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二章 中国容不下的泰戈尔
林子轩同样出现在前往南京的轮船上，他是被徐至摩劝说而来的。
从泰戈尔在上海开始演讲和活动，以陈独绣为代表的一批人就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甚至是人身攻击。
4月18日，陈独绣发表了泰戈尔和东方文化的文章。
因为泰戈尔提出的亚细亚文化复兴的理念，陈独绣指出，泰戈尔“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
泰戈尔现在大力提倡复活东洋思想、亚洲文化，无非是要开历史倒车，把中国倒退到孔子的时代去。
他厉声批判道：“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呵！”
这便是著名的“人妖”事件。
陈独绣在青年人中的影响力很大。
他虽然在新文学领域建树不多，却是和胡拾一起成为了新文化的启蒙者，提出了学习西方民主和科学的观点。
他同样是新文化的领袖之一，在中国的思想界颇有声望，在青年人中的号召力不比胡拾和鲁讯差，他的观点很容易影响到青年人对泰戈尔的态度。
陈独绣连番的激烈批评给以梁启朝为首的讲学社极大的压力，此时胡拾和鲁讯保持着沉默，没有公开发表意见。
中国文化界处在一个非常诡异的状态。
以徐至摩如今在文坛的地位还无法和陈独绣这种老资格争锋，所以他才拉着林子轩坐镇。
他知道林子轩和泰戈尔没有谈拢，在某些主张上有分歧，他不需要林子轩发表支持泰戈尔的言论，只要表达出不反对泰戈尔的态度就行了。
而且，这是一个林子轩前往北平和北方文坛的作家见面的好时机。
林子轩和泰戈尔的交谈不算愉快，这是双方理念的不同，他并不否认泰戈尔在文学上的成就，毕竟泰戈尔代表着印度的文化。
他也需要到北方一趟，和南京的赛珍珠。以及北平的鲁讯进行面谈。
目的是为了在美国出版新文学丛书的事情。
他准备把边城交给赛珍珠翻译，要和赛珍珠交流一下边城这部小说的背景和创作思想，这样翻译者才不会搞错作者想要表达的内涵。
当然，对于边城的理解他是从后世的资料中查到的。
林子轩曾经写信询问了鲁讯的意见。呐喊这部小说集是鲁讯自己找人翻译，还是一起交给赛珍珠翻译。
鲁讯对于一位美国女人能不能明白他小说中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示疑虑，就算这个美国女人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也不能说她就了解中国文化。
他以为还是找一位中国人翻译为好，毕竟中国人更懂的中国文化。
这一点林子轩并不强求。他只需要和鲁讯找来的翻译者沟通好时间即可。
还有郁达浮的沉沦，不用林子轩操心。
此时郁达浮在北大教书，比较清闲，他精通五国语言，自己就能翻译自己的小说。
至于冰欣，正在美国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学习英国文学，这所学校也是宋氏三姐妹就读过的学校，是一所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
她给林子轩的回信也是自己翻译超人这部小说集。
对于中国的新文学来说，这是一件不算小的事情，目前也只有林子轩在国外稍有名气。想要让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就要拿出高水平的作品来。
当然，其中牵扯到版税和翻译费用的问题，毕竟文学家也要生活。
林子轩了解美国出版社利益至上的原则，就算是他也得不到多少优待，何况中国其他的作家，只能尽量争取，实在不行，由万象书局来进行补贴好了。
这就是赔本赚吆喝。
在这方面他需要和鲁讯等人面对面的交代清楚，签好合同。别搞到最后这些人还以为林子轩从中赚了多少钱，克扣了他们的版税，那就没意思了。
这个社会不是没有那样的人，有时候好心反而遭到责难。
于是。林子轩便和徐至摩一起北上，第一站就是南京。
他知道自己有点给泰戈尔站台的意思，和后世明星开演唱会请其他明星助威一样，不过他这点担当还是有的，至少不能失礼。
4月20日，泰戈尔到了南京。
南京原本只是泰戈尔路过的城市。不过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闻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极力邀请泰戈尔到东南大学演讲。
郭秉闻和南京文化界的人士在码头迎接，然后乘车前往东南大学。
他们先是陪着泰戈尔在明孝陵和莫愁湖等景点游览，随后在东南大学的梅庵吃饭。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门前窗外就挤满了慕名前来的男女学生。
泰戈尔吃完饭后，先独自缓步走到一座孤亭上默坐了半个小时左右，才缓步踏下亭阶，走到树荫丛旁，同大学生们用英文亲切交流。
林子轩并没有全程陪同，他到了金陵大学和赛珍珠谈事情。
赛珍珠对于麦田里的守望者能在美国畅销非常惊讶，她接到了不少美国读者的来信，很多美国读者和评论家都认为这是林子轩和赛珍珠共同创作的小说。
或者，他们愿意相信这种说法。
对此，赛珍珠表示抱歉，林子轩倒没有什么，翻译也算是一种创作，只要这本小说的版权属于他就行了。
他把小说边城和两本话剧剧本交给赛珍珠翻译。
可以预见，这些小说在美国的销量不会太好，所以他给了赛珍珠较高的翻译稿酬，而没有版税分成。
对于金钱上面，林子轩一向是比较大方，前提是大家合作愉快。
下午3点钟，身穿印度民族服装的泰戈尔出现在东南大学的体育馆。
体育馆里聚集了中外人士六七千人，有些校外的农民、工人也来了。
虽然这些人多半听不懂英文，但还是蜂拥而至，只为了一睹传说中大诗人的风采。
校长郭秉闻向大家作了介绍，给予泰戈尔高度赞誉，并强调说，“泰戈尔所发表的学说，足以阐扬东方文化精神，并于沟通中印及世界文化历程有伟大之贡献”。
泰戈尔在讲坛上说了将近一个小时，说到激动之处，他紧握右手，放在胸前。
他讲的内容和在上海差不多，主题就是宣扬东方文化，提倡亚洲文化的复兴。
然而，在演说进入尾声的时候，有一些青年进来散发传单，内容是严厉批评泰戈尔的，甚至声称要将泰戈尔赶紧送回国去。未完待续。( )
第一百一十三章 两位诺奖获得者在中国的不同遭遇
林子轩和赛珍珠就在人群中，周围还有不少在南京的西方人和西方记者。
进来的中国青年一边发传单，一边用中文高喊：中国不欢迎泰戈尔，你还是回去吧。
他们很激动，以为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只要赶走了泰戈尔，中国就不会受到东方传统文化的毒害，就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强大起来，一切都是泰戈尔的错。
所以，就算是被人阻拦，他们仍然要大声呼喊，因为他们代表着正义。
林子轩不由得想起了一年前爱因斯坦在上海的情形，上海的青年学生对爱因斯坦推崇备至，把爱因斯坦当成导师和上帝。
他们以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爱因斯坦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但爱因斯坦根本不愿意和他们谈论科学的话题，因为爱因斯坦认为中国人听不懂他的理论，他甚至没有在中国讲学的兴趣。
泰戈尔专门来到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宣传他的思想，却遭到了中国青年的驱赶。
两位同样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中国竟有着截然不同的待遇。
西方科学和东方文化到底哪个才能救中国？
来自后世的林子轩自然认为科学重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想要强大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
然而，传统文化也不能丢弃，这是中华文明的根基。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发展好中国，这在后世已经被证明了。
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一些学者太推崇西方社会了，反而对自己的文化大加批判，他们批判孔子，批判旧文化，以为摆脱了旧文化，中国就能迎来新生。
殊不知。抛弃了自身文明的根基，中华文明就不复存在了。
林子轩赞同泰戈尔重视东方传统文化的理念，但同时反对泰戈尔对于西方文化的批判和拒绝，他的观点是“拿来主义”。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要进行严格的筛选，精华要继承，糟粕要抛弃。
这才是正确的道路，而不应该全盘的批判和接受，只有适合中国的才是最好的。
只是。这种观点在民国时期应和者不多，无论是陈独绣还是胡拾都推崇西方文化，胡拾要看的更远些，所以他在整理国故，为新文学寻找思想基础。
陈独绣写信给胡拾，要他一起来批判泰戈尔，胡拾没有答应。
在东南大学体育馆的现场，泰戈尔的演讲匆匆结束，中国学者大都知道国内文化界和思想界正在进行的争论，西方人则有些茫然。
西方社会在这个时期很推崇泰戈尔。
他们认为泰戈尔的泛神论为浮躁的西方社会带来了信仰和希望。特别是一些象征主义诗人，对泰戈尔更是推崇有加。
诗人叶芝曾说：“每天读一句泰戈尔的诗，让我忘记人世间所有的苦痛。”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社会逐渐淡化了泰戈尔，不过即便是在后世，泰戈尔在西方仍旧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赛珍珠是个中国通，林子轩不用和她解释泰戈尔为什么受到这种待遇。
她还是为泰戈尔叹息，以为如此伟大的诗人不应该被抵制。
在西方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中国可以接受那么多的西方思想，却容不下一个印度人的观点。
林子轩甚至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说法，有人认为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已经“亡国”了。泰戈尔作为一个“亡国”之人没有资格来拯救中国。
中国还没有亡国，所以比印度强大，不需要一个印度人来中国说教，学习印度只能导致亡国，所以我们应该学习西方世界。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种说法还很有市场。
这就是推崇强者。轻视弱者。
此时的泰戈尔已经察觉到了中国社会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他没有在南京停留，在4月22日前往济南，在济南省议会发表演说。
4月23日，泰戈尔从济南赶往北平。
徐至摩对泰戈尔的遭遇极为气愤，连夜写文章批驳那些驱赶泰戈尔的人，言辞颇为激烈。
他恳求林子轩也写篇文章，对这种无礼的行为说些什么。
林子轩想了想，便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礼仪在哪里？》。
他较为客观的写了泰戈尔在东南大学的遭遇。
认为中国的文化界没有必要这么急着驱赶泰戈尔，中国不会因为泰戈尔的到来而灭亡，也不会因为赶走泰戈尔就能强大起来。
中国的文化界要具有包容的心态，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个泰戈尔，只能说明中国文化界的狭隘，一个自称的礼仪之邦，却要赶走来访的客人。
泰戈尔没有带着枪炮，而是进行文化交流，你们担心什么？
对于泰戈尔的主张，林子轩说出了自己的观点，适合中国的要进行学习，不适合中国的就抛弃掉好了。
可你要是连听都不听，就急忙的赶人，这不是作为地主的态度。
只能说明自己没有礼貌，不懂的待客之道，中国的礼仪在哪里？君子之风在哪里？
这篇文章由徐至摩投给了北平《晨报》的副刊。
