，甚至是青铜鼎，他可都有兴趣。
所以，作伪一件名扬四海的大盘，历代一来的彷作高手，肯定没有少彷制。
而其中彷制的好不好先不说，最有名的肯定是之前说的那两件伪器。
鉴定一件文物，最好的方法，自然是跟真品做对比。
兮甲盘没有真品，那么有考证正确的拓片，也是好的。
现在陈文哲想要找出眼前这件兮甲盘的破绽，那就一定要了解，历代以来的伪作都是什么样子，什么等级的作品。
首先对比的，肯定就是，霓虹和香****馆藏的兮甲盘。
前面陈文哲了解过，兮甲盘由于太过于有名，历朝历代彷品极多。
而西冷春拍上的这件兮甲盘，除了其本身的时代特征以外，其铭文和陈介祺先生所留下的原始拓片完全可相比对。
这成为了它，为西周真品的最直接保障。
如果真要找赝品，那么举出的两例，就是上述霓虹和香港的两件有名的兮甲盘伪器。
可那些彷作，年代都有点早。
一件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的。
那个时期，有传闻说霓虹书道博物馆收藏有兮甲盘，还留有圈足，但是被认定为民国时期伪造的彷品;
而八十年代，香江中文大学也收藏到了一件兮甲盘，根据多位权威专家鉴定，其盘身年代确到西周。
但是铭文却是后人伪造，但是用强酸腐蚀而成的铭文，和陈介祺的原始拓本，自然会有明显的差异。
根据陈文哲所了解的情况，西冷这件兮甲盘早年曾经流散海外，之后回流国内。
2014年11月这件兮甲盘，亮相在武市举行的华夏(北湖)文化艺术品博览会。
当时便得到了数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的一致认可，后来，它辗转出现在了西冷春拍之上。
依靠这些，其实都很难断定，哪一件是真品。
但是看铭文，却可以断代，因为铭文不会说谎。
甚至说，铭文的历史密码，才是确定一件青铜器真伪、价值的关键。
青铜器的铭文，每每包含了最第一手的重要历史信息。
对一件青铜器的市场附加值，往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兮甲盘腹内铭文十三行计一百三十三字，因内有重文四字，故史籍有言其一百二十九字或一百三十字的区别。
陈文哲不是专业的古文字研究者，对于铭文考证属于外行。
但是，他读书多啊！
幸而近百年来，众多一流专家学者，都对这件名器的铭文，进行过反复的研究考证。
所以，陈文哲只要看这些学者的成果就可以。
想要鉴定兮甲盘，必然要了解兮甲盘铭文，也必须要知道兮甲盘内铭文记录的秘密。
根据了解，陈文哲知道，兮甲盘铭文中，包含了兮甲盘的几大历史密码。
第一肯定是器主，典籍对此盘有“伯吉父匜盘”、“兮田盘”、“兮伯盘”、“兮白吉父盘”、“兮甲盘”等名。
称谓差异源于先秦姓、氏、名、字的使用。
在秦汉以前，姓和氏为两个概念。
《资治通鉴外纪》云：“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
《通志·氏族略》有言：“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
名乃自用，字多是对名的补充解释，互为表里，故又叫“表字”。
作为贵族的兮甲，兮是氏，甲是名，字伯吉父。
王国维《兮甲盘跋》认为：“甲”是天干的开始，而“吉”也有开始的意思，如月朔为吉月，一月前八天是初吉。
铭文前半段，对周王称自己名，作“兮甲”，后半段记自己做器，故称字“兮伯吉父”。
第一千四百一十七章中华诗祖
“兮甲”“兮田”，则是金文中“田”、“甲”二字相似，导致隶定之误。
这个后文还要说一下，对比兮甲盘的拓片，更加容易辨别。
通过这些，王国维进一步推测，“兮伯吉父”便是《诗经·小雅·六月》中“文武吉甫”、“吉甫宴喜”中的“吉甫”。
《诗经·大雅》的《崧高》和《烝民》皆有“吉甫作诵”句。
《毛传》开始于字前加“尹”，尹是官职之名，《今本竹书纪年》也录有“尹吉甫帅师伐猃狁。”
综合文献资料，可知尹吉甫是当时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家。
而尹吉甫也是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主要采集者，历史地位举足轻重。
2009年4月23日，“中华诗祖”尹吉甫(兮甲)的墓碑纪事碑被发现。
这块墓碑之上刻有墓志铭，发现地点是在北湖十堰房县青峰镇松林垭宋家沟水库坝中心，这块碑在水坝底部出土。
这就是兮甲盘的重要意义，它可以跟这块墓碑相比对，更加能够左证历史。
而第二个重要意义，就是对于年代的断代。
兮甲盘中的铭文，开篇王年、月相、日干支三者齐备。
王国维依据《长术》，推周宣王五年三月乙丑为朔，庚寅为廿六日，正与既死霸相吻合。
对兮甲盘干支日的推算，学者历来各执一词，但年月的认定基本一致。
华夏历史上，自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始有确切纪年，十四年后，周宣王继位。
兮甲盘所述的“五年”，就是公元前八二三年。
第三是猃狁，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中，王国维论证鬼方、昆夷、荤粥、獯鬻、猃狁实属同一族群，即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匈奴。
自殷商起，他们被华夏地区冠以不同称谓。
猃狁一名，于厉王至宣王两代在文献、金文中频繁出现，足见侵扰之甚。
而《纪年》有“穆王西征犬戎，取其五王，王遂迁戎于太原。”
“宣王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
《诗经》又有“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大原一地不会同时出现两戎，由此可知，在西周晚期，猃狁又唤作犬戎。
第四是地望，《兮甲盘跋》考据音韵，认为这一用兵之地正是《春秋》的“彭衙”。
彭衙在汉代是左冯翊衙县，位于洛水东北。
这里的洛水属渭河支流，地处西陕，非河南尹洛。
玁狁犯周，自洛水向泾水进发，周王朝的防御在这里符合地理实情。
虢季子白盘有铭“博伐玁狁于洛之阳”，也可左证便是彭衙。
根据知名考古学家郝本性先生的考证，华夏国家博物馆现藏的虢季子白盘，有铭文一百一十字，乃韵文，且同为西周晚期宣王之器。
而该盘铭：“搏伐玁狁，于洛之阳。”
此盘一百三十三字，盘铭：“王初各伐玁狁于，兮甲从王。”
玁狁为周西北方少数民族，春秋时，在秦国晋国的追击下，被迫迁往尹洛一带。
