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历史学界公认的是朱棣攻入南京城，建文帝在紫禁城的大火里自焚，或者说不知所踪。
自北平从龙，决定跟随朱棣父子扯旗造反的武将，或者半路投降，心里不安急着表忠心的大臣们“劳心劳力”的连续劝进了五天后，朱棣才“勉强”答应登基称帝。
我朱棣本意是没想自己当皇帝的，我本意是想当周公的回来辅佐侄儿的。可是现在你们看看，曾经被奸臣蒙蔽了的我的好侄儿，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就把他烧死了。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给大行皇帝陛下发丧，再狠狠的惩治奸臣。
哎，我的允炆侄儿呀。四叔我可真没想过要害你呀。
罢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大哥，二哥，三哥都走得早。如今我允炆侄儿又……我也就只能勉为其难的接受你们的请求，挑起这个担子了。他日允炆侄儿的儿子若是寻找到了，我就退位。用心辅佐于他，也不失为一桩美谈嘛。
朱棣的这番告白，差点大家就信了，这还了得，还政给朱允炆一脉？开什么国际玩笑，哥们几个拼了命把脖子上吃饭的玩意挂在裤腰带上拼来的富贵。你倒是千古美谈了，我们怎么办？你们都是朱家人一起的，我们这些造反的可怎么办？可是又不敢问。
直到朱棣暴怒杀了方孝孺，瓜蔓藤杀了方孝孺十族，大家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新皇上在忽悠天下人呢。
有一个在靖难之役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团体，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那就是宦官们，这里提醒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不是那个阉人宦官都可以叫太监的。太监，原指宦官中等级最高的人。
汉朝的宦官乱政，读者应该都熟悉。三国演义都写很多了。
唐中后期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接触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宦官专权几乎贯穿了唐朝的中后期。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皇帝的禁卫机构，其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宦官掌握皇帝的禁卫机构，甚至废立皇帝。
明帝国的缔造者朱元璋立国之初充分的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还特意在南京紫禁城里立了一块铁碑，用铁律规定下来。严令内廷宦官不得干政，违令者斩。
朱允炆作为朱元璋的法定继承人，自然是严格执行爷爷朱元璋的政策严格控制所有宦官，不允许他们读书认字，只要做好奴才的本分就可以了。所以遭到宦官们的强烈不满，甚至是怨恨，朱元璋在世的时候他们不敢。
这个时候自然有很多心怀不满一心想投个富贵的宦官们投奔到燕王朱棣的燕军中。南京城防空虚的消息就是原来朱允炆宫中怨恨朱允炆宦者冒死逃出南京城把消息送给朱棣的。
朱元璋这里算不算坑了孙子，大家各有评论。
不然以燕军的实力，怎么敢直接攻击城高粮草充足的南京城的？南京自古就有长江天险守护，要不然六朝皇帝都是脑子进了水把首都建在这里。当初朱元璋创业的时候，高筑墙守的就是南京城，陈友谅那么多军队也没能把南京怎么样。
南京城破，宦官们的功劳可不小，宦官们上阵杀敌立下了战功的人在朱棣军中可不少，最著名的全世界都知道名字的就有马保，就是郑和，号称三宝太监，此为后话。
可是父亲朱元璋坟头的草还没有一人头高吧，就把父亲定下的铁律改了，这里可窥见不杀徐辉祖绝不是因为亲戚关系，更不是因为什么狗屁免死金牌，连朱元璋的铁碑他都敢动了，何况是一个破牌子？更多的考虑应该是全局的，更高的纬度上的东西。
朱棣登基当皇帝，今天推测肯定是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所以建文帝顺着朱元璋给的地图袈裟自己剃度搞得满头是血，狼狈的走地道逃出紫禁城从而亡命天涯的故事是后世的浪漫想象，同情这个想给这个失败者，给他一个美好的结局。
但是这种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前文提过，如果知道朱棣要造反，还可以成功，直接传位给朱棣就好了，何必搞成这个样子。一个孙子，一个儿子都是自己骨血，搞得帝国血流成河不是朱元璋的本意吧。