这是新文学三位旗手第一次公开发表对于泰戈尔来访的意见，胡拾和鲁讯依旧保持沉默。
这时候，泰戈尔已经来到了北平。
在北平，泰戈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包括以梁启朝、蔡元赔和胡拾为代表的北平文化界到车站迎接泰戈尔。
泰戈尔将在讲学社和商务印书馆的安排下进行演讲。
林子轩没有参与其中，来到北平，在安顿下来后，他首要的是去拜访周氏兄弟。
当初，他的诗歌是周作仁推荐发表的，鲁讯进行了点评，这都是人情，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登门拜访是应该做的事情。
唯一让林子轩为难的是这两兄弟已经闹翻了，住在不同的地方，否则可以一起拜访了。
按照关系的远近，他先去拜访了周作仁。
与此同时，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在得到保泰派欢迎的同时，也遭到了批泰派的驳斥。(未完待续。)
第一百一十四章 一步走错，便是一生
周作仁住在北平八道湾胡同11号，这是鲁讯在1919年出资购买的院子。※蓝※※書```````````````
整座院落是大宅门格局，邻街是一溜院墙，进门楼见影壁，前后两进，九间瓦房，宅内分正院、后院和西跨院。
当时的价钱是三千五百块大洋，在北平算是豪宅了。
按照后世北京的房价，这绝对是白捡的白菜价。
鲁讯199年回国参加工作，1912年到教育部任职。
他在教育部的职务是佥事，月薪有3块大洋，他还给报纸写文章获得稿酬。
这套四合院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由此可见，公务员在任何时代都是让人羡慕的职业。
而且，他把绍兴老家的一套老房子卖掉，得到了16块大洋的房款。
在北平有了房子，他请假回到绍兴，把母亲和第一任妻子朱按，弟弟周建仁接到了北平。
这时周作仁也带着一家人从日本回来，三兄弟便住在了一起，成为了一个大家庭。
然而，好景不长，三年后，两兄弟闹翻。
鲁讯和朱按搬出了八道湾，迁居西四塔胡同61号居住，周作仁和周母留在了八道湾。
于是，后世有人猜测周作仁是为了霸占八道湾胡同的宅子才和鲁讯闹翻的，提出这种说法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讯的儿子周海英。
周海英在《鲁讯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中写了周家兄弟在八道湾生活的内幕。
在周海英的讲述中，主角是一个叫做羽太信子的女人，她是周作仁的妻子，掌管着八道湾的经济大权，花钱如流水，挥霍无度。
而且，这个日本女人残酷无情，诡计多端，先是赶走了老三周建仁，又用计谋挑拨鲁讯和周作仁反目成仇。最终达到了自己独霸房产的目的。
甚至连周母都不愿意在八道湾这种残酷的环境下生活下去，而是搬去和鲁讯一起生活。
整个过程更像是一篇宫斗小说。
然而，周海英是19年出生的，他从来没有在八道湾生活过。鲁讯过世的时候他才七岁，这些所谓的内幕不过是道听途说和自己的猜测罢了。
至于是谁告诉他的不得而知了。
先说周建仁，他是鲁讯的三弟，娶得妻子是羽太信子的妹妹。
在11年，周建仁到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妇女杂志》的助理编辑。
并从事著译工作。在《东方杂志》、《妇女杂志》、《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妇女解放，普及科学知识。
此人在上海的时候还和一名女学生同居了。
这似乎和被羽太信子赶走的关系不大。
而鲁讯和周作仁的绝交恐怕不是因为经济原因那么简单。
八道湾的宅子是鲁讯用卖掉老家房子的房款加上自己的积蓄来购置的，所以算是他们一家人的公产，只是名义上属于鲁讯。
当时签订了一份契约。
内容是八道湾的产业，分拆为四份：三兄弟各占一份，周母占一份，这一份作为供周母养老送终的费用。
周海英控诉周作仁的是在鲁讯过世后，周作仁把八道湾宅子的户头从鲁讯改成了周作仁，并且有段时间没有担负起周母的抚养费。
周作仁每个月给周母的生活费是5块。周海英认为以周作仁的收入来说太少了。
这和后世一家人争房产闹的不可开交的事情何其相似，只是因为发生在周氏兄弟这种名人家中才显得格外的引人关注。
林子轩对周氏兄弟的家事兴趣不大，只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看看热闹罢了。
1年月25日，他来到八道湾11号。
周作仁穿着日本和服出来迎接，和他一起的还有《晨报副刊》的主编孙福园。
孙福园11年北大毕业后一直主持《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人称“副刊大王”。
在主持晨报副刊时，鲁讯的《阿q正传》即在该报首次连载。
还发表冰心的《寄小读者》、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等许多后来被熟知的作品，并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科学著作及译者。
可以说，《晨报副刊》实际成为新文化的一处宣传阵地。
他和周氏兄弟的关系都不错，对鲁讯尤为敬重。把鲁讯当成自己的导师。
当然，他后来和鲁讯决裂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林子轩的那篇《中国的礼仪在哪里？》是孙福园刊发的，作为对陈独绣等人的反击。
文学研究会的大部分成员赞成泰戈尔访华。中国不少新文学作家都受到泰戈尔诗歌的影响，不少青年人也欢迎泰戈尔的到来，只有受到陈独绣影响的青年才会反对泰戈尔。
所以，北平的很多文学刊物都不会刊登陈独绣等人的文章。
陈独绣的文章大多刊载在上海的报刊上，而且是非文学的报刊。
泰戈尔到中国访问算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既是媒体追逐的中心。也是文坛议论的焦点，周作仁和孙伏园也在谈论这件事。
他们赞成林子轩在文章中的说法。
泰戈尔不是洪水猛兽，也没有拿着洋枪利炮，只是讲几句东方文化，批判西方文化，难道能导致中国亡国么？
那些人太小题大做了，把中国文化界内部科学和玄学的争论强加在泰戈尔的头上，是对泰戈尔的误读。
然而，自从泰戈尔来到北平，陈独绣加大了批判泰戈尔的力度。
他在《泰戈尔与金钱主义》一文中又借“北京有人说他”的话，上纲上线批判泰戈尔“是一个政客，不是诗人”。
“泰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地忍耐、服从、牺牲，简直是为帝国主义做说客。”
其实，泰戈尔一直致力于印度的**，并为此做出极大的贡献，他是一个国者。
不能因为泰戈尔在西方社会受到推崇，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非要说泰戈尔被西方收买成为了“帝国主义的说客”。
这么说显然有失公允。
在谈论中，林子轩注意到周作仁家中明显的日式风格，或许家中的女主人是日本人的缘故，周作仁似乎更为习惯日本的生活方式，他在日本生活了五年时间。
他穿着和服，坐在地板上，喝着茶，声音不高，说着北平文坛的故事，一派名士风范。
这一年，周作仁三十九岁。
谁也不曾想到，二十年后，他会被当成文化汉奸关押坐牢，被判1年有期徒刑。
人生的起伏转折大抵如此，一步走错，便是一生抹不去的污点。未完待续。一下“民国大文豪”第一时间免费阅读。
第一百一十五章 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924年4月27日，林子轩前去拜访鲁讯。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这天是周日，鲁讯在教育部任职，每周只有一天休息。
这种七天休息一天的制度是从西方传入的，在中国古代官员一般十天休息一天。
1882年，福州船政学堂实行星期天放假，目的是为了照顾洋教习的生活习惯。
1906年，清政府中央各部已相继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到了1911年，七天一休已经成为了政府部门的惯例。
林子轩给鲁讯带了一点上海特产，不值什么钱，主要是个心意。
他本来想把自己写的书送给鲁讯的，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一来有显摆的嫌疑，二来这些书是他抄的，没必要拿到真正的文学家面前，在西方社会刷刷存在感就足够了。
鲁讯是浙江绍兴人，说起来大家都是南方人，在生活习惯上差别不大。
说实话，或许是因为后世的影响，在林子轩心目中鲁讯就是那种逮谁骂谁的斗士形象，前来拜访的时候他心里颇为忐忑。
在民国时期的文坛，没被鲁讯骂过的文人屈指可数。
郭沫偌说过一句话：“当然，鲁讯除了自己，什么人不骂。”
鲁讯和胡拾不同，胡拾给人的感觉是较为谦和的人，就算对你有意见，也会放在心里，只有极为气愤的时候才会出言指责，而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此时鲁讯已经四十三岁了，和后世照片上的形象基本吻合。
林子轩是以学生的身份前来拜访，在后世他学过鲁讯的文章，说是学生并不为过，这也是基本的礼仪。
鲁讯在书房和林子轩聊了将近一个小时，大多数话题都是围绕新文学展开。
他对上海文坛的现状较为感兴趣，批评了一下鸳鸯蝴蝶派的旧文学，希望林子轩能多写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文学作品。
他对胡拾提倡的“整理国故”持有保留意见。
最后才谈论起这次新文学丛书的事情。鲁讯显得有些顾虑。
他觉得新文学才刚刚发展，不很成熟，现在就拿到国外给人看，恐怕是不能起到很好的介绍中国的作用。
“你懂得西方文学。都是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新文学才几年的时间，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在摸索，稚嫩的很，贸然拿出去。反而给人看轻。”鲁讯如此说道。
林子轩则认为文化交流是相互的。
在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同时，也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学无疑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可以让西方社会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两人没有谈论泰戈尔的事情，回避了这个在北平被人议论的热点话题。
因为在这一天，泰戈尔在傅义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时敦的引荐下去了故宫，和清王朝废帝傅义见面，并游览了御花园。
这无疑给陈独绣找到了攻击的新理由。
他在一篇《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的文章中说泰戈尔到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溥义、法源寺的和尚、佛界女青年及梅兰方这类人周旋了一阵……
“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还说“泰戈尔在北京乱吠了一阵，其实他那伟大的东方精神。比起北京社会还是小巫见大巫……”
其实，林子轩也想进故宫看一看，抱着好奇的心态了解一下皇帝是怎么生活的。
在后世，故宫是北京游客最多的地方，和八达岭长城有得一拼，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于皇宫生活的好奇心。
但林子轩没有去。
前一年，胡拾进宫和傅义谈了半个小时，出来后被那些进步人士骂了半年的时间，成为了胡拾的一个污点，他可不想步胡拾的后尘。
下午的时候。鲁讯找来了为小说集《呐喊》翻译的人，这位翻译者叫做林羽堂。
林羽堂是福建人，1919年秋到美国哈佛大学读文学系。