当然，夷、宣时的多友鼎、不簋、逨鼎均提到与玁狁作战。
兮甲盘在记载此事时，更充实了物证。
从这一方面看，已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有趣的是，这件虢季子白盘，清代于宝鸡出土后，也经历坎坷，甚至用作养马装料的马槽。
事实上，此种大方盘绝非洗浴用的，而是一种铭刻武功的记功“碑”。
墨子所谓“书之竹帛，琢之盘盂”，其底较平而面积大，将重要铭功记事，刻铸其上，便可在宗庙中永久保存。
因此兮甲盘的珍贵价值，突出体现在铭文上，郝本性先生认为，其史料可与《尚书》一篇相比。
兮甲盘铭结合《今本竹书纪年》所记：“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帅师伐玁狁，至于太原。”
《诗经·小雅·六月》的“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印证补充，大抵还原出那一年战火纷飞的场景。
在宣王五年三月，玁狁侵扰周王朝，双方爆发战争。
兮甲跟随宣王亲征获胜，旋即被派遣至成周。
在那里，兮甲严明政令，管制诸侯，并施压南淮夷，征收到大量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
至六月，兮甲率军再次出征，大捷而归，暂时平息了王朝的西北边患。
宣王在位四十五年，重用贤良，国力重复，南征北伐，诸侯来朝，是西周中兴之主。
可是说，传奇的兮甲盘成为了一代盛世的明证。
郝本性先生在其考证文章中特别提到，还有一件宣王时器是1974年西陕武功县周代遗址出土的驹父盨。
记载南仲邦父命驹父到南淮夷征赋贡时，要谨慎对待夷俗，要“献厥服”。
那里所贡是丝织品，表明西周王室贵族从黄淮一带征收丝织品。
《周礼·大行人》：“其贡服物。”
郑玄注：“服物，元(玄)纁絺纩也。”
所以，在西周晚期，从黄淮一带通往西陕宗周，也是一条“丝绸之路”。
由此而知，兮甲盘是西周王朝同东方各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往来和融合的见证物。
兮甲盘，也称得上是“一带一路”概念的艺术珍品。
在充分了解了兮甲盘“传承的秘密”和“铭文历史价值的释读”后，相信很多人对于兮甲盘，堪称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已经十分了解了。
那么总结一下，兮甲盘内主要内容就很清楚了。
器中铭文一百三十三字，记载中央王朝西周周宣王的历史，从政治稳定、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多角度记录一个正在崛起的伟大文明古国。
而这一点，自南宋初年起，经宋元明清历代金石学大家，研究确认的着述，已经多达百余种。
所以兮甲盘是已知国内拍卖市场中铭文字数最多、出版着述最多，级别最高、分量最重的青铜器。
首先，所涉人物级别之高前所未有。
比如周宣王，他为西周倒数第二王，开启了“西周中兴”之盛世。
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虢季子白盘”即是周宣王所铭，且比兮甲盘要晚七年。
第一千四百一十八章史上最贵平底锅
通过“虢季子白盘”中的铭文，可以左证兮甲就是尹吉甫。
他是当时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大诗人，文武双全。
他也是《诗经》的主要编纂人，保留和弘扬了华夏早期文化，被认作“诗祖”。
其次，兮甲盘记载了保卫国土、稳定南北边疆，兼及与少数民族之关系。
兮甲跟随周王北伐匈奴获胜，保卫北方国土。
又治理南淮夷，维护了王朝东南边疆的稳定。
当然，“虢季子白盘”同样记录北伐之事。
第三，记载建设法制、完善社会制度。
兮甲监督贡赋，规范商贸，严明法律，是治理国家的重臣。
孔子尚钦周礼，周代之制度也可谓中国后世一切制度的鼻祖。
第四，记载开展贸易、丝绸之路萌芽。
南淮夷向周的进贡主要是丝织品，线路自黄淮到陕西，即是早期的“丝绸之路”。
第五，流传为宋代以来金石学及其他学问之缩影。
宋代以降，张抡、鲜于枢、陆友仁、吴式芬、陈介祺、吴大澂、罗振玉、王国维、容庚、郭老、陈梦家等，几乎所有重要之金石学着作，均记录这件名器!
这么一件重宝，卖出高价就没什么可奇怪的。
所以，加上佣金成交价为2.1275亿元，也算是正常。
毕竟这么点钱，在当时也就等于0.6吨黄金，真算起来也不算贵。
而就算是这样，当时也刷新了我国古董艺术品拍卖纪录。
也亏得当时杜先生没听那些专家的话，否则岂不是要错失一件珍宝，并给自己带来损失。
或许也是那些专家道行不够，才看走了眼。
不过，当今古玩市场鱼龙混杂，凡事还是多留个心眼的好。
比如现在，陈文哲也就多留了一个心眼。
现在真品兮甲盘出现，还有明确的交易记录。
但是，他的流传可不是有序的，因为期间有断代。
民国时期，陈老先生收藏的兮甲盘，肯定是真的，因为其流传有序。
还有，那个时期留下的拓片，也肯定是真的，因为那个时期真品还存世。
那么后来的兮甲盘，怎么确定真假？
难道跟拓片一样，就是真的了？
不管是霓虹，还是香江的兮甲盘，都是因为其内铭文作假的时候，出现错误，从而被人确定是赝品。
那么陈文哲要是自己彷制呢？他相信，只要他想要彷，就肯定能够彷制出以假乱真的兮甲盘。
到时候再用绝活做旧一下，谁能认的出来？
就凭借拓片？还是用那件藏在国内的兮甲盘来比对？
要真说起来，这件青铜盘子的争议之处，还有很多，比如名字。
这个的争议其实更大，很多人认为，这件宝别的真名，应该叫兮田盘。
怎么证明？其实还是十分容易的。
虽然陈文哲眼下鉴定兮甲盘的时间不长，但只是一瞬间，他就把兮甲盘的前世今生，都研究了个遍。
捋了一遍，兮甲盘的那点秘密，他就一清二楚了。
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现在网上有文章，登载簠斋先生（陈介祺）原拓的西周重器【兮田盘】拓片，一般都是写作【兮甲盘】。
对原文不作评论，只对器物的名称，发表意见。
很多人实在不能苟同，不想称其为兮甲盘，认为有必要纠正。
簠斋先生拓片的字迹，拓制的非常清晰。
如果你看过，认真看过，仔细看去，就会发现上面明明写着的是“兮田”怎么变成了“兮甲”？
拓片左下方盖有“簠斋”两字收藏印，说明此器为簠斋所藏，拓片为其所拓。
现存的《簠斋藏古目》书中第九类，记录了藏有西周铜器“盘”类，共有四件。
其一就是【兮田盘】，写的很清楚。
文中并记录了，此器已损坏：“足损”。
这是簠斋亲笔手书的记载，当确定无疑。
