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远说要回老家走一遭，是这两天来一直在考虑的事儿。当然他内心里的真实想法，回老家是最后的一个不得不的选项。毕竟离开冀省七年，他早已习惯把棒子沟当成自己的家，把路秋山和翠莲看做自己的父母。老家的亲爹亲妈更多的只是作为偶尔回忆起来的一个影像，时刻提醒着他从何出来。在感情上其实已经很疏离。
不考虑冀省老家父母现在的生活状况是否有能力接受他。单是自己内心情感这道坎都过不去，毕竟当初的自己虽然少不经事，可那样的离开怎么都算不上什么光彩的事儿。再说这样灰溜溜地回去，被村里人冷眼嘲笑背后说闲话是免不了的，还要被兄弟姐妹瞧不起，路远对这样的场面是无法接受的。他也不认为自己真的是走到了穷途末路，要象缩头乌龟一样找个地方躲起来。
可他也看出了大春叔一家的为难，说到底人家实在是没有任何义务收留他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他和强子不一样，老一辈的情分摆在那，强子来了就像走亲戚。几十年的人情，有来有往谁也说不出啥来，而他完全是一个局外人。在顾小佳回城的事情上，完全是他在主导，强子只是看在好伙伴好兄弟的面子上义无反顾地帮他，在帮他顶雷。他不能总是理所应当地接受，这个时候他不能再让好兄弟难做。
强子是完全不同意路远走的，他急切地说：“你怕啥，大春叔是姥爷的徒弟，不是外人。我们先在这躲一段时间等等沟里的消息，实在不行你在走呗！”
路远说：“强子，我不想在等了，这事儿怎么都不能善了。我不回去，他们还拿我爹我娘没啥办法，毕竟他们也没啥证据。大春叔这也一大家子人，咱俩都在这，也让他为难。而且我走了，你就可以回棒子沟，毕竟这事儿前前后后和你没啥关系。”
强子说：“我也不想回去，一想每天出工，干不完的活我就头疼，恨不得永远离开那儿，要不咱两一起走吧！我就不信两个大小伙子在外边还能被饿死？”
路远苦笑了一下：“现在还不成，外边到底样，能不能活人，还不知道呢！咱们走的时候德福爷把省城王教授的地址给我了。我想到省城停一下，看看能不能找点活干，实在不行再回冀省。你先在大春叔这里住一段，我要是能找到事儿就给你写信你在过去。”
两个人都明白，在家出来时身上就带了那三十几块钱，实在不够两个人在外边折腾几天的。在大春叔家里吃住也就算了，现在谁家在钱上也不宽裕，那个口是万万张不开的。路远一个人先走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强子也不是少不更事，自然也明白路远住在大春叔家里内心的尴尬。说实话，连他自己也不愿意住在这里。
商量好的俩个人，在胡大春家吃过晚饭，路远就和胡大春说了这事儿。
路远说：“大春叔，还得麻烦你件事，你也知道我和强子是因为什么出来的。我要想回老家，还得麻烦你帮我开张介绍信，不然买个车票住宿啥的太不方便了。”
大春说：“这事到不难，只是也不着急走吧！等等师傅家里的消息呗，没准还有啥好的变化，可以不用走呢！”
路远说：“不等了，大春叔。就算不因为这个，离开老家七八年了，我也想回去看看。”
胡大春看出来路远不是客气而是真的要走，也就没有强留。毕竟这事儿也是担着一定风险的，公家要认真追究起来，他也要担责任。他也认为路远回老家躲一段时间对大家都好，毕竟棒子沟大队的行政触角还影响不到遥远的冀省。
既然路远已经想好这事了，胡大春也没墨迹。他让媳妇找了一身没打补丁还算干净的自己穿过的旧衣服给路远换上，问他身上的钱够不够，路远说够了。
当天晚上，胡大春就去红旗大队开了一张介绍信，说自己外甥要去趟省城找活需要住宿啥的。八零年政策的管控已经没有以前那么严，老百姓外出比过去要方便的多。这点面子大春在红旗大队还是有的，大队会计也没多问，痛快地给开了信扣了公章。
路远要把德福给他的三十几块钱分给强子一半，强子打死也没收。最后好说歹说强子只留了两块钱，剩下的让路远全部带走。
红旗农场因为有省级的储备粮库，铁路部门特意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小站。承载着把周边几个大农场的粮食运送到省城，在发往全国各地的重任。火车站是没有客运站的，只具备货站的功能。不过有熟人也可以疏通，送上火车的锅炉房站到省城。当然还有一种更简单粗暴的方式，那就是直接去扒火车的车厢，在装粮食的麻包中间混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当然扒火车还是有一定的风险，被铁路警察查到的可能还是有的。一旦查到，蹲几天拘留，遣返回户籍所在地那是肯定的。不说这个，大东北的冬天露天的车厢，一晚上不被冻死也得脱层皮。
好在胡大春就有这样的熟人，他给火车站的调度家里打过家具，结账时还慷慨地让了两个工。让工倒不是为了想到有一天坐火车方便，单纯地只是想调度认识人多，是红旗农场场面上的人物。结交一下可以帮自己扬扬名，多揽点活。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就是你让我一尺我让你一丈。两个工没多少钱，调度家里也不缺这个钱。可这事儿说出去很有面子，都在社会上混。这面子可比钱重要多了。
不得不说胡大春就是那种天生的社交达人，到哪都能吃的开，他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赢得了铁路调度的友谊。虽然这友谊不见得有多深厚，但是帮一个晚辈在小火车的锅炉房里找个蹭到省城的位置还是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