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4章要致富，先修路
要致富，先修路
商业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必然导致的就是都市和交通的繁荣和发展。商业发展以后，都市开始逐步演变为商业的集散地点，而由于货物的往来运输，交通的发展也就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了。
我国从夏、商之时就出现了城市和都邑，那时的城市和现在的非常不同。那时的城市是王公们勒索贡赋的城堡和宗教活动的中心，不仅非常小，而且，城中的居民也还要从事一些农业生产，它和乡村并没有很大区别。后来到了春秋时代，等级制度开始变得更为严格，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十分缓慢，由于对城市大小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因此，城市不可能有很多人，自然也不会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时期，就像战国名将赵奢所说的那样，城虽然大，城墙也没有超过三百丈的；人虽然多，也没有超过三千家的。后来随着等级制度的瓦解，城市也开始起了变化。
战国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城邑也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由于等级制度的逐步瓦解，一般城邑的大小甚至都超过了从前的国都。“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这在从前可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场景。城市的迅速发展也造就了一些有名的城市，例如，赵国的邯郸，魏国的温、轵，韩国的荥阳，齐国的临淄，楚国的宛丘，等等，这些城市有些虽然不是国都，但非常繁华。
《战国策·齐策》中有一段描写齐国都城邯郸的话：“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说的是在临淄的道路上，车轮与车轮互相撞击，人与人的肩膀甚至可以互相摩擦，把人的衣服连起来可以做成帘子，每个人都举起袖子就能够形成大幕，每个人擦一把汗就可以挥洒成雨，人人家里家底丰厚富裕，志气极为高昂。这是苏秦在说服齐宣王时所说的话，难免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临淄城的繁华。从目前考古的发现来看，临淄城的总面积达60多万平方华里，城内街道宽广平坦，虽跟现在的城市没法相比，但在当时也算是十分繁华了。考古学家在临淄城里还发现了冶铁、炼铜、铸币等各种手工业的作坊，可见那时的商业和手工业都已经非常发达了。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大城市的街上已经是店铺林立了，卖酒的，卖四方土特产的，卖手工业品的……人们的生活非常方便而且井然有序。
在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发展的同时，交通作为联系各城市的纽带也开始快速发展起来。刀币是齐国的通用货币，考古学家们在齐国东边的今山东海阳、平度、日照等地发现了许多齐刀币。据此不难推断出，这一带可能是当时齐国东部的一个海上交通贸易重地。齐国的很多商品都通过这里流往东南的吴、越地区，而吴、越地区的很多商品也从这里流入齐国。在齐国，像这样的商业贸易网点还有很多，像西部以现在山东的济南、历城等城市构成的与中原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集散点，北部以牟平为中心与燕国的西南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集散点，等等。
商业的发展，对很多交通要道的经济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交通枢纽也往往是贸易的中心。燕国的辽西郡是中原各诸侯国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的必经之路。在这一地区出土的古钱币不仅包括燕国的“明刀”，甚至还有铭文为“安阳”和“平阳”的布币。由此可以看出，战国时期，三晋的商人就曾经经过这里。
从很多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的人民已经对西北地区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有了一定了解。当时的书中已经有了对昆仑山、火焰山、罗布淖尔、孔雀河等地的描述。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甚至已经有了关于吐鲁番火焰山的记录，“有燃火之山，投物辄燃”。那时中原地区的丝绸、金银器、漆器等一路向西，被运往新疆和中亚地区，大西北的很多商品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地区。这些贸易上的往来，当然是与交通的发展分不开的。由这种交流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由中原经大西北到达中亚地区的交通贸易非常活跃。在这种贸易交流的过程中，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交流，由于秦国地处西部，所以与西北及中亚地区的联系较其他国家更为密切，这应该也是古代的时候，西北人民经常把内地的人称为“秦人”的原因。
秦人在北方与西北和中亚人民互通有无，而楚国人则在南部同南亚的人进行着贸易上的往来。楚国是当时南方最大的诸侯国，它与南亚一些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韩国由于地理上的优势，是南北往来的必经之路。韩国的商业、交通都十分发达，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贸易网点。一些地方由于地处交通枢纽，所以经济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例如当时的宜阳，就是可以与赵国、楚国等进行联系、进行商业贸易的交通要道，当时的宜阳非常繁华。
从对各国的交通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战国时代交通其实已经比较发达，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贸易网。由于贸易上的往来，人们成功打破了以前闭塞不通的僵死局面，商品得到交流，人民也得到了沟通，达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崭新交流局势。这对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
东周列国、战国诸雄之间的战争，表面上看来是为了争夺土地和财富，但是从其本质上看来，则是贵族领主和新兴的地主阶级权力的争夺，无可置疑的是，最后的胜利者，是地主阶级，并由此统治了中国2000多年的时间。而在战国七雄之中，率先完成地主阶级取代领主贵族统治这一变革的国家，就是西边旧势力较为弱小的秦国。当然，在战国时代，地主阶级并没有完全取代领主贵族，而且在很多的国家，其权力还很大。
但毫无疑问的是，领主贵族的政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和削弱。其剥削方式发生了改变，其中尤其以农奴为代表的低下阶层，从西周的宗族制度的桎梏中走了出来，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解放。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变迁之下，战国社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具体体现在人口的大量增长、铁质工具的广泛使用、水利工程的大力修建、牛耕的使用、农业技术的大进步、手工业的进步、以城镇为中心的商品流通的发达等方面，这些变化最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各国社会相对自由的交通往来，战争的巨大消耗，促使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
当时社会有两种商业形式，一种是官营，另一种则是私营。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范蠡、端木赐等著名商人，到了战国时期，更有猗顿等人，他们都是富可敌国，名驰天下。由此可见，私人商业在这一时期，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甚至还有人专门开课收徒，教授致富之道。《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记载，当时的周人白圭讲授致富之道时就曾提到掌握时机，精确运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之法则等原始的经商思想。而白圭也因此被尊为商贾的祖师。
