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我们来聊一下政治经济制度，到底要背什么锅。
那么政治制度又是以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的，没有钱，打什么仗？拿什么来稳定统治？
元朝中期频繁更换皇帝，仅在公元1307年即大德十一年至公元1333年即元统元年就更换36个皇帝，在位都很短。全由权臣摆弄下诏或颁布诏令。皇帝成为傀儡，不能决策大事。
如此一来25年中竟然换了36个皇帝，财权不稳与政权不稳相互影响，政权不稳从而导致无法集中精力搞建设。由此缩影我们不难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元朝快速灭亡的秘密在那里。
话说前文说的这一切都息息相关，俗语说：皇帝不差饿兵。如果你公司的老板，不发工资给你，你不会不会工作？又那拿什么来养家？既然如此，竞争对手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老板不发工资，说不定我就跳槽了，管你什么员工的素质，先填饱肚子再说，这是人的本能，不能说他不对。
这样说吧，缺乏经济基础作支撑的上层建筑，迟早都会崩溃坍塌。
但是不得不提，元朝的海上贸易之繁荣，史学界有公论的。可是为什么这么一个外向型，开启海上贸易的蓬勃外向帝国，为什么就在经济上出了问题呢？政权不稳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
要理清楚这细节的问题，还得从源头说起。朱元璋的事业为什么能成功？元朝是一个很大的方面，其他朱元璋的竞争者的灭亡如张士诚、陈友谅、明玉珍我们之前已经解析过了，他们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毕竟不是一个稳定的大一统帝国。
堡垒是怎么从内部瓦解的？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该如何稳定左转，给继任者老朱家什么启示？今天的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教训呢？
这一切要从头说起，铁律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差异早就决定元的失败，而元后期又拒绝向汉靠拢，灭亡是必然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与清相比，元朝虽然拒绝汉化政策并最终灭亡，但保留了自己民族性，而清的政策虽然延长了其统治却险些造成这个民族的消失。
总体来说可以这么说，前文阐述的元朝中期频繁政变，导致当时元朝国内政治不稳定。
元朝后期政治腐败，加上权臣干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加剧，自然灾害黄河决堤改道，上层点播钱粮震灾，下面的官员发大财。上上下下都满意了，官员上书皇帝震灾效果不错，百姓叩谢皇恩浩荡。结果几乎一颗米都没发到百姓的手里，导致元末农民起义。
元朝臣子鬼力赤计划谋取政权，北元灭亡。
一直到了公元1635年，爱新觉罗·多尔衮与爱新觉罗·岳托等领兵万人渡河，招降了库图克图汗剩下的部众，之后孛儿只斤·额尔孔果洛额哲献传国玉玺出降，整个漠南蒙古完全纳入了后金的版图，大蒙古国的汗位至此断绝，而蒙古帝国，也永远的消失了。
亡国短命的一个大锅，前文笔者反复提到了一点，正所谓是是成也制度，败也制度。没有了稳定经济的支持，军队又没有收入。汉朝、明朝都完备的屯田制度，军队自己养活自己，有完备稳固的经济制度的支持。然而元朝的曾经无敌欧亚的军队是怎么被自己坑废的呢？到底是什么影响了它的战斗。
有一种观点是说，元朝不重视农业发展，而中重视海上贸易。从而导致了亡国。这种说法是有失公允的，不是全部的原因。农业方面其实元朝比宋朝还是有进步的。
纵观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里，国运长久的朝代都会有一套完整的制度。
周朝有周制，能延续八百年；汉有汉制，能延续400年；唐宋延续前制。
