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一章 不合时宜的思想
《1984》想要出版还需要一段时间，林子轩准备先出版一套苏俄丛书。
这套苏俄丛书以扎米亚京的小说为主，也包括其他俄国作家的作品，比如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等人的小说和诗歌。
较为全面的展现俄国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文学作品，让中国读者更为深入的了解苏联。
其中主推的就是扎米亚京的《我们》，林子轩为《我们》的中文版写了序言。
他以为在中国有太多赞颂苏俄的报道，导致中国青年不能正确的认识苏联国内的真实状况，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要泼一盆冷水，让青年从狂热中清醒过来。
苏联并非是一个理想的国度。
他用高尔基作为例子。
由于高尔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中国青年往往把高尔基作为苏联革命文学的代表，他们以为高尔基是苏联革命的坚定拥护者。
其实，那只是苏联的宣传而已。
高尔基的确拥护苏联革命，但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他看到了革命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于是，他在《新生活报》上对十月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径进行了鞭挞和批判。
“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心理参与的俄国式的暴动，是小市民动物性的大释放，下一步它将会转向黑暗的君主制，那一天为时不远了。”
“布尔什维克断送了、淘空了、毁坏了祖国，把俄国作为一个疯狂的大试验场，把人民变成他们革命梦想的试验品。”
“你们谩骂吧，但我就是如此思考的，我从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你们主义的附庸。”
这些发表在《新生活报》上的文章结集出版，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
这本书在苏联被禁了70年，直到1988年才得以重新出版。
这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高尔基。
如果不是因为他在文坛的地位，以及和列宁的友谊，恐怕早就被驱逐出境了。
列宁对高尔基很爱护，每次莫斯科布置大逮捕行动时。列宁都会把高尔基打发到外地去，免得高尔基在莫斯科闹事，弄得大家不好收场。
1921年，不满意苏联的高尔基又一次离国出走。苏联对外宣称高尔基是到国外养病。
高尔基先在德国，后来长住意大利，这一住就是七年时间。
列宁去世后的1924年，高尔基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我不回俄国，我觉得我在俄国扮演了四面树敌的角色。”
这可以说是高尔基人生的分水岭。
如果他在国外继续坚持他的维护正义、伸张人性、抗议强权的立场。仍不失为一位有良知的文学家，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悲剧。
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写的那样，高尔基性格上较为软弱。
高尔基在意大利过的并不好，由于曾经支持苏联革命，他处在被监视的状态，他的厨师就是意大利警察局派的人。
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转变立场，表达出想要回国的意愿。
高尔基在苏俄国内和国际文学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连斯大林都承认无法估量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影响和作用。
斯大林需要高尔基来为自己增添政治砝码，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
1928年，苏联人民委员会高度赞扬高尔基做出的贡献，称他是“十月革命的坚决捍卫者”，在苏联全国举办各种纪念活动。
以最高规格欢迎高尔基回到苏联。
回到国内的高尔基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他住在斯大林住所附近的别墅内。
在他的日记和私下里的信件中，称呼斯大林为“主人”，在文章里极力的赞颂斯大林。
“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而苏联的无产阶级是幸福的，因为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在逻辑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称第二伊里奇的人。”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林子轩不去管以后的高尔基怎么样。在1926年，高尔基还在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也可能正在观望苏联国内的局势，等待时机。
不管怎么说。高尔基写过那本《不合时宜的思想》，这就够了。
由于没有得到高尔基的授权，万象书局不能出版这本书籍，在苏联都是**，只能从一些西方国家的报道中看到大概的内容。
西方国家对于高尔基的言论非常关注，想要找到并不困难。
于是。林子轩采用“引用”的方式阐述了高尔基的观点，在文章中大篇幅的提及高尔基对十月革命的看法。
让中国读者知道在苏联国内并不是所有人都歌颂苏联，也有清醒的人看到其中的问题。
这套苏俄丛书的出版也算是“不合时宜”，但正因为不合时宜，才更有价值。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有光明就有黑暗，一味的歌颂，或者一味的批判都不够全面，想要认清楚这个世界就不能只看一面。
林子轩要做的就是把阴影的那一面展示给人看，因为有太多人关注光明了。
和扎米亚京的预想不同，这套丛书和林子轩的序言一经出版，便热销起来。
扎米亚京低估了中国读者对于苏联的兴趣。
刚好，胡拾引起的讨论余热未消，中国读者对苏联的热情未减，他们虽然不能亲自到苏联看看，却能从书籍中寻找答案。
还有一个原因是苏联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并不多见。
大多数读者都是通过报纸和中国学者的游记来了解苏联的情况，包括一些零散的翻译作品，这是因为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上海租界当局都严禁苏俄书籍的出版。
林子轩的这套书籍之所以能够出版是因为书籍的内容并非是赞颂苏联。
在读者看来，这套书籍和他们以往看到的不同。
他们以往看到的都是歌颂十月革命的报道，让他们热血沸腾，这套书籍则大多是冷静的批判，描述了革命中发生的诸多问题。
他们还从中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高尔基。
连高尔基都跑到国外去了，那这个苏联好像真的有问题。
同样的，这套书籍受到了不少人的抨击，他们认为这些作者都是苏俄的反叛分子，自然会说苏联的坏话，而高尔基只是到国外疗养。
但高尔基的确批判过苏联，发表过那些不合时宜的言论。
于是，一场有关高尔基有没有批判过苏联的话题在中国争论开来。(未完待续。)
第三百三十二章 千古大案
这次的争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是口舌之争。
林子轩拿出西方媒体对高尔基的报道，他们会认为这是西方媒体对高尔基的诬陷。
即便林子轩找到苏联的学者证明高尔基的确写过攻击十月革命的文章，也不会被当成证据，或许会说是林子轩找来的托。
而且，高尔基在苏联表文章的报纸和籍早已被禁掉，根本找不到。
除非是高尔基本人站出来承认他写过那本不合时宜的思想，恐怕那些人才会相信，当然也可能说这个高尔基是冒充的。
反正只要想反驳，总能找出无数个理由来，所以说，这是一次无谓的争论。
然而，让林子轩没想到的是，在中国的争论却对苏联产生了影响。
苏联在中国投入不小，又是投资广州国民政府，又是支持冯羽祥，自然对于中国国内的情况非常关注。
苏联人注意到了中国知识界关于高尔基的争论，并汇报给国内。
斯大林觉得不能放任高尔基继续待在国外了，万一高尔基乱说什么，对苏联在中国的事业会造成极大破坏，甚至会在国际上产生严重影响。
于是，他派人和高尔基接触，想让高尔基到苏联，加以控制。
林子轩的行为无意中加了高尔基返苏联的时间。一看
7月份，宋家三小姐从广州归来，带不少礼物，看得出她在广州的日子过的很不错。
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对于那位蒋先生的考察应该是结束了。
答案不言而喻，从她的脸上便能看的出来，至少两人应该有了默契。
这一年，蒋先生年届四十，家里有原配夫人，有两个儿子，有两个小妾。
宋小姐不到三十岁。尚未出阁，美国留学归来，精通数国语言。
婚姻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甚至是多个家族的事情。
蒋先生根基未稳，需要继承孙仲山留下的政治遗产，宋家和孙仲山的关系谁都清楚，而宋家也需要蒋先生巩固地位。
这是合作双赢的局面。
只要宋家三小姐同意，蒋先生没有不同意的道理。前提是蒋先生和原配离婚，舍掉小妾。
因为蒋先生是浙江奉化人，所以这件离婚官司的断案人是浙江奉化县的县长徐至圭。
有一天，徐至圭的同学来看他，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神神秘秘的给同学看。
那同学一看，原来是蒋先生和原配夫人的离婚协议。
徐至圭开玩笑的说：“本老爷三生有幸，办此千古大案。”
那同学也有趣，接茬道:“贵老爷若是在这份文上批‘不准’两字，必定名扬千古。”
这只是两人私下的玩笑话，徐至圭不会不识趣。
蒋先生在申报上刊登了离婚启示：“毛氏妻。早已仳离；姚陈二氏，本无契约。”
林子轩知道这位宋家三小姐向来不甘于平庸，这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
1926年7月9日，那位蒋先生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从而揭开了这场统一中国的战争。
此时，吴佩浮部占据两湖、河南京汉路沿线，兵力号称二十万。
孙传方部由闽、浙、苏、皖、赣军阀组成，号称“五省联军”，兵力亦约二十万。
奉系军阀张座霖统领北平政府，盘踞京、津、直隶、热河及东北三省，兵力约四十万。
身在山东的张宗倡也有十余万兵力。
北洋军阀的总兵力将近百万。而广州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只有十几万兵力。
可谓是实力悬殊，国民革命军的优势是这些军阀并不齐心，还有百姓对国家统一的渴望。
林子轩询问了宋子闻的情况。
得知宋子闻因为北伐需要筹措资金，较为忙碌。短期内不会来上海了。
他觉得坑美国人的事情还是当面和宋子闻谈比较好，便暂时放下了这件事，等到北伐局势稳定下来之后再说。
这时候，从英国寄过来一个包裹，里面是国际笔会的会员证件。
林子轩正式成为国际笔会的一名成员，印度的泰戈尔和苏联的高尔基都是笔会的成员。
有了这个身份。他能够在国内成立中国笔会中心，相当于国际笔会的分会。
有了分会，就可以通过分会和世界各国的著名作家建立联系，互相交流。
按照国际笔会的章程，一个分会，至少要有2o名以上具有一定成就的、“在文学创作的某一特殊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只要承认“国际笔会宪章”上所规定的精神并承担它所规定的义务，就可以成立一个“中心”，即分会。
这个分会还需要向国际笔会申请，只要多数票通过，就能成为国际笔会的分会。
民国时期，中国的文学家太多了，短短时间内涌现了一批杰出的作家，可以说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但因为种种原因，并不被外界所知。
主要是作品翻译的问题，还有远东地区的国家不被重视的原因。
美国在1922年便成立了笔会中心，总部设在纽约。