战国时的大都邑，许多都是著名的商业中心，如赵都邯郸、齐都临淄，以及魏国都城大梁、洛阳等。中等都邑也开始有了市，称为“有市之邑”，如韩国的上党郡，其中70邑有市。“日中做市，招集天下的人民，聚会天下的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系辞》）就表现了小邑中小市交易的情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私人商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重要性也逐渐超过了官办商业。《韩非子·亡征篇》就曾说道：“商贾的钱财存放国外，可以亡国。”
如“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货殖列传》）；又如“耕田之利十倍，珠玉（经商）之利百倍”（《战国策·秦策》）等思想都表现了当时对于商业的重视，很多人都愿意从商赚取利润。当然，这种现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当时各国都先后确立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制度，这种土地私有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到了地主阶级手中，而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则由于土地的兼并而流离失所，无所依靠，只能出卖劳动力为商人劳动，或者有经济能力的，就自主经营。
当时的这些大都市，集中了各地的物品钱财，大家在一起互通有无。当时的中原市场，能够买到南方的羽毛、象牙、犀皮、颜料，北方的走马、大狗，西方的皮革、毛织品、牦牛尾，东方的海鱼、海盐，可谓品类齐全。通过商业交换，即使是在不毛之地的人，也可以得到木材，住在山地的人可以得到丰富的水产品，农民常年耕种，不动刀斧不陶不冶就可以买到器械，工商不耕不种就可以买到粮食。真正实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大繁荣景象。
商业的发展，城镇的繁荣，对一般等价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一时期，一般等价物逐渐规范化和固定化。历史记载，墨子弟子耕柱曾经到达楚国做官，得十金送墨子。然而金却可以分为三类，即金、银和铜。还有记载称，当时张仪到达楚国，问及楚国的财富几何，楚王便说楚国出产黄金、珠玑、犀象，可见这些都能够列入财富的范畴。最早将黄金白银作为贵重货币的，当属东周后期的楚国，而到了战国时期，黄金则成了各国通行的货币。
历史记载，周人有一个风俗，就是特别喜欢从事工商业而鄙视做官。通过从事工商业，他们能够获取百分之二十的巨大利润。随着时代的发展，就连深受孔子儒学思想的鲁国，也大兴经商谋利，商业变得异常繁荣。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甚至西边的秦国，也发展起了商业。直到商鞅的出现，重农抑商政策施行，商业才有所遏制，但是他的这种政策并不为当时的东方六国所取，秦国也在商鞅死后，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商业，由此而带动了社会阶层的改变。
《礼记·月令》中就记载道：“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自然财物充足，国用民用，不感缺乏，百事顺利。”表现了秦国商业的繁荣，为了能够很好地和其他国家交流，商业上的交往遂而更加的频繁，以至于到了战国末期，大商人吕不韦参与到了秦国的政治中来，成为秦国的丞相，把持秦国朝政数十年。
第165章货币的发展
货币的发展是以商品交换的发展为依托的。在我国历史上，夏朝以前应该是没有货币的。那个时候人们的交易处在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阶段。从夏朝开始，“以贝为币”。天然贝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货币。到了西周时期仍以贝币为主，但是除了天然贝，已经开始出现人造的铜贝。春秋时代，称量货币和铸造货币开始成为货币的主宰，贝币虽然还存在，但是使用的地方已经不多。到了战国，黄金开始进入货币行列。之前人们所说的“金”都是铜而并非黄金。战国时期，黄金作为货币在市场上的流通在货币史上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它标志着人们的财富观念和聚集财富手段的改变，人们不再以实物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聚集财富的手段也开始从传统的珠宝玉石、车马布帛、谷物等向金钱货币发展。
此时，虽然货币铸造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由于当时诸侯割据，政治分散，所以货币非常不统一，人们在交易过程中还非常不方便。后来，虽然各国政府相继掌握了铸币权，但国与国之间还是不能统一，而且也没有一个特定的货币换算标准，所以物品在国与国之间的流通还非常不方便。这个时候各国货币的形制、单位、重量都非常不同，就形制看有铲形币、刀形币、贝形币、环形币等。
铲形币又称布币，是流通于三晋地区的一种货币，因外形似铲，故称铲形币。它本身就有许多不同的形制，有尖足的、方足的、圆足的等，但基本都还是铲形。铲形币是从古代一种叫“耒”的铲形农具发展来的。铲形币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在有些地区，铲子是一种原始的货币，人们最初是以生产工具铲子作为以物易物过程中的交换媒介的。后来，随着贸易的发展，为了交换过程中的方便，铲子才由实物逐渐变小，而形成流通的货币——铲形币。《诗经》中有这样一句话：“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这句话就很好地解释了铲形币被称为布币的原因，这可能就与古代有些地方以布作为货物流通过程中的交换媒介有关。铲和布都是古代流通的货币，后来金属铸币出现后，人们在铸币时将这两种之前流通的货币结合了起来，新货币的形取于铲，名取于布。除了铲形币有布币的别称外，刀币也有刀布的小名。
铲形币主要在战国七雄的韩、赵、魏范围内流通。近年来，人们发现了大量铲形币和铸造铲形币的模具。铲形币一般都有铭文，铭文的内容主要以当时的地名为主。目前所发现的铲形币中，以“安阳”为铭文的最多。这种货币可能是三晋地区所铸造和主要流通的，但是它的流通范围非常广，在三晋之外的很多地方也出土过这种货币。
这一时期，同样流通非常广泛的还有刀形币。刀形币是齐国的货币，因形状酷似刀鞘，故称刀形币。战国时期，齐国的商业非常发达，因此它在货币铸造方面比较领先。刀形币的来源应该也跟铲形币差不多，最初这一地区可能是以刀鞘为交换媒介的。对出土的刀形币进行金相分析之后专家发现，刀形币不仅外观酷似刀鞘，而且金属成分也跟当时的刀鞘成分一致。战国时，齐国铸造钱币的地方很多，但是，这些不同铸造地所铸造的货币却都有一个统一的铭文——“齐法化”。其中，“法”在古文中的意思是标准，而“化”可能就是货的简写。“齐法化”就是齐国的标准货币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刀鞘有“合六而成规”的说法，有意思的是齐国的这些刀币也可以“合六而成规”。战国时代，刀币已经非常成熟，由于它适合存储和流通的特点，刀币迅速成为那一时期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管子·轻重篇》中有一句话就说出了刀币在人们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
刀币虽然是齐国的标准货币，但是它的影响范围却不仅限于齐国。据出土文物推测，位于齐国西北部的燕国也通行刀币，只是燕国的刀币是以“明刀”作为铭文的，而且造型也没有齐国的刀币那么精致。
贝形币是楚国的流通货币，因为外形酷似贝壳而得名。我们前面说过，贝币的历史非常久远，从夏朝开始就有了贝币，但这时的贝币跟最初时候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这时的贝币采用的不再是天然贝，而是把铜铸造成了贝壳的形状。贝形币被称为“蚁鼻钱”或者“鬼脸钱”，它的顶端有两个大小不等的穿孔，背部微微凸起，腹部呈椭圆形。楚国的这种贝币也像同时期其他国家的货币一样，刻有铭文，这在之前的贝币上是没有的。在所有铭文中，“贝”字是最常见的。
除了贝币以外，楚国还流行另外一种货币——版金。版金是由一些打有方形或者圆形印记的小块连在一起的。最大的版金有54个小方块。这种货币使用的时候是根据需要支付的数额从大块上切下合适的若干小块，用天平称量后支付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货币之外，还有一种货币在战国货币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它就是圆钱。圆钱就是环形币，是方孔钱的前身，它主要流通于秦国一带以及东、西周地区。这种货币的形状可能来源于古人的所佩戴玉环或者玉璧。东、西周地区的圆钱铸造非常精美，并铸有“东周”、“西周”的字样。秦国的圆钱也铸有铭文，但是铭文主要是“重一两”、“十二铢”、“十三铢”等。方孔钱是秦朝晚一些时候的流通货币。方孔钱也有一些跟圆钱很相似的铭文，常见的就是“半两”、“两甾”等。据推测，方孔钱可能是由各地官府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所造的，它是秦在统一六国过程中流通最广的货币。因为秦国对外的扩张，秦势力所及的范围内的地区都受到方孔钱的影响。
