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重要篇章。今天的海上丝绸之路，有的航线就基本与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契合，如此壮举怎的不让人神往呢。
其实我们走向海洋的历史自古有之，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已能用火与石斧“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说的是先祖们可以横截断大型木材做成独木舟，用于航行。
船舶技术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木帆船的逐步诞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海上运输与海上战争。到秦汉时代，出现了秦代徐福船队东渡日本和西汉海船远航印度洋的壮举。有甚于日本人本身都承认徐福是他们的先祖之一，格外隆重的礼敬。至于日本列岛的先祖起源世界考古学已经有定论，这里暂且不表，有兴趣可以自行查证。徐福有没有到过日本至今存在争议，但是他们本国主流是承认的。
继续发展到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东吴船队巡航台湾和南洋，后秦、东晋高僧——法显从印度航海归国，中国船队远航到了波斯湾。从随唐五代到宋元时期，中国航海业全面繁荣、海上丝绸之路远届红海与东非之滨。
到了大明永乐宣德年间的咱们常说的“郑和七下下西洋”就更加波澜壮阔！大明市舶司正使郑和率领浩荡的宝船船队，遍访亚非各国。这一航海盛举，不但将中国古代航海业推向顶峰，而且在整个人类航海史上，竖起了一座永垂史册的丰碑。
那么如此壮举是如何开始，又为什么戛然而止呢？怎么就有说法说中国因此错过了大航海时代的史诗征途，又对我们今天的人们有什么启示呢？
如此种种追本溯源，要说清说起郑和下西洋这一大明永乐皇帝朱棣直接下旨支持的伟大航海行动，就无论如何绕不过大明市舶司正使、宝船船队指挥使郑和这个人：
郑和，公元1371年-公元1433年，出生日期死亡年月至今存疑。有一主流说法本姓马，唤作马保。为明成祖朱棣赐姓郑，世称“三保太监”又作“三宝太监”，云南昆阳州今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人。明朝太监，航海家、外交家。
郑和年轻时从侍燕王朱棣，有智略，知兵习战。后在靖难之役中有功，升任为内官监太监。
公元1405年即永乐三年至公元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郑和六次作为大明市舶司正使太监、宝船队指挥使下西洋。
公元1425年即洪熙元年后，郑和任南京守备太监，公元1430年宣德五年受命第七次下西洋，一说在途中于公元1433年即宣德八年卒于古里国，今南京牛首山南麓郑和墓或为其衣冠冢。
郑和能文能武，披甲上马可以杀敌，扬帆下海可以搞外交。作为朱棣的从北平顺天府起兵时候的老人了，一生不怎么信任臣下的朱棣，对郑和是极为信任。
前文说过，内修永乐大典、疏通大运河、迁都顺天府，下西洋五征漠北讨伐安南，从这几件大事是上帝视角看朱棣二十二年的功绩，也是我们后人臆测朱棣能有脸面去地下见朱元璋的大功绩。
然而我们朱棣这个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出了名的不择手段的君王，对儿子都大臣都格外猜忌，事事都要掌握于鼓掌之中。但是对于郑和他第一是极为信任，第二是经济上大力支持。
要知道几万人的船队出海，若是哪波涛浩渺浪极风高，船队完蛋了。大明永乐皇帝投资的的银子就等于是丢到了海里。若是郑和有私心，几万人的武装力量，在海洋的那一头建个小国也不是不可能的，为何朱棣如此放心郑和，他作为一代雄才大略的君主，难道就不知道秦朝的赵佗几十万岭南军团带出去直到大秦要完了，都未见匹马回来救援。直接就在西南立国了。
大明朝当时一年就大约7500万两白银的收入，通运河为迁都做准备，修缮黄河堤坝，震灾。筹备北征的战事，这些处处都要花钱。支持郑和需要的是真金百姓，贯彻永乐大帝的意志。布国威于四方，寻找建文帝的和下落，最重要的是开拓明朝的海防版图。这着固然重要，但是机遇和风险并存，朱棣他这么一个心机控制欲极强的人，怎么就如此放心呢？
另外就是在明朝初年那个时间阶段来说，一个汉族为主体的陆地型国家形态里出现对海权贸易的建树是很难能可贵的。
朱棣为什么要支持郑和下西洋？真实的原因是去声势浩大的去找寻建文帝吗？恐怕就是苏门答腊一个普通的没有任何文化的种甘蔗的蔗农都不会相信。
解答以上的种种疑问，必须从明朝最初的政策开始刨根问底。首先说来明初的外交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但在邦交理念上有所不同。
