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
因为接下来要写很多佛教的人，给大家介绍一下，佛教。
一提起佛教，许多人下意识里会出现“消极”“悲观厌世”等词语，这实在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因为佛教公开提倡和追求的是智慧、和合、忍让、慈悲。佛教流传在中国的两千年里，对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与士大夫生活的关系，就非常值得关注和探讨。
佛教势力由三个层次构成：佛教僧团、居士群体、普通佛教信众。而古代居士佛教的主体成员是士大夫。中国本土文化重伦理道德建构而缺乏心性义理之学，佛教则填补了这个不足。在我国占据主流的大乘佛教又消泯了在家与出家、入世与出世的界限，《维摩经》中拥有至高佛学修养的维摩诘就是一位在家的居士，而中国佛教造像中的菩萨像也均为世俗装束。大乘佛教很符合士大夫的精神需求，它的般若学、心性论等观念逐渐获得士大夫们的喜爱，“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与下层佛教信众幻想借助他力、带有一定盲目性的功利性信仰不同，士大夫近佛、学佛更偏重于思想和智慧，更多一些文化使命感。
魏晋时期，“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政治环境的严酷、儒家哲学的衰败，遂使名士学佛蔚为风气，如王导、谢安、郗超、王羲之、谢灵运等人，都与僧侣交游，或执弟子之礼。特别在唐代南宗禅产生并壮大之后，禅宗顿悟成佛的低门槛，重智轻悲、任运自然的生活理想，愈加引发了士大夫们的兴趣。中唐王维是士大夫信奉佛教的典型，其《叹白发》诗曰：“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经历了丧妻、被安禄山叛军授予伪官等挫折之后，他依赖于佛教的慰藉，过着做官与坐禅两不误的生活。至宋代，伴随着禅宗的繁盛，士大夫参禅已是普遍现象，他们逞辩才、斗机锋，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
唐代以降，士大夫鲜有不受佛禅影响者。以著名反佛斗士韩愈为例，他看到了佞佛行为给社会伦理、国家经济带来的危害，所以向唐宪宗上《论佛骨表》，建议将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他差点因此事被杀掉，但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却与大颠、秀禅师等至少十余位僧人交往，在《与大颠师书》中对大颠也颇多溢美之辞。所以北宋周敦颐曾讥讽说：“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释老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按部至潮州题大颠堂壁》）作为一个官员身处公共角色，与作为一个文人身处闲适之境，心灵的需要自然不会相同。对于佛禅的心性之学、对禅家潇洒的生活方式，韩愈还是很难抗拒的。历代统治者大多对儒释道思想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不同的精神养料为我所用也是士大夫基本的生存理念。南齐士人张融临终要求入殓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苏轼《祭龙井辩才文》中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儒家的进取之志与道、禅的超然洒脱之心相融相洽，使他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能平和、乐观，所以才会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快意吟唱。有些士大夫痴迷佛教出世的一面，进而悲观颓废、逃避人生义务，如此就脱离了社会进步的方向。
佛教给予士大夫的不仅有超逸的处世态度，也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突出自性的禅宗激发人自立自强，以佛禅心性论为主导，就会促生不惜牺牲的精神、不畏强权的坚定信念。再加上禅家讲随缘任运、处处是禅，那么又何必逃避社会责任呢？所以宋代大慧宗杲禅师就提倡以“忠义之心”入世，欲激励人们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很多士大夫因此与之交游。明末黄端伯是崇祯年进士，平素精修禅学，在清兵破南京城后面对威逼利诱不降被杀，他曾作偈曰：“觌面绝商量，独露金刚王。若问安生处，刀山是道场。”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有深厚佛学修养，他也是怀着佛教舍身救世的无畏精神慷慨赴死的。