笔会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确保会员的创作自由与权利；召开研讨会、读会，使会员有机会交流经验；制定创作、翻译、出版计划；设立各种奖金和基金。
这和林子轩一直在做的事情区别不大，只是有了笔会中心更为规范化。
可以把中国的文学传播出去，也会介绍国外最新的文学趋势，设立中国的文学奖项等等。
他把这件事写信寄给了他认为有资格的中国作家，总要先凑够2o个人再说。
包括蔡元赔、胡拾、鲁讯和徐至摩等人。
没想到这件事就此传开，不少文人觉得这是一个和国际文坛接轨的好机会，只要加入这个笔会就能和国际著名作家交流。
一时间，成立中国笔会中心的事情在中国文学圈子里闹得沸沸扬扬。
很多人写信给林子轩要求加入。
但成为笔会的会员有严格要求，作家至少要有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品，不是说表两篇文章就是作家了，还要经过国际笔会的认可，不是谁都能加入。
也有人认为林子轩是哗众取宠，国际笔会是西方人玩的游戏，中国作家去了也没有地位。
对这种人林子轩直接无视了，连敢于去尝试的勇气都没有，哪有资格进行评判。
在林子轩出的信件中，有人同意了，有人拒绝了。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自从林子轩开始批判苏联之后，他就被划归到了不同的阵营，另一个阵营的作家自然不会接受他的邀请。(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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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三十三章 不仅仅是文学
林子轩给二十位国内著名的作家写信，各人的态度很有意思。看
蔡元赔极力赞成，认为参加这类国际组织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让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互相交流。
他在成为北大校长期间，就不断的邀请国外著名学者到北大讲学。
目的正是为了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展。
国际笔会的会员并非一定要是正统的作家，不仅包括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和诗人，还包括文学评论家、翻译家、记者和编辑等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员。
当然，要是在这个行业具有突出才华的人才可以加入。
蔡元赔从事学术研究，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自然有资格成为会员。
最重要的是蔡元赔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太高了，可以说是德高望重，就算是胡拾和鲁讯在他面前都要矮半头。
林子轩同样有影响力，在国内文坛风头正盛，不过他仍旧是小字辈。
见到梁启朝和蔡元赔这样的前辈，也要毕恭毕敬，这和你的地位无关，这是中国的传统。
在学术上大家可以争论，比如在红学上，胡拾和林子轩就批驳了蔡元赔，这很正常。
但在礼节和尊重上不能荒废，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蔡元赔不仅是北大的校长，他还是多家大学的名誉校长，在教育界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如果中国笔会中心成立，那会长的位置一定是蔡元赔的，只有在蔡元赔谦让之后，才轮得到胡拾等人，接下来才是林子轩。
周氏兄弟的态度并不相同。
周作仁答应下来，以为如此能提高中国新文学的水准。
自五四以来，新文学便走了两条路。
一条路是模仿和借鉴外国文学，周作仁的小品文中就有日本文学的影子，他把日本文学中“物哀”和“幽玄”的美学原则挥的恰到好处。
徐至摩的诗歌受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有模仿雪莱和济慈的痕迹。
文学说起来就是从前人的作品中吸收精华。形成自己的东西，所以借鉴国外文学的写作方式并没有什么。
另一条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鲁讯的小说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他走出了一条新文学的道路，通过描写农村和农民展现了这个时代中国社会的风貌。
沈丛文同样如此。和鲁讯不同的是他对农民怀着热爱和怜悯，而不是愤怒和批判。
鲁讯这个时候接到了厦门大学的聘，准备带着许广评离开北平，前往厦门。
他婉拒了林子轩的邀请，认为自己才能不足。恐怕无法胜任。
这是他谦虚了，鲁讯的小说集彷徨即将出版，其中的小说在报纸上大多表过，在中国文坛，他算是一流的作家了。
或许是对林子轩的不放心，或许是对国际笔会这个西方组织的警惕。
鲁讯拒绝加入中国笔会中心。
在广州，创造社的创始人们同样面临选择。
1926年3月，郭沫偌和郁达浮一起前往广州，进入国立广东大学教，后来郭沫偌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做宣传工作，郁达浮仍旧在大学教。
郁达浮没有问题，同意加入，郭沫偌则陷入挣扎之中。
他没想到林子轩会给他出邀请，这件事在中国文学圈子里已经人尽皆知了，很多人争抢着想要加入，机会难得。
国际笔会是一个国际性的作家组织，加入其中就能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但他这个时期已经信奉了马克思主义，正在积极的申请加入组织，处于被组织考察的阶段。要不要加入笔会需要慎重考虑。
最后他请示了组织，组织经过思量，批准了郭沫偌加入中国笔会中心的请求。
组织认为这样有利于在中国笔会中心有自己的声音，这个笔会中心不能被资产阶级自由派作家垄断。要在国际上展现自己的能量。
就这样，创造社的成员加入了进来。
相对于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较为复杂，根据各人的政治倾向不同，分成不同的小团体，有人想要自由自在。有人则热衷于社会活动。
林子轩邀请了郑震铎和沈燕冰等人。
在林子轩的心目中，中国笔会中心不是他的自留地和后花园，而是一个能够真正反映这个时代中国作家群体的组织，能够全面的展现中国文学的面貌。
所以，他在出邀请的时候，只看写作才华，不看政治倾向。
由于对苏联的批判，他和文学研究会的不少成员都有过颇为激烈的骂战。
郑震铎愿意加入，沈燕冰则拒绝了。
在北平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极力支持林子轩，徐至摩和闻易多都在其中。
在女作家方面，林子轩邀请了刚刚从英国国的冰欣和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浙。
在新文学的作家群体中，冰欣成名较早，在1919年便开始表文章。
不过陈衡浙更厉害。
1917年，她在美国用白话文创作了第一篇小说一日，反映了美国女子大学新生在一天中的生活，表在留美学生季报上。
不少评论家认为这是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比鲁讯1918年表的狂人日记还要早。
当然，她的小说在意义上没办法和狂人日记相比。
所以，中国文学评论界还是把鲁讯的狂人日记当作中国的第一篇白话小说。
陈衡浙的才华不仅在小说上，更在学术上，她写过文艺复兴史和西洋史等著作。
1943年，她见到了后来的周总理。
周总理非常恭敬和热情的说：陈先生，我是你的学生，听过你的课，读过你的。
可见她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
偌大的中国文坛，想要凑出2o个著名作家实在是太容易了，就算有人拒绝，也能找到替补，有好多人都想要加入。
林子轩做出说明，这只是第一批。
等到国际笔会认可了中国笔会中心，还会招收更多会员，大家都有机会。
接下来的工作是整理这二十人的个人资料和作品，翻译成英文交给国际笔会审核，通过之后会在下一次国际笔会的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
林子轩觉得问题不大。
国际笔会应该是想扩大自身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否则不会邀请他加入。
这些琐事不需要林子轩亲自做，手下的人会准备好一切，他要考虑的是要不要在中国设立一个文学奖项，每年搞一次文学作品的评选。
就像是后世的鲁讯文学奖和矛盾文学奖一样。(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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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三十四章 又火了一把
对于文学奖，林子轩想了想，若是叫做林子轩文学奖，会不会太嚣张。
还是算了，无论是诺贝尔文学奖还是鲁讯文学奖都是这些人过世后成立的奖项。
你还好好的活着就这么做，难免会被认为是沽名钓誉。
林子轩不想落人口实，但也不想就这么放弃为中国文学界第一个奖项起名的权利。
他准备叫做“万象文学奖”，寓意文学创作没有极限，包罗万象的意思。
文学奖的奖金由万象书局赞助，同时也能宣传万象书局，一举多得的事情。
暂时分为小说奖、诗歌奖和其他类的奖项，每个奖项评选出三名获奖者，还要设立一个年度最高奖和新人奖。
第一名奖金二万元，第二名奖金一万元，第三名则是五千元。
有了奖金可以极大的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让更多新人作家参与其中，改善他们的写作环境，让有才华的新人作家尽快的出头。
比如像萧虹这样经历坎坷的作家，只要获奖，就能得到一笔不菲的奖金，改善生活。
为了评选的公平性，奖项的评选由中国笔会中心负责，每年一次。
笔会中心会选出十名评委对一年来出版的文学作品进行甄选，采取不记名投票。
林子轩想把这个奖项办的相对正规一些，尽量以文学作品的质量评定，减少人情票。
在中国社会，讲究人情关系，在评奖上往往会有所倾向，所以总是被质疑。
当然，就算是诺贝尔文学奖都不能杜绝人情票，他们会倾向于瑞典本土作家，或者欧洲作家，对于亚洲作家的关注度较少。
林子轩把万象文学奖的章程发给那二十名愿意加入笔会的作家，进行讨论。
这些人基本上代表这个时代中国文坛的主要力量。
综合众人的意见之后再刊发到报纸上。无论国际笔会是否同意中国笔会中心，这个奖项一定会继续办下去。
反馈回来的意见很多，让林子轩觉得自己的想法实在是太片面了。
比如新文学和旧文学的问题。
中国文坛新旧文学的争论还在继续，鸳鸯蝴蝶派的旧文学作品也要参与评选么？
张痕水的《春明外史》轰动北平。家喻户晓，但被新文学作家认为是鸳鸯蝴蝶派小说，林子轩写的《京华烟云》同样面临这种情况。
如何界定新旧文学作品，要不要对旧文学作品一视同仁，各人意见不一。
从五四开始。双方争论了五六年，仍然没有结束。
林子轩一向不赞成把文学分成新旧两种，旧文学中也有精品，他的意见是一视同仁。
但这件事显然得不到倾向于进步的新文学作家的认可。
他们对旧文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文学奖项应该是新文学的奖项，新文学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未来。
还有小说篇幅的问题，这个时代的长篇小说一般采取在报纸上连载的方式。
有些小说可能要一两年才能完本，长的甚至要五六年。
那么，参与评选的小说是需要完结出版，还是连载的时候也可以参与评选。
在文学界。有各种不同的文学主张，比如分为乡土文学和革命文学，在诗歌上也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还有商业化的写作方式。
上海地区的文学和北方文学的不同，文学的地域化会影响到评委的评判。
如何保证评选的公正性等等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坛的现状比想象中更为复杂。
林子轩清楚没有绝对公平的评选，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刚开始肯定会出现问题，可以慢慢的完善，逐渐把这个奖项办成一个权威性的文学奖。
八月初。林晓玲终于回到了上海。
