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的四月天，伏阳县终于迎来了民国政府委派的“县令”。他亲自带着县署签发的任命状，来到三家营。郭修安见了穿衣打扮都很新派的县老爷赶紧跪拜。“县令”阻止说：“现在是民国了，大清那一套不兴（过时）了！北京的袁大总统把县衙改为县知事公署，知县改称县知事，你叫我胡知事就可以了！”
胡知事说大清朝虽然亡了，但当年搞的“新政自治”还是不错的，只是改名叫“民国自治”。伏阳县原来划定的东西南北四乡也都不变，郭修安还是东乡的乡董。
郭修安问皇帝没有了，皇粮还要不要缴。
胡知县说:“自古农民缴皇粮，商贾缴国税，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民国没有皇帝但有大总统，皇粮折合成银元按国税缴！”
郭修安又问民国禁不禁大烟。
胡知县听完，脸色便开始不好看了。他单独对郭修安说：“郭乡董，前清这帮老古董把户部的银子都赔给了洋人，留个烂摊子给袁大总统出难题。现在民国刚成立，处处都是钱窟窿眼儿，桩桩事都要钱！”
郭修安说：“老百姓终于盼来了胡老爷您这个新派的‘父母’，是该让老百姓收收心好好种田了！衙门要响锣鸣鼓的禁烟，否则老百姓都无心种粮食了……”
胡知事话锋一转又说：“民国、民国，就是要讲民主嘛！有人想吸，那就要有人种，官府要遵从民意啊！上面想了个两全其美的禁烟法子——征税：以后不论种大烟、贩大烟、还是吸大烟，都要科以重税！能吸的起大烟的人都不缺银子，吸的越多缴的税银越多。等到大家都吸不起了，大烟自然就禁了，国库也就充盈了！”
郭修安说：“穷人也有吸大烟的，烟瘾上来了六亲不认，踢田卖房、卖儿卖女的也不少，征税这个法子不管用……”
胡知事不高兴了：“重疴要用猛药，治世需用重典！这是上面的意思，咱们就不要掰证了！我这次来还有更要紧的事情，要郭乡董去办！”
胡知事说自古皇权不下县，乡间的一切事情都是依靠宗族的村规伦理来自治的。遇到郭修安这样的贤达族长，那是国之幸、民之福；但遇到族霸劣绅，那么乡下就乱了套。民国成立后正式在县下设乡董、村里设村正，都是大总统正式任命的一级官员，主要任务是为国分忧、为民纾难。乡董和村正第一件事就是丈量土地、统计人户，完善花户账册。
胡知事说：“大清自康熙朝开始就定下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国策，雍正朝开始‘摊丁入亩’，固定了田赋的总额。不过旗人和有功名的人，名下田地的赋税是一个子也不征，全都‘飞洒’到普通老百姓身上！现在民国来了，万民平等，不管是旗人还是汉人，官绅还是百姓，就连族里的公地，寺庙的香火地都要丈量厘清、登记造册，只要能耕种的田地就要足额纳税！”胡知事本是一个半辈子没考下功名的贡生，当了半辈子不入流的县吏，所以对前朝的吏治和赋税了然于心，对读书人和旗人更是羡慕嫉妒恨。
郭修安说：“自古‘皇粮国税，不缴有罪’，丈地补册，纳税完粮倒没什么，只是这‘不禁烟土’与村规民约不合！我是族长如果不禁烟土那不是打了自己的脸吗？所以东乡的乡董实在是当不了，胡老爷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胡知事没来东乡之前，已经把郭家祖宗八代查了一遍，竟然没有找到能拿来当众敲打郭修安的把柄。胡知事原以为郭修安会在恢复征收郭家田赋的事情上跟他纠缠，却没想到郭修安会在禁烟的事情上撂挑子，而且一点面子都不给他这个新任县知事留！
胡知事思忖了半天，最后对郭修安说：“郭乡董，丈量烟地、征收烟税就交给底下的约正去办吧。每年东乡征收的大烟税，东乡公所跟县署四六分成！四成你留下来建乡董公干的乡公所和新式学校，直到建成为止！乡公所和东乡第一所小学就建在三家营村后，你看这样办中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