佛教使士大夫文艺生活的内容与形式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文学艺术的各种体裁，如诗歌、小说、戏曲、绘画、书法、雕塑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佛禅的烙印。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丰富了文学语汇，汉语中慧眼、吉祥、功德、金刚、烦恼、菩提、清凉、智慧、悲观、因果、境界、未来、刹那等大量常用词语都是来自佛教的；丰富了文艺表现的内容，提供了人物传说、佛经故事等无数生动素材；丰富了文艺形式和文艺题材，如作为格律诗基础的诗歌音韵问题是沈约、周颙受佛经翻译的启示发现的，如王维的禅家情趣促成了水墨画的发展；丰富了文艺的价值观、开拓了文艺的表现境界，如士大夫们在作品中引入了浮世虚幻、因果报应等思想。
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是一个渗入生活深层的哲学问题和文化问题。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一直是与士大夫联系在一起的。早在魏晋时代，士大夫们以练达的老庄之学的修养，促进了早期汉地佛教教义的形成，佛教般若学的兴盛也与士大夫的兴趣爱好直接相关；初唐时宗室子弟李通玄著《新华严论》，提倡个体的自觉、自信，对禅宗理论体系颇有贡献；安史之乱后，众多士大夫的参与为南宗禅增添了文人的气质，他们越来越多地将儒、道等传统文化带进禅林，加速了佛教的本土化……伴随着佛教中国化同时进行的，是中国本土信仰在佛禅助力下的改造和提升，一个突出的标志是程朱理学的出现。虽然理学家们对佛教多有批评之语，但理学中佛教的影子是极为明显的，如理学的核心命题“理一分殊”就源自华严宗，朱熹论“心”也深受佛教“如来藏自性清静心”的启示。佛教的精华被理学吸纳，说明它已经融入了中国主流文化。明代王守仁“致良知”的心学更是全面引入了禅家思维方式，突出主体的作用，所以其后学刘宗周说：“阳明子，人或以为近乎禅。”
佛教改变了士大夫的生活，士大夫也改变了佛教的性质与命运。回首佛教与士大夫相互影响的历程，反思其经验教训，对今天的民族文化建设，对增加大众文化修养、提高国民素质，都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佛教（英buddhism）：最早的世界性宗教，距今三千多年由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参考佛诞）。不脱离实际的、发展的、辩证的思维，是佛教的思维。所以，佛教的特点是：既自由思想，又理性科学。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10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名悉达多·乔达摩。20岁时离家成道，此后被尊称“佛陀”，意为觉悟者，简称“佛”，所传宗教被称为“佛教”。
佛陀示现涅槃后的数百年间，佛教传遍印度次大陆。原始佛教内部由于对教义的理解不同，发生分裂，进入部派佛教时期，主要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南传佛教主要是上座部诸派，盛行于斯里兰卡，并传遍东南亚地区，后传入中国云南。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异说颇多，大体在公元前后两汉之际。主要有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三大派别。
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南北朝时佛教已遍布全国，出家、在家佛教徒数量增加很快，如北方的长安僧尼过万，南方的建业（今南京）有佛寺数百座。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鼎盛之时。隋朝皇室崇信佛教，唐朝皇帝崇信道教，但对佛教等其它诸多宗教都采取宽容、保护政策。中国佛学逐步发展成熟。