她之所以这么晚，是因为要把《乱世佳人》的电影拷贝带回来。
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投入巨资拍摄了有声彩色电影《乱世佳人》，由好莱坞影星范朋克和克劳黛考尔白联袂演出，在美国引起了轰动。
《乱世佳人》这本小说在美国有广泛的读者基础。
加上派拉蒙公司的大力宣传和影片精良的制作水准。获得观众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
从而票房大卖，甚至有打破美国电影票房记录的趋势，被认为是战争片的经典之作。
这个时期美国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美国人民不差钱。
只是，这些票房和林子轩无关。
当初是把小说拍摄版权卖给了派拉蒙，在好莱坞。大电影公司不会允许编剧或者原著作者获得电影票房的分成，都是一口价买断。
不过林子轩不是一无所获，电影的大卖带动了书籍的热销。
不少观众看了电影之后又去看原著，导致林子轩顺带着火了一把。
不仅是在美国，欧洲其他国家也放映《乱世佳人》。
欧洲媒体介绍电影的时候都要介绍原著作者，林子轩的名字被经常提及。
当然，记者们关注的是电影明星，林子轩只是一笔带过，有些报纸甚至认为林子轩是美国人，或者把他的名字写错。
但也有专业和负责的媒体，详细介绍了林子轩的作品。
好莱坞电影已经有了向全世界倾销的趋势，《乱世佳人》在欧洲受到热烈欢迎。
这种投资数百万的大制作在这个年代并不多见，而且还是彩色有声电影，就好像是后世的《泰坦尼克号》一样，横扫整个欧洲。
林子轩在英国的知名度最高，《蝇王》的热潮刚过，《乱世佳人》再度来袭。
英国和美国都是英语系国家，对这部电影毫无抵抗力。
就这样，林子轩的名字跟着电影在欧洲各国游逛了一圈，混了个脸熟。
这时候，胡拾就在伦敦，到影院观看了《乱世佳人》，受到不小的震动。
一个是美国电影的拍摄技术，另一个就是林子轩在西方的影响力，英国学者在交谈中提到中国，往往会提到林子轩。
他们认为林子轩就是中国文化界的代表。
等胡拾数日后到了法国，发现法国的情况差不多。
不少中国留学生都以林子轩为骄傲，他们可以告诉法国人，这部你们喜欢看的电影的原著作者是中国人。
这和林子轩上次在法国给留学生捐了一笔钱也有关系。
对此胡拾颇为感慨，什么时候中国电影也能有这种影响力就好了。
或许还是要靠林子轩才行，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胡拾对那位学弟愈发的刮目相看。(未完待续。)
第三百三十五章 有公足壮海军威
因为是乱世佳人原著作者的关系，林子轩从派拉蒙电影公司获得了这部电影在中国的放映权，林晓玲亲自把电影拷贝带来。
这样可以缩短和美国国内映时间的差距。
虽然价格不菲，但林晓玲在美国看过电影，非常震撼，认为绝对是物所值。
林子轩召集明星电影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包括郑证秋和洪慎等导演，演员和技术人员，以及像是周瘦绢这样的电影爱好者。
一起在影院先睹为快。
这既是员工福利，也是为了让他们看看美国的大片，学习一番。
在中国电影圈，投资十万元就是大制作了，这部乱世佳人投资上百万美元。
虽然有美国明星高额的片酬因素，但一分钱一分货，要看看美国人把钱花到了什么地方。
电影的内容大家都很熟悉，毕竟是林子轩写中国也有中文版的乱世佳人。
大幕拉开，放映开始。
一幅幅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历史画卷展现在众人面前。
林子轩一边看一边作比较，他脑海里还有一版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
不愧是大电影公司的精良制作，无论是道具还是场景都相当逼真，没有糊弄观众的地方。
最为震憾的还是宏大的战争场面，光是群众演员就需要上千人，在这个没有电脑特技的时代，拍摄难度可想而知。
两位演员的演技可圈可点，配角也各有特色，称得上是一部经典之作。
电影采用彩色胶片拍摄，增强了画面的可观赏性，让观众有更为真实的感觉。
林子轩觉得中国电影也要进入彩色时代了，否则和好莱坞电影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三个小时的放映结束，明星电影公司内部的人员颇为沉默。
他们在中国电影圈或许是顶尖人才，但和好莱坞电影圈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周瘦绢是林子轩特意邀请来的。
作为申报的编辑。周瘦绢算是职业影评人，写的影评对上海的观众有很大影响力。
他看了电影后感慨不已，原本以为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差距不大，但看了乱世佳人才现美国电影和中国电影的根本区别。
那就是格局太小。至少在中国就拍摄不出那么宏大的战争场面。
林子轩认同这个说法，中国的电影市场的确太小了。
要是投资上百万拍摄一部电影，根本收不成本，现在中国最卖座的电影还是大闹天宫，只有不到三十万的票房。这还是持续放映的结果。
在美国，全国各地都有电影院，观众进影院看电影成了习惯。
一部好电影收获数百万票房是正常现象，加上海外的票房，赚钱不成问题。
没有大投资就没有大场面，也就没有大制作，和美国电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林子轩感觉从乱世佳人开始，美国电影将会迎来一个大片时代。
所谓大片，就是大投资、大制作、大导演、大明星、大场面的现象级大电影。
在后世，中国的大片时代是从那部英雄开始的。虽然对电影剧情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它开启了国产大片的先河。
作为穿越者，看了乱世佳人，林子轩也想拍摄一部国产大片。
在这个没有电脑特技的时代，拍摄英雄类的武侠片不太靠谱，仙侠类的更不行了，不如拍摄场面宏大的战争片。
明星电影公司的人员还在讨论不休，这部电影对中国电影行业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林子轩召集主要人员开会，讨论拍摄中国式大片的可行性。
他想到了几个题材。一个是中日甲午海战。
这个生在1894年的清政府和日本之间的海战对中国意义深远，此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还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从而让中国的有识之士清醒过来，原来以前的近邻日本已经那么强大了。
林子轩在后世看过一部讲述这场海战的电影。
记忆最深的画面就是邓世昌指挥军舰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最终全舰官兵壮烈殉国。
如果在这个时代拍摄甲午海战，一定能够激起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恨意。
另一个题材是八国联军攻陷京城，这里也有大场面。
可以展现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暴行，激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爱国情怀。
但很难找到那么多的外国人愿意出演，只能让中国人假扮外国人。
第三个题材是辛亥革命。这是中国人推翻数千年的帝制皇朝，建立民国的大事件。
这部电影配合眼下的北伐战争，比较应景。
唯一的问题是不少当事人还活着，拍摄的时候恐怕会很麻烦。
林子轩提出这三个题材，供大家讨论，要是谁有其他好的想法也可以说出来。
对于拍摄中国式大片，明星电影公司的高层非常亢奋，他们受到乱世佳人的激，自然有和美国电影公司一较高下的心思。
他们相信，只要有投资，他们也能拍摄出中国的大片。
八国联军的题材先被否决了，这件事生在北平，还有火烧圆明园的场景，不好复制。
对于甲午海战和辛亥革命，大家意见不一。
甲午海战的难点是需要在水上拍摄，至少要有一艘军舰，就算不是军舰，也要有一艘大船做做样子，这种大场面在如今的上海可不好拍摄。
由于北伐战争打响，黄埔江上停靠着不少艘外**舰。
你要是突然搞一艘军舰出来，容易引起误会，还要向租界当局报备。
辛亥革命的难度相对小一点，不过牵涉到还活着的人，不少都是广州国民政府的要员，一旦电影中有丑化某个人的情节，容易引起争议。
这就是在中国拍摄电影的难处。
顾及这个，考虑那个，最终拍摄出一部让各方满意，唯独观众不满意的电影。
林子轩想了想，暂时放下了辛亥革命这个题材，等过两年再说。
他的本意也是想拍摄甲午海战，这是近代中日第一次大规模战争。
他要借助这部电影揭露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通过丁汝昌和邓世昌等人来展现中国人永不屈服，奋战到底的决心。
邓世昌死后，光绪曾经写过两句话：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林子轩预备投资二十万拍摄甲午风云，再现三十年前那场悲壮的海上战争。
这将是他和日本人的又一次交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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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三十六章 隐藏起来的剧情
作为电影公司的老板，林子轩做出了决定，这件事就算定下了。
众人都很兴奋，一部电影投资20万，这绝对是中国电影行业的一项记录了。
20万大洋在军阀手中不算什么，在外国洋行也就那么回事。
1923年，汇丰银行在上海建一座办公楼花了一千万两白银，可见其财大气粗。
但相比较这个时代百姓的生活，这个数目就太大了。
上海普通工人的月薪平均不到30块钱，一名工人一辈子都挣不到20万银元。
在中国的电影行业，一部默片的投资不过数千块，有声电影大多是上万块，一部电影投资超过五万的都很少，也只有明星电影公司敢于尝试。
这个消息传出去肯定会引起轰动。
林子轩很清楚中国电影的现状。
20万拍摄一部电影，他会被人认为疯掉了，或者被人认为是败家子。
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噱头。
反正他只是号称投资20万，到时候钱没花完，还是在他的口袋里。
他是被《乱世佳人》刺激到了，想尝试拍摄中国式的大片，中国演员的片酬并不高，可以花费巨资拍摄海战的场面，制作一部大型的战争史诗电影。
这将是中国电影的一个标杆。
而且，他还能通过这部电影展现日本对中国侵略的野心，就算是不赚钱，也值得。
剧本的创作自然由林子轩负责，不过他只会写一个大纲。
在后世那部《甲午大海战》中是以邓世昌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了中国海军创建的过程。
1877年，一批少年学子怀着强国之梦登上海轮远赴英国，进入皇家海军学院。
在那里他们登上了最新式的军舰，学习到最先进的知识，并亲自驾驶着清政府用重金购买的铁甲巨舰驶回祖国。
在那里同样有一批日本留学生，带着强国之志。同样驾着日本政府购买的军舰向遥远的东方驶去，年轻的日本天皇正等待着他们。
两个国家的较量就从这里开始。
清政府腐朽不堪，光绪虽然想变法图强，但掌权的却是慈禧。变法失败。
日本天皇推行明治维新，建立君主立宪，让日本强大起来。
侵略扩张的野心终于使日本发动了战争，是为甲午战争，日军大举入侵中国。并在旅顺进行了灭绝全城的大屠杀。
而此时的北京颐和园里却是一片欢歌，慈禧太后的六十寿典进行得如火如荼。
具体的故事情节由公司的编剧负责，还要查阅不少的史料记载。
林子轩在乎的不是故事情节，也不是激烈的海战，或者民族英雄邓世昌，他要在电影中通过日本天皇说出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不足，想要壮大自己就必须侵略邻国。
这就是甲午海战，以及日后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
很简单的道理，可惜很多人看不明白。特别是那些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留学生，认为日本是友好邻邦，不会侵略中国。
或者说他们心里不愿意相信这一点。
林子轩想用这部电影提醒中国人，一个强大的日本看着衰弱的中国，它会不动心么？
当然，他不会把这段剧情写进剧本，而是要放到最后再加进去，他不想日本人从中阻挠。
可以预见，只要明星电影公司公布了拍摄《甲午风云》的计划，就会引起日本人的高度关注。用各种手段阻止电影的拍摄。
