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著名工匠鲁班
鲁班是我国古代著名工匠，春秋末叶战国初期鲁国人。鲁班并非他的本名，《礼记》、《战国策》、《吕氏春秋》记载鲁班原名为公输班，《墨子·公输》记载鲁班原名为公输盘，《后汉书》记载鲁班原名为公输般等，历代文人称鲁班为公输子。因古时“般”和“班”同音且通用，他又是鲁国人（一说今曲阜人，另说滕州人），于是被后人称为鲁班或鲁般。到后来，鲁班流传最广，以致被人误认为是本名。其实这只不过是外国之人对他的称呼。
据学者考证，鲁班大约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四十年后隐居于历山（今山东济南东南），卒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以后。享年六十四岁。
鲁班出生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人参加土木方面的劳动，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他生活的春秋战国交替时期，正是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的时期，许多从事手工业的奴隶被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手工业者。这使得身为奴隶工匠的鲁班获得了四处游走的做工自由，他的工匠才艺也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自古以来，鲁班在木工、建筑等方面的贡献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他被“金银铜铁锡、石木瓦雕漆”各行业的工匠奉为祖师爷。这也是实至名归的。
鲁班在木工工具、机械和兵器制造方面都有很多发明创造，其中对后代影响最大的就是木工工具的发明。根据古籍的记载，锯子、墨斗、刨子，以及曲尺（又叫矩）、钻子、凿子、铲子等工具都是鲁班发明的。现在我们在家中看见这些工具已经稀松平常，但这在当时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鲁班的发明将工匠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大大提高了工匠们的劳动效率。而每一件工具的发明，都是鲁班在生产实践中经过反复试验、刻苦钻研出来的。
鲁班发明锯的过程就很有代表性。传说，有一次，鲁班带着徒弟们上山采集木料。走着走着，鲁班来到了一个陡坡前，他要翻上这个陡坡就只能用手抓着上面的野草爬上去。就在他向上爬的时候，忽然觉得手被什么东西划了一下，等他来到坡上一看，长满老茧的手居然被划出一道口子，还渗出了血珠。他在周围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自己的手竟然是被一种野草划的。鲁班很惊奇，他摘了一片草叶，发现草叶边缘长着许多锋利的细齿。鲁班从中受到启发，心里豁然开朗。
他用毛竹做了一条竹片，上面刻了很多的锯齿。用它去拉树，只几下，树皮就破了，再一用力，树干就出现一条深沟。可是时间一长，竹片上的锯齿钝了。什么东西比竹片更坚硬呢？鲁班想起了铁。他请铁匠照着自己做的竹片，打了带锯齿的铁条，这根铁条，就是锯的祖先。
鲁班发明的曲尺又叫鲁班尺，那什么是“班母”和“班妻”呢？“班母”是指墨斗上的小钩子，“班妻”是指刨木料时卡主木头的木橛卡口。鲁班的母亲和妻子对他的发明创造帮助了很多。最初的墨斗没有钩子，鲁班每次使用都要请母亲拉住墨线的一头，后来母亲提议何不用个小钩子来钩住木头，这样鲁班一个人就可以独立操作了。木工们为了纪念鲁班的母亲，就称墨斗上的这个小钩子为“班母”。同样地，“班妻”也起源于鲁班刨木头的时候总让妻子扶着木料，后来就发明出了木橛卡口。
鲁班不仅是个出色的发明家，传说他的妻子也是个优秀的劳动者，夫妻俩人都是辛勤的劳动者，优秀的劳动者。在《玉屑》上有这样的故事，鲁班常年在外劳作，日晒雨淋，很是辛苦。他的妻子云氏见路边的亭子可以遮阳避雨，就发明了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亭子——伞，让鲁班每次外出的时候带上。
另外，《世本》记载，石磨也是鲁班发明的。他是看到一位老太太用石杵捣麦子受到的启发。老太太年老没有力气举起石杵，就把麦子放在石臼里，用手扶着石杵捣麦子，鲁班发现石臼里大部分麦粒都已经被捣成了面粉。后来，鲁班就找来两块石头，凿成两块圆石板，在每个石板上凿了一道道凹槽，并在其中一个石板侧边凿一个洞，安上木把。将两块石板合在一起，上面的凹槽相合。人或者牲畜转动木把，上面石板里的麦粒从洞里漏出来被碾成面粉，面粉就从两块石板缝中漏出来。
据《墨子·鲁问篇》记述，鲁班在楚国巡游时，受到楚王的厚待，为答谢楚王，就为楚军制造了攻城用的“云梯”和水战用的“钩强”（又名“钩拒”），楚军在这些工具的帮助下战无不胜。于是他向墨子炫耀他的“钩强”：“我们水战有自己制造的钩强，不知道您提倡的‘义’是不是也有钩强？”。墨子答道：“你用钩强来阻止别人，别人也会用钩强来阻止你，这样一来就互相残害。所以，我‘义’的钩强胜过你的钩强。”墨子听后哑口无言。
《墨子·鲁问篇》中还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鲁班制作的木鸟，能够在借助风力在空中连飞三天而不降落。这在今天看来未免有点夸张，但不难看出鲁班的工匠才艺和古人遨游天际的梦想。
除此之外，鲁班在建筑和雕刻方面的贡献也很多。《述异记》记载，鲁班在石头上刻制过立体的九州地图。还传说，鲁班还在石头上雕刻过栩栩如生的凤凰图。
鲁班为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发明了许许多多便利的工具，人们为了表达对鲁班的崇敬与热爱，将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都赋予给鲁班，鲁班事实上是勤劳与智慧的化身。
第60章文化方面的各大发展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也随之得到了提高，如天文和历法等在此时即得到了很大的突破性发展。
我国天文学的初步体系即是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
在古代，由于农业发展和政权统治的需要，统治者历来十分重视天文学的发展。不仅周王室设有专职人员来进行天文立法的工作，其他诸侯国亦是如此，由此也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天文学家，如鲁国的梓慎、晋国的卜偃、宋国的子韦等。
连年战争，水旱灾害多发是春秋时期的写照。天灾人祸，使人们难以过上安定祥和的日子，在此情况下，人们只好寄托于占星术，以寻求一些心理上的慰藉，这也因此促成了早期的天文家具备占星家的能力。他们通过星占学来观测和研究天象，不仅能预测出五星的运行轨迹，还能预测日食、月食是何时发生的。这一系列举动为积累天文资料和揭示天体运动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春秋》一书中即记录了许多这一时期的天象观测结果，如它曾记录最早的一次日全食是发生在鲁隐公三年二月己巳（公元前720年2月22日），而西方的记录要比它晚了整整一百三十五年；它还记载了最早的陨石记录是在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而世界上最早记录天琴座流星雨的则见于《左传》“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庄公七年，即公元前687年3月16日）。
随着天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充分的天文学资料积累上，以二十八星宿为代表的星象坐标体系得以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把沿天球赤道或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为为二十八个不同的星区部分，每个部分即为一宿，二十八星宿即由此而来。其顺序分别为：东方七宿（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宿（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七宿（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另外，《诗经》、《夏小正》等书中记载了部分星宿的名称。
《左传》昭公元年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这里所说的参、辰是指商星和参星两个星座。由这一记载，可见当时的人们对星宿知识已有较普遍的认识。当时三垣、四象、和二十八星宿是常用的星象，我国古代的星区体系也由此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
这一时期，人们在观察天体运行规律时，还得出了一些有关宇宙起源、结构以及演化的理论学说，这为后来天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天文学之外，春秋时期的历法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我国古代的历法很丰富，包括很多内容，如大、小月的安排、节气的安排和每月天数的安排等。设置历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农事，方便人们的日常生产活动。因而，能否准确地、规律性地计算出节气的转换是评价一部历法好与坏的重要标准。我国春秋时期的历法就已经很先进，在世界上具有领先水平。春秋后期出现的“四分历”，就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代表。
“四分历”是以365又四分之一为一个回归年长度，在19个太阴年中加入7个闰月的办法所制成的一部历法。这里要指明的是，我国古代的历法就开始是阴阳合历，即阳历与阴历并用。所谓阳历，就是以太阳的运动周期所制定的历法；所谓阴历，又叫太阴历，就是以月亮的圆缺变化为根据所制定的历法。太阳运行一年被称为一个回归年，而月亮的朔望周期则是一个朔望月。我国所采用的这种阴阳合历最难办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安置闰月。
一个回归年的长度是365日多，而一个朔望月则是29天多，因而要想准确地设计出一部历法是需要很多智慧的。望朔月被分为29天和30天的大小月，如此一来，12个望朔月就是354天或者355天，一个回归年的长度要相差10天到11天。这样算来，三年之间就要相差一个望朔月还要多。古人通过经验总结，逐渐发现安插闰月的方法。
如果三年安插一个闰月，就会出现阴历时间比阳历时间少几日；如果八年安插三个闰月的话，又会出现阴历时间比阳历时间又多了几日，总之是不很准确。经过人们长年累月的积累，终于发现了在19太阴年中加入7个闰月的办法，这样就与阳历19年的日子几乎相等。
根据《左传》中记载，鲁国进行了两次冬至日的测定，分别是在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正月辛亥和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二月己丑两次。这两次冬至日相隔了133年，从此就可以推算出春秋时期的鲁国就开始采用了19个太阴年加入7个闰月的办法来设定历法。虽然春秋时期，我国还没有制定出规则变化的历法，但“四分历”的出现足以显示春秋时期人们的高超智慧，而“四分历”采用的这种19太阴年加入7个闰月的办法也一直在后世延续，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重要结晶。
正如孔子所说，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土地制度也随之发生变革，伴随而来的是礼制的衰落和郡县制的兴起。政治、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剧变。私学兴起、各种思潮纷纷涌现，形成了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
“百家争鸣”使这一时期的法律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各派思想家就“礼治”和“法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以儒家、法家、道家为主要代表。
孔子是儒家法律思想的代表，他主张礼刑并用，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挽救和维护传统的“礼治”。其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宽猛相济、一张一弛”。《论语·颜渊》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证，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这一番对话包含了孔子对消灭犯罪与刑法的大胆设想。
这一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管仲、子产、邓析等人。不同于儒家的保守，法家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提出变革的主张，创立新的法令。作为法家的先驱，管仲等人主张“以法治国”，强调法律的规范性、公平性、公开性等，这一主张对后来法家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法律思想的不断发展，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变革。春秋初期，西周的法律一直被各诸侯国沿用，各国皆采取习惯法的形式，即使是有了新的法律形式如王命，也都是以不成文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尚且适用，随着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原有的法律体制就逐渐暴露出其不合理性。为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到了春秋中晚期，各国开始了由习惯法向成文法的巨大转变，其中又以郑国的“铸刑书”、邓析的“竹刑”和晋国的“铸刑鼎”活动最为突出。
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三月，郑人铸《刑书》。”杜预注此为：“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这是郑国执政大臣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已发生巨大变化和旧礼制已被严重破坏的情况，做出的应对举措，史称“铸刑书”，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把法律条文铸在象征着国家权力的鼎上，既凸显出法律的尊严，也使法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有力地传播。
然而子产所铸的《刑书》，其具体内容现已无法详考，不过从《左传》中的一些记载可知，子产主张严刑峻法，这和后来的法家是一样的。
几十年后，郑国的大夫邓析总结当时各国的法律，编成刑书，并把它写在竹简上，即“竹刑”。“竹刑”因是邓析个人所做，因而起初并没有法律效力，后来，“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竹刑”才被执政者认可，成为官方的法律。“竹刑”较之“铸刑书”而言，具有携带方便和流传广等特点，因而在法律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晋国在“铸刑鼎”活动之前已多次制定和修改过法律，如晋文公时期就曾制定过“被庐之法”，晋景公时曾修改过晋国之法。虽然晋国此时已经有了成文的法律，但却都还没有公之于众。
公元前513年，在晋国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官方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左传》记载：“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即赵鞅等人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上，公之于众，史称“铸刑鼎”。
春秋时期除郑国、晋国外，楚国也曾两次制定法律，分别是楚文王时制定的仆区之法和楚庄王时的茆门法。此外，楚国还设有《将遁之法》：楚发兵相成，而将遁者诛。不及诛而死，“乃有桐棺三寸，加斧质其上，以殉于国”。
除此以外，宋国也进行了公布成文法活动，史称“刑器械”，另外一些诸侯国为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也都相应地公布了一些成文法。
春秋时期，由不成文法转变为成文法，在我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终结了法律高深神秘的状态，使法律得以公之于众；其次，成文法的公布，使新兴阶层的利益得到保障，从而推动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前进步伐。再次，成文法公布后，礼制被法制所取代，这为后来法家立法打下了基础；最后，成文法的出现，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微言大义，《春秋》说了什么
《春秋》被誉为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被列为儒家的重要典籍。《春秋》主要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间的鲁国的历史，因而《春秋》这本书就是鲁国的编年史。《春秋》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麟经》，《春秋》写作手法上词语简练，对历史事件的描写上言简意赅，全书共一万八千余字。
由于《春秋》语言精练的特点，便出现了对它进行诠释的作品，被称为“传”。最为著名的就是“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毂梁传》。
《春秋公羊传》是公羊高所著，《春秋谷梁传》是谷梁赤所著，这两本书都是在西汉初年写成。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力图阐述孔子的“微言大义”，诠释出孔子所辑《春秋》的真正意图。
《春秋左氏传》是春秋晚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此书又被称为《左传》、《左氏春秋》。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代人，因而左丘明对于春秋的诠释势必要比后人更为准确和真实。而且，孔子对于左丘明的评价很高，两人的性情也十分相近，《论语·公冶长》中的记述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拿自己与左丘明同类并举，足见孔子对左丘明的看重。如此说来，《左传》才能真正体现孔子的真意。
作为史官的左丘明在诠释《春秋》的时候，充分重视了这本书的历史价值，在历史事件的描绘上加重了笔墨。左丘明尤为擅长叙事，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条理清晰、内容详实，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了《春秋》中所提及的那些事件。此外，《左传》在刻画人物和记述辞令方面十分突出，描写人物时细致入微，而在描写人的辞令之时又言辞巧妙、鞭辟入里。正是《左传》的这些特点，弥补了《春秋》作为史书的不足，同时《左传》的艺术表现力上也要比《春秋》更为优秀。
魏晋时期，人们开始在《春秋》的经文后面附上《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的传文，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多是三传。
对于孔子为什么要辑《春秋》，早在西汉的司马迁就给人们带来了一种解释。《史记》中是这样描述孔子的动机的：“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从司马迁的态度来看，孔子辑《春秋》是因为“周道衰微”，诸事不行、道德不在，与其说一些没有用的说教，不如让真实的事件说话，以此警戒世人。
由此可见，孔子辑《春秋》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记述历史，而是要以历史上发生的诸多事件来警示世人，周礼已经不复，希望世人能够回归到周初的礼制之中。因而，孔子的倾向性已经十分明确，能够复归周礼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这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国著名学者胡适曾经这样评价过：“《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可以说，胡适一语道破了《春秋》的写作目的和内在价值。
