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十日星期五，第二天
迷迷糊糊中听见护士问我感觉如何，我只说了一个字——“疼”。
哪里像功德圆满的产妇，分明是一个在死亡线上徘徊自身难保的危重病人，“母子平安”这经常听闻的四个字如此金贵，与我无缘。
中年拉美裔护士把床头摇起来，拿了纸杯给我刷牙漱口。她是在尽她的本职，我却深深感激“帮病人刷牙”这一项工作的设置。这是一周以来我第一次正经地刷牙。住院以后，为了对抗地球引力，尽最大可能平卧在床，只有上厕所时才下地，每天早晚花几分钟刷牙洗脸都成了不可得的奢侈。只有一次上厕所之后洗手时，我用纸巾蘸水擦了擦脸，此外就是用医院的免冲洗洗发水把头发抹过一遍。后来终于想到，让保罗买了口香糖，以嚼口香糖代替刷牙。
14号高危病房没有窗户，像一间囚室，卧床，是比监狱囚室还让人窒息的生活：氧气面罩挂在脸上，肚子上系着两个传感器，随时监听我的脉搏和胎儿的心跳，胳膊上在输液，两脚各绑了一个防淤血的气囊，时不时通电充气。尽管如此，哪怕要我在这里住三个月，我也心甘情愿。
我的祈祷不够吗？上帝只让我在14号住了一周。
早上又抽血检查，看结果决定是否让我转入病房。我给家里打电话，保罗说，他要去单位把工作交接一下，晚一点才能过来。我跟他说，让妈不要来医院，如果她来了我转到病房，她找不到我，又没法问人。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住院一个礼拜他仍每天上班，下了班来医院，晚上很晚才回家。周二，我下午转入普通病房，半夜又从普通病房转回高危病房，我当时没有告诉他。他过后跟我说，不管几点，这样的事要告诉我，我要来医院。我想，如果他一夜之间失去孩子，或者失去妻子，却不在现场，这一夜的安眠会变成以后多少夜的无眠呢？所以，有两个晚上，我感到熟悉的可怕的背疼、腰疼，我告诉医生后，也电话告知他，他刚回到家又跟妈一起赶回医院……
他积攒了不少假期，但是我的状况是一会儿险情频发，一会儿安然无事，如果这种状态维持三、四个月，他请假在医院陪我，把假期用掉，以后的事他就不能再帮忙了。
我只能一再说：“对不起。”
我第二次出血时，随时可能进手术室，已经上了麻醉针。我进去也许就出不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一定要把心里话告诉保罗。我从来没预料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从没预想过上一次的重大失败会给我们那么沉重的打击。我坚持要再看钟医生，坚持要再做一次，否则我会长久地走不出那一片巨大的阴影。我小心翼翼避免第一次的失误，确保每走一步都稳妥踏实，以为这次不会重蹈覆辙，然而命中注定的劫数是躲不过去了。二十五周出生的孩子，会是什么样的孩子？这个孩子带给保罗的会是什么？
“真想死啊！”随时都会进手术室，孩子随时都会出生，我颓丧地靠在床上对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会这样，我只是太爱你，只是想要你有自己贝比。”
他垂着头坐在床头的沙发椅上，沉默不语。
“对不起！”现在，孩子出生了，让我不敢去想、不敢去看的孩子，我已经没有勇气当面跟他说对不起，只能在电话里说了。
他在电话那端停顿片刻，叫了我的名字，带着哭腔说：“不要说对不起，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的贝比需要我们。”
我一滴泪也流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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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恢复室捱时间。右边来了一位东南亚或广东女人，也许是手术后疼痛，也许是其他原因，突然大喊大叫吵吵嚷嚷发起癫来。护士没办法，把医生来请来，万幸她还能用英语跟医生对话。稍后，她安静了。
左边送进来一位待产的孕妇，丈夫和大姑子作陪，一家子轻松愉快地闲聊，我始终不能辨别那个中气十足嗓音却有点沙哑的女声是孕妇还是大姑子，直到其中一人被推进手术室。丈夫跟去了，房间里的护士问大姑子要不要去手术室门口等，大姑子客气地谢绝了。