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剧本不可避免的会外泄，日本的间谍机构甚至会渗透进公司内部。
日本在中国的间谍活动早已有之。
1914年，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在上海设立日本第一家在华通讯社东方通讯社。
这家通讯社名义上是日本民间人士所创建。其实是日本负责搜集中国情报的机构。
宗方小太郎于1884年来到中国，以汉口乐善堂药铺为基地，历游北方九省，收集情报。
1890年，他协助荒尾精在上海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任学生监督。同时受日本海军省委托，在华从事情报工作。
甲午战争时充任日军翻译，冒死潜入威海卫军港侦察中国海军情报。
并在暴露行踪后成功脱逃，立功甚伟，为此得到过日本天皇的破格接见。
如果林子轩把不利于日本的剧情写在剧本上，日本人一定会竭尽全力的阻止电影的拍摄，甚至不惜采用暴力手段，所以他才暂时放在脑子里。
他会公布一份不那么激烈的剧本，故事内容在日本人能够接受的范围。
在中国，拍摄中国的历史，讴歌中国的民族英雄，这怎么都说的过去，日本人不好阻止。
但真正拍摄的时候就不一定按照剧本来了。
比如说旅顺大屠杀，日本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做了周密的部署。
1894年6月，日本陆军省偕海军省联合颁令，严禁本国所有报刊登载军事新闻，以免泄漏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企图。
旅顺大屠杀之后，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先后被日本人收买，不发送相关的消息。
只有英国的《泰晤士报》和美国的《世界报》刊发了少量新闻。
林子轩要把这段暴行在电影上呈现出现，需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但只要能让中国人看到日本人的真面目，就足够了。
他找到郑证秋和洪慎两人，说了自己的想法。
他的意图没办法瞒过导演，还需要导演来执行，先拍摄电影的其他部分，旅顺大屠杀和日本天皇演讲的镜头要找信得过的人秘密拍摄。
他们需要商量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
等到电影上映之后，日本人再闹也晚了。
听了林子轩的话，郑证秋和洪慎严肃起来，他们意识到这部电影不是单纯的海战，也不是为了赞颂民族英雄，而是为了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
林子轩和两人相交多年，知道他们都有爱国之情，值得信赖。
郑证秋认为那就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拍摄两部电影，一部用来应付日本人，一部用来最终放映。
他在明，拍摄海战的部分；洪慎在暗，拍摄旅顺大屠杀的场景。
用郑证秋来吸引日本人的注意力，确保洪慎的拍摄不受到影响。
三人商议良久，制订了一套策略，调动公司的一切资源保证影片的顺利进行。
事后，林子轩颇为感慨，拍摄电影搞得像是谍战片一样，这就是此时的中国啊。
既然要闹，那就闹得人尽皆知吧。
第二日，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投资20万拍摄甲午海战的消息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未完待续。)
第三百三十七章 做戏做全套
在各家媒体的报道中，都用了“中国式大片”的词语，把甲午海战定义为中国大片。
上海明星电影公司之所以拍摄甲午海战，是想和西方大片争锋。
这将是中西方电影行业的一次较量。
这是林子轩定下的宣传基调，让读者觉得这就是一部电影，和其他无关。
此时《乱世佳人》正在上海的戏院热映，中国观众看到美国大片的魅力，纷纷赞叹不已。
报纸上同样是对《乱世佳人》的好评，三个小时的超长放映时间，票价高达五元一张，还是挡不住观众的热情。
中国电影的片长一般只有六十分钟，最多不超过九十分钟，票价不过一元左右。
这就是差距啊！
林子轩仅仅是在上海放映《乱世佳人》就能有几十万的收入。
只能说上海不愧是中国的金融中心，有钱人实在是太多了，这些有钱人往往倾向于西方文化，追求时尚。
如果在北平和天津就不会有这种效果。
看了美国大片，报纸上有人就在感叹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能够有自己的大片。
林子轩给出了答案。
这个消息真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各方反响强烈。
热爱电影的人强烈支持，中国自己的战争大片，想想都激动不已。
保守的人认为是瞎胡闹，有20万做什么不好，用来拍电影，太败家了。
还有电影行业的专业人士分析拍摄甲午海战的可行性，以中国目前的拍摄技术能不能真实的再现当时的场景。
不管怎么样，通过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三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又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
为此，林子轩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邀请上海的新闻媒体前来。
这就是明修栈道，把事情闹大，让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来误导日本人。
这样也能宣传电影，到时候就不怕没人来看了，光是噱头就能吸引各方的眼球。
中国投资规模最大的电影，第一次全景式展现海上战争。和美国大片一决雌雄，为中国电影行业的荣誉而战……
发布会现场不仅来了新闻媒体，还有其他电影公司的从业人员。
这部电影在中国电影行业内部引起的反响更大。
那些电影公司从中看到了和明星电影公司之间的差距，当他们还在为投资上万元的电影而努力的时候，人家都要投资20万拍摄大片了。
双方已经不在一个档次上玩了。这实在是太让人伤心了。
在林子轩成立全国电影协会之后，大多数电影公司加入进来，只有极少数电影公司仍在负隅顽抗，这些公司的电影不在上海放映，而是转移到了北方市场。
比如天津和汉口等地，那里的戏院虽少，却还有生存的空间。
下一步，林子轩准备整合上海和全国各地的戏院，形成戏院联盟，垄断中国的放映市场。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林子轩毫不意外的看到了日本东方通讯社的记者。
日本记者提出甲午战争是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为了防止中国电影公司歪曲事实，日方有权利审查剧本。
林子轩当然不会轻易交出剧本，而是据理力争，声明这是在中国的地方，拍摄什么电影不需要日本人指手画脚。
日本记者指责林子轩意图破坏中日两国邦交，日本大使馆将就此事向中国政府抗议。
林子轩毫不示弱，你们抗议去吧，并把日本记者驱逐出发布会现场。
整场发布会上火药味十足。
但有了《津门大侠霍元甲》的先例，大家都认为这很正常。林子轩和日本人的恩怨由来已久，如果这次林子轩屈服了，那才叫怪事呢。
林子轩的不屈服只是做做样子，他知道日本人绝不会善罢甘休。
双方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总要有一番互相博弈的过程。最后林子轩被逼无奈，拿出剧本来，才能让日本人信以为真，自以为胜利。
对于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他们往往会怀疑，所以说，做戏要做全套。
想必日本人还会采取收买明星电影公司员工的手段窃取电影剧本。这些林子轩都有准备。
林子轩和日本记者的交锋上了报纸，引来诸多评论。
有人叫好，有人不以为然，还有人为日本人说话。
这些人打着貌似“公平正义”的旗号认为日本记者说的有道理，为了防止电影中出现丑化日本人的情节，日本人的确有权利看剧本。
林子轩想问问他们，外国人拍摄辱华电影的时候征求中国人同意了么？
与其同时，报纸上还出现了一股批判风潮。
认为林子轩盲目的拍摄所谓的中国大片，不顾中国电影的实际情况，好高骛远，最终肯定会损失惨重，给中国电影带来沉重的打击。
有人还说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拍摄这种电影是揭中国人的伤疤，林子轩居心不良。
他们甚至诬陷林子轩是想为清政府翻案，是历史的倒退。
种种攻击，不一而足。
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阻止林子轩拍摄甲午海战。
由此可见，日本在中国经营这么多年，早就培养和拉拢了一批卖国求荣的中国政客和学者，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汉奸那么多的原因。
这部电影还没开始拍摄，只是放出消息，就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
日本人通过公共租界当局和孙传方一方给林子轩施加压力，他们自然想阻止电影拍摄，如果阻止不了，那也要审查剧本，甚至参与到电影的拍摄之中。
这时候，林子轩拿出了另一个杀手锏。
他拿出一叠文件，证明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其实是一家美国公司在上海的分公司。
所以说，北洋政府管不着，而公共租界当局并不是美国在中国的官方机构，只是一个自治组织，也没权利管这件事。
要打官司可以，咱们到美国去打，或者美国大使馆出面协调也行。
一般情况下，林子轩并不想透露这件事，有点拿美国当护身符的嫌疑，或者叫********。
事实上，这种事情在上海很普遍。
那些洋行的买办自己成立公司的时候总会挂靠在外国公司的旗下，如此一来，就有了外国人做后台，能够获得不少的优惠和保护。
林子轩不大看得起这种人，所以才不愿意说出这件事。
现在既然日本人想拼后台，他不介意拿美国人说事，让日本人和美国人说理去。
美国可是一向宣传自己国家的民主和自由，那么拍摄什么题材是我的自由。
何况，一家美国电影公司拍摄电影还要受到日本人的威胁，这让美国人情何以堪，要是就此向日本人妥协了，这不是显得美国害怕日本么？
这是在打美国人的脸啊！
就这样，一部电影涉及到了国际纠纷。(未完待续。)
第三百三十八章 那一抹刺眼的红色
美国在上海的大使馆确认了林子轩提供文件的真实性，也就是说这的确是一家美国电影公司，林子轩只是负责经营管理而已。※％頂※％点※％小※％说，
面对日本人的抗议，美国大使馆的人员颇为不满。
作为美国在中国的外交机构，他们有义务保护本国公司在华的利益，没有帮着日本人欺压自己国家公司的道理。
而且，中国最大的电影公司属于美国，这是美国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最好证明。
美国大使馆知道这是一部有关中日战争的电影，但那有什么，和美国又没有关系。
他们回复日本人，电影还没有拍出来，等拍出来之后再说，如果日本人认为电影中有侮辱日本的情节，那就拿出证据来。
没有证据就恶意指责美国电影公司是不可接受的。
同时，美国大使馆提醒林子轩，电影中最好不要有引起争议的情节，从而引起两国纠纷。
好在这个时代还没有电影审查制度，否则林子轩的电影想上映都很困难。
日本人没想到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竟然成了美国公司，这让他们始料未及。
如果是中国公司，他们还能向中**阀施加压力，这下子不好办了，等到电影上映造成恶劣影响的时候就晚了。
他们想来想去，那就只有先寻找证据了。
日本人决定盯住明星电影公司，打听甲午海战拍摄的情况，最好能把电影剧本弄到手。
在明星电影公司。各项准备工作正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甲午风云》中最主要的道具是军舰，然而。想在上海找到真正的军舰拍摄电影根本不可能，连报废的军舰都没有。
林子轩通过冯敬尧的关系找到了一艘走私船。这艘走私船就是用废弃军舰改装而成。
走私船里还有发射炮弹的装置，不过已经不能用了，成了摆设。
好在剧组只是借用走私船拍摄海战的戏份，倒是没有问题。
而且，剧组里没有人会驾驶走私船，还要走私船的船员来操控。
林子轩和他们攀谈，发现这个时代还真是混乱。
他们一般走私军火和大烟，这两样最为赚钱，上海是中国第二大走私码头。中国最大的走私码头是广州，还有福建沿海一带，也是走私盛行的地方。