《春秋》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古往今来有不少人对《春秋》进行阐释，不断探求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有人提出将《春秋》亦经亦史来看待，这似乎更加契合孔子著书的本意，能够让人更好地来认识这部书、读懂这部书。《春秋》是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一件瑰宝，是值得后人不断研习和探索的一部经典。
《诗经》也称为“诗”或“诗三百”。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了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它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风格，展现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诗经》“六艺”指的是风、雅、颂、赋、比、兴。《周礼·春官大师》中记载：“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所谓风、雅、颂，是指《诗经》按音乐划分的三个类别。
“风”即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风”共一百六十篇，主要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卫风、王风、魏风、秦风、豳风等，也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风”是《诗经》中文学成就最高的部分，它源于最鲜明的百姓生活，其中有对美好或哀戚爱情的吟唱，也有表达游子征人对故土、家人的怀恋，更有对剥削压迫的怨叹与愤怒。
“雅”即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雅”包括小雅和大雅，共一百零五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为祭祀、饮宴等典礼所作的诗歌，内容主要是歌颂先代懿德、祈愿来年丰收等。
“颂”即宗庙祭祀时歌功颂德的舞曲歌辞。《颂》诗又分为《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四十篇。全部都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所谓赋、比、兴，是《诗经》主要的表现手法。所谓“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赋是对事物直接铺陈叙述，是《诗经》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包括明喻、暗喻等不同手法。“兴”，就是联想，触景生情，因物起兴，这种表现手法在《诗经》乃至大多数中国诗歌中都是比较独特的手法。
在赋、比、兴的交迭作用之下，《诗经》将春秋先民们的生活鲜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诗经》中的男男女女，出入宫闱家室，来往城门郊野，驰骋沙场猎场，奔走乡间山林，游玩河边原野，因而《诗经》中，既有“将仲子兮，无逾我墙”这样鲁莽生动的爱情，也有“女曰鸡鸣，士曰昧旦”这般充满情趣的婚姻生活，还有“君子于役，不知其期”这种对远方征人的彻骨思念，更有“心之忧矣，曷维其亡”这类斯人已逝，睹物思人的悲凉情怀。
从《野有蔓草》的一见钟情、私订终生，到《雄雉》中漫长无期却从未放弃的念念不忘和等待，再到《鹊巢》中步入婚姻殿堂，为爱筑巢的圆满幸福，及至《谷风》中女子被弃的哀怨凄苦，最终到《击鼓》中难觅归期的生离死别，《诗经》将所有人间情爱，无一遗漏地挨个演绎过去。喜、怒、哀、乐，莫不直白热烈，却也蕴藉深沉。
《诗经》的这份“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来源于先民们原始天然的心性。在那个天地初立、民心尚未开化的时代，无论下地耕作、上山砍樵，还是虔诚祭祀、合众狩猎，或是远行出征、淇水游玩，都是先民生活的一部分。《诗经》中每一场爱情的起、承、转、合，都与这些日常的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所以，先民们从不在自恋和自怜中将爱隔绝于现实，而是在原野、山川、河流边，在采摘、砍伐、游乐之中，尽情去享受爱情中的美丽，同时也尽力去承接爱情中的苦恼与伤害。
鬼斧神工的《考工记》
《考工记》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科技文献，作者、成书年代俱已不详。一般认为，这本书写于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齐国，作为齐国的官书，出于稷下学宫的知识分子手中。
西汉时，河间献王刘德编著《周官》，缺《冬官·司空》篇，便选择用《考工记》补缺。后刘歆时把《周官》改为《周礼》，于是《考工记》也被称为《周礼·考工记》。
《考工记》是我国最早的手工技艺文献，虽然只有七千余字，但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先秦时代的制车、乐器、兵刃、钟磬、洗染、水利、建筑等方面的工艺技术。还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等自然科学知识。可以说是一部集理、工于一体的著作，在我国科技史、工艺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由于这本书被认为是齐国的官书，用来作为官府指导、监督科技工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体现了当时齐国对于上述领域的要求和行业标准，从中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考工记》虽然内容主要涉及理工领域，但是出自稷下学宫士人之手，因而文字优雅，语句顺畅，语约义丰，既具备科技书籍应当具有的严谨性和条理性，又具备一本先秦典籍所具有的文化底蕴和文学气息。
这本书的注释与研究具有多个角度，既可以从科学技术的层面切入；也可以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切入，因此历代对《考工记》的研读层出不穷。汉代郑玄、唐代贾公彦、清代戴震、程瑶田等人都有论著。
20世纪以降，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考据学也随之带动发展，并产生了革命性的飞跃。利用考古实物和模拟实验，可以将古代典籍中记录的很多科技、工艺手段进行部分再现，让人们更加真实地领略古人的智慧和见识。
在思想内容方面，《考工记》一方面体现出了先民崇拜天意的精神，又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实际的特点。它把天下职业分为六类：一是执掌国家，深谋远虑的，是为王公；二是事必躬亲、为民父母的，是为大夫；三是审视建材方圆曲直、加以锻造的，是为百工；四是羁旅四方、供民所需的，是为商旅；五是埋首田间、辛劳耕作的，是为农夫；六是纺织丝麻，搬弄机杼的，是为妇功。并且认为工艺乃是天地精气共同铸就而成，人不过是因袭模仿。
《考工记》还将诸多工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将同一行业的工匠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并加以定性。
难能可贵的一点是，《考工记》的作者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生产力的重要性。书中特别强调生产工具的改进，仔细地列出了不同种类生产工具的制作加工方案，力图将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标准化。
文章对于具体工艺的描述可谓细致纤毫，充分体现出其作为指导性、纲领性文件的严谨认真，针对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一一将应对方案列出。
在生产工序上，《考工记》可谓是高标准，严要求，将天时、地利、人和全部涵盖到了生产要素之中，虽然不无理想化色彩，但体现了古人对工艺生产的虔诚和严肃。文章还将不同的手法详细描述，给学习者以提高的空间。在制作标准执行上，《考工记》明确指出了什么样的残次品不能在市场上流通，体现了高度的负责精神。
《考工记》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工程过程管理的理念，要求在施工时根据工人的普遍水平进行工期的预计，控制完成进度，将一切量化以提高效率。
虽然《考工记》是一本政府色彩浓厚的“官书”，但是它并没有“重官而轻民”，它指出，有一些诸侯国并没有设立部门专门制造某些物事，原因在于这些东西在民间生产，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够保证，所以没有必要再由官府专门生产，这就体现出了对民间工艺和民间经济活动的保留。
《考工记》非常深广，可以说是蕴含了先民在农业生产、工业制造、科学技术、社会管理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存在状态，意义远远超越了一本科技工业指导手册的范畴，而是作为一部充满着智慧和艺术气息的经典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流传。
第61章三家分晋的故事开端
山西又被人称为“晋”，因为这里在春秋时曾为大国晋国的主要领土，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耳的故乡。然而随着“私门”的壮大，晋君也如同周天子一般，被手下依托家族势力的几个大夫架空，地位江河日下。
最初，晋国内部有六股势力，分别为智氏、韩氏、赵氏、魏氏、范氏、中行氏。六家将晋君排挤得只能缩手缩脚度日，然而由于各自膨胀，边界相抵、摩擦不断，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激烈。后来，智、韩、赵、魏四家合力将范氏、中行氏击垮，并瓜分其土地。这其中，以智氏家族最为强大。
然而既然历史留下的是“三家分晋”的言说，并非“四家分晋”，所以智、韩、赵、魏四家必去其一。照理说，弱肉强食，从历史上“抹去”的应该是韩、赵、魏三家中的一家。若是这样，那么强者益强、弱者益弱，依着“自然法则”，最后的结果不应该是“三家分晋”，而是“智氏篡晋”。所以，最终被人从地图上抹去的正是最强大的“智氏”。
要打倒智氏这个最强者并非简单的事。因为，即使知道强者会打破势力的均衡，最终会将“局中”的所有人都吃掉，但仍会有些人愿意在强者麾下听令，做他的副手，为之清除其“吞灭自己”路上的障碍。弱者的互通款曲和集结联合需要时间，也需要成本；强者会利用这个“时间差”，威逼利诱，将之各个击破。
所以，面临强者切身威胁的弱者通常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成为其手中的棋子，虽然最后鸟尽弓藏，但总归是推迟了败亡的时间，而且这个过程中或许会有意外的转机；第二个就是立刻败亡。因为有了这个中的奥妙，所以韩、赵、魏灭“智氏”的历程，可以说是峰回路转、惊心动魄。韩、魏两家扮演了棋子的角色，赵氏成了执棋人。而智氏是一个强大却不认真的对弈者，因为后者屡犯大错，给了赵、魏、韩不可多得的机会，最终自取灭亡。
关于三家分晋，还需细细描摹，由赵谈起。
赵氏原本并不姓赵，而姓“嬴”，与秦人是同一个祖先，“赵”是其氏。嬴姓人原属东夷，西迁后为殷、周两朝天子赶车牧马，渐渐安定下来。
嬴姓子孙中有一个叫造父的，曾侍奉周穆王。造父善于养马，不断向周穆王献上宝马，深得穆王的宠幸和信任，所以穆王特许造父为他赶车。徐偃王叛乱时，周穆王乘坐造父驱赶的马车，日行千里，迅速平定叛乱。论功行赏时，穆王将赵地分封给造父，于是造父以赵为氏。
赵氏传到赵鞅这一代，枝叶繁衍，家族鼎盛。赵鞅更做了晋国的正卿，权倾天下，史书说他“名为晋卿，实专晋权”。
然而，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危机正潜伏在前路不远处等待着赵氏一族。赵家的根基是晋阳城。赵鞅费尽心思气力修成晋阳城后，发现城内行人稀少，空荡荡的。这样一座空城如果遇到围攻，当然不足以凭借据守。于是赵氏族长赵鞅向住在邯郸的族人赵午伸臂摊掌，向他要自己打败卫国时赚取的五百户人质。
按说赵午身为赵氏族人，应该听从族长赵鞅的命令，可是赵午也有自己的难处。因为若失掉手上这五百户卫国人质，暴露在卫国人嘴边的邯郸城极可能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权衡之下，赵午决定攻打齐国，想从齐国那里俘虏五百户人口，将之转赠给赵鞅。
然而，赵午的想法未免太简单了。齐国地广千里，资源丰富，又得海利，富庶甲于天下，自桓公得管仲辅佐称霸以来，一直以超级大国的形象立于天下诸侯国之林，号称“强齐”。攻打齐国，无论是正面进攻，还是背后偷袭，都不是那么容易得手的。况且，就算侥幸得手，愤怒的齐国人也必然不肯咽下这口恶气，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晋、齐两国兵戎相见，引发国间征战。
得知此事的赵鞅大为光火，一怒之下派人将赵午诛杀，没想到就此引发一场政治风波。
赵午一族家住邯郸，与赵鞅那一脉嫡系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但却与范氏和中行氏素有姻亲往来。在范氏和中行氏的支持下，赵午的儿子赵稷起兵发难，矢志为父报仇。
本来，晋国国君是站在赵鞅这一边的，无奈说话是要实力做支撑的，他的声音太过微弱了，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手持刀兵的范氏、中行氏不过用眼狠狠斜了晋君几下，他就迅速将赵鞅定为始祸者，而按照晋律，始祸者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
双拳难敌四手，在范氏和中行氏的合力围攻下，赵鞅很快不敌，退守到晋阳城。倾注了赵鞅心血的晋阳城，经受住了考验，在纷飞的矢石和流血的浸泡之下，在尸体的包围中屹立一年而不倒。
城外的范氏和中行氏正承受着久攻不下的焦急和等待中的无聊，没想到这时变数突显。智、韩、魏三家看“火候”差不多了，急急上场。
二比三，“人数上”已经处于劣势，况且一年下来，范氏和中行氏的“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外加赵氏自城内冲出反攻，战场上的范、中行联军于是兵败如山倒，身死名灭，其土地也迅速为四家瓜分。
奇怪的是，智、韩、魏三家并没有进而消灭赵国氏并瓜分其土地，很可能是惧于晋阳城的威慑，而晋阳也不会就此甘于沉寂，它会在未来续写辉煌和传奇。
一句话改变命运
虽然留得青山，但经此一役，赵氏一族实力大减，再无主宰晋国的威势，其地位由智氏取而代之。
事实上，早在范氏、中行氏“作乱”之前，赵鞅就已经开始头痛了。赵鞅年纪一大把，已经是半只脚踏进棺材的人了，然而他封立的继承人、嫡长子伯鲁却是个不成器的家伙。
“将来的天下波谲云诡，充满变数，伯鲁能够应付那些环于四周、吃人不吐骨头的对手，保卫我赵氏一族，并将其发扬光大吗？”赵鞅看看伯鲁憨厚的面容，心里暗叹一声。
也许是为继承人的事日夜忧愁，赵鞅竟然病了，而且一病就是五天五夜不省人事。无人主事之下，赵地的大小事务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于是身边众人请来了神医扁鹊。
众人等了半晌，才见扁鹊施施然从卧房里走出来。赵鞅最信任的宠臣董安于趋步上前询问病情，扁鹊拈须笑道：“家主血脉畅和，呼吸平稳，你们何必担心？”果然不久，赵鞅便醒了过来，并告诉董安于等人说，“我这几天之所以长睡不醒，是因为一直在天帝那里接受教导；天帝还将一个小孩和一只翟犬托付给我，说：‘等你的孩子长大成人，就让这只翟犬跟他的身旁。’”董安于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此事实在太过蹊跷，于是将家主赵鞅的话记录下来。
后来一天，赵鞅外出巡游。一人拦于半路，口口声声说要面见主君，赵鞅的随从拔刀相胁也不能叫他退开，于是通报赵鞅。赵鞅一见此人，便觉在梦中见过，那时此人正立于天帝身边。赵鞅问：“天帝托付的小孩是什么人？”那人说：“这个小孩就是您的儿子，而代国以翟犬为祖先，所以您的儿子将来必定攻取代国。”赵鞅心下大喜：我的儿子是天帝选中的人，赵家后继有人了！于是问这人的姓名，想要封他官职，把他留在身边。却听这人说道：“我一个乡下鄙人，到此不过为了是传达天帝的旨意。”言罢便不见了踪影。赵鞅因此越发惊奇，而把这个被天帝选中的儿子找出来的心情也越发急迫了。于是请来著名的相士姑布子卿，希望凭借他神乎其技的相术找出“承天景命”的继承人。
有的人讽刺说，相术根本毫无依据，不过是相士为了骗取吃喝的自说自话、胡言乱语。当然，相术虽然不是科学，却有其依托，它是一种经验性的东西，是人们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得到的一种判断手段。而很多相士其实都是骗子，并没有什么心得本事，不过是走江湖、混口饭吃。但这位姑布子卿却不一样，他大名鼎鼎，为各国公卿所推重，必然身怀惊人艺业。
满怀希望的赵鞅将儿子们全部招来，将他们引荐给姑布子卿。谁知姑布子卿扫视一圈，淡淡道：“这些都不是足以继承将军事业的材料。”赵鞅一下子矮了下去，再不能像刚才那样挺坐了，他的脑袋也垂了下来，喃喃自语道：“赵家后继无人，要断送在我手里吗？”这时姑布子卿的声音又在他耳畔响起：“将军的儿子到齐了吗？方才我在路上看见一个少年，周围簇拥着一众仆从，他也是您的儿子吧？”赵鞅心里又燃起一丝希望。于是命手下人将那个儿子找来，这个人就是赵无恤。
无恤一到，姑布子卿拱手相迎，叹道：“此乃真将军也！”赵鞅疑惑：“无恤是翟族婢女所生，出身卑贱，怎么说得上尊贵？”姑布子卿答道：“他是天帝所选，虽是庶子，终将显贵。”赵鞅这才想起天帝托梦、翟犬相赠之事，心下恍然。但无恤毕竟是庶子，且有外族血脉，此前姑布子卿为诸子相面时，赵鞅并没有招无恤前来，就知他在赵家没有什么地位，甚至赵鞅可能从未将他当做自己的儿子。所以贸贸然废除伯鲁而立无恤为嗣，就算赵鞅能转过这个弯儿来，必定遭到家中众人的反对。不过，从现在起，无恤在赵鞅心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62章智瑶的“兵不厌诈”
光凭一个梦，还有姑布子卿的一句话，不足以叫赵鞅贸然行废立大事。宦海沉浮一生，兴衰荣辱，赵鞅已经看得太多，各色人等也一一在他眼皮底下走过。他需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考察一下赵无恤，看他是否是自己理想的接班人。
要做将来的族长，首先就要以身作则，遵守祖训。赵鞅于是将祖训刻写在两片竹简上，将其分别交给现任太子伯鲁和庶子无恤，叮嘱他们认真体悟，按时习诵，并说明届时会以祖训规条考校二人。然而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赵鞅似乎将此事忘个一干二净，伯鲁刚开始那颗悬着的心也渐渐放了下来。可是到了第三年的一天，赵鞅突然把两人找来，要他们背出祖训的内容。伯鲁顿时急得满头大汗，就算他当年确实背下来，如今过去这么久，怎么还能记得？伯鲁转头看向无恤，却见他面无表情，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果然，无恤从容地将祖训背了出来，一字不错。无恤背完，右手在左袖里一抹，将当初那片竹简抽了出来。竹简的颜色已经深了，隐隐可以看出无恤日夜摩挲掌抚的痕迹。而伯鲁的那片竹简早就不知在何时让他给扔在何处了。
赵鞅脸上满是笑意，对着无恤连说了两声“好”，又转头看向一脸尴尬的伯鲁，心里暗叹，却没有再说什么。不过相信伯鲁心里也知道，自此以后，自己的继承人位子更加不稳了。他是个忠厚之人，对这些本不在乎，若真有一天能够卸去家族重担，说不定会唱个小曲儿庆祝一番。
得到赵鞅的赞赏，无恤虽仍是那副宠辱不惊的模样，但心里着实有些欢喜，他等待这一天等得太久了。由于母亲是翟族的婢女，自无恤在这个家族出生以来，就一直像尘埃一样活着，没有人多看他一眼。间或有例外，也都是向他投以鄙夷的眼色。然而这个“幽灵”一样的旁观者早就在别人的漠视中悄悄地将这个家族的里里外外看个通透，他需要一个机会来证实自己的存在，他要抖去身上的泥土，放出生命本色的万道金光。
考校祖训只算是一道小小的测试。又有一次，赵鞅告诉他的儿子们，说自己将一道宝符藏在常山之中，谁能第一个把宝符找到，就重重有赏。那时赵鞅已是须发斑白，而儿子们也都老大不小，所以这不是一次游戏，而是另一场挑选继承人的考验。大家心里对这一点都十分清楚，于是一个个心急火燎地跑进常山四处搜寻，既兴奋又紧张。只有无恤仍是那副胸有成竹、闲庭信步的气概。
日暮时分，公子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他们什么也没找到。这时无恤站了出来，朗声道：“我已找到宝符！”赵鞅看向他，满眼惊喜：“说说看！”无恤嘴角逸出一丝笑意：“常山之下就是代国，我们从山上秘径出发，居高临下，可一举将代国拿下！”赵鞅这才知道姑布子卿慧眼独具，无恤果然不是池中之物，而他要攻取代国，岂非印证了解梦人之所说？赵家上下无人不对无恤表示钦服。于是赵鞅废除伯鲁的太子位，改立无恤。
在成为赵氏大家长的道路上，无恤虽然赢得了族人的支持，但却尚且未能摆脱外人强力的干涉，这个外人就是后世称其为智伯的智瑶。
一杯酒的恩怨
智氏之所以一跃而成为晋国的第一强族，是因为此前消灭范氏、中行氏的时候，智氏将两家的土地全部占了。那个时候，智瑶已经做了智氏一族的当家人。
无恤是赵家的庶子，继承赵家基业存在诸多阻力。智瑶却是智氏的嫡子，因此在继承人的竞争中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另一位候选人智宵对他的威胁相当有限。
智氏上一任的族长是智瑶的父亲智申，他早就倾向要立智瑶为嗣。不过智宵虽然没有什么立功表现的机会，也没有姑布子卿这样的高人相助，但却不代表他的背后没有支持者。他的叔父——当然也是智瑶的叔父——智果一直站在他这一边。
于是当智申在家族会议上宣布立智瑶为继承人的时候，智果当即表示反对：“智宵要比智瑶好得多，应该改立智宵。”智申给人当面顶撞，皱眉不悦道：“智宵一副凶恶面相，实在不宜做家主。”
