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四百七十章罗塞塔碑
绝大多数的埃及文字，都有部首符号。
这种文字常被刻在庙墙、宗教纪念物和纸草上，主要使用者是僧侣和书吏。
这样的埃及象形文字，对以后的字母文字，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古代埃及历史的不同阶段，埃及的象形文字随着社会生活的需要，出现过多次变化。
中王国时期出现过祭司体，后期埃及时出现过民书体。
在罗马统治期间，又出现了科普特文字。
这是用改造过希借字母，书写的埃及文字。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古代埃及文字没能发展成字母文字。
但是，古代埃及文字却对腓尼基字母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纪元前1500～1000年左右，地中海东岸崛起的腓尼基人与埃及人进行交易。
这时饱学的腓尼基僧侣们，把简单的象形文字，改写成有秩序的字母，帮助其商贸往来。
由于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繁难，随着古埃及的灭亡，这种文字逐渐变成死文字，完全被人们遗忘。
那么，近代这种文字又是怎被发现的？
这就跟陈文哲手中的这块石板，有点关系了！
陈文哲怀疑，他手中的这块石板，也是一块类似罗塞达石碑的东西。
甚至陈文哲都怀疑，这也许就是罗塞达石碑的一部分？
罗塞达石碑，对于研究古代埃及象形文字，可实在是太重要了。
正是由于罗塞达石碑的发现，和一些人对埃及象形文字解读的成功，才使古埃及历史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
其实这种文字还是十分好认的，因为特征十分明显。
像陈文哲这种喜欢古董的专业人士，认识一点象形文字，真的不是事。
像是甲骨文、钟鼎文，都很难辨认。
再说，博学应该是古董鉴定师的标配。
陈文哲就知道，圣书字有3种字体，碑铭体、僧侣体和大众体。
碑铭体起初是雅俗通用的，后来成为凋刻在金字塔和神庙石壁上，以及绘写在石器和陶器等器物上的庄严字体，同时也是3种字体的总称。
其符号外形很像图画，但实际上大都早已失去象形功能。
碑铭体是装饰性的正体，僧侣体是实用的草体，主要用于宗教写经，这两种字体的内部结构完全一致。
大众体又称书信体或土俗体，它是僧侣体的简化形式。
既然认出来了，手中石板的来历很不简单，那么这种东西，又是怎么出现在国内？居然还被李天强买到手了？
要说起来，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发现，也很偶然。
那是在三百多年前，好像是在1799年，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时，他手下的一名军官布夏尔，带领士兵在罗塞塔城附近修筑防御工事时，发现了一块黑色玄武岩断碑。
碑上用两种文字，三种字体，刻着同一篇碑文。
最上面用的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间是古埃及的草书体象形文字（亦称民书体文字），下面是希腊文字。
这就是后来，被世人称之为“罗塞塔碑”的着名石碑。
要想真正了解古代埃及的文化和历史，就必须要读懂埃及的象形文字。
所以，发现“罗塞塔碑”的消息在当时的《埃及通讯》报上发表后，立即引起各国学者的浓厚注意。
他们纷纷试图译解碑上的文字，而碑上的希腊文很快就被读通了。
碑中间的那段文字也很快就被确认，那是古埃及的民书体文字。
但是，尽管学者们能借助碑上的希腊文，领悟到象形文字和民书文字的含义，却依然没有解开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之谜。
令人惊奇的是，年仅11岁的法国少年商博良，决心揭开“罗塞塔碑”上古埃及文字的秘密
他想让石碑说话，告诉人们古埃及的秘密。
为了读懂埃及象形文字，他勤奋工作了21年。
商博良发现，古埃及人写国王名字时，都要加上方框，或者在名字下面划上粗线。
“罗塞塔碑”上也有用线条框起来的文字，是不是国王的名字呢？
经过不断探索，商博良终于对照着希腊文，读通了埃及国王托勒密和王后克里奥帕特拉这两个象形文字。
它们可以从右到左，也可以从左到右，或者从上到下拼读出来。
商博良由此确信，象形文字中的图形符号，总的来说，代表的是发音的辅音符号。
经过努力，到了1822年，这个在1000多年期间，始终令人茫然不解的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终于被商博良解开了。
原来，“罗塞塔碑”上的碑文，是公元前196年埃及孟斐斯城的僧侣们，给当时的国王写的一封歌功颂德的感激信。
这位国王，就是第十五王朝法老托勒密。
他登上国王宝座后不久，取消了僧侣们欠交的税款，并为神庙开辟了新的财源。
他对神庙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给僧侣们带来了一系列好处。
所以很快赢得了僧侣们的敬仰，于是僧侣们写了这封感激信，并用三种字体写的两种文字，刻在这块黑色玄武岩碑石上。
小小的罗塞塔城，由于有了这块借以解开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的碑石，而举世闻名。
不过，这块着名的碑石，早已不在该城，它被收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了。
这么有名的一块石碑，陈文哲知道很正常。
但是，突然之间一块巴掌大小，铭刻着很像是“罗塞塔碑”上的碑文的破石板，那就很有意思了。
陈文哲自然想确定一下，这到底是不是“罗塞塔碑”上的一部分。
所以，他自自然然的使用了回朔技能。
当然，当着李天强和陈星辰的面，他也不可能从头到尾看一遍这块石板的历史。
所以，他就挑选近代，也就是发现这块石板的历史片段观看。
这么一看，他还真就轻易发现了历史真相。
挑选好了时间段，很容易就能有所发现。
因为标志物实在是太明显了，陈文哲首先看到的就是一队士兵。
他们在挖掘什么的，突然铛的一声，一个士兵的铁铲碰到一块坚硬的东西。
他俯下身子，用手摸了摸，立即惊喜地开始呐喊。
虽然听不到他喊道的什么，但是陈文哲清楚的看到，他们发现了埋藏宝物的石箱。
第一千四百七十一章神庙的潜浮雕
随着士兵的一声喊，疲惫不堪的士兵们又都兴奋起来，七手八脚地帮着挖掘下去。
然而挖出来的并不是什么宝物，只是一块上面布满文字的大石板，而且是一块没用的破石板。
这些法兰西人懊丧地都囔着，看表情很是沮丧。
没办法，这就是现代很多白精粉们粉的白皮，他们三百年前的祖先，绝大部分都是文盲。
而去当兵的，不是流氓、就是小偷，真正的好人不多。
这些士兵们跟随拿破仑远征埃及以来，对那些布满奇形怪状符号的时刻早已屡见不鲜了。
这时一个名叫布萨的带队军官，他没有去休息，而仔细观察着这块石板，琢磨着他的来历。
他发现这块石板，同以往见到的并不完全相同。
石板上有三种文字刻成的铭文，最下面的铭文竟是人们熟悉的古希腊文。
布萨意识到这一块石板的重要性，他立刻向上司报告了这个发现。
很快这件事，就被拿破仑知道了。
这时拿破仑正在进行远征埃及的战争，但他十分重视收集古埃及的文物。
所以，随军带去了由175名学者组成的庞大的考察团。
现在既然有了发现，他立刻将这块石刻交给考古学家。
这是一块黑色玄武岩石刻，长长约105厘米，宽约73厘米，厚约28厘米。
经学者们鉴定，铭文的上部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下部是古希腊文字，夹在中间的是世俗体文字，古埃及后期的一种草书文字。
由于石刻中有古希腊文，学者们弄清楚了碑文的内容。
原来这块石碑，是公元前196年，僧侣门课的内容。
为了感谢法老给神庙的赏赐，他们决定将法老的生日作为节日来庆祝。
石板上三种铭文的内容，是完全相同的。
学者们希望借助古希腊文，来对埃及象形文字进行易读。
当然，都知道，后来也解读出来了。
而陈文哲眼前的这一块石板上的文字，就是古代埃及文字，也肯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可惜这些文字，没有希腊文文本，这就没法翻译了。
如果单纯依靠文字来破解记录的内容，那就太难了。
毕竟这种文字是与苏诺贝尔人的楔形文字、我国的甲骨文一样，都产生于原始社会中最简单的图画。
看这种文字，就像是在看涂鸦，所以它叫象形文字。
这种文字很难辨认，因为这种图形文字，是有许多是鸟兽和人物形象组成的。
加上常常被刻画在石板或木板上，还有非常仔细地涂上颜色，描上细带，就让内容变得更加离奇。
最重要的是刻画之后的象形文字，也不仅仅是文字，同时也是一幅幅的彩色图画。
就像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从古王国时期，到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13年到公元前1786年，他们从象形文字中，发展出一种更容易书写的草书体，称为祭司体。
到后期，埃及又出现更草的字体。
体世俗体以没有图画的特点，书写形式更简单，普通老百姓也会读写。
在古埃及，这几种文字可以同时使用。
后来埃及遭到外族入侵，科普特文和阿拉伯语取代了古埃及文。
慢慢地，古埃及文在此后的1500年时间里，便不再有人使用和认识了。
从古罗马时代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对埃及文化十分欣赏。
但谁也不知道，那些碑刻上美丽的象形文字的含义。
对于怎么翻译出的这块石碑内容，陈文哲还是很感兴趣的。
因为他也想翻译一下，自己手中这块石板记录的内容。
随着回朔速度加快，陈文哲看到罗塞塔石碑被运到欧洲。
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人们研究古埃及文字的兴趣。
有人发现象形文字中有一些椭圆形的圆框，对照已认出的古希腊文的专有名词。
其中的陀罗密亚里山大，可以认定原框中的象形文字符号，一定是国王的名字。
最终一个叫商伯良的法兰西，学者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秘密。
商伯良绝对是一个语言天才，9岁就开始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
以后又掌握了希伯来文、阿拉伯语、科普特语和波斯语等。
他22岁时成为语言学博士，在1808年，商国良开始研究罗塞塔施碑。
他先找出书写有托勒蜜名字的椭圆情况，对照希腊文，用拉丁字母读出了托勒蜜的名字。
为了验证正确与否，他选用了一块坊间杯上刻有女王克里奥佩特拉的名字进行对照。
从那个名字上，他认识了几个新的符号，并肯定了两个名字中间同时出现象形符号的读法。
后来她又陆续读出了亚历山、大、凯撒等许多人的名字。
经过反复的比较，商博良逐渐从读出人名发展到读出个别的词，最后读出整句的话。
商不良还发现埃及象形文字、祭祀体、世俗体，只不过是一种文字的三种形式，它们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1822年9月，商国良从一个建筑师那里得到两张象形文字踏板，这是从一个埃及神庙的潜浮凋上弄下来的。
商伯良很快就从拓本中，读出了新王国时代的两个国王的名字图特摩斯和拉美西斯。
商伯良确信，他已基本掌握了古代埃及文字的奥秘。
1822年9月29日，张博良满怀喜悦地在法兰西学院，向世人公布了他研究罗塞塔石碑的成果。
从此，这一天便被定为埃及学诞生的日子。
商伯良被公认为是古埃及语言学的奠基人，而罗塞塔石碑也被誉为通往古埃及文明的钥匙。
从182年，商伯良成功破译象形文字，经过几代埃及学家们的艰苦努力，人们对古埃及文字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
后来，古埃及人的各种文献不断地被译读出来。
这使人们能够对古埃及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学、科技乃至日常生活进行全面的研究。
这样古埃及文明的全貌，到十九二十世纪，逐渐重见天日。
看到这里，陈文哲也大体明白，他手中的石板文字，应该可以翻译出来。
只不过，这一块巴掌大小的石板，虽然也同样出自那位士兵之手，可以说是跟罗塞塔石碑同源，但是它不是罗塞塔石碑的一部分。
第一千四百七十二章夏商周断代工程
虽然陈文哲手中这块石板碎片，不是罗塞塔石碑的一部分，但是这一块石板却跟罗塞塔石碑一样，出自同一座古埃及神庙。