从历史发展的结果看朱棣最后还是起兵造反了，但为何当初朱元璋最放心他？让叔叔拱卫侄子，共保大明江山？最初朱元璋的设想很完备，番王权利是很大，可以节制地方全员军权财政等方方面面，可是也有诸多限制，监察管控无孔不入。想来这个双保险万无一失，朱允炆的皇位稳稳的，没有传位给番王，也是不想开这个恶头，既然大家都是王爷，那就都可以当皇帝喽，八王之乱重新来一次，甚至是十几王混战都不无可能。
之所以让朱允炆当皇帝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朱允炆的母族没有根基，如果是父亲朱标当皇帝，母家的蓝玉大将军是很好的助力，朱允炆当皇帝蓝玉肯定权倾朝野，朱家的大权会有可能迅速旁落，上演外戚当国的情况是朱元璋极不愿意看到的。朱允炆当皇帝，也许是当时帝国平稳传承的最优解。
所以说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却是诸藩王中令朱元璋最放心的人。朱元璋生前确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过：“棣儿类我”。
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如“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确对朱棣之器重，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部尚书鲁思俊的个人笔记。
具体情节是洪武二十一年即公元1390年明军北征蒙古，朱棣率燕军深入不毛之地，大破蒙古军，迫降北元大将乃尔不花，招降五万人。捷报传到京城，朱元璋喜不自胜，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棣儿类我”。
这段典故也就被鲁思俊收录在其个人文集《西子丛话》中。靖难之役时，鲁思俊已然作古。联想到其曾身为太子朱标以及皇太孙朱允文讲师的身份，可见这段记录的可信性是极高的。而朱棣也再接再厉，两年后的三月，朱棣再次受命出师北征，先破元将索林帖木儿的大军，再乘胜追击，打败当时北元“柱石”哈刺兀。在彼时明朝功勋宿将纷纷遭到屠戮的情形下，横空出世的朱棣，实为大明九边最卓越的“将星”。时人“燕王善战”的评语，诚为实情。
而战功冠绝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当时的诸藩王里，却是个口碑甚好的人，既无秦王的骄横，更无晋王的奢靡腐化，早在洪武九年即公元1376年随朱元璋巡视老家凤阳时，就留心民间疾苦，史载“民间细事，无不究知”。
当年朱棣可是接受父亲朱元璋的指示，在那个“十年倒有九年慌”的时候，回倒凤阳老家三年“上山下乡”接受劳动改造，体验民间疾苦的。后来当了皇帝后，深情的缅怀过这段在民间吃苦的日子。
成年后自就藩以来，在其属地爱惜民力，巩固军屯，协助地方官员发展生产，在洪武十八年，二十年两次调拨军队，协助地方府衙兴修白沟河，滦河水利，多次亲临工地“带头示范”，终使当地“灌溉千里”。
营建北平城时，动民夫数万，“补恤甚厚”。边境操练演军时，但凡有践踏民田，毁坏百姓财物的行为，一律重金补偿。划定军队屯田范围时，强调“不与民争利”，曾将怀来附近千亩良田让与附近农户，“另择低洼贫瘠之地屯耕”。
和他父亲朱元璋一样对待麾下兵将以及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也毫不手软，多次接受乡民诉。
上书朱元璋揭发当地府衙的不法行为，惩治多名贪官污吏。对其军中兵将的扰民行为也毫不姑息，先后重办数名曾追随其出生入死的亲兵。
特别是洪武二十二年即公元1391年，掌管北平军械钱粮的司谷通俗说就是后勤部长刘通贪墨事发，朱棣令刘通持刀，与麾下遭克扣的三十名士兵相搏，顷刻间刘通就被剁成肉酱。甚至就在多年后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派大军征缴前，国公徐辉祖就建言：燕王“深得民望，军纪严明，冠于九边，不可轻视也。”
在洪武朝时代，不仅朱棣属地的官民对朱棣称誉有加，甚至连当时朝中以“忠直敢言”著称的几位“直臣”，对他也赞不绝口。敢于纠劾权贵的监察御史韩宜可，一生揭发权贵重臣无数，却惟独对朱棣推崇不已，其弹劾晋王的奏章里写道：“若诸王以燕王为楷模，凡事以安民俭省为首任，实为大明之福”。
太子朱标巡视北方，归来后在位晋王，秦王开脱的同时，也称赞朱棣“四弟安民营边，仁勇兼有，为边陲柱石也”。对于素来痛恨贪官污吏，崇尚简朴，重农爱民的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自然增加了不少“印象分”。