智果续道：“世事有虚有实，有真有假，不能光凭表象做判断。智宵面相凶恶，但智瑶是毒在心中。智瑶长须美髯，力能扛鼎，骑马驭车，出类拔萃，而且思路快捷，谈吐不俗，勇毅有恒，这都是他的优点。可是他心胸太过狭窄，睚眦必报。别人若是碰了他一下，他就要断人手足。如此凶狠残暴，叫人心凉，又如何能够服众，如何能够保我智氏一族的平安兴旺？德乃才之帅，智瑶之德不足以驾驭其才，若立他为嗣，必给我智氏招来灭族大祸！”
平心而论，智果所说非常在理。后世君王虽多是刀头舔血、残忍好杀、刻薄寡恩之辈，然而时代不同，不能一概论之。春秋末期，各国变法尚未正式展开，所以各国之体制仍采取分封制，一国之君并无绝对权威，要与下属贵族——如大夫、士阶层——合力治理国家。所以后世君王可以凭借着手中的大权，以无限制的暴力弹压维持一个相对安稳的政局，而在春秋末期，这种手段则行不通。智瑶睚眦必报，一味强势，不知妥协与合作，确实很容易造成众人离心，引来大祸。
不过，此时的智申主意已定，他召开家族会议，不过是宣布这个消息，并没有与大家商量的意思。所以智果说完，他连反驳的话也不说，直接为智瑶行了继嗣大礼。刚烈的智果一气之下，拂袖离开会场，又回家收拾行李，带着妻子儿女就此离开智氏，跑到掌管祭祀的晋国太史那里，表示脱离智氏，改为辅氏，另立宗庙。伤心的智果大概有着超人的敏感，他似乎已经在泪眼模糊中看到了智氏将来的败亡。
孙武子处在春秋末期，那时正发生着我国古代一次重要的军事变革。早先那种列阵而战，战之以礼的传统战法逐渐为人所摒弃。孙武子所著的《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就是为了在战场上取胜可以不择手段，所谓“兵以诈立”，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兵不厌诈”。
比孙武子晚生了八九十年的智瑶，更将“兵不厌诈”发挥得淋漓尽致。
智瑶接替赵鞅成为晋国第一执政后，吴王夫差遣赤市出使晋国，向智瑶表示祝贺。赤市完成任务，返回吴国的时候，智瑶一改往日之贪鄙，坚持以豪华巨舟送赤市回国。赤市心下奇怪，不知智瑶用意何在，仔细观察才发现，巨舟之上藏着无数着甲荷戟的兵士，智瑶竟准备在巨舟经过卫国时，给卫国致命一击。
原来送人是假，袭击卫国是真。可是这招也太过损人利己了，当卫国为智瑶执政的晋国吞并时，天下之人都会认为赤市收受了智瑶的贿赂，所以才与他沆瀣一气，为他袭击卫国打掩护。这种招人唾沫的事，赤市才不干呢。于是他假托生病，在晋国住了下来，叫智瑶只能好吃好喝地伺候着，而袭击卫国的计划也在无形中流产了。毕竟，兴兵乃关乎国家生死之大事，且天下局势瞬息万变，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合适的出兵机会的。
仇犹是中山的属国，智瑶对其土地垂涎已久。无奈晋国、仇犹之间的道路太过狭窄，且崎岖难行，所以当时战场上最重要的作战工具——战车根本开不过去。
智瑶对着那条挡住了他前行步伐的小路昼思夜想，终于叫他想出一个办法。他叫人铸了一口大钟。钟的直径正好等同于战车的宽度。钟铸好后，他将其送给仇犹国的国君，叫他派人来取。心思简单的仇犹国君于是命令军队拓路开山。然而，当他满心欢喜地把那口工艺精美、钟声悠扬的大钟迎回来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后面跟着晋国的雄师。
“当！当！当！”仇犹的亡国之音就这样在天地间无情地回响起来。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智瑶确有才干。他是《孙子兵法》里所说的那种“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水银泻地，无所不用其极，所以连吴国使者向他庆贺一事都可以拿来作掩护而攻打卫国，而当目标瞄准了仇犹国时，又能铸造大钟叫对手自掘坟墓，其思想的灵活性实非一般人所能及。
然而，上天是公平的，他在某方面给你以优势和特权，就必要在另一方面削弱你。所以天才几乎都是“偏才”，正如智果所说，智瑶心胸狭窄，难成大器。
公元前468年，晋国第一执政智瑶会同各家出兵，一起讨伐郑国。那时赵鞅已经老了，而且正在生病，所以代表赵氏、率领赵兵出征的是太子无恤。
历来有“郑声淫”的说法，一个整天载歌载舞、饮酒赋诗的国家怎能抵挡住长期作战的虎狼晋军？于是没费多少工夫，晋人就打到了郑国的都城之下。一般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都是从“野”，也就是各国的边境打起，而攻城往往是战争的最后阶段。
由于那时人口稀少，又边界不清，所以在“野”打起来的战争往往迅速结束，并不太过惨烈，而攻城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对于城里的人来说，如果城破，往往面临着男人被俘、女人被侮的危险，所以他们都会拼力死守。一般城里会储存一定量的粮食，加之那时城墙修筑得十分高大结实，所以守城者居高临下，占尽了地利人和，往往占据主动权。
反过来对攻城者来说，在守城者物质匮乏、失去战斗力之前，己方必然会死伤大量士兵。攻城，是以命搏命，而且往往是用自己人的十条命去博取敌人的一条命，等于送自己人给敌人去杀，以此消耗他们的物资和战斗力！
如果指挥统一，晋国攻打郑国时就不会出什么问题。问题就出在晋军是几家的联军。所以攻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几家势力互相推诿，谁也不肯吃这个亏。智瑶自然不会做这个出头的椽子，于是向赵无恤递眼色，要他率领赵家军前去攻城。无恤心想：“你不肯吃亏，难道我便是傻瓜吗？”于是，无恤沉默，没有理会智瑶。智瑶心中有气，但现在正是打仗的关键时候，也不好在军前发作。
但由于彼此都各自打着各自的小算盘，所以这次攻城最终不了了之。但是，晋国联军毕竟虏获了郑国大量的资财和人口，可算是打了一个大大的胜仗，于是要设酒宴表示庆祝。
酒宴之上，坐在主席的智瑶兴致很高，狂饮不止，终于显出醉态。他伸手指向无恤，轻蔑地说：“你这家伙容貌丑陋，胆子又小，太招人厌，真不知赵老将军怎么挑选你继承家主之位？莫非赵家无人了吗？”无恤与智瑶对视，毫不相让，说道：“家父挑中了我，是因为我能隐忍！”
智瑶狂笑：“忍给我看！”说罢甩脱手中酒杯，直向无恤脸上掷来。无恤就坐在智瑶旁边的一席，这么短的距离根本来不及躲闪，额头给酒杯砸个正着。鲜血流过无恤的眼睛，顺着脸颊淌了下来。赵家众家臣看不下去，纷纷拔剑要杀智瑶。智氏家臣也一个个拔刀相向，气氛立时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智瑶冷冷看向无恤，等着他的反应。无恤这时从怀里抽出一片帛，将脸上的血拭去，转身对众家臣说：“给我退下！”语气中有种不容置疑的味道。众人只得收剑回鞘，退回原来的地方站好，智氏众人见此也只好纷纷归位。
看着无恤拿着帛布稳稳扶着额头的样子，看着他毫无表情的脸，智瑶心里没来由地一紧。但这种感觉转瞬即逝，他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回到赵家后，众人问无恤为何不让他们出手，为他雪耻报仇。无恤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家父之所以选我为继承人，就是因为我能够忍辱负重。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吧，我们现在不是智氏的对手。”当然，在无恤心里，智瑶与他已是你死我活之局。
闹过酒后的智瑶还曾向赵鞅建议，让他把无恤给废了。赵鞅费尽心思，千挑万选才把这个宝贝儿子选出来，当然不会听他的话。不过这事最终让无恤给知道了，无恤也因此更加仇视智瑶。
不久赵鞅病故，无恤成为赵氏家主。
第63章或许有转机呢？
俗话说，一力降十会。当绝对力量足以压倒对手的时候，就不需要拐弯抹角，搞些偷偷摸摸的小手段了，所以强者的信条永远是这六个字：“简单、直接、有效”！
智瑶是强者，也是这个信条的重视信徒，所以当他垂涎韩、赵、魏三家的土地时，直截了当地伸出手来，笑嘻嘻地跟人家说：“拿来！”
第一个遭到智瑶勒索的是韩氏，当时韩氏的家主是韩康子。史书关于韩康子的记述少之又少，所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有办法清晰地描绘出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相对于以硬碰硬的赵无恤，韩康子是个易于屈服的“贵柔”之人。
来自智瑶的最后通牒就摆在桌子上，韩康子对此一筹莫展，不住叹息。把地交出去吧，自己舍不得。谁能保证这是智瑶的最后一次索要？可是如果断然拒绝，说不定这头老虎马上就要把自己吞掉，真是进退维谷，愁煞人也！
韩康子手下有个叫段规的谋士这时站出来为他分忧，段规对韩康子言道：“以实力论，我们万万不是智氏的对手，而以智瑶的贪暴性格，若不答应他的无理要求，恐怕会立即加兵于我韩氏，而剩下两家见有机可图，很可能趁乱出兵，瓜分我韩氏的土地。如此一来我们腹背受敌，后果堪忧，所以不妨先应允智瑶的要求。照我看智瑶不会就此止步的，他肯定会接着向魏、赵两家索要土地，我们不妨因势利导、静观其变。”
韩康子听段规说得有理，于是“痛快”地将土地割给了智瑶。
正如段规所言，获得土地的智瑶并不满足。所谓食髓知味，一次成功足以诱发第二次尝试，更何况这“尝试”原本就在智瑶的计划之中呢！于是智瑶肥腻的大手又伸到了魏氏家主魏桓子的面前。魏桓子和家臣任章又重复了韩康子和段规的“演算”，于是也“有荣与焉”地献出土地。
而当智瑶的手摊在无恤的面前，无恤给韩康子和魏桓子上了一课：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妥协和屈服，更有奋发和抗争！
“想要我‘皋狼’之地，真是无耻极矣！凭什么？我偏偏不叫你如愿！”无恤心里火冒三丈，脸上仍是那副波澜不惊的表情。
被无恤拒绝后，智瑶只有立刻发兵，将赵氏击垮打服，否则他前面向韩、魏两家索要的土地一下子就变得可疑起来。如果只是口头吓唬吓唬，人家为什么要拿出土地呢？韩康子、魏桓子并不是傻瓜，他们也会问一句：“凭什么！”
无恤对这一切早有预料，也摆开了死战到底的架势。不过让他大跌眼镜的是，在他与智瑶的斗争中，韩康子、魏桓子这两个被智瑶欺负的“受害者”竟然再次站到了智瑶的一边！其实，韩康子、魏桓子虽然愚蠢，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逻辑。在智、赵两家的大对决中，他们显然更加看好实力绝对占优的智氏。所以这才与智瑶达成协议，组成三家联军，希望能够在灭掉赵氏后三分其地，壮大自己。
韩、魏两家的如意算盘打得响吗？
面对三家联军的滔天气焰，勇敢果决的赵无恤亦只有暂且退避。他能退到哪儿呢？无恤想起了父亲赵鞅临死前的嘱托：若有事可退守晋阳！
赵鞅之所以如此看重晋阳，是有道理的。
董安于是赵氏的家臣，最得赵鞅倚重。晋阳向来是赵氏一族的根本，赵鞅当然不敢疏忽，所以当他挑选修筑晋阳城的工程负责人的时候，就选中了董安于。董安于的先祖就是大名鼎鼎的“古之良史”董狐。
董安于主持修筑的晋阳城十分特别，他在修筑晋阳宫城时，都是用炼化金属铜来作为宫殿的支柱，而宫殿里主体部分，都是砍伐山上的荆木搭建而成。这在当时确乎是一个创举，因为这样建城，花费的成本太高，且容易遭受“奢侈”的讥讽和批评。人们会说，宫殿是用来住人的，你为之耗费如此物力财力，有必要吗？
不过，董安于如此作为却并非多此一举。首先，若赵氏后人退守晋阳城，又遭敌军围城，那么矢尽弹绝的时候，赵家军就可以拆除铜柱，炼化之而铸造箭头。而宫殿主体的荆木因为非常的坚实，“虽劲竹不能过也”，所以又是制作箭杆的好材料。
可是，董安于却没能看着它一手规划的晋阳城修筑完毕。他的智谋实在太过厉害，屡屡为赵鞅出谋划策，助赵氏摆脱危难，所以被有心吞并三家、独霸晋国的智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智瑶屡次向赵鞅施压，要他处决董安于，不过都被赵鞅给顶了回去。直到赵午违背赵鞅的命令，赵鞅在董安于的建议下将其诛杀，引发了范氏、中行氏之乱，这才给智瑶抓住机会。智瑶将董安于定为始乱祸首，而这时经过经年战争，赵氏已经元气大伤，赵鞅再也顶不住来自智瑶的压力，但董安于与他感情深厚，且为他赵家立下汗马功劳，要他杀死董安于，他是无论如何也下不去手的，于是左右为难、日夜忧虑。
这时，董安于再次挽救了赵家，他的方式就是牺牲自己的性命。传说他临死慨言道：“唯有我死，赵氏才可以获得安宁，晋国才可以获得安宁，我死得太晚了！”其忠勇刚烈真叫人感叹。
董安于虽死，晋阳城却要修下去。在撒手尘寰之前，他向赵鞅推荐了下属尹铎。赵鞅十分信任董安于，于是任命尹铎为晋阳城主管。尹铎并非是一个因循之人，而是有着强烈的全局观。他问赵鞅：“晋阳最终要建成什么样子呢？是要它成为一个以生产为主、提供粮食赋税的都邑，还是把它建成一个危急时用来保命、可供守卫的城池？”赵鞅心想董安于果然没有看错人，于是欣然答道：“我要把晋阳城修建得固若金汤，让他成为这广袤大地上的一个坐标，一个丰碑，屹立万世而不倒！”尹铎有了计较，开始不计代价，放手修城。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钱粮如同流水一样花了出去，而尹铎的晋阳城建好之日却遥遥无期。这时赵鞅派人告诉尹铎，要他拆去永远也建不完的围墙，而这些围墙在50年前董安于就开始着手修建。尹铎对赵鞅的命令置之不理，仍是盯着那个“固若金汤”的终极目标，一步步稳稳地走下去。这种不服从命令的行为自然激怒了赵鞅，为怒气所裹挟的赵鞅甚至想将尹铎杀死。这时众大夫开始劝说赵鞅：“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尹铎时刻保持警惕，曾说：‘思乐而善，思忧而惧，人之道也。’他加高城墙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是为了赵氏尽忠，还望将军三思而后行。”赵鞅恍然大悟，不仅不再责怪尹铎，反而嘉其忠勇。得到肯定的尹铎进一步减免赋税，将四方之人都吸引到了晋阳城。由于尹铎爱惜民力，晋阳城的居民都对赵氏感恩戴德，他们生怕晋阳城忽然易主，那么以前的幸福生活就要随之而付诸流水、一去不返。
占尽了地利人和的晋阳城如今已经摆开了架势，就等着智瑶前来决一死战。
果然，面对智瑶的多次强势进攻，晋阳城依然铜墙铁壁地矗立在那里，城墙上随风飘舞的赵家军旗鲜艳招展，在智瑶看来恰恰如同蔑视的嘲笑。
不过，“善攻”的智瑶很快就找出了对付晋阳城的办法：引汾水灌城。
这对守在城中的赵家军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无恤等人所凭借的无非就是晋阳城，凭着它城墙的坚固和众志成城的民心，以此来大规模地歼灭来敌的有生力量，直到将敌人的锐气和战斗力消耗殆尽，让他们自动撤退。
可是现在这些计划都落空了，无恤他们成了被动的一方，而智瑶却不再焦急，因为除了按月供给的军粮，他不再需要支出任何花费，不需要再牺牲将士的性命，他要做的，就是支起华盖，坐在下面抚琴喝酒，顺便欣赏不时出现在城头的无恤那副惶惶如世界末日的落魄相。
无恤现在确实很落魄，汾水灌进城里后，将城里的一切都搅得变了样。遭逢水灾的晋阳居民只能将铁锅提到半空中烧火做饭，因为原本的灶台早已被浸在水中。城内居民们的脸上不再洋溢着幸福生活的欢笑，他们眼睛里尽是对未来的疑惧和担忧，晋阳城人人自危！
更为要命的是，除了一个高共仍然行礼如仪，无恤发现赵家的家臣们都对他侧目以对，仿佛他已经不是赵家的主人！
“城堡都是从内部给人攻破的。”无恤开始考虑投降议和，但他手下最重要的谋士张孟谈却劝他莫要灰心：“或许仍有转机呢？”
无恤问：“你有什么计划吗？”
孟谈说：“且放我出城去，看看能否策反韩、魏两家。”
事到如今，无恤也别无他法，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在张孟谈出城之后，无恤每天都到城头巡视，盼望他归来的身影。
第64章战国的开端
就在无恤为变坏的形势辗转难眠之际，智瑶却每天都是一片阳光灿烂的好心情。这天，他将韩康子和魏桓子叫到身边，又携着二人一起来到汾河，看着波涛滚滚的河水，智瑶心中大快。
这时智瑶发出一句感慨：“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抚着自己的美髯，一阵得意。
不过听到这句话的韩康子和魏桓子心里一阵抽搐，因为他们两家的都城同样面临着被人灌水的危险。于是《资治通鉴》写下这样“意味深长”的两句：“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趾。”
韩康子和魏桓子这样的小动作当然不会叫智瑶看见，因为两人都站在智瑶身后，而那位实力最强的霸主正陶醉在自己的完美计策中！
而随在三人身后的智氏家臣疵却看出些门道，于是在返回自家营帐时对智瑶说：“韩、魏两家必反！”
智瑶奇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所谓唇亡齿寒，如今眼看胜利在握，我们就要三分赵家土地，可是韩康子、魏桓子二人面上毫无喜色，反而满是忧愁。这不是谋反的征兆是什么？”疵言之凿凿。
让疵想不到的是，肤浅的智瑶竟然在第二天召见韩、魏两家的时候，将他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述给两人，问道：“你们当真要反吗？”智瑶此举实在算不上高明，如果两家并无二心，当然会矢口否认，这样贸贸然、赤裸裸的怀疑反而要无端生出三家之间的嫌隙；反过来，若韩、魏两家真个要反，难道还会当面向他承认吗？
果然，听了智瑶质问的韩、魏两人如遭雷击，一齐摇头大呼，哪有此事？智瑶满意地笑了，仿佛真的信了两人的话，于是将两人送走了。疵听说此事，愣在当场，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者一定不会是智瑶，自己如果继续在他手下做事，定会跟着他做一个亡族灭家的奴隶；即使智瑶将无恤打败，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不过是一个离间智、韩、魏三家的小人，以后也无法再在晋国立足。于是他借着出使齐国的机会离开智瑶，再也没有回去。
而回到营帐的韩康子和魏桓子两人却继续纠结，一时仍拿不定主意。碰巧这时张孟谈来到他们这里，单刀直入地将话挑明：“我这次冒死而来，是希望能够劝说两位将军离开智瑶，与我家将军合兵一处将之击溃，然后三分其地，共同主宰晋国！”韩、魏两人互相看看，都不说话。
“二位将军难道还不明白？以智瑶之贪鄙，晋阳城破之日就是你韩魏两家走向灭亡之时，满城妇孺的哭号就是你韩魏两家的挽歌！”这句话正好道出了韩、魏二人连日来的忧虑，权衡之下二人毅然决定加入赵氏阵营。
但事情不会这么简单，这其中又生波折。波折来自于改姓辅氏的原智氏族人辅果。他虽脱离智氏，但毕竟身上流着智氏的血，于是赶来帮助智瑶。无巧不成书，出城游说韩魏两家的张孟谈被辅果发现了。辅果当然没有认出张孟谈，甚至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张孟谈长什么模样，他只是发觉在韩魏两家营中走动的那个人衣着怪异，不时东张西望、神色慌张，一看就知道有什么阴谋。于是辅果赶到智瑶那里，说韩魏两家有心谋反。
也许是因为前面已经被疵折腾得烦了，辅果的警告在智瑶那里竟然没起到任何效果。不耐烦的智瑶挥手叫辅果告退，但执著的辅果不退反进，进一步要求收买韩魏两人的手下，以求真相。
这时倔强的智瑶肝火大动，指着辅果大骂起来。辅果这才知道无论自己如何劝说都不会有什么用了，于是学着疵，出营回家去了。
没过多久，与无恤约定好了的韩康子派人杀了智氏守在水坝上的军士，又将其掘开，于是浩浩荡荡的汾水就转而灌进智氏的大营，将智家军冲个七零八落，尚在梦中的智瑶就这样一命归西了。想来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魂归西天的。
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给大水泡得囊肿的智家军尸体，无恤一定也会生出“人生无常”的感叹。谁能料想到就在他要放弃的一刹那，胜利的天平会突然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呢？无恤性子本来坚韧，经此一役，他的雄心和野心愈发激昂。
韩、赵、魏三家瓜分智氏土地自不必说，可说的倒是无恤在战后的封赏。居功至伟的张孟谈并未被无恤列为第一功臣，反而平平无奇但始终任劳任怨的高共成为无恤手下的第一人。也许，是无恤想起了那些担惊受怕的日日夜夜，只有这个忠厚老实的人才是自己真正的依靠吧。
习惯上，三家分晋一直被当做是战国的开端，这台轰轰烈烈的大戏正预示着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复仇的代价
豫让，姬姓，毕氏，其先祖为晋国大侠毕阳，其骨子里流的就是侠客感慨悲歌、昂然赴死的热血。豫让最初追随范氏和中行氏，但不得重用，后来转而投奔智氏，得到智瑶的赏识，智瑶以国士礼遇之。
韩、赵、魏三家剪除智氏之后，无恤为除后患，将智氏满门杀个鸡犬不留，更将智瑶的头颅做成酒器，每逢宴会便拿出来斟酒豪饮。豫让无法之下，只得逃往深山，日思夜想地要为智瑶报仇。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流落天涯，只有智瑶看重我，赏识我，如今他身已死，可头颅却被人当做玩物一样耍弄，如何能在地下安息？我定要杀了赵无恤为他报仇，那么即使最后失败而死，也算对得起他，在地下相见之时也可以无悔无愧了！”
换了是其他人，遭此大变，大概早就为自己打算，想着如何走下一步了。然而豫让这一类人却不是这样，在他们心中，自己不是最重要的，有些原则和信条要远远高于自己，为了这些原则和信条，他们什么都可以牺牲，哪怕是自己的生命！
于是豫让乔装打扮，改名换姓，又伪装成受过刑的罪人，来到无恤府上整修茅厕。豫让认为赵府太大了，他可能尚未找到无恤时，就已经给人逮住了，所以他不如在茅厕对无恤来个“守株待兔”。
但历史的发展时常具有戏剧性。这天豫让怀揣尖刀，藏在茅厕里，正等着无恤前来送死。没想到无恤刚刚走到茅厕外边，忽然没来由地一阵心悸，于是想到可能有人要加害他，就派人将茅厕彻底搜查一遍。豫让自然没法逃脱，双手捆缚背后，给人提到无恤面前。他怀里的尖刀也给人搜出，扔在地上。
一番审问后，无恤已经知道豫让的身份，看着他不禁踌躇起来，好半天沉吟不语。豫让这时吼道：“我要为主人报仇！”
手下人个个手按刀柄，只待无恤一声令下，就让豫让身首异处。其中更有人将刀抽了出来，情势一触即发。这时无恤叹道：“智瑶死后并无后人，而豫让一个区区外人竟然要为他复仇，这是天下少有的贤士，我实在不忍加害，将他放了吧。”手下人还待争辩，却看无恤闭眼挥手，只得照着做了。