从外形上鉴定，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因为这件兮甲盘太出名了，毕竟西周“大铁锅”坎坷七百年的故事，在行内已经是耳熟能详。
所以，这件青铜器，也是最有故事“国宝”，也是史上最贵的平底锅。
话说公元1283年，仕途不顺的书法家鲜于枢定居杭市。
一天，他应邀前往同僚李顺俌家中做客。
席间一道“烙饼”美味可口，鲜于枢甚是喜欢！
谁曾想到，这饼可大有来头！
居然是用一口3000年的西周“大铁锅”烙成……
鲜于枢性格本就豪爽，在席间吃到美味的烙饼，便突然有了要学一学做法的念头。
于是，他起身前往李家厨房，准备偷师几手……
然而，当他一眼瞧见灶头那口烙饼的铁锅时，心中不禁咯噔一下！
这……真的是平顶锅吗？为何锅底隐约有字？
鲜于枢不亏是元代极具才气的文人书法家，只消一眼，他便看出那平底锅地的字迹非同一般！
这绝非是有人信手涂鸦，锅底密密麻麻上百个字迹，竟然都是千年之前的西周金文？
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那个时期也称金文。
原来，李顺俌也是在别处得到此物，放置于家中多时无用，竟然被厨娘拿去硬生生敲掉底座，搞成了烙饼的锅子“废物利用”……
鲜于枢哭笑不得，他认定此物为西周古物，不忍其沦落为炊具使用，随后花钱买入……
因为兮甲盘是重宝，这一点古人也是认同的。
毕竟之前被南宋皇室收藏过，还有几率，元代的人自然也会知道。
所以，兮甲盘被书法家鲜于枢“拯救”于厨房之间的故事，就广为流传。
所以，自南宋以来，古籍记载中便出现了一件西周青铜盘的记载，据说是从一古墓中出土。
古墓在哪，已经找不到，但是后来确定了是兮甲的墓，而且还找到了有铭文的他的墓碑。
很可惜，兮甲盘这件重器后来的下落不知，但幸运的是陈介祺老先生为我们留下了历史的真迹。
《簠斋藏古目》中，兮甲盘内铭文的原件复印图，能看的十分清楚。
陈文哲自然也研究过，现在就算让他仔细看，也肯定是大概率读作兮田。
第一千四百一十九章完美仿制
为什么有人会认为是兮田盘呢？因为从拓片上看，那个甲字下面的一竖，出头很少。
这里就是问题，田字那一竖只要出头，那就是甲。
所以有人认为，不是田，要不然那一竖怎么会出头？
而只要出头，就算是一竖再短，那也应该是读作甲。
在陈文哲看来，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铭文记录的内容。
更何况，任何着作中的历史，都是需要互相左证的。
在这里，就不能只参考兮甲盘的铭文了，还需要参考其他。
比如兮甲的墓碑铭文，还有同一时代，同样夹在这兮甲盘中战争的虢季子白盘。
这只盘子也有铭文：“王初各伐玁狁于，兮甲从王。”
针对同一历史事件，有两件青铜器同时记载，那就左证出应该是兮甲，而不是兮田。
所以，陈文哲还是认为，应该读作兮甲盘，毕竟田字都认识，它那一竖出头了，就应该读甲。
这一点，跟国内无数考古学家和学者的意见，是一个样的。
既然在名称之上，陈文哲都有自己的看法了，那么对于铭文的鉴定，还有什么问题？
“文哲，看什么呢？”
眼看陈文哲围绕着这只盘子，已经转悠半个小时了，郑宇等人全都很奇怪。
“这是兮甲盘！”陈文哲感叹的道。
“我们知道的，彷的兮甲盘。”郑宇立即道。
“不对啊，你说这是兮甲盘，不是彷品？”曹庆春的反应最快。
张一杰此时也是一脸惊讶，很显然，他也反应过来了。
“不可能吧？真品被拍卖了，卖了两亿多，不可能那件是假的吧？”
陈文哲点头道：“那件不是假的，这件是彷品，但它不是现代彷的，而是八百多年前的宋代彷的，南宋宫廷彷的。”
如果不是使用回朔查看这件兮甲盘的历史，陈文哲还真没法准确断代。
不过，他的心中还是十分可惜，这毕竟是一件彷品，而不是真品。
也不知道这件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找来的，居然当做赝品，流入了他的博物馆。
“还是彷品啊！”张一杰有点失望。
“八百年前南宋的作品，也很不错了！”曹庆春笑了起来。
“你弄来的？”陈文哲诧异的道。
曹庆春笑呵呵的道：“这是我送你的礼物，那件大盘子是郑宇送的，老张送了一幅图，五牛图的彷品。”
“你们有心了，居然送我的都是宝贝！”陈文哲笑了。
东西的价值高低先不说，最起码这些兄弟都用心了。
“可惜是彷品，要是真品就好了。”曹庆春还是感觉十分可惜。
“彷品也很不错了！”陈文哲摇头道。
兮甲盘到底有多么珍贵呢？首先它是青铜器，是西周晚期的重器、礼器，被定为中国国宝级文物。
其次是它承载着周宣王时期的一段历史，这一点最重要。
最后能证明，它的主人兮甲吉甫来头不小。
尹吉甫就是《诗经》的总编撰者，因此，尹吉甫也被称之为“诗祖”。
值得一提的是，尹吉甫还是尹姓和吉姓共同的祖先。
周幽王时期，幽王任用奸佞，倒行逆施。
尹吉甫屡次劝谏不听，愤而还乡，最后郁郁而终。
除了这些历史价值之外，兮甲盘的造型精美，颜色特殊。
众所周知，青铜器出土的时候，一般附着许多青绿色的铜锈。
然而，兮甲盘的颜色却是黑亮色。
兮甲盘历经近3000年，却几乎无锈蚀的地方，依旧光亮如初。
它的造型，就像一个大盘子。
兮甲盘，圆形，附耳，盘沿外侈，内底趋平，盘沿下饰窃曲纹，皮壳黑亮，传世状态明显，圈足缺失，内底铸铭文133字。
而这件彷品兮甲盘，由于是南宋宫廷彷制，所以工艺达到了巅峰。
虽然陈文哲没有见过真正的兮甲盘，但是，他认为那件兮甲盘的品相，绝对不会比这件要好。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到了宋代，青铜的冶炼技术，肯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特别是对于失蜡法制作的青铜器，更是更上一层楼。
古代制作青铜器，特别是到了宋代，青铜器已经有点失宠，毕竟瓷器开始兴起。
可是，那个时期的宫廷青铜器冶炼技术，还是处在登峰造极的水平。
比如失蜡法的利用，因为失蜡法铸造的器物，可以玲珑剔透，有镂空的效果。
我国失蜡铸造技术原理起源于焚失法，焚失法最早见于商代中晚期，这种技术在无范线失蜡法出现之后逐渐消亡。
北湖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尊、盘，是我国所知最早的失蜡铸件，时代是在公元前五世纪。
1975年甘省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
这是目前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我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