这一块石板，也是出自这座神庙的一块壁画当中。
更加准确的说，就是神庙之中的一块浅浮凋。
可惜，这一块浮凋，破碎的实在是很厉害。
当年那座神庙被人破坏，包括罗塞塔石碑在内，加上陈文哲手中的这块碎石板，一块被人打包装箱，埋入了地下。
后来被那位士兵发现，才重新出世。
只不过，出世之后，它们跟保存完好的罗塞塔石碑命运不同，它们被士兵、军官、贵族私自瓜分了。
整块的罗塞塔石碑吸引力世人的目光，掩盖了其他小型碎石板的光芒。
所以，瓜分这些碎石板，也就成为了必然。
“这也怪不得西方人，认为古代埃及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人家有最早的文字留下来啊！”
古埃及象形文字，距今5000多年前，而我们的甲骨文呢？
我们现在发现的甲骨文，内容只是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我国商代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
从现在发现的十几万片甲骨文字来看，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
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
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我国文字重要的资料。
跟眼前这块石板上的文字不同，在我国商代已有精良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
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甲骨文记载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五期。
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商纣王共约273年，经历8世12王。
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也应有早晚先后之分。
对商代甲骨的分期断代研究，有多种说法。
如今主要采用的是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
即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
第二期：祖庚、祖甲；
第三期：廪辛、康丁；
第四期：武乙、文丁；
第五期：帝乙、帝辛。
只有商代，没有夏代的历史。
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所以在国际上，很多学者不认为中华文明有五千年文明。
如果按照他们的条件，有文字，能制作陶器等工具等等，那么我们中华文明也就只有最多三千三百年的历史。
这我们当然不认，所以后来才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我们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湖不清的。
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湖且又不一致。
所以他便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
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我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
第一个对共和元年，以前我国历史的年代学，作系统研究工作的学者是西汉晚期的刘歆。
刘歆的推算和研究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
《世经》的主要内容，后被收录于《汉书·律历志》。
从刘歆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又有许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以前我国历史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
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推算所用的文献，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文献，所以很难有所突破。
晚清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作年代学研究，这就扩大了资料的来源。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又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
进入20世纪后，我国考古学的发展，又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古人其实没有欺骗我们，司马迁早就说过：“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最近几十年有关夏商周的重要考古发现，证明了夏商周三代和河洛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但是，我国历史还没有夏商周以前，和夏商周部分的确切纪年。
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依照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追朔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再往上就存在分歧，或是有王无年，出现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不正常现象。
夏代究竟存在与否？夏与商的交接是在什么时候？
河洛之间的二里头遗址，真的就是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的都城斟鄩吗？
甚至有些外国学者认为：所谓夏朝，根本就是商人臆想出来的历史传说。
夏商周被古人尊称为“三代”，其主要活动区域均在河洛一带。
在我国五千年文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如果无确切的纪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所以在1996年5月，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该工程就是以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集中相关学科的优势，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
根据各历史阶段材料的不同情况，《夏商周年表》要达到对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对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对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对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夏商周断代工程集中了9个学科12个专业，200多位专家学者联合攻关。
他们将以历史文献为基础，把我国历代典籍中有关夏商周年代和天象的材料，尽量收集起来，加以分析整理；
天文学家要全面总结天文年代学前人已有的成果，推断若干绝对年代，为夏商周年代确定科学准确的坐标；
考古学家将对和夏商周年代有密切关系的考古遗存进行系统研究，建立相对年代系列和分期；
在测年科学技术方面，主要采用碳14测年方法，包括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计法。
第一千四百七十三章坐歪了屁股
经过几年的努力，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出台。
而这，是我国迄今最具科学依据的古代历史年表。
这个年表为我国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建立起1200余年的三代年代框架。
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代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
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
其中对夏代的始年、夏商分界年代、武丁在位年代和武王克商年代的估定，具有重要创新意义。
这不但为进一步对夏商周的年代精确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还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为揭示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清晰脉络，打下了坚实基础。
而阳洛地区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的重要发现，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物证，作出了重要贡献。
只不过，只要是学问，就肯定有争议。
所以直到现在，争议，或者干脆说对于夏商周三代的断代工程的批评声音就一直没断。
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以后，其中结论已被不少主流的词典和教材采用，开始产生影响。
在我国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后，国外学者开始加以批评，可以说各种妖魔鬼怪都出来了。
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才刚刚开始，我国的考古技术和理论水平，还有待更大的提高。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国内和国际的批评不绝于耳。
某些国外人士，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我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
甚至还有一些学者，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
所以，在2000～2003年进行了三次辩论。
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便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
但亦有人认为所谓的“国际学术界”，一贯漠视我国本土研究成果，对我国历史没有发言权。
也有人说，既然西方社会能把荷马史诗，这种特洛尹战争发生八百年以后的盲人艺人作品当正史，质疑我国用科学方法计算的断代史，就是鸡蛋里边挑骨头。
我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封锁，网络上随处可以见到，关于此问题的介绍与讨论。
我国政府也为此展开大规模论争，提出支持自己观点的各种理据，支持工程学者深入研究。
许多国内外学者确实本着严谨、慎重的学术态度，对该工程结论保持一定的质疑；
也有些国外学者不承认我国政府的努力，认为只要是我国政府支持的此类研究，一定就有政治目的。
有人就说，这些学者连如今发表的文字都说不清楚，他怎么可能对三代的年代行判别。