读了一年，助学金被停发了。他只好前往法国打工，后来到了德国，先在耶拿大学攻读。
1922年通过转学分的方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
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鲁讯同样在女师大兼职教书。和林羽堂是学校的同事，他知道林羽堂精通英文，便向林子轩介绍了林羽堂。
有意思的是林羽堂也是攻击泰戈尔的人之一。
他曾说过：“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他带给我何等的冲动。”
他还认定，泰戈尔大谈不痛不痒的精神生活，“是一种对于亡国环境的反应”。
林子轩对林羽堂没有成见，反正是鲁讯的介绍，谁翻译都可以，便和林羽堂说起翻译费用的问题。
在这个时代，版权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大家都是进行协商，然后按照合同办事。
对于翻译者的费用，一般来说分为两种。
一种是翻译者拿稿酬，一次性付清，或者说出版社买断了翻译者的版税。
另一种是翻译者拿版税，按照书籍的销量算钱，这个付款的时间比较长，如果书籍卖不出去，那翻译者就没有收入可言。
林子轩觉得这一次书籍在国外的销量不会好，才给了赛珍珠一笔高额的翻译稿酬。
在这次推介新文学丛书的过程中，林子轩只能算是中间商，他还要和外国的出版社谈判，来确定最终的版税分配。
林羽堂在西方生活过几年，读的是文学，对西方的《版权法》有所了解。
他不接受一次性付清的稿酬，而是选择版税。
并且觉得应该由他自己和国外的出版社来谈版税，意思是不相信林子轩，以为林子轩和国外的出版社有勾结。
林子轩对此颇为无语，他宁愿付一笔高额的翻译稿酬，也不愿意搞出这么多的事情。
虽然两人都姓林，但他对林羽堂的感觉不怎么好。
这一次会面谈的不太顺利。
他不能指责林羽堂的要求，这毕竟是正当要求，问题是国外的出版社愿不愿意和你谈。
林子轩不想让林羽堂和国外的出版社接触，越发被林羽堂认定其中有猫腻，并暗示鲁讯这人不靠谱。
加上鲁讯对于出版的顾虑，这件事暂时就搁置了。
林子轩记得最终鲁讯和林羽堂同样决裂了，并且到了在公共场合互相对骂的程度。
在鲁讯去世前，曾留下一段话，很能说明鲁讯的性格。
“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未完待续。)
第二百一十六章 在北平的是是非非
对于不能向国外介绍鲁讯的小说，林子轩颇为遗憾。
鲁讯的小说毕竟是新文学的代表，在对“国民性”的批判上独具一格，但世上的事情总不能事事如意，林子轩不是上帝。
何况，鲁讯的小说以后总会有人翻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且，林子轩觉得鲁讯对他的态度非常微妙，将来或许他也是鲁讯骂人黑名单上的常客。
就算没有林羽堂从中阻挠，这次的合作也不会顺利，是他太过一厢情愿了，低估了这个时代文人之间的立场问题。
在鲁讯的心目中，想必早已把他划分到了胡拾和徐至摩那一拨人的阵营之中。
以鲁讯的性格，没有当面指责他算是给他留面子了。
想明白了这些，林子轩自嘲的笑了笑，在这个时代，立场和站队很重要。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虽然没有了小说集《呐喊》，林子轩还是要争取把这套新文学丛书出版发行。
郁达浮对林子轩愿意为他向西方推介自己的小说很是惊讶，毕竟创造社和林子轩有着不小的矛盾，他也曾在文章中指桑骂槐的讽刺过林子轩。
他说林子轩依仗着被西方人吹捧出来的名气，到国内就混成了“伟大”的文学家。
这么说其实是为了郭沫偌出气，也是为创造社鸣不平。
当初，郭沫偌的《女神》出版，这是创造社打响名头的第一炮，效果也很好，但因为新诗奠基人之争，导致创造社被各方打压，从而成就了林子轩。
创造社的成员认为若是没有林子轩，创造社一定会异军突起，成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而不是落到如此落魄的地步。
所以。他们总是在文章中对林子轩冷嘲热讽。
林子轩没什么回应，但林子轩手下的平禁亚等人对创造社可不怎么客气，狠狠的反击过去，这只是创造社发起的无数论战中的一场而已。
他们一贯是以攻击名人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林子轩以为《沉沦》这部小说集是新文学的第一部白话小说集。反映了这个时代中国青年痛苦和迷惘的思想，很具有代表性。
他是从文学角度来选择作品，并不包括个人恩怨。
郁达浮为人很痛快，对于版税的要求不高，双方很快签订了合同。
两人在北京大学里闲聊了一阵。发觉竟然有着不少的共同话题，他们进行了坦诚的交流。
郁达浮是一个较为率性的人，说难听点是自以为是，说好听点是没什么心机，有什么说什么，憎恶分明，带着书生意气。
林子轩的个性也不虚伪，是那种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恩怨分明的人。
过去因为双方没什么来往交流。不怎么了解，此刻闲聊起来才觉得颇为投机。
郁达浮解释了过去的误会，其实也不算是误会，就是一场文坛上的论战而已，他倒是想化解林子轩和郭沫偌之间的矛盾。
林子轩笑了笑，恐怕郭沫偌对他的成见很深，不容易化解。
果不其然，两人分开后，郁达浮当夜便给远在日本的郭沫偌写了封信，讲述了和林子轩的见面。并说林子轩为人不错，早年的恩怨就让它过去吧。
郭沫偌回信说，他们和林子轩是两个世界的人，他绝不接受资本家的怜悯和施舍。
他这话就有讽刺的意味了。以为林子轩为郁达浮在国外出版小说，所以郁达浮才为林子轩说好话，是接受了林子轩的好处。
回到日本后，为了生计，郭沫偌开始翻译日本作家河尚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并系统的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林子轩还去见了在北平的张痕水。这可是万象书局重点培养的作家，他一直催促张痕水写作长篇小说，为此两人不时有书信往来。
在三月份，张痕水终于决定写长篇小说了，叫做《春明外史》。
不过这篇小说会同时在上海的《通俗小说日报》和北平的《世界晚报》的副刊上连载，因为张痕水就在《世界晚报》做编辑。
《世界晚报》是成社我在1924年创办的一家小报，张痕水和他关系不错。
当初，张痕水刚来北平，结识了《益世报》的编辑成社我，经由成社舍的推荐，张痕水成为了《益世报》的助理编辑。
在北平的这几年他一直和成社我一起工作，可以说是知交。
成社我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人，他创办的《世界晚报》立场公正不阿、言论公正，加上消息灵通正确，不畏强权暴力，完全做到民众喉舌的功能，深受欢迎。
当然，他的吝啬也是极为出名。
以张痕水的《春明外史》为例，林子轩开出的价格是千字六元，而在《世界晚报》上连载只有千字三元。
林子轩想要劝说张痕水专职写作，薪酬不用担心，却被张痕水婉拒了。
《世界晚报》刚刚打开销路，他是一个讲究的人，在他困难的时候成社我帮助过他，他不能就此离去，这就是做人。
林子轩也希望和这样的人合作，知恩图报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在北平，林子轩虽然不如泰戈尔那样忙碌，但也有很多的安排。
他和新月社的成员会面，谈论了一番诗歌，在徐至摩的引荐下，和梁启朝见了一面。
林子轩的旧学功底一般，和梁启朝没什么好谈的，就是听了一番教训。
在胡拾的引荐下，他和蔡元赔聊了聊《红楼梦》，在现在的红学界，也就是以他们三人的成就最高，只是后来林子轩不怎么谈论《红楼梦》了。
三人虽然持有不同的观点，却没有怎么争辩，只是进行学术上的探讨。
就像是开了一个小型的有关《红楼梦》的学术会议，与会的还有王国唯和俞平波等北大的红学研究家，可谓是大师云集。
在这些大师面前，林子轩极为低调和谦逊。
好在他曾经为了讲课好好的研究了《红楼梦》，并没有出现纰漏，一些后世的观点较为新颖，能给红学研究打开思路。
此时蔡元赔因为反对北洋军阀的暴行而愤然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不过没有得到批准，所以他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的校长。
在蔡元赔的邀请下，林子轩要在北京大学做一次演讲。(未完待续。)
第二百一十七章 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林子轩自从来到北平这个新文学的发源地，接触到了北平文坛的各类人，感触颇深。
和上海不同，这里的文化冲突更为激烈。
有坚持传统文化的保守派，有鼓吹全盘西化的激进派，有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派。
他们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才是对的，自己的主张才能救中国，互相攻击和论战。
1923年2月，张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了“人生观”的演讲，从而掀起了一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论战。
最终导致中国思想界的分裂，产生了三个派别。
以梁启朝和张军劢为首的玄学派，以胡拾为首的科学派，以陈独绣为首的唯物主义派。
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社会科学、唯物主义……
哪一种才能救中国？
泰戈尔宣扬东方文化，在其他两派看来，无疑是支持玄学派，这就是陈独绣攻击泰戈尔的原因，对于泰戈尔而言，恐怕根本不知道中国思想界有这场论战。
胡拾很冷静，他属于科学派，但他不认同陈独绣的做法。
没必要把中国文化界内部的论战牵连到一位不知情的外国诗人身上，这是很失礼的事情。
泰戈尔曾在不同场合说过热爱中国，为中国说过话，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
林子轩也不赞成这种做法，但他更关注的是在北平的另一种思想，那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批判。
不少学者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的一切都是坏的，应该给予全盘批判。
他们批判孔子，批判儒家学说，把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是唯心主义，是封建主义的糟粕，从而全盘否定，如此才能解放思想。让中国思想界和社会获得新生。
甚至有学者提出要废除汉学，就要先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
这些都是提倡新文化的学者，林子轩理解他们为了新文化的发展，为了和守旧势力争斗不得不如此的激进。可能他们自己并不是那么排斥传统文化。
毕竟，这一批的学者大多都出生在清朝末年，接受过私塾教育。
但他还是觉得新文化过于激进和狂热了。
来自后世的林子轩知道，正是因为新文化的发展，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就算是后世的语文课本中出现了文言文，也很难弥补几十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
他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了，就算是不合时宜，也要说出自己的想法来。
这个时代的好处就是言论较为自由，在演讲前不会有人审查你的演讲稿，也没有人规定你演讲的题目，林子轩没有带稿子，他知道自己要讲什么。
1924年5月1日，这一天泰戈尔在清华大学演讲，林子轩则来到了北大。
他的名气没办法和泰戈尔相比。泰戈尔演讲听众有数千人，他的听众有数百人，据说很多北大学生都到清华听泰戈尔演讲去了。
胡拾是北大文科学长，负责介绍林子轩。
林子轩在大学讲过课，对这种场合很习惯，下面是数百名学生，前面有几位女学生。