封建社会后期，汉地佛教衰落，戒律废驰，丛林破败，僧人无知，迷信盛行。近代以来，在杨文会等一批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带动下，佛教在各个方面得到一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僧人如著名佛教社会活动家太虚大师积极支持抗战，为争取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在全世界广为宣传，佛教界还在战地组织了僧侣救护队，为争取祖国自由独立做出了应有贡献。
智度论二曰：“父母名字悉达多（s.siddhārtha，p.siddhattha），秦言成利；得道时知一切诸法，是名为佛。”佛姓新称乔答摩（s.gautama，p.gotama），旧称瞿昙；因为他属于释迦（sākya）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此云能仁寂默——寂默故不住生死；能仁故不住涅槃。
翻译名义集：“佛陀（浮屠）。大论云。秦言知者。知未来众生非众生数。有常无常等一切诸法。菩提树下了了觉知。故名佛陀。后汉郊祀志云。汉言觉也。觉具三义。一者自觉，悟性真常，了惑虚妄。二者觉他，运无缘慈度有情界。三者觉行圆满，穷原极底，行满果圆故。华严云：一切诸法性无生。亦无灭。奇哉大导师。自觉能觉他。肇师云。生死长寝莫能自觉。自觉觉彼者。其唯佛也。妙乐记云。此云知者觉者。对迷名知。对愚说觉。佛地论云。具一切智一切种智。离烦恼障及所知障。于一切法一切种相。能自开觉。亦能开觉一切有情。如睡梦觉。如莲华开。故名为佛。”
正如季羡林所说：“不知道”的对立面，就是“知道”。知道了，就是“大觉”，就是“佛”。
五明即科学
佛教相信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佛教其实并不推崇科学的敌人——迷信，相反，佛教是推崇理性、反对迷信、注重因果的，它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内容，并一向支持科学技术发展。
“佛教是无神论和理性的宗教。在很多方面，佛教与科学精神具有一致性。”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蒋劲松说，“佛陀反对盲目崇拜权威，反对不加思考地接受任何理论。”宗教学专家也指出，历史上佛教从来没有反对过科学，不仅如此，历代僧人中有不少本身就是著名科学家或技术人才，如唐代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与他人共同制造了观测天象的浑天铜仪、黄道游仪，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测量子午线的人。
佛教和科学没什么不同，如马铃薯和土豆，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六祖慧能大师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你要脱离人间去找寻佛法，犹如找兔子角一样好笑。心外求法之辈相貌如此。
正如窥基法师在《因明入正理论疏》（简称《大疏》）中说：“因明者，唯源佛说，文广义散，备在众经。”《大疏》引《菩萨地持经》中所说：“菩萨求法，当于何求?当于一切五明处求。”五明处即内明处、因明处、医方明处、声明处和工巧明处。大乘中观宗的创始人龙树在《菩提资粮论》中说：救脱被杀者，自然增不减。善修明巧业，自学亦教他。
近代的佛教领袖太虚大师也如是开示：‘经云：菩萨于佛智当于何求？曰：当于五明处求。五明系印度古代科学，即声──文字、语言──、因──论理──、工巧──艺术──、医药、内──即哲学──。换言之，菩萨于佛智当于何求，即应言科学中求也。‘
反对自杀
佛教认为人身难得。众生在无量劫的轮回中，获得人身的机会如“盲龟值木”，极为难得。对修学佛法来说，人身无八无暇、有十圆满，是学习佛法最好的善缘条件。无论我们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追求世间的幸福生活，还是修学佛法，追求出世间的解脱利益，都要依靠这极为难得的宝贵人身。
传印会长指出，佛教既反对杀生，也反对自杀，更倡导护生。对自杀行为，佛陀有明确的呵责和禁止：“汝等愚痴，所作非法！岂不闻我所说慈忍护念众生，而今云何不忆此法？”并制定戒律：“若自杀身，得偷罗遮罪。”因此，所谓“**不违背教规教义”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缘起论