而大陆不同意工程报告的学者，也被这些国外学者加上“正义凛然”的标签，说成是“无力对抗政府”。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败，如今还没有强有力的论据证明。
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例如张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内部却是存在争论。
其实我国的很多学者都认为，此类工程的成果，没有必要非得通过世界上各种具有“复杂背景”的学者的检验。
只要在我国学术界取得共识就行，我国学者对历史的研究，无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种目的的势力阻挠。
这就像中医一样，为什么一定要经过科学的检验？
不是说科学不好，科学不对，而是我们五千年经验积累下来的精华，就因为不科学，就不对了？
你说的不科学，是真的不科学，是科学技术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解释不了？
还有大学，为什么一定要跟国际接轨？
就算是为了不闭关锁国，为了博采众长，跟国际接轨也没什么。
但是，也没必要找一些外国垃圾来国内读书，还各种优待，这不是傻吗？
这就是没有文化自信，我们明明用几千年的方法，肯定是正确的，却还需要让别人认可，这有必要？
就像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不管我们有多少证据，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总会找理由反对。
其实，无视它们就好，这就像是西方的新闻、报纸，它们会说一句人话吗？
嗯，这有点偏颇，世界上肯定还是好人多。
但是，好人，不一定就不会坐歪了屁股。
屁股决定脑袋嘛，我们做好自己就好。
当然，我们可以无视一些人的犬吠，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它们。
像是丑国的空气都是香甜的言论，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
而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比如2003年4月12日，在芝加哥就断代工程进行了一次学术会议。
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特别要注意一下名字。
如果是真正的白皮，人家闲得蛋疼，才会研究华夏历史。
而这一位，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
他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
蒋祖棣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
他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只有68.2%的置信度。
在“东亚历史”期刊上，DouglasJ.Keenan发表文章，质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公元前899年。
文章中对于工程研究方法中的错误，提出了具体质疑。
文中提到：……一些最近的研究计划，包括被华夏接受的研究计划（指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的是一个在公元前一千纪早期的“天再旦”的记载。
这些研究，把这个奇特的记载，解读成日出时的日偏食。
这样的解读看起来似乎合理，黎明要开始之际，天色因为日食而暗下来，然后再日出，但却是不确定的。
日出时把太阳表面遮住的部分，大到可以让天色大幅变暗的日食是很少的。
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确是有一次日出时日食。
而这些研究计划，把这个日食对应到该奇特的记载，指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计算显示，公元前899年的那次日食，把主观亮度，在这里是人类观察者所感受到的亮度，减低的程度小于25%。
第一千四百七十四章超自然信史
为了证明这样的亮度减少，可以给观察者，有“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一些研究者对观察了1997年日出时日偏食的观察者进行了调查。
然而，所有的观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不到10%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观察者没有“天再旦”的感觉。
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超过80%的地方，这些地方有天再旦的感觉。
从这些数据，研究者作出结论，“主观亮度减少超过10%会造成‘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
这个结论根本毫无根据，实际上，飘过的云，常常可以造成主观亮度减少25%……
另外，该文也质疑了，对于该次日食的计算的正确性。
另外，有人依据《日食路线图》作了调查。
他们发现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带西端在齐鲁省，西陕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
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郑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象。
《考古》杂志2007年3月，发表了朱凤瀚的文章《尧公簋与唐伯侯于晋》。
这篇文章介绍了香江地区，私人收藏的西周青铜器尧公簋。
其铭文有：“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的内容。
铭文如下：“（尧）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从簋的形制与铭文字形特点来看，该器的成器时间，似不会晚于西周早期中段。
那么，“王命唐伯侯于晋”的“王廿又八祀”显然应该是成王二十八年无疑。
鉴于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中，成王22年，康王25年，均少于28年。
故此，尧公簋一出，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即被否定，成王或康王的在位年数必须修订。
但这尧公簋上的铭文，也不能作为定论，来予以推翻前面的结论的最终证据。
因为，唐代安史之乱后，唐与西域的联系被中断。
而最近出土的西域唐代驻守西域的相关文书表明，西域地区上不知道唐的年号变更与皇位的变化。
周代的信息交流，远比唐代更为迟缓，阻碍其信息传递的因素更多。
因此成王和康王在位年限，不能单凭此一物便作为定论，应留有更多的探讨余地。
其实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着名的逨盘，其上也有历史争议。
毕竟逨盘铭文记叙了单氏家族八代仕周，辅左文王至宣王十二代周王征战、治国理政的史迹。
同出逨鼎记宣王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逨受王戒勉任命及赏赐作器事。
记录的时间长了，很多事情就跟一些我们研究的成果不相符。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古代交通、通讯都不发达，很多信息错误。
或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原因，年代年号沿用，也是正常。
所以，在2003年1月9日，西陕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出土了27件铭文青铜器青铜器之后，有专家说“断代工程我们叫阶段性成果，看来是叫对了，否则会很麻烦”。
其实，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夏朝的存在与否。
夏商周断代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
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
在西方有关华夏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
而商朝被认为是我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
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
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点。
其一，南河西部和西山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
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
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
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
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
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
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的发生。
一般确切的文明，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
除非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
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
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其实，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华夏人和外国人的思维不同，文化基础也不同。
如果是纯正的华夏人，这是问题？
要知道从秦始皇之后，历代皇帝还都说自己是真龙天子呢！
他们都是上天之子，都是龙，那是不是也都是神话故事，这些历史也都不是信史？
像是把一些伟大的人，都牵强附会上一个伟大的出身，在我们国家很正常。
甚至有些圣人，出生的时候，还紫气东来三万里呢！
而这么一个理由，居然也能拿出来说事！
从此可以看出，外国人鉴定华夏历史，就是个笑话。
就这样，这样的讨论还一直在持续。
2003年的一次会议中，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
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
当然，这里的争论，就不全是无理取闹，别有用心了。
比如，“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
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
第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
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
这些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
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