按说，豫让已经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就算没能将无恤杀死，也该放下仇恨了。哪知此人意志坚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然而经过这一次不成功的刺杀，无恤已经有了防备，豫让再来刺杀恐怕就较以前更难了。他已经成为赵府卫兵的提防对象，若想再次接近无恤，就要让这些人都认不出自己来。豫让选择了自残，他将漆涂在自己身上，而漆未干时是有毒的，于是豫让身上满是肿烂伤口，如同长了脓疮。如此一来，豫让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他又怕别人从声音上将自己辨认出来，于是吞下火炭，活活将自己的嗓子烫伤烫哑。这还不够，他又伪装成乞丐，走到自家门前行乞，看看守在家中的妻子能否认出他来。结果妻子只是可怜他，以一碗粗饭将他打发了。
豫让欣喜若狂，以为这世上再无一人可以将自己认出来，于是高高兴兴地去准备第二次刺杀。谁知正走在街上，耳边突然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豫让！”侧头一看，正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也许一个人的外貌可以改变，声音也可以改变，但举手投足之间，多年来的习惯和举止还是会将其身份泄露。豫让在假扮乞丐的时候，因为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到乞丐应有的举止，所以没在理应最熟悉他的妻子那里露出破绽。然而这次志得意满地走在大街上，忘记掩饰，于是一下子叫朋友给认了出来。
老友走到他身前，拉着他的衣袖上下打量一番，流泪道：“你这是何苦呢？”
“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锤。如今整个天下都在唾弃智瑶，说他如何贪鄙，如何骄狂，或许这是事实。然则，智瑶对我确是礼贤下士，我不管世人如何说他，也不管自己是否会因此身败名裂，总而言之就是要为他报仇！”豫让依旧意志坚决。
老友泪痕未干：“虽然如此，以你的才能足可令赵无恤奉为上宾，亲近您，宠爱您，到时候刺杀的机会不是随时都有，又何必如此自残？”
豫让挺直了身子，正色道：“若我侍奉赵氏，自然可得高官厚禄，也自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无恤刺死。然则为报旧主之仇而谋害新主，这是大丈夫所为吗？我知道，像我如今这个做法，复仇之路定然更加艰难崎岖，更加痛苦不堪，然则我就是要以此来羞愧天下间所有对君主怀有二心的小人，让他们知道人间仍有忠义在！”豫让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老友看着他的背影就那么消失在街角，呆立当场，久久怅然若失，终于也转身回家了。
其实，豫让所言涉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问题，那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功利主义者说，如果结果相同，那么过程自然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如果不是无所不用其极，那么所谓高尚的目的可能根本无法达成。但是另有一种不同的声音说，如果过程都是恶的，我们怎能指望有一个最终的善的结果？正如每一步都向南，那么最终怎能抵达北方的目的地？
相对于功利主义者所言，后一种声音显然更有说服力，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选择功利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因为从经济学上讲，每一步都要求绝对的正义的话，其成本和代价之高，往往叫人无法承受。所以很多人都是双重人格，他们做了思想的巨人，但却成了行动的矮子。
豫让或许不够高大，但他实践的每一步都是经过自己的严格自律，他以实际行动告诉了世人什么才叫做顶天立地！
经过长时间仔细的观察，豫让对赵无恤的一举一动已了如指掌。
这天，豫让得知无恤将要从晋阳桥上经过，于是前一天夜里就早早地伏在桥下，等着给无恤致命的一击。月亮升入中天了，其光辉慷慨地洒向人间，平等地对待每个生灵。但是普天之下，唯有这一心赴死的猛士才能最真切地感受到这月色中的凄迷和悲伤。豫让想起了家中的妻子，不知她睡了没有，还是因为思念他这个离家出走的丈夫而无法入眠，只得抓起针线来打发这漫长而孤寂的夜晚？想到这里豫让真想回到家里看看，可是他迈出的步子很快收了回来，他怕自己进了家门就再也出不去了。
唉，人世间为何有这许多苦痛？而背负在身上的责任又怎能轻易放下？罢了，不再去想了，过多的思考总会削弱人的斗志！于是豫让闭上眼睛，他要养精蓄锐，以待无恤的到来。
第二天，无恤果然按时来到桥上。可是突然之间，坐下的马儿人立而起，差点将无恤掀翻在地。无恤心惊之下呼道：“马儿感受杀气而惊，莫非是豫让藏在左右？”于是遣手下仔细搜寻。不一会儿，手下架着一个人过来，虽然此人满身疮疤，嗓音嘶哑，但无恤仍从他的眼睛认出他就是豫让。
无恤愤怒了，没想到豫让为了杀他，可以将自己摧残成如此模样，于是大骂道：“你过去曾在范氏和中行氏家为臣，智瑶将两家击败吞灭，你不为主人报仇，却反而投身智瑶帐下。如今智瑶身死，你却为何反而要为他报仇呢？”豫让叹道：“范氏、中行氏对待我与众人有何分别？我自然要学着众人，在其族灭家败之际四散投林。可是智瑶不同，他待我如同对待无双国士，我自然也要以无双国士的忠诚和气节来报答他！”
无恤听了双泪直流，叹息说：“豫让先生，你对智瑶如此忠诚，屡次图谋为之报仇，已经算是成名了。我已放过你一次，这次却无论如何不能再将你放走了。”
“君主之贤明在于不使别人的美名埋没，故此忠臣烈士才前仆后继地为美名而蹈死不顾。此前您放过我，天下谁人不对您尊敬感佩？请在我临死前答应我一个小小要求，请脱下您的外衣，让我用刀砍几下，这样我就算是报了大仇，即使是身死也可以瞑目了。我本已该死，并不奢望您能够答应，但还是忍不住要说出心里的愿望。”无恤于是脱下衣服交给豫让。豫让连着几次跳到半空，以手中利刃狠狠砍杀，仿佛要将心中的仇恨、复仇过程中的苦痛、离别妻子的无奈全部发泄出来，然后仰天大吼：“如此我可以报答智瑶与九地之下了！”于是自杀而死。消息传开，赵国的热血男儿无不为之扼腕叹息。
第65章魏文侯的胸怀
在古时的专制政治之下，一个国家是盛是衰，是兴是亡，与这个国家的君主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他是整个政治机器运转的中心，一切都是围绕着他来进行。他的意志达之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行政末梢，甚至他的私生活都因为他的权力的辐射而对整个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法王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这句话原是不错的。
在晋阳之战后，智氏被消灭，其地被瓜分，晋国顿成韩、赵、魏三国鼎立之势。这时最强大的是赵国，然而第一个跃上舞台发出强光，成为战国时期超级大国的却非赵国，而是原本并不起眼的魏国。这一切都是因为当时魏国的国君魏文侯。
魏文侯，名斯，是魏桓子的孙子。欲成大事所需要的第一个品质不是勤奋而是对局势的判断和整体的把握。如此才能从整个天下大局中推导出自己可进可退的路径，可为不可为的领域，然后再调整目标，另做计较。大的方针定了下来，然后才谈得上如何去实行，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随机应变，挺过难关。魏文侯无疑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在韩、赵两家仍在思考如何从晋国领土获得尽可能多的好处的时候，他的深邃的目光已经超越了小小的晋国，而扫视天下了。
整个晋国的局势是赵国在北，魏国在西南，而韩国偏于东南。晋国左临黄河，右偎太行，虽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北临戎狄，且为群雄包围，可拓展的空间不大。且当时天下大乱，各国命途均成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之势，所以如何保存自家国土、自家宗庙，光耀自家门楣就成了韩、赵、魏三家主人的共同心病。
韩、赵两家的想法是先在晋国内部壮大自己的实力，然后再向外扩展。于是韩武子派人来游说魏文侯，想要联合韩、魏两家一起进攻强大的赵国，以此来化解北方的威胁。可是魏文侯却不这样想，且不说北方的赵国是抗击戎狄的一道屏障，单是赵国那强大的实力就足以抵挡韩、魏两家的联合军力。到时候战争一定陷入胶着状态，且这种状态一定会长时间地持续下去，最终的结果无非是“三败俱伤”，如此岂非要给三晋周边虎视眈眈的外人以一个天大的机会吗？于是魏文侯拒绝了韩武子的建议，韩武子从此开始看不起魏文侯，把他当做了一个贪生怕死、毫无气魄的胆怯小人。
魏文侯刚刚拒绝了韩武子的联军抗赵的建议，就迎来了赵家的使者。原来消息走漏，这件事被赵献侯知道了。赵献侯以为，魏文侯既然拒绝了韩武子，那么就一定会站在自己这一边，于是派使者建议说，不如我们赵、魏两家合兵一处，将韩国灭了，然后平分其土地，将军以为如何？使者言辞恳切，魏文侯听了却哈哈大笑。所谓唇亡齿寒，赵国如此强大，只有魏、韩联合起来才能够勉强与之相抗，互保彼此宗庙香火不灭。如果他贪图一时的便宜，妄图联合赵国而打击韩国，这就如同猎狗为主人捕尽山里的兔子，最后没有食物来源的主人只好宰了猎狗来充饥，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此乃千古不易之道理，于是赵国使者最终也带着未能完成使命的惶恐心态归去了。赵献侯听了使者的复命，自然恨得咬牙切齿。
不过，魏文侯天生就是一个领导的材料。所谓“天生的领导材料”，就是说这人参与任何事，都必然有着非凡的热情，对此事也抱着独特的想法，不仅如此，他还总是想要说服每一个参与者，让他们认同他的想法，与之合力一处，将事情按照自己的想法办成。魏文侯不光是“有所不为”，他还“有所必为”。他向韩、赵两家发出照会，共同协商三晋未来的发展道路。
魏文侯打开天窗说亮话，先将拒绝韩、赵两家的理由说出来。韩武子和赵献侯虽然听得心里不是滋味，但还是不住点头，为魏文侯口中的道理折服。毕竟形势逼人啊！随后，魏文侯说出了自己对三晋和天下形势的判断，指出三晋易为地势所扼之实情，并以此立论，提出三晋必须停止内斗、和平共存的主张。他说，非如此，我们就要永远困于此地，日渐削弱，最后沦为时代的弃儿，为别国吞并，到那时即使后悔亦没有一个可供我等哭泣的地方。韩武子和赵献侯都为魏文侯说动了，但三家存在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到底怎么个和平共存，怎么个协同发展，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好在大的原则，即和平的局面已经在此次会谈中确定，如此魏文侯可以放开手脚，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魏文侯到底如何打算且不说，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所以无论做什么事，若有个帮手总是事半功倍，更何况是魏文侯这样的君主的宏天大计呢？可是，有的人天生就能团结人才，天生就能使之为自己效死力，如刘邦；而有的人却总是将人赶跑，以才资敌，最后落得孤家寡人，凄凉败亡，如项羽。那么魏文侯到底是刘邦还是项羽呢？
在伐灭中山国之后，功成圆满的魏国君臣摆酒宴以庆祝此次胜利。志得意满，魏文侯环视诸位家臣，问道：“像我这样的君主，诸位怎么评价？”
“仁君！”魏氏家臣异口同声，一起举杯向文侯敬酒。文侯听得哈哈大笑，正要一饮而尽的时候，却听见一个硬邦邦的刺耳声音说道：“君上打了胜仗，却没有将中山分封给劳苦功高的弟弟，反而把它封给了寸功未立的儿子，这哪里称得上是仁君？”说这话的是魏氏家臣任座。听闻此话，魏文侯十分气愤。任座也发现了这一点，暗觉不妙，于是小跑着出了帐。魏文侯转过头去问翟璜：“依你看，我是否称得上仁君？”翟璜是文侯的谋士，素来得他的倚重。他这时已看出魏文侯正在气头上，而任座实在是很危险，自己一个答得不好，就要害人害己。于是不卑不亢道：“当然是仁君！”
“哦？”文侯给他引起了兴致，“这话怎么讲？”翟璜拱手道出一句千古名言：“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以是知之。”（《资治通鉴》）翻译过来就是：“我听说君主仁慈则臣子正直。刚才任座句句直言相谏，我就是以此知道您是仁君。”魏文侯听后转怒为喜，于是让翟璜出帐将任座请回来，又亲自离席相迎，把他捧为上宾。
由此可看出魏文侯心胸之宽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最重要的是能够悬崖勒马，及时改过。自古以来，君主偏听偏信、亲近小人的多，而亲近君子、直言纳谏的少，因为很少有人有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真正的自信，他们的自信都是建立在别人的吹捧阿谀之上。魏文侯恰恰有这个自信，自信自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达成自己光耀魏氏的宏愿！
如此胸怀，自会成就一番霸业！
第66章李悝的“选贤任能”
有了魏文侯这样贤明的君主，还需有一批出谋划策、决胜千里的能臣。这些能臣多数来自西河之地，且多数都是孔门贤哲卜子夏的弟子。
通常说起儒家，提起儒士，人们总会想起那些峨冠博带、满口礼义的书生，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且看孔子自己向弟子传授知识时，也不是一味地强调繁缛的礼义，而是常常向弟子授以经世致用之学问。比如子夏一脉传承了孔子这方面的学问，培养了许多经世致用的人才。李悝、吴起、段木干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子夏是当时孔门二代弟子里唯一一个在世的大儒，为了增强文化的感召力，魏文侯将年近百岁的卜子夏请到了西河之地，拜之为帝师，一时天下震惊。且说西河，地近秦国，秦人自来便与戎狄通婚，风俗野蛮，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然则正因为文化落后，所以对中原文化更加向往。所以魏文侯选址西河作为子夏讲课授学之地，乃是有着从文化上慑服秦人的巧妙打算。其高瞻远瞩、心思细密确叫人拍案。
子夏年事已高，且新逢丧子之痛，哭瞎双眼。所以真正在西河授课的乃是他的两名弟子，齐人公羊高和鲁人谷梁赤。此二人就是《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的作者。《春秋》传说为孔子删减编订的史书，公羊高和谷梁赤为《春秋》做解释，学问流传下来，就成为《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当然，另有更为著名的《左氏春秋》也是三脉《春秋》中的一脉。不过，若论政治影响力，则无疑当推举《公羊春秋》为最高。因为这派学人最擅长评论政治、臧否人事，最关注现实政治生活，也最多改革、变法的主张——不过正如法家等先秦诸家一样，其改革与变法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帜进行的。
经过多年的培育，西河已经出了一大批的人才，而西河学府背后的魏国朝廷，自然成了他们首选的效忠之地。大概魏文侯看到朝堂下志得意满，亟待发挥才华、成就梦想的济济人才，也会有唐太宗那种“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骄傲和兴奋。但是所有人才中，魏文侯最看重的是那个为他奠定争霸实力基础的李克。
按着白寿彝和黎东方两位史学大匠的说法，李克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悝，也就是战国变法的第一人。一般来说，大都把李悝归入法家，人们或许会奇怪，李悝本是子夏的弟子，而子夏是儒门七十二贤之一，怎么会调教出一个法家传人呢？其实这并不足怪。因为孔子是周礼的坚决拥护者，他一直想恢复周礼，从而使天下回复到从前周天子为尊、诸侯为拱的治平局面。然则，法出于礼，二者向来并称，孔子的思想中也并非没有法治的因素。比方说，他有句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这就是说，孔子也看到了严刑峻法的效力，但他更看重仁和礼，所以觉得“齐之以刑”的做法未免有些过火，因为这会让老百姓“免而无耻”。另，孔子做了鲁国大司寇后，首先就诛杀了他认为是“人之奸雄”的少正卯，可见他并非是一个一些人头脑中想象的永远慈眉善目的儒者，他也是懂得刑法的手段的。
但李悝之所以成了战国时期的变法第一人，固然是因为他受到子夏传下来的孔子刑法思想的熏染，同时也是因为三晋之地风云变幻、战火频仍，逼得李悝不得不走上这一条变法之路。众人皆知，不论是他的前辈、春秋时期的法家第一人管仲，还是他的后来者，使野蛮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天下霸主的商鞅，他们的主张都是富国强兵，而这都是因为生存带来的压力。
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新任职的丞相李悝在魏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改革。法家的“道”与儒家不同，儒家讲究“王道”，法家讲究“霸道”。所谓霸道，就是富国强兵——先富国，后强兵，只有富国才能强兵。那么，该如何“富国”呢？这个“富”字不在于钱多——钱不过是一种交换媒介，一种社会信用的凭证，古人所谓“金石珠玉，饥不能食，寒不能衣”，说得深刻而透彻。如果片面地以为金钱就是财富，那么只需不断地铸币就好了，不过这样很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因为市场上没有与所铸货币相当的实体商品。所以社会财富其实就是商品。
那么，哪种商品最重要呢？是粮食。所以李悝变法的第一条政策就是“尽地力之教”。所谓“尽地力之教”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进一步打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制，鼓励开荒，且将一部分耕地转给农民，以期调动其积极性、增加粮食生产，而只向其收取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政府课税。另一层意思则如同其字面，即鼓励区别对待不同土质的土地，在上面种上不同的作物，以此来保证最终收益的最大化。这在今天已是人所尽知的常识，然而在当时确乎是一种创新的提法。果然，按着李悝的预想，在推行了此项政策的几年里，魏国不论旱涝，都能有一个大致不错的收成，而魏国各地的府库里的粮食也越堆越高。
然而，社会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不是粮食越多，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状况就会越好。粮食多了，还须得通过商人的往来搬运、调剂余缺，如此才能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李悝对此早有见识，但他需要在农、商两大部门的交流互补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一个合理的粮食价格。因为李悝发现，如果粮食太贵，就会伤害商人做生意的积极性；反之，如果粮食在市场上卖的太贱，那么农民肯定也不愿意种粮食，他们会想别的出路，比方说，学商人去做生意，如此一来作为富国之本的农业肯定要遭受巨大的打击。
所以，为了稳定物价，李悝又颁布了变法的第二条政策：“平籴”。“籴”字拆开来是上“入”下“米”，可见“籴”最初也就是买米的意思，后来引申为“买入”。所谓“平籴”也就是稳定物价，当然，最主要的就是米价。稳定物价一般有两种手段，一种是行政手段，也就是说靠权力的硬性规定来稳定物价。不过，这种手段虽然在短期内可奏奇效，然而从长远看来对市场稳定并无益处。这是一种笨办法，或者说是解救燃眉之急时不得不采用的临时对策。李悝身为魏国相，当然要为魏国“计深远”，所以他采用了第二种手段：经济手段。所谓经济手段，就是靠着调剂市场上各类商品的供给（那时商品经济之运行远远不如今日发达，所以暂时还谈不到通过货币手段来调整市场）来平衡物价。如何调剂商品供给呢？李悝手上能够动用的，自然就是官家府库里收上来的那些粮食布匹和其他财货。他的办法很简单，在丰年以相对低的价格将粮食收上来，储存起来。一旦来年发生灾荒，粮食歉收，那么就可以将这部分储存起来的粮食以低价或免费的方式发放出去。如此一来，粮食的价格就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平民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也就不会出现“河西凶则移之河东”或“河东凶则移之河内”的状况了。百姓生活稳定下来，人口就一定会大量增加，如此一来魏国自会国富民强。李悝的“平籴”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国库充裕，人口富足不过是争霸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因素。如果一国经济发展稳定，但人民却成一盘散沙的状态，就无法组织动员起来。且由于法令不一，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就会矛盾冲突不断，这样一国的力量就会多半用来维护国家内部的稳定，又如何谈得到向外争霸呢？军队组织也是如此。最可怕的军队不是后勤充足的军队，而是那种令行禁止、将领驱之如臂使指的军队，是那种每个士兵都能够随着长官命令或进或退，无论所面临的是刀山还是火海的军队。李悝“教育”平头百姓的方式很简单，他不是请来有学问的人开办学堂讲道理，而是采用严刑峻法，让百姓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如此使他们懂得进退之理。