“在开始今天的演讲之前，我先说一个小故事。”林子轩站在台上，沉声说道，“这个故事你们有人可能看过。叫做《最后一课》，是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写的一篇短篇小说。”
接着，林子轩开始讲起了《最后一课》。
这篇小说出自都德的短篇小说集《月曜日故事集》，是他在1872年至1873年间陆续发表的多篇小说于1873年集结成册出版的短篇小说集。
主要写了作者在普法战争前后的所见所闻。多为抒发爱国主义情怀或揭露讽刺社会弊端。
《最后一课》在1912年就有了中文译本。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法方惨败。
这个短篇小说，就以沦陷了的阿尔萨斯的一个小学校被迫改学德文的事为题材。
通过描写最后一堂法文课的情景，刻画了小学生小弗郎士和法语教师韩麦尔先生的形象，反映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感情。
“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这是林子轩感触最深的一句话。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根基，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抛弃自己的语言，这是在毁掉一个民族文明的根基。
在上海，西方传教士建立学堂，建立教堂。
他们在学校里推行英文教学，提倡西方礼仪，传播基督教义，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入侵，而上海的富豪们把这作为一种时尚潮流。
在公共租界的虹口区，日本人建立了学校，用日文教学，不少住在虹口区的中国人把孩子送到日本人的学校学习，并以此为荣。
这种情况在全国的各大城市并不少见，这便是文化的同化。
而中国人非常配合的批判自己的传统文化，大力的鼓吹西方文化，这是整个时代的悲哀。
林子轩虽然理解他们的做法，却不得不说点什么。
新文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不反对学习西方文化，但绝不是以牺牲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代价，那是在自断根基。
“我以为中文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讲完故事，林子轩郑重说道，“我们还没有到被迫改学其他语言的地步，我们还能用中文学习和交流，这是我们的幸运，值得珍惜，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一点。”
下面的学生觉得诧异，不明白林子轩为什么要说这些。
他们有些是来听林子轩讲新诗的，有些对林子轩个人感兴趣，他们认为林子轩应该讲和新文学有关的内容，没想到却讲这个。
“下面我要说一说我对新文化的看法。”林子轩没有理会学生们的不解，继续说道。
他的看法就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有选择的学习西方文化。
两个都不放弃，既要有自己民族的文化根基，又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的新鲜事物。
这种提法显然不讨好，既得罪了保守派，又得罪了激进派，会被认为是骑墙派，想要两边讨好，结果就是把两边都得罪。
在演讲之前，林子轩就知道会有这个结果，这条路没有人走过。
但他觉得自己是正确的，这一点在后世也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义无反顾，他要给那些新文化的激进派降降温，给传统文化留下一点生机。
只要有人听进去了，认同他的主张，就算没有白讲。
反正他也没有成为学生导师的打算，历史最终会证明谁对谁错。(未完待续。)
第二百一十八章 传统文化的美
在林子轩讲到要继承传统文化的时候，就有不少北大学生退场了。樂文小说|
在这个时代，北大可以说是新文化的发源地，蔡元赔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北大的学术氛围自由，容纳各家思想。
既有激进的新文化，也有保守的国学门。
这就造成了各种思想的碰撞和冲突，学生们同样如此，都有各自坚持的立场。
大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培养出各类不同的人才，而不是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奴才。
那些退场的学生大多是激进派，认为林子轩支持保守派，就像是林子轩在《晨报》副刊上为泰戈尔做的辩解一样。
他们以为林子轩从西方留学归来，是新文学的领军人物，应该站在他们这一边。
所以，当听到林子轩提倡传统文化的时候，便失望的离开了。
在林子轩讲到要有选择的学习西方文化，要分辨清楚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不能全盘接受的时候，又有一部分学生退场了。
这些学生是保守派，对西方文化较为抵制。
他们原本以为林子轩支持泰戈尔，宣扬传统文化，没想到林子轩仍然支持西方文化。
于是，偌大的大礼堂从数百人变成上百人，坚持下来的学生恐怕大多是怀着好奇的心态。
毕竟，林子轩在上海很有名，还没有来过北平，他们一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相对于在北大教书的鲁讯和胡拾，林子轩名气太大，人却太过年轻。也太过陌生，所以他们想听听林子轩的见解。
林子轩看着学生退场，心中苦笑。
这是他自找的。怨不得旁人，如果他讲一讲新诗。再现场写一首优美的新诗，做一做秀，绝对能博得满堂彩，大家都高兴。
不过，这一次，他只想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有些事情可以不做，有些事情可以拖到明天做，也有些事情不得不做。
对此他并不后悔。接下来他谈论了传统文化的美。
“我之所以提倡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因为它很美。”林子轩如此说道，“诸位难道认为唐诗不美么？宋词不美么？还有《红楼梦》和《西游记》，它们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真的要不加选择的全盘批判它们么？”
“我们批判封建思想，批判封建礼教，这些是应该的，可我们也应该分清楚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要有选择的批判，而不是全盘否定。”林子轩强调道。
为了让这场演讲不至于默默无闻。让更多的人记住他的观点，他准备了杀手锏。
“我是南方人，很少见到下雪的场景。”在演讲快要结束的时候。林子轩忽然说道，“这次来到北方，可惜季节不对，仍然没有看到雪景，前两日朋友陪着到长城上看了看，想象着北方严冬时大雪纷飞的场景，便写了一首诗词，来和诸位分享，希望诸位记得传统文化的美。”
剩下的上百学生精神一震。这位诗人要作诗了，没想到最后还有这种福利。
林子轩拿起粉笔。回身在黑板上写了起来，一边写一边高声朗诵。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随着他高声的朗诵，大礼堂内安静下来，这首词实在是太霸气了。
林子轩毕竟教过书，板书不错，字迹不是正楷，却别有一番张狂，正好配上这首大气磅礴的诗词，相得益彰。
这就是他做的准备。
他相信有了这首词，他的这场演讲一定会被热议一段时间，如此他提出的观点也会被人传播开来，造成一些影响。
“诸位是北大的学生，是这个时代的佼佼者，这个国家的未来就掌握在诸位手中，这首词就与诸位共勉吧。”林子轩坦然道，“我的演讲到此结束，多谢诸位。”
他没有给学生留下提问的时间，便下了讲台，和胡拾打了个招呼。
胡拾上台说了两句话，宣布解散，就和林子轩走出了大礼堂。
“你的这首词可不是写给学生的啊。”胡拾感慨道。
他精通传统文化，从这首词中看出来一种指点江山的大气魄，能站在高处把历代明君帝王评判一番，其中自有一种帝王之气。
结合上次在海宁观潮时林子轩写的那首词，胡拾觉得此人的心胸怕是有些大。
“只是前日到长城访古时的有感而发。”林子轩回应道。
这个时代来北平旅游的景点和后世差不多，大多是游览各座皇家园林，当然故宫里还住着傅义，暂时没办法旅游，接下来就是长城和西山。
对于外国人来说，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听梅兰方唱戏。
1931年，有一位叫做倪锡映的作家写了一套都市地理小丛书，专门介绍当时中国各大城市的旅游景点。
他用生动的笔触和大量的图片记载了各座城市的历史沿革、地理形势、交通、名胜、古迹，可谓是民国时期的旅游指南。
林子轩虽然后世到北京游玩过，但时代不同，景物自然不同。
而且，新月社的成员以为他没来过北平，便好心的带着他四处游览，长城自然在其中。
在后世，到长城是旅游，此时到长城叫做怀古，因为民国时期的长城可不像后世八达岭那么华丽和热闹，这时候的长城较为荒凉。
站在长城上的林子轩想起了这首《沁园春》，就借着这次演讲说了出来，以壮声势。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确是很美的，全盘否定既不公平，也很可惜。
“你的这个提法怕是会引起非议。”胡拾斟酌道。
在科学和玄学的论战中，他是科学派的主要人物，所以很清楚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混乱现状，林子轩今天的演讲把思想界的三个派别都得罪了，肯定会受到各方的攻击。
“人不轻狂枉少年，且容我放纵轻狂一回。”林子轩轻笑道。
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内，胡拾看着林子轩挺拔的身影，觉得这个年轻人在走着一条和他们都不同的道路，这条路走的人少，想来会非常的孤独。(未完待续。)
第二百一十九章 一位北漂文艺青年的人生路
林子轩和胡拾聊了几句，胡拾请林子轩把这场演讲整理出来，发表到报刊上。
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思想界虽然混乱，但也开放，各种观点都可以提出来，同时也要面对别人的攻击。
林子轩准备好了面对攻击，反正过几天他就回上海了，在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报纸，可以尽情的宣扬自己的主张。
他不介意和北平思想界的精英们来一场跨地域的论战，而且，还有一帮小弟摇旗呐喊。
这就是作为老板的好处了，掌握着员工的薪水，自然有人愿意效劳。
这时候，一位面相腼腆的青年走了过来。
“林先生，我来自湘西，很喜欢您写的《边城》。”青年诚恳的说道，“我也学着写了几篇有关家乡的文章，请您指正。”
青年拿出一叠稿纸，颇为紧张的递给林子轩。
林子轩打量着这位青年人，在年纪上应该和他差不多。
此人身形消瘦，衣着老旧，稿纸泛黄，是那种最为便宜，需要自己剪裁的稿纸，看得出他的家境不怎么好。
林子轩在上海教书的时候也会碰到这类毛遂自荐的青年，写了几篇文章就以为能够发表，想请林子轩夸赞几句，从而身价倍增。
林子轩自己就是做出版的，深知其中的门道。
想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首先是文章要好，有思想和内容，其次就是要有关系，在编辑部有人引荐和没有人引荐的文章待遇绝对不同。
他并非是以貌取人，而是这种事情碰到的多了，也就麻木了。
不过，他还是微笑着接过稿纸，对着青年温和的鼓励两句，并说自己回头会看，这是基本的套路。否则会被人说成没有名人的风度。
等到那青年走后，胡拾不由得哑然失笑。
作为在北平具有号召力的新文学领袖人物，这种事情胡拾碰到的更多，大家处理的方式大致相同。至于以后会不会看，那就要看有没有时间了。
林子轩拿着稿纸，和胡拾告辞，朝着北京大学外边走去。
相比较而言，胡拾比他要忙碌很多。