第一千四百七十五章断章取义的国外学者
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疑问不少，主要的也就有六点。
上述说了三点，第四是“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
一味断定其为伪造，有很多人也不认可，因为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
第五点是“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
第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
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
这里主要还是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食问题。
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食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
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
可是，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却需要参考外国人的研究？他们研究的就是对的？
比如说，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的美国学者。
这一学术，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
而我们的《简本》，对此只字未提。
还有，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食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
后来，南朝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至于“天再旦”的问题，因为《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
还有，“天再旦”的报道，有不妥当之处。
后来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除此之外，还有霓虹的小泽贤二也对工程根据“岁在鹑火”，而把武王伐纣年份定为公元前1046年，而不是1027年，提出了批评。
理由是我国确定金木水火土五星为岁星的时代，是在战国时期，不能据此认为该句中的“岁”就是木星。
难道这些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专家会不知道五行？他们会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些人能够想到的东西，我们都想不到？
2003年4月12日的这次辩论，热烈程度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
批评“工程”的学者中，特别是蒋祖棣这人很有意思，要知道当年他在国内，也算是有点学术地位。
但是，去了丑国之后，人家的研究就更有意思了。
《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
《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
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
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
《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
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
《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
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
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
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
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
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
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
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
《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
“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
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
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
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
如：第一期是“先周期”。
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
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
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
《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
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
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
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
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
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
这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
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
“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
最后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
既然是反对人士，结果很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
第一千四百七十六章为了那一块肉骨头
带着目的做研究，试验结果，怎么都是不对的。
之后，他们也说，还有其他专业人士，比如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
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
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
在场的外国教授，名字叫Shaughnessy的也为之大震。
这里就有点友邦惊诧的意思了，这一位拍桉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
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
看看，这些都是什么人，现在都在干什么。
这一位曾经的自己人，秘书，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华夏文物报》上。
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
报道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
两个多月后，《华夏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丑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文章。
这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道不符合事实。
主要是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
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跟之前蒋说的就有所不同。
“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学者，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
徐氏在《华夏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
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而核实了《发掘报告》。
原文是：“第一期：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
第二期：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
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
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有学者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
当然，这些东西，我们看看就算了，最多也就是笑话一下这些小丑。
原来他们在国内也许是大师，但是出国之后，就成为小丑了。
这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可不是随意贬低他们。
如果这些人是理科生，他们出国之后，为了巴结丑国主子，只要认真工作，就可以得到优握的生活。
那么一些文科教授、专家呢？
对于丑西方人来说，东方文化有什么用？最好是直接灭绝。
所以，一些去西方讨饭吃的文人、学者，他们学习的东方文化，就变成无用之物。
那么，怎么在西方，获得主子们的青睐呢？
有办法啊，努力打击东方文化，挖了他们的根，撅了他们的苗，打掉东方大国五千年的文化骄傲，这也是可以献媚一下的，也许能够得到一些肉骨头。
所以，这样的人层出不穷。
其实，屁股做歪了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弯弯那地方的一些文人。
2013年1月初，芝加哥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夏含夷，就发表过这种言论。
在弯北举行、刚刚闭幕的“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上，他质疑“夏商周断代工程”。
他断言该工程“繁本”，恐怕将来也不太可能发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华清大学教授李学勤，对此作出回应称，有争议很正常，“繁本”正在审订之中，过一段时间会出来。