其实，早在李悝任上地郡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他的“法家实验”。上地与秦相接，从来民风彪悍，彼此争斗诉讼甚多。李悝出任郡守后，巧妙地想出了通过比赛射箭，谁射得准谁就是诉讼案的胜者，以此解决陈年累积的诉讼案件。结果人们为了赢得官司，纷纷努力练习射箭。不多时，上地人的射艺有了质的飞跃，此后在对秦作战时用手中的弓和箭叫秦人吃够了苦头。当然，这是由于战国时候都是军事挂帅，且由于上地是边地——那时边地多为侵占而得的土地，故边地多设郡，与内地多设县有很大不同——所以李悝的“射箭决讼”不过是一时的手段。等到他成为魏国相，便开始对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做通盘考虑，他思考的结晶就是著名的《法经》。
《法经》由《盗法》、《捕法》、《囚法》、《贼法》、《杂律》和《具律》等六部分组成，对各项犯罪及其惩处都做了非常清楚明白的规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经》里明言，不光是实施行动，即使某人心里有了想要盗窃他人财物的念头，都要对之处以膑刑或刖刑，可见其立法是多么的严酷。
《法经》可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成文法。后来商鞅变法，为秦国制定律令时即以李悝的《法经》作为参照蓝本。秦灭汉兴，汉法亦承袭秦制，此后历朝法律都是在汉法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如此可知《法经》在我国历史上之非常意义。
先秦诸家各项改革倡议，无一不提到选贤任能。所谓“选贤任能”乃是针对周朝的“世卿世禄”的世袭制而言。所以法虽出于礼，但毕竟与礼有别，因为礼的基础即是血缘宗亲。法家反对礼，就是要破除这种凭着血缘上位做官的选官制度。那么，不靠着血缘门第做官，又如何来“选贤任能”呢？“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这是李悝给出的答案。
经过李悝从上到下的一系列改革，魏国已经拥有了强悍的实力。这个正在崛起的巨人就要发出震天的吼叫，让全天下都注意到他的存在。
第67章三晋的逐步崛起
三家分晋之后，魏国是三家中最强的一方。赵国为了自强，开始注重国内的发展，其贵族势力如果能够联合起来，足以傲视当时的任何一个诸侯国，当时的魏国便认识到了赵国的巨大威胁，遂有了乐羊灭中山、西门豹治理邺城的举措。
赵国的实力强大主要还体现在军事上，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赵国可谓全民皆兵，民风剽悍。就在赵烈侯即位的第四年，齐国爆发了内乱，齐大夫公孙会以廪丘（今山东鄄城东北）反叛齐国，为了寻找庇护，遂投入了赵国。齐国自然不会甘心，遂派遣大军攻打公孙会。赵烈侯当机立断，决定出兵，并且还联合了魏国和韩国两个国家一起为公孙会呐喊助威。
双方大军在龙泽一线交战，齐国大军毫无疑问地被韩、赵、魏联军打败，三万人马被杀，两千辆车乘被缴获。第二年，韩、赵、魏联军给予了周天子一点好处，所以三晋得以以他的名义继续攻伐齐国，联军一度到达齐国长城之内。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周威烈王姬午宣布，韩、赵、魏三家成为诸侯。三晋之地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为战国诸侯国中的成员。
但是这一切都是韩、赵、魏一起行动的成果，赵国还没有单独行动过。赵国深受旧贵族势力的影响，新兴的贵族要求发展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赵国的公仲连。此人身为赵国的公卿大臣，久怀兴邦定国之志，只是眼下的赵国，似乎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看看赵烈侯整日沉迷于音乐，逐渐荒废了朝政，甚至他还一度想要为两位善于唱“郑歌”（一种轻柔的民歌）的艺人加官晋爵。只是此事的影响太过重大，赵烈侯也不敢擅自做主，遂找了时任相国的公仲连前来商议。见了公仲连，赵烈侯问道：“寡人有中意的人，他们极其讨寡人的欢心，是否可以让他们获取一个尊贵的身份？”
公仲连早就听说了赵烈侯宠信这两个人，所以他不愿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至少，不能让其影响扩大。是故公仲连认为，国君可以让那些人富贵起来，却不可以让他们尊贵起来，否则必定会祸乱朝纲、贻害无穷。见公仲连极力反对，赵烈侯只能退而求其次，给他们各自赏赐一万亩良田。
赵烈侯主意已定，公仲连虽然心生反对，却不能直接和之发生冲突，只能暂时答应了下来。
此后，赵烈侯便去了代地视察，一个月之后，赵烈侯回来了，结果又想起了这件事情。遂找来了那两个善于唱歌的人，让他们唱了一曲之后，便问他们有没有得到自己所赏赐的良田。
公仲连连忙回答道：“还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去办这件事情呢，眼下臣正在努力地物色合适人选。”（《史记》）原来，公仲连是想用拖字诀让赵烈侯逐渐放弃这件事情。岂料赵烈侯竟然对那二人十分宠爱，一次次催促公仲连去兑现。无奈之下，公仲连只能称病不朝。
但是这样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公仲连也只能拖一日是一日，只希望有一天赵烈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放弃给两位歌者良田万亩的封赏，不再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
恰在此时，有一个名叫番吾君的人来到了中牟，这个人正好从代地而来，并且还听说了赵国国君和公仲连的事情。他对于这一切有着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在他见到公仲连之后，忙向他进言道：“外面看起来，国君似乎不务正业，但是仔细一想，国君其实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所以才会给两个歌者封赏，只是他的方法多少有些欠妥。四年过去了，在这一期间，您贵为赵国的相国，可曾向国君举贤能？”
公仲连摇了摇头，自然是没有。于是，番吾君顺势向公仲连推荐了三个人，并声称每个人都有过人的才华。这三个人便是牛畜、荀欣、徐越。公仲连经过一番考察后，发现这三个人的确有不同凡响之处，遂将之推荐给了赵国国君。原来，牛畜、荀欣、徐越三人，都是新兴士族的一员，人人皆学有所长。徐越善于整顿财政和官吏的考核，所以建议赵烈侯“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旬欣善于官场制度的制定和考核，遂建议“选练举贤，任官使能”；牛畜精于儒家学说，所以他便向赵烈侯劝说“以仁义，约以王道”。
果然不出番吾君所料，赵烈侯很高兴地听取了三人的建议，且对三人的才能赞叹不已，遂决定对他们委以重任。同时还吩咐公仲连，无须再给予那两个唱歌者田亩，而给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加官晋爵，其中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牛畜为“师”。“中尉”一职主要负责指挥作战，“师”一职则负责教化，“内史”一职主要负责征收田租和考核官吏，相国公仲连也得到了“衣二袭”的赏赐。在这三人的努力下，赵国开始了政治经济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自此，赵国的国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
赵烈侯是明智的，他在关键时刻听取了别人的意见，让赵国得以完成战国初期的政治经济改革；而赵烈侯也是孤寂的，整个赵国上下，大多数人都不理解他，认为他听取那些靡靡之音而荒废了朝政。可是谁明白高处不胜寒的道理？赵烈侯只能在音乐中找到一丝心灵的慰藉。同时，赵国当时的都城在今天河南的鹤壁，有郑国和卫国交界处的音乐繁盛，这种便利影响了赵烈侯的审美观念。只是这样简单的要求都不能达到，赵烈侯不禁感叹，自己的知音到底在哪里？
其实，赵烈侯的知音并非不存在，他就是魏国的魏文侯。这个人和赵烈侯一样，也特别喜欢音乐。魏文侯曾经还向子夏发问，说他自己如果穿上黑色的衣服，听古代的那些所谓高雅的音乐，就会昏昏欲睡，但是一旦听郑国和卫国所谓的靡靡之音，自己就会不知道疲倦，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见魏文侯虚心向自己求教，子夏说道，古代的音乐之所以被称为高雅的音乐，就是因为它要表达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其他国家的音乐之所以被称之为靡靡之音，是因为他们好听但却放纵糜烂，使人欢愉而让人意志消沉，急促多变而让人心烦气躁，骄傲孤僻而让人心智骄逸。在这种音乐的腐蚀下，人的德行便会丧失，天下便会由治变乱。
魏文侯听了子夏的解释，认为子夏说得很有道理，以后自己治理国家之时，一定会多加注意。但是在魏文侯的眼中，音乐的魅力绝对不逊于美色，不久之后，魏文侯又自顾自地开始了音乐的创作工作。
一次，魏文侯在听音乐演奏时，竟然能够现场指点出错误。正当他得意扬扬地看着田子方时，田子方竟然发怒了，当着魏文侯的面吼叫，说国君的职责不在于管理音乐，而在于管好那些乐师。魏文侯知道田子方一心为了自己，为了国家，只能向田子方拜了拜，承认自己的错误。
也就在这两个爱好音乐的君主的手上，充满活力的赵国和魏国就此诞生，赵烈侯更是幸运地成了赵国的开国君主。三晋之地原本就有晋国雄厚的基础，在封建制度的引导下，三晋率先从落后中走了出来，极其强盛，赵国的领土已从晋中扩大到今晋东以及河北地界。魏国则成了三晋之地当之无愧的领军人。
田子方，魏国人，是魏文侯的友人，孔子弟子子贡的学生。他以道德学问闻名于诸侯。魏文侯闻其名后，对其甚是敬仰，于是聘他为师，执礼甚恭。
史书对田子方的评价是：“其为人也，刚毅果决，傲王侯而轻富贵。”世人都知道，骄傲是要有资本的。田子方的资本就是他的才干，然而这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不在乎。不在乎是否富贵，甚至不在乎自己这条命。魏文侯的太子名为魏击，魏击性子浮夸，爱讲排场，不将别人放在眼里。
有一天，魏击高坐车上，鞍前马后的随从吹打的吹打，举牌的举牌，招摇过市，唬得路人侧立两旁，噤声不语。这时只见人群中有一个人昂然挺胸走来，仿佛这队威风八面的车马并不存在一样。这人就是田子方，他如此惹眼，自然叫卧在车上的魏击给认了出来。魏击想起父亲魏斯（魏文侯）的教导，说：“田子方是个圣人，我把他当做老师，你见了他，必须下马行礼，把他当做师公那样看待。”于是魏击翻身下车，准备向田子方行礼。
他身边的随从只见太子魏击恭顺地跪伏在路旁，等着田子方走过来。但田子方好像什么也没看见似地，眼睛盯着天边就走了过去。
看着田子方缓缓走过，魏击呆住了，他怎么也想到是这么个结果，于是从地上蹿了起来，几个跨步将田子方拦住。魏击喝问道：“是富贵之人该对人傲慢呢，还是贫贱之人该对人傲慢呢？”田子方整整了衣冠，淡淡道：“当然是贫贱之人对人傲慢了。富贵之人有什么资格呢？诸侯若以骄纵示人，就必然要失去他的封地；大夫若以骄纵示人，就必然要失去他的家。国和家，都是他们的拖累。贫贱之人一无所有，还有什么好怕？其言行不被人理解，其人不招人待见，那么挥挥衣袖，直奔楚、越也就罢了，如同脱掉鞋子。这一点富贵之人比得了吗？”
魏击没有办法，气呼呼转身走了。天下间所有的流浪汉若听了田子方这句话，恐怕都要叹一句“与我心有戚戚焉”吧！是啊，像这种洒脱旷达若云中之龙的人物确不多见。
还有一次，魏文侯与田子方促膝长谈。田子方数次提起溪工，对他称赞不已。魏文侯奇道：“溪工是何人？难道是您的老师吗？”田子方对道：“不，他是我的邻居。不过他谈吐不俗，且总是一针见血，恰当准确，所以我很佩服他。”魏文侯又问：“那您的老师是哪位？他比之溪工如何？”田子方正色道：“我的老师是东郭顺子，他相貌普通，但内心却合于自然。他和光同尘、顺应天地，但又能保持自己的真情真性。他虚怀若谷，能容万物。若有人做事说话不符天道，那么他就直言将其谬误指出，每一次都能扶正黜恶。说他是至人、圣人亦不为过，我这个做弟子的，实在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赞美他。”
“世上竟有这样的人吗？”魏文侯怅然若有所失，完全没有注意到田子方已经起身告辞。一天之后，回过神来的魏文侯才对身边人感慨：“田子方的老师当真是深不可测，叫人仰望啊。我从前总以为自己修行已够，今天才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田子方先生说完他老师的品行，我就像给人钳住嘴巴那样完全讲不出话。看来我以前所学不过是无知妄说，便如破庙中的粗糙的泥塑，简直不值一哂。唉，魏国也不过是我的拖累罢了。若有一天能够追随东郭顺子，日夜聆训，那才真正是我想要的生活啊！”
当然，魏文侯不过是这样想想罢了，否则怎能成就魏国的霸业？不过从这就可以看出文侯本人的不同凡响。如果是一个昏聩的君主，那么他的志趣肯定不过是在声色犬马之上，怎么可能会与田子方这样的高人对坐探讨人生的玄理和奥妙呢？又怎么会对东郭顺子这样无权无势又无名的高人心向往之呢？
大概是因为得罪了未来的国君魏击，田子方最终并没有在魏国留下来，他去了齐国，做了齐国丞相。结果如何呢？“齐国大治”。
第68章“孙吴”之一
魏国有了李悝这样的良相，还需有吴起这样的良将。李悝与吴起一同师从子夏，于是将这个小师弟推荐给魏文侯。
《吴子》是吴起所著的传世兵书，向来与《孙子》十三篇并称于世，而后人提到孙武和吴起，也一直将两人并称为“孙吴”，可见吴起的军事才华和他在后人眼中的地位。
“臣请论六国之俗，夫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不走，三晋阵治而不用。”
这段话出自《吴子·料敌》，是讲各国军队特点的，大致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古时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吴起能够准确地说出各国军队的概况和性格（军队是有性格和灵魂的），这足以说明其见闻之广博。事实上，吴起自少时起便开始四处游学，一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算是一个先秦的“徐霞客”了。
那时交通工具极其不便，吴起凭着自己的一双腿不辞辛劳，走遍天下，因为他心中怀揣着“立于朝堂之上，出将入相，激荡时代大潮”的梦想。他要将这美梦变为现实，于是走出家门，走到天涯海角去寻觅。
吴起生来是个富家子弟，家里富有千金。而奋斗起来，富家子弟较之贫苦少年更有捷径可走。这捷径就是钱。吴起出门奔走，只为求得一官半职，然后大展宏图。结果家财散尽，仍未寻得仕途的门径，于是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家中，第一次追梦宣告失败。其实这也没什么，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就没有失手过一回呢？有位哲人曾说：“若你非要有了绝对把握才去做事，那么最终定然要一事无成——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把握这回事！”这话说得振聋发聩，不过有些人仍会为着自己的“安全”缩头乌龟一样躲在自己的壳里不出来，不光不出来，还要极尽挖苦之能事，对敢于打破常规、追求自己梦想的人加以冷嘲热讽。吴起的乡里就有许多是这种牙尖嘴利的缩头乌龟。
一些关于吴起的难听的话渐渐传开了，吴起自然不可能听不到。家里的老母听了这些也整日地闷闷不乐。本来仕途不顺，家财散尽已然够叫人难受的了，谁承想回来后还要忍受这些风言风语。刚开始时，吴起并未理会，也没有为自己争辩。但那些人依旧不肯罢休，且风凉话越说越多。于是吴起有了计较。他抽出随身兵器，在一夜之间一口气连着斩杀了30多个无聊的长舌之人。兵器不光砍在这些死者的身上，事实上也砍在所有其他乡人的心里，所以怕惹祸上身的他们再也不敢多言了。
吴起在这几十人的重重围困之中，突然发威，抽出宝剑，将这群宵小砍瓜切菜一般杀个落花流水……现实世界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武林高手，真实场景也许是这样：吴起听得很烦，于是决定杀人止谤；杀谁呢？吴起在心里想了想那些在桥头树下对他指指点点的人，于是走出家门，一家家走访过去，一刀刀砍杀下去。可能是因为吴起学过击剑之术，而且行动迅速，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使得他得以顺利“完成任务”。
仔细想来，这的确叫人胆寒。胆寒的不是因为吴起杀了三十多人，而是他杀人之前谋划之冷静和杀人过程中执行之坚决。这人定然是个拿人命不当一回事儿的冷酷之人，否则怎会如此冷血？不过，我们也可以在此过程中看出他的将才。兵圣孙武虽将“仁”列为挑选将领的一个重要标准，不过这个“仁”说的乃是对自己人，对自己手下的士兵要仁慈，非如此不能令士卒效死命，对待敌人则不妨无所不用其极而加以打击迫害。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有哪个功成名就的将军不是杀人无数，在身经百战的过程中练就了一副不恤人命的铁石心肠？因为在战场上，除了胜利，为将者必须将其他事置之度外。吴起成功地叫所有人都闭上了嘴，然而，满手鲜血的他在家乡也无论如何也待不下去了，于是连夜告别老母，再次跨出家门。
“我吴起若不能位列卿相，就决不回卫国！”吴起跪在母亲面前，赌咒发誓，说罢一口咬向自己的胳膊，鲜血顺着手臂滴到地上。做母亲的最知道自己儿子的倔强脾气，于是也不做声，只是默默地看着他。等到他背着包袱的身影渐渐模糊，才叹息一声，转身关门。
最初，吴起拜曾子为师，向他学习儒术。就在他日夕揣摩学问之际，母亲的死讯传来，惊得他呆住了。吴起心里很想回家看看，可是封将拜相的誓言仍未实现，于是咬了咬牙，继续埋头到书本里去，没有回家给母亲治丧。这就是吴起，他不光能对别人狠下心来，也能对自己下得去手。曾子是孔夫子弟子中较能发扬儒门忠恕孝道的一个，他本身就是个著名的大孝子，这时知道吴起死了母亲，见他竟然仍像个没事人似的，不禁怒从中来，将吴起逐出师门。
“道不同，不相为谋”，吴起没有辩解，他知道这没有任何用处，于是回到住处，收拾行囊，潇洒干脆地离开。
大概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长短，吴起知道曾子那一套君子的仁义礼数并不适合他，于是他转而来到鲁国学习兵法。不论是手持利刃地与人短兵相接，还是头脑中幻想着百万大军在战场上风云震怒一般地厮杀，都更能激起吴起体内的热血。“也许这才是我的归宿吧！”吴起自言道。
春秋更替，日月轮换，吴起对于行军布阵、帐内筹算这一套已然了如指掌，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没想到这机会马上就来到眼前。
这年，齐国兴兵攻打鲁国。鲁国原是周公的封地，齐国原是姜太公的封地。齐国沃野千里，又有渔盐之利，再经管仲一番整治规划，日渐强大，而鲁国却渐渐衰落下去。所以齐国打来，鲁国君臣上下都吓得没了主意。吴起却意识到这是自己一飞冲天的良机，于是毛遂自荐，请求拜将，领兵出战。满朝文武噤若寒蝉，这时吴起请战，自然叫鲁君喜出望外。可是这种欢喜并未持续太久，就为疑虑所取代，因为鲁君听说吴起的夫人是齐女，因此怀疑吴起心向着齐国，此次若拜他为将，难免发生临阵倒戈之事。到时候鲁国受到内外夹击，则“国危矣”！鲁君踌躇起来。吴起在家早等得心焦，不知鲁君心里打得什么主意。“难道要眼看着这大好机白白溜过吗？”吴起皱眉。
后来，不知谁人报信，将鲁君的心事向吴起讲了个清楚明白。吴起于是再次面临抉择：一面是自己多年所求而不得的扬名立万、功成名就的大好机会，为了出人头地，他连母亲死了都没有回家，由此被老师逐出师门；一面是与自己朝夕相对、为自己做饭补衣的妻子，自己一心埋首于兵法和仕途，家里的一切都由她照顾。许多人也许会选择后者，但是，还有另一种人，他们的目光始终看向自己最初的选择，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命运”的摆布，然而这命运之河不过是他们搭乘的顺风车——他们是准备随时上岸的，为了那个梦想，可以毫无保留地放弃现在手里的东西。吴起就是这种人，所以他自导自演了历史上最冷血最悲惨的一幕：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并将她的头颅割下，献给鲁君，以表明自己对鲁国的忠诚。
用任何语言来评说，不论是赞扬其对梦想矢志不渝，还是咒骂他毫无人性，都似乎显得有些无力，因为这就是实实在在曾经发生的历史。接受了吴起妻子头颅的鲁君马上任命他为大将军，佩印将三军以抗敌。
好像自打稷下学宫开馆授课以来，齐人一下子都变成了好逞口舌之利的眼高手低之徒。这次他们再次犯了这个毛病。他们认为攻打弱小的鲁国是轻而易举之事，而这时新上任的主帅吴起又派来使者，表示要与他们和谈。初听到对方使者请愿和谈时有所疑虑，但不久他们的疑虑就打消了，因为他们看到鲁国军队出来巡营者皆是老弱病残，一个个仿佛要被风吹跑的样子。看到这些不堪一击的兵卒，齐人彻底放下心来，于是将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己方随军带来的酒肉上。然而，就在他们狂吃烂饮到月上中天之际，突然被帐外的震天杀声惊醒，掀开帐幕，但见刺痛醉眼的遍地烽火，而鲁国大军正从己方大营的两翼杀来，其行动之迅速有若雷霆，其横扫之干净有如飓风，这哪里是一支老弱病残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这分明是一支剽悍勇猛的虎狼之军！齐人这才知道，他们已经中了吴起的计了。
原来，这一切是在吴起上任掌印之前就已经算计好了的。他当然知道，无论从国力上，还是从军队训练上，鲁军都没法与齐军相提并论，若在战场上列阵正面厮杀，保管不要一个回合，鲁军就要落个全军覆没的惨败，所以万万不可轻易出兵。《孙子兵法》有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吴子兵书》来看，吴起受孙子影响之深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要取得胜利，就不能刀对刀、枪对枪地硬着来，而要出其不意掩其不备地背后下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示之以弱、麻痹对手的斗志，于是吴起派出求和的使者，又挑选营中老弱组成巡防军，就差没打出白旗向齐军求饶了。骄狂的齐军喝下吴起敬来的一杯又一杯的迷魂酒，自然就做了这酒下之魂了。