唯独元朝没有完整的制度，比如元朝有调军、遣军之法，却无养军、练军之制，元朝的兵马在立国几十年后，就成了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队，打劫人民还是有一套，上阵对敌就是一塌糊涂。
元朝元顺帝至元三年，广州朱光卿率众起义，元朝廷用了七个月才平息。当时的蒙古兵马已然腐化堕落，不堪大用，朱光卿又是汉人，所以汉人兵马也不能动用，只能将蒙古和色目人混编。
朱光卿的起义虽然被镇压，却因用时太久，导致天下群雄并起，其中就有未来的明太祖朱元璋。
关于民间治理，元朝虽有法典《元典章》流传于世，但其中的法只有汉人和南人需要遵守，蒙古人、色目人遵从本身风俗即可。
《元通鉴》中记载了这么一则案例：元武宗至大元年，有一番僧强买汉人商贩的柴火，商贩上告官府，当时的留守李壁询问案情事，番僧率众冲入公堂，将李壁打的头破血流，结果番僧全被元武宗赦免。
元朝鼎盛时期，能用强大的武力平息一切不服。可是元朝的兵制不完善，强大的战斗力不能持久，其律法也一切从简，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制度。
元朝末年，禁止汉人、南人、高丽人持有军器，省院高官只使用蒙古人和色目人。当时的宰相巴延还曾秘密请求诛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所以元朝末年的乱局，属元朝皇帝自作自受，逼迫百姓不得不反。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吸取元朝的教训，将制度深入到国家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都有详细的规定。朱元璋建立黄册制度希望百姓各安其职；建立屯田制度降低国家养兵负担；朱元璋所创建的官制，部分现今都还在使用。
与元朝相比，同样是马上的天下的清朝，因完整延续明朝制度，所以其国运与明相仿，延续两百六十八年。
提起导致元朝政治及经济政策，元朝蒙古贵族的政治观念是简单粗陋的。
他们认为，被征服的土地既然是战利品，掠夺财富就是应该的了；往北方，元朝恢复经济的办法是广开牧场，实施屯田；大多数土地是强夺民田而来的；在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农奴制。
在江南，原来属于南宋的官田变成新王朝的官田，强占土地的现象同样严重。
地位最低的南人地区赋税征收十分沉重，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来自江浙。特别是忽必烈后期用色目人阿合马执政，实行一种包税制度。政府确宠税额，主要由色目，人和汉族官吏去包办，至于实际征收多少政府不剥夺民众达到敲骨吸碱的地步。
其他的一些法律，如“打勘”法；更使百姓受害，连执行的州县官吏都叫苦不迭，实际就是“骗财之术”。
另外，垄断铁，银矿业，实行盐铁专卖，所造的铁器质量粗劣，强行卖给百姓。此外还有滥发纸币作为搜刮民财的手段等等。
不过，元朝统治者与历史上其他王朝有一个重要不同，就是他们从不贱视商业，相反特别优待和利用色目商人，让其为他们大量敛财服务，如他们把掠夺的大量金银借给色目商人，由他们去放高利贷，然后向蒙古人纳息，这就暴露出蒙古人的重商是变相掠夺的本质。
另外还有祸害国家经济的最容易被忽略但是很致命的一项，就是货币政策，还有滥发纸币。
通货膨胀有多么深的危害我们今天的有的人都无法全面的了解，更何况大多数都是文盲的元朝中期。
由于蒙古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同时受儒家轻商思想较少，故元朝比较提倡商业，使得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相当富庶的国家。
商品交流也促进了元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善了陆路、漕运，内河与海路交通。
元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前期由恢复到发展，中后期由发展到停滞、衰敝。由于元朝地域辽阔，民族之间交往增多，对外开放，使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具有相应的特点。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各民族的生产技术互相交流，对外贸易空前发达，交通运输业有很多创举。