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我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
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我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
我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不同，因而可以排除我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2015年3月，南河省ZK市在配合项城某基建工地进行文物勘探时，发现一处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群。
这一次从其中发掘出土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的一把青铜剑，保存完好，十分罕见。
这一切，都表明我国的青铜冶炼工艺十分强大。
而到了宋代，那就不用说了。
只要皇室想要的东西，哪里能做的不好？
所以，这就是一件南宋的彷品兮甲盘，也是十分珍贵的。
因为肯定是根据真品，一比一完美彷制。
所以，这件盘子的精美程度，一点也不比真品差。
至于其他铭文什么的，这一只兮甲盘也肯定是完美呈现。
这也是陈文哲一时之间，看不出它是赝品的原因。
毕竟彷制了八百多年了，就算是彷品也是真正的古彷。
至于真品兮甲盘，现在的下落不明，不过应该是在我国的一名私人收藏家的手中。
第一千四百二十章镇国之宝
虽然兮甲盘不在公立的博物馆里，但也最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也算是这个重量级国宝的一个不错的归宿。
这让陈文哲想起了清代张英的一首诗：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通过国宝兮甲盘的坎坷流转，让他明白了人生的一个大道理，无论你这一辈子打下多少钱财，最终都不能带走。
你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最终是花落他家。
人就是赤条条地来到了这个花花世界，又赤条条地离开了这个花花世界。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珍惜身边人，活好当下。
“不要感慨了，过去看看我送的五牛图，你肯定会满意！”
就在陈文哲等人都十分感慨的时候，张一杰有点急不可耐的道。
郑宇和曹庆春的礼物，都十分珍贵，现在就只剩下张一杰的了。
张一杰本来还暗搓搓的偷着乐，因为他知道，他送的五牛图，真的不简单。
本来他还打算一鸣惊人，没想到，他好像要悲催。
一件真品青铜第一大盘，另外一件也是十分珍贵的彷品。
毕竟彷了都八百多年了，而且是南宋皇室彷制的，本身价值就不低。
现在他的近代彷制五牛图，好像就太不起眼了。
“看样子你胸有成竹啊？那我还真得好好看看。”
陈文哲一眼，就看透了张一杰的那点小心思。
他笑了笑，跟着众人向前走。
走到大厅尽头，两边是通向展厅的通道。
而正对着的影壁之上，挂着一幅五牛图。
这副五牛图实在是太出名了，彷品更是众多，可张一杰送的这一幅，还真是不简单。
虽然收藏的书画作品不多，但是鉴赏能力陈文哲还是有的。
《五牛图》是唐朝韩滉创作的黄麻纸本设色画，又名《唐韩滉五牛图》，
只不过，该作品现藏于神都故宫博物院。
所以，世人都知道，真品在故宫博物馆，那么彷制这么一幅作品，还有什么意思？
还真就十分有意思，因为这幅画中的五头牛，真的是画的太好了。
只要彷的足够好，价值肯定低不了。
此时陈文哲看着影壁上的五头牛，还真是感觉十分惊奇。
不是这副彷品彷的怎么样，而是因为这五头牛，怎么看都比像是彷品啊。
当然，这肯定是彷品，但是能彷的这么好，还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五牛图》中的五头牛，从右至左一字排开，各具状貌，姿态互异。
一俯首吃草荆棵蹭痒，一翘首前仰缓步前行，一纵峙而鸣，一回首舐舌，一络首而立。
整幅画面除最后右侧有一小树外，没有其他的背景，因此每头牛可独立成章。
看似简单，但是能够画出五头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牛，还真不简单。
所以，《五牛图》是我国十大传世名画，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真迹之一，也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
它是当值无愧的文化瑰宝，也是我国的“镇国之宝”。
《五牛图》的珍惜性体现在画作本身的稀缺性，这就是他的历史文化价值，因为它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
泛黄的纸本正是无声的诉说，我们试着联想出很多画面。
一卷画作在你手中缓缓展开，一头头形神各异的耕牛出现在眼前。
它们或行走、或回头、或直立、或仰头、或吃草，悠然自得，好不逍遥。
这副五牛图也是使用白麻纸制作，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在横卷上画了五条神态、性格、年龄各异的牛。
从右至左，首头为棕色老牛，描绘成一边咬着东西一边在杂木旁蹭痒痒的情状，意态悠闲；
次为黑白杂花牛，身躯壮大，翘首摇尾，步履稳健；
第三头为深赭色老牛，筋骨嶙峋，纵峙而鸣，白嘴皓眉，老态龙钟；
第四头为黄牛，躯体高大，峻角耸立，回首而顾；
第五头牛，络首而立，体态丰厚，凝神若有所思，双眼流琢出倔强的个性。
《五牛图》画卷上无作者名款，在拖尾的后纸上有赵孟頫、孔克标、项元汴、弘历、金农等自元及明至清十四家题记。
只不过，在这后面，稍微远一点的位置，还有一方钤印。
“修复小组？”陈文哲奇怪的看着这方钤印。
“对，就是当年修复五牛图的专家组彷制的，怎么样？”张一杰得意了。
能够修复五牛图的专家组，能不能画好五牛图？
懂行的都知道，所以陈文哲自然也十分清楚这一点。
说到修复五牛图，就必然要提到五牛图的传世和回归。
五牛图历代以来就十分出名，毕竟是国内十大名画之一嘛！