货币的历史和商业发展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商业发展的水平决定了货币发展的水平，而同时货币的发展又能促进商业的发展。战国时期，各国在货币铸造上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这当然与当时商业的快速发展是分不开的。
第166章奇迹--都江堰
中国自古以来有许多奇迹，都江堰就是其中之一。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但如果没有都江堰，这个美誉也许永远都不会属于四川。都江堰之所以是奇迹，首先在于它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战国，在那样一个今天看来技术并不发达的时代，能够完成这样宏大的水利工程，实在不可思议。都江堰的奇迹更在于，它经受了2000多年的岁月磨蚀，至今依旧岿然不动，还在为巴蜀大地尽心尽力地输送涓涓清流。而这一奇迹的创造者就是李冰。
李冰是战国时期的水利家，本是今山西运城人，生活在战国末年，是秦国蜀郡守。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当时的蜀地常常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不是洪涝就是大旱，被称为“泽国”、“赤盆”。蜀地人民饱受旱涝灾害之苦，世世代代与洪水作斗争，却始终没找到有效的治理办法。公元前316年，秦国吞并蜀国，蜀地成为秦国的一个郡县。蜀地地势险要，掌控这一地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秦打算将蜀地建造成重要基地，于是任命精通治水的李冰为蜀守，前往蜀地治理水患。
岷江是蜀郡水患的“元凶”，一到任，李冰就开始了对岷江两岸的实地考察。岷江发源于成都平原北部的岷山，沿岸山高谷深，水势湍急；到灌县附近，地势陡然开阔，浩大的水流往往冲毁堤岸，泛滥成灾。同时，水流带来了上游河段的大量泥沙，泥沙不断淤积，河床不断抬高，水患进一步加剧。而灌县西南的玉垒山又阻碍了江水东流，每当夏秋洪水来临时，就会出现东旱西涝的局面。
在了解了当地的水情、地势的实际情况后，李冰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治水方案并着手实施。要治理岷江水患，最重要的是疏导水流。李冰的解决办法是，将玉垒山凿开一个宽20米的缺口，称为“宝瓶口”。由于被分开的玉垒山末端状如大石堆，人们便称之为“离堆”。为进一步地疏导江流，李冰在江心筑造了分水堰，把水流一分为二，迫使其中一股水流流进宝瓶口。在筑堰分流的过程中，李冰创造了竹笼装石做堤堰的方法。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犍尾堰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决。破竹为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之。累而壅水。”犍尾堰就是都江堰在唐代之名。巴蜀之地生产茂竹，用这种方法筑堤可就地取材，方便施工、维修。而且，层层累筑的笼石，既可防止堤埂断裂，又能利用时间缝隙起到减少洪水直接压力的作用，极大地降低了堤堰溃决的可能性。
分水堤因前端开头状如鱼头，便有了“鱼嘴”之名。鱼嘴迎向岷江上游，将奔涌而来的岷江分为了东西两股。东边一股为内江，是灌溉渠系的总干渠，渠首就是宝瓶口，过了宝瓶口，水流又被分成许多沟渠河道，形成一个交错纵横的扇形水网，浸润着广大的成都平原。西边一股为外江，是岷江的正流。之后，李冰又在鱼嘴堤的尾部修建了平水槽和飞沙堰，用以分洪、溢洪。自分水堰建成，成都平原就很少有旱涝灾害了。
都江堰建成后，李冰为了保障堤堰的质量和效用，建立了维修制度。每年十月份霜降时节，岷江流量最小，李冰就在这时带领众人修缮工程的薄弱环节和坏损部位。“深沟滩，低作堰”就是他在维修过程中提出的六字口诀。年复一年的维修、放水，使得清明节前后的放水日逐渐成为了当地百姓的一个盛大节日。放水仪式上，人们兴高采烈地敲锣打鼓，表现出征服水患后的巨大喜悦和对李冰的感激爱戴之情。
为了测量岷江的水位，控制内江流量，李冰父子作石人立于江中，作为观测水位的标尺。《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
都江堰的建成，彻底根除了蜀地千百年来的岷江水患，造就了一个人间的天府之国。蜀地从此“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水旱从人，不知饥饿，则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史上的骄傲，它完备的设计和悠久的历史足以让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惊叹。李冰也因此与他的丰功伟业一起流传千古。杜甫有诗云：“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
除都江堰外，李冰还在蜀郡主持修建了其他一些水利工程。岷江上游有一条发源于蒙山的支流叫沫水，该河道既有地下河，又受到山体阻碍，情况相当复杂，对航行非常不利。为此，李冰带领当地百姓凿除了河心的山岩，沫水的情况大为改观，航行从此通畅。管江、汶井江、洛水等河流也在李冰的治理下成为造福于百姓的资源。
李冰之所以为治国平天下的大丈夫，不只是因为他兴修了众多的水利设施。据《华阳国志》载，李冰任蜀守期间，还组织修筑了桥梁，开凿了盐井，使蜀郡交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李冰为蜀地百姓所作的贡献为世人所牢记，巴蜀之人尊称他为“川主”，并修建了许多“川主祠”，传达了他们对李冰的感激和怀念。余秋雨说，都江堰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正如实实在在的都江堰一样，李冰也许并没有帝王将相那样轰轰烈烈的事迹让世人激动人心，但他的遗产却实实在在让后世子孙感到了十分的踏实和温暖。他的都江堰与辉煌的长城一样，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第167章武器的进步与发展
经历了春秋时期几百年的混战，战国的战争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进入战国时期，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改进，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
战国时期惨烈的战争需要更多的士兵，军队数量由此大增。《战国·齐策》中田单说“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而赵奢却喜欢“用众”，“必负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春秋时期，各国的常备军兵力基本在10万以内，而战国时期各国的兵力大幅增加，以十万、百万计。各国需要的士兵数量不断增加，同时伤亡严重，而人口数量却增长有限，于是男女老幼都被征入军。从现今的材料来看，未发现春秋时妇女当兵的记录，而战国时期却有关于女子当兵的明确记载。《商君书·兵守篇》言：“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墨子·备城门》中谈到守卫之法，说“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
有材料显示，在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64年这200多年间，有38年的时间没有战争，而在公元前643年到前222年的200多年中，却有90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战争。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似乎战国时期的和平岁月比春秋时期还多。而实际的情况是，春秋时期的战争虽然比战国时期要频繁，但远没有战国的战争那么大的规模和那样的激烈程度，持续时间也较短。就连春秋时期的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等著名战争，也只进行了一两天。战国就大为不同了，《吕氏春秋》记载，魏国攻打赵国时，“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秦虽不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
上述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春秋和战国的作战方式有很大关系。春秋时期的战争以整齐的车战为主，战事的胜败掌握在驾车的贵族手中，而这些贵族遵循着骑兵的交战规则，十分看重威信和“面子”，很少奋力作战，战争也就不那么激烈。而在战国，职业的将领掌握了战事的支配权，他们受命于一个国家，便会为这个国家拼死力作战，夺取城池和资源，以战功换取荣誉和爵禄。战车在平地作战很方便，但在崎岖的地带很难驾驭，而且一旦车阵生乱，就很难恢复原来的阵列，不能满足战国的作战需要。于是，步兵的作用大为提高了，步兵野战成为战国时期的主要作战方式。同时，战国人还从一些骑马的游牧民族那里学会了骑射，以骑兵作为步兵的一个重要补充手段。赵武灵王就大胆地在军事上推行“胡服骑射”，建立了战国第一支骑兵主力部队。从他开始，骑兵成为华夏国家军队的主要兵种之一。