上午十一点左右，中年护士终于跟我说，可以转去病房了。
她又四处忙了好一阵，才回来张罗我。很多的管线要整理，吊瓶挂在我睡的推车床的架子上，右边放下的护栏升起来，我的背包和医院大塑料袋放在脚那头，她一个人推我上楼。我原以为至少有个护工帮她。
出门，左拐，右拐，右拐，左拐，进电梯，出电梯，左拐，右拐，右拐，左拐。纽约的医院大楼都像迷宫，有一次我的朋友“爱神”做一个小手术，我去医院看她，走廊的路标看漏一个箭头，坐错了电梯，结果怎么也找不到她。
终于到了病房，双人间靠门的床位是我的，跟恢复室一样的花布帘子隔出一个安静隐蔽的空间。
一到楼上，就感觉松快了，住了一周不见天日的高危病房，又在逼仄的恢复室呆了一天一夜，现在好像一个关禁闭的犯人终于从小号回到普通牢房。
进房间不久，午饭就送来了，还没来得及喝一口水，一拨儿一拨儿人就川流不息进来。
“我是社会工作者，你的贝比还没有办出生证，请你们尽快地办出生证。”
“我是财务部门的，我来问问你的贝比有没有办理医疗保险？没办的话请尽快跟你们的保险公司联系。”
“我是病人代表，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吗？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去跟医生护士沟通吗？”
“我是xxx专科医生xxx，我来是想告诉你……”
“我是xxx护士，我是你今天的护士……”
“我是哺乳专家，我来教你使用奶泵……”
我应接不暇，半靠在床头只能以最简单的回答把来人打发走，心里倒是佩服医院的办事效率，各个部门工作衔接得很紧密。
保罗怎么还不来？
该来的不来，不让来的反而来了。我在医生、护士、社工等人的身影背后看见我妈冒了个头，旁边是一张熟悉的脸。“阿塔拉医生！”我喊了一声，阿塔拉医生点头示意，看床前挤了三四个人，没多说话挥挥手走了。
别人的走了，社工正跟我说话，妈突然插话：“小便袋满了，快让她倒一下。”我说：“人家是社工，不管这事。”社工的话被无礼地打断，又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愣住了，诧异地看着我，我赶紧说一声“对不起”。妈还不依不饶：“那让她去找一下护士嘛。”我也急了：“找护士有呼叫器！——谁知道护士在哪个病房，你叫人家到哪里去找？”妈一贯勇于发声，却分不清状况和缘由。
社工尴尬地看着我们，不知道继续说下去还是停止，我一把抓过呼叫器按了一下，头大……
社工走了，俄国护士来清理小便袋，决定把导尿管拔了。在高危病房第二次出血后，医生护士如临大敌鱼贯而入，决定给我上麻醉，有护士先进来给我插导尿管。是一个年轻苗条的白人女孩，草黄色的头发都是细碎的小卷，散在额前，披在背后，奶白的脸上有星星点点雀斑。我在国内做手术时曾插过导尿管，同屋病友告诉我不疼，轮到我却疼得要命，感觉硬生生从一个不可能的地方插进。卷发女孩告诉我：“现在我给你插尿管，听我的指令——吸气。”我长吸一口气，顺利地插进去了，一点不疼。
我手上还留着预置针，俄国护士也一并拔了。
房间安静下来。妈告诉我，在家等我电话告诉她转到哪个房间，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干脆过来了。到恢复室一看，人已经不知去向，幸好遇见了那个印度医生。
“他怎么知道你在找我？”
“那还不简单，你不要以为老妈什么都不行，”妈不忿地说，“我跟他摊开手，摇摇头，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我一直承认妈的社交能力比我强得多。我在海洋大道住了几年，除了认识几个同楼的邻居，基本没结识什么朋友，她来这里不到一年，每天出去散步两次，不但认识几家中国人，还跟不少白人、犹太人、俄国人、黑人混了个脸熟，有一次竟在路上帮一个身体不适的美国老太太拖着购物车送回家（她自己同样是个上年纪的老太太）。更有甚者，在街上偶遇王老先生的护理员李阿姨，很快变成熟人，给我揽了一份帮王老先生打字的零工。
然而，就像她当面从不夸奖我一样，我也没当面赞赏过她。
“那是你运气好，你要是碰见麻醉师那个德国小鬼子，你看他会不会带你来？他压根不记得你。”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