元朝的首都大都，也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为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然而因滥发纸币也造成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滥发纸币。这八个看似不显眼的字，要了元朝的老命了。没有钱就印刷钱，用国家的信誉作为背书，长此往复。
要知道现代国家的货币是以黄金储备这种硬通货作为背书，国家信誉为保证发行货币的，这又和政权稳定息息相关，我们时不时可以在新闻里看到，那个国家发生了政变、战争，导致该国的货币贬值多少。
由于元朝为了加强对经济的统制，以使用纸币为主，铸造钱币比其他朝代为少。这样一来就没有硬通货币作为储备，皇帝权臣想印多少就印多少，这还了得？
公元1260年元世祖发行了以丝为本位的交钞与以白银或金为本位的中统钞，中统钞没有设定流通期限，钞币持有者可以按照法令比价兑换银或金，虽然其后曾一度废除，但持续使用到元朝末期，成为元朝货币的核心的纸币。
全国各路都设有兑换的机关——“平准库”。兑换基金充足，准许兑现，兑换的时候征收两到三分的手续费工墨钞。公元 1276年由于元廷大肆搜括，增发纸币，并将各路准备金银运往大都，引起物价上涨，纸钞贬值。公元1280年，纸币贬值成为原来的十分之一。
公元1287年物价已经“相去几十余倍”了。为了稳定物价，元廷发行“至元宝钞”和中统钞并行。1350年元惠宗又发行“至正交钞”，发行不久，贬值严重，物价暴涨。事实上，民间的日常交易、借贷、商品标价等多有用银的。这时使用的白银，主要是银锭和元宝。
元朝的货币主要借助于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往东流出到高丽和日本。在经济上，元朝与高丽可通过互市进行物资交流和钱币交换。韩国曾发现沉没在海底的装有大批元代的货物中国船只，这艘沉船有12个船舱，装有上千件瓷器，7万枚钱币。元朝时期，日本商人经常到闽浙海口来做生意，中国的海船也常常去日本，带去一批财物和钱币。
货币往南主要流出到东南亚各国。《岛夷志略》记载，元朝商人从海路到安南、占城今越南经商，带出一批财物和钱币；元代旅行家周达观写的《真腊风土记》真腊即柬埔寨中写道，元朝的钱币、金银、铜器、锡器、漆盘、青瓷、麻布、雨伞、铁锅等等，在真腊到处可见；公元1294年暹国王来元朝访问，从此，元朝的商品、钱币，不断流出到现今的泰国。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都看到元朝商人带着商品和钱币，到印度南部的俱兰、狮子国、马尔代夫去做生意。
货币流出到西北的钦察、伊利汗国。这两个汗国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在统治，与我国元朝在经济上、文化上联系十分密切，元朝钱币流出到这两个汗国的比较多。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即公元1293年，元朝派到伊利汗国的丞相孛罗，帮助汗国采用元朝的钞法，发行了纸币，通行全国，在汗国各地还设有钞库，负责发行及缗钞倒换事务。整个纸币的发行制度和钞票的形状，都是从中国元朝照搬去的。
此外货币还流出到中非和中欧的一些国家，公元1253年，元朝宪宗年间，曾派亲王旭烈兀带兵到达叙利亚、埃及等地，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又派大臣到达马达加斯加、层摇罗国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中国的财物、钱币，从此流人非洲。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游记》里写道，中国元朝通用钞币，纸币大如手掌，一面印着皇帝的玉玺。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即公元1275年，元朝派景教徒带着书信、礼品、钱币，去耶路撒冷朝拜圣地，途中又受伊利汗国国王之托，首先到达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罗马，后又见到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即公元1290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来到元朝，回国后由他口述、作家鲁思蒂谦写的《东方见闻录》中，还专门讲述了中国元朝印刷、发行、市场流通使用纸币的情况，使欧洲人为之大开眼界。马可波罗来华这件事情至今存疑。