除步兵作战外，战国还有水军和船战的作战方式。成都出土的嵌错宴乐赏功铜壶和河南汲县山彪镇水陆攻战纹铜鉴上就刻有水军作战的情形，画面上反映出远距离用弓箭，近距离用戈、矛、短剑的作战场景。而据《越绝书》记载，战国时已有可乘90人的大型战船。
武器装备的改进也是战争出现不同面貌的重要原因。冶铁技术在战国得到迅速发展，制造了大量锋利的铁兵器。《荀子·议兵篇》说楚国的“宛钜铁釶，惨如蜂虿”，《史记·范雎列传》中秦昭也说“吾闻楚之铁剑利”。韩国出自冥山、棠溪、墨阳、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等地的铁制兵刃，能够“陆断牛马，水击鹄雁，当敌即斩”。《史记·信陵君列传》里的刺客朱亥使用的兵器是“铁椎”。长沙杨家山墓出土的一柄春秋晚期的钢剑，是已知我国古代最早的钢剑。而河北易县燕下都的一个战国晚期墓中，出土的大量兵器里，多于六成的是铁兵器，包括铁制的盔甲、剑、矛、戟等，铜兵器只占不到40%。
虽然有了坚利的铁兵器，但是铜兵器还在大量使用。长沙楚墓出土了戈、矛、戟、刀、剑、弓、箭、弩等多种铜兵器，巴蜀地区也有多种战国铜兵器出土。
战国时期出现了很多新型兵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弩的使用。最早的弩本来是用于狩猎的工具，春秋晚期开始用弩作战。至战国中期，各国已经普遍使用弩来作战了。马陵之战中，魏军进入马陵道，就是被齐军的“万弩俱发”击溃的。《孙膑兵法·威王问》说：“篡卒力士者，所以绝阵取将也；劲弩趋发者，所以甘战持久也。”可见弩在当时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弩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弩弓和弩臂，弩弓上装弦，弩臂后部装弩机，弩机周围有“郭”，有“牙”钩住弓弦，上有瞄准用的“望山”，下有拨弩机的“悬刀”。使用时，拨动悬刀，牙就下缩，被牙钩住的弦便弹出，借助弓弦强大的拉力，矢就被发射出去了。用弩作战可以“杀人百步之外”，使敌人“不知其所道至”。弩分为用手臂发射的“臂张”和用脚踏发射的“蹶张”。魏国当时有“十二石之弩”，可以拉动十二石的重量。弩机的制作已经相当精密，《吕氏春秋·察微》说“弩机差以米则不发”，可见对其精准度的要求之高。至战国末年，发明了“连弩”，《墨子·备高临篇》有“连弩之车”的记载。
除了弩以外，战国还出现了一些其他武器。湖北曾乙侯墓出土的一种带刺圆球形的刺杀武器，柄长达3米，战国以前未见此种兵器。戈是春秋战国的主要兵器之一，系在木柄的部分叫做“戈胡”。西周时的戈胡很短，上面只有一孔。春秋初有了胡略长而有两孔的戈，到了战国，发展为长胡三孔的戈，使得戈更牢固地捆在柄上。舟战工具钩拒和攻城工具云梯是公输班的发明，也是这一时期的新武器。在进攻武器进步的同时，防御装备也在改进。皮甲仍然是防护刀剑的重要手段，铁胄和铁甲的出现增加了将士们性命的保险系数。燕下都出土过一件由89片铁甲片编缀而成的战国后期铁胄。
总的来说，战国时期的战争，由于武器的进步和军队人数的剧增，以及各国经济、政治、人口和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异于春秋时期的面貌，是社会变革的一种表现方式。
第168章伟大的中医理论
战国时期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医学上也取得了骄人的成果。这一时期，秦国就已经设有专门给宫廷和百官看病的医疗机构，并开始有“太医令”这一官职。可见当时，中国就已经拥有了非常专业的医疗团队。秦越人、神医扁鹊以及他的弟子子阳、子豹等都是当时享有盛名的医生。中医一直沿用的望、闻、问、切就是在这一时期由扁鹊首创的。而且心理医生并不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在战国时期，就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医生”——宋国名医文挚。
相传，当时宋国有个叫龙叔的人，由于非常痴迷老子的哲学，他已经修炼到了很高的境界。有一天，他去找文挚求助：“文先生，听说您医术高明，我有病，您能帮我治好吗？”文挚说：“您先介绍一下您的症状吧。”于是龙叔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说他受到乡里人的夸奖，但是不能以此为荣；受到全国百姓的诋毁，但是不以此为耻。得到了不觉得欢喜，失去了也不觉得伤心。而且他这些病症，朝廷不管是用高官厚禄来激励，还是用严刑峻法来威胁都没有效果。他的整个德行跟社会格格不入，所以不能侍奉国君，不能结交亲戚朋友，不能管好妻子儿女，连支配奴仆都不能。
文挚听了以后，觉得龙叔可能是精神出了问题，但是他的语言逻辑性很好，又不大像精神病。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让龙叔背对着太阳站了起来，然后他借着阳光透视龙叔的胸部。看了一会儿之后，文挚高兴地对龙叔说：“我看见了您的心，您的心已经空空荡荡，真的是非常恬淡虚无，您差一点就成圣人了。心上有七个孔，现在您的六个孔已经疏通了，只剩下一个还有点堵塞。”
春秋后期，宋国被齐国灭掉。所以，龙叔的经历有点像末代的贵族。看过了政权更迭、尔虞我诈之后，放下了对功名的追逐，但是内心又有些不甘寂寞，所以才找文挚来求助。文挚用肉眼看透龙叔的心，并解开了他的心结。这是《列子》里的一段记载，关于文挚，《吕氏春秋》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话说战国时期的齐湣王有病，多方医治无效后派人去请了文挚前来诊治。文挚到了齐国，经过详细的诊断后确定齐湣王患的是抑郁症。他对太子说：“大王的病能治好，但是要治好大王的病，我必死无疑。”太子对此非常不解。原来，要想医治齐王的病，必须要用激将法。但是如果激怒了齐王，那么他自然就性命难保了。太子听了文挚的解释之后，苦苦哀求，并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治好了齐王的病，他和他的母亲一定以死去向齐王请求，保全文挚的性命。俗话说：“医者父母心。”文挚出于救人的天性答应了太子的请求，决定帮齐王治病。
他先和太子约定了一个诊治的时间，但是为了激怒齐王，故意失约没来。病中的齐王非常期盼他能帮自己治好顽疾，所以第一次失约没有怪罪他，只是又约了他一次。但是，“不识趣”的文挚第二次还没有来。“好脾气”的齐王还没有发怒，给了他第三次机会。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三次他还是没有来。齐王看他屡屡失约，终于由期盼转为愤怒了。天子之怒可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搞不好就是“伏尸千里，血流成河”。
但此时，文挚居然没有躲起来，而是“不识相”地出现在了齐王面前。只见他慢吞吞地走到齐王的床前，既不行礼也不下跪，甚至连鞋也没脱就爬到了齐王的床上，他踩着齐王的衣服，开始询问齐王病情如何。齐王气得说不出话来，但是文挚还在不停地说着一些让齐王生气的话。终于，天子怒了。他大吼一声，坐起来，一把推开了文挚。这一怒他的病反而好了。但是，俗话说“愤怒是魔鬼”，此时正被这个“魔鬼”统治着的齐王哪能冷静下来感谢为自己去除顽疾的医生。
帝王的残忍之性开始爆发，他要生烹文挚。太子和王后急忙出来阻拦，但是盛怒中的齐王哪儿听得进去他们的解释？所以，最终没有人能挽留住文挚的生命，这位名医最终丧生于蒸笼之中。
这是《吕氏春秋》里面的一段记载，对于它的真伪我们当然无从考证，但是我们却不难看出，当时的医学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这一时期的医学著作非常多，例如《禁方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以及久负盛名的《黄帝内经》等。当时的医学已经开始吸收一些哲学的思想，像元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相应论等均被中医所借鉴和采纳，这也是造成后来中医的理论充满哲学气息的原因。这一时期扁鹊的言论已经涉及了“五脏”、“肠胃”、“血脉”等这些我们一直沿用至今的概念。
《黄帝内经》在中医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确定了中医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的形成。《黄帝内经》中不仅讲到了怎样治疗疾病，而且更多的是告诉人们怎样预防疾病，怎样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健康长寿。所以《黄帝内经》与其说是一本医书，不如说是一本养生经。《黄帝内经》中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说明我们的古人在这一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了疾病预防的重要性。
有人问扁鹊：“你们三兄弟都精于医术，但是谁的医术最高明啊？”扁鹊回答，他认为长兄的医术最高明，因为长兄能够在病情发作之前，甚至病人自己还没有感觉到疾病存在的时候，下药铲除病根。可见疾病预防已经被当时的医学界所承认。“治未病”是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医学所秉承的重要思想。
此时，药物学和病理学也开始萌芽，后来出土的医书证明当时的本草知识已经非常丰富，而且据一些医书记载，当时一些医师已经开始试图使用复方，并且探索出了一些比较可行的组方原则和理论，方剂学也逐步开始发展。
