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是班级之魂。是60位学生的共同家长。他肩负培养着每个孩子的重任，甚至决定他的前途和命运。班主任又是联系班级课任老师和学生团队的纽带。本身又与多门学科的任课老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只要接任了班主任工作的老师，步履再也轻盈不起来。少了的是言语；多了的是心思。
已经做了三十多年班主任的我，得出一个规律，几乎每个班主任都是一样，关起门来管教孩子就一个“严”字。我就一直奇怪，为什么自家孩子与别家孩子发生矛盾时，不由分说先批评一顿，带回家以后再继续问责。
可是轮到自己班上的学生与别的班学生发生矛盾时，智商就变成了零了。
总觉得自己的学生吃亏了，嘴上不好说，心里早就威严地升堂，惊堂木一拍，山呼着：我的学生，你冤枉啊。
当着别班的老师，批评自己的学生，回去询问时，多的是安抚，少的是问责，指出不足，告知他以后如何避免矛盾，防止再吃亏。
学生通常特别重视班主任的这门学科，所以班主任一定要让学生树立学科意识，防止偏科。一颗大树的主干、分枝、叶片，缺一不可。所有的班主任，一定要有全局观念，否则其他的学科就如同逆水行舟；没有科任老师的辛勤劳动，班主任工作的效果也只能是海市蜃楼。
做班主任最不堪重负的不是主观上协调与科任老师的关系，而是客观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从而形成难以协调的矛盾。
80年代和90年代学生学习的主战场，就是在校园里。用我们的行话说：那位老师最棒，因为她特别能“楸”。
一个老师，不仅要有娴熟高超的教学技能，还要有壮实如牛的身体，当然，必须具备奉献精神。那时候几乎找不到没有奉献精神的老师，所以说三者缺一不可。而因为长期的奉献拼搏，像三全这样的学校，老师们最欠缺的可能就是健康的身体，尤其是老教师。而这个矛盾有谁来解决呢？领导再有水平，也只能望洋兴叹，束手无策。
和我搭班的数学郑老师是位老教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美中不足的就是身体不好。学生都非常喜欢他。开学没有多久他就生病了，我不知所措。只有自己顶上去。我拿着备课本，走进教室，感觉到阵阵躁动不安。连接三天、四天、一周、两周都是我在上语文。
本子来不及改，课没有时间备，没有时间去处理班级常规，各门学科的作业都交不齐。教学秩序的混乱，学生不安的情绪越来越明显。
有一天我到办公室里去拿作文本，当我从高高的书架上往下抱时，一阵眩晕，整个人向后倒去。一双并非有力的手和单薄的身体抱住了我。校长终于意识到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有一天我发眩晕症了，想到课没人上，班级没人问，我摸着黑板摇摇晃晃地站立着把课上完了。
那一天同学们似乎懂事了许多，教室里安安静静的，课间也从来没有出过事。
由于我的一再要求，校长告诉我，代课老师就要来了！
我期待着。
一个风度翩翩，仪表堂堂的中年男教师站在讲台上，很投入地上着课。
教室里，不知从哪里发出来的，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声响。同学们的面孔不是全朝着黑板的方向。我站在教室后看过去，他们的头高高低低、身体歪歪斜斜。
后排的同学突然安静下来，不言而喻的感觉很快蔓延向前。怪声戛然而止。有个别学生，他们从倾斜窗子玻璃里能看到我的动向。
坏样越来越多，我的心越来越沉。
我赶紧隆重推出代课老师的优势，盛赞他的学历与资质，并采取紧急措施，整顿纪律。
然而同学们并不领情。
数学本只收到三分之二。没想到的是代课老师却笑嘻嘻地对我说：“学生很不错啊，班风、学风很好，名校就是不一样，果然名不虚传！”
站在一旁的学习委员和数学课代表含蓄地笑着，我知道他们的意思。
幸亏只待了两周半，郑老师来了！
同学们的狂躁症不治而愈。
好景不长，郑老师又生病了，请假一个月！我的头“轰”的一声胀痛。代课老师越换越差，为此，我只好把办公桌搬到了教室的后门口，直接坐在那里办公，维持课堂纪律。
更糟糕的是，我的眩晕症又犯了，我又摸着黑板，晕乎乎地坚持上完课来到医院。拍了片子。有两根颈椎弯曲变形，心电图显示，心脏也出了问题。医生叫我住院观察，她对我说的话我不太懂，我只记得她说，你的心脏有临床价值了。
初三最后一篇作文题是：《老师，我想对你说》。班上一个特别调皮，经常像个不服输的小公鸡和同学打斗的郭昕，他在作文的最后写道：“郑老师，我想对您说，在初三的讲台上，依旧能看到您的身影。”
我凝视着这句道出了同学们心声的话，百感交集：多么纯洁的心灵，多么可爱的学生啊！
我毅然向校长室走去。我对校长说：“初三我们班的数学老师就不要再换人了。”
回去的路上，我走到学校操场上那棵有数年历史高大的银杏树下，默默地祈祷着：“文殊菩萨啊，你显显灵，保佑老师们身体健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