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事，吴起第一次出手，就大败齐军，赢了个满堂彩。然而，吴起的辉煌就照出了别人的黯淡，他的功劳就照出了别人的无能。于是谗言向鲁君飘来：“吴起这人，猜忌而又残忍……”将吴起生平干过的“坏事”娓娓道来，又说：“他连母亲死了都不顾，又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子，这样狼心狗肺的人，心中只有自己，会向任何人效忠吗？我国与卫国本有手足之谊，吴起在卫国老家杀人，我们却赐他帅印，重而用之，岂非为了一个吴起，抛却整个卫国吗？再者，在此乱世之中，我国本是一个小国，如今却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齐国，岂非暗夜放光，引来诸侯注意垂涎？”这样分析起来，就算吴起的功劳再大，也别想在鲁国待下去了。当他孤零零一个人离开鲁国时，不知会否想起那些与妻子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
其实在晋国之前，还有一个诸侯国也在历史的一声叹息中，悄然谢幕。这个国家就是姜氏齐国。战国时期引起一个国家灭亡的原因往往是诸侯国中的权贵凭借自己的地位威胁主上的权力，名正言顺地取而代之，被取代的国家便就此灭亡，齐国和晋国其实都是这种情况。
早在公元前5世纪，齐国政权便落入了田氏贵族手中。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齐国不负众望，以一个崭新的强大的国家形象屹立在东方。齐国的实力放之天下，谁也不敢小觑，但是齐国君王并不满足于单纯的大国地位，他既要利也要名。
这种趋势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传统的中国版图上，只剩下八个重要的诸侯国。楚王国的君主早就称王了，而其余诸侯国的君主却依然沿用着公爵或者侯爵的称谓，代表着他们和周王室的附属关系。在理论上，他们都还是周天子的臣子，这种低下的地位让诸侯国的君主们心中很不平衡。特别是像齐国这样的强势国家以及齐主的雄才大略，一个高于诸侯的国君地位是他目前最为迫切的需要。
公元前389年，在三晋的启发下，田和带着装满贿赂的大车来到了洛阳，觐见了周王姬骄。田和很顺利地得到了周王姬骄的诏令，册封他为齐国的国君。而齐国原有的国君姜贷的命运，便在这一纸诏令中被注定。整个天下，连周天子都不能挽救他，谁还能够力挽狂澜呢？姜贷的余生是在海边的一座孤独的小城中度过的，或许他是寂寞的，一个末世君主、亡国之人，其结局还能如此，实在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但是整个战国初期，却是激情飞扬的，十年之后，姜贷死去，姜氏齐国便灭亡了。
此时的齐国末主，并没有开始被放逐之时的那种落寞。或许是他看到了，这一切不仅是因为自己无所作为，更应了整个天下的大势。
齐国的田氏贵族羽翼日渐丰满，取而代之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与齐国不同的是，晋国的分裂很突然。曾几何时，晋国在周王朝封国中面积最大、实力最强，如果要论某一个诸侯国最有资格实现一统天下，必然非晋国莫属。
可是就在公元前376年，晋国的最后一位君主姬俱酒被贬为平民，从此远离了尔虞我诈、风云变幻的宫廷内院，也远离了人们的视线。晋国被韩、赵、魏瓜分的剩余物，也就是两座最后的城市，也再一次遭到了三个诸侯国的瓜分。
晋国宣告彻底灭亡。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天下之大，竟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出头，或者在他们的心里，做隔岸观火状所获取的利益更大。晋国只要一灭掉，天下便失去了一个可以与之抗衡或者欺压他的国家了。于是乎，晋国如同一片枯叶在激流中沉没，没有引起半点涟漪。
当时天下最高兴的国家非秦国莫属。
在秦国初期，由于东方晋国和楚国的阻拦，秦国的数个统治者都将秦国举国之力用于开发西北部地区。这一地区的人在中原人眼中，都是不可教化的野蛮人，即西戎，后来还进一步发展成了义渠、匈奴。秦国和西戎的斗争都主要集中在军事上面，仿佛一向落后的秦国也认为，对付野蛮人只能用野蛮的方式。只是野蛮人的战斗力却是出奇的强悍，甚至还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在公元前822年，秦国的一位统治者也被戎部落杀死。后来秦国在穆公之后，不断励精图治，终于接连打败戎。
秦国的强大超过了戎的想象，曾经和戎在一个平面上的竞争对手，突然便成长到了一个让戎仰视的高度。戎也就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最后一次有史可查的是公元前430年，这是戎部落对秦国的最后一次进攻。经过100多年的变迁，曾经以游牧为生的戎部落，大多数人开始定居，公元前315年，秦国顺势攻占了戎的25座城池——这一部落在生活生产方式上也被秦国同化了。
而秦国在彻底打击了戎部落之后，也将自己的战略重点转向了东方诸夏内部。一场关于战争和阴谋的历史大剧就此上演。
在秦晋之好的政治骗局下，秦国一度丧师失地。甚至连崤山、函谷关等战略要地也被晋国占据，从此，秦国的东大门便被晋国打开，只要晋国愿意，大可以长驱直入，直取秦国都城。
莫说夺取中原霸主地位，甚至连自保都不足，秦国知道函谷关绝对不容许在他国手中，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秦军也必定要夺回函谷关。
只可惜秦国只知道晋国不好惹，岂料连只有晋国土地面积三分之一的魏国也是强势无比，秦国军队多次攻伐，都被魏国打得无还手之力。尽管秦国的军士意志坚定、攻伐果决，奈何整体实力比不上魏国军队。于是，秦国只能退而求其次，缩回头去养精蓄锐。
让秦国始料未及的是，魏国比之晋国竟然更加好战。在秦国的东边，本来就不多的肥沃土地，竟然遭到了魏国的不断骚扰和攻伐。眼看着秦国的局势危急，秦军拼死力战，如此使魏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样一来形成了一种短暂的平衡。
魏文侯招贤纳士的名声早已传遍天下，于是吴起来到魏国寻梦。
子夏是卫国人，是吴起的老乡。史书上说吴起曾拜子夏为师，这应该是他被曾子逐出师门之后的事。吴起在曾子那里学的肯定是礼仪孝道，那么，他在子夏这里学到些什么呢？从子夏教出的这些学生来看（比方说李悝），他学的很可能是治国强兵之术。
“对于人才，寡人当然是倒履相迎、来之不拒，但不知这个吴起是否怀有真才实学呢？”魏文侯向李悝问道。
“吴起好名利、好女色，为人残忍刻薄，可是若要讲到陈兵列阵、决胜沙场，即使司马穰苴亲临，也未必能从他手底下讨到好处！”李悝一揖到地。
于是文侯召见了曾师承两位儒门大贤，又在鲁国取得辉煌胜利的吴起。
“先生可知寡人心里在想什么，为何要召见你？”文侯问道。
“君上心中所想的，乃是天地日月，地火风雷，乃是山川草木，乃是黎民百姓；君上意欲将百万之众，问鼎于天下！”吴起慨然答道。
“何以见得？”文侯笑了。
“君上之富，放眼天下亦少敌手。然则仍然四处猎兽，剥其皮用以制车做甲；冶炼的炉火终年不熄，二丈四尺的长戟与一丈二尺的短戟早已堆积如山。难道这些车甲兵器都是用来做摆设的吗？”吴起仰头向文侯看去，丝毫不避。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先生……”魏文侯当下开始问计吴起，求教治国用兵之术。吴起久旱逢雨，于是将胸中所学一股脑儿地向文侯献出。两人越谈越投机，文侯暗赞李悝果然没有看错人，于是拜吴起为将军，命他训练士卒。
魏文侯深知，如果放任秦国不管，而让魏国军队在外面大摇大摆地东征西讨，秦国很可能在关键时刻给予魏国致命的打击，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承担的责任之重。
将吴起派遣到与秦交界的西河，首先可以借助吴起的名声来震慑秦国。此时的吴起，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昔日在鲁国时，只是带着两万多老弱残兵便将强大的齐国军队打得丢盔弃甲。秦国军队自然知道吴起的声名，虽然有心夺取函谷关，却一直按兵不动。其次，魏文侯对于吴起，从心底而言是存在着担忧和防范的。所以征战天下的大业，并没有交到吴起的手中。将吴起放在自己的后方，不仅可以人尽其用，而且还能够有效地防范他。
魏文侯如是想，既然有这么两全其美的法子，何乐而不为呢？只可惜吴起并不是一个甘于屈居人后的人。此时的秦国，已然暂时摆明了放弃和魏国交锋，转而投身到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兼并的事业中去。有此天赐良机，吴起自然不会坐等秦国壮大。
但是秦国的军力有目共睹，不是可以随便与之开战的。吴起苦思，该如何在不影响天下大势的同时，使得魏国更加强大呢？于是，历史上一支强大的军队出现了，它的出现源于一场浩浩荡荡、恢宏无比的改革。
第69章名震列国的魏武卒
一场改革的兴起，必将源于思想的变迁和整合。而正是在一次次的军事交锋和政治角逐中，吴起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而深邃的军事理论。
《汉书·艺文志》一书中就集中著录了《吴起》48篇，可惜后来佚失，流传至今还剩下《吴子》6篇，即《图国》、《治兵》、《论将》、《料敌》、《变化》、《励士》，这应该是后人借着吴起的名声而作。当然，其中也继承了吴起大量的谋略和思想，吴起注重国家军事力量的加强，同时还争取国家和军队集团内部的协调与统一，一旦国家出现“四不和”，就只能止戈息武。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强调一个国家内部要“和”才可以出兵打仗；打仗之前军队内部要“和”才可以出征；出征列阵，每一个环节都要“和”才可以进战；具体到战场之上，军队作战相“和”才可以获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在《吴子兵法》的《国图篇》中也提到，对于士兵而言，如果知道君王能够爱其命、惜其死的话，即使碰到危难，将士也会以进死为荣，以退生为辱。如此，便能够上下一心、众志成城。
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早就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被后人引为军事上的不朽概论。吴起在其军事思想中，也继承了孙武的思想，并在《料敌》篇中提出，了解和分析敌情，对整个战场敌我双方的优劣进行评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应变》篇中，吴起根据战场局势千变万化，随时根据实际调整战略部署的思想，论证了如何应对仓促迎敌，敌众我寡、敌人断我后路、敌人凭借险要殊死顽抗甚至是四面楚歌等战场情况。
此时的魏国，虽然表面看起来无比的强大，但是在军士的战力和勇力上，比之秦国的老弱残兵尚且有所不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在吴起的眼中，不过是一句大话、空话。面对战场局势的千变万化，再完美的计划也赶不上变化，一支军队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完全依靠数量是不行的。相比于数量，其质量更为可贵。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必要有优秀的将领和卓越的士卒，二者相辅相成，严格赏罚和训练，统一号令。
于是，训练魏武卒的思想，便在吴起的心中产生。
吴起认为，要让一个士兵安心地离开家园、离开父母、离开妻子儿女，就必须要免除其后顾之忧，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有所依、有所仗，更要让军士齐心、奋勇杀敌。所以，吴起将魏军帐下的士卒家中的徭役赋税等全部免除，严格标准以选拔魏武卒。
正如一匹劣马无论多么拼死劳力，也不可能日行千里一样，一支素质不合格的军队，无论其士卒多么肯拼命，也无法达到战略目的。所以吴起开始挑选兵士，他要打造一支转战天下而不败的铁军。要想入得吴起的法眼，一个士兵的体力必须过硬，他必须在半日内跑完整整一百里。如果轻装上路，也许很多人都能进入吴起的军队。难就难在参加考试的人必须身着全身铠甲，另外还要背负十二石的弩弓（一石约合今天30千克，十二石就是360千克，不过这只是说弩弓的拉力，而非其重量，否则恐怕无人能够达标）、50支箭，还要手上持戈、腰上挎剑，携带三日口粮！即使在营养丰富、训练技术已有很大提高的今天，一个士兵要达成这样的任务也不容易，可以想见吴起的标准是多么高，又可见他心中对这支未来的铁军抱着多大的希望。
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吴起还是挑选出了一些人。吴起当众宣布：“从今日起，你们家里的徭役和田宅租税全部免了！”欢声雷动。但他们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因为吴起对他们的要求只会更严格，他们执行的任务也只会更危险。千锤百炼，这支队伍终于可以上战场初试啼声了——这就是战国初期名震列国的魏武卒。
吴起带兵，不辞辛劳，放着可口的美味不吃，空着华丽的帐篷不睡，而是与贫苦的士卒同吃同住。行军时，他留着车马不乘不骑，而他自己的粮食也像普通士兵那样亲身背在身后，兵士们看了，都觉这位将军与别个不同，他是“自己人”。但是，仔细想想就知道，这个杀了自己的妻子来换取为将带兵之权的人，他心中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温情，所以这都是吴起收买人心的手段。这些手段都见效了。有一次，一个士兵身上长了疮，吴起张开嘴巴，亲自为这位兵士吸脓，清理溃烂的伤口。这个兵士当时感动得热泪直流，而周围看着的兵士也都愿意为吴起以死效力。
但是，这个长疮兵士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反而号啕大哭，以头抢地。旁人不解，就问她：“你儿子不过是一个普通士兵，吴将军亲自为他吸脓舔疮，你不觉高兴自豪反而哭哭啼啼，这到底是为什么？”她哭道：“你有所不知，他父亲也曾在吴将军麾下做兵士，他也曾生疮流脓，而吴将军也俯身为他吸脓舔疮，于是他作战时就只知有将军号令而不知有自己，一往无前地向前冲，最后战死沙场，连尸首都没有找到。如今将军又为我儿舔疮，我将来要到哪里去收我儿的尸骨呢？”
带着练成不久的魏武卒，吴起出任了西河郡守一职。西河是秦、魏两国交界处，此前两国已经在此打了七八年的拉锯战，双方互有攻守，互有胜负。然而吴起来了，情形一下子得到改观，他不想再与秦人耗下去了，他要的是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将西河之地划入魏国的版图，叫秦人永远不能染指。于是他不再纠缠于具体战役的枝节，而是首先布下全面的战略部署。他从少梁出兵，急行军，迅速攻占元里（今陕西澄城南面）、临晋（今陕西大荔东面），又守之以重兵，在这一片建立了永久的堡垒工事。而临晋前面就是秦国重镇栎阳（今陕西西安市阎良区境内），栎阳的正前方就是秦国当时的都城泾阳。对于秦人来说，吴起已经达到了他们的家门口，这叫他们如何不心惊？
就在秦人为自己的生死忧虑纠结之时，吴起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兵直取郑地。如此，吴起已在秦国土地上狠狠划了一刀，刀锋起处在北面的庞繁，收处即是南面的郑地，两地之间以东，秦国只剩下洛阴（今陕西大荔东南）、合阳（今陕西合阳）两个据点，它们当然不久便被吴起轻松收入囊中。至此，整个西河与秦人再无干系，而这距吴起戍守西河之日才不过两年。
失去了西河，也就失去了东进的机会，若不能将之收复，秦国将始终被困在西方贫瘠的土地上，被人视作夷狄而无法翻身。于是不甘心的秦人屡次发动反击，想要夺回西河，但均被吴起坚守击破。
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秦人卷土重来，这次他们集结了50万的大军向东杀来，最后在魏国重镇阴晋城外列阵布营，情势危急万分。不过，自以为必胜的秦人再次被吴起打个落花流水，输得非常难看。
原来，吴起不仅始终未曾放松魏武卒的训练，而且为了保持其高昂的斗志和士气，还亲自设计出了一整套的激励机制。每次战胜后，他都请魏文侯在军中举办庆功宴会。这不是简单的庆功宴会，而是分成三六九等，正式如宫廷宴饮。首先，在战场上立了“上功”的兵士给请到第一排就座，他们的桌面上猪、牛、羊三牲俱全，且享用最贵重的金、银、铜等餐具；而立了“中功”的兵士则给安排到第二排，只能吃到猪肉，而且只能用铜餐具；最可怜的是那些寸功未立的兵士，他们只能坐在最后一排，而其餐具也不过是些陶罐，他们只能坐在别人看也不看或者投以鄙夷眼色的角落里，默默地看着那些立功的人满脸笑容地接受魏文侯的嘉奖，闻着他们觥筹交错之际酒杯激荡震散出来的酒香，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是给人抛弃的孤儿。这还不算，宴会结束后，还在大门外对兵士的家属论功行赏，以嘉奖他们对家人投身行伍的支持，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吴起的这种激励办法一直持续了三年。三年之后，只要有敌人来入侵，那么入伍的士兵不待将帅的命令就自发地穿好甲胄，准备好武器，因为他们的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希望自己能在下次的庆功大会上做到第一排，站在舞台的正中央！这次秦国50万大军来犯，魏文侯也有些慌了，他问计于吴起。吴起却胸有成竹，他只是将从未在战场上立功的士兵里挑出5万人，准备用他们来对付城外的秦人。
果然，这5万渴求立功的士兵上了战场，就像是饿久了的猛虎突然看到肥肥的羊群，于是个个以一当十，拼力厮杀。士兵作战勇猛，吴起又指挥得当，两个条件加在一起，终于将秦军击溃。阴晋之战也是军事史上少数以少胜多战役中的著名例子。此后，吴起在魏国的战神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由此可见，中国自古以来的第一位兵家大者的谋略是多么的强悍了！
第70章魏国名将乐羊
所谓“先成家、后立业”，这是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里演化出来的。这话是说给男人听的，不是没道理。古时候，男青年初入社会，面临各种诱惑，心藏各种欲望和需求，容易迷失，这时若成个家，就算有了一个根基，不至于心神不定，这就是所谓“成家定性”。然而若不幸娶了个河东狮或败家女，那么此后的大部分时光则肯定是用来苦捱的，又如何游目天下、心怀宇内而成就一番大事？所以人们又说，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伟大女人。乐羊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他的夫人就是名列《后汉书·列女传》的伟大女性乐羊子妻。
乐羊是中山国人，是魏文侯麾下的大将，与一代兵神吴起并列为魏国的战场双雄。乐羊的后代中有一个特别有名、时常被诸葛武侯拿来自况的人物，那就是乐毅。乐羊后来虽然功成名就、显赫一时，但他年轻时也曾落魄潦倒，不知前路何方，若不是他的妻子一直在旁匡正支持，恐怕历史上就会少了一个名将乐羊，而多了一个整日混吃等死的庸人。
少时，乐羊家并不富裕，而且其父早死，乐羊只能与寡母相依为命。长大后，乐羊也并无大志，整日游手好闲，即使在娶妻之后仍未定性。有一日，他在路上闲逛，没想到天上掉馅饼，竟然捡到一块金饼，这真是意外之喜。于是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把金饼塞进妻子怀里，还炫耀一番。谁知他得意地说了半天，却不见妻子有任何反应，他扭头一看，只瞧见妻子脸上布满寒霜。于是垂下头来不说话，等着妻子训示。果不其然，只听得她口中冷冷说道：“我听说有志之士不饮‘盗泉’之水，洁身自好者不食嗟来之食，更不要说在路上捡了财货还沾沾自喜败坏自己的品德！”乐羊听了这话脸上阵红阵白，惭愧得无以复加，于是抢过金饼来又将它扔在路上，又暗责自己胸无大志、浑噩度日，于是拜别母亲、妻子，外出游学。临行前，他暗暗发誓，若学无所成，绝不还家。
不怕立长志，就怕常立志。在外学习一年后，乐羊对外面辛苦无依的生活有些受不住了，于是告假回家。乐羊推门入室，正瞧见妻子伏在机杼上纺织。他打了个招呼，满以为妻子会因自己归家而高兴，谁想妻子只是抬起头冷冷看了他一眼，连句问候的话也没有，上来直接就是这一句：“夫君已然学成了？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乐羊嘀咕说道：“走得太久，想家了，主要是……想你，所以就回来了。”老实说，就算乐羊想以此打动强悍的妻子，但这也应该是他心里的真心话。没想到，他的妻子听了更加生气，忽地从机杼上起来，又风风火火地抄起一把剪刀，几步冲到机杼，将机杼上正织着的布“哗”地一下剪断了，巨大的“伤口”看来触目惊心。
“你这是……”乐羊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这匹布源自春蚕吐丝，在这机杼上来回梭织才得以成形。最初只是弱弱的几丝，一丝一丝地织起来，慢慢累积到一寸的宽度，一寸一寸地累积叠加，最后才能成丈成匹。今天我把它砍断，那么以往耗费的时间、精力都算是白费了！你出外求学，应该‘日知其所亡’，每天知道点从前不明白的道理，如此才能成就高尚的品德；如果学到一半就回家，跟我砍断这匹布有何区别，岂非前功尽弃吗？”语气虽然严厉，眼角却有泪光闪动。乐羊被妻子的言说感动了，又心下惭愧，于是返回老师处继续求学，这一去就是七年，中途再未回家看过一眼。
然而，这样一个一心为着丈夫的功名事业而舍弃家庭欢愉的贤内助，最后却未能善终。有一夜，一大盗来到乐羊家中行窃，其时乐羊在外求学，并不在家。这盗贼不光是要劫财，更看上了乐羊妻子的美貌。乐羊妻子当然不从，这盗贼便以刀劫持了乐羊的母亲，并把她拖出门外。乐羊妻子于是也持着刀跟到门外，形成两相对峙之局。