战国时代，我国的医学确实取得了极为光辉的成就，我们的祖先在那时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智慧去改善体质，治疗顽疾，挽救生命。他们留下的伟大的中医理论值得我们去传承，去发扬。
第169章政治制度的发展
战国时期各国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官僚政治制度。其中大部分国家都设立了相和将两个职位。“相”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宰相、丞相，他是百官中地位最高的。我们都听过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邹忌就是当时齐国的丞相。而“将”就是我们经常听的“将军”，将的主要职责是统领军队，他在百官中的地位仅次于相。还以齐国为例，当时齐国的将军就是田忌赛马这个故事的主角——田忌。
商鞅变法的时候，他的官职是大良造，秦国设立相位比较晚。一直到秦惠王在位时，秦国才开始设立丞相一职，秦惠王拜张仪为相。到了秦武王的时候，秦国开始设立左右相。后来到了秦昭襄王的时候才开始有了将军一职。楚国的最高官职一直是令尹，最高武官一直是柱国、上柱国，既没有设立相位也没有设立将军之位。
战国时期，有些国家开始打破之前贵族世袭制度，任人唯贤，从此有才华的平民也获得了登上政治舞台，为将、为相、为地方军政长官的机会。这一时期确实有很多平民走入了政治的核心，例如申不害、范雎、张仪等平民宰相，以及孙膑、白起等平民将军。
为了加强边境的管理，保护边境的安全，很多国家在地方设郡，例如，为了防秦，魏国设立了上郡；为了守住几国争夺的险要之地，赵、韩设立了上党郡；为了防止秦进犯韩国或中原地区，韩国设立了三川郡。各郡大小不一，守或太守是郡的管理者。郡下面是县，郡管辖县。虽然很多国家都使用了这种行政建制，但是齐国却从来没有设过郡，不过齐国也有相当于郡的机构，那就是都。都的管理者被称为大夫。
郡县制在春秋时就已经有了，不过一开始的时候，郡比县小，而且这个时候的县非常少。春秋中期以后，各国开始纷纷设县，县开始多了起来。据《左传》记载，楚国派大臣薳启强去晋国访问的时候曾说晋国“其余四十县”，说明此时晋国已经设立了许多县了。从春秋后期开始，县的设置开始变得非常普遍。
到了战国时期，郡成了比县高一级的行政单位，开始管辖县。而县下面还有乡、里、邑、聚。这时候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非常系统、严密。一般国家都是按什伍编户组织的，十家为什，五家为伍，每个伍都设有伍长。而在乡这一级行政单位上设有三老、廷掾，里设有里正。除了这些以外，有些地方还设有亭，亭是属于军事性质的组织。
我们都知道以礼贤下士而闻名的战国四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都是战国时候的封君，都有封地，例如，平原君被封于东武城；春申君被封于淮北地十二县；孟尝君继承了父亲在薛的封地。另外，商鞅也属于封君这一阶层，商鞅本不姓商，商只是他的封地。战国时期的封君制度与之前的诸侯分封有很大的区别，封君这一阶层并没有很大的权利，封君都是封给食邑，他们只能从食邑收取一些租税，并不掌握食邑的行政权，也不能任免食邑的军政长官，而且食邑通常是不能世袭的。与奴隶制社会中手握重权，掌握军政，甚至能够独立发展成一个国家的诸侯国相比，战国打破了这种分封的权利，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除了封君之外，战国时期还有封侯的，封侯跟封君的性质一，也是给他们一些封地，让他们在封地靠租税生活。秦国著名丞相吕不韦就被封为文信侯，“食蓝田十县”，而嫪毐也被封为长信侯。
另外，战国时期，很多国家都设有爵位。商鞅变法的时候为秦国制定了20级爵：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其中最低的爵位是第一级公士，最高的爵位是第二十级彻侯，十六级以下的爵名同时还是官名。
商鞅变法时，他的职位是大良造，即大上造。而白起，也曾任过秦国的左更和大良造。这一时期，当一个人获得爵位以后，他也就得到了官职，并获得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相应的特权。爵位不同所享有的待遇自然也不同，爵位在八级以上的官员除了拥有赏赐和可以减免刑罚之外，还享有食邑。而爵位在八级以下的官长就只能获得赏赐的田地，而不能食税邑了。除了爵之外，特别有功的人也有得到卿的称号的，例如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就因为伐蜀为秦统一六国立下汗马功劳而被称为客卿错。
商鞅变法为秦国制定了非常详细的爵位等级制度，但在其他诸侯国，爵位制度相对就没有这么完善了。在齐、燕、赵、韩、魏这些国家，爵位的等级大抵只有卿和大夫两个阶层。卿一般分为上卿和亚卿，大夫则一般则为上大夫、中大夫和下大夫。我们所熟知的荆轲曾任燕国的上卿；蔺相如曾任赵国的上大夫；乐毅曾为燕国亚卿。而在楚国，爵位等级制度就更不完善了，楚国的最高爵位是执圭，除了执圭之外还有上大夫、五大夫爵位。
很多人都听过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掌握兵符才能掌握兵权。这一时期，诸侯国任命官员的时候都会发给玺、符。玺是官印，象征着权力，当官员离职的时候玺是要上交的，而符则是武官调遣军队所必不可少的。兵符通常都是分成两半的，左半交给领兵的武将，右半由国王保管，只有左、右半合在一起才能调遣军队。
战国时期，除了任命官员的制度跟以前比有很大区别之外，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比以前严格了许多。这一时期，官员的政绩一般都是由国君亲自考核的，只要没有达到国君的要求，就会立刻被免职。
战国时期，政治制度的发展，除结束了各方争霸，促进了统一之外，也为后来各朝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第170章艺术的奇葩
战国时期，音乐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善。这一时期出土的乐器主要有大型编钟、钮钟、镈、编磬、笙、竽、琴、筝、瑟、篪、排箫、箜篌、建鼓、悬鼓、有柄鼓、扁鼓、铜鼓、于、铎、钲等，种类多样，制作精美，性能完备。除了乐器方面的成就外，还出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例如《广陵散》，另外还有《屈原问渡》、《楚歌》、《幽兰》、《易水歌》，等等。
《易水歌》来源于人们耳熟能详的“荆轲刺秦”的故事。相传，战国时期，燕国的太子丹因畏惧秦国渡过易水，对燕国进犯，遂派壮士荆轲赴秦国刺杀秦王。临行时，太子丹及其他知情人都到易水边来为他送行。到了易水边，祭过路神，荆轲正要上路，他的好友高渐离忽然即兴拍打乐器，荆轲和着音乐慷慨而歌。大家听到他悲凉的歌声，“皆垂泪涕泣”。荆轲又走上前唱了一首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首歌就是被后人所广为流传的《易水歌》，它是声调激愤的羽声。被荆轲的激昂情绪所感染，在场的人都瞪大眼睛，“发尽上指冠”。
《屈原问渡》曲意出自楚辞中的《渔父》。屈子与渔父一问一答，曲子在绮丽中透着淡淡的悲意。世间沧桑好似都已概括在这简单的一问一答之中。屈子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屈子又叹：“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没有明确回答，而只是告诉他沧浪水清，可以用来洗他的帽缨；沧浪水浊，可以用来洗他的双足。曲子的宁静处如渔父，激荡处如屈原，一快一慢，一急一缓，截然不同的态度，自然会是截然不同的人生。屈原满腹悲壮，最终纵身一跃而下，江面激起几多浪花，然后慢慢归于平静。
人们在用音乐抒情方面的功力比起今天也毫不逊色。所以，当我们重听《广陵散》，重听《易水歌》，重听《屈原问渡》的时候，还是会被这些音乐之中所蕴涵的情绪所打动。
战国时期，社会体制面临变革，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整个时期的艺术发展都非常活跃。我们祖先的艺术才华不仅表现在音乐上，他们在绘画上的成就也非常引人瞩目。
战国时期，绘画具有鲜明的装饰风，从目前已出土的漆画、帛画、铜器画等已经可以看出一些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帛画《凤夔美女》于1949年在湖南长沙的战国楚墓中被发现。《凤夔美女》宽20厘米，高28厘米，画在帛上。画中有一位妇女，双手前伸，做祈祷状。她的头顶有一只双翅展开，昂首挺胸的凤，凤的左边是一只正在与之相搏的夔。这幅画上有许多曲线的花纹，使整幅图显得非常灵动，凤身上的曲线使它有了振翅飞翔的感觉，而女子衣服上的曲线使她整个人显得很有动感。
关于这幅画有很多解释。郭沫若认为，凤是生命和善美的象征，而夔是死亡和邪恶的象征，凤夔相搏是善灵和恶灵的搏斗，凤占了上风，这寓意生命终将战胜死亡，善美终将战胜邪恶。所以这幅画的主题是对生命和善美的歌颂。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幅画就是一幅“升仙图”，它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含义，画中的女子就是墓主人，而凤、夔都是神兽，可以自由上天入地，因此应该被看做是魂魄升天时的驾驭物。