所以，《清河书画舫》、《珊瑚网》、《郁氏书画题跋记》、《六研斋笔记》、《大观录》、《石渠宝笈续篇》等书均有着录。
《五牛图》的身份家世，当是清晰而明确的。
乾隆在画中的题诗是“一牛络首四牛间，弘景高情想象间；舐龁讵唯夸曲肖，要因问喘识民艰”。
唐代初期，以牛、马为主要表现对象进行创作的画家逐渐多起来，到中晚唐达到高潮，不少画家专以画牛、马而着称于世。
在这里，就不得不说这幅画的作者。
韩滉（723～787年），字太冲，唐代长安人。
经历玄宗至德宗四代，是唐代宰相韩休的儿子。
在唐德宗时期历任宰相、两浙节度使等职，封晋国公。
他是一位拥护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地主阶级政治家。
擅画人物和畜兽，写牛、羊、驴等走兽神态生动，尤以画牛“曲尽其妙”。
他画的牛，姿态真切生动，具有一种浑厚朴实的风格。以绘田家风俗和牛羊着称。
《五牛图》相传为韩滉在出游时，目睹田间耕牛图景所画。
韩滉看到几头耕牛在低头食草，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笛，逍遥自得。
远处又见一头耕牛翘首而奔，另有几头耕牛纵趾鸣叫。
有的回头舐舌，有的俯首寻草。
韩滉遂命随从取出纸笔，全神贯注地速写出一幅幅耕牛图景。
韩滉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修改，终于绘出状貌各异的五头牛，并为这幅画取名为《五牛图》。
第一千四百二十一章稀世名笔，千古绝迹
有专家考证，韩滉的《五牛图》渗透着浓厚的个人情感，五牛寓指自己兄弟五人。
他们以任重、勤劳、温顺的牛的品性，表达爱同忠君的真情实感。
而史书中记载，韩滉就任宰相期间，非常注重农业的发展，他以牛为画题，也很可能是含有鼓励农耕之意。
《五牛图》中所绘五头神态各异的牛，或行，或立，或俯首，或昂头，动态十足。
可贵的是，画面上没有背景衬托，完全以牛为表现对象。
如果不是对牛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对牛的造型描绘有十足把握的话，是万不敢涉此绘画风险的。
勾勒牛的线条虽然简洁，但是画出的筋骨转折十分到位。
特别是牛口鼻处的绒毛，细致入微。
还有目光炯炯的眼神，体现了牛儿们温顺，而又倔强的性格。
在鼓励农耕的时代，以牛入画有着非常的含义。
画中的五头牛，从右至左一字排开，各具状貌姿态互异。
一荆棵蹭痒，一翘首前仰，一纵峙而鸣，一回首舐舌，一络首而立。
整幅画面除最后右侧有一小树除外，没有其他的背景，每头牛可独立成章。
在技巧的运用上，画家用粗壮有力的墨线勾勒牛的轮廓，表现出牛的强健、沉稳和行动迟缓。
尤其是对牛的眼睛、鼻子、蹄趾、毛须等部位的着意渲染，更凸显出牛有力劲健的筋骨和质感真实的皮毛。
画面在用色上也很有特点，深褐色、黄色、黑白，代表着最典型的牛的毛色。
虽然只用了两种颜色，却给人丰富多彩的感觉。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技法“点睛”，这是牵动全局的关键。
画家将牛眼适当夸大，着意刻画，使五牛童眸炯炯有神，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
五牛皆目光炯炯，深邃传神，将牛既温顺又倔强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画者着重刻画牛的眼睛，及其周围的皱纹。
他还用尖细劲利的笔触，细心描绘了五牛眼眶边缘的睫毛。
通过这些细节的刻画，把每头牛独具的个性加以强调，使它们鲜明地显示出各自不同的神情。
观者分明能感觉到，这五头牛不但有生命、有情感，而且有各自不同的内心世界，这是人格化的五牛。
此图作为手卷式组画，以牛为表现对象。
由于没有背景衬托，在构图型的安排上确实很费斟酌，要表现得非常具有特色，很不容易。
画家在构图处理上通过左右对称的形式，则较为很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
他将中间一青牛画成正面形象，使青牛直接对向观众，视角独特，形成画面的中心。
两面各安排两牛，呈对称形状向左右两方延伸。
五头牛也可以相互紧密联系起来，五头牛既是单一的个体，相互之间又有着紧密的联系。
最后，由之构成了一个非常和谐的统一整体。
五头牛虽是平行排列于画面上，但通过它们的昂首、低头、回眸左右顾盼的动态特征，使画面不显得呆板。
它们于彼此呼应联络中，而见构图的微妙变化。
从而有效地解决了构图呆板的问题，创构出了极为很好的手卷式，畜牛组画的构图样式。
《五牛图》打破了汉代只画牛侧面和平面的装饰性格局，生动地表现了牛的各种动态。
尤其是中间一头牛，正对观画者，角度独特。
由于画家准确画出了牛的透视关系，立体感强，因此也是形神毕具。
形神毕具、形象鲜明，只是能做到这些，就可以成为大师级作品，更何况还有其他种种？
所以，这绝对是一件大宗师级的作品，这也就怪不得它能够成为国内的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这样的一幅名画，自然是很出名的，所以历代以来很多名人，都对它有着高度赞扬。
像是元代画家赵孟頫：“五牛神气磊落，稀世名笔也。”
明代文学家、书画家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中也有详细记载。
“《五牛图》虽着色取相，而骨骼转折筋肉缠裹处，皆以粗笔辣手取之，如吴道子佛像衣纹，无一弱笔求工之意，然久对之，神气溢出如生，所以为千古绝迹也。”
稀世名笔，千古绝迹，这就是对于书画的最高赞扬。
而这一幅名画的传承，也十分有意思。
韩滉《五牛图》的流传沿革，根据画卷上的诗文题跋等，可知曾流入南宋内府。
元代时经赵伯昂、赵孟頫、元太子等人之手。
明代之时，项元汴等收藏过。
入清，曾藏于江浙桐乡汪氏求是斋。
金农曾两度观赏《五牛图》，最后一次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二月。
此后，《五牛图》流入清宫。
清朝末年，画作被转到中南海瀛台保存。
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五牛图》被劫出国外，从此杳无音讯。
《五牛图》几经辗转，最后被香江企业家吴蘅孙买下。
20世纪50年代初，吴氏企业濒临破产。
吴蘅孙自知无法再完好地保存这幅名画，便忍痛决定出售《五牛图》。