但朱棣的目标显然不是做“柱石”，而心怀大志的他，能让朱元璋彻底放心的，却是他的“不争”。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两次北征得胜，卓越战功，却只得到朱元璋“宝钞十万贯”的封赏，与他的那位临阵脱逃的三哥晋王无二，然而晋王得赏后却尤嫌不足，时常牢骚满腹，朱棣却毫无怨言，相反屡屡上书，坦言自己“功不及赏”。如此“谦虚谨慎”，自然让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倾斜。
洪武二十五年即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朱标之子朱允文被立为皇太孙，朱棣侦得朱元璋对蓝玉日生不满，遂向朱元璋进言：蓝玉是“跋扈将军，日久将尾大不掉，恐祸及太孙朱允炆”。
终令朱元璋杀心顿起，次年大兴“蓝玉案”，株连数万人。而朱棣却凭此举，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场”，彻底打消了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又除掉了日后自己起兵夺权的最主要对手，上文说过蓝玉是太子朱标的舅舅，也就是未来建文帝朱允文的舅爷，可谓一举多得。
但纵使朱棣巧妙“表现”，朱元璋也对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里，朱棣最终只是个“柱石”，却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儿类我”的一句话上，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是一个宽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刚猛治天下”的翻版。“类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
而就实力而言，朱棣尽管权镇一方，在当地“深得民望”，其军队也“骁勇冠九边”。但若对照一下孟森在前文关于朱元璋中央与藩王的关系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朱棣的边上，是两个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晋王。且不说中央以全国治一隅的优势，单是这两个已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镇对他的牵制，就令他难有动作。这个“权力的平衡”，若无意外，朱棣是无法打破的。
但意外偏偏发生了，洪武二十八年即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病逝，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朱纲病逝，在令朱棣这个中央的“最大威胁”扶出水面的同时，却也扫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碍。秦，晋两王的继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纪尚轻，防卫蒙古勉强可以胜任，出兵与朱棣争锋却并非对手。
两大藩镇对朱棣的牵制不复存在，最终有了“靖难之役”三年的战火连天。清赵翼就曾为此感慨：天佑燕王，祸及苍生。
大哥，二哥，三哥都死了，我朱棣就是事实上的嫡长子了。那么我凭啥要听朱允炆的被削藩送命还不反抗？
但对苍生来说，这样的“天意”究竟是“福”还是“祸”，清大儒谷应泰对此却有另类的看法：“靖难三载，虽杀戮甚重，藩镇之患却终消解，倘无此役，任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据恐重演也。”
此言确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夺嫡之争而造成的“靖难之役”，其结局虽令建文帝丢失宝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厉行“削藩”，不断解除藩镇的权力，终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权”，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否则，若干年之后，明朝很可能演变出唐末五代十国的乱象。靖难之祸的结局，确实是“福所依”。