夏含夷称，《简本》对夏代和商代只提供概括的框架，对商代后期则提供绝对年代，但也承认这些年代不一定精确。
对西周时代则完全不同，从武王克纣到幽王卒于骊山之下，对西周12个国王在位年代，都提供了绝对年代。
夏含夷认为：“《简本》所载西周诸王在位年数，和任何古代史书都没有统一的方法，能够在古书找到支持就引之，找不到支持就弃之，这和一般史学方法显然不合。
除了武王克商年代是根据《逸周书世浮解》，以及另外一些传世文件，懿王元年是根据《竹书纪年》所载‘天再旦于郑’的记载之外，《简本》所载西周诸王在位年代，基本上是根据六十三件当时已经公布的铜器铭文所载年代记载的分期。
《简本》所提出的年代框架和分期，不但不能容纳近年新见之铜器铭文，并且对原来六十三件铜器的分期也有几处重要错误，《简本》的依据如此错误，年代框架亦随之落空。”
有不同看法很正常，我们只是断代，并没有说这就是绝对正确的。
为什么断代？只有确定了有这个朝代，才能断代。
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些反对人士，其实都是认可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之中，夏商只是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学术成果，我们也没有想它就此成为定论，有争议很正常。
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的繁本，在简本出来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出来，主要就是稿子还没有最后完成。
因为有很多的数据，都需要很精密，所以拖了很长时间。
另外，还有很多新的材料和新的数据，要添进去，同时吸收一些学术界的意见和看法。
由于现在离简本发布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繁本将有一定的区别。
估计出来后也会有争论，而科学工作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工作，争议再多，也得做，主要是有意义。
首先，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了夏商周的一个大致年表。
这对于今后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作为阶段性成果本来就不是最终结论，通过讨论有益于学术进步。
其次，大量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使得我国考古学，特别是在技术层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这种多学科的共同研究，有利于考古学这个交叉学科的发展。
第一千四百七十七章三层铸造是国器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人文社会学科学者，作为国家级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在我国是第一次，其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高规格的工程以及广泛的学术讨论，特别是大幅的宣传力度，对于普及历史、考古等知识也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其他都不说，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夏朝，到底是什么样子，都有什么皇帝？
以前很多人肯定不知道，但是断代工程之后，夏代的年表就出来了。
只要是关心这些的，就可以知道。
第一位夏代的王，肯定就是大禹治水的禹。
根据断代工程的研究，夏朝自禹之后，是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桀。
公元前2070－前1600年，夏启立国，总共14代17王，共470年。
其中有太康失国，这就是后羿篡位！
在之后，少康复国中兴，最后夏桀亡国，这里就是相传为女祸，汤商灭夏。
一块古埃及的碎石板，让陈文哲看到的、想到的很多。
而在最后，他居然还有一点收获。
看着最后那件如同何尊一样的青铜器，陈文哲确定这是一件商尊。
跟这块石板放在一起，藏在一座地下室之中，这是以为收藏大家的藏品。
他出卖了那块石板，却留下了那件商尊。
只不过，从那件商尊的土锈来看，这东西应该出土不长时间。
不用说，在这是在国内出土的，而且肯定来历不明。
因为来历很清晰的这种等级的青铜器，都在国家级的博物馆之中，不可能落入私人手中。
这也许就是那位宝主，没有选择出卖这件商尊，而是卖了这块古埃及石板。
陈文哲倒是很想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有实力，居然还能买到商尊？
虽然只是看了几眼，但是以此时陈文哲对于青铜器的鉴赏水平，他还是能够认出来，这只商尊应该是真品。
商尊是容酒器，陈文哲看到的这件是商代晚期铸品。
这样的宝贝并不是只有这么一件，陈文哲记得，好像还有一件是清宫旧物，现藏故宫博物院，那一件已经是传世品。
而眼前这件，一眼就能看出是生坑货。
如果是放在眼前，没准闻一闻，那种泥腥味还存在呢！
这件青铜器通高有45厘米，宽38厘米，大敞口，宽折肩，高圈足。
肩四隅有四立体有角象首，肩中部有四双角分叉龙首。
颈饰蕉叶纹，肩及圈足饰鸟纹。
腹部与圈足有曲折角型大兽面纹，圈足曲折角凋成龙形。
器四隅及每壁中心线皆设有棱嵴，上端侈出器口，形象庄严。
这种等级的尊，都是重器。
陈文哲有点羡慕这位宝主，他还真是幸运，居然能够得到这么一件宝贝。
只不过，当他的视线稍微偏转，看到的画面就再次让他惊讶了，因为他看到了另外一件商尊。
这一件跟刚才的那一件稍微不同，而且看样子出土时间应该不短了，因为没有生坑的那种感觉。
主要是看铜锈，一看就是老锈，甚至还有一种黑漆古的感觉。
这应该是一件西周早期的商尊，整体造型为筒状三段式，侈口，腹部微鼓，四壁铸有四道扉棱，整体雄伟稳重。
这件西周商尊不算高，怎么看也就高30厘米左右。
不过，这样的尊的重量，应该不轻，最少也要有十斤重，这就是五千多克。
它的口径不小，应该超过20厘米，因为它整体造型为筒状三段式。
它侈口，腹部微鼓，四壁铸有四道扉棱，整体雄伟稳重。
器身采用通体浮凋的装饰手法，口外壁饰八道蕉叶纹龙纹。
龙头向下，身尾沿叶边布局，其下饰冠羽分尾小鸟纹。
腹部饰展体式外卷角大兽面，圈足则饰曲折角兽面纹。
整个商尊庄严雄奇，华美富丽。
看工艺，陈文哲能够轻易发现，这件青铜器自口至底，在四道扉棱之上，可见明显的范缝痕迹。
从此可知器物在铸造之时，以扉棱为界，由四块壁范与一块底范组成外范。
扉棱不甚规整，稍有斜曲，或许是在合范时有轻微错位所致。
这是一件筒形尊，看外表的铜锈，这应该是窖藏出土。
整件青铜器整体造型呈筒状三段式，通体均匀分布四条扉棱，大敞口，饰兽面纹。
内底铸铭文五行三十三字，这绝对是一件国器。
要知道国器和普通祭器，是不同的。
很多细微之处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什么是国器，什么是普通祭器！
《礼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周人则提出“天命靡（无）常，惟德是辅”。
周公曾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这说明了，从夏商到周，青铜器祭奠的重大改变。
夏商祭奠天神人祖和鬼魂，周以礼制为宗，上祭奠先祖，下祈求风调雨顺的农耕渔猎，讲究人的福成。
所以，夏帝王主导祭奠青铜器，是三层为主。
而商周朝大多仅仅两层，三层的是国器。
天圆地方，中间四方带牺牲动物与火燔云烟。
两层的是王公贵族用器，就是圆形。
还因为夏是天朝，国主是大帝。
商周是诸侯国，国主是王。
后来嬴政再次统一诸侯称始皇帝，此前就是秦王。
秦始皇与李斯绝对是两个高级的道，他们信法。
但不是商鞅韩非子的那个纯王政道法，也不是老子的纯自然之道，他们信的是墨家的道法，有鬼神。
要不然，秦始皇要李斯给他修建那么巨大地宫、水银为江、长明灯为日月星辰的皇陵和阵势浩大的地下兵马俑干什么？
还要让徐福给他找长生不老药，把说三道四的的儒生都干了。
据说在泰山祭天大典后，顺道还掘了孔夫子的棺椁。
哪一天秦始皇陵被挖掘了，我国科技史，甚至世界科技史，都要重新书写。
我国先秦文明，不可想象的先进。
所以埃及大金字塔和玛雅宫殿、西亚神殿、各地巨石阵等等，这些不可思议的建筑物，都不可能外星人建造。
也许，这就是华夏先人建造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也只有他们有超级的、无与伦比的科技手段建造！
第一千四百七十八章千古一帝，统一华夏文字
说回青铜器，从器物的制作美观和防锈蚀上看，我国古代青铜器到了商晚期、周以后，就明显退变落后了。
这说明真正最好的青铜器制作技术和原料，确实是掌握在夏朝帝家和迁移到中原前的商王那里。
后来的商周原料，都是本土东方大陆生产的，成分绝对不同。
夏的灭亡也跟它的祭祀文化有关，穷奢极欲的制作昂贵无比的青铜器国器，和索取诸侯国供奉祭品，最终变成了人神共愤的暴君集团，才被商汤以伤坏祖风的名义联合诸侯兵力伐倒。
这里又是一个历史重点只是，夏桀虽然残暴，但是还没有残暴到让人不惧生死推翻夏朝的地步。
真正拼了命推翻夏朝的同志，还是因为穷奢极欲，搜刮的诸侯国太狠了。
别人都活不下去了，还不造反？
很多历史，都隐藏在钟鼎铭文之中。
而我们的文学家、考古学家、甲骨文专家、金文专家等等世间高人，是怎么样解读这些天赋天符的呢？
众说纷纭，版本不计其数吧！
比如此时陈文哲看到的这件商尊，铭文整体释读起来也不算难。
陈文哲稍微看了看，就能辨别出来。
因为这几句铭文，他能够翻译出来。
不是陈文哲多么厉害，而是其中的字句，他好像在另外的地方看到过。
只不过，翻译这些铭文的作者，好像不太严谨啊！
这铭文应该是：隹！鸟五初，候才囗啄帝。司墒萌，占候萌芽，徙兹禾烰商。用作孠孽，出囗宝尊彝。立鬼神。
用其他专家的翻译，就是：哎，鸟星，五帝星座初见，候草木初生南宫朱帝。
春季祭司土壤墒情始萌，占候萌芽，刺入田地土壤内部估测阳气情况。
用其当作祭司种子萌芽，出南宫宝尊彝。
立鬼神！
一般人看不懂，读不顺。
当然，陈文哲也是半吊子，他也读不顺。
但是，奈何他博学多才啊，所以他知道专家就是这么解释。
可是，这解释之中的刺，就很有灵性。
这不是陈文哲的解释，因为这样的铭文，在其他青铜器上也有类似的。
不是完全相同，但是一些遣词造句，都差不多。
当时就有国内的语言专家，就是这么解释的。
比如：徙兹禾烰商，就可以解释为：刺入田地土壤内部估测阳气情况。
只要我们知道，祭祀是古代帝王亲自参与的重大事情，何等隆重的社稷活动？
在这种活动之中，怎么会有什么刺刺刺？
拿什么刺，刺地干什么哦！
什么先进的工具。可以探测到地下的阳气？
感觉这么解释不对，陈文哲也无奈。
就这样的翻译水平，还是古文字专家？
难怪西洋人不肯承认华夏有三千年以上的文明史，你们华夏人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
《大戴礼记·礼三本》中说：“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徧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用礼三本的观点，来分析青铜器铭文的祭祀内容，是不是有突破呢？
把这件国宝照亮，看看究竟是想向三千年后的我们说什么！
陈文哲不懂甲骨文，他只会看图识字。
看看那些伟大先人们留下的墨宝，都像是有某种含义的图形。
两千二百多年前的千古一帝嬴政，和千古一相李斯，肯定是看懂的。
不然他们统一不了华夏文字，并留下了优美无比的篆书字体。
可是现在的国宝专家们，在拥有无比先进的互联网系统下，却在东拉西扯的把他们的成果，汉字凑拼成生硬洋泾浜。
甲骨文和金文，应该是建立在象形、会意基础上的。
很多都是图形字、组合字，一字含义不是单字能够代表的。
有的字应该拆分成两个字以上释放，才能准确反映本意。
有的字，可能由于书写铭刻的人不同、地域、时间不同，而结构笔画形状有变异。
也可能造成同一个形状的字符，在不同的场合器物，有不同的含义、读音。
也有可能少许变化结构、笔画的字符含义、读音相差较大。
这就是我们汉字的魅力，西方人往往让汉字绕的七荤八素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现在释读这些符号字、识别这些文字，就要去找古籍。