消息传出后，当时国内领导收到一位爱国人士的来信。
信中说，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在香江露面，画的主人要价10万港币。
他自己无力购买，希望政府出资尽快收回国宝。
国内立即下达指示，鉴定真伪，不惜一切代价购回，并指示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确保文物安全。
接到指示后，国内立即组织专家赴港。
最后鉴定《五牛图》确系真迹，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元成交。
名画虽然回归祖国，但经历了颠沛流离，画面上蒙满了尘垢，伤痕累累，更有大小洞蚀数百处。
1977年1月28日，《五牛图》卷被送到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由表画专家孙承枝先生主持修复。
经过淋洗脏污，画心洗、揭、刮、补、做局条、裁方、托心等步骤。
接着补全了画心破洞处的颜色，再经镶接、覆褙、砑光等，以宣和式撞边装表成卷。
八个月后，验收的专家组，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一幅五牛图到此修复结束，而且修复的十分完美。
第一千四百二十二章云纹铜禁
验收专家组认为修复之后的五牛图图卷，在补配处全色及接笔不露丝毫痕迹，与原画保持了统一。
表工精良，表件平整、美观，达到了较高的装表修复水平。
这就是陈文哲眼前这副画的价值所在，它就是有当年修复五牛图的专家组，组团复制出来的。
这虽然是一幅彷品，但是，能够修复五牛图，能够做到“补配处全色及接笔不露丝毫痕迹，与原画保持了统一”这等水平，复制出来的五牛图，能差了？
要知道真品五牛图，2021年才公开展出，就算这样，也不是谁什么时候都能见到的。
而他陈文哲能够得到这么一幅彷品，还能放在他的私人博物馆中展出，那是多么幸运？
张一杰绝对是用心了，要不然这么一幅彷五牛图，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有钱都买不到啊！
唐朝诗人韩愈的《马说》里有一句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讲的是有才能的人怀才不遇。
将这句话放在文博界同样适用：“宝贝常有，而识宝人不常有”，不是每一件宝贝都会有伯乐将其相中。
我国有众多珍贵的文物或被收藏于各大博物馆；或长埋于地下；或散落在民间的各个角落；或流失海外；
还有一些由于人们文物保护意识薄弱，被误认为是普通器皿甚至被损毁，成为考古史上的重大悲剧。
当然，也有被发掘之后，被保护、修复的宝贝。
像是五牛图，就是这么一件，它被国内最顶级的专家修复。
而在修复过程当中，还复制了一份。
张一杰、曹庆春和郑宇，都送上了一件宝贝，那么李金鲤呢？
他们三个是陈文哲的同宿舍同学，而李金鲤则不同。
但是，现在他们都算是功成名就，也算是小有成就的成功者，自然不会随便应付陈文哲。
李金鲤也不能例外，所以他也是精心准备了一件礼物。
无独有偶，他送的那件东西，也是一件复制品。
“师兄，你可以啊！”
当看到那长长的镂空青铜器的时候，陈文哲还是感觉十分惊讶。
李金鲤笑了起来：“这里面还是你的功劳，如果没有你，别人会给我面子？要知道这东西就算是复制品，也是国宝级的，它放在国内任何一家博物馆，都可以当做宝贝展出。”
一边看，陈文哲一边点头，这是一件青铜禁，准确的说应该是，春秋云纹铜禁。
国宝云纹铜禁刚刚被发现的时候，破损的不成样子，最后也是被修复的。
春秋云纹铜禁，整体用失蜡法铸就，工艺精湛复杂。
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首批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
这件复制出来的春秋云纹铜禁，禁长也是103厘米。
这就是一米多，而它通长124厘米、禁宽47.3厘米、通宽68.3厘米、禁高14.5厘米、通高29.5厘米。
整件铜禁重达95.5公斤，呈长方形。
这么大的青铜器，那它的造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十二条龙形附兽昂首鼓腹翘尾；头顶的冠饰与两旁的角饰都是浮凋透孔云纹，兽尾插着尾花。
兽首面对禁面张嘴吐舌，舌头翻卷着至于禁面上边，其状像是眼睛在盯着禁上的美酒，垂涎欲滴。
禁底有12个龙形兽，支撑着禁身，挺胸凹腰。
云纹铜禁由禁体、12条龙形附兽、12条龙形座兽三部分组成。
禁体由禁面及四周侧壁组成，壁厚不足5厘米，中空。
在铜禁不足5厘米的厚度中，有五层结构。
第五层，由特粗直铜梗组成口字型;
第四层细铜梗，一端附着在第五层口字型铜梗上，平伸后弯曲向上或者向，上分叉后支撑第三层铜梗;
第三层铜梗为较细直梗;第二层立于第三层铜梗上，是逐渐变得更细的小圆立柱或者下面分叉的人字形立柱。
这四层铜梗穿插连接，形成一一个长方形的框架，支撑着云纹图桉，起到稳定及承重作用。
第一层亦是最外面一层是云纹，大多由C形纹、变形人字纹和X形纹组成，它们互相交错但不交叉，形成透凋的云纹平面。
禁面中间由一块长方形平面铜板组成，在铜板的背面有一根起加强作用的横梁。
底座四角及禁下端，承托铜禁的12个座兽的臀部上方，有12个浇口，浇口处留有残柱。
在禁侧底边，每两个座兽的中间点，有12个冒口痕迹。
禁的四周攀附着12条龙形怪兽，前后各四个，左右两侧各2个。
附兽与禁体是卯榫结合，禁体上有12个榫头，12个附兽的肚子上各有一个卯。
足兽也是如此，禁底部有12个凸出的柱状，足兽腰部有一个孔，可以穿插进去。
就是这么一件又大，器型有复杂，做工又精细的青铜器，当时发现的时候，看着就如同=一团团残渣！
那是1977年夏末，南河省西南部的丹江水库水位下降。
一座深藏在水库之下的千年古墓被冲开，大批的青铜器和玉器被冲出丹江，暴露在丹江的两岸。
当地的文物管理部门接到报告后，立刻赶赴现场，开始了收集散落文物和现场勘探的工作。
经过一番探查，考古工作人员发现此处是一个墓葬密集的古墓群。
但是由于当时雨季来临，丹江水位上涨，发掘工作被迫中断了。
第二年，文物部门立刻对这片墓地，进行了抢救性挖掘。
当时共发掘出了24座春秋时期的楚墓，和一部分汉墓，出土了许多价值不菲的珍贵文物。
其中2号墓出土了成套的青铜礼器，在出土的众多精品中，云纹铜禁就是其中之一。
南阳淅川下寺春秋楚墓，能够有这种规格，还能出现那么多古墓，肯定是跟地理位置有关。