他们的军火大多来自各地的军阀和外国驻军换下来的枪支。
如今军阀混战，正是他们发财的好机会，如果不是冯敬尧的关系，他们绝不会在这里拍电影，好在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权当是暂时歇息了。
这是一个林子轩不曾接触过的世界。
他是和祥叔一起来的，祥叔是冯敬尧的代言人。上海滩的老江湖了。
在回去的路上，祥叔劝说林子轩，不要和日本人闹了，日本人不好惹。
他们现在还有所顾忌。若是把他们得罪狠了，什么事情都做的出来，杀人的勾当不是没有过。和他们斗气不值得。
这也是上海滩大部分人的看法，觉得林子轩年少成名。年轻气盛，太好斗气了。
这边刚和苏联人闹翻。转头又和日本人干上了。
中国人讲究以和为贵，特别是商人，深谙和气生财的道理，林子轩的做法就是不成熟的表现，至少也要为家里人想想。
祥叔是冯敬尧的身边人，他说的话显然是冯敬尧的意思。
冯敬尧可能不在乎林子轩，但他也不想自己的女儿守寡不是，如今林子轩的名气大了，有些话不好当面说，便让祥叔传话。
林子轩如何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有时候也想随波逐流，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
他知道历史大势，可以早做准备，躲过灾劫，可保这辈子荣华富贵，衣食无忧。
但有些事情总是忍不住去做，他不想日后后悔。
不过以后还是要小心一些，毕竟他是有家有口的人了，若是连累到家里人就不好了。
林子轩应付了祥叔，回到电影公司。
郑证秋这边没问题，按照正常情况拍摄就行了，关键是洪慎这边，不能在上海拍摄旅顺大屠杀的场景，很容易暴露。
洪慎现在还在搞话剧，在复旦大学外文系教书，还是复旦剧社的负责人。
他打算好了，准备带着剧团到外地演出，以这个名义前往广州，广州也有拍摄场地，只要带着拍摄器材就行了。
他甚至想到旅顺实地拍摄一些镜头。
这个想法被林子轩劝阻了，这个时期旅顺还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中，到旅顺太冒险了，他可不想为了拍摄一部电影弄出人命来。
说到底，还是安全最重要。
林子轩和洪慎谈了一个设想。
《甲午风云》是一部黑白电影，他想加入一组彩色镜头，那就是在旅顺大屠杀中出现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小女孩形象。
让这个鲜红的身影成为电影中唯一的色彩，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是他从后世那部《辛德勒名单》里看到的。
在德军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时候，犹太人里有个红衣小女孩，和周围的黑白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刺痛观众的内心。
林子轩就是要达到这个效果，让观众看完电影后记住这个镜头，记住日本人的暴行。
洪慎觉得不错，这可能是整部电影中最为经典的镜头，他一定要拍摄好。
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虽然还没有拍摄过彩色电影，但并不困难，只要购买彩色胶片就行了。
此时发电报订购，一个多月也就到了，不耽误拍摄进度。
两人商议已定，洪慎启程前往广州。
至于日本人的纠缠，林子轩会让人故意泄露一份剧本出去，让日本人暂时安心。
到了此时，他才松了口气，不过他并不想回家，因为家里正闹得不可开交。
妹妹林晓玲回来之后，便进入了相亲程序。
她今年二十岁了，上海滩豪门望族的小姐在这个年纪要么结婚了，要么订婚了。
像是宋家三小姐那样将近三十还没有成家的剩女并不多见。
家里并没有催促林晓玲结婚，先订婚也行，在此之前，可以和上海滩的青年才俊们见见面，互相认识一番。
这和当初林子轩和冯程程第一次见面一样，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林晓玲倒也去见了几次，只是经过国外的熏陶后，她的眼光变高了，上海滩的这些少爷们很难让她满意，全部给否决掉了。
按照冯程程的话说，这位小姑子比她当年要挑剔十倍。
想到此处，林子轩不由得摇了摇头，无论在任何时代，婚姻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未完待续。)
第三百三十九章 名人的花边新闻
1926年8月26日，鲁讯和许广评离开北平，乘火车沿京浦线南下。
8月29日清晨，列车抵达上海
鲁讯住在旅社里，许广评则于当晚住到了她的叔父家中，两人并未在公开场合一起露面。
鲁讯这次南下有着诸多原因。
其一是北平的政治环境恶劣，而且生活上颇为艰难。
没错，就算是鲁讯也会有生计问题。
鲁讯原本是教育部职员，月薪300块银元，还在大学兼职授课，写文章出版小说赚钱，应该说并不缺钱，进馆子毫无压力。
但因为北洋政府教育部欠薪严重，让公务员也承受不起。
鲁讯在杂文《记发薪》中记述了领薪水的经历，从中看出北洋政府打白条是正常现象。
按照文中所写，1926年1月到7月，他只领了四次薪水，共计190块大洋，而教育部历年所欠他的薪水高达9240块大洋。
相当于欠了他两到三年的薪水。
为了向教育部讨薪，鲁讯在讨薪的过程中还被警察打掉了一颗门牙。
想想这个时代的公务员真是伤不起，鲁讯还有兼职，其他公务员只能苦熬了。
就算是这样，鲁讯还差一点失去这份公务员的差事。
由于他支持女师大风潮，在1925年8月被教育部免职，为了保住公务员的职位，鲁讯一怒之下把教育部告上法庭。
案件以鲁讯的胜诉而告终，这是一起“民告官”的案例，但不具有代表性。
如果不是因为鲁讯的名气大，有足够的影响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胜诉极为困难。
教育部不光是欠公务员的薪水，还欠教师的薪水，所以北平的大学普遍存在欠薪现象。
也就是说，鲁讯只有依靠写文章拿稿费维持生计了。
这时候。他收到厦门大学寄来的薪水和车旅费共500大洋，开出的月薪是400大洋。
这种高薪是北平的学者无法抵抗的诱惑。
高薪聘请只是他南下的原因之一，还有个原因是许广评在女师大毕业了。
作为广东人，她准备返回老家。经一位熟人推荐，到位于广州的广东女子师范学校任教。
这一年多来，两人的关系愈发的亲密，在北平熟识的人太多，容易暴露。
鲁讯毕竟是社会名流。家中还有明媒正娶的妻子，若是被曝出和女学生同居的话影响不好，社会舆论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他们一起南下，也有换个环境的意思。
8月30日晚间，郑震铎在清闲别墅宴请鲁讯，这次宴会大多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
包括沈燕冰、叶盛陶和朱自青等人，自然少不掉在上海工作的周建仁。
出于好意，郑震铎邀请了林子轩，他的本意是想化解林子轩和周建仁之间的恩怨。
去年因为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出专辑新性道德号，引起社会大批判。林子轩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终导致《妇女杂志》的主编章西琛离职，周建仁也遭受牵连。
正是从那时候起，林子轩和周氏兄弟的关系转冷，也就和周作仁还有些联系。
在此时的上海文化界，林子轩和周建仁的地位悬殊，完全可以不必理会，只是看在鲁讯的面子上，他还是接受了邀请。
说起来，他和在座的不少人都有矛盾。
在泰戈尔的事情上，他和沈燕冰闹过不愉快。在儿童文学上，他批评过叶盛陶的儿童故事，在新文学的发展方向上，他和文学研究会发生过争论。
这就是中国文坛。只是观点不同，谈不上个人恩怨。
林子轩大部分时间都是对事不对人，既然郑震铎有这个意思，他也不是小气的人，一笑泯恩仇罢了，都是中国人。哪里有这么多的恩怨。
但显然有些人不这么想，周建仁在席间就说了一件事。
从商务印书馆辞职的章西琛于8月1日在宝山路宝山里60号开办了一家开明书店，上海文化界的朋友前去捧场，场面热闹。
这件事林子轩知道。
开业的时候章西琛给上海的各家出版社送了请帖，不管别人来不来，礼数要周到。
不过却没有给万象书局和商务印书馆送请帖，很明显，他仍然心存芥蒂。
想想也是，换位思考一下，作为胜利者的林子轩可以大度的一笑泯恩仇，可作为失败者，一定会记在心里，准备翻盘。
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
说实话，林子轩不怎么在意，只是一家小书局罢了。
万象书局的目标是商务印书馆，要打造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大型出版社，其他小书局他还不放在眼里。
林子轩发现在座的大多是浙江籍学者，朱自青和周氏兄弟还是绍兴同乡。
在文坛以籍贯划分派别的并不少见，比如大名鼎鼎的桐城派。
更有意思的是，周建仁在上海和女学生同居，鲁讯同样如此，为了许广评前往厦门。
这顿饭吃的没什么意思，林子轩早早离开了。
9月1日深夜，鲁讯登上了“新宁”号轮船，次日晨7时向厦门进发。
许广评也于同日早晨8时，乘“广大”号前往广州。
他们相约好好地为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点必需的钱。
然而，许广评还在船上就给鲁讯写信：“临行之预约时间，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
而鲁讯刚到厦门，行李刚刚卸下来，马上就“觉得太闲，有些无聊，倒望从速开学，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满”。
可见两人相互之间流露出多么炽热的恋情与难耐的情怀。
最搞笑的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位第三者，此人叫做高长宏。
高长宏出身山西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家里有一位缠脚的妻子，还有了孩子。
他来到北平，，创办了《狂飙》杂志，是一位文学激进分子。
鲁讯与高长宏交往甚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两人会面不下一百次，就在这段时间，高长宏暗暗地爱上了许广评。
只是，鲁讯和许广评在一起的残酷事实让高长宏痛苦不堪。
他在《狂飙》上写了一首诗，在诗里他以太阳自居，以月亮比喻许广评，而咒骂鲁讯是黑夜，黑夜强行占有了月亮。
鲁讯是个小气的人，号称一个都不放过。
他在《故事新编》的《奔月》中，写了善射的后羿打猎回来后，遭到了徒弟逢蒙暗算的故事，显然是在影射高长宏对他的攻击。
这就是文人，情敌之间的战斗都是用诗歌和小说这种高大上的方式。(未完待续。)
第三百四十章 一场电影行业的战争
日本人在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后终于得到了《甲午风云》的剧本。
他们认真的研究了剧本，发现其中的确有丑化日本人的剧情，但程度控制的很恰当。
只是日本人在作战时胆怯慌乱，或者凶狠残暴的段落，这在战争电影中很常见，没办法根据这一点来阻止电影的拍摄。
何况，这场战争日本最终取得了胜利，剧本中不乏有展现日本官兵勇往直前的片段。
作为一部中国人拍摄的电影，能做到这种程度真没什么可挑剔的。
这么说来，林子轩这次并不是和日本作对，是他们太多疑了。
但有了《津门大侠霍元甲》的前车之鉴，日本人对林子轩的狡猾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没有掉以轻心，而是继续研究剧本。
他们察觉到这部电影和《津门大侠霍元甲》一样，都是爱国主义影片。
整部电影把邓世昌塑造成为一个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观众想到邓世昌这个人就会联想到爱国，和霍元甲一样。
一旦这部电影放映，邓世昌就会成为一个爱国符号，一种爱国精神。
若是这类的电影再多一些，唤起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对日本将极为不利。
在上海虹口区，东方通讯社的总部，一群日本情报人员针对这件事出谋划策。
有人提议咱们可以丑化邓世昌，中国人说他是民族英雄，咱们就找历史资料来证明邓世昌不是英雄，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总会有缺点。
就算真的没有缺点，咱们也能栽赃他。毁掉他的英雄形象。
还有人说这场战争是咱们日本赢了，咱们海军也有自己的英雄，不如宣传咱们的英雄。
更有人提议咱们也拍摄一部电影。从日本的角度看待中日战争，丑化中国人。
