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帝既西乡，泝至白帝，拔之。缘岸西上，克定巴东，北略，越巴山，击上庸，三战而定，留任成守之，复南，向宕渠，命刘停督兵击之，帅师乡南阆，于路招合新卒越万，至城，太守陈洪降，巴西遂定。还军围宕渠，守将于诚据城而抗，百日方下。
九年二月，既定两巴（注曰：曰巴东、巴西），帝会诸将，问曰：“今欲北，莫若自上庸而如中原，或捣汉中而取关右，宜何者？”（注曰：帝西，与应约出师于上庸，而今与众议，足知其欲自为也，不然当克期往上庸矣）诸将以为，若入川者，又需夺关右，难也；从上庸发，直捣中原，兵可不日近洛都，易也，且若击川、秦，孤军而行，发上庸，与郝应可合势。
帝嘿然不应（注曰：帝实以为宜自夺于川蜀，故不应，待于管恒耳），而管恒以为诸将之议不可，其曰：
“今兄长已取三郡（注曰：谓巴东、上庸、巴西三郡），自可独成一业。虽兵马不足四万，而宿将精兵，非不可假以成事。若取道上庸，虽沮少，而必附于郝将军，彼众而我寡，则仰人鼻息，君上有龙虎之志，岂可委质于他人，此一也。（注曰：此语合帝心矣）
中原与荆襄相连，使我取之，安能不为郝将军所內？若克定川秦，则益雍二州，皆为我所有。夫此天府之国，若据之，北可图晋凉，东可入中原，进可辉扬大义，退可固关自守，此天所以成君上之业也，阖弃之？此二也。
夫梁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若我兵出上庸，偪中原，指雒都，其必倾天下之兵以斗，我寡而敌众，安能必胜？然若我入川蜀，任郝将军击中原，则梁必虚西兵以东乡，我可收益雍如探囊，此三也。
观此三者，则入川为上，而出上庸为下矣，窃为兄长谋也。”
帝大悦，拊之曰：“此吾高辽也。”（注曰：高辽者，梁太祖之谋主，梁太祖克定天下，智略多赖之，后封平东王。帝既以恒比于高辽，则实自比于梁祖也，其帝王之心已昭然）诸将尽以为然，遂委兵一万于任成，使声助于郝应（注曰：时任成虽与帝有旧，非帝内臣也），自将余兵二万余向巴郡，临江、枳县不战而降，遂薄江州，刘停所部先登，克之，乃取巴郡。西入犍为，使管恪阳偪资中，帝自将兵拔南安，进围武阳，武阳兵不满千，遂降。
西乡越嶲，诸县望风归顺，至于邛都，太守李柯良（注曰：柯良本名李秀，字柯良，以英名，字行于世）固城而守，集周兵三千余。管恒督军七千围之，数战不能下，遂阳稍南退，阴勒兵伏于北，柯良夜北欲乡成都，为恒所伏，受虏。缚入营，恒亲为之解，扬其神勇，以义势劝之，柯良德之，遂降。
东南趣牂牁，太守郭孝成者，与恒有旧（注曰：昔恒在雒都，拜孝成为师，闲时从学兵法、武技于孝成，后恒行军所赖，皆其时所得），遂招纳，拜孝成为前将军。孝成本牂牁人，于乡以勇智称，郡县皆服，又善治兵，故先是合乡里壮士，号曰“郭家军”，时南蛮数凌郡界，孝成率以距战，无不克胜，且征战既久，令行禁止。乃以孝成为锋，北乡广汉，收降克定，遂入蜀郡，合围成都。十月，刺史刘节降。时帝收合八郡（注曰：巴东、巴西、巴、上庸、牂牁、越嶲、犍为、广汉、蜀，凡九郡，而任成居于上庸，非尽为帝所能令，故曰八郡），益州之内除汉中未下，皆已俯首，遂着告凌北距剑阁，以为后图。
十年春正月，郝应已拔襄阳、南阳，欲称楚王，或言曰：“楚者，居荆也，今已拔荆，称楚则为难北乡之衅，不吉也。”遂称魏王，书拜帝益州牧、爵蜀国公，拜任成兖州牧，爵韩国公。
帝既得书，诸将称喜，帝面无色，罢退诸将（注曰：帝实不愿受制于郝应也，故不欲受其封爵），留管恒、刘停、管恪。帝目恒，恒意之，曰：“夫川蜀王者之地，未尝不可以称制也，今君上已并八郡，带甲六万余，又据天府之地，何必委身于魏？”停、恪然之，帝遂喜。
二月，帝于成都称秦王（注曰：以当图关中也），拜恒为相，郭孝成为大将军，告凌为前将军，刘停为左将军，任成为右将军（注曰：时帝欲內任成为己用，书拜为右将军、兖州牧，爵韩国公如故），管恪为后将军。书与郝应，言约为兄弟，应得书愤然，曰：“何言为我取川蜀？受之诈也。”
任成得拜，不知何从，问以司马左玄，玄曰：“将军今居四战之地，宜按而不动，报书二王，莫为倾倒，静待以时变也。”成从之，如其计。
——（张仕一）《秦书•通纪》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