先搞清楚，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以后积极、主动发展与藩国的邦交关系，对周边国家采“不侵占”的态度，并在《皇明祖训》中开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有等级秩序的、和谐的理想世界秩序。
有观点认为，明廷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和平外交模式，影响有明近三百年。也有观点认为，“不征”是明朝对内设定的最优外交目标，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武力；明朝的目的在于以武力为后盾，力争以不动兵戈的方式实现威服众邦，构建以明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格局；而具体交往模式的选取，又与交往对象在明朝外交层级中的位置有关。
靖难之役中夺得皇位的朱棣，锐意沟通域外国家。早在郑和之前，朱棣就派遣尹庆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出使了古里、满剌加这个小国当时尚未建国，又于永乐二年即公元1404年，出使了爪哇和苏门答腊。
在郑和下西洋初期，明成祖又南征安南，将之纳入明王朝版图。“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后续的下西洋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
对于朱棣这种实用主义的帝王而言，朱元璋的《皇明祖训》对他没有什么约束力，刚即位就把十五个“不征之国”的安南打趴下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没有永远的那啥只有永远的那啥，任何条约保证在历史上永远都是一张废纸。小孩子才看对错，大人之间只看利益。
明代初期，由于布衣天子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此外，元末时江南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海船建造业，到明初更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官营造船业，除南京龙江宝船厂外，在苏州、松江、镇江等地均设有官厂。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
其实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受到西洋诸国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中国对不能自行生产的香料等物，也有较大的需求。
所以在这种供求关系的促使下，沟通南洋诸国的任务就应运而生了。有需求也需要技术的支持，就而言科技条件。
当时明朝承接元朝的技术积累，造船业的发达，罗盘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航海知识的增加，明太祖于公元1389年编制的《大明混一图》就是实例，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条件。
先进的造船技术，在郑和下西洋前，中国造船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约在唐代，中国人已经发明水密隔舱、车船、平衡舵、开孔舵。
在船型方面，宋元时期，中国海船的船型已经定型，其中以福船、沙船、广船最为著名，被认为中国古代的三大船型，又尤以福船应用最广、影响最大。在海船船壳结构上，中国海船采用搭接法，形成“鱼鳞式”结构，亦称“错装甲法”结构，从而使船壳板联结紧密严实，整体强度高，且不易漏水。
咱们的船舶载重量也相当可观，南宋时已可达万石以上，万石是什么概念呢，换算成今天的计量单位大概是1000吨的水平，要知道在后世1000吨的舰艇也是大船了，当时的欧州最大的最先进的卡拉维尔帆船才50吨的样子，只能载50人以内，如此规模只配给当时的大明宝船当救生艇。
在载客量上，大海船可载乘客千人，在船舶人居环境上，中国海船可以做到生活设施齐全，配备洗漱设施，设有可以携带家属的幽雅客房，备有充裕的食品，甚至在船上养猪、种菜、种药材、酿酒，以及种植盆景以供观赏。
与同时代任何国家的航海规模和探索范围，大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可以说得上的翘楚。那么这次伟大的远洋行动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寻找建文帝下落的说法主要出于猜测，莫须有而已的话。那么宣扬国威说则有原始史料根据。对于宣扬威德这一点，学界有多种解读。其一，认为下西洋是为了“通好他国，怀柔远人”，践行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并认为所谓“耀兵异域”的说法应该有所修正。其二，认为这从根本上出于朱棣本人的好大喜功，即有脸下去见朱元璋。即以天朝上国自居，而令蛮夷国家畏威怀德、输诚纳贡。使得周围小国臣服，历来都是帝王们的理想治国目标，能做到的皇朝帝王真是屈指可数。其三，认为下西洋并非出于“夸多斗靡”的目的，而重在宣扬德化。