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日本人把各种意见提交了上去。等待上级的命令。
对于东方通讯社的建议，日本情报部门觉得在中国展开大力宣传的时机到了。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一直是日本势力潜伏中国的最大据点。
日本的东亚同文会在上海设立了东亚同文书院，并成立支那研究所，以此为掩护，进行中国情报收集调查，并编纂《支那年鉴》。
这个所谓的东亚同文书院就是一所间谍学校，创办人中岛真雄本身就是一名大间谍。
在对中国的宣传上。日本一向是不遗余力。
日本人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在上海创办多家报纸。
可以说，上海是日系报纸在中国的发源地，也是日系报纸最多的地区。
比如在上海影响较大的有《亚东时报》、《同文沪报》和《上海新报》等。
中岛真雄不仅自己在上海及其它城市投资报纸，他的很多学生大部分也进入了各地的报馆中，充当主编、编辑和记者。
除了报纸上的宣传，这些年，日本在中国做了不少的工作。
比如在东北支持张座霖，在中国各地建立日本人聚居区，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他们对中国的社会名流采用各种拉拢手段，争取这些人的支持。
随着电影的发展。日本人意识到光是报纸还不够，电影和广播都是非常好的宣传手段。
然而，和中国电影一样。日本的电影行业并不发达，无法和欧美等国家相比。
日本最早的正式影院是1903年建立的东京浅草的电气馆。
最早的制片厂是1908年由吉泽商行在东京目黑创建。
直到1920年，日本松竹电影公司成立，采用了好莱坞的制片方式，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拍片制度，日本电影才逐渐进入正轨。
在林子轩的影响下，现在的中国电影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电影。
不少日本商人甚至会把中国电影带回日本放映，影响到日本电影行业的发展。
日本情报部门觉得东方通讯社的提议很好，拍摄一部反映日本海军在中日战争中英勇作战的电影。有利于宣传日本的正面形象。
但这部电影不能由日本的电影公司来拍摄，那样容易引起中国观众的反感。
日本可以暗中支持中国的电影公司拍摄。
他们经过仔细甄选。找到了和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是死对头的天一电影公司，也就是张时川和邵醉嗡的电影公司。
日本人出资金。连军舰都可以用来拍摄，只是要借用中国电影公司的名义。
他们甚至提出入股天一电影公司，全力支持天一公司和林子轩抗衡。
面对日本人的诱惑，张时川和邵醉嗡的态度并不相同。
邵醉嗡虽然被林子轩逼的只能向南洋等地发展，但拒绝和日本人合作。
张时川则犹豫不定。
日本人打听到张时川看重利益，便不断的增加筹码。
作为一位电影人，张时川也想着和林子轩一较高下，日本人在上海和很多商家合作都没问题，只是拍电影而已，何况还有这么丰厚的报酬。
于是，他答应了日本人。
1926年9月，张时川离开天一电影公司，注册资金10万元，创立了中华电影股份公司。
日本人是公司的大股东，张时川和一些他在电影圈的朋友成为公司的小股东。
华影成立后的第一部电影叫做《中日海战》，直接向着明星电影公司叫板。
一时间，两部讲述甲午海战的电影同时拍摄，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成为上海的热门话题。
这是一场明星和华影的较量。
林子轩作为上海电影协会的会长，很容易打听到张时川背后是日本人。
这让他想起以后日本人占领东北三省的时候成立的满洲电影公司，专门拍摄宣传军国主义思想，鼓吹日满亲善之类的政治宣传电影。
想不到日本人这么早就插手中国的电影行业了。
在上海，日本人控制的报纸都在为张时川说好话，称赞张时川是中国最好的电影导演。
他们还把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是美国公司的消息散播出去，宣称中华电影股份公司才是真正的中国电影公司。
这个消息给明星电影公司招来不少批评的声音。
认为林子轩的电影公司既然是美国公司就没有资格成立电影协会，更没有资格做会长。
连一些小电影公司也聒噪起来，以为这是对付明星电影公司的大好时机。
林子轩毫不手软，直接把这些电影公司赶出了电影协会。
他手里掌握着上海八成的戏院，戏院放映什么电影他说了算，他一点都不担心那些电影公司造反，霸主的地位可不是那么好动摇的。
既然张时川投靠了日本人，那就只有赶尽杀绝了。(未完待续。)( )
第三百四十一章 两个凡是
在此之前，林子轩虽然针对张时川等人，却没有下死手，而是留有余地。
他的主要目的是规范中国的电影市场，促进中国电影的正规化。
只要张时川等人加入电影协会，按照规矩办事，大家都是中国人，没必要闹得你死我活。
但张时川投靠日本人就触及到了林子轩的底线。
事实上，在中国有很多商人都和日本有贸易往来，这种事不是喊两句“抵制日货”的口号就能够解决的，其中牵涉到庞大的利益关系。
就拿林家从事的纺织行业来说。
日本纺织厂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出产的布匹不仅质量好，品种繁多，更关键的是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布匹的价格。
质量好，价格低，各家店铺愿意进货，中国百姓也愿意购买。
这是中国纺织行业面临的巨大困境。
以往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将会被淘汰，只有升级转型才能抵御日本纺织行业的冲击。
林家作为上海纺织行业的龙头企业，也在积极应对，在提高技术的同时降低成本，和日本纺织厂打价格战。
林子轩对此有切身体会。
国产的布匹质量不好，成本高，就难怪老百姓要购买进口的洋布了。
所以，对于那些购买日本货的百姓他无法指责什么。
和后世类似，不少人嘴上喊着“抵制日货”，其实家里用的都是日本产品。
自从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向日本开放多处通商口岸，日本商人大肆的进入中国，进行商品贸易，形成了固定的利益链条。
这种事情林子轩想管也管不了，他只能保证在自己掌控的领域内尽量削弱日本人的影响。
电影就是他的领域。
中国的电影圈子并不大，他对张时川的华影公司下了封杀令。
林子轩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华影的电影都不能在他的影院放映。凡是华影的演员和员工电影协会旗下的电影公司都不会接收。
这就是要逼着上海电影圈子里的人站队了。
这一次可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动真格的。
他在电影协会的会议上非常认真的下了死命令，三天之内还没有脱离华影的人，以后一旦华影倒台。这些人就不要想在上海从事电影方面的工作了。
有人私下里认为林子轩太霸道，已经超出正常商业竞争的范畴。
商场上一向讲究和气生财，如果彼此不是真的有深仇大恨，很少有这么死磕的。
但林子轩坚持己见，他要让张时川就算是有钱也找不到工作人员拍摄电影。
想想就知道。日本愿意出资金支持张时川拍摄电影，肯定是用来宣传和美化日本。
在这个年代，一旦牵涉到日本，就不再是个人恩怨那么简单了，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
在封杀令的威胁下，有些人退出了华影，对这些人林子轩不会让他们失业，明星电影公司全部接收，安排工作。
张时川只能以高薪利诱，才留住一部分贪婪的人员。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人不甘示弱，从国内调集了一批日本电影行业的从业者来到上海。
他们对张时川并不放心，只有他们自己人才能放心，张时川只是一个幌子，日本需要一个中国人来迷惑中国观众。
这是日本进军中国电影行业的第一步。
林子轩知道以后和这家中华电影公司有得斗争了，下一阶段恐怕就是争抢影院了。
这时候，赛珍珠从美国归来。
她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攻读英文系的硕士研究生，一年过去，她获得了硕士学位。
她的毕业论文是《论西方对中国生活和文明的影响》。
在美国期间，她还写了一篇小说叫做《一位中国女子说》。讲述了一对不同种族的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
这部短篇小说发表在《亚洲》杂志上。
赛珍珠拿过来给林子轩看，期待得到点评。
她以往写的大多是一些生活随笔，记录对于中国的看法，或者是自传式的文字。讲述她的生活，这还是她第一次认真的创作小说。
按照她的说法，她的写作理念就是尽可能的还原真实的生活。
“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离奇而荒诞的著作，而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真实正确地出现。”
林子轩看了这篇小说后发现了中西方作家写作上的区别。
无论赛珍珠在中国生活多少年，她受到的教育还是西方式的教育。基督教深入她的内心深处，所以她的文章中带着基督教说教的意味。
而且，在中国她只是一个旁观者，有限度的参与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之中。
她看到的真实并不一定就是中国农民的实际想法，而是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世界。
中西方文化的鸿沟不是那么容易抹平的。
那么问题来了。
同样是讲述中国农村题材的小说，为什么赛珍珠的小说美国人能够接受，而鲁讯小说的英译本在美国没有销量呢？
除了两位作家的国籍不同外，最大的区别就是两人的写作方式不同。
赛珍珠的写法更适合西方人阅读，中国读者读起来就像是翻译体小说一样。
在中国，面对中国读者，同样写的是中国农民，她的小说在深刻性上和鲁讯没法相比。
但在美国，面对美国读者，她的小说要比鲁讯的小说更容易被接受，更受到欢迎。
弄清楚这个问题，林子轩认为赛珍珠不需要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而是应该继续坚持这种写法创作长篇小说。
你没办法要求一位西方人用东方的思维来思考问题和看待事物。
同时，他不打算把《1984》这本小说交给赛珍珠翻译，因为这本小说太危险了，还是交给万象书局旗下的编译所完成吧。
送走了赛珍珠，林子轩接到了一个警告，近期不要离开租界，上海华界不安全。
原因是为了配合广州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有人正在秘密策划在上海华界组织一场武装暴动来推翻军阀孙传方在上海的统治，成立上海特别市，实现上海的地方自治。
林子轩曾经参与过上海地方自治的会议，上海的士绅们一向讲究和平的争取。
想不到这一次竟然要采用如此极端的手段。(未完待续。)
第三百四十二章 文坛新势力
在上海进行武装暴动是极为机密的事情，林子轩能提前得到提醒和他的关系网有关。
他本身做出版行业，旗下有报纸和杂志，招聘了不少记者，构成了自己的消息渠道。
他还和上海各大报纸的关系不错，只要有危险或者不利于他的消息，都会有人通知他。
这是正常的消息来源。
冯敬尧掌握着上海法租界的地下势力，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消息灵通。
就算是外国人有什么异常举动，也瞒不过他的耳目。
有了这样的关系网，在上海，林子轩想知道什么消息，一般都能打听得到。
他能在得罪苏联和日本后仍然安然无恙，除了他的名气大到让对手顾忌外，他的人脉关系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至少冯敬尧不会看着自己的女婿死掉。
一旦林子轩有危险，这位帮派大佬肯定会告诉他，甚至会安排林子轩跑路。
可以说，只要林子轩在上海，只要不是派军队来围剿他，他就是安全的。
这一次提醒他的是另外一股势力，是广州国民政府中不支持和苏联联合的那个派系。
由于林子轩反对苏联，得到广州国民政府中不少元老级人物的欣赏，他们提醒林子轩是一种示好的表现。
其实，这个消息林子轩从宋家那里也能得到。
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不容易出现意外的原因，因为他们掌握着消息渠道，哪里有危险会有人提前告诉他们。
这一天，他到上海震旦大学做演讲。
这是震旦大学，不是复旦大学，前者是法国天主教学校，后者是民间集资办学。