但这场变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靖难之役后，登上龙位的朱棣为防诸藩王“有样学样”，下诏将九边“藩王”逐一内迁，导致北方防务大损，长城以南明朝防卫蒙古的各类“缓冲地带”逐渐沦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边关。“土木堡之败”的伏笔即由此而种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将驻扎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及其属下“三万精兵护卫”，尽数南迁至福建，在当地任命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大明“建州卫指挥使”，世袭镇守。二百多年后，这个世袭镇守的家族，崛起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尔哈赤。福兮，实为祸所伏。
不管有没有方孝孺写他的登基召书昭告天下。朱棣还是登基称帝了。
建文四年即公元1402年六月己巳。
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革除建文年号，改当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为永乐元年即公元1403年。从此开始了他二十二年的统治，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朱棣即位后的首要任务是宣传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和处置政治反对派。建文四年即1402年，朱棣攻占南京后，开列“奸臣榜”，诛杀了一部分建文朝臣，例如方孝孺及其宗族亲友被杀者八百七十三人，其门生卢原质、郑公智、林嘉猷皆殉难；黄子澄、齐泰等被诛杀灭族，练子宁之死，弃市者一百五十一人，家族被抄没戍远方者又数百人；陈迪之死，远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司中之诛，姻族从死者八十余人；胡闰之死，全家抄提者二百七十人；董镛之死，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与此同时，朱棣并未将“奸臣榜”上的人全部诛杀，如张紞、王钝、郑赐、黄福、尹昌隆等人皆被宽宥任用。
与此同时，朱棣诏告天下：建文时期更改的成法，全部恢复旧制。凡建文年间贬斥的官员，一律恢复职务。建文年间制定的各项法律规定，凡与太祖相悖的，一律废除；并大赦天下，除了犯谋反、大逆，谋杀祖父母、父母等重罪不赦外，其余罪无大小，通通赦免。
朱棣即位后，大规模对靖难功臣进行封赏。永乐元年即1403年四月，再论靖难的功劳，封驸马都尉袁容等三人为侯，陈亨子陈懋等六人为伯。并广求贤才，对山林隐逸的怀材抱德之士，令官府寻访，量材擢用。
首先，我认为朱棣算不上特别厚道的人毕竟慈不将兵，但他对下属那是真仗义，说封赏就真的是升官加饷，改善待遇，一点儿都不玩虚的。
绝对不会像今天一些精明的老板，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大谈光明的未来，大玩非物质激励，大灌心灵鸡汤，宁可请小明星一顿饭花好几万，也不肯给员工加一百块工资，更不肯给他们升职。
朱棣也不是过河拆桥的人，更不会把帮过自己的人当成潜在威胁。他知道自己最应该感谢的是谁，可惜，这个人对高官厚禄实在没有什么兴趣。
难道他只对美色动心？也不是。朱棣让他还俗，还送了几个美女照顾其日常生活，他一概拒绝。
他白天穿着官服上朝，晚上依然住在寺院里。谁这么没眼色啊，诚心让新皇帝不自在。要是在朱元璋时代，不接受赏赐的大臣，肯定得脑袋搬家。这牛人是谁呢？
他就是前文中提到的道衍大师历史上著名的“黑衣宰相”，姚广孝是他的名字。
朱棣对道衍在过去二十年里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永乐二年即1404年封其为太子少师，恢复了本名姚广孝。朱棣骨子里并不喜欢太有个性的人，他自己就太有个性了，但对于姚广孝，他不会有任何厌恶情绪。他们的友谊，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也是不害怕小人离间的。
既然道衍功劳第一，那论功劳第二大的，恐怕是朱棣的亲儿子了。