胡拾虽然反对泰戈尔提倡的东方文明。但泰戈尔在北平期间，他作为文化界的代表，不少活动都有参与，这次泰戈尔的访问是中国文化界的大事。
林子轩就较为自由，除了一些必要的活动，他可以随意的安排时间。
他住在北平石虎胡同7号的松坡图书馆内，那里也是新月社成员的主要聚居地，在北平没有自己的汽车，他只好乘坐电车返回。
在电车上左右无事，林子轩就翻看起了那叠稿纸。
稿纸上的字迹端正。是标准的小楷。
不过故事就显得粗糙了些，拖沓散漫，有些地方语句不怎么通顺，看得出作者是用心写的，只是水平没有那么高。
文章写的同样是湘西的人物故事，有模仿《边城》的痕迹。
林子轩虽然一直在抄袭名著，但抄的多了，逐渐培养出了基本的鉴赏能力。
他觉得这位作者的文化程度恐怕不高，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否则文章中不会出现明显的语句错误。而且作者显然还处在模仿名家文章的阶段，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这篇散文式的小说还是有着诸多的亮点。
他朝后翻了翻，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终于看到了作者的名字。
“写于1924年4月13日，沈丛文。”
林子轩看到这里恍然大悟，原来正是《边城》的原作者。
沈丛文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北漂一族。
他生于1902年，小学毕业，早年在湘西投身军伍，参加军阀混战。看惯了生死，终于觉悟，脱下军装，来到了新文学的起源地北平。
1922年，沈丛文来到北平，本想考取燕京大学的国文班，可他的文化底子太差，没有被录取，只好在北京大学旁听。
北漂的日子非常艰辛，可以说是连吃饭都成问题。
他准备写文为生，朝着北平的各大报社投稿，却没有一家报社愿意刊登他的文章。
北平《晨报》副刊的主编孙福园甚至在一次编辑会上，把沈丛文的一摞投稿当众扔进了放置垃圾的纸篓之中，并讽刺说这是沈大作家的稿子。
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一是当时沈丛文的文章还不很成熟，二是沈丛文的文章和孙福园主编副刊的理念不合。
这里还有一段郁达浮和沈丛文的故事。
1924年冬天，沈丛文无以为生，饥寒交迫，便写信向着北平不少文坛名家求助，只有郁达浮接到信后前来看望了沈丛文。
郁达浮在了解了沈丛文的窘境后带着他吃了顿饭。
这顿饭用了一元七角钱，郁达浮拿出五元钱付账，把剩下的三元三角钱给了沈丛文。
郁达浮还写了一篇著名的《给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发了一顿牢骚。
并劝说沈丛文不要想着读大学了，文凭没有用，读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要么回湘西老家，要么做贼好了，生活比上学更重要。
随后，郁达浮向《晨报》副刊推荐沈丛文的文章，让北漂的沈丛文慢慢步入了文坛。
那个时候《晨报》副刊的主编已经不是孙福园了，而是换成了刘勉济和翟世映。
可以说，沈丛文在北平的前几年是极为窘迫的，甚至到了需要人救济的地步。
由此可见，北漂有风险，入行需谨慎。
但谁能想到，正是这位小学毕业的湘西青年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非凡的作家。他的文章别具一格，带着乡土气息，却异常的优美，甚至入围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名单。
林子轩拿着这叠泛黄的稿纸，想了想。
直接给钱帮助沈丛文摆脱困境，这法子简单有效，不过可能会伤害这位湘西青年的自尊。
不如发表他的文章，给他稿酬来的合适。
当然，沈丛文的文章还需要修改一下，想想自己能够修改未来大作家的稿子，林子轩也算小有成就感，谁让沈丛文现在的文章不成熟呢。
回到住处，他先把今天演讲的内容整理出来，投到《晨报》的副刊上，然后修改了沈丛文的稿子。
他准备明天去见一见这位来自湘西的北漂青年。(未完待续。)
第二百二十章 要有专业精神
这天晚上，石虎胡同的松坡图书馆内非常热闹，来了不少新月社的成员。
徐至摩尤为兴奋，没过多久，林子轩就明白了原因，原来是林徽茵和她的父亲来了。
来到北平后，林子轩见过林徽茵几次，闲聊了几句，但没有深交，他们不算太熟识，也就是几年前在伦敦一起游览了一番风景名胜。
中间再没有联络。
《新月》杂志这几期都有刊登林徽茵的诗歌和散文，得到了文学界的不少好评。
其中追捧的成分要多一些，毕竟这个时代出现一位女诗人不容易，要爱护，没有男人会大煞风景的进行批评。
林子轩希望她能在女诗人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此时林徽茵和梁思城已经有了相处的意思，林徽茵从培华女校毕业，两人打算在六月份到美国留学，学习建筑学。
林子轩想着妹妹林晓玲也要到美国留学，在去往美国的途中有个认识的人互相照顾也好。
他便和林徽茵约定六月份乘坐从上海出发的邮轮前往美国。
今晚之所以这么热闹，是因为他们要排演一处戏剧，泰戈尔的抒情诗剧《齐德拉》。
这是徐至摩的主意，在5月7日，是泰戈尔的64岁生日，新月社的成员准备为泰戈尔献上这出诗剧，作为生日礼物。
所谓诗剧就是用诗体写成的剧本。
它除了舞台提示采用散文形式外，人物台词全部运用诗的句式，因而人物台词富于诗意和强烈的抒情性，语言凝练、含蓄、流畅，讲究韵律和节奏。
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歌德的《浮士德》。
泰戈尔的《齐德拉》是根据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一段故事写作的。
讲述了般度族的王子阿顺那和马尼浦国公主齐德拉的爱情故事。
整部诗剧有九场，全部是英文，这就要求演员的英文功底非常好，还要有一定的舞台表演经验，如此才能驾驭这种类型的作品。
在这部诗剧中，林徽茵扮演公主齐德拉。张歆亥扮演王子阿顺那，徐至摩扮演爱神玛达那，林常民扮演春神伐森塔，梁思城则担任舞台布景设计。
张歆亥是浙江海盐人。出生于上海。
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堂，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学习英国文学，1921年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随员。
1922年获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西洋文学教授。
徐至摩倒是想扮演王子这个角色，和公主来一场热恋，不过梁思城可不答应。
林子轩在一旁看着这三人在排演时的小摩擦，觉得挺有意思，比诗剧更有意思。
最郁闷的恐怕就是王子的扮演者张歆亥了，他完全是个局外人，被拉来凑数的。
在北平，新月社的成员都知道这三人的复杂关系。
徐至摩对林徽茵那是一往情深，林徽茵则是若即若离，梁思城把徐至摩当成了头号情敌。
好在现场还有林徽茵的父亲。否则他们三人还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子。
张歆亥对此颇为抱怨，他不想参与其中，在排演中，一旦他和林徽茵有了肢体上的接触，就会受到其他两人的怒视。
这是爱情题材的诗剧啊！
没有牵手，没有拥抱，没有亲密的动作，怎么表现伟大的爱情？
林子轩觉得这家伙恐怕就是想占便宜，现在占不到便宜所以才抱怨，好在这是印度诗剧。不是西方戏剧，没有男女之间大尺度的场景。
林常民快要五十岁了，不可能一直排演下去，很快就离开了。
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徐至摩和梁思城就像是小孩一样斗气，林徽茵则从中劝说，完全像是后世的爱情肥皂剧。
张歆亥实在是受不了直接走人了，林子轩也准备回房睡觉，其他新月社的成员纷纷离开。
林徽茵看两人不听劝，也恼了。便说了几句狠话。
这部诗剧是要给泰戈尔的生日惊喜，如果一直这样子闹下去，根本没办法排演。
公主一发狠，徐至摩和梁思城两人老实下来。
然而，扮演王子的张歆亥已经离开了，排演没办法继续了。
让梁思城扮演王子，徐至摩肯定要反对，就像徐至摩扮演王子，梁思城不答应一样。
这时候，徐至摩看向了林子轩，这出诗剧要以新月社的名义进行演出，如果由林子轩出演的话效果想必会更好，至少林子轩的名气够大。
也显得对泰戈尔足够尊重。
徐至摩想起林子轩是位戏剧家，写过话剧剧本，还演过电影，多才多艺。
最重要的是他知道林子轩已经结婚了，妻子有孕在身，家庭美满，这样至少他能放心。
于是，他邀请林子轩扮演王子的角色。
梁思城想了想，没有反对，他对林子轩有所了解。
虽然上海曾经传出林子轩和一名梨园行的戏子有染，但林子轩因为这件事把多家报社告上了法庭，最终让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杂志社公开道歉。
想必只是小报的流言。
林子轩想到刚刚张歆亥的无奈，直接拒绝了。
你们三个继续玩吧，我没工夫和你们来一场四人行。
林徽茵知道林子轩在担心什么，向他保证不会再发生刚才的事情了，要好好排演，给泰戈尔献上一台精彩的演出。
看到三人坚定的模样，林子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答应下来。
他大脑里有搜索功能，记忆台词完全没问题，刚才看了他们的排演，记住了走位和说话的语调，只是模仿的话很容易上手。
这让其他三人诧异不已，只是看看就能记住台词，不要这么天才好不好？
林徽茵穿着一身印度女人的长袍，头上裹着头巾，一口流利的英语，表演时神情专注，眼神灵动，很有演戏的天赋。
林子轩觉得就算是演电影，她也能成为明星。
诗剧讲述的是王子和公主的爱情故事，自然少不了搂抱在一起的场景。
林子轩有点尴尬，特别是在两个男人的注目之下，他总算是了解刚才张歆亥的感受了。
林徽茵倒是泰然自若，斜倚在林子轩的怀里，用饱含感情的语调说出台词，非常具有演员的专业精神。
林子轩一想自己也不能表现的非专业啊，那就豁出去吧，一切都是为了艺术。
于是，排演继续下去。(未完待续。)
第二百二十一章 此间的北大
林子轩来到北大，打听沈丛文，因为稿纸上并没有沈丛文的住址。
他没有去找北大的老师，而是直接找学生打听。
这种做法在后世是很难想象的，后世的北大至少有数万名学生，细分为几十个科系，就算是找到科系也不一定就能找到一名没有在学校里注册的旁听生。
但此时的北大只有大概一千名学生，教职工不过百人。
学生可以直接到校长办公室谈事情，基本上做到了平等交流，风气开放。
北京大学设为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三个学院，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较为自由，课堂上的惯例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换句话说就是爱听就听，不听就走。
教授都很有性格，学校也没有硬性的考核任务，他们不怎么关心下面听课的都是什么人。
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极大的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来去都没人在意与过问，更不会有人盘查。
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在一起，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来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
这种做法看似随意散漫，却体现了包容的精神，这才是大学应该有的样子。
不是关起门来自己说是高等学府，那就真的高等了，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在北大的旁听生中出现了很多出名的人物，他们是北大值得骄傲的资本。
林子轩来到了文学院，也就是北大有名的红楼。