《中论》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又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即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既然是众缘所生，就是无自性的，就是空的。佛教认为，因缘不具备的时候，事物就消失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空”。那么，什么是因缘呢？因者是主要的条件，缘者是辅助的条件，主要的条件和辅助的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就没有事物的存在。因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具备主因和辅因。当因缘具备的时候，事物就存在；因缘不具备的时候，事物就消失。
缘起论是般若思想的基础。般若重视“缘起”。《佛说造塔功德经》里有一个偈语：“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今天，我们不论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这四句话都是对的，世界并不是神创造的，确实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缘、条件聚合而成的，这是佛教的根本道理，也是般若最核心的思想。“缘起”是我们理解般若思想的一个重点。可以说，佛教的缘起论即是无神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传佛教界首先与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及其它各种剥削制度，佛教事业日益发展。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1953年（癸巳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圆瑛法师当选会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使中国佛教获得新的发展。藏传佛教主要流行于西藏、云南、四川、青海、新疆、甘肃、内蒙古等省、自治区，藏族、蒙古族、裕固族、门巴族、珞巴族、土族群众普遍信仰。
中国南传佛教即上座部佛教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保山地区，傣族、布朗族、阿昌族、佤族的大多数群众信仰南传佛教。
回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域、敦煌出土了为数极为丰富的古代回鹘文文献，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佛教内容。这些文献填补了历史记载上的许多空白，为古代回鹘佛教、历史、文学、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资料，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对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可以说是20世纪西域古代佛教研究中成果最为辉煌的领域。在世纪之交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回顾，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根据吐鲁番、哈密等地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题跋，该文献是由吐火罗语翻译过来的。由吐鲁番出土文书推断，除了印度诸语（首先是梵语，还有犍陀罗俗语，印度贵霜皇朝时代梵语势力范围曾覆盖此地）之外，塞语和粟特语在回鹘西徙以前也都曾对塔里木盆地佛教的流传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粟特人一样，吐火罗僧侣接过印度高僧传来的接力棒，把佛教进一步传给东方的突厥人。把佛教由中亚向东亚推进。他们对古突厥、回鹘人产生影响的时间都早于汉传佛教。
汉传
北传的佛教分陆路和海路两条线进行。陆路经西北印度和西域诸国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印度大月氏贵霜皇朝等时代，其势力范围曾直接覆盖到西域诸地，与中国西部边境接壤），另一路由海路直接传入中国南方，如达摩，真谛等大祖师，均从海路直接来到中国在广州登陆后北上。