另外还有持军事目的说得的说法，据此有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是针对帖木儿帝国而采取的行动，具体又包括联络印度抗击帖木儿等说法。但郑和下西洋开始时，帖木儿本人已经去世，其继承者则同明朝关系友好，加之该国已经开始分裂，帖木儿帝国不再对中国西陲形成威胁。
此外，朱国祯，明朝万历崇祯年间学者高级官员。朱国祯他认为郑和下西洋有避免张士诚旧部通倭的用意。郑一钧，当代学者与，其父合编有《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郑一钧进一步指出，明初对南粮北运采取海运方式，永乐年间则先后改为海陆兼运和单行漕运，让不再负责运粮的海员参加郑和船队，可以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并避免他们铤而走险、勾结倭寇等等；但他同时认为，这些只是郑和下西洋的积极效果，而非其动因。
李新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明史学会理事。过往研究方向有明代政治史、制度史、历史地理，近期研究方向为明代科举与官僚文人。李新峰则结合下西洋与明成祖北伐在时段上的关系，推测朱棣或许对以南方军士为主体的水军缺乏信任，故在皇帝离京、北伐时尽量派水军出洋以消除隐患。
笔者认为寻找建文帝或许有，但是做给当时的所有人看的，上述列举所有经得起推敲的的原因，或许才是下西洋的真实目的。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即公元1405年7月11日，大明提督市舶司正使太监郑和，第一次受命下西洋。
一艘艘艨艟巨舰展示大明威严的宝船从母港刘家港缓缓扬帆起锚，一艘艘宝船主桅杆上“朙”字大旗迎着海风飘扬。
上百艘大小宝船缓缓离港，向着大洋深处驶去。
永乐三年即1406年六月，郑和宝船船队，顺风南下，到达爪哇岛上的麻喏八歇国。
爪哇古名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为南洋要冲，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商业发达。
当时，这个国家的东王、西王正在打内战。东王战败，其属地被西王的军队占领。郑和船队的人员上岸到集市上做生意，被占领军误认为是来援助东王的，被西王麻喏八歇王误杀，计一百七十人。郑和部下的军官纷纷请战，说将士的血不能白流，急于向麻喏八歇国进行宣战，给以报复。
“爪哇事件”发生后，西王十分惧怕，派使者谢罪，要赔偿六万两黄金以赎罪。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师不利，而且又无辜损失了一百七十名将士，按常情必然会引发一场大规模战斗。然而，郑和身负永乐皇帝的秘密使命，怕一旦大开杀戒，沿路西洋各国恐惧明朝前来侵略，之后又得知这是一场误杀，鉴于西王诚惶诚恐，请罪受罚，于是禀明皇朝，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处理这一事件。明王朝决定放弃对麻喏八歇国的赔偿要求，西王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感动，两国从此和睦相处。
爪哇岛三宝垄纪念郑和六百周年活动组委会成员向记者谈及此事，都十分敬佩，说郑和对各国不论强弱亲疏，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即时两国发生冲突，仍能保持极大的克制，委曲求全，以理服人，表现出对邻国的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使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我们定居在这里也感到脸上有光，我们以郑和为骄傲。
印尼的学者认为，郑和舰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特混舰队。而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仅有锡兰今斯里兰卡一次，而且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的防卫性作战。郑和在处理“爪哇事件”中，不但不动用武力，而且不要赔偿，充分体现了郑和是传播和平的使者，他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礼仪，以及“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