红楼因为建筑的主体用红砖建成，红瓦铺顶而得名，始建于1916年，是北京大学的校部、文学院及图书馆的所在地。
红楼为砖木结构建筑，平面呈工字形，楼高四层，有半地下室。
半地下室设有印刷厂，《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新文学刊物就在地下室的红楼印刷厂印制出版。
这里还集中了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新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许多革新团体。
第一层为图书馆。第二层为行政办公室， 第三、四层为教室。
林子轩看到北大图书馆，不由得想起了后世一个北大拖欠图书管理员工资的事情。
这件事其实是个误会，北大没有拖欠图书管理员工资。拖欠工资的事情发生在上海。
1924年，那位曾经的北大图书管理员在上海担任秘书，负责一些文书工作，月薪是120块大洋，当时一起工作的邵力字和向警宇的月薪则为80块大洋。
可能因为活动经费紧张。这笔工资就没有落实。
林子轩刚上楼便碰到了在北大教书的周作仁，红楼的第二层正是教师的休息室。
他昨天在北大的演讲虽然还没有刊登在报纸上，却早已在北大传开，特别是最后的那首词更是广为流传，不少人甚至到大礼堂去参观林子轩的笔迹。
那首《沁园春》算是出名了。
林子轩和周作仁闲聊几句，表明来意，要找一位在这里的旁听生。
周作仁就找了一位自己的学生带着林子轩到楼上的教室里看看，他们这些教授不会去记学生的名字，除非是特别有才华的学生。
此时的沈丛文基础差，还没展现出自己的写作才华。自然不会引起北大教授们的关注。
沈丛文在北大旁听了大半年的时间，有不少人知道这么个人，便指给了林子轩。
林子轩没想到会这么顺利，他原本以为旁听生不住校，或许不会被人熟知。
而且，沈丛文怕是还要挣生活费，不一定每日都在北大听课，想要找到需要费一番周折。
想不到沈丛文正在听北大教授马优渔讲授的音韵学，马优渔是古文大家章泰炎的弟子，古文功底深厚。在北大国学大师中颇有声望。
他有个女儿叫做马决，1910年出生。
马决在三十年代被公认为北大的校花，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花和她相比都黯然失色。
那么她有多漂亮呢？
马优渔一位学外语的朋友曾这样赞美：“像大理石雕出的那么美”。
据说马决在北大读书时，每天收到十几封情书。甚至有装订成本的。
重点是鲁讯和马优渔是同事，而鲁讯和马优鱼的女儿马决有七年多时间的书信来往，在鲁讯的日记中提到马决共有五十三次之多。
后来，马决结婚了，鲁讯知道后就把原本打算赠送给马决的一本书让朋处理掉了。
自此以后，两人就不再联络。
林子轩没有喊沈丛文出来。而是站在外边听着，他的古文不怎么好，听听课也有益处。
大概半个小时，课程结束，学生们离开，他才喊住沈丛文。
沈丛文没想到林子轩会来找他，有点不知所措，他昨日听了林子轩的演讲，觉得应该学习一点传统文化，就跑来听国学大师的课程。
在这个时期的北大，国学并不热门，新文学才算是热门。
沈丛文以往听得都是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课程。
林子轩不想被人围观，便带着沈丛文离开了北大，毕竟有不少学生听过他昨日的演讲。
他虽然走了，却留下了一桩逸闻趣事。
那就是站在教室外边半个小时，没有贸然打搅里面的讲课，这是对讲堂和里面讲课老师的尊重，以林子轩如今的声望这么做难得可贵。
这是一种基本的礼貌，尊重都是相互的。
北京大学附近有不少档次不高的馆子，适合学生用餐和聚会。
林子轩随便选了一家，找了一间包厢，叫了饭菜，询问了沈丛文如今的处境。
和他记忆中的差不多，沈丛文虽然还没有窘迫到需要救济的地步，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那种，经济上颇为拮据，经常到同乡那里蹭饭。
两人在馆子里吃了饭，林子轩拿出那叠稿子，给沈丛文讲了起来。
他在上海大学讲过如何写作的课程，指导此时的沈丛文没什么问题，他给沈丛文指出稿子里的问题，那些需要修改，应该怎么修改。
这一谈，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之所以和你讲这些，是因为我看得出你是真心写作的，而且很有天分。”林子轩最后鼓励道，“你如今还在模仿的阶段，但想要成功，就要有自己的风格，当别人看到一篇文章，就能分辨出这不是鲁讯写的，也不是郁达浮写的，而是你沈丛文写的。”(未完待续。)
第二百二十二章 幸福来的太突然
沈丛文这一年多的时间过的可以说是颇为心酸。
他在家乡看了几本《新青年》杂志，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便决定脱下军装，前往北平。
他也是厌倦了家乡军阀混战的局面，见到周围的朋友接连死去，想着自己还没有到远方看过那些风景，就做出了这个决定。
他当时想的是再不济也可以在北平当警察，然而，他那里想得到大城市生活的不易。
沈丛文到北平的时候身上只有几块钱，没有文化，在社会上没有关系，想要找份差事都不容易，之后都是依靠朋友和老乡的接济，就这样混了下来。
期间，他也动摇过。
看到奉军招兵的旗子就想着还是当兵去吧，但走到骡马市大街，要按手印的时候，他还是临阵脱逃了。
他买不起书，只能厚着脸皮到书摊看书，装出买书的样子，与卖书人聊天。
与人熟络后，他就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直到将书看完才离开。
他住的地方是由贮煤间改造而成的小房间，又小又潮，只有一个小窗口，房内仅能搁一张小小的写字桌和一张小床。
沈丛文称之为“窄而霉小斋”。
对他来说，一两天不吃饭是常有的事情，但他仍然坚持着到北大旁听，在图书馆看书。
他还坚持着拿起笔，没日没夜的写下去，寄给北平的报纸杂志，等待着渺茫的消息。
然而，一直都没有消息。
沈丛文在书摊上看到了《边城》，里面写的是他熟悉的湘西，他一下子觉得亲切起来。
对于林子轩，他知道不少，在北平的报纸上也会出现林子轩的消息。
林子轩出身富贵家庭，美国留学归来，是新诗的奠基人，写了好多部小说。有外国小说，也有通俗小说，是一位真正的大作家。
和他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找来林子轩的小说，看了《射雕英雄传》。看了《乱世佳人》，当然大多是在书摊上的看的，也有一些没人要的旧报纸。
这些小说沈丛文都很喜欢，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边城》。
他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模仿过鲁讯，模仿过周作仁。模仿过郁达浮，模仿最多的就是林子轩的《边城》，他也想写一写家乡的人物故事。
只是，《边城》的风格太过另类，不适合北平新文化的氛围。
北平这里的报刊杂志看重的要么是论战性的文章，要么是鲁讯那种批判性的文章，或者胡拾那类有思想性的文章。
在这个时期，《边城》如果不是林子轩写的，想要发表并不容易。
所以说，沈丛文走错了方向。如果他模仿鲁讯的文风，恐怕早就能发表文章了。
当然，真要如此的话，那中国就多了一位泯然于众的写手，少了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
沈丛文听说林子轩要来北大演讲，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拿出自己认为最得意的文章请林子轩指教，他不知道能不能引起林子轩的注意，可总要尝试一次。
在林子轩演讲的时候，他有所觉悟。
他以前胡乱的看过不少旧书，来北平的时候。他怀里揣着一本《史记》，他觉得林子轩说的对，新文学不能脱离传统文化，那些把新文学和传统文化割裂的做法不对。
他想对那些中途退场的学生说些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他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能力。
散场后，他鼓起勇气追了出去。
看到林子轩和胡拾交谈，他停了下来，等在一边，在两人就要告辞的时候。他才上前大胆的递出了自己的稿子。
沈丛文在军伍里混了几年，略懂的看人，他看得出林子轩并没有重视他的稿子。
林子轩话语间虽然温和，却带着礼貌的客套和疏离，他猜想这次恐怕没什么结果了，只是心里还抱着一丝幻想。
第二天，他没吃早饭，也没有早饭可吃，喝了些凉水充饥，便到了北京大学。
他想要去听国学课程，接触传统文化，虽然以他的基础或许根本就听不懂，但他想要听听看，学习一番。
他没想到林子轩会亲自前来找他，还请他吃饭，给他分析了稿子，讲了应该如何写作。
甚至说他很有写作天分。
这种来自大作家的认可对此时的沈丛文尤为重要。
他写的稿子报社都没有回音，让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是不是进错了行，是不是不是写作的材料，是不是应该去做点其他的事情。
林子轩的肯定让沈丛文坚定了信心，他觉得今天是他的幸运日。
沈丛文的幸运远没有结束。
林子轩来找沈丛文绝不是教授他如何写作，从而获得小小的成就感，他要给这位北漂青年安排一条能够生活下去的道路。
“在北平我没有报纸，你以后可以把稿子投给上海的《通俗小说日报》，只要写的好，我会优先给你发表。”林子轩保证道，“只是北平和上海离的较远，你也可以投稿给《世界晚报》的副刊，我和那里的主编较为熟悉，就是张痕水先生。”
张痕水在北平的通俗小说领域颇有名气，也是报界的知名人士，沈丛文自然知道。
“明天吧，我带你见一见张先生，你可以和他联系，你有时间吧？”林子轩安排道。
“有，有时间。”沈丛文赶忙说道。
他以前连编辑的面都见不上，只能把稿子放到报社的门房那里，现在却要和主编见面，心里自然愿意。
而且，有了林子轩的介绍，以后他就可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了，生活也有了着落，过往的心酸都烟消云散了。
“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我还要回去排演一出诗剧。你对诗剧有没有兴趣？有兴趣的话一起去看看，都是一些相熟的朋友。”林子轩邀请道。
“我可以么？”沈丛文犹豫道。
他谨守做人的本分，林子轩能帮他介绍报社的编辑已经是极大的人情了。
他不知道该不该接受这个邀请，能和林子轩相熟的应该是北平文坛上的顶尖人物吧。
“有什么不可以，咱们年纪相差不大，不要那么拘束。”林子轩拍了拍沈丛文的肩膀，轻笑道，“我看人的眼光不会差，只要坚持下去，你以后一定能在文坛出人头地，走吧，我带你认识一下徐至摩和梁思城那些人。”
徐至摩在北平组织了新月社，梁思城是梁启朝的儿子，他们在北平的文坛很有声望。
沈丛文有点发懵的跟着林子轩走出饭馆，抬头看着瓦蓝的天空，有一群鸽子飞过。
幸福来的太突然，这位来自湘西的青年一时间有点接受不了。(未完待续。)
第二百二十三章 地域文化的隔阂
林子轩知道以沈丛文的写作风格和鲁讯永远混不到一块去，他的乡土文学和这个时代的革命文学一点都不搭配。
1948年3月，郭沫偌写了一篇《斥反动文艺》的文章。
文章中将沈丛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
这篇文章被贴在北大的校园里，在北大的教学楼上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丛文”等大幅标语。
沈丛文和郭沫偌的矛盾早已有之。
1930年，沈丛文就一再指出郭沫偌的创作是失败的，不适合写小说，空话太多，郭沫偌的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更完全更好”。
还说郭沫偌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一点也不适宜于小说”。
1931年，沈丛文发表《论中国创作小说》，在论及创造社的郭沫偌和郁达浮、张资评的小说时，他说：但三人中郭沫偌，创作方面是无多大成就的。
“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这就难怪郭沫偌要秋后算账了。