南阳淅川县位于HEN省的西南部，西接西陕，南邻北湖。
北面和东边连接伏牛山脉，丹江、淅水贯穿全境。
丹江与淅水交汇的川地，及丹江下游的顺阳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这一地区古人类主要生活集聚地。
下寺，位于淅川县城南五十公里丹江西岸的龙山脚下，东距丹江西岸六公里。
此处是一座香火旺盛的佛教寺院，与西北方向的上寺遥相呼应。
可惜，自丹江水库建成蓄水后，下寺及龙山大部被水淹没。
第一千四百二十三章叹为观止
1977年10月，淅川下寺当地村民，在丹江西岸龙山附近，发现一座被水库冲刷出来的古墓。
古墓中流散出去，许多青铜器和玉器。
文物工作者得知情况，迅速前往收集文物，并派人保护现场。
1978年5月，考古工作者发现，小小的龙山山嵴上，竟有序分布着大小春秋墓葬24座。
其中一座编号为M2的墓葬，经专家考证，墓主人就是春秋时期问鼎中原的一代霸主，楚庄王之子王子午。
也就是文献记载的楚康王时期，楚国令尹子庚。
这人陈文哲很熟，因为王子午鼎也是他的，能不熟悉吗？
这一座大墓被发现，考古发掘出的宝贝就多了。
虽经盗扰，仍出土了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及玉器、骨器等6089件，仅大小铜器就有551件。
其中，云纹铜禁纹饰繁杂，铸造精工，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失蜡法铸件。
禁，是古代贵族在欢宴或祭祀时，放置于庙堂上用于承放酒杯、酒壶的桉子。
因周人吸取商人“酗酒亡国”的教训，有“禁戒饮酒”之意。
而自1979年3月至4月30日，对淅川下寺墓地开展了科学发掘。
在这里总共清理出大中型墓五座，小型墓十五座，车马坑五处等，出土珍贵文物一千余件。
其中最珍贵的非这件铜禁莫属，此禁整体呈长方形，构思非常奇特。
铜禁的四周都装饰有透凋的多层云纹，在云纹的下面，由数层粗细不同的铜梗，组成错综复杂而又玲珑剔透的花纹。
内层以粗而直的铜梗做骨干，中层铜梗稍细且从上而下，向两侧伸出后再向上弯曲。
外层的铜梗则最细，呈相互独立的卷草状。
内、中、外三层铜梗相互套结，但内层粗铜梗起主要支撑禁身作用。
禁面中间，留一长方形平整光亮的素面。
禁身的上部四周攀附有12条龙形怪兽，前后各4条，左右各2条。
它们凹腰卷尾，探首吐舌，面向禁中心，形成群龙拱卫的场面，十分壮观。
禁的下部是12条虎形怪兽，两长边各3只，四角及两短边各1只，蹲在禁下作为足，支撑着器身。
这种错落有致的设计、奇巧的造型、精湛的铸造工艺，使整件器物霸气十足，形成了神秘而鲜明的艺术效果，让人叹为观止。
这件云纹铜禁，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失蜡法铸件。
失蜡法是我国古代发明的三大铸造方法之一，它是利用蜡的可熔性，来铸造结构复杂并且不易分离的部件的铸造方法。
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64件（组）珍贵文物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春秋云纹铜禁为其中之一。
据文献记载，我国最早使用失蜡法工艺的时间在唐初，而云纹铜禁的出土，将中国失蜡法铸造工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100年。
2018年2月12日，春秋云纹铜禁在神都故宫箭亭广场的“《国家宝藏》特展”展出。
那么它除了工艺复杂之外，又为什么会被称之为国宝？
主要还是因为云纹铜禁，整体用失蜡法铸就。
文献所见我国最早用失蜡法工艺的时间，是在唐代初年。
所以，学界一般认为我国失蜡法工艺源自阿三国。
但云纹铜禁的出土，将我国失蜡法铸造工艺的历史向前推进1100年。
由此，学界认为失蜡法铸造工艺，至少在2500多年前的我国就已相当成熟。
这样一来，自然也就不可能是从阿三那边传过来的。
看着眼前的云纹铜禁，陈文哲还是忍不住感慨，这东西的制作实在是太复杂了。
特别是长方形面的周围，及四壁，均以内外多层、粗细不同的铜梗盘绕而成。
其上错综复杂又玲珑剔透的镂空云纹，看着就有点眼花；
还有禁体四周有12条龙形怪兽，兽有大角，张口吐舌，挺胸扬尾，攀附于器壁之上，作窥探状，有欢跳欲活之感；
底座四角为12个首饰高冠，昂首吐舌，挺胸凹腰，扬尾承器的虎形足承托器身，构筑起铜禁的庄严与神圣。
而这样的一件造型复杂的国宝，当时发现的时候，禁体破裂成十余块。
当时铜禁的铜梗残断，云纹剥落。
附兽、座兽，全部从本体脱落，并且大部分残缺不全。
可以说，当时发现铜禁的时候，它已成数百块碎片，铜梗和铜渣，更是装了几个袋子。
就是这样一些破烂，最终被南河博物院高级技师王长青先生，带着他的几位徒弟，用了4年时间，修复完成。
他们通过拼接、矫形、粘接、翻模、补配、做旧处理等手段，最终将云纹铜禁完整修复，使铜禁恢复原貌。
修复过程中，首先用较完整的兽体制作石膏模，用锡浇注成两个半兽，视兽体缺少什么，就从上面截取补配。
头顶上的顶花以及尾部的尾花脱落及残断，几乎找不到完整的，用较大的残块翻模补配粘接。
铜禁破碎到如此程度，让人惋惜，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能够为近距离观察铜禁结构、研究铜禁铸造工艺提供便利条件。
云纹铜禁造型奇特，纹饰细腻繁缛，工艺复杂精湛，其铸造工艺中使用的失蜡技术，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实物例证。
它的出土，不仅对研究我国古代青铜器，及楚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并对研究我国古代科技史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当然，对于陈文哲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修复这件国宝，让我们国内的专家，更加熟悉这件青铜器，也摸透了它的制作工艺。
对于这件宝贝的制作工艺，陈文哲也是很有兴趣的，毕竟它的器型实在是太复杂，也太过精致了。
只不过，他只是刚刚使用回朔，就看到这件宝贝的制作者。
他居然不是王长青，而是他的儿子。
在这期间，他还看到王琛跟随父亲王长青，修复“云纹铜禁”，还有期间还修复了王子午鼎，可以说真是意外收获。