朱高煦作战十分勇猛，经常能以一当十，更在东昌、灵璧和浦子口几大战役中，发挥了扭转战局的重要作用，甚至有过直接挽救老爹生命的功绩。因此，朱棣迟迟不立太子，似乎是想送给老二一份世界上最重的大礼包。
当然了，这位仁兄之后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他仗着自己在老爹的反叛之旅中，建功立业后来又因为没有立自己为皇太子而学老爹造反，但是最终失败告终，而且脑回路清奇的摔了自己哥哥一个跟头，下场之惨就不在这里展开了，但是他老爹对他还是不错的。
同时，还有朱能，也是在朱棣的开国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朱能曾经创造了用三十人打跑几千人的嚣张纪录，绝对堪称燕军中除朱高煦之外的第一猛将。他被封为“成国公”，年俸二千二百石，同时担任左军都督府大都督。要知道，朱能这一年才三十三岁，在一众武将之中绝对只能算小朋友，可人家已经走到了人生高峰，未来的发展更是无法估量。朱棣当然希望，朱能再为自己服务三十年。
当然，朱能没有为朱棣服务三十年，就在朱棣夺得皇位的第四年，朱能担任征夷将军，征讨越南，不幸病死于军中，追封东平王，谥号武烈。
这是对部分活着的将领和王子的奖励，对待死去的，朱棣更可以说是推翻了祖制。大明朝有着明文规定，功臣的子孙想要继承死去先辈的爵位，一定要经过武科考试，确保本人素质能够达到带兵打仗的标准。这当然并不是什么不合理要求。但朱棣确实等不及了，因此政策一再放宽，考试成绩差点儿也无所谓了，这也让烈士的后代们相当感动。
我们再来看看他老爹朱元璋对功臣的封赏。
前文说过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十一月，在北伐蒙古的明军主力班师返回南京之后，朱元璋也曾经大封功臣，封李善长为韩国公，徐达为魏国公，常茂常遇春之子为郑国公，李文忠是朱棣之舅为曹国公，邓愈为卫国公，冯胜为宋国公。汤和、唐胜宗等二十八人则被封侯。这份功臣名单，我给起了一个别名，叫作《有生之年一定要收拾的三十四人》。据统计，三十四位开国元老之中，被朱元璋直接处死的有十五个，儿子继承爵位之后被处死的有五个，因罪充军革职的有两人，儿子继承爵位之后充军革职的有九人。也就是说，没有善终的高达三十一人。
朱棣的“靖难”成功，其实与建立一个新王朝没有多大区别。大赏功臣肯定是必须要做的。而且这些人应该感到庆幸，现在的皇帝和他老爸真的不同。
他封赏过的大多数人，还真的都得到了善终—当然死在战场上的除外，那是没办法。自始至终，朱棣也没有像老爸那样亲自出马残害功臣，既体现出了为人君者的大度量，又展示出了极其强烈的自信心。
朱棣封赏的，并不只是那些冲锋在前的军官和士兵。在北京、保定等地，曾经帮助燕军守城的普通市民，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奖励。在保定征发的运送砖石的妇女，每人都得到了赏钱一百、绢一匹、棉三两，这些人激动得语无伦次。
朱棣过长江时，为他开船的船夫周小二，从一介草民提升为巡检，得到了彩帛二表里、钞百锭，这不算完，还免征徭三年。
对于帮过自己的人，朱棣是滴水之恩必涌泉相报，而且不管职位高低，身份贵贱。在那个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时代，皇帝的善举会通过口口相传的模式，让千家万户知道和感动，由此可见朱棣的营销功夫实在是了得。但对那些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朱棣处理起来也不含糊。
也就是从朱棣开始，像朱元璋开国通过政治手段对文臣武将通过大清洗的手段来巩固政权的事情，在朱棣以后再无发生。
单从朱棣登基为帝，大封群臣，竟连帮他过河的船夫都被提升为巡检，不曾遗漏他的功劳。由此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朱棣对功臣和违命者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吧。
人是复杂的残暴和仁慈往往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笔者有一个认识的朋友的他们家里单位上有一个领导，是厂区远近闻名的好领导模范丈夫，乐于助人常年资助贫困学生。同时也笃信佛教是一个和朱棣一样虔诚的佛教徒。可是谁也不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做出了贪污巨额公款，还策划买凶杀人，准备杀死关键知情人还有自己老婆的事情。如果不是事情败露，被依法调查审判，谁能想到人心的两面性能复杂到这个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