关于元朝的田赋，《元史·食货志一》说：“元之取民，大率以唐为法。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这段话虽然并不确切，但至少说明了南北田赋制度的差异。
中原田赋的征收大概始于耶律楚材辅政以后。在这之前蒙古帝国根本没有赋税之制。元朝行于江南的田赋制度基本上沿用了宋代的两税制。元朝人民还有一项很沉重的财政负担，即科差，是徭役向赋税转化的一种形式。
元朝的赋税制度南北相异，北方主要是税粮、科差，南方征夏、秋两税。
灭宋以后，元政府没有把在北方实行的税粮、科差制度向南方推行，基本上承袭南宋旧例，继续征收夏、秋两税。两税之中，以秋税为主，所征为粮食，也有一部分折钞征收，江南秋税的税额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差别较大。夏税一般以秋税征粮额为基数，按一定的比率折输实物或钞币。
盐税收入，占全国钞币岁入的一半以上。盐的生产由国家垄断。政府将工本钱发给灶户，所生产的盐全部由国家支配。
杂课中还包括茶课、酒醋课、“额外课”等。商税也是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杂泛差役，主要包括政府为兴役造作、治河、运输等需要而征发的车牛人夫，以及里正、主首即农村基层行政设施的职事人员、隅正、坊正即城镇基层行政设施的职事人员，仓官、库子即为官府保管财物的职事人员等职役。
元代前期，民户以外的其他户计一般都不承担杂泛差役，按元政府规定，分配差役时，应根据当役户的丁产，先尽富实，次及下户。成宗大德年间改革役法，此后关于诸色户计的当役规定，不时变更，当役面有所扩大。
有一元代的杂泛差役，是劳动人民十分沉重的负担。
如此经济制度，国家机器不能及时自我修复，再强大的军事实力也都是回天无术了吧。前文介绍的四大汗国的败亡，内部经济制度和宗教的原因都有，而元朝宗教方面的笔者认为影响不是很重要，首先统治者是外族人，既然明王出世岂不是天下皆反？管你信的什么佛都没有用。
最后我们来看朱元璋推翻元朝为啥这么顺利？有重要的原因被忽视，明朝最后也亡于此。
问题来了，在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等血战时，正是自身防御虚弱的时候，元军只要在侧背出兵，背刺朱元璋，他就首尾无法兼顾，很可能遭遇失败。那样，就没有后来的明朝了，对不对。然而历史就是这么有趣。
读明朝历史，读到朱元璋剪灭割据群雄，北伐一举成功时，很容易想到一个问题。
老朱先灭陈友谅，后平张士诚，这两个都不是好对付的主。打陈友谅，朱元璋倾国而出，还在鄱阳湖陷入苦战，要是没有主角光环护体，就得提前领盒饭。
张士诚稍弱，当时只是吴王的朱元璋也得发二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发起总攻，这几乎也就是朱元璋当时绝大部分兵马了。
就这样，也花了将近两年时间，尤其是张士诚老巢平江城，在三面围困下坚守了十个月才被攻破。
那么，元军呢，元军去哪了？当时北方大部分地区可都还在元朝控制之下，元军兵力也不弱，先后又有脱脱、察罕帖木儿、王保保、李思齐、张良弼等名将。
这些人都很有军事能力，朱元璋评价张良弼“百战之余，骤与角力，未易定也”，徐达北伐时不敢与张良弼正面硬钢，选择绕过他防区攻打其他元军——“思道城险而兵悍，不容易攻取”；王保保更被朱元璋誉为“天下奇男子”，当得起老朱如此夸奖的敌将，您想想得有多猛，那都是老朱一把血一把泪得来的教训。
问题来了，在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等血战时，正是自身防御虚弱的时候，元军只要在侧背出兵，背刺朱元璋，他就首尾无法兼顾，很可能遭遇失败。那样，就没有后来的明朝了。