其实，沈丛文并没有贬低郭沫偌其他方面的成就，只是就小说而言，郭沫偌的确不擅长。
所以说，以沈丛文的写作方向和思想觉悟来说，只能和徐至摩这类提倡纯文学的人混在一起，太复杂的东西他弄不明白。
林子轩带着沈丛文来到石虎胡同，他们排演《齐德拉》的时间非常紧张。
作为泰戈尔在中国的翻译，徐至摩要全程陪同泰戈尔的活动，只有泰戈尔休息的时候他才有时间，而林徽茵父女的时间同样需要协调。
泰戈尔在北平大部分的时间在讲学，还要到各处游览，可谓非常的繁忙。
林子轩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午后，这个时候泰戈尔要午休，还要有一段时间用来冥想。
他向新月社的成员介绍了沈丛文，称赞沈丛文很有写作的天赋。
虽然沈丛文衣服老旧。一看就知道家境不太好，神情拘束，有点放不开，但有了林子轩的大力推荐。相信这位年轻人很快就会在文坛有一番作为。
林子轩可是轻易不夸赞人的。
他特意和徐至摩说起以后多照顾沈丛文一下，毕竟沈丛文的生活处境不怎么好。
他没有直接给沈丛文钱，或者给沈丛文买一身体面的衣服，那样看起来是对沈丛文的照顾，其实是伤害了沈丛文的自尊。
这位来自湘西的青年内心颇为敏感。只要把他介绍给北平文坛的人物，相信他能够在这座大城市里好好的生活下去。
《齐德拉》的排演继续下去。
沈丛文第一次来到这种文人聚会的场合，和这些北平文坛的出名人物互相介绍，他就好像找到了组织一样。
他对于英文一窍不通，可看着台上几个人的表演，他心中充满了快乐。
下午徐至摩还带着沈丛文去听了泰戈尔的讲课，然后送他回去。
当沈丛文回到那间狭小的房子时，感觉这一天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他不愿意入睡，担心一觉醒来发现这真的是一场梦。
当然。也是因为兴奋的睡不着。
但想着明天还要去见《世界晚报》副刊的主编，他强迫自己躺下休息，不能精神萎靡的去见张痕水先生，毕竟他以后就要靠写稿子生活了。
林子轩和沈丛文约在《世界晚报》的编辑部见面。
《世界晚报》创刊于1924年4月1日，还是一份比较新的报纸。
报社的创办人成社我做过北平《益世报》的编辑，在北大组织过编译社，办过《真报》，当过教育部的秘书。
但似乎都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
于是，成社我当了大衣和手表。凑了200元，以自己的私宅作报社，办起了一张四开四版的《世界晚报》。
该报初期一版为全版广告，二版为中外要闻。三版有各地新闻、要闻简报，四版为副刊，叫做“夜光”，刊发小说连载和文艺随笔。
报社设在北平手帕胡同35号成社我的住宅，他的妻子是他的好帮手。
报社没有印刷设备，报纸由私人印刷局代印。
这个时期的报纸。多由报贩子批购零销，批发价一般是打七折。
成社我有意要打破这一书报市场的秩序，提出五折优待，于是报贩们纷纷转向批购《世界晚报》，使晚报迅速占领了市场。
一个月下来，依靠报纸敢说真话的风格和张痕水的《春明外史》吸引了不少读者，从而打开了销路，有了两千多份的销量。
此时的《世界晚报》只能算是小报。
林子轩的《通俗小说日报》自从变成每日发行后销量大增，有三万多份，发行量仅次于《申报》和《新闻报》，成为上海市民消遣娱乐的主要报纸。
他看了看《世界晚报》的办公环境，说实话实在是不怎么样，不过成社我这个人倒是一个办报的人才。
万象书局在北平有发行网点，但这个时代地域文化的隔阂较为严重。
比如上海人喜欢看的杂志，北平人不一定喜欢，上海人喜欢时尚潮流，外国的新鲜消息，北平人喜欢政治话题，国内的时政要闻。
所以在上海畅销的杂志，北平人可能根本就不感兴趣。
林子轩想要找一位熟悉北平环境的报业人员来为万象书局打开局面。
以《万象杂志》为例，可以根据两地的文化差异办两个版本，上海版在南方发行，北平版在北方发行，每个版本都有当地人喜欢看的内容。
这就和美国的《时代周刊》一样，它后来就推出了国际版、欧洲版、亚洲版等等。
林子轩准备和成社我谈谈，打算注资《世界晚报》，在北平建立一个万象书局的翻版。
不过这件事不能急，还需要观察。
等到沈丛文来到手帕胡同，林子轩带着张痕水和沈丛文找了个地方吃饭，介绍两人认识，顺便打听成社我的为人。
张痕水对成社我称赞有加，虽然成社我较为节俭，甚至节俭到吝啬的地步，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他没钱呢。
如此林子轩便放心了，他选择合作对象，一看才能，二看品行。
就在这个时候，《晨报》副刊刊登出了林子轩在北大的演讲，他提倡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要兼顾的观点在北平的文化界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未完待续。)
第二百二十四章 第三条路
林子轩的文章叫做《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我见》。
他开篇就提出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并不矛盾，也不对立，而是可以互相融合，相辅相成，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中国文化偏向于精神，可以称为精神文明。
西方文化偏向于科技和物质，可以称为物质文明。
当两种文明碰撞的时候，没必要一味的推崇一种文明，从而把两种文明人为的割裂开来，而是应该用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接受新文明的同时，继承旧有的文明。
精神文明偏向于道德，物质文明崇尚科学。
两者的融合能够让我们在追求科技的同时谨守道德的底线，有了道德的约束才能更好的发展科技，这是互为补充的关系。
他批评了新文化的过激论调，指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弊端。
那就是失去本民族文明的根基，一味的推崇西方科技，最终就是被西方文明所同化。
他还批评了保守势力思想的狭隘，对于西方文化，不能一味的排斥，要敢于接受新的文明，不能固步自封。
林子轩第一次提出了新文化的第三条路的观点。
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他提出了要有选择的对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比如封建礼教中对于女子的迫害应该批判，而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要继承。
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是中国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难道也要批判？
儒家文化中也有真儒和腐儒，不能一概而论，孔子的儒学和程朱理学差异很大，所以我们要研究传统文化，从而加以区分。
西方文化同样驳杂，只是一个统称，美国文化和欧洲文化不尽相同，欧洲各国的文化也不相同，西方各国的文化之间也在争论不休。
不要看到是从西方传来的就是好东西。盲目的崇尚西方文化，只有适合中国的才合用，否则脚上穿着小码的鞋子，不仅走不快。还要活受罪。
林子轩的文章可以说把目前中国思想界的学者差不多都批判了，自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有人说林子轩是在唱老调，在清朝末年洋务派就提出过“中体西用”的论调。
这是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
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西方科学为实用。
这是在歪曲林子轩的观点。
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可没有批判儒家学说的意思，反而是为了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也就是封建体制，是为清政府继续统治服务的。
林子轩赞同批判传统文化，和洋务派的观点截然不同。
保守势力认为林子轩是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提倡西方文明，中国文化具有独特性，不能和西方文化融合，那是对传统文化的玷污。
他们极端排斥西方文化，不允许西方文化进入中国。
以陈独绣为首的激进派则认为林子轩是对保守势力的妥协，新文化以打倒旧文化为目标。不需要妥协，他们反而觉得还不够激进。
于是，在保守派眼中林子轩是激进派，在激进派眼中林子轩是保守派。
不过，也有少数人觉得林子轩的这种观点很新颖，把中国和西方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进行融合，这是一项很有开创性的工作。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这种争论甚至超过了泰戈尔的新闻。
对于林子轩所谓的“第三条路”，各方把林子轩定义为了“妥协派”，就是既不赞同保守派。也不赞同激进派。
对此林子轩颇为无语，他并不是妥协，而是提出了一种可行性的方案。
但保守派和激进派在论战中只看立场，不去管林子轩的观点有没有可行性。就算他们觉得林子轩的说法有点意思，也不会理会。
这就是这个时代思想界的混乱状况，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坚持的是对的。
同时，对他歪曲的攻击也不少。
甚至有人认为林子轩的那首《沁园春》是用来吹捧泰戈尔的，把泰戈尔当作这个时代的风流人物，为此不惜贬低历朝中国的皇帝。
这种不了解事实而随意歪曲的情况也是民国文坛的一种风气。
他们还拿林子轩写通俗小说的事情说事。认为林子轩就是藏身在新文化中的蛀虫。
同样有人用林子轩写外国小说的事情证明林子轩是西方文化的代表。
总之，因为一篇文章，林子轩成了众矢之的。
这里面还有几个原因，以往林子轩虽然名气大，却很少参与论战，就算是论战，也是点到即止，不会有什么倾向性。
这一次，林子轩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还是一种两面不讨好的观点。
很多人终于找到了机会，攻击名人可是成名的捷径，这一点创造社已经证明过了。
以后他们也可以吹嘘，林子轩算什么，还不是被我骂的无话可说。
还有一点就是这里是北平，而林子轩来自上海，地域差异非常重要。
不少北平文坛的文人认为一个上海人跑到北平还敢如此嚣张，不骂你骂谁。
林子轩虽然又写了几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在一片骂声中根本没有人关注他到底要讲什么，大家陷入了一种批判名人的狂欢之中。
他们前一年因为胡拾去了趟故宫，逮到机会痛骂了胡拾。
如今找到了机会痛骂林子轩，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愈发的珍惜，也骂的更为起劲。
林子轩最后也不理会了，还劝阻了新月社的人继续参与论战。
等哥们回到上海，咱们再算账！
没有自己的媒体和使唤的小弟，终究是不如意。
他记下了这些人的名字，准备回到上海后，专门办一份报纸，天天刊登文章骂这些家伙，然后把报纸寄给这些骂人的家伙，不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恶心这些人，出口恶气。
当然，也是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他既然提出了这种主张，就要贯彻下去。
作为文坛的土豪，他不差这点钱。
在这种纷纷扰扰中，时间来到了泰戈尔的生日。
5月8日晚，协和学校大礼堂，名流云集，谈笑皆鸿儒，北平文艺界的中外人士都有出席，可说是一桩文坛盛事。(未完待续。)
第二百二十五章 合影
泰戈尔的生日会由新月社操办，这是新月社成立一年来第一次搞这种大型活动。
新月社一直都是较为松散的组织，包容性比较强，可以容纳各家的观点，比如闻易多就是一位泰戈尔的批判者。
这是徐至摩借鉴英国文坛的模式形成的一个文学交流圈子。