1973年，在再次发掘战国楚墓的时候，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一幅名为《人物御龙》的帛画。这幅画的正中是一位手持缰绳、身佩宝剑的男子，他侧身直立，驾驭着一条正在向上飞的巨龙。龙的头部向上高高昂起，身体呈舟形，翘起的龙尾上站着一只昂首仰天的鹤。人物头顶上方是一个类似车盖地东西，上面有三条随风飘拂的带子。龙首下方是一尾向前游动的鲤鱼。这幅画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使用金粉的作品。整幅画以简洁流畅的单线条为主，辅以白描和渲染的色彩，技巧非常纯熟，行笔也十分流畅，与国画的特征非常相似。
“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万兽之首，自古就是中国文化中通天地之灵的神物。所以人们对这幅画的含义没有什么争议，普遍认为它反映的是先民对死后化作神灵、乘龙升天的一种愿望，这是先民关于征服自然，战胜生死的浪漫幻想。按照这种理解，画中的男子就是墓主人，整幅画所描绘的就是画中男子走完尘世历程，乘龙遨游天际的场景。男子气宇轩昂，泰然自若，御龙乘风白鹭相随。这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对生死所持有的观点，灵魂不灭，死只是超脱肉体之外另一种方式的存在。
除了帛画之外，这一时期的铜器画也非常出彩。随着“礼崩乐坏”的加剧，青铜器中的礼教成分减弱，开始逐渐趋于生活化。目前出土的许多青铜器如河南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鉴、四川成都出土的宴乐攻战纹壶等造型都非常质朴、古拙。虽然造型简单，但是画中的场面却往往非常宏大，而且人物形象也非常生动。当时的画匠已经具有了非常高超的技艺，能够画出艺术水准很高的作品。
战国时期，人们在音乐、绘画方面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我们的祖先利用自己的智慧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
第171章两千多年前的吃穿住行
说到战国，首先使人想到的莫过于无休无止的战争和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其实，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战国也是个物质文化迅速发展的时代。
战国时期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较之之前的商周和春秋时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生产工具的改进，带来了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变化。
铁器的使用是战国生产领域的一大进步。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铁器在战国以前就开始使用了，但是数量极少。战国时期，铸铁冶炼、铸铁铸造、铸铁柔化和渗碳制钢技术等冶铁技术的发明，推动了铁器的广泛应用。《五藏山经》明确记载了37个产铁之地，遍布战国七雄各国乃至百越之地。冶铁技术的发展和铁资源的广泛开发，极大地增加了生产工具以铁为材质的可能性，各式各样的铁农具成为战国的一大标志。在农耕文明的时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就是推动社会各方面进步的原动力。在铁农具的耕耘下，战国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新的面貌。
等级社会里，王公贵族永远是物质财富的头号享受者，他们的生活最能体现这种变化。民以食为天，无论哪个时代，饮食永远是人的头等大事。战国时期的饮食结构与商周时期差别不大，仍然以谷物为主食，副食有蔬菜、肉类、水产、果类，当然还有一些狩猎所得的野物。那时的粮食作物品种有粟、稻、菽等，粟米是北方人的主食，而稻米为南方人的主粮，在北方也有少量种植。菽是大豆，战国时期的典籍里经常同时提到粟、菽，不同于商周时期的黍、稷并重，可见在战国时期，大豆在粮食中的地位有所上升。贵族们平常食用的粮食是比较精细的，像大豆这样的粮食是不怎么受他们欢迎的。
战国的园圃业更为发达，蔬菜种类比较丰富，文献记载中出现的主要有葵、藿、薤、葱、韭、蒜、姜、蓼、芥等，其中葵、藿、薤、葱、韭最为普遍，有“五菜”之称。
战国人养殖的牲畜主要是马、牛、羊、鸡、犬、豕（猪），合称“六畜”。其中，马和牛主要用于农耕和交通，因而贵族们平时的肉食的主要就是羊、鸡、狗、猪等小型牲畜。
在食用方法上，战国比前代更加讲究。王公贵族对食物的要求达到了十分精细的程度，这一点可以从已出土的战国贵族墓中的大量餐具想见一二。在战国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鼎、镬、甗、斝、匜、簋、豆、盘、垒、尊、壶、爵、勺、匕、叉等精美的炊器和餐具，由青铜、金、银、玉、骨、漆器等各种材质制成。
在服饰上，战国依旧遵循上衣下裳的穿衣习惯。衣是上身所有衣物的总称，包括袍、襦、衫等。下身所穿为裳，包括贴身所穿的裈和腿上类似套裤的袴。衣裳的质料和形制因等级和身份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上层贵族的服装多以锦缎、帛、缟、皮和精细的麻布裁制而成，腰间以丝带坠金玉等物为饰，不同场合有不同的礼服。大贵族尤其以穿白裘外套锦衣为耀。
除了上下身的衣裳，就是头部和脚上的穿戴了。古人有“衣冠”之说，可见冠在古人心目中是与衣服同样重要的。战国人头上戴的冠有弁、冕、帽、冠、巾等不同称呼，不同年龄、不同场合须戴不同的冠。春秋战国虽然“礼崩乐坏”，但也仍然重视“冠礼”。20岁之前，男子头上只戴巾，20岁时举行成年礼，即“冠礼”，贵族子弟从此时开始戴冠，贫民子弟则只将巾改成帻。
履是战国人对鞋的称呼，王公贵族的鞋是精美轻巧的皮质鞋和编织精细的麻葛鞋，鞋上往往饰以颜色各异的皮条或丝穗。袜子在战国时也成为日常穿戴的衣物，进屋时须将履脱在门外，只穿着袜子进屋。
战国时代贵族们拥有的精美首饰和佩饰也表现出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包括发饰、耳饰、颈饰、臂饰、指环、腰饰带钩、佩玉、金属工艺装饰等种类繁多的饰物。
战国的耳饰通常是玉玦，有的玉玦十分朴素，素面无纹，有的则雕琢成龙凤的形象，战国中山国墓就出土过一件夔龙首黄玉玦。颈饰是原始社会就很流行的装饰，战国人仍然保留了佩戴颈饰的传统。中山国王墓出土的颈饰中有2串玛瑙项链，分别由222粒和74粒管形玛瑙组成。玉瑗是一种扁圆的环形臂饰，战国的玉瑗纹饰渐趋繁复，常见的是縠纹和云雷纹。
战国墓葬中发现了很多衣带钩，这些带钩材质贵重，工艺相当考究。钩体呈S形而有不同变化，有的体如螳螂之腹，有的体作琵琶状，有的为动物之形。带钩以金银、青铜、玉、铁等为主要材料，上面或鎏金，或镶嵌宝石。
玉温润而坚硬，色泽美观而音质清越，是君子品格的象征，《礼记·玉藻》有言：“古之君子必佩玉。”战国的佩玉同样精美绝伦。1958年河南信阳出土了10件彩绘俑，皆腰悬玉璜、玉璧、彩结、彩环组佩。战国时期还有各种装饰性玉佩，如人纹佩、兽纹佩、鸟纹佩、龙纹配等，雕镂技艺精湛。
这时的金属工艺加工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度，人们熟练运用镶嵌、金银错、鎏金、镂空、焊接榫卯等多种技术制作出精美的器物。从1972年内蒙古自治区出土的一件战国鹰鸟顶金冠可以想见当时器物制作技术的高超。
在建筑方面，战国的水平也超出前代许多，建造了很多高大的瓦房建筑，发展了中国建筑特有的斗拱技术。战国已经开始大量使用瓦，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大量的战国板瓦、简瓦以及各种瓦当，瓦上还刻有美丽的花纹。宫室是一个时代建筑艺术水平的最高体现，孟子说当时的宫室都是“堂高数仞，榱题数尺”，十分大气，室内的陈设更是华丽无比。从现存的实物和资料来看，战国的建筑是富丽堂皇而坚实牢固的。
至于普通百姓，当然无法得到这些物质享受了。他们住的依旧是透风漏雨的茅屋，出门自然也不可能有亭亭华盖的车舆。吃的粮食种类虽然有所变化，但是仍然常常被饥饿困扰而不得不以糟糠为食。肉食也只是上层贵族的专利，普通百姓是很难吃到肉的。那些华美的服饰，下层劳动者是根本无福享受的，有的人见都不曾见过。普通劳动者穿的是布衣短褐和没有装饰的草鞋和麻鞋，下身也没有贵族们穿的裘裳，只有一条襦裤，只有古稀的老人才有机会穿帛衣。
战国的物质文化生活当然不能与后世相比，毕竟它的生产力水平还有限，但是各方面的变化说明，战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已经比商周时期进步了很多，预示着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可能性。
第172章买卖国君的伟人
吕不韦，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35年。吕不韦之名，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他是当时最为富有的商人，他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古代谚语，发挥得淋漓尽致。
关于吕不韦的祖籍，历史上众说纷纭，几无定论，比较可靠的是说他为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吕不韦就是赵国人，由于史料有限，难以求证。唯一可以确信的是，吕不韦不是秦国人。《史记》记载了吕不韦的商业活动：“往来贩贱卖贵。”《战国策》中也有一段类似的记载。稍加分析，便能推测出他的财产极可能是靠经营奢侈品积聚起来的。在阳翟（今河南禹州）经营珠玉产品的时候，吕不韦深谙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经营之道，不久便积累起了千金的家财。这为他以后的发迹，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