印度大陆的声闻佛教和菩萨乘佛教是同时传入东土的。除大乘经典外，中国现存的印度大陆各部派的声闻乘经典也很丰富。达摩祖师西来，曾赞叹“东土汉地，好一派大乘气象！”由于中华文化的社会环境和人文根性，汉传佛教主流为菩萨乘佛教（又称大乘佛教），声闻佛教在汉地一直不如菩萨乘佛教被接受和流行，尤其到后代，“汉传佛教”几乎成了大乘佛教的代名词。由于汉传佛教所使用的语言是以汉语为主，故也称为“汉语系佛教”。
公元前后，佛教就已正式传入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传统不同，佛教一传入中国即开始的佛典翻译事业，是以皇室官方组织高僧，严谨制度下的书面系统翻译。随着汉明帝打开官方迎请佛教的大门，随后数百年间，天竺西域与中原两地传经、取经之高僧络绎不绝，如鸠摩罗什、真谛、法显等祖师菩萨。到了唐朝的玄奘法师遍参天竺数十国取经，并在大小乘各派均取得最高成就圆满归唐后，印度佛教大小乘各部派的主要经典之后都渐翻译到了汉地。此时的东土，各大宗派纷纷成熟，高僧辈出，证者无数，从教理研释证悟到民间百姓的广泛传弘，大乘佛教在中国的辉煌实践与隋唐盛世交相辉映。世界佛教的中心也渐转移到了中国，并进而传播影响到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及我国的西藏等地。佛教至此成为世界性宗教。而印度佛教此后则日趋没落而消亡了。中国翻译收藏的佛教典藏是最全面、系统和完整的。
藏传
藏传佛教的戒律体系是真实的佛教体系，比丘、比丘尼、居士瑜伽士等戒律一应俱全。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
南传
上座部佛教，巴利语theravàda。thera，意为长老，上座；vàda，意为说，论，学说，学派，宗派，部派。上座部佛教又称南传佛教、巴利语系佛教。我国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佛教，属巴利语系，亦即南传的上座部佛教，但是也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它和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在教义上有很大的不同。参考：傣族佛教。
1、此系佛教传承了佛教中“上座部佛教”的系统，遵照佛陀以及声闻圣弟子们的言教和行持过修行生活，故称“上座部佛教”。
2、上座部佛教是由印度本土向南传到斯里兰卡（srilanka，锡兰）、缅甸等地而形成的佛教体系，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印度之南，故称“南传佛教”。又或因其主要流传于东南亚、南亚一带地区，故也称为“南方佛教”。
3、上座部佛教所传诵的三藏经典使用的语言属于巴利语，所以也称为“巴利语系佛教”、“巴利佛教”。
佛教给予士大夫的不仅有超逸的处世态度，也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突出自性的禅宗激发人自立自强，以佛禅心性论为主导，就会促生不惜牺牲的精神、不畏强权的坚定信念。再加上禅家讲随缘任运、处处是禅，那么又何必逃避社会责任呢？所以宋代大慧宗杲禅师就提倡以“忠义之心”入世，欲激励人们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很多士大夫因此与之交游。明末黄端伯是崇祯年进士，平素精修禅学，在清兵破南京城后面对威逼利诱不降被杀，他曾作偈曰：“觌面绝商量，独露金刚王。若问安生处，刀山是道场。”
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有深厚佛学修养，他的《仁学》一书，正体现出以佛法求世法、经世致用，积极入世的佛学思想。在他看来，佛教积极入世、普渡众生的精神与“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度众生外无佛法”。谭嗣同最终因参加社会革命而慷慨就义，他是怀着佛教舍身救世的无畏精神慷慨赴死的——慈禧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并下令搜捕维新派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走。这时有人劝谭嗣同也赶快离开，但他态度十分镇静，回答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诚如梁启超所说：“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
世界观