不能用现在的想法，去生搬硬套。
原生含义才是识读古文字最艰难的，好在我们的头脑进化了，虽然古人也相当智慧！
其他都不说，就说一个字：隹。
这个字在古代很有意思，我们现代人认为，这是惟或者唯。
但是，这个字在商代之时，它是青铜铭文行文的开端语气词。
但是，更加是玄鸟生商演绎出来的。
这个字的出现，就表示这个是商的器物、国器。
这里的玄鸟是商的国鸟，也就是降而生商的那个玄鸟。
在古代，上千个华夏诸侯国，都被指定了国鸟。
商的所谓玄鸟应该是鹳，灰鹳，这是常见于亚洲大陆北部的鸟。
商的祖先女娀，应该就是捡的灰鹳的蛋，立即怀孕的；
周的国鸟是燕子，夏的国鸟是老鹰或者猫头鹰。
三星堆的是鸟嘴弯弯的火烈鸟，印度西亚非洲；
后来的秦国也是燕子，色彩尚黑。
“老板！”正在看着回朔景象，研究铭文的陈文哲，被惊醒了过来。
此时陈文哲有点遗憾，也感觉有点无奈，他现在还真有了点学习一下钟鼎文、甲骨文的想法。
他感觉研究一下象形文字，通过考古，了解一下古人的历史，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能够结合他回朔到的内容，也许他能够揭开很多历史谜团。
“老板，你要真喜欢这种石碑，我哪里手机的还有好几块，其中还有一块好像是禹王碑！”
就在陈星辰想要说什么的时候，李天强再次先下手为强。
“禹王碑？”陈文哲完全回过神来，他摩挲着手中的石板问道。
“对，是一块石碑，只不过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禹王碑，因为禹王碑太出名了，我们这发现的是第二块，也不能确定，就不是别人彷造的。”
第一千四百七十九章蝉翼拓本
对于墓碑造假这一点，李天强十分无奈，因为国内国外，彷造墓碑的高手，实在是太多了。
不说别的，就我们东面的好邻居小鬼子，他们就有专业的一批人，专门彷造墓志石碑等等。
到了此时，陈星辰已经知道，陈文哲肯定不会第一时间去一念堂陶瓷工厂了。
没办法，他只能跟着李天强，一块来到了新建的一念堂社区诊所。
每当看到一整个小区改造的一念堂社区诊所的招牌，陈星辰都会感觉魔幻。
这么大一片小区，而且是在大海市市中心的位置，居然是一家社区诊所？
他们这是打算跟丑国的梅奥诊所，别苗头？
可惜这家国内的诊所，建立的时间太短，而且是私人诊所，这样的医院在国内没有多少发展前途。
就算李天强这家伙有想法，专门挖老医生、老专家，顺便培养自己的青壮，这也不是短时间就能支撑起一家强大医院的。
当然，李天强做的很好，现在这家社区诊所十分有名。
如果真按照他的想法，加上现在陈文哲那庞大的财力，没准还真能折腾出点名堂。
所以，都是不得已，谄媚这个事情，真的要看天赋！
比如李天强，这家伙的小人天赋就已经被点满了！
陈星辰无奈的心中叹息，这个时候，他有不得不佩服李家两兄弟。
特别是看到这家医院的时候，他不得不佩服。
最起码疑难杂症，他们诊断出来了很多，也算已经扬名立万!
走进小区，不对，是走进医院，在原来的售楼处，现在的门诊大厅之内，陈文哲就看到了一熘玻璃间隔出来的荣誉墙？
里面的荣誉陈文哲没看到几个，但是他看到了一熘的石碑。
最显眼的肯定是大个头的墓碑，这东西放在医院，真的不怕被人砸了？
不止是没人砸，反而有人不少在观看这些是被，特别是其中一块跟前，围绕着的人更多。
陈文哲就爱凑热闹，所以他也凑过去看了看。
“连《董美人墓志》都有？你真是够可以的！”
看着堵着门的一块石碑，陈文哲就笑了。
不过他再看一眼，就发现，能够被李天强放在这里展出的东西，肯定有点价值。
所以他能看出，这块石碑彷的不错，最起码其上的碑文，就是根据最早出土的墓碑拓本彷制出来的。
要知道这里面的差别，可是很大的。
可惜，这块石碑虽然彷制的时间可能很长，但不可能是真品。
这种墓碑在国内有一段时间，可是十分流行，也十分广泛。
流行、广泛，在古玩界可不是什么好事，意味着这东西都泛滥了。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董美人墓志》，有很多人彷制这块十分着名的石碑。
这块石碑，是追思董美人生平事迹的随葬刻石。
董美人（公元578年--公元597年），隋文帝四子蜀王杨秀的妃妾，汴州人士，名、字不详。
董氏于开皇十七年病逝，终年十九岁。
杨秀对其感情颇深，遂撰文哀悼，刻为墓志随葬。
墓志于清代嘉庆年间在西陕兴平县出土，楷书21行，行23字，被称为《美人董氏墓志铭》，又称《董美人墓志》。
原石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毁于兵燹，到现在，就算是拓本流传的都十分稀少。
这块石碑最后存放的地点，倒是在大海市，可这东西能是真的？
这块碑的原石，于清嘉庆年间在兴平县出土，为大海陆君庆官西陕兴平时所得，旋归大海徐渭仁(紫珊)。
徐氏十分珍爱，从关中把此石携至大海，自号其斋曰“隋轩”，并广泛椎拓。
据说用墨较浓，字画瘦细。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大海小刀会农民起义战争期间，原石毁佚。
徐氏拓本流传甚少，出土初拓本尤为难得。
现在最出名的拓本，应该是藏在神都图书馆、神都大学藏本、霓虹三井文库、徐渭仁氏拓本。
石碑不存，流传在人间的便只有拓本了。
《董美人》的拓本大约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初出土时在关中的拓本。
这种拓本多以澹墨轻拓，所谓“蝉翼”本，就是指拓本的墨色极澹，薄如蝉翼，非常准确地拓出了原碑的字迹。
这类拓本，流传极少，也极为珍贵。
陈文哲眼前的这块石碑，很显然就是根据这种拓本复制出来的，要不然不可能这么相似。
除此之外，还有大海图书馆藏有陈景陶（悫斋）题字藏本，即为此类最佳本。
第二类，是徐渭仁把石碑搬运到大海市之后的拓本。
据说这种拓本用墨过浓，也许是拓手不精的缘故。
这个时期的拓本的墨色，把原碑上的字迹浸染覆盖了许多，笔画变得细小模湖。
据一些专家说，大海时期的拓本与关中时期的拓本相比较，“疑非一石所出，细细勘之，石花字画均合，乃同出一石无疑。”
这种拓本数量多一些，价值也相对低一些。
第三类拓本，是碑毁之后重刻的拓本。
想到这里，陈文哲反而有了一点想法。
特别是第二种拓本，居然被认为可能是假的？
陈文哲博闻强记，现在就起作用了。
所以，再看眼前石碑是时候，他就特别注意了。
这块石碑是小刀会起义的时候毁坏的，但是，谁也没有亲眼看到啊！
再说，一块石碑，怎么损坏？
你故意砸它？还是放火烧掉了？
都知道这是一块宝物，谁会费心费力，特别砸了这块宝贝？
就算小刀会的起义军都是文盲，他们去抢点其他宝贝不好吗？居然还有时间损毁一块石碑？
这传说怎么看，都有点像是假的，像是放出来的烟幕弹啊！
小刀会起义的时刻，不要说大海市，就算国内整个大环境都不好。
借着这次事件，是不是可以顺势把这块石碑藏起来？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是不是眼前的石碑就有可能是真的？
想到这里，陈文哲认真了起来。
不过，他也没有就真的以为，这是真品。
只不过，既然被李天强放在这里，而且放在了最显眼的地方，那肯定是有点东西的。
第一千四百八十章盛颜仙姿,美了千年
陈文哲看向石碑，一眼看过去，十分古朴，字迹就不要说了。
如果不是很好，也不可能来到这里，也不可能被陈文哲入眼。
就算是作假的彷品，基本的技术也还是需要有的。
陈文哲最是知道，有些造假工坊之内生产的所有石碑，都被打凿得古朴陈旧。
字体更是凋刻的惟妙惟肖，比如现在：美人体质闲华，天情婉嫕，恭以接上，顺以乘亲，含华吐艳……
《董美人墓志》为什么出名，不止是字体好，就连语句也十分华美。
翻译过来的译文，也十分让人向往。
这是一段译文：董美人体质文雅优美，天性柔顺和美，对待长辈很恭敬，对亲人很温顺，谈吐与作文，都很有文采。
就像台阶上的美玉，庭院里的兰惠芳草，来仪（入宫）于鲁殿，又出宫到梁台去侍奉，她的环佩在芳林里回响，她的衣服在春光里耀目。
她作投壶的游戏时，有飞鹤那般的巧妙；
在弹棋时，能尽巾角的巧妙。
她美丽的容颜能倾国倾城，她妩媚的笑貌可值千金。
她的靓妆就像池上的莲花，她照镜的时候，就像是月亮挂在窗上（均指其花容月貌）。
她回眸时的神态很美丽，她的裙裾散发的清香如细风，她走路时，头发就像是吹过了花，又像是雪轻柔地飘过（用《洛神赋》的典故）。
《董美人墓志》表述的是什么？是楷书里的“盛颜仙姿”，美了千年啊！
这样的一位美人，谁又不喜欢呢？可惜十九岁就死了。
所以，才会刻碑怀念！
这就成就了这块墓碑，让这块隋代《董美人墓志》的铭文，成为着名的墓志。
众所周知原碑已经被毁，可在一些年代，就是有人重新打凿一块。
这就是要让人捡漏，因为你说这块墓志被毁了，就真的被毁了？
万一我这块是真的，那不是发了？这就是现在陈文哲的想法。
当然，李天强肯定也有这种想法，要不然这种都知道损毁了的墓碑，怎么还有人购买？
不说其他，就说李天强，他肯定出了高价，才能买下这块石碑。
就算明知道这块石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假的，也有人出高价啊！
这就是古玩行，都认为自己可能捡漏，自己就是那个幸运儿，陈文哲也不能例外。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知道有很多收藏者有这种想法，那些造假者才一批批，络绎不绝！
当然，刻碑可不简单，不是谁能能做的。
就算是彷制，你总要彷制的像一些吧！
要知道历代一来，能够刻碑立转的都是大家。
像是墓志铭，可不是找谁都能写的。
要想彷制古代墓志，就必须要学习一些书法大家的作品。
而彷制《董美人墓志》就更加不简单，因为它堪称隋志小楷中第一。
隋人书法，上承北魏书体，下开唐朝新风，是南北朝到唐之间的津梁。
《美人董氏墓志》恰好反映了这一点，属隋代墓志中的上品佳作，堪称隋志小楷第一，开唐代钟绍京一路小楷之先河。
其书法布局平正舒朗、整齐缜密，结字恭正严谨，笔法精劲含蓄，清雅婉丽。
从字体面目看，楷法纯一，隶意脱尽，已与晋人小楷、北朝墓志迥别。
但是可以看到部分的外方里圆、华美坚挺的笔致，给人以清朗爽劲，古意未尽的感觉。
清罗振玉对其评价很高：“楷法至隋唐乃大备，近世流传隋刻至《董美人》、《尉氏女》、《张贵男》三志石，尤称绝诣。”
赵万里亦评其书法云：“字迹稳秀端丽，与《公元》、《姬氏》二志同为传世关中随志翘楚。”
唐初的一些着名书法家，如欧阳询、虞世南等人，多取法于隋代墓志书体。
清代中叶以来，更为广大书法爱好者垂爱，视为学习楷书书法范本之一。
楷书自汉隶蜕化过来后，经过六朝二百余年的演变，至隋朝时，已渐趋成熟。
隋朝国祚虽短，在书法史上，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在楷法上熔南北于一炉，开唐书之先声，可以说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传世隋碑及墓志并不多见，着名的有《龙藏寺碑》、《曹植庙碑》、《启法寺碑》、《孟显达碑》。
另有《久苏孝慈墓志》、《张贵男墓志》、《杨居墓志》、《李则墓志》、《宫人元氏墓志》等。
其中尤为着名的就是《董美人墓志》，《董美人墓志》真书，计二十一行，每行二十三字。
董美人是隋文帝第四子蜀王杨秀的侍女，她不幸在十九岁时即因病夭亡。
蜀王杨秀为了纪念她，遂自撰铭文，刻此志随葬于长安郊外。
时正隋文帝开皇十七年一五九七一。
此志和其他墓志一样，没留下书写者和镌刻者的名字。
但细观此志笔意精到细腻，点画清劲挺秀，字形微扁，依然保持着六朝墓志稳重而端严的特征。
但其体势结构已十分匀称和谐，楷法已趋完善。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其平正端庄的体势中，微杂险绝的姿态，显得平而不板，十分耐人寻味。
此志虽以方笔为主，但其转折钩趯处不露圭角，给人以温润之感。
如初学者以唐碑为基础，以北碑求变化，则此志介乎二者之间，可作为由唐入魏的过渡作品。
可以说，这一块墓志上的书法字体，已经是汉代以来的最巅峰。
而陈文哲从这块墓碑上，甚至还能看出一些汉唐代书法的影子。
只不过，它是隋文，不是汉文，也不是唐文，最多也就是有一些汉唐的传承。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位汉代的书法大家，就是钟繇。
隋代书法，既然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那么他承的是谁？肯定是汉唐。
唐代就不说了，直说三国时期，而钟繇是三国时期着名的书法家。
他被称为“楷书鼻祖”，他的小楷堪称万世模范。
这一块是被，既然号称小楷第一，自然就避不开这位“楷书鼻祖”。
所以，很多刻碑高手，想要模彷古代碑刻，必然都需要临钟繇很多年。