这两所学校颇有渊源。
震旦大学创办于1903年，受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奖学基金的资助，属于私立大学。
到了1905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试图控制震旦大学。将其变为教会学校，这种做法引起学生的不满，全体退学。
这些退学的学生在社会各界的资助下，筹集资金创办了复旦大学。
震旦大学从此成为了法国天主教的教会学校。位于法租界卢湾区，开设医学、法学、理工三所学院，得到法国政府的资金补助。
学校授课均用法语，学生来源多为徐汇公学以及各地天主教会所办学校的毕业生。
在这个时代，上海极少有公立大学。大多是民办学校。
作为社会名流和文坛领袖，林子轩经常被各所大学邀请演讲，只要有时间他都不会拒绝，有时候他会讲讲新诗，有时候他会说说在西方国家的见闻。
这是为了让这些刚刚进入大学的青年们开阔视野，认识世界。
这一次，他演讲的题目是《中西方文学的异同》，这是他和赛珍珠讨论之后得出的结论。
赛珍珠在康奈尔大学的毕业论文讲的就是东方和西方文明的互相影响，她对此有发言权。
演讲结束，有三名学生来找林子轩。神情颇为局促，手中拿着一本小册子。
林子轩接过来一看，是一本类似校园文学杂志的刊物，叫做《璎珞》，不是正规出版社印刷，而是手工印刷。
在各所大学里，文学青年们办文学杂志是很正常的现象。
有些较为出名，比如北大的《新潮》杂志，不过大多数都是籍籍无名，纯属个人爱好。
林子轩原本并不在意。礼貌的翻开扉页，却看到了创办者的名字。
戴望术、杜恒、施蛰寸、刘呐欧……
这些名字在1926年或许并不为人所知，但到了三十年代，他们会成为上海文坛的一股新兴势力。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林子轩有点尴尬，他记得曾抄过一首叫做《雨巷》的诗歌，正是戴望术日后的成名作。
他找了地方和三人攀谈，发现人生真是奇妙。
1923年，林子轩曾在上海大学教过一个学期的写作课程，他离开之后。戴望术和施蛰寸在秋季进入上海大学求学，彼此就这样错过。
到了1925年，因为五卅惨案，上海大学被租界当局查封，两人便转入震旦大学学习。
他们在震旦大学碰到了杭州同乡杜恒和台湾人刘呐欧，因为大家的文学观点和兴趣相投，便组成了璎珞社，创办了《璎珞》旬刊，发表一些诗歌和小说。
当然，杂志的反响并不大，属于自娱自乐的性质。
他们的文学观点偏向于自由。
在上海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位教师对戴望术说过这样的话。
“青年人都应该投身战场，拿起枪去战斗。诗歌是什么？诗歌是炸弹，是号角，是旗帜。”
这点他们并不认同，他们认为文学就是文学，不应该和政治牵涉到一起，不能成为宣传的工具，而应该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这种观点和徐至摩所追求的自由主义还不相同，他们追求的是更为纯粹的自由。
在上海文坛，有鸳鸯蝴蝶派这种旧派作家，有创造社的革命文学，还有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写作主张等等。
林子轩是上海文坛的代表人物，提倡文学的百花齐放，他的作品风格各异，中西杂糅。
这让戴望术等人觉得林子轩的文学风格极为自由，正是他们所追求的道路。
他们想要写出不同于以往的文章，既不是旧小说，也不是革命文学，而是展现这个时代，表达自己思想的新小说。
然而，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文学主张，后来和鲁讯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发生了一场有关“第三种人”的论战。
林子轩看着这三人，觉得任何文学派别都是在机缘巧合之下促成的。
加上那位不在场的刘呐欧，几位年轻的文学青年聚集在震旦大学，互相影响，互相学习。
没有人想到他们后来成为了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也是海派文学的重要一员。
他们的作品采用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展现了上海这座大都市的躁动和浮华。
在对都市中男女感情和生活的描述上别具一格。
有别于老社的平民角度、京派对都市的反感与仇视态度、左翼的理性心态，新感觉派给新文学提供了对于城市的更加新颖和深刻的理解方式。
这个时候，他们才刚刚起步。
对于这样未来大有作为的文学青年，林子轩自然极力拉拢，但也知道拔苗助长的坏处。
所以，他只是给予了少许的帮助，为这些人提供一个成长的平台。(未完待续。)
第三百四十三章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林子轩看到妹妹来找他就有些头疼。
林晓玲回国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刚开始倒是合家欢喜，毕竟女儿两年没有回来，自然要好好的庆祝一番。
但随着相亲次数的增加，家里是愈发的不得安宁。
林家在上海滩是有脸面的家族，为女儿选择的相亲对象也是门当户对。
不是书香门第，就是豪门之家，即便比不上上海滩的顶级家族，也拥有不小的财富。
林晓玲却一概给拒绝了，不是嫌弃那些人太过保守，就是说他们没有志向。
这正是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拒绝一个人却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
一次两次还可以理解，次数多了林家也不好交代。
要是传出林家眼界太高的风评，对林家的声誉会有影响。
于是，家里开始吵闹起来，林子轩只好四处避难，不愿意回家。
好在前些日子林晓玲安分下来，想要做点事情，她选择了一个研究课题，那就是用西方的新闻理论系统的阐述中国新闻行业的历史。
林子轩一听就愣住了，你的心也太大了吧。
他从事新闻行业，知道这件事的困难程度，历史哪里有那么好写，如果只是泛泛而谈，倒没有什么，想要深入挖掘，详尽叙述可不容易。
1815年，中国第一份近代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由英国传教士创办。
这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近代报刊，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的发端。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
这一百年来，仅仅是上海一地就先后出现了数百种报纸，更别说其他地区了，有的报纸很快消失，有的报纸一直延续至今。
光是搜集资料就要耗费数年的时间，还要从中整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报纸，分门别类。
而且，中国的新闻行业牵涉到国家的变迁。政治的博弈，还有外国势力的插手。
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
想要进行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研究，不只是耗费时间的问题，还需要有这个能力和学识。否则弄不出像样的东西来。
不过林子轩没有打消妹妹的积极性，能够让她有点事情做也好，家里会安宁很多。
他把妹妹介绍给了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的会长戈公震。
戈公震是上海著名的报人和记者，在新闻行业颇有声望，出生于1890年。江苏东台人。
他在1913年来到上海，先是在书局做学徒，后来成为《时报》的总编辑。
1921年，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戈公震是首位会长。
此人对于新闻行业的历史知之甚详，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讲授新闻学。
不要奇怪这些大学的名字，它们大多是民办学校，说难听点就是野鸡大学。
这些大学的毕业生很难得到国外大学的认可，不像是清华和北大那样具有知名度。
这个时候，戈公震花费数年之功编写完成了《中国报学史》。较为全面的叙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程，可谓是一部难得的学术著作。
这让林晓玲极为郁闷，原本自己兴致勃勃地准备大干一场，却发现人家已经做完了。
戈公震非常大方，他把还没有出版的书稿给林晓玲观看，希望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高才生能够提提意见。
在中国的留学生里，学习新闻专业的并不多见。
林晓玲看完之后，结合她在西方学到的新闻理论，还真的提出了几点建议。
《中国报学史》史料丰富，却不够系统。研究的不够深入，没有形成理论性的东西。
戈公震接受了这些建议，他并没有学习过新闻理论，都是依靠自己不断的摸索。
和林晓玲交谈后。他决定前往西方各国一趟，抱着学习的态度考察各个国家的新闻行业，看看外国人是怎么经营报业的。
如此一来，林晓玲又变得无所事事了。
她除了加入了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外，再次陷入相亲的死循环之中。
作为哥哥，林子轩对此爱莫能助。
林晓玲这次来找哥哥是因为她又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创办一所教授新闻专业的学校。
这不是综合性的大学，而是类似于短期培训班的教学机构，让中国的新闻记者和报刊编辑们接触到西方的新闻理论知识。
事实上，中国的报刊编辑和记者们基本上都不是专业出身。
在这个时代，报刊编辑和记者的入门门槛较低，只要认识字，先从报馆的校对工作做起，逐渐升职成编辑到主编，很少有人接受过新闻专业的教育。
以周瘦绢为例，他中学毕业后就开始工作了，作为文学青年进行写作和创办刊物。
就这样，一步步的成为了《申报》的编辑。
别看上海的报业发达，有上百种报纸同时发行，但上海的新闻专业是从1921年开始的。
1921年，隶属于美国圣公会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办新闻科，聘请《密勒氏评论报》主笔彼得森为教授。
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不仅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系，也是亚洲第一个新闻学系。
当年圣约翰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只有35人。
可以说，在此之前的中国报人基本上都是自学成才。
林晓玲觉得上海新闻行业很多在职的编辑和记者没有时间进入专门的大学学习，那样太浪费时间，这种短期的培训班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培训班和夜校类似，讲求效率，应该会受到欢迎。
为此，她专门写了一份计划书，前期的准备工作较为简单，只要租一间教室，在报纸上刊登招聘广告就可以了。
招收的对象是有一定新闻行业从业经验的人员，两到三个月为一学期，一期30人左右。
林晓玲对自己的教学水平很有自信。
她来找哥哥一方面是拉投资，另一方面是准备拿万象书局旗下的编辑和记者做实验。
免费为他们提供两个月的教育培训，看看效果如何。
这是为了打广告，这些人接受培训后会转告身边的人，从而在新闻行业树立良好的口碑。
到了第二期就开始收钱了。
林子轩看着这份周详的计划书，不由得感叹妹妹真的长大了，不再是只知道玩闹的孩子。
她的未来由她自己做主好了，能走到什么地步就看她的心有多大了。(未完待续。)
第三百四十四章 秘书
林子轩看着这份计划书，脑海里不由得冒出一个念头。
民国时期上大学花费太高，每年数百块大洋的学费不是谁都能负担起的，只有家境较为优渥的学生才能入学，能够出国留学的学生更是少之又少。
但教育不一定只有上大学一条路。
他想到了后世的技术学校和艺术学校，同样能培养人才。
黎锦挥的明月唱片公司下面就有音乐学校，明星电影公司旗下也有培养演员和电影幕后工作人员的戏剧学校，还有林晓玲设想的这个新闻媒体培训班。
它们的特点是都能在培训两到三个月后迅速的上岗工作。
对于那些家境不好的学生来说，这是一条很好的出路。
这就是职业教育。
林子轩意识到在这个时代进行职业教育更为必要，可以为社会快速的培养可用的人才，也能解决青年人的就业问题。