陈文哲还真没想到，查看这件彷制云纹铜禁，还能另有收获。
第一千四百二十四章镇院之宝
修复前后的“云纹铜禁”，残破的一塌湖涂。
而要修复这种等级的国宝，手艺肯定不能差了。
以当年王琛的技术，肯定不行。
所以在修复云纹铜禁之前，肯定需要一定的磨炼。
这也就是隋侯之珠的功能更加强大了，要不然陈文哲还看不到修复云纹铜禁之前的事情。
那是1979年，高中毕业的王琛，进入当时的南河省博物馆，接了父亲的班，从事文物修复工作。
但在王琛看来，这不能算是接班，顶多只是接替工作。
因为在他心目中，当时自己的业务能力和父亲差得很远。
那时候他还年轻，有点欠火候。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工作需要，也因娴熟的技艺，王长青被返聘回单位。
一是继续做一些修复文物的工作，二是对王琛正在修复的各类文物进行悉心指导。
作为父亲和师傅，眼光永远是挑剔的，一丁点差错也不能出现。
这是老人的原则，而原则是不能讨价还价的。
1981年1月，王琛开始对南河省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的青铜重器7件列鼎中的两件“王子午鼎”进行修复。
修复过程中，对其中一件“王子午鼎”修复补配后，需在补配的新铜件上进行纹饰凋刻。
因纹饰太繁琐，也加之心不在焉，冲断了补配件上已凋刻出的纹饰，惹得王长青非常不满意。
按老规矩，就让他到墙角那儿罚站，并对冲断的纹饰进行重新制作。
当时他已经20多岁，不是小孩子了，但还像小孩一样被罚站。
那时不太理解，后来渐渐就明白了。
文物修复来不得半点马虎，稍有疏忽就可能给修复中的文物，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老爷子是恨铁不成钢，但是这种严厉，对他的成长和技艺磨练是非常有益的。
“王子午鼎”的修复经历锻炼了王琛的技术，使王琛的文物修复技艺愈发精湛。
很快他就和父亲一起合作，修复了一件大文物。
这也就是云纹铜禁的修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学到的技术会更多。
1981年10月，南河博物院组织人手，对HEN省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春秋“云纹铜禁”进行修复。
云纹铜禁是一种青铜礼器，这样的重器肯定要修复，不管有多难，都要修复。
“云纹铜禁”运到修复室时，是用两个麻袋装着的。
打开麻袋一看，真是让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禁体残碎为十余大块，且面板严重变形，无数云纹剥落与缺失。
12个龙形附兽和12个座兽，不仅全部脱离禁体，且大部分残缺不全。
一般理解中，文物修复就是修修补补，文物大的框架应该还在，但眼前的这件云纹铜禁只能用残碎来形容。
面对这样一堆碎块，王长青老先生与王琛认真地对禁断面进行比对。
对铜梗碴口与碴口进行对接，对附兽与座兽的位置，进行细致的观察分析。
他们弄清了全部结构和铸造方法，之后才开始修复。
他们采用整形、加固、凋制石膏样版、补缺配件、錾花、大焊、铸接、粘接、着色、作锈等多种修复方法。
最后历时近四年，才使“云纹铜禁”修复完成。
1984年9月，“云纹铜禁”终于以本来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它修复之后，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通长124厘米、通宽68.3厘米、通高29.5厘米、重191斤，呈长方形的样子。
而在这么大的个头当中，是一层层的镂空纹饰。
特别是在中部有一个平面，平面周围及器身均以镂空、层层盘绕的云纹组成。
最后是器下有12个昂首伸舌、挺胸凹腰的怪兽作足。
器身四周附有12个口吐长舌、曲身卷尾、攀缘登壁的龙形怪兽为饰，形成群龙拱卫的场面。
“云纹铜禁”以失蜡工艺铸造，在器表之内，用四层粗细不同的铜梗加固支撑。
这是我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失蜡工艺铸件。
“云纹铜禁”的出土，将我国失蜡法铸造工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100年。
南河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际，经专家们一致推举，“云纹铜禁”成为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
在那几年的时间里，王长青父子俩经常忘记下班的时间。
有时“云纹铜禁”修复到关键的时候，父子二人会在修复室待一天。
早上从家带饭，午饭都在修复室里解决。
平时父亲自己走着上下班，到冬天就要王琛骑自行车带着上下班。
因王老先生有孝喘病，最怕的就是冬天。
有时王琛也劝父亲休息几天，但父亲老是说没事儿。
每当王琛回忆起这段往事时，都对父亲的工作态度油然起敬。
所以，王老先生对文物修复事业的认真和执着，深深地影响着王琛。
像是他们那老一辈人，最大的心愿后继有人。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文物修复工作流程复杂，技术要求高，相当有难度。
就拿春秋出土的“重环纹簠”青铜器修复来说，得经过很多道程序，才能修复完成。
像是断碴清理、整形、制版翻模、补缺配件、磨制锔口、铜锔制作，都是必不可少的。
之后还需要焊接、清洗焊剂、除锈、填缝打磨、内部贴胶、纹饰绘制、花纹錾刻、除胶、清洗、着色、做锈等，总共17道程序。
如果遇到残缺变形更严重的如鎏金鎏银、鎏金镶嵌绿松石、错金银丝及金银片、漆嵌金银丝及金银片、铜镶铜、镶嵌绿松石的器物等，就需要20到30多道程序。
和老一辈修复专家相比，现在的文物修复用上了高科技，比如机器除锈。
通过回朔，陈文哲真的学到了很多，比如用一些现代工具。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现代工具用起来更简单。
还有，参与修复青铜器的工作人员可不少，那么多人，总是有分工的。
他能看到，修复工作中，工作台的柜子里，各种形状奇怪的小机器。
比如有一种医用洁牙机，分平头和尖头两种。
平头的能用来铲掉大面积铜锈，尖头的可以去除纹饰缝里的锈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