这一年，吕不韦到达了邯郸，带足了钱财，准备做一桩大买卖。机缘巧合之下，吕不韦竟然结识了当今秦国国君的孙子嬴异人。
秦昭襄王四十年（公元前267年），太子赢悼死在魏国，后来被运回秦国，举行了国葬，其陵寝就在芷阳。两年之后，秦昭襄王将其第二个儿子安国君立为太子。
安国君有个非常宠爱的妃子，即华阳夫人，是安国君的正室，只可惜她没有儿子。因此，一旦安国君即位，太子人选便只能从他的20多个儿子中选取。而嬴异人（也叫子楚，生于公元前281年，卒于公元前247年），因其母亲夏姬不受宠爱，他在秦国也不受重视，太子之位肯定是与他无缘的。后来他作为秦国的人质，被送到了赵国邯郸。
当时的列国形势很紧张，秦国自白起执掌兵权之后，便将赵国作为秦国最大的敌人，长平一战奠定了胜局，后来更是兵临邯郸。由此可以知道，异人在邯郸的日子并不好过。当时，赵国对于异人，可谓人人唾弃鄙视，而他自己也没有足够的钱财，只能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几乎所有人都认定，嬴异人不仅难以回到秦国，还很有可能客死异乡，更谈不上继承秦王大统了。直到吕不韦到来后，才真正地发现了嬴异人的价值所在。在吕不韦的眼中，嬴异人就是一件最有价值的商品，现在可能一文不值，但只要自己经营有道，将来必定能够让他身价猛增，自己也可以一本万利。
其实，在来赵国之前，吕不韦并不认识嬴异人。吕不韦一见嬴异人就被他不一样的气质所折服。经过打听，才知道他就是秦国的质子。
吕不韦见有如此良机，便向其父亲问了三个问题。首先，吕不韦问其父亲，如果是种地，能够有几倍的利润？其父亲回答说十倍；继而吕不韦再问道，如果是贩卖珠宝玉佩呢？其父亲回答说，那可就高了，起码一百倍；最后，吕不韦大胆地问道，如果是扶持一个人，做一个国家的君主呢？其父亲抽了一口凉气，回到道，千万倍，甚至是难以估计的。
经过一番问答，吕不韦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好好经营嬴异人。
于是，吕不韦便在一个天朗气清的上午，前去拜会嬴异人。一见面，吕不韦便表现得喜不自胜，高兴地说道：“只要依靠我，就一定能够光大你的门庭。”嬴异人听闻他这么说，遂笑着说道：“你要光大我的门庭？可是依照我来看，你需要先光大你的门庭才行呢。”吕不韦知道，这不过是嬴异人的玩笑之语，是故并没有作真，而是进一步向嬴异人论述道：“公子，这你就不明白了，我的门庭固然需要光大，但是这一切还不都需要依靠你，才能够达成。”
话说到这个份上，嬴异人立马明白了吕不韦的心思，反正自己此时此刻也无所依靠，随着秦国和赵国的关系逐渐紧张，自己很有可能会遭遇不测。这吕不韦的大名，他也听说过：经商有道，家财万贯。嬴异人认为，自己大可以将之纳为己用。
只听吕不韦说道：“现在秦国君主已经垂垂老矣，安国君成了秦国国君继承人，众所周知，华阳夫人就是安国君最为宠幸的一个妃子，然而她虽然有选择下一个太子的权力，却没有自己的子嗣，眼下的局势很清楚：公子的兄弟多达20余人，公子又排行中间，不受秦王宠幸，长期被留在诸侯国当人质，即使是秦王死去，安国君继位为王，鞭长莫及之下，公子拿什么去和安国君的那些儿子去争夺太子大位呢？”
嬴异人一听，吕不韦说得很有道理，自己难道就一直默默无闻待在赵国邯郸吗？或者有一天，秦国大军压境之时，赵军会毫不犹豫地杀了自己。嬴异人自然不会甘心如此籍籍无名下去，遂向吕不韦问道：“先生说得不错，但是如何做，才能够挽救眼下这种危局呢？”
这一下，吕不韦终于来劲了，他知道，嬴异人这件商品，终于成了自己的独家品牌，依靠自己的实力，加上嬴异人的潜力，这个买卖实在是前途无限。吕不韦高兴地说道：“公子现在处境危急，穷困潦倒，又客居在赵国，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献给亲长，结交宾客。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要依靠一个有经济实力而且不对你造成任何威胁的人。恰好在下家有千金，愿意全部拿出来帮助公子，只要拿着这些钱财前去秦国游说，侍奉好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则将来的太子大位，就非公子莫属了。”
嬴异人听了这话，顿时大喜过望，遂向吕不韦保证，一旦将来自己坐上了太子大位，甚至成为了秦国的国君，则愿意和吕不韦共同享有秦国的一切权力。无疑，这种承诺是极具诱惑力的，也是吕不韦最想要的答案，只有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才值得他倾家荡产甚至是舍生忘死地去博弈一回。
吕不韦将家中的一千金分为两部分，每一部分为五百金，分别用于结交宾客和购买珍奇玩物。为了保证这次投资的准确性，尽量降低投资的风险，吕不韦甚至亲自去到秦国，首先拜会了华阳夫人的姐姐，通过她，吕不韦很顺利地就见到了华阳夫人。把自赵国带来的最为珍奇的物品献给了华阳夫人。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情景，华阳夫人一介女流，见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放在自己的面前，自然喜笑颜开，对吕不韦则更是亲厚有加，并向他保证，无功不受禄，只要他有需要，而自己又力所能及，就一定不会辜负他的希望。
吕不韦见自己一番经营，中间人终于上钩了，心中暗喜。只要这位中间人能够对“商品”产生兴趣，并保证帮助吕不韦推销他的那件“商品”，那么自己的这件奇货，就必定能够成功脱手，卖出绝高的价格。
当然，首先吕不韦必须要对这款“商品”的性能作一个简要的介绍：嬴异人天赋异禀，才华横溢，即使在困境之中，也能够成功和许多宾客结交，天下有能力的人，都愿意和他交往，其礼贤下士的名声，已经能够和魏国公子信陵君相提并论了。听完吕不韦的叙述，华阳夫人派人暗中打探，发现吕不韦所说果然不假，竟然连秦国的某些著名人士，也有心归附嬴异人，可见这件“商品”，确实是质量过硬。
其次，吕不韦极尽所能来吹嘘华阳夫人对嬴异人有多重要：夫人在嬴异人的眼中，简直就如同苍天一般，天下没有人的地位可以超过夫人。嬴异人虽然身在邯郸，却心在秦国，他对夫人和太子的思念，日盛一日，但却无法如愿得见你们的容颜，只能够以泪洗面了。听了吕不韦声情并茂的陈述，华阳夫人对嬴异人不禁心生怜悯之心。最后，吕不韦为了让华阳夫人彻底将身家压到这件商品上，便从其切身利益角度出发进行说服：只有买了这件“商品”，才能够永保荣华富贵。
为了收到更好的效果，吕不韦实行旁敲侧击的手段，并没有直接告知华阳夫人这些有关利弊之语，而是收买了其姐姐，让她代为转达：“君主身边的妃子，很少是依靠其才能来侍奉君主的，因为依照惯例，是不准许后宫干预朝政的。更多的人，是依赖自己年轻貌美，让君主赏心悦目，才能够得到荣华富贵的。然而，这一类人却有一个弊病，一旦年老色衰、人老珠黄，则君主势必会舍弃她而另寻新欢，宠爱也就随之减少。现在夫人在太子身边，依靠年轻和美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自是风光无限。但是夫人却没有儿子，这种风光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仍是个未知数。要保全自己的地位并使之长久，只有趁早结交一个有前途而且孝顺自己和太子的王子并将之立为继承人，像亲生儿子一般对待他、扶持他。无论夫人的丈夫是在世还是辞世，夫人的地位都能得到保全。甚至一旦那位继承人做了大王，夫人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可谓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现在咸阳的街头巷尾之间，都流传着嬴异人的贤能，只可惜他自己在诸位王子中间，并不是很突出，如果按照其次序，是不能被立为继承人的。其生母不受宠爱，嬴异人只能将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夫人。只要夫人扶持他，将来就不愁失去宠爱，一辈子高枕无忧了。”
华阳夫人见自己的姐姐这么说，终于下定决心，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扶持嬴异人的行动。
第173章谋求利润的最大化
经过一番舆论宣传和造势，吕不韦终于将自己家中的这件奇货推销了出去，只要这个中间人华阳夫人能够说动“买家”安国君，将这件商品收购，则自己的身价必定无限增长。
在一个温馨的夜晚，华阳夫人摆了一桌的好酒好菜，热情地将安国君请了过来。二人就那么席地而坐，注视着对方。安国君心想，此生如果没有这个女人，自己纵使做了大王，又有什么意义呢？华阳夫人也想，自己老了之后，这个男人还会和现在一样宠爱自己吗？也许会。即使他会，可是如果他不幸去世了呢？
终于，华阳夫人率先打破了沉默，深情款款地说道：“臣妾一生，最为高兴的事情，就是能够遇见大王，更是得到了大王的万千宠爱。可是臣妾却一直有一个遗憾——没能够为大王生下一个子嗣，这是臣妾心中最大的隐痛，只希望大王能够准许臣妾去收养一个义子。”
安国君对她百依百顺，一听见华阳夫人有收养义子的想法，当然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只是整个天下，华阳夫人最好能够收养一个嬴氏子孙，否则即使将来自己有心传授衣钵给他，恐怕也难以让赢氏族人心服口服。于是，安国君问道，谁能够有这样的福分，成为夫人的义子呢。
华阳夫人忙高兴地说道：“自然是夫君儿子中的一位，虽然他们都很优秀，但是臣妾最中意的，还是嬴异人。”