比如但杜予，家道中落，没钱上大学。
然而，他学了美术之后以画仕女月份牌和替报刊杂志画封面、插图为生，现在更是成了大导演，还和大明星殷明竹结婚了。
简直就是人生赢家。
所以说，人生不在于起点有多低，而是看有没有一直朝上走的毅力。
林子轩想要给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另一条出路，他想办一所综合性的职业技术学校。
这所学校暂时设立音乐、电影、新闻和金融专业，以后看社会需求。
哪个行业需要人才就开设什么培训班。
学费低廉，三个月左右结业，包教包会，一期不会，下期免费再学，直到学会为止，学校负责推荐工作，绝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在后世，这种宣传语恐怕会被认为是骗子公司。
不过林子轩真的想给那些青年创造就业机会。反正也要租一栋房子做教室，不如找块地，弄一所像样的学校，也显得正规不是。
他认真的思考了一会。决定给这所学校取名叫做蓝翔职业技术学校。
蓝翔，在蓝天上飞翔，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啊！
林晓玲没想到哥哥想的更长远，比她这种小打小闹强多了，自然没有意见。
临走之前。她告诉哥哥，阮玲钰不想继续上学了，想要出来工作。
那丫头不敢和林子轩说，就让这位晓玲姐传话。
林子轩一愣，他平时比较忙，没怎么关注阮玲钰的情况，中西女校一个月只有一天假期，两人很难碰到一起。
他记得以前和阮玲钰谈过这个话题，还是要以学习为主，等毕业之后再做选择。
阮玲钰今年刚满十六岁。在后世不过是刚上高中的学生。
在这个时代，按照法律规定，十六岁的女孩子已经可以嫁人了，大多数女孩子十三四岁就出来工作了。
林子轩虽然还是认为阮玲钰应该继续上学，不过他尊重当事人的意见。
九月底，中西女校放假的日子。
他开车来接阮玲钰，带她在法租界逛了逛。
对于一直在女校生活的学生来说，生活太过枯燥乏味，中西女校以管理严格著称，一旦发现学生偷跑出去。就会给予开除处理。
十六岁的女孩子正值青春年华，穿着一身女校校服的阮玲钰吸引了不少的目光。
她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明星的气质，是那种星探会在人群中一眼就看中的人。
林子轩把她当作成年人看待，询问她的想法。是继续做演员，还是选择其他的职业。
“我帮你做事好不好？”阮玲钰轻声道，“就是帮你做一些生活琐事，整理文件，端茶倒水，我听说那些大人物身边都有这样的人。”
林子轩反应过来。阮玲钰说的是秘书这个职业。
“你不想拍戏了？能当大明星的。”林子轩不解道。
“那些大明星还不是要听你的。”阮玲钰抬头，认真的说道。
这话说的倒是不假，以林子轩在电影圈的地位，那些电影明星的确要听他的。
从这个角度讲，作为林子轩的秘书，的确比那些电影明星地位更高，更有权利。
不过，这不符合林子轩的预期。
阮玲钰以后可是中国电影界的大明星，如果电影圈没有了阮玲钰，那么多经典电影……
看着林子轩愕然的神情，阮玲钰嘴角微翘，在心里偷笑。
她很聪明，做大明星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生活，与其辛辛苦苦的拍电影演戏，不如留在林子轩身边，比那些电影明星更风光。
林子轩想了想就释然了。
这个世界已经改变，电影圈就算是没有阮玲钰，照样有其他女明星，有其他经典电影。
作为穿越者，他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不差这一个。
而且，他也的确需要一个秘书了，原本他的事情并不多，都是由万象书局的员工来处理。
随着名气的增加，他愈发的忙碌了。
比如希望工程和文物保护，还有中国笔会中心和万象文学奖，以及刚刚决定的蓝翔职业技术学校，更别说社会上的各种邀请活动。
他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来处理这些事情，阮玲钰是个不错的选择。
她不用去做具体的事务，只要把所有事情安排好就行了，能让林子轩轻松不少。
为领导分忧，正是秘书的主要职责。
得到林子轩的允许，阮玲钰立刻向中西女校办理了退学手续，正式成为了一名小秘书。
她进入角色很快，把林子轩的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
“10月9日，上海万国运动会在中华体育场开幕，你要参加开幕式。”秘书小姐提醒道。
这件事林子轩有所了解。
上海万国运动会是1926年由外国侨民发起创建，每两年举行一次比赛，
第一届上海万国运动会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承办，10月9日正式开幕。
比赛的队伍有美国队、英国队、法国队、日本队、俄国队、荷兰队、葡萄牙队和中华队。
外国队，是以在上海的外国侨民为主；中华队，则是以上海的运动员为主。
名字听起来很吓人，万国运动会，其实就是上海地区的一场体育赛事。
作为社会名流，参加开幕式，支持体育事业是无法推脱的责任。
“还有什么事？”林子轩询问道。
“徐至摩先生送来了请柬，他几天后会和夫人从北平返回海宁，到时会在海宁办一场婚宴，邀请你前往。”阮玲钰继续道。
1926年10月3日，徐至摩和陆小蔓在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婚礼。
按照大家族的规矩，他们结婚后还要回到老家祭祖，如此才算得到徐家的承认。(未完待续。)
第三百四十五章 别具一格的证婚词
徐至摩和陆小蔓的婚礼在北平引起不小的轰动。
参加婚礼的社会名流不少，包括梁启朝、叶公朝、杨近甫、丁西临、任叔勇、陈衡浙、陈原、梁时秋，唐由壬等人。
大多是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的成员。
正是在这场婚礼上，作为证婚人的梁启朝把徐至摩和陆小蔓痛骂了一顿。
思想守旧的梁启朝原本不同意这桩婚姻，但在各方的力劝下，他才勉强答应作证婚人。
这番别具一格的证婚词在历史上想来都是独一份。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至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
陆小蔓，你和徐至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
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
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这件事梁启朝事前知会过徐至摩，他在婚礼上不会说好听的话，徐至摩有心理准备。
这对师徒辛苦演这场戏是为了应对社会舆论的抨击。
在北平，对于徐至摩和陆小蔓的婚姻，舆论大多持批评的态度，支持的人很少。
大多数人认为徐至摩破坏别人家庭，陆小蔓不守妇道，两人勾搭成奸，就是奸夫****。
在这个时代，虽然社会风气逐渐开放。但仍然以保守势力为主。
没看就连鲁讯闹婚外恋都要躲到南方去，鲁讯可是号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超强人物，在论战上没怕过谁。可还是顶不住这种压力。
这就是人言可畏。
现在，作为长辈的梁启朝骂了两人一次，其他人也不好说什么了。
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大多并不知情，一时间，婚礼现场的气氛极为尴尬。
事后。梁启朝给远在美国的儿子梁思城和林徽茵写信，说了这件事。
“昨天作了一件极不愿意的事，去替徐至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兴夫人，与徐至摩恋爱上，才和受兴离婚，实在是极之不道德。我在婚礼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他们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前所未闻之婚礼矣!”
梁启朝还把在婚礼上的证婚词写在信件上。
这是拿徐至摩和陆小蔓的事情告诫梁思城和林徽茵，对待感情要认真。不要动不动就离婚，道德败坏，辱没门风。
这里主要说的应该是林徽茵了。
毕竟徐至摩和林徽茵之间的感情纠葛人尽皆知，梁启朝想必对这位未来的儿媳妇不太放心，这才事先敲打一番。
否则没必要写这封信，还把骂徐至摩的证婚词附带上去。
这种旁敲侧击的老辣手段也只有梁启朝这样的大文学家才运用的如此圆转自如。
在后世，有人说胡拾同样参加了徐至摩的婚礼，还做了主持人，这是无稽之谈。
这个时候的胡拾还在欧洲游逛。
1926年8月4日，胡拾一行人来到英国。
他这次来英国。主要的目的是参加庚子赔款的会议，不过英国人对此不怎么重视，开了几次会议后就各自离散了。
他在英国呆了几天，和英国的汉学家们交流学问。
还就中国的新文化发展做了几次演讲。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
他把中国的新文化和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较，认为新文化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大解放。
与此同时，胡拾还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和法国的国立图书馆翻阅有关敦煌文化的经卷。
英国人斯坦因从中国盗走的敦煌经卷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法国人伯希和偷运的敦煌文物存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
斯坦因搜集的敦煌汉文写本虽然量比较大，但由于他缺乏汉学知识，选择不精，在历史价值上远逊于比他晚到敦煌的法国考察家伯希和的搜集品。
伯希和获得敦煌的大批珍贵文物。写了《敦煌千佛洞》等书，在法国名声大噪。
甚至成了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教授。
由于林子轩和陈寅格的倡议，敦煌文化在中国国内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8月26日，胡拾在法国拜访了伯希和，经过伯希和的介绍得以走进了巴黎国家图书馆，翻阅敦煌经卷。
他是为了研究学问而来，对于盗取中国文物的外国人并没有看法，或者是不愿意多想。
不像林子轩那样愤慨。
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看来，这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没必要如此痛心疾首。
回国后，胡拾把从巴黎伦敦带回来的神会遗著整理写定，又作一篇很详细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合编成《神会和尚遗集》，在国内出版。
他在《神会和尚遗集序》中这样写到。
“我借这个机会要对许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谢。我最感激的是：伦敦大英博物院的翟林奈博士，巴黎的保罗伯希和教授，没有他们的热心援助，我不会得着这些材料。”
翟林奈是英国汉学家，在大英博物馆负责斯坦因盗取回来的敦煌文献资料。
做完这件事，胡拾又到了德国。
1926年10月27日，他被德国汉学家卫礼贤邀请到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做演讲。
这一次演讲的费用是300马克，仅够他从英国到德国来回的路费。
他演讲的题目叫做《中国小说》，时长105分钟，他在演讲的过程中讲了三个英语笑话，居然被外国人听懂了。
不过，胡拾的欧洲之旅并非都是好事。
在一次和朋友吃饭时，就遇到中国留学生发传单。
传单上这样写着：《警告旅欧华侨同胞，请注意孙传方走狗胡拾博士来欧的行动》。
这恐怕是受到他的好友丁闻江的牵连，丁闻江在孙传方手下做沪松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
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不知情，才把帽子扣到胡拾头上，当然，这也有胡拾曾支持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原因。
由此可知，胡拾这段时间一直在欧洲，根本不可能参加徐至摩的婚礼。(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