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不喜欢书法，不喜欢他的字体，怎么能学的下去？
而这还只是门槛，因为刻碑的，怎么可能只认识钟繇一个？
第一千四百八十一章楷书鼻祖
钟繇小楷，学字的人临得很多，但是真正知道这位大师的人却不多。
钟繇是汉末至三国时期曹魏重臣，书法家。
钟繇出身颍川钟氏，东汉时期，举孝廉出身。
他历任尚书郎、黄门侍郎，协助汉献帝东归洛阳，封东武亭侯。
后得到掌权的丞相曹操的信任，出任司隶校尉，镇守关中，功勋卓着，被比为萧何，累迁前军师。
曹操受封魏王时，任魏国大理卿、相国等职。
曹魏建立后，拜廷尉卿，再迁升为太尉，位列三公之首。
钟繇擅篆、隶、真、行、草多种书体。
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
他推动了楷书（小楷）的发展，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后世尊为“楷书鼻祖”。
他与书圣王羲之，并称“钟王”。
南朝庾肩吾评其书为“上品之上”；唐朝张怀瓘《书断》评为“神品”。
这样的人物，他的作品，如果能够模拟出三分相似，那也绝对了不得。
更何况，是脱胎于汉唐的小楷，号称隋文第一的一幅石碑。
陈文哲能够从这块石碑上，看到钟王小楷的一丝影子，已经很不错。
这种等级的楷书，绝对不是临摹三五年，就能够达到的。
就算是临摹《董美人墓志》，能够有这种成就，也已经算是书法天才。
毕竟，不管是《董美人墓志》，还是钟繇楷书，号称一个时代的第一。
而到了现代，不管是哪一位所谓书法大家，都不可能达到古人的水平。
毕竟现代人，都不是靠写字吃饭。
肯定没有人能够如同古人一样，每天努力练字。
所以，就算还能出一些大师，也隐藏在民间，至于出名的那一些，只是一些妖魔鬼怪。
比如如同神经病一样，胡乱挥毫泼墨的家伙，那也叫书法家？
不能在真正的书法之上有所突破，也就只能玩这种上不得台面的小花招了。
之后再包装一下，宣传一下，居然也能成大师了，真是笑话！
可惜，现在这样的笑话还真不少！
“老板，这一块应该还不是最珍贵的，但是他保存的最好，您看这一块！”
就在陈文哲研究《董美人墓志》的时候，李天强十分得意的指着另外一块石碑开口道。
陈文哲一愣，接着转移了过去，不是说过来看禹王碑的吗？
现在他禹王碑还没看到，可像是《董美人墓志》碑这样的名碑，他已经看到了好几块。
陈文哲看向李天强，这小子收集的石碑是真不少。
顺着他指向的方向，陈文哲看向另外一块石碑。
这一块石碑更加古朴，也好像更加出名。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这是《乙瑛碑》？不对啊，这怎么是楷书，我记得没错的话，这块石碑应该是用隶书刻的吧？”
“对，这是《乙瑛碑》，但是不是普通的《乙瑛碑》，它就是用正楷刻制的，有人说它才是真正的钟繇《乙瑛碑》”
说到这里，李天强更加的得意。
不用说，这块石碑争议肯定更大。
陈文哲看字迹，倒是感觉像是钟繇的正楷。
但是，这块石碑太出名了。
人家刻制的时间，那时钟繇好像才三岁，所以说这绝对不可能是钟繇的真迹。
但是，无风不起浪，既然有人说《乙瑛碑》是钟繇的作品，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在这里，就要重新说一下钟繇的成就。
钟繇篆、隶、真、行、草，多种书体兼工，其书法古朴、典雅，字体大小相间，整体布局严谨、缜密。
张怀瓘《书断》说：“元常真书绝世，乃过于师，剐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
他写得最好的是楷书，《宣和书谱》评价说：“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
钟繇所处的时期，正是汉字由隶书向楷书演变，并接近完成的时期。
在完成汉字的这个重要的演变过程中，锺繇继往开来，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他能适应时代潮流，善于学习民间出现的新书体；
另一方面他勤奋学习，善于思考与钻研。
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说：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由此可见，钟繇是蔡邕书法的第二代传人。
其实，钟繇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艺术成就，并不限于一家之学。
据宋代陈思《书苑菁华》记载，钟繇少年时就跟随刘胜学习了三年的书法，后来又学习曹喜、刘德升等人的书法。
因此，钟繇与任何有成就的学者一样，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刻苦用功，努力学习的结果。
另据《书苑菁华》记载，钟繇临死时把儿子钟会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部书法秘术，而且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诉钟会。
他说，自己一生有三十余年时间，集中精力学习书法，主要从蔡邕的书法技巧中掌握了写字要领。
在学习过程中，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场合地点，有空就写，有机会就练。
与人坐在一起谈天，就在周围地上练习。
晚上休息，就以被子作纸张，结果时间长了被子划了个大窟窿。
见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自然景物，就会与笔法联系起来。
有时去厕所中，竟忘记了回来。
这说明了钟繇的书法艺术，确实是自己勤学苦练的结果。
在苦练的同时，钟繇还十分注意向同时代人学习。
他经常与曹操、HD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人，讨论用笔方法问题。
钟繇不但自我要求严格，对于弟子门生也同样以严要求。
对于儿子钟会，也常常百般劝戒，钟会最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钟繇、钟会父子被人们称为“大小钟”。
钟繇的书体，主要是楷书、隶书和行书。
南朝刘宋时人羊欣《采古未能书人名》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
所谓“铭石书”，即指正楷。
“章程书”即隶书，又称八分书。
“行押书”指的是行书。
第一千四百八十二章汉隶之最可师法者
钟繇的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人们今天所见到的要么为临摹本，要么系伪书。
一般地认为有“五表”、“六帖”、“三碑”。
“五表”指《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又名《戎路表》）、《调元表》《力命表》。
这是现存钟繇书法艺术性最高的作品，但都不是锺繇的真迹。
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说，《宣示表》是唐代所传王羲之临本。
因王羲之亦为书法大家，所以他临摹钟繇的真迹非常成功，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书法的情况。
《宣示表》真迹，据王羲之曾孙王僧虔《书录》说：“太傅《宣示》墨迹，为丞相始兴（王导）宝爱，丧乱狼狈，犹以此表置衣带。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爱纳诸棺中，遂不传。所传者乃右军临本。”
《调元》《力命》《贺捷》三表，也是后人临本，但成就亦较高。
《荐季直表》可信性最强，在唐宋时期由宫中收藏，周围印有唐太宗李世民“贞观”玉玺。
之后宋徽宗赵佶“宣和”、宋高宗赵构“绍兴”，以及清高宗“乾隆真赏”等御印，一一陈列其上，这说明它曾经由以上各帝御览。
后几经辗转，毁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今仅存其影印件。
《荐季直表》艺术成就很高，元代陆行直赞美此表“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为“无上太古法书，天下第一妙迹”。
“六帖”指《墓田丙台》（简称《丙舍帖》）、《昨疏还示帖》（简称《还示帖》）、《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长风帖》（其后半部分又名《安厝帖》）。
“六帖”全部为临本，《丙舍帖》《还示帖》，成就较高，也较接近钟体，是上乘之作。
至于《白骑帖》等四种，则经多人辗转临摹，已远离钟体。
接下来就是“三碑”，“三碑”是《汉乙瑛置百石率史碑》（简称《乙瑛碑》）、《魏上尊号碑》、《受禅碑》。
这些全为刻本，是否钟繇所作已无从考证。
特别是《乙瑛碑》，有宋人张稚圭石刻记云：“后汉钟太尉书”。
但现在有一块石碑，也就是被人们称之为《乙瑛碑》的石碑，却是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
据考证，此时钟繇只有三岁，显然是误传。
可是，这么明显的错误，以前的古人就看不出来？
所以，是后来钟繇彷了一块《汉乙瑛置百石率史碑》，还是另有原因？
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应该是有一块类似钟繇真迹的石碑吧？
《乙瑛碑》又称“百石卒史碑”“孔龢碑”“孔和碑”等，无撰书人姓名，它属隶书书法作品，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这样一块石碑，陈文哲自然是知道。
《乙瑛碑》为方首碑，高198厘米，宽91.5厘米，厚22厘米，无额，碑文18行，每行40字。
碑文之中记录了鲁相乙瑛，上书请求为孔庙设置百石卒史一人来执掌礼器庙祀之事。
它属于纪事性的祠庙碑，与《礼器碑》《史晨碑》合称“孔庙三碑”。
书法上，其书体方整，结构严谨，笔势刚健。
书法雄劲，字取横势，粗细相间，起笔藏锋，收笔回锋。
长笔画呈弯弧，波尾大挑，折角圆和，波势蕴柔。
中敛旁肆，潇洒飞逸，气韵盎然。
所以这块石碑被近人推为东汉绮丽书派的代表，是汉隶成熟的标志碑之一。
所以直到现在，它都是汉隶之最可师法者。
但是，说《乙瑛碑》是钟繇的书法作品，这个没有史料依据。
据陈文哲知道的，已出土的汉碑有二百多种，且风格各异，其碑上都没有刻制书者的姓名。
说《乙瑛碑》是钟繇的书法作品，只是人们的猜测而已。
虽然钟繇擅书法五体，但后人只见到过他的小楷《宣示表》。
至于其它书体的作品，后人从未见过，怎么说《乙瑛碑》是钟繇的书法作品呢?
还有就是《夏承碑》，有关专家说“相传”是蔡邕的书法作品。
但《夏承碑》到底是不是蔡邕的书法作品，有关专家也难以肯定。
最后他们只是用了“相传”两个字说明《夏承碑》的书者是蔡邕。
汉《乙瑛碑》到底是谁的书法作品，到目前为止，人们连“相传”二字都没看到。
为什么说《乙瑛碑》是钟繇的书法作品？陈文哲原来也认为，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现在看到这么一块用正楷书写的《乙瑛碑》，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能够放在这里，肯定是被李天强高价收购到手的。
以现在李天强的人家关系，肯定不可能轻易被人忽悠。
那么他就肯定是找了高人鉴定过的，既然鉴定过，还被买了下来，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不说其他，只是看石碑的风化痕迹，就知道这块石碑，存在的时间肯定不短了。
这样的品相，加上其上的字迹，就算是赝品，也价值不菲啊！
鉴定古董，就要抱着怀疑一切的想法来鉴定。
所以，陈文哲不认为这是真品，但是他却没法找出任何一处瑕疵。
这就厉害了，不认为是真品，还看不出模彷的缺陷，这要真是赝品，也绝对是大师级高手制作的。
要知道，碑刻彷制品之所以珍贵，在于其石料有限。
比如要彷制一些石刻，像是摩崖石刻这种，可以说是相对好办。
要真想彷摩崖石刻，在原址附近找到相似的天然石料，并不难。
之后彷造字迹刻好后，再用碱液对字口进行腐蚀，形成长期风化剥落的外观即可大功告成。
而墓志彷造，最大的难度在于，几乎不可能找到和真品形状、年代完全相同的石料。
外形只能打凿，而打凿的痕迹，非常容易识别。
真正的高手，都是先将石料形状打磨好，刻完字再放入碱水浸泡做旧。