况且，浙东的方国珍，福建的陈友定，更是和元朝互通款曲，接受元朝的册封，并为大都提供粮草，两广也在元朝势力控制之下。
朱元璋此时还没吃成胖子，这些反抗军互掐时，元军为啥不出兵？只要稍有动作，老朱立马得失眠。
小时候读《英烈传》，里面不会告诉你这些，后来读一些明朝书籍和史料，大多也只会告诉你，太祖如何开挂削平群雄，明军如何英勇北伐，对于敌军状况少有提及。
及至后来，读了明史泰斗们的明朝著作，才逐渐明白元军在那个时候干嘛去了，为啥不利用大好机会背刺朱元璋。
原来，相比元朝此时的处境，各路农民军犬牙交错的形势还算比较清楚，了解了各路元军的形势，才明白什么叫错综复杂，这里面既有政治斗争，又有后宫乱政，还有将领的私心，尔虞我诈，复杂程度能在单独写本书。
简单说一说。
首先，这些元朝名将们，他们在刚开始和农民军作战时，许多并不是元朝正式任命的将领，统帅的也不是元朝正规军，而是自己招募的地方武装。
比如大名鼎鼎的察罕帖木儿，他是王保保的养父，《倚天屠龙记》中郡主赵敏父亲的原型。
虽然也是元朝皇室远支宗室，察罕帖木儿当时却连个进士还没考上，更没什么功名。在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时，北方红巾军屡败元军，正规军挡不住，察罕帖木儿所在的地方就要沦陷。
红巾军是农民军，代表的是农民利益，攻下州府，倒霉的当然是地主，这是两个阶级的矛盾。
察罕帖木儿坐不住了，他是地主阶级的代表，红巾军来了他也讨不了好。虽然他没官职也没兵权，但只要有钱就好办事儿，察罕帖木儿组织起数百人的武装，号称“义兵”，也叫“乡军”，与红巾军交战，保卫地方。
讽刺的是，这帮临时组织的民兵表现却比元朝正规军好很多，屡败红巾军。这其实也不奇怪，元军打不过还能逃跑，“义兵”打不过，老家就会被一锅端，房子票子土地全都得报销。
这些义兵打了胜仗，收复了城池。元廷一看，行啊，自己花钱养了一帮子酒囊饭袋，正在焦头烂额。却冒出这样一帮人，不费朝廷的兵力粮饷还能打胜仗，这样的好事去哪找，自然是大加赞赏，为察罕帖木儿这些人加官进爵。察罕帖木儿被授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之职。
其他几个元末名将，像王保保、李思齐、王宣等人，也都是凭借义兵起家，搞大了才得到册封。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这些人成了元朝将领，手下带的还是自己起家的部队，名义上也接受政府指挥，但真正指挥得动军队的，只有他们自己。
并且，这些人控制的地方就成为自己的地盘，红巾军打不进来，中央政府也别想真正控制，一切要听这些将军们的号令。
是不是很眼熟？现在对这些将军们的称呼，一般是军阀。
既然是军阀，那就得有军阀的特点，军阀的最大特点是啥，就是需要不断扩充自己实力，有了地盘才有钱有兵，才能不被别人吃掉，所以需要不断抢地盘。
说实话，这些军队战斗力还是比较强的，毕竟是为自己打仗嘛。但他们的作战对象并不止红巾军，也包括其他军阀。
这样就很好理解了，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人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他们也没闲着，也在大打出手。
当然，打的不是朱元璋、陈友谅他们，而是彼此互相攻打。
这也不难理解，谁敢出兵去打农民军，就可能被其他军阀爆了菊花，闹得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自己彻底玩完。
这个险谁敢冒？必定先得解决其他军阀的威胁，才好放心对付那些农民军。
比如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统帅的部队和红巾军打了几年，几乎没败过，收复了关陕、河北、河南，号令已经能传到江浙。他们调集主力进攻山东红巾军，形势也是一片大好，谁知后方传来惊人消息，山西被人占了！
占山西的不是红巾军，而是另一支“义兵”，孛罗帖木儿的军队。
原来孛罗帖木儿一看察罕帖木儿主力尽出，山西空虚，这是块现成的肥肉，不咬白不咬，于是派兵占领了察罕帖木儿的防地。
察罕帖木儿怎肯善罢甘休，山东也不打了，回军与孛罗帖木儿交战，两军在山西拉锯了几年，政府不知调停了多少回，没人肯理。
察罕帖木儿在至正二十二年即公元1362年被刺身亡，军权转交到他养子扩廓帖木儿，也就是王保保手里。