在英国，以弗吉尼亚伍尔芙为首的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同样如此，并非所有成员的观点都一样，那样也没有交流的必要了。
正因为思想观点不同，才能在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来。
坦诚的交流，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他们的宗旨之一。
新月社聚集了一批从欧美留学的精英，有诗人，有文学评论家，还有社会活动家等等，他们以文学为纽带，谈论各种话题，各人的思想大相径庭。
有提倡自由主义的自由派，有像闻易多那种爱国热情高涨的革命派，还有倡导资产阶级政治的改良派，甚至有不少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公子哥。
林子轩在北平的这些天，都是新月社的成员陪同，对他们有所了解。
他觉得这样挺好，没必要弄出一个文学主张来让大家都遵从，不遵从的就开除，他也不想把新月社变成自己的私人地盘。
他不认为自己有权利强制别人接受自己的思想。
就像是这次他提出“第三条路”的主张，不少新月社的成员就不认同，但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坦诚的交流，也可以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
**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这是最为宝贵的东西，应该坚持。
徐至摩对这次泰戈尔的生日会尤为重视，或者说他对泰戈尔尤为尊重，这也让他受到了不少的攻击。他也写文章做了反击。
但正如后世网络上的骂战一样，不会有什么结果。
这次生日会的规格很高，由胡拾作为大会的主持人，梁启朝会给泰戈尔祝寿。北平的名流都接到了邀请，大多数都会到场贺寿。
北平的各家报纸媒体自然不甘落后，不少记者守候在大礼堂的门口，看看来了哪些名人。
如果铺上红毯，很像是后世的颁奖典礼。
在邀请帖子上。预备是晚上八点开始。
徐至摩和不少新月社的成员在招待来宾，大礼堂内张灯结彩，早到的名流在各自闲聊。
林子轩也邀请了沈丛文，让这位湘西青年尽快的融入北平的文化圈子，他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会介绍一下沈丛文，为他引荐。
这几天的时间，不少人都知道林子轩在北大慧眼识人，找到了一位写作天才，据说还是北大的旁听生。
有人觉得林子轩愿意提携新人，是好事。
也有人嘲笑一个旁听生都当宝贝。可见林子轩的眼光不怎么样，浪得虚名。
林子轩并不介意，他也不怕抬高了沈丛文，从而导致沈丛文心生骄纵。
他发现沈丛文或许是因为早早的踏入社会，心性沉稳，恪守本分，有一种乡下人的朴实和内敛，这种品格尤为可贵。
此时林子轩正和胡拾交谈。
胡拾亲眼看到沈丛文递稿子给林子轩，虽然当时林子轩不以为然，但想必这人的稿子真的写得好。否则不会得到林子轩的青睐。
在北大，林子轩找一位旁听生的事情已经传开。
据说为了这个旁听生，林子轩在教室外边站了半个小时，可见是真的看好沈丛文。
其实是林子轩不想打搅讲堂里正在进行的课程。不过传言就是如此，会有各种解读，他也没有必要去解释。
胡拾勉励了沈丛文几句，又和林子轩说起这几日的论战，让他不要放在心上。
北平文坛的论战向来如此，大家一窝蜂的涌上去。各人发表各人的观点，混乱的很，只有等到事情平息后，众人才会回过头整理论战中的内容。
这时候，鲁讯走了进来，作为北平文坛的领军人物，他自然也接到了邀请。
有眼尖的记者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好机会，新文学的三位领军人物难得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这会是一条不错的新闻。
有这种想法的记者还不少，他们簇拥着鲁讯朝着胡拾和林子轩这边走来。
胡拾和鲁讯相识将近七年的时间，在一所学校共事，两人虽然观点不同，但还没有到形同陌路的地步，相反会经常联系。
1924年4月，北大学生李秉仲写了一部章回体小说《边雪鸿泥记》，托鲁讯联系出版，鲁讯就托胡拾帮忙联系商务印书馆。
林子轩前些日子才去拜访过鲁讯，两人的关系尚可。
看到鲁讯走过来，胡拾和林子轩便迎了上去。
三人就在大礼堂的东侧会面了，互相寒暄了几句，鲁讯还笑言林子轩这几日在北平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在这次论战中，胡拾和鲁讯都有发文，他们两人的文章还算公允。
胡拾仍旧是崇尚西方的制度和科学，但觉得青年人学习国学并无坏处，还开出了一个长长的国学书目，分为工具书、思想史和文学史。
林子轩被他的书目给吓到了，共计数百本国学书籍，光是看完就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鲁讯不同意林子轩提出的新文化过激的说法，认为对于旧文化的打击还不够，民众还没有被唤醒，新文学的使命还没有达到。
不过他对林子轩提出的融合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观点有点兴趣，这并不容易，需要真正学贯中西的人才能完成。
鲁讯不认为现在的中国有人能做到，但这种方向值得尝试。
在这场论战中，鲁讯是较为清醒的一个人，虽然也批判了林子轩，却看到了问题的所在。
林子轩不是想反对新文化，相反他支持新文化，他只是在支持新文化的同时，兼顾传统文化不要就此没落。
有记者提议给三人照一张合影，留作纪念。
胡拾和林子轩没有异议，鲁讯想了想，也同意下来，按照年龄，鲁讯站在了中间。
鲁讯比胡拾年长了10岁，而胡拾比林子轩年长了9岁，他们的年纪可以说很有代表性。
三人都穿着长衫，鲁讯居中，虽然个子不高，却很有气势，胡拾站在左边，温文尔雅，林子轩站在右面，年轻俊朗。
随着相机的闪光，这张三人唯一的合影定格在底片上。
从此以后，他们三人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未完待续。)
第二百二十六章 一棵开花的树
这场生日会颇为隆重，到了半夜时分才算结束。
鲁讯回去后写了日记，简短记下了此事。
“晚孙福园来部，即同至中央公园饮茗，逮夕八时往协和学校礼堂观新月社祝泰戈尔氏六十四岁生日演《契特罗》剧本二幕，归已夜半也。”
这场盛会可以说非常成功。
泰戈尔受到了北平文化界的追捧，新月社借势成功，给北平文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特别是演出的诗剧《齐德拉》，得到了众人的交口称赞，林徽茵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无论是扮相还是演技都相当出彩。
林子轩和徐至摩成了陪衬，但也得到了认可。
祝寿活动结束，回到住地，徐至摩还很兴奋，林子轩却已经有了归意。
他坐在书桌前，望着窗外的月光，正是在热闹之后才愈发孤单，繁华过后才倍感凄凉。
林子轩深切的感受到北平不适合他。
这里的空气太压抑和沉闷，政治彩太过浓重，而文化氛围又过于狂热，很容易被各种思想影响，从而失去自己的判断力。
他喜欢上海较为轻松闲适的氛围，众人谈论的大多是金融和娱乐的话题。
上海的言论相对自由，论战也没有这么激烈，到了不讲道理的地步，虽然这里是新文化的发源地，但林子轩一点也不留恋，反而觉得厌倦。
最重要 的是北平不是他的家，在这场盛大的宴会后，他有点归心似箭了。
他铺开稿纸。写了几句话，准备 明天寄给冯程程。
“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期盼。”
这是后世诗人席慕荣写的一首诗，林子轩截取了其中一段。
他和冯程程结婚后，这是第一次分开这么长的时间，他也很久没有给她写诗了。
前些日子在北平四处游览，参与论战，好不热闹，但热闹过后，剩下的只有空虚。
林子轩躺在床上。回想着和冯程程的点点滴滴，一股幸福萦绕心间。
来到北平后，他一直都没有去见陆小蔓，不是怕会发生什么，而是过去的事情就这样过去，要珍惜眼前。
第二天，他把信寄出去，接着去和《世界晚报》的成社我谈了谈。
在林子轩答yng 不会干涉报纸的宗旨和运营，保证报纸的**性后。成社我同意了林子轩的入股，林子轩出资2000银元，成为了《世界晚报》的大股东。
同时，成社我负责万象书局在北平的发行工作。还会创办北平读者喜欢的报纸和杂志。
两人达成了初步意向，具体的事情可以以后慢慢谈。
成社我想要在报业大干一场，以前苦于没有资金。如今有了林子轩这个金主，他的很多想法都可以实现了。
谈妥了这件事。林子轩对北平不再留恋。
1924年5月9日，他来到北平前门火车站。前往天津。
送行的只有三人，徐至摩、林徽茵和沈丛文，既没有记者，也没有粉丝，他像寻常的旅客一样悄悄的离开了这座古老的城市。
火车开动，林子轩望着外边的北平城。
他有种预感，这次离开，以后或许就没有机会再回来了。
天津是他必定要停留的地方，如果他来北方而没有去天津的话，一定会被他的三叔林伯仁责怪，不过他并不准备 在天津久留。
在这个时代，天津是中国第二大商业城市和北方的金融中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天津和北平离得很近，受到北平的影响，颇具政治彩。
不少下野或失意的政治人物大多寓居在天津的租界内，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天津有不少所谓的民间团体，都是政治人物创办，为其摇旗呐喊。
林伯仁在天津市zf任职，负责商业事务，算是一件肥差，林家在天津也有产业。
林子轩来的突然，却也引起了天津文化界的注意，毕竟前几日林子轩在北平引起了一场文化大论战，战火还没有平息。
天津的文坛以旧派文人为主，是保守势力的大本营。
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是《大公报》，这份报纸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发行。
《大公报》前期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经常刊登北洋zf的公文，成为北方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1916年，天津富商王郅笼接手《大公报》，进行全面改革，该报成为皖系军阀的喉舌。
1923年，因王郅笼在日本关中大地震时死在了日本横滨，导致报社陷入资金困境。
林子轩接受了《大公报》的一次专访，再次阐述了他对于东西方文化的主张。
虽然《大公报》出现了资金问题，但林子轩没有收购的打算。
这家报纸的背景较为复杂，有政治人物牵涉其中，也就是所谓的安福系，幕后的老板是皖系军阀段祺睿。
他在天津呆了两天，和天津文化界的人物见了面，同时得到了一个消息。
江苏军阀齐燮员与浙江军阀卢永翔要准备 打仗了，而主战场就是上海。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商埠，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财税收入十分可观，每月仅大烟的收入就能养活三个师的兵力，为各方势力所垂涎。
以前为了争夺上海的控制 权，江苏军阀和浙江军阀也曾有过摩擦，但都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平息下来。
这一次据说要来真的，这是直系军阀对皖系军阀的一次总攻。
消息传的沸沸扬扬，林子轩更为担心，连夜坐火车返回上海。
他其实知道 就算是军阀混战，军队也不会贸然进攻租界，那将会挑起和西方国家的战争，所以在租界内应该是安全的，但战争谁也说不准。
5月13日，林子轩抵达上海，回到林家。
这时候，他从北平邮寄的那封信才刚刚送到林家，冯程程拆开了信件，看到了那首小诗。
她还没有念完，便听到外边响起了嘈杂声，林子轩的声音传了过来。
不一会的工夫，林子轩就出现在她的面前，两人四目相对，情思摇曳。未完待续。
一下“民国大文豪”第一时间免费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