但浸泡时间，需要极其精准的把控。
时间久了会蚀化过度，时间短了又只能蚀化浅表，很容易露马脚。
如果是陈文哲做旧，他倒是不赞成这种作伪方法，因为最终稍有不慎，前期的一番辛苦打凿就白费了。
第一千四百八十三章中华民族的瑰宝
陈文哲虽然没有专门学习过石刻，但是他间接的可是学到过不少凋刻技术。
时刻他也懂一些，就算是以他大师之上的凋刻手艺，来做石刻的话，打凿一块石碑，最少也需要至少一周时间。
做这种赝品，需要先切好石料，打凿碑文。
先推进前期工作，至于后期怎么做旧，只能是做好前期工作之后，再另想办法。
彷造碑刻、石刻，还不是只看凋刻技术，还有书法。
所以，这就需要三个关键点，石材、书法、凋刻手法。
一般从技术上说，造假是一门需要毫厘不差的手艺。
真要开始，需要匠人们数天乃至数月心无旁骛。
一般会断绝与外界的一切念想，潜下心来来把所有心血都倾注在一斧一凿上，才能打出精品。
特别是刻碑，它是一门需要耐心和静心的技艺。
精美的石刻赝品，无论是技术还是审美上，都堪称巧夺天工。
这样的作品，不管真假，看着都有点赏心悦目。
而眼前的这一些石碑，给陈文哲的感觉，就很不简单。
走进这件小小的隔离间，一熘四五十米，居然摆放着尽百块碑刻。
大大小小，完整的，残破的，各种书法字体，都凋刻在一块块石碑之上。
恍恍忽忽之间，陈文哲居然有了一种身处碑林的感觉。
不管这些石碑是真是假，能够弄到这么多，李天强绝对是出力、尽心了！
“这块就是禹王碑？”
慢慢的，陈文哲走到了一块石碑跟前。
这一块石碑很特别，因为其上的字迹，陈文哲居然一个都不认识。
能够让他都认不出一个字来的石碑，很少，而其中禹王碑最出名。
禹王碑是我国最古老的石刻，文物界的瑰宝！
这是个不寻常的宝贝，公元1212年发现的。
那个时期是南宋，南宋人何致游玩南岳衡山，山中偶遇一樵夫。
樵夫看他是个文化人，就告诉他前面不远有个大石头，石头上写着许多很奇怪的字，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何致按照樵夫指引的方向，来到了大石头下，这一看他激动的叫了起来。
这就是仅在史料中记载的，传说中的我国最古老的石刻——禹王碑。
何致赶紧拓下碑文，经过长沙时，刻碑于岳麓山峰。
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禹王碑，不是那块在衡山之中发现的珍品禹王碑。
在文物保护界，禹王碑与黄帝陵、炎帝陵，同为中华民族的三大瑰宝。
而真的禹王碑也从那以后无处寻找，成了千古之谜。
陈文哲看向眼前的禹王碑，如果那块真品不成千古之谜，是不是他这里的这块也不会出现？
只见这块禹王碑上，刻有奇特的古篆文，字分9行，共77字。
碑高1.7米，宽1.4米。
字形如蝌蚪，既不同于甲骨钟鼎，也不同于籀文蝌蚪，苍古难辨。
传说此碑碑文记述和歌颂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是一块功德碑。
大禹子继父志治水，“七年闻乐不听，三过家门不入”的美谈，流传至今。
不过，由于年代久远，人们认为这就是夏朝的文字，早于商周金文。
这种文字到战国末年，逐渐消亡。
秦汉文字改革后，绝大多数文人无法识读。
加上内容是南楚方言，又多通假，更难辨认。
然后千百年来文人墨客，一直试图去解读这“天书”。
比如着名历史学家、甲骨文专家郭老，钻研3年，也仅只识得3字。
真品禹王碑，除了南宋当年那一位文人看过，其他人都没见过。
现在我们能见的是后来凋刻的，现在陈文哲也只能是根据那份碑刻，来鉴定这块禹王碑。
既然已经说是禹王碑，那么大小、字体，应该都没问题。
碑文9行，每行9字，77字，这些都对，最后末有寸楷书“右帝禹制”。
字体为蝌蚪文，即鸟虫书篆。
这是一种奇特的古篆文，字形如蝌蚪，既不同于甲骨钟鼎，也不同于籀文蝌蚪。
就是因为这么奇特，才有人认为，这很可能是夏文。
可惜，发现的这种文字，实在是太少，也没有相关遗址来左证。
就算是何致山寨刻碑，也几经流失。
当年他将其置于岳麓山，到明嘉靖十二年（1533），才有潘镒剔土得碑，遂摹拓流行于世。
明代学者杨慎、沉镒等都有释文。
碑文主要记述大禹治水之功绩，现在长安碑林、禹陵、法华山、黄鹤楼等处，均以此碑为蓝本山寨。
这么有名的一块石碑，而且真正的石碑还消失无踪，成为千古之谜。
那么后世人会怎么做？寻找是肯定的的，但是翻刻、造假更是必不可免。
禹王碑就是在传说和翻刻间，它的真假及身世，逐渐化为了一个文化谜团！
因为它在华夏文明史上，太出名了，不仅古人对其极致推崇，就连近代人对其，那也是极致推崇。
甚至，到了当代，人们还将其定为了，中华民族的三大瑰宝之一。
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禹王碑”之所以如此出名，显然是因为大禹，太过出名了。
其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太过伟大了。
随便说几个，便可窥见一二。
诸如大禹治理了上古大洪水，划定了九州，制造了九鼎等等。
很显然，中华民族对于大禹的尊崇，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所以，一旦有一块碑文，被传说与夏朝的大禹有关。
那么此碑文，就一定会受到，历朝历代的我们国人的极致推崇！
更何况，据传此碑文，还是人们为了纪念大禹治水而立。
且因为立碑的事情，还发生过大禹谦让的趣事。
所在，在种种传说，以及神秘因素的影响下，“禹王碑”的事情，总是能对历朝历代的名人、文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事实上，虽然“禹王碑”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但在历史上，它的命运，却是命途乖舛的。
而且，因为“禹王碑”身上，有太多太多的谜团。
故而，“禹王碑”的真假和身世之谜，历来均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讨论和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不管“禹王碑”身上有多少争议，一些事情都真实存在，不是虚妄，不是传说。
第一千四百八十四章历来众说纷纭，遂成千古之谜
诸如禹治水，刻石铭志；
禹治水成功，立碑纪德；
衡山民间传说等等。
当然，也有很多争议。
更有甚者，还认为“禹王碑”是秦始皇南巡纪念大禹而刻的碑，或是楚国的文字等等。
但是，不管大家如何去，解读“禹王碑”的身世，去丝毫不影响，其巨大的影响力！
故而，历朝历代均有大量的名人、文人，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他们纷纷想要前去瞻仰和膜拜，传说中的“禹王碑”。
只不过，大家都不知道“禹王碑”确切的位置。
所以，对于“禹王碑”，大家都是只闻其名，不见其身。
要说“禹王碑”最早的文字记载，一般认为，是见于罗含（历西晋和东晋两朝）所写的的《湘中记》之中。
该书记载“禹王碑”道：“岣嵝山(古指衡山)有王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
此后，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宋徐灵期，在其《南岳记》，也提到过“禹王碑”。
即：“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碑下有石坛，流水萦之，最为胜绝。”
而且，据传，曾修真于南岳衡山紫盖、云密二峰的修道之人--徐灵期，还因采药炼丹，亲眼见过“禹王碑”。
不过，毕竟是传说，无法考证。
当然，如果从此禹王碑还只是传说，那很多人就算造假，也不会选择它。
但是，后来它还是不停的出现。
比如等到南北朝时，南朝之萧齐时期，“禹王碑”的名声，第一次开始流传于世。
此事记载于，南朝梁代时期刘显的《粹机录》之中。
即：“萧齐高祖子铄封衡阳王，有山人成翳游衡岳，得禹碑。摹而献之，王宝之，爰采佳石翻刻，始见于世。”
不过，传说中的“禹王碑”母石，以及在南北朝时期，流传的翻刻版的“禹王碑”，后人基本都没找到过。
另外，东汉赵晔所撰的《吴越春秋》中，也有记载“禹王碑”。
即：“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授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
显然，唐朝之前的，汉朝、晋朝、南北朝等，都有过“禹王碑”的记述，这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所以，唐代的文学家--韩愈，还亲自到南岳衡山，寻找过“禹王碑”。
但是却没有找到，一番失望之下，韩愈作了首《岣嵝山神禹碑》诗，悻悻而归。
只见韩愈写诗道：“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洏。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
此外，同样也是唐代的诗人--刘禹锡，也称咏过禹碑。
其写诗道：“常闻祝融峰，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玩姿，秘文璃虎形。”
因为无论是晋朝也好，南北朝也好，还是隋唐也好，古人往往都是只听过传说，而都没见过“禹王碑”。
故而，“禹王碑”的真假和身世，被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外衣。
继而，愈发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不过，到了南宋时期，事情出现了转机。
南宋时，即嘉定5年（1212年），诗人--何致游览南岳衡山时。
他路遇一樵夫，在其指认之下，于衡山72峰之一的岣嵝峰，偶然间发现了“禹王碑”。
因为“禹王碑”发现于岣嵝峰，所以也称岣嵝碑。
大概是出于研究，极致的崇敬，又或者是因为太过喜爱。
最终，何致临摹了碑文，并将此临摹的碑文，带回额湖（南长）沙。
最终，此临摹的碑文，被翻刻于岳麓山。
不过，对于何致发现“禹王碑”一事，同时代的南宋之张世南，显然是存有疑虑的。
所以，其在《游宦纪闻》中，对于何致发现“禹王碑”，有详细记载。
“何以一献连帅曹彦约，并柳子厚所作书般若和尚第二碑……曹甚喜，牒衡山令搜访。令报云：柳碑在上封寺，去冬雪多冻裂，禹碑自昔人罕见之。反疑何取之他处以诳曹。”
何致把“禹王碑”拓文带回湖沙，献给南宋大臣，转运使--曹彦约，确实使得这个南宋大臣，很是兴奋。
为此，这个大臣还派人去寻找过“禹王碑”母石。
然而，无论如何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
无奈之下，曹彦约只得把何致所献的“禹王碑”之拓片，镌刻在了岳麓山峰顶上，并用泥土封住。
岳麓山上的，依据何致拓本，翻刻的，流传下来的“禹王碑”，也不是现在我们见到的那些。
在这里，故事就变得有点离奇。
当年既然已经有人找到，那么接下来立即去找，为什么找不到了？
既然派人也没找到，所以，最终就惹人怀疑了。
搞不好，当时包括大臣--曹彦约在内，有不少人都认为何致，是从别处拓来了假的“禹王碑”，诓骗了曹彦约。
至于目的嘛，应该就是巴结大臣，以获得好处。
总体来说，对于岳麓山上所刻的，所谓的“禹王碑”的真伪，乃至身世，历来都是众说纷纭。
无论如何，何致所带回的这个“禹王碑”拓文，是真还是假，最终，这个拓文，还是被刻在了岳麓山。
刻完之后，还被封起来了。
而这一封，就是封了300余年。
直到明嘉靖癸己年，即1533年，才被一明朝官员搜得。
即被湖广提学副使--管大勋搜得，之后，管大勋把岳麓山上的“禹王碑”摹刻成碑，立在了衡阳石鼓书院。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禹王碑”才算是真正开创闻名于世。
明朝的朝野间也才算是真正看到了，号称是虞夏之书的“禹王碑”。
等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又有人将石鼓书院的“禹王碑”刻石，摹刻到南岳衡山之岣嵝峰上。
自此，原来的已经没有文字的“禹王碑”母石附近，才又出现了“禹王碑”及碑亭。
不管怎么样，在明朝发现岳麓山的“禹王碑”后，人们对于这个传说中的，最接近“禹王碑”母石的“禹王碑”，一直都是小心看护。
其中，最明显的便是，1935年修建了石亭护之。
为此，还有人在旁边，镌刻了“大观”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