王保保名气比他养父更大，打仗也更凶狠，继续和孛罗帖木儿打得天昏地暗。
孛罗帖木儿后来得罪了皇帝，站错了队，终于在1365年被元顺帝派人刺杀，王保保被封为河南王，统帅天下兵马。
前文说过公元1365这一年，朱元璋已经攻灭了陈友谅，正与张士诚交战正酣，看上去，这是个趁火打劫的好机会。
王保保也是这么想的，他以檄文调关中四将前来河南会师，准备南征。
李思齐曾长期与王保保养父察罕帖木儿并肩作战，也是个老牌军阀，与张良弼、孛罗帖木儿都是老冤家，打过不少仗。
这时他已被封为许国公，得到调兵劄子，李思齐勃然大怒，当众怒骂：你小子乳臭未干，当年我跟你老子喝酒，他还要先敬我才敢喝，你那时连站在我面前的资格都没有，现在居然敢来调我！
李思齐下令手下诸将，整兵备战——要防备的是王保保，一旦王保保前来，立即擒而杀之！
除了李思齐，张良弼、孔兴等其他三部也都不听号令，无法节制，王保保名为节制天下兵马，实则除了自己的人马，谁也调不动。
不但调不动，就算他想凭自己兵马南征也不可能，原因同上。
王保保急啊，内部的事不解决，怎么一致对外。他亲自提兵入关，攻打李思齐。李思齐一人不是王保保对手，他联合了其他几位将军据守长安，两军整整打了一年，大小几百战，兵力被严重消耗。
打到最后，元顺帝又对王保保起了疑心，连名义上的统帅权也给他解除了，只让他率自己兵马扫清江淮。
元军自己在互相攻打，朱元璋已经平灭了张士诚，连吞两个对手后，实力顿时膨胀起来。
老朱打完张士诚，元军还在自相残杀，没人搭理朱元璋。他得以施施然，同时发动南征和北伐，南边平定较为弱小的方国珍、陈友定，北面则派出徐达率领主力北伐。
到这时，各路元军才意识到朱元璋是最有威胁的敌人。那么总该合作了吧？
NO！合作是不可能合作的，虽然他们停止了自相残杀，却没人肯被别人指挥，大家想的只是各保地方，徐达来了，把他赶到别人地盘去，别来祸祸自己就好，这还是军阀本色。
结果自然是被朱元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一股接一股被消灭，最后大都想守也守不住了，元顺帝只好一跑了之。
察罕帖木儿、王保保、孛罗帖木儿、李思齐、张良弼这些人都是当世名将，随便拎出一个来，军事能力未必就不如徐达。
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是元朝最善战的将领，打红巾军几乎没败过；张良弼经年数百战，有弟七人，皆善战，军中语曰：不怕金牌张，惟怕七条枪。徐达对他也颇有忌惮。
更早一点，还有丞相脱脱，能文能武，率数十万大军围剿张士诚，围困高邮，几乎就要成功之时，却被罢职削除兵权，否则早就没了张士诚这号人物。
这些人要能联合起来，同心对外，怕是朱元璋+陈友谅也不够削的。当然，这些没有发生，有的只是自相残杀，削弱自己的力量。
如此，朱元璋能安心与陈友谅等力量交战，及至后来北伐能一举成功，也就顺理成章了，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
老朱或许在暗笑元军的愚蠢，谁知到了二百几十年后，自己朱家子孙的天下，历史分明又来了一遍轮回。
不信您看：袁崇焕死于自家的猜忌和不信任；卢象升与高起潜的矛盾导致他兵败身亡；孙传庭名为督师，手下总兵不听节制；崇祯诏令勤王，罕有响应者；左良玉在武昌坐拥重兵，竟发兵攻打南京；史可法督师扬州，又调得动哪个总兵。
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不论元或明，内部倾轧造成的危害远超强大的对手，凉凉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快慢其实就是看矛盾大小和自身作的程度，易水只是提一个设想，各位读者老爷们有心可以仔细琢磨，回味无穷呐。
再仔细数中国的大一统朝代，秦末的救命军团岭南的赵佗军团，就直接在岭南自立为王了。东汉末年各路军阀打成了一锅粥，这个就不多说，再说唐末、今天我们讨论的元末和明末，最后清末，你方唱罢我登场，军阀是历史的产物，如何评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最后讲一讲元朝皇帝的陵墓，为什么至今一个都没找到。
这就不得不提到蒙古人的秘葬制度了，这个下章开始再慢慢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