“第一，把刀放下；第二，从了我；否则，我就要杀死你的婆婆！”盗贼狂笑。乐羊妻子心想：“若我从了这贼人，那么此后如何做人？可是若不从，婆婆就要因我而死，夫君回来时，叫我如何面对？”乐羊妻子仰天长叹，突然反手一刀，刎颈而死。这大大出乎盗贼的意料，他眼见无法得逞，惊惧之下就将乐羊的母亲放了，自己转身逃跑。当地的长官知道了，就将此盗贼捕杀正法，又厚葬乐羊子妻，赐号曰：“贞义”。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乐羊子妻是一个刚烈的女子。我们知道，岳飞和海瑞都是由寡母带大的，他们的母亲对他们的性格之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都比较好理解。但是以妻子身份而影响丈夫的女子，乐羊子妻可算是从古至今非常鲜见的一位。乐羊子妻的骨子里留着的是一股英雄血，不放弃，不妥协，乐羊也是“孺子可教”，无论求学还是作战，都是这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狠绝劲头儿。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乐羊苦学多年，终于得到一个机会，被魏文侯登坛拜将。那么乐羊将军要率大军讨伐何方呢？
中山国。
中山本是北方狄族建立的国家，位置在赵国以东，并不与魏国相邻。那么，魏文侯为什么要跨过赵国进攻中山呢？劳师远征，若战败则为天下笑；若胜，也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为赵国做嫁衣裳。原来，中山自来便是晋国的属国，要年年向晋君献纳朝贡。可是自打三家分晋后，晋室衰微，再不复原来的威慑力，于是中山国君就断了朝贡。
这叫魏文侯看不下去了。从前，齐国大兴，齐桓公九合诸侯、尊王攘夷，终于当上春秋时的第一个霸主。如今魏国在文侯的治理下也是一片欣欣向荣，一跃而成为三晋中的第一强国。所以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魏文侯都必须出兵教训中山国，这样，一来“尊崇”晋君，二来也可以表明魏国如今在三晋的当家人身份。
本来，在点将时，魏文侯并没有一下子就想到乐羊。乐羊能够拜将，出自翟璜的推荐。说起来，乐羊和翟璜之间不光无恩，而且有仇：乐羊的儿子乐舒杀死了翟璜的儿子翟靖。不过翟璜为人心胸开阔，能够将国事与家事分开。他知道魏文侯要找的不是杀死自己儿子的仇人，而是能够帮助他把中山国打下来的能人。
假道于赵，乐羊带着训练有素的魏国精锐杀到中山国都之下。这一路上，乐羊都没有遭受过有力的阻击，可见魏国国力远胜中山，更可知乐羊实在是个善于用兵的将才。可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等到这最后一步，乐羊才知道自己的麻烦刚刚开始。他的儿子乐舒此前一直为中山国效力，如今又出现在城楼上。
刚开始，乐舒还是衣冠楚楚的样子，只是向下喊话，叫老父乐羊撤兵回魏。可是不久之后，乐舒就被人绑了起来，还塞住了嘴巴。中山国君出现了，喊道：“乐羊，马上撤军，否则莫怪我心狠手辣，一刀砍了你儿子！”
可是，这手段真的能够收效吗？乐羊向上冷冷扫视了城楼一遍，转身回帐去了，对中山国君的话置之不理。之后魏国军队向中山国发起了猛烈进攻，中山君只得暂时把乐舒的事放到一旁，组织城中军队抵抗魏国人的进攻。
“难道这家伙真的不在乎自己儿子的死活？”中山君发起凶性，索性将乐舒剁成肉酱，又煮成羹汤，送给乐羊。当中山使者将乐舒化作的肉羹送到乐羊的大帐时，其温尚存。使者将原委来意说了，乐羊静静坐着，始终未曾说话，连看都没看使者一眼。不等他说完，乐羊就揭开盖子，取了调羹，一口一口将肉羹吃了。使者不敢看了，转身撒腿就跑。当他向中山君报告此行的过程时，中山君也听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不管怎样，他已经明白了，魏与中山之间绝无善罢甘休之理。
看到乐羊吃掉肉羹的不止中山使者一人，乐羊手下的魏国将领也都在一旁看着，他们看出了主将一定要攻下中山的决心！于是不待乐羊下令，便不分昼夜、从四面八方不间断地发动总攻，最终大破中山国。
从开拔出征到攻破中山，三年的时光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了。现在终于取得了胜利，魏国的士兵自然个个喜笑颜开，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可是这时的乐羊却不知自己的归处，夫人已经自杀而死，儿子可以说是被他害死……
有人说，翟璜之所以推荐乐羊，就是因为早已算好了一切，他知道立功心切的乐羊一定会为了胜利不顾一切，哪怕是牺牲自己儿子的性命，如此一来，翟璜也就算是给自己儿子报了仇了。是这样吗？这恐怕只有翟璜自己才清楚。
且说回魏国。魏文侯在得知乐羊扫灭中山国之后，大为高兴，在听说乐羊吃掉自己儿子时又对谋士睹师赞说：“乐羊这样做，都是为了我啊！”双目微红，很是激动。谁知睹师赞却不这么看，只听他冷冷说道：“他连儿子的肉都吃得下，那天下间还有谁是他不敢吃的？”这话惊起魏文侯一身冷汗。是啊，天下间还有什么事是他不敢做的？
“乐羊既罢中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战国策·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
第71章南下入楚
如同流星，乐羊在中山之战里迸发了耀眼的光芒，可是此后却没了消息，而吴起却一直活跃在魏国的政治舞台上。
魏文侯魏斯去世后，他的儿子魏击即位称王，是为魏武侯。有一天，魏武侯与吴起一同坐船，顺着西河漂流而下。船行半路，魏武侯起身对吴起说：“我魏国有此险固山河做屏障，真是上天的赐福！”这可能是因为武侯刚刚登基，所以面对自己执掌的大好河山涌起了万丈豪情。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况且魏武侯说的也很在理。
但吴起心里可能有点看不起这个刚刚上台的年轻人，于是借题发挥教训道：“要守住国家，守住祖宗基业，靠的不是险固的山河，而是君主自身的德行！从前三苗氏左临洞庭湖，右靠彭蠡湖，可是他不修德义，终于被大禹王攻灭；夏桀所居之地，左面是黄河、济水，右面是泰山、华山，南面有伊阙山做他的屏障，北面只有一条羊肠小路与外界相通，其地形可谓再险固也没有的了，可是他贪暴苛戾、骄奢淫逸，最终丢了天下，被商汤放逐；殷纣的都城，左边是孟门山，右边是太行山，北面有常山作为戍卫，南面是黄河天险，可是他横征暴敛、不施仁德，终于给周武王兵临城下，被迫自焚而死。由此可知，想要王位永固、国家长治久安，靠的不是险固的山河，而是君主自身的德行。如果君上不修德行，那么即使这小舟上的人，也会变成不共戴天的仇雠，更遑论他人呢？”魏武侯只得点头称是。
虽然已经贵为魏国武将，但吴起最终的目标仍是登上相国宝座。“起不为卿相，誓不入卫。”他对母亲的承诺他还记着。事实上，由于战功赫赫、才华出众，吴起确实是很多人心目中魏国丞相的不二人选，不过最终的结果却让吴起和众人大感意外：田文做了国相。吴起自然不服气，于是找田文去理论：“敢不敢跟我比一下功劳？”田文躬身道：“将军请讲。”
“统帅三军，叫士卒争先效死命，使别国不敢与正视我魏国，我做到了，你比我如何？”吴起问。
“我不如您。”田文答。
“守卫西河之地，叫秦人难以东进半步，同时震慑韩、赵两家，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我做到了，你比我如何？”吴起问。
“我不如您。”田文答。
“辖制文武百官，使百姓亲附朝廷，充实府库，我做到了，你比我如何？”吴起脸有得意之色。
“我不如您。”田文依旧面无表情。
“既然这几方面你都比不过我，为何还登台拜相，位居我之上？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吴起冷笑。
“先王新死，今上初掌大宝，交替之际，国人无依而彷徨，朝臣各有打算，其心不服，百姓疑虑不信，正可谓多事之秋、风雨飘摇，你说这个时候，是把政事交给你打理，还是交给我打理呢？”
吴起知道，田文以魏国宗亲身份出任丞相一职，确实有利于稳定政局。他沉默良久后叹道：“应该将政事托付给您！”这才明白自己只想着己身的荣辱，而不如田文那样顾全大局，心下惭愧，于是再也不在田文面前提谁应该封相。吴起“浪子回头，知过能改”，翟璜做得丝毫也不比吴起差。
先前，魏文侯向李悝诉苦，说自己一个人肩挑国务，十分劳累，可是最后仍不能将国事打理得井井有条。
李悝说：“家里贫穷就应该找个贤妻，国家动乱就应该寻求良相。”
文侯问道：“我确想设丞相一职，只不过在魏成子与翟璜之间左右为难，不知道选谁好。”
李悝回答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臣身份卑微，怎能参与挑选丞相这样的大事？”
文侯说：“先生太客气了，莫要推辞，还请为寡人出个主意。”
李悝笑道：“您无法决断是因为平时观察不够细密。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胜任某职，要听其言观其行，要看他平时都与哪些人亲近，发达后又结交哪些人，显要后提拔推举哪些人，不遇时不做哪些事，穷困时不拿哪些东西。有了这五条标准，已经足够君上选出宰相了，还需要我李悝在此妄言吗？”
文侯听得双眉一挑，说道：“先生可以回去歇息了，我已经知道该拜谁为相了。”
走出魏宫的李悝来到翟璜家，翟璜急切问道：“听说今天大王召见先生入宫，是要商讨丞相的人选，不知可有结果？”
“不出意外，应该是拜魏成子为相了。”
翟璜色变道：“我哪里比不上魏成子？吴起、乐羊、西门豹，当然还有先生您，都是我推荐的，你们都为魏国立下不世功勋……你说，我哪里比不得魏成子？”言下之意，自己推荐了李悝，那么李悝就应该为自己说话。
“您推荐我的初衷，是为了向君主推举人才，还是为了结党营私呢？”这句话立时叫翟璜软了下来。李悝又道：“君上问我该选谁为相，是您还是魏成子。我对君上说，看一个人，要看他平时都与哪些人亲近，发达后又结交哪些人，显要后提拔推举哪些人，不遇时不做哪些事，穷困时不拿哪些东西。有这五条，就已经足够做出决断，因此知道这相位必属于魏成子。您虽然贤德，但哪里比得上魏成子呢？魏成子食禄千钟，其中有九成是为国家花费在家门之外，而只有一成是花费在家门之内，不是这样，怎么将卜子夏、段木干、田子方这样的贤士从别国远远地请过来？这三人都被君上奉为师长，而您推荐的这五个人都被君上列为臣下。光凭这一点，您如何与魏成子相比？”
一般人听了“您哪里比得上魏成子”和“如何与魏成子相比”这样的话总要发飙，至少是端茶送客。可是翟璜听了，却久久不语左右思量，最后终于向李悝一揖到地，心悦诚服地说：“我翟璜浅薄无行，所言尽是虚妄，我愿终身做先生的弟子，在先生身边聆讯受教。”
这就是魏文侯手下的一班文臣武将，不论是吴起还是翟璜，他们所求不尽是功名利禄，更有自我修养的提高，自己德行的锤炼。这或许就是他们屡屡创造奇迹，立下万世之功的缘故吧，因为他们的心胸很多时候都超越了这个俗世，所以才久久地为这个庸碌的世界惦念、怀恋。
然而，如果这个世界都是像他们这样的谦谦君子，那么天下就太平了。事实上，名与利是如此发光耀眼，早已眩晕了一些人的耳目，叫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权位。田文去世后，公叔出任魏国的丞相，他不是一个有着自己政治理想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汲汲于名利的政客。公叔知道，他的才能与威望远远不及吴起，所以睡不安稳、食不知味，日夜担心有一天自己丢掉相印，被吴起取代。
主人的忧虑逃不过仆人的眼睛。
公叔的仆人宽慰他说：“相爷无须忧虑，要赶走吴起此人其实不难。”
公叔问：“你有何办法？”
答曰：“须得想法离间吴起与大王的关系。吴起向来狂傲，其为人又好名贪荣，可是尽管为大魏效力多年，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始终未能拜相，所以您可以对大王说：‘吴起之才天下无双，而魏国地狭，西面紧挨着地广千里的秦国，我担心吴起早晚会离开魏国，到别国高就。’这时大王必然会问计于您。您就可以说：‘我们可以用下嫁公主给吴起的办法试他一试。假如他肯娶公主，就证明他确实有心继续在魏国效力；倘若他拒绝婚事，就说明他早有离开魏国之意。’大王必定会同意这个办法。如此一来，您就可以在家中设宴，请吴起与公主一同赴宴。在宴会上，您可以故意刺激公主，叫她发怒而当众羞辱您，吴起看到了公主的刁蛮脾气，自然会将婚事推掉。”
一切依计而行。吴起看到公主对丞相公叔如此不敬，心想若是当真娶了她，岂非要给自己找罪受？而公主金枝玉叶，又打不得骂不得——这后半辈子岂非毁在这女人手里？于是隔日便入宫向武侯推掉了婚事。武侯以为吴起早有去意，于是态度大转，不再信任吴起。吴起的建议无法被武侯采纳，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武侯的信任，又怕此后惹祸上身，于是离开魏国，南下入楚。
名满天下的吴起很快得到了胸怀大志的楚悼王的赏识，官拜楚国令尹，主持改革。楚国地处南方，无论是文化习俗，还是政治制度，与中原各国都迥然有异。所谓“令尹”，即是楚国的最高官职，上佐国君，下统百官，内摄朝政，外掌兵马，相当于别国之丞相。由于位高权重，干系重大，所以令尹一职一般由楚国宗亲，如芈氏、熊氏等族来担任。吴起这个“外人”能够出任令尹一职，从中可以看出楚悼王对吴起的信任和他有志改革的决心。
楚国沃野千里，地广民众，吴起的改革主要是针对无所作为的贵族阶级。这些贵族寸功未立，只是靠着出身高贵而窃居官位，整日又游手好闲，纵情酒色，搞得楚国上下一片乌烟瘴气。这还不算，他们一日在职，朝廷就要大笔花销以维持他们的俸禄，再也拿不出财货来充实府库，招募兵马和训练军队；而且有抱负、有才华的士人上进的道路也会给他们挡着，无法一展胸中所学，所以造成楚国的人才严重流失。
本来，吴起一个外人，要向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本土贵族势力开刀，说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不过有了楚悼王的大力支持，尽管那些贵族们怨声载道地反对吴起，改革还是能够顺利地进行。
不出几年，楚国在吴起的改革下立时焕然一新：朝纲森严，全国上下依法而行，将士用命，虎虎生风。有这样强悍战斗力的军队，若不能在战场上一展雄风，实在是可惜。所以，几年之内，楚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这时吴起的地位也日渐巩固。
可是又过了几年，形势忽然逆转：楚悼王驾崩升天了！这对吴起来说无疑是一个噩耗，因为他此后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得到楚悼王有力的支持，更不妙的是，他一心公务，拙于谋私，早已将楚国上上下下的贵族得罪了一个遍，现在这些人一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将吴起碎尸万段。就在为楚悼王出殡那天，这些宗亲贵族终于起兵，要置吴起于死地。吴起自知必无幸理，索性跑到楚悼王停灵的地方，纵身一跃，扑到悼王的身上，狞笑道：“今日我吴起不会白死，你们都要给我殉葬！”说罢即被乱箭射死。可是射死吴起的箭，也同时毁坏了楚悼王的尸身，这是以下犯上的大不敬之罪。
不久，太子即位，是为楚肃王。他下令将射杀吴起、有份毁坏先王遗体的人全部抓捕处死。就这样，70余户人家做了吴起的殉葬品。
太史公司马迁这样评价吴起：“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分处于不同的局势之中，自然会有不同的判断和行动，即俗语所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吴起在魏国时，借题发挥地教训魏武侯，说得不可谓不精彩、不深刻。可是他到了楚国之后，情况都已经完全变了。三晋之地，由于地处北方，时常受到戎狄的冲击，所以向来的政策都是强军以立国，故而封建制和礼法制给破坏得早一些、深刻一些，也就早有靠近法家的传统——军队中若无说一不二的军法，如何能够令行禁止，有如何能够集结为一团强大的战斗力？而楚国则不一样，那里物产丰富，从来不愁吃穿，而且又不须时时刻刻面临戎狄扰边的威胁，所以生活安逸，又崇尚巫风淫祀，浪漫而奔放，所以其改革的动力实在不足，若非出了楚悼王这样一个有心争霸天下的君王，楚国肯定只能谨守一隅，等着六国争出个高下，然后选择投降。所以楚国的封建残留是很多的，观乎国内贵族势力如此强大就知道了——令尹一职始终在那几个宗亲家族手里传来转去。
而魏国改革图强之际，除了有吴起，还有李悝、魏成子、翟璜、段木干、田文……明君贤臣，通力合作，改革的阻力自然很小，所以过程也就相对“和平”很多。等到楚国开始改革之时，只有一个吴起孤零零地支撑起改革大业，所以改革的阻力大，少不得动用所谓血腥暴力、狠辣干脆的“雷霆手段”。改革走到这一步，客气不得，那么给太史公说成了“苛暴少恩”也就不可避免了。
或许吴起也知道，这样“硬来”最终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可是大丈夫立身天地间，若贪生怕死、处处顾虑，又如何成就一番大事？“与其默默朽烂，不如从容燃烧”，是也罢，非也罢，成也罢，败也罢，总之要轰轰烈烈地活过一场，才不枉上天赐给的大好年华！
第72章田氏伐齐
战国时代来临的标志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三家分晋，另一个便是田氏代齐。
田氏能够真正实现代齐的计划，首先自然是因为田氏的权力已经渐渐地超过了姜姓君主；其次则是因为田氏在齐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前者已经成为了事实，后者还需要田氏贵族精心的经营。所以田氏采取了这样的策略，饥荒和春耕时，用大斗给百姓借粮食和种子，秋收的时候，则用小斗去征收赋税。
如此，百姓人人信服，对于姜姓时代的远去，几乎没有任何的留念。齐国其他贵族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田氏逐渐强大，为此，他们多次打击田氏。那些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早在田成子之时，就建议齐平公施行德政，但他们却将百姓不喜欢的刑罚一事交给田氏去办。但是如此一来，田氏反而借机将齐国境内的反对贵族基本清除或者打压，还为自己划分了一个比齐平公的管辖区域还大的封邑。齐君成了有名无实的摆设。
到了田和时代，姜姓国君这个摆设终于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而且时机已经成熟，所以田和将齐康公贬谪到了海边的一座小城之中，从此以钓鱼为生。
此后，齐国便正式的归入了田氏的治下，齐国也借此重新组合。公元前365年，田氏齐威王登上了齐国的历史舞台，同年，姜氏齐康公也死去，死后无子，田氏从事实和名义上，实现了齐国的完全统一。
不知开国老祖姜尚姜子牙知道，作何感想啊？不过这些都正常，世道变迁。臣弑君，夺王位，这类事情，数千年来还发生的少吗？
新上任的田氏齐威王和前任的几代君主并不太一样。经历了祖辈和父辈的励精图治，齐国不断强大。但是到了齐威王这里，却似乎没有了当初的豪情万丈。当时齐威王刚刚即位，和赵国的赵烈侯、魏国的魏文侯一样，特别地沉迷音乐。所以在齐国朝臣的眼中，齐威王不过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君主。历史评价说，齐威王初立，“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于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史记·滑稽列传》）
齐国由于君主不理政事，韩国、魏国、赵国这三个新兴的国家纷纷踌躇满志地来侵略齐国。连一向安分的鲁国也以齐国田氏擅权为理由，前来侵略。一时之间，整个齐国完全呈现了“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
整个齐国都在疑问，齐王究竟是怎么了。齐国还有救吗？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群龙无首，遂挥师前往灵丘伐齐。六年之后，鲁国也不甘寂寞，前来伐齐，大军一路打入阳关。又过了一年，卫伐齐，取薛陵。再过了两年，越伐齐，取甄。眼看齐国就像一块砧板上的肥肉，不断地被瓜分蚕食，齐王痛定思痛，决定改变齐国的现状，适时，齐国来了一个奇才，这个人就是邹忌。
邹忌，生于公元前385年，卒于公元前319年，齐国人，《史记》上称之为驺忌子。齐威王尚未登基大宝之位时，邹忌便担任了齐国的大臣。
此时的齐威王立志改革，可谓思贤若渴。邹忌听说了这件事情，便鼓琴自荐，齐威王很高兴，遂任命他为齐国相国，封于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称成侯。邹忌刚刚接手相印，淳于髡便前去拜会他，并向他提出了自己治国的五点建议。如“大车不经过校正，就不能托载规定的重量；琴瑟不经过校正，就不能成就五音”等。淳于髡解释说，大车运转、琴瑟弹奏和弦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一样，必须要有制度上的约束，才能够井井有条。于是邹忌决定向齐王建议，颁布法律，建立成熟的管理考核与赏罚制度。在邹忌的劝谏下，齐威王决定，奖励群臣官吏甚至是百姓进谏。其次则是要修订严明法纪，整顿官吏制度，赏善罚恶。
一场轰轰烈烈的、决定齐国命运的改革就此拉开了序幕。只是，谁也不知道，这赏善罚恶的对象会是谁。有的人经常遭到弹劾，齐威王也能经常听说他的坏事，于是，这种人在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之后，惶惶不可终日。反之，有的人就是个老好人，在朝野上下可谓左右逢源，人人皆言其优点，所以这种人则洋洋自得，以为自己即将平步青云。
第一种人，就以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大夫为代表。此人为人正直，不懂得太多的为官之道，不懂得如何行贿受贿，笼络君主身边的人，所以屡屡有人向齐威王进献谗言。但是在他的用心经营下，即墨一带大举开荒，得到了千亩良田，人民富足殷实；第二种人，则以阿城（今山东阳谷东北）大夫为代表。此人百无一用，使得当地田地荒芜、仓库空虚、民不聊生。但是他却有一个长处，善于和中央朝廷打交道，在齐威王耳边，经常能够听到关于阿城大夫的好话。