法界一界是佛教了义的世界观。每个人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譬如数学家能如实看清几何体形状，有些人就是看一辈子也看不清；又譬如色盲的人无法看清色盲测试图。所以同一法界，不同的人所见是不同的。正如《佛说不增不减经》所开示：“舍利弗，一切愚痴凡夫不如实知一法界故，不如实见一法界故起邪见心，谓众生界增，众生界减。舍利弗，如来在世，我诸弟子不起此见。若我灭后过五百岁，多有众生愚无智慧，于佛法中虽除须发，服三法衣，现沙门像，然其内无沙门德行。如是等辈，实非沙门自谓沙门，非佛弟子谓佛弟子，而自说言：‘我是沙门真佛弟子。’如是等人起增减见。何以故？此诸众生以依如来不了义经，无慧眼故”
与魔斗义
永嘉大师云：“圆顿教。没人情。有疑不决直须争。”和迷信违背科学者争，一定往生净土，诸佛菩萨必来迎，契合佛心故。譬如和上帝斗的布鲁诺菩萨。这就是我佛教的净土法门。菩萨行，净人间，与一切迷信者斗其乐无穷。正如《殊胜具戒经》所说：“尔时佛告诸善男子言。汝善男子。应共魔斗寻求圣位。若修行菩萨。成熟众生之时。先共邪魔斗战。令其变化相应善行。不求余师。是为法行！”
平等义
宝积经：“文殊师利言。善男子。若法不增不减是名圆满。云何圆满。若于诸法不能了知则生分别。若能了知则无分别。若无分别则无增减。若无增减此则平等。”
无业无报义
大士。仁今已造极猛恶业。欲害如是天人大师。是业若熟当于何受。时文殊师利告舍利弗言。如是大德如汝所说。我今唯能造作如是极重恶业。而实不知于何处受。然舍利弗。如吾见者。当若化人幻业熟时我如斯受。所以者何。彼幻化人无心分别无有念想。一切诸法皆幻化故。又舍利弗。我今问汝随汝意答。于意云何。如汝意者实见剑耶。舍利弗言不也。文殊师利曰。又定见彼恶业可得耶。舍利弗言不也。文殊师利曰。又定见彼受果报耶。舍利弗言不也。文殊师利言。如是舍利弗。彼剑既无复无业报。谁造斯业谁受报者。而反问我受报处乎。舍利弗言。大士。以何义故复如是说。文殊师利言。如我所见。实无有法业报熟者。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无业无报。无业报熟故
无报恩义
尔时善住意天子。复白文殊师利言。大士。希有希有。今日乃能宣说如是甚深义处。我于大士以何报恩。文殊师利言。天子。汝莫报恩。善住意言。大士。我今云何得不报也。文殊师利言。天子。汝莫报恩。所以者何。天子。汝能如是不报恩者。即为报也。善住意言。大士。仁今宁可无报恩乎。文殊师利言。天子。如是如是。我不报恩亦非不报。善住意言。大士。仁以何义更作是说。文殊师利言。天子。凡愚之人造种种法。起种种见。行种种行。以作如是种种见行。是故念言我当报恩。天子。此非正行善男子也。其有正行善男子者。乃至无有少作。或作不作。彼终不言我念报恩。又复天子。不报恩者。如佛世尊宣说平等。谓一切法悉无所作。无有作处。皆入平等。无有转还。亦无超越。非自非他。无作不作。是故我为无报恩也。
佛身即法身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梵行品第八之六中有经文：“见佛性者。非众生也。”大般涅槃经卷第四、如来性品第四之一中佛说：“我已久住是大涅槃种种示现神通变化。于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百亿阎浮提种种示现。如首楞严经中广说。我于三千大千世界或阎浮提示现涅槃。亦不毕竟取于涅槃。或阎浮提示入母胎令其父母生我子想。而我此身毕竟不从**和合而得生也。我已久从无量劫来离于**。我今此身即是法身。随顺世间示现入胎。善男子。此阎浮提林微尼园。示现从母摩耶而生。生已即能东行七步唱如是言：我于人天阿修罗中最尊、最上。父母人天见已惊喜生希有心。而诸人等谓是婴儿。而我此身无量劫来久离是法。如来身者即是法身。非是肉血筋脉骨髓之所成立。
婴儿走七步
随顺世间众生法故示为婴儿。南行七步示现：欲为无量众生作上福田。西行七步示现：生尽永断老死，是最后身。北行七步示现：已度诸有生死。东行七步示：为众生而作导首。四维七步示现：断灭种种烦恼、四魔种性。成于如来应正遍知。上行七步示现：不为不净之物之所染污，犹如虚空。下行七步示现：法雨灭地狱火。令彼众生受安隐乐。毁禁戒者示作霜雹。
出家降魔
我于阎浮提示现出家受具足戒，精勤修道。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众人皆谓是阿罗汉果易得不难。然我已于无量劫中成阿罗汉果。为欲度脱诸众生故，坐于道场菩提树下，以草为座，摧伏众魔。众皆谓我：始于道场菩提树下，降伏魔官。然我已于无量劫中久降伏已。为欲降伏刚强众生故现是化。
随顺世法