齐威王决定，整整顿吏治的变法就从这两个人身上开始。为此，齐王做了充分的调查，在获取了实情之后，遂做了两手准备。第一手便是万户土地的封赏；第二手则是烧满开水的、热气腾腾的大锅。当然，前者是看不见的，只有后者让群臣思考，这齐王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这一次，齐威王没有丝毫犹豫，在即墨和阿城两位大夫都上得朝堂之时，他果断地将万户土地封赏给了即墨大夫。直到这时候，阿城大夫才感到不妙，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自此之后，齐国不断的强大，齐威王也生出了雄霸天下的野心，甚至还铸造象征最高权力的鼎，向天下宣称：“皇考孝武桓公、恭哉大谟克诚。其唯因齐，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战国策·齐策一》）
由此而观之，齐威王已经下定了决心，要以黄帝、齐桓公、晋文公等千古明君的功业来发扬乃父桓公的令名令德。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齐威王努力加强边防。使田盼在高唐拒赵，黔夫守徐州拒燕、檀子守南城拒楚。用种首为司寇以安境内；拜田忌和孙膑分别为司马和军师，教兵习战，以谋征伐。在他看来，任何国家至宝也比不上这些人才重要。
众所周知，齐威王曾经是个十分爱好弹琴的人。由于齐威王整日沉迷其中，朝中文武皆以为他是一个不务正业之人，在声色犬马之中荒废了朝政。而他却通过琴这一媒介得以辨识良才。这个良才，指的就是邹忌。
邹忌通过鼓琴自荐，得到了齐威王的器重，所谓高山流水遇知音，就是在一把枯琴之中，齐威王得到了邹忌，但是他并没有打算让邹忌担当大任，而是把他留在身边，以便于在闲暇之余，和他切磋一二。
这日，齐威王照例拿出了自己心爱的琴，在房间之中沉醉不已地自娱自乐起来。恰在这个时候，邹忌竟然不经传告，直接走了进来。同时双手拍掌，大声叫好。
齐威王直接拔出了宝剑，不悦地问邹忌，“我的琴艺好在哪里？”
邹忌是个琴技高手，很容易便将齐威王琴声的优美之处说出，齐威王终于将宝剑放了下来。
见齐威王怒色已消，邹忌接着说道，“一个国家的国君，就如同一把琴的大弦一样，而小弦便如同一个国家的相国一般。只有大弦和小弦错落有致，琴音才能完美地衔接；也只有国君和相国和睦共处、戮力同心，国家才能井然有序。所谓琴音调而天下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齐威王顿时明白，这位自称“琴师”的邹忌其实是个具有治国平天下的能人。于是他请邹忌做齐国的相国，主持齐国的改革大业。和商鞅不同，邹忌想要的，只是通过改良君主来使得齐国强大，而商鞅要做的，则是从制度等根本性问题出发，彻底地改变秦国的现状。
邹忌身高八尺，是个美男子。一日，邹忌穿戴好衣冠，照着镜子，问他的妻子：“城北的徐公号称齐国第一美男子，我与徐公相比，谁更漂亮？”
妻子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你更加漂亮。”
城北的徐公，是齐国公认最美的男子。邹忌不相信他会比徐公更漂亮，所以就又向他的妾问道：“你觉得我跟徐公比起来，谁漂亮？”
妾想了想说：“徐公比不上你。”
第二天，有位客人前来拜访，邹忌坐着跟他聊天时，又想起这个问题，于是又向他问道：“在你眼里，我和徐公两个人，谁更漂亮？”
客人说道：“徐公比不上您漂亮。”
又过了一天，城北的徐公来了，邹忌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他，顿时觉得徐公的美在自己之上。再照镜子后发现，自己远远比不上徐公。
晚上躺在床上的邹忌，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情，最后恍然大悟：“妻子认为我漂亮，是因为偏爱我；妾认为我漂亮，则是因为害怕我；而客人认为我漂亮，不过是因有求于我。”
于是，邹忌前去面见齐威王，并将这件事情告诉了齐王。并且就坡下驴地说及齐王和他一样，在治理国家上，也受到了蒙蔽，“如今的齐国，广有方圆千里的土地，大小城池差不多120座，如此一来，妃子和近臣因为爱齐王，所以会在某些事情上蒙蔽他；一般大臣因为畏惧齐王的威严，是故欺骗齐王也在情理之中；整个齐国都依靠齐王过活，为了生存，说点假话也是在所难免的。”
齐王在听取了邹忌的论述之后，顿生醍醐灌顶之感。接着向整个齐国下了一个诏令，只要谁能够当面指责他的过错，受上等赏；如果有人用书面形式给他进言，也会有中等的赏赐；即使不敢直言相谏，甚至连书信都不敢写，而在私下议论者，只要他知道了，也会有一定的赏赐。
一时之间，整个齐国境内，许多人都来进谏，齐王大殿更是门庭若市。齐国国君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极大的教益，齐国的政治越加的清明。
齐国通过改良，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也有很多的黑暗和危机隐藏在繁华背后。齐国内部，隐藏着很多的蛀虫，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在这种高压下，他们被迫改头换面，但是只要时局一变，他们又会重操旧业，其危害之大，比一般的蛀虫更加严重。
当然，还有一些例外，在这种风气的指引下，越加清正廉洁，由此而开辟了齐国历史上的新局面。比如说镇守高唐（今山东禹城）的田盼，爱民如子，治军甚严，以身作则，刚正不阿，让凶悍的赵国军队，不敢南下黄河而钓鱼。又比如说镇守徐州（薛县，今山东滕州）的黔夫，因为政治清明，农业发展、经济繁荣，有7000多的赵国和燕国人移民到此，成为齐国的人。再比如负责镇守南边边城的大臣檀子，因为军队的强大，战略的高明，使得泗水流域12个诸侯国家顿首，以齐国马首是瞻，更让楚国不敢轻易就范。
此外，大臣种首则是全面的统筹，兼顾各方，齐国各种作奸犯科的人，大多数都被抓了起来，整个齐国可谓天朗气清，百姓更是路不拾遗。当然，这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从某个层面而言，齐国此时，无疑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列国见状，忐忑不安，因曾经占据过齐国的土地，如今见齐国富强，未免担心自己的国家遭到齐国报复，遂将所占土地还给了齐国。自战国以来，见风使舵的如此步调一致，实在是世间罕有。齐国富强后，直接威胁到魏国在诸侯国间的地位，魏惠王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手握庞涓这样一个军事奇才、不世大将的魏惠王准备给齐国一个教训。但是历史的运转似乎已经偏离了魏国的预计，魏国似乎亦从历史的宠儿不断演变为历史的弃儿。在另一个军事天才孙膑的率领下，齐军在和魏军作战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第73章著名的聂政刺侠累
此时的韩国因为地理位置特殊，改革成效甚微，在战国之时，一直是最为弱小的国家。当时的韩国，在东边和魏国接壤，在西边则成为了秦国函谷关大道之上的一个绊脚石。初始之时，三晋之地还多次联合，东征西讨、四处征伐，魏国自然很少欺负韩国，反而韩国还能够在这种联合中获取一定的好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晋在外部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内部的纷争也多了起来，韩国自然受到了最大的制约。秦国要向东方发展，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打击韩国，如此，韩国便面临着腹背受敌的窘迫境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却一直没有放弃扩张，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率领大军数万，灭掉了春秋早期最为强大的诸侯国郑国，从此，韩国的疆域得到了很大的扩展。韩国的都城也从平阳（今山西临汾）迁到郑都新郑（今河南新郑），不久之后又迁都阳翟。就在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刚刚谢幕不久，秦国的商鞅也开始了变法，同时，在韩国，申不害也成为相国，主持韩国的变法运动。申不害在韩国，得到了韩昭侯的大力支持，在韩国境内施行严苛的政治，虽然变法并不彻底，但毋庸置疑的是韩国的国力就此得到了增强。只是申不害一死，韩国便遭受了更多的侵犯。到此为止，韩国疆土南有陉山（在今河南郾城），北自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过黄河到上党（治设今山西长治），东临洧水（源出河南密县，至新郑东南流入颍水），西接秦国。这一地区的山地很多，土地贫瘠，人口稀少。
韩国除了国力微小、屡受侵犯之外，国内的争斗也是连绵不休。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韩国濮阳的严仲子。也有人称之为严遂。当时韩国的国相是侠累，此人心胸狭隘，妒忌贤能，严仲子因为与之政见不合，更得到韩哀侯的器重，遂引起了侠累的妒忌，欲要杀之而后快。无奈，严仲子只能逃出韩国，四处游历，而其家人则惨遭侠累的毒害。严仲子四方打探，希望能够找出一个人，能够帮助自己报仇雪恨、除掉侠累。
就在严仲子四处寻访有才之人之时，齐国这边也来了一个人物，那就是聂政，此人是韩国闻名的剑客，只是因为杀了人，为了防止自己的母亲和姐姐遭受鱼池之殃，只能携二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齐国。
到了齐国，聂政以屠夫为业，所谓大隐隐于市，这样一来，他的麻烦的确是少了很多。只是这并不是聂政想要的生活，如果不是迫于无奈，他宁愿四处去行侠仗义、锄强扶弱，管尽天下不平之事，即使亡命天涯、四海为家也在所不惜。
恰在此时，严仲子也到了齐国，一到这里，他便听说，在齐国境内，有一个侠义之士、勇敢之人，为了躲避仇家，在齐国的菜市之中隐居，以屠夫为职业，不问世事。严仲子乍闻这个消息，心中顿时一亮，这不正是自己要找的人吗？再一打听，这人的剑术极其高超，曾经一人力战十余名剑客而游刃有余。
于是，严仲子携薄礼来到了聂政的府上，希望能够与之结交。这样一来二去，二人便逐渐地熟悉了起来，严仲子知道，像聂政这样的剑客，不可与之虚与委蛇，只能真心与之相交，才能够获取他的尊重和支持。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内，严仲子半点也没有提到关于为自己杀人报仇的事情。因为他担心，一旦自己说出了内心的想法，聂政便会认为自己是怀着目的才去结交他的。
终于，时机成熟了，聂政和严仲子几乎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严仲子便在家中布置了上好的酒席，邀请聂政及其家人一起来赴宴。为了表示自己对聂政的尊重，严仲子亲自驾车来到聂政住处，迎接他们三人前来。酒菜刚刚上桌，严仲子便捧着酒杯来到了聂政的母亲面前，给她敬酒。一时之间，其乐融融，聂政的母亲更是喜笑颜开，以前还担心，自己的儿子会因为和严仲子相交而卷入另一场风波之中，现在看来这个严仲子的确是大智大勇之人，能够尊敬长者、尊重能人，儿子与之相交，算起来还算得上是一场造化。给聂政之母敬完酒，严仲子又顺势给聂政的姐姐敬酒，聂政的姐姐自然也欢喜无限。酒到中旬，大家均是醉意横生，谈笑间更是豪迈畅快。
其实，在此之前，严仲子便打听到，今日便是聂政之母的生辰，是故严仲子当即拿出了一百镒黄金，双手碰到了聂政之母的面前，为之祝寿。一见严仲子拿出了重金，聂政便生出了疑窦。莫非这严仲子真的是有求于自己？按说以自己和严仲子之情义，要自己帮忙，的确不应该说个“不”字。只是老母亲尚在，姐姐更是与自己相依为命，自己一去不要紧，连累了家人就说不过去了。
所以一开始聂政便坚决拒绝了严仲子的重金，严仲子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遂执意要求聂政不要推辞。聂政只能辞谢道：“在下很是幸运，老母亲尚在，姐姐也陪伴在自己的身边，家里虽然贫穷，一日三餐、温饱住宿还是不成问题的。今日在下三人客居在此，更有杀猪宰狗一技之长，早晚之间能够挣到很多的钱财，再用这些钱财给老母亲买些甘甜松脆的东西，老母的供养还算齐备，也算是安享晚年了。仲子的赏赐太过丰厚，无功不受禄，在下实在不敢接受。”
严仲子见聂政心有顾忌，便决定坦诚相见，拉着聂政避开众人，到一个角落对聂政说道：“我也是被逼无奈，才流落到了齐国，相信你也知道，我在韩国与当朝相国侠累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但是他的势力太强大了，在整个韩国而言，简直可以一手遮天，我周游列国，一直在找一个可以为我报仇雪恨的人，可惜事与愿违，一直没有找到。机缘巧合之下，我终于来到了齐国，私下听很多人夸奖你说，轻生死、重义气、为人豪爽、剑术高超，同时还听说，你带着母亲和姐姐相依为命。这期间的艰难，岂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我徒然作为你的至交好友，却帮不上多大的忙，只能献上百金，作为你母亲大人改善生活的费用，希望能够继续我们的友谊，绝对没有其他的索求和指望！你千万不要拒绝我，否则叫我的心如何安呢？”
聂政听完，心中感动不已，只是情势所迫，自己并不是一个人，遂只能狠下心来，对严仲子说道：“在下能够理解你的苦心，也很珍惜我们之前的情谊，只是你也知道，我之所以现在身份屈辱、心志卑下，于那市井走卒之间，做个低三下四的屠夫，只是希望能够借此奉养老母，照顾好姐姐。如今老母健在，我岂敢对别人私下承诺，只希望你能够体谅我的难处，他日我没有牵挂，自然会任你驱使，为你效犬马之劳。”（《史记·刺客列传》）
说完这番话，严仲子只能将心中的怨愤放下，但是君子一诺千金，说了要给聂政赠送百金，严仲子就断然不想食言而肥。只是聂政坚持不肯接受，无论严仲子如何坚持，也只能做个无用功。当然，聂政已经和严仲子相交，一旦时机成熟，聂政定然会帮助严仲子报仇。
很久以后，聂政的母亲去世了，只剩下姐姐和聂政在一起。在安葬完了母亲之后，聂政便为其服丧，期满之后，他心中的最大羁绊已经不在了。在这一期间，对姐姐的牵挂和对严仲子的歉疚，在聂政内心如同天平的两端，不断地左右摇摆。时间越久，对于严仲子的歉疚便越深厚。聂政深知自己虽然身怀绝技，但终归不过是一个市井小民、平头百姓，甚至是一个卑贱的屠猪宰狗之辈。严仲子何许人也？那可是韩国的贵族，在诸侯之间都是极有名气的。但是他却丝毫不在乎自己的身份，不远千里来到齐国，降尊纡贵和自己相交，一片赤诚。而自己却因为家中的一点事情，一再推辞他的多番好意。这样看来，自己对于严仲子的情谊，实在是太过浅薄，太过微不足道了。他的恩情，自己万死难以报答，如何才能够让自己心安呢？此前，严仲子更是献上了白金为自己的母亲祝寿，其赤诚肝胆随处可见。自己虽然最终没有接受重金，但是可以看出来，他对自己的了解一定比自己对他的了解深厚得多。
贤德之人因为仇恨而惶惶不可终日，到了千里之外，他却将处于偏僻的屠夫视为亲信心腹。而自己却一直默不作声，以母亲和姐姐为挡箭牌，如此，哪里是侠客的作为？自己久怀凌云壮志，希望能够仗剑江湖、行侠仗义，如今有人如此赏识自己，甚至不惜用重金来结交自己，自己在母亲享尽天年之后，如何能够安心坐下来？是时候为了解自己的人尽一份绵薄之力了。
计议已定，聂政便一路向西，来到了濮阳，顺利见到了严仲子。
一见面，聂政便对严仲子说道：“以前在下因为老母在世，所以一直没有答应仲子的邀请，如今老母在在下的照顾下，已享尽天年，在下已经没有了多少牵挂。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将仇人的事情放下，一切都交给在下去办？”
严仲子闻言，心下大喜，只要有了聂政为自己全力以赴地刺杀敌人，敌人在明，我在暗处，一定会大仇得报。遂将仇人的具体情况说了一遍：“我的仇人正是韩国当朝宰相侠累，韩国国君还得称呼他叔父，他权倾朝野、势力庞大，宗族旺盛，人丁众多。要通过一般途径报仇，实在是难比登天。我曾经也尝试过派遣刺客前去刺杀他，只是侠累居住的地方防卫十分严密，因此我派遣去刺杀他的人一再失手。如今承蒙您不嫌弃我，豪气干云应允了下来，我没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除了介绍他之外，还可以增加数名车骑壮士，希望能够在您的左右助您一臂之力。”
但是聂政也有自己的考虑，此去他要刺杀的可是韩国的当朝宰相，他和韩国的国君之间，又有着亲属关系，实在是不能够出一点差错。据他推测，此去肯定会有很多人，所谓人多嘴杂，如果将车骑人马带过去，难免会发生意外，走漏消息，那样严仲子就会和整个韩国的人结仇，这不是明智的举动。于是，聂政辞谢了严仲子为之安排的一切，独自一人前往韩国，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壮烈。
关于聂政刺杀侠累的事情，在《史记》和《琴操》都有记载，但是行刺的原因和过程却不相同。
《史记》中的叙述相对简单一些。聂政带着宝剑来到了韩国，直接走到了大堂之上，看见宰相侠累正襟危坐地在那里，侠累只感受着心中忐忑，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再看周围则是精装甲士，他们各自持着锋利的刀、锐利的戟，如果有人欲图不轨，定然会出师未捷身先死。
可是聂政不是普通人，他除了有过人的胆色、冲天的侠气之外，其剑术更是当世一流。所以在司马迁的记述中，聂政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地便走上了台阶，那些护卫还没有反应过来，聂政便将侠累刺杀。
大堂之上，顿时乱作一团，堂上的堂外的无数侍卫蜂拥而来，誓要为侠累报仇，岂料聂政的剑术太过高超，三下五除二便有数十人倒在了聂政的剑下。眼看聂政就要杀出重围，却不料外面来了更多的人，纷纷持着刀枪剑戟与聂政拼杀。最后聂政放弃了，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逃不出敌人的重重包围。此次前来，他已经完成了刺杀侠累的任务，对严仲子已有交代。他有了必死的决心，在尽量多杀敌人同时，为了不让敌人认出他，他决定毁坏自己的面容。
于是，聂政挥剑向自己的脸上绞去，直到面容模糊才罢休，同时在看了这个世界最后一眼之后，聂政割除了自己的一双眼睛，握在手中捏成一团，最后再挥剑破开自己的胸腹，气尽而亡。
而东汉蔡邕在《琴操》一文中，又是另外一番记述。当时的聂政并非默默无闻，其父是专门为韩哀侯铸剑的师傅。然而，在一次任务中他的父亲超过了工期，却依然没有完成任务。韩王顿时大怒，想要杀了他以示惩戒。聂父准备逃跑，但是终归还是被韩王抓住而杀害。
此时的聂政，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多年之后聂政终于长大成人，也从母亲的口中知道了父亲的死因。从此，一颗仇恨的种子便在聂政的心中生长，刺杀韩王、为父报仇变成了聂政活着的最大动机。
为了报仇，聂政选择了成为一名刺客，每日练剑习武，并用一个泥瓦匠的身份作为掩护，终于顺利混入了韩国的王宫。然而，事情进展并没有想象中顺利，聂政首次行刺，因为计划提前被韩王知道而宣告失败。幸好他武艺超群，最终顺利逃出了重重围困。传说他此后去了泰山，并且还拜了一位技艺高超的琴师为师，向其学习琴艺。艺成下山，他还是抱着刺杀韩王的志愿。只是此前他已经暴露了自己，再要接近韩王实在是难比登天。为了能够顺利地进入韩国宫殿，聂政遂漆身为厉，吞炭变其音，更有甚者，他还拔了自己的牙齿，改变形容。
此时，已经是十年之后。
没有人能够认出聂政，于是他再次来到韩国。当他在道边自顾自地弹琴时，观看者重重叠叠、难以胜数，就连那些马和牛听了也停驻下来。自此，聂政名声大噪，韩王遂宣旨让聂政入宫。十年磨一剑，聂政等的就是这个时候，经历了十年之前的刺杀事件，韩王变得更加谨慎小心，而宫中的防卫和检查也更加地严密，聂政为了避开侍卫的搜查，将利刃藏在了琴内。
十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这十年间，聂政并没有放弃剑术，而且琴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同时在气质和心态上也变得更加宠辱不惊。从外表看来，他就是一个地道的琴师，决然不会有人认为他会是一个刺客。
面对韩王，聂政显得气定神闲，或许他知道这是他这一生最后一次抚琴了，所以聂政终于弹出了他和其师傅一直追求的最高境界，整个韩国宫殿内，仙音缭绕，绕梁三日而不绝。韩王和卫士们，不管是精于琴艺还是五音不全者，都沉醉了进去。聂政仰天微笑，终于没有了任何牵挂，遂举剑向韩王刺去，猝不及防之下，韩王当场被刺死。
之后聂政的结局和《史记》中所记述的大同小异，死之前也是自残，让敌人莫可辨认。后世甚至还传有《聂政刺韩王曲》，成为千古绝响。从历史的记载上看，《琴操》中的聂政融合了豫让和聂政的双重事迹，乃是后人对于侠客的想象。
在聂政身死之后，韩国举国上下朝野震动。只是聂政的面容已毁无法辨识，于是韩国便向天下贴出了告示，声称只要有人能够告发杀死侠累的人的身份名字，便以千金相赠。
但是数十天过去了，依然没有查到蛛丝马迹。
终于，这个消息传到了聂政的姐姐聂荣的耳中，她抽泣地说道：“这个人应该不是别人，很可能是我的弟弟，严仲子了解我的弟弟，莫非自己的猜想是真的？”于是，聂荣草草地收拾了一下行囊，便动身前往韩国都城。到了聂政停尸之处，发现那个人正是自己的兄弟。顾不着韩国上下的追凶计划，聂荣当即趴在了尸体之上痛哭失声，口中念念有词：“这就是我的弟弟啊。”但是街上的人却很少抱以同情。其中还有人认为，聂政残酷地杀害了韩国的相国，举国上下都在搜捕他的亲人，弄清楚他的身份，看看他有没有后台。聂荣实在是太过大胆了，居然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认领尸体。
聂荣哪里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她更加知道聂政之所以愿意承受侮辱，做一个卑贱的猪肉贩子，无非是因为老母亲健在，姐姐没有出嫁，他不可以对她们不管不顾。后来老母享尽天年驾鹤西去，自己也有了终身的依靠。聂政这才去兑现对严仲子的诺言。身为一个剑客，就要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勇气，所以聂政选择了这条不归路。为了不连累自己，聂政不惜层层毁坏自己的面容，凄惨至极。如果自己还不知道感恩，选择明哲保身，则会永远埋没自己弟弟的名声。于是，聂荣高喊三声“天哪”后终于因为过度哀伤，随聂政而去。
聂政之死，加上其姐姐的大义凛然，让这对姐弟成为了乱世之中的一对奇葩，一时之间天下闻名。很快他们的名声便传到了其他国家去，大家都认为，聂政固然侠气冲天、剑术超凡，但其姐姐也是巾帼不让须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