我又示现大小便利，出息入息。众皆谓我有大小便利、出息入息。然我是身，所得果报，悉无如是大小便利、出入息等。随顺世间故示如是。我又示现受人信施。然我是身都无饥渴。随顺世法故示如是。我又示同诸众生故，现有睡眠。然我已于无量劫中。具足无上深妙智慧远离三有。进止威仪。头痛、腹痛、背痛、木枪、洗足、洗手、洗面、漱口、嚼杨枝等。众皆谓我有如是事。然我此身都无此事。我足清净犹如莲花。口气净洁、如优钵罗香。一切众生谓我是人、我实非人。我又示现受粪扫衣，浣濯缝打。然我久已不须是衣。众人皆谓：罗睺罗者是我之子。输头檀王是我之父。摩耶夫人是我之母。处在世间受诸快乐。离如是事出家学道。众人复言：是王太子瞿昙大姓。远离世乐，求出世法。然我久离世间**。如是等事悉是示现。一切众生咸谓是人，然我实非。
在史籍《周书异记》中记载，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岁四月八日这一天，皇城洛邑附近的江河泉池，又是涨水，又是涌泉，江河之水溢出河床，山川、宫殿全部震动，一道五色光贯入到昭王太微宫中。接着天空变成青红色，城中香气四溢。昭王问群臣：这种现象是什么征兆？当时的太史叫苏由，苏由向昭王解释说：这是上天降下的祥瑞，与本朝并无干系，此乃西方有大圣人降生，且这圣人所教化的道法将在千年之后传来吾国土。昭王听罢，命人将这件事情刻在石碑上以作记载，并埋于王城南郊。
东汉明帝永平三年（当时皇帝的年号叫永平，在第三年的时候），这一年是庚申，汉明帝作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金人，这个金人头顶上，有一种光，这光是一种圆的光。他从空中飞来，飞到汉明帝所住的殿。第二天汉明帝就问这些文武百官，这时有个太史叫傅毅对皇帝说：‘我听说在西印度有一种神，一般人给这个神起个名字叫‘佛’，现在陛下您所梦见的，一定就是佛了！’这时候有个博士叫王遵，也向皇帝说，周朝留下一部书，这书叫《异记》，有什么奇怪特异的事情，都在这书上记载着。这书记载什么呢？在周书上说佛诞生于周昭王二十六年，这一年叫甲寅。这时候江河泛溢，江啊、河啊，水都涨了，流到河外边去了；大地也都震动了。这是佛出生的时候，有江河泛溢，大地震动的瑞相。又有五色光，在天上有个太微星，五色的祥光，就贯这太微星。当时有个太史，（太史就是管天文学的，也是管算数的。）他的名字叫苏由。他用《易经》来占卦，一占就占到乾卦，得到九五，乾卦九五是‘飞龙在天’。得这一卦，他就知道这是西方有大圣人出世。在印度，这个圣人传一种教法，这种教法在一千年以后，就会传到中国来，这是太史苏由占算的结果。
这时候，周昭王就命令人把这事情刻在石头上，记载下来，并将这石头埋在城南边的一个地方，预备将来看看是不是会这样子，一千年以后是不是那种教法会传到中国来？
后来在周穆王的时候，天地又都震动了，有白虹十二，十二道白虹，就是《楞严经》上虹霓那个虹。白色的虹贯日，白天有这么十二道白虹贯者太阳。佛圆寂的时候，虽在印度，但中国也都看见了。所以佛出世，这不是偶然的。佛在印度出世，中国江、河都泛滥了，水很大的，所有大地都震动了。佛圆寂的时候，在天上又有十二道白虹贯日，当时有个太史叫扈多，他又用《易经》来占算，他知道这是西方印度的大圣人入灭了。周昭王二十六年，岁次甲寅出生的大圣人，现在入涅盘了，这是佛的出生和入灭，虽然印度离中国这么远，但是中国也都知道，中国人当时也有会算数的，都知道这情形。
从周穆王到后汉明帝时，大约有一千年左右了，所以汉明帝作梦，梦见佛。在永平七年的时候，这一年的岁次是甲子。皇帝就命令蔡愔和秦景、王遵三人带着十八个人，到印度去求佛法。在中印度就遇到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他们两位就和蔡愔、秦景、王遵回到中国来，这时候是永平十年了。因为他们来的时候用白马驮经，所以汉明帝就造一个白马寺，他们回来的这一年叫丁卯。
等到永平十四年五月一日，就有中国五岳山（编按：五岳山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的道士来障碍佛教，这就是前面讲的把经烧了，结果道教的经都给烧了，佛教的经没有烧，佛的舍利就放五色的光，到空中结成好像一个伞盖似的，罩着所有的大众，大众见到这情形，就都相信佛教了。——宣化上人开示《佛说四十二章经浅释》1974
《列子·仲尼篇》云：“太宰问孔子曰：夫子圣者欤。孔子曰：某勿敢。又问曰：三皇五帝。孔子又不答。太宰骇然曰：然则谁为圣者。孔子动容而言曰：西方有大圣人，不治而不乱，不化而自行，不言而自信，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此西方之大圣，即指佛陀。
在中国除了熟悉的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巴利语系佛教还有鲜为人知的回鹘语系佛教。除了印度诸语(首先是梵语，还有犍陀罗俗语)之外，把佛教由中亚向东亚推进的主力。他们对古突厥、回鹘人产生影响的时间都早于汉传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