竟然是嬴异人？此时的嬴异人，不是远在邯郸做质子吗？何以能够得到华阳夫人的垂青呢？安国君将心中的疑惑提了出来，只要华阳夫人有合适的理由，他大可以准了此事。
华阳夫人遂告知安国君，他认为嬴异人能够甘心在赵国做质子，借以稳住赵国，对秦国而言，无疑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秦国多次攻伐赵国，嬴异人都能够安然无恙，可见其才智超凡；天下许多贤达的士人，都知道嬴异人的声名，可见他能够广结天下英豪；他虽然身处赵国，却丝毫不忘夫君和我，不时派人前来问候，并献上他搜集的珍奇玩物。话音未落，华阳夫人将心一横，把嬴异人赠给他的一些物品，选了一两件精品，送给了安国君。
安国君闻言，仔细思考一番：这嬴异人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能够让华阳夫人在自己耳边吹风，都不可小视。自己大可以准了他做华阳夫人的义子，日后再仔细地考察，如果将来他的确是可造之才，自己大可以将江山社稷交付于他。
就此，嬴异人这件“商品”，终于成功进入了“买家”的视野。
当然，不止华阳夫人擅长吹耳边风，其他妃子也不是易与之辈。华阳夫人担心，安国君耳根子太软，一旦其他人从中作梗，这件事情很可能会告吹。于是，华阳夫人索性来个一哭二闹三上吊，同时秋波流转、几番撒娇，终于让安国君答应给予自己一个保证。安国君无奈，只好刻下玉符，并且还答应暂时让嬴异人做继承人，一旦确信他有才能，便将江山社稷交付与他。
为了增大嬴异人成才的可能性，华阳夫人和安国君商议，干脆请拥有这件“商品”的商人，好好管理一下他的“商品”。如此，吕不韦便顺理成章地做了嬴异人的师傅，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还将许多礼物交给了嬴异人的师傅吕不韦，让他代为转交给嬴异人。
这件事情告一段落，眼下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如何才能够将嬴异人从邯郸营救归来。吕不韦深知，人家的“订单”下了，自己如果不能够成功的“送货上门”，一切都如同镜花水月一般。仅仅凭借自己的财力当然不够。即使富可敌国，如果不能智取，也很难成功地将嬴异人送回秦国。如今有实力救援嬴异人的，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赵王，另一个自然是秦王。嬴异人对于赵王而言，和鸡肋没什么两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今的嬴异人已经身价倍增，吕不韦当下最需要做的，就是在赵王知晓嬴异人的价值之前，将嬴异人救出邯郸。
于是，吕不韦将目光盯向了安国君的后台老板——秦昭襄王，只要他金口一开，继而对赵国全面施压，料想赵国也不能不让嬴异人回国。
这一次，吕不韦还是采取了旁敲侧击的伎俩，他没有直接去找秦昭襄王，也没有直接去找王后，而是找到了王后的弟弟阳泉君。
吕不韦一见到阳泉君，便来了一招先声夺人：“君之罪责，万死难辞，你可清楚？”听说这人做了嬴异人的老师，可是怎么会一见面就如此指责自己呢？杨泉君很奇怪，遂向吕不韦请教，自己何罪之有？
吕不韦暗笑了一下，自己在气势上就占据上风，不怕你不入彀中。遂义正词严地对阳泉君说道：“你不过是王后的一个兄弟，但是看你的待遇，再看你的排场，比起白起、范雎，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安国君和你比起来，也是小巫见大巫。可是你扪心自问一下，这一切你是依靠的谁呢？自然是你的姐姐，她是王后，所以你才能得到秦王的庇护，享受无限的荣华富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试想如果有一天，大王驾鹤西去，留下你和自己的姐姐，若安国君做了大王，却不信任你们，你们该如何自处呢？依照我看来，到时候你们不仅难以保全现在的名利和地位，说不定你们还会面临性命之忧呢。”
阳泉君一听这话，顿时感到情势的危机，便决心以后要收敛一些。可是即使我不犯人，也不代表就会人不犯我。于是，阳泉君客气地向吕不韦问询，该如何做才能够保全自身。
吕不韦等的就是此刻，他将心中早就准备好的一番说辞说了出来：“当今太子将来必定会继承秦国的君王大业，而他成了秦王之后，必定会对秦国的政局重新清洗，有用的人则留下，无益的人则除之。到时候华阳夫人那里定然是门庭若市，因为她是安国君最为宠信的人。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华阳夫人已经做了王后，还有什么理由去帮助别人呢？除非现在她还只是夫人之时，别人就帮助了她，她才会知恩图报。恰好我知道，华阳夫人因为没有子嗣，遂收了一个义子，即尚在赵国做质子的嬴异人。此人知恩图报，才智卓绝，天下闻名，你如果能够帮助他回到秦国，无论是对于华阳夫人、对于安国君还是对于嬴异人，你都立下了大功。如此，你还会担心将来会对你不利吗？你的地位必定会固若金汤。”
吕不韦之言，可谓醍醐灌顶，让阳泉君顿生恍然大悟之感。于是，他便去求了王后，王后很顺利地答应了阳泉君，去找秦昭襄王求情。但事情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秦昭襄王何许人也！他考虑的自是比他人周全：眼下秦国和赵国的关系紧张，秦国如果主动去找赵国，赵国必然会坐地起价，到时候必然会增加营救的难度。秦昭襄王想，只要赵国主动前来求和，秦国就可以顺势提出质子回国的要求，神不知鬼不觉地救出嬴异人。因此对于王后的求情，他并没有立即答应。
吕不韦知道，秦国这边只能先依赖安国君、秦王王后等人先稳住秦王，赵国这边，就需要自己亲自出马了。
于是，吕不韦打点好秦国这边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回到了赵国邯郸。值得一提的是，安国君为了能够成功地营救嬴异人，竟然还给吕不韦赠送了三百金，王后给了二百金，就连华阳夫人，也给了一百金，外带一箱子衣物。可见此事已经成功了八成，剩下的两成胜算，就在赵王身上了。
到达邯郸之后，吕不韦直接去到了嬴异人的住处，把自己在秦国的所作所为悉数告知了嬴异人。并将六百金和衣物都给了嬴异人，让他在以后多加运作，把这些好钢都用在刀刃上。嬴异人听完，心中喜不自胜，他知道，自己很可能要回到秦国，成为秦王了。
此后，吕不韦真正成了嬴异人的心腹，被引为恩师。心中所想所思，嬴异人无不一一告知吕不韦。
当然，作为一个商人，谋求利润的最大化才是吕不韦最需要做的。于是，他准备进一步投资，甚至不惜血本，来加工和完善自己的这件“商品”。他相信，自己赚取的，绝对不止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而是整个天下。
第174章“最大投资”
如果说，嬴异人是吕不韦最为看重的一件“商品”，那么，千古一帝嬴政，则是吕不韦倾其一生、注入血本的最大“投资”。
早些时候，吕不韦便在邯郸的一个不知名的角落，发现了赵姬这一风情万种、婀娜多姿、倾国倾城的绝代尤物，并花了大价钱将之购入自己的囊中，如此貌美无双而又能歌善舞的女子，就是许多王宫之中，也很少有过。吕不韦的眼光的确独树一帜。
一个偶然的机会，嬴异人见到了赵姬。这嬴异人在他乡为质子，虽然身份显贵，待遇却不怎么样，别说妻子，连个小妾也没有。正值青春热血的嬴异人，看到如此尤物，顿时如鬼迷心窍一般，红光满面，激动得语无伦次。
而这一幕，正巧被吕不韦看在眼里。多日过去，嬴异人茶不思饭不想，每每想起吕不韦身边的那个不知名的姬妾，便口干舌燥、心神恍惚，但是看吕不韦的眼神和行动，就知道那为女子定然是他的眼中宝、心头肉，自己这一生，恐怕和那位女子就此错过了。
吕不韦满意地笑了笑，知道自己的这件产品也成型了。于是，他便找来赵姬，向她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今后只要她能够和嬴异人相亲相爱，不久她便能坐上秦国王后的大位，而他们二人只是从明处转到暗处，一切其实都没有什么变化。起初，赵姬还有些许不愿意，但是最后便答应了吕不韦的要求。
这一晚，吕不韦大办宴会，主人是吕不韦，客人是嬴异人，而主角却是赵姬。
不一会儿，四周便弥漫开来一种旖旎的气息，嬴异人也变得醉眼婆娑，直到这时候，吕不韦才伸手拍了三下，顿时赵姬粉墨登场。这时候，吕不韦发话了，他说，眼下的这个女子，可是吕不韦最为重视的人，为了能够得到她，自己可是费尽了心思、绞尽了脑汁、倾尽了家财，今后有了她，只怕别人拿丞相的位子和他交换，他也要考虑一二。嬴异人其实也不傻，自然明白吕不韦在有意和无意之间，抬高赵姬的身价。然而酒过三巡之后，看着赵姬那风华绝代的舞姿和闭月羞花般的容颜，什么君子不夺人所好的思想，早就被他抛到了咸阳郊外，脑中剩下的，便只有眼前的这个女子了。
赵姬似乎也感觉到了嬴异人炙热的眼光，眼波流转之间，走到嬴异人面前，给他敬酒；酒过之后，赵姬更是疏开长袖，若即若离，飘然不已，惊鸿一瞥，貌合神离。
赵姬此人，真个是“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其绰约之姿、流盼之美，实在是动人心魄。
顾不得礼义廉耻，嬴异人忽地站了起来，向吕不韦庄重地说道：“先生切勿见怪，我知道君子不夺人所好，但是此女子无论是气质还是容貌，都让我大为叹服，今生如能娶她为妻，则死而无憾了，希望先生能够成全。”
吕不韦顿时做大怒状，对嬴异人喝道：“公子可知，赵姬可是在下的小妾，在下一番好意，让她给你敬酒，以歌舞助兴，公子怎么能生出这种心思呢？”
嬴异人一听，顿时跪在地上，要知道，这吕不韦可是自己的老师，自己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谁让赵姬将自己的全部灵魂都勾去了呢。
吕不韦叹了一声，感慨地说道：“公子切勿如此，在下知道，公子这么多年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一个人客居他乡，孤苦无依，连个说贴心话、做真心事的人都没有。吕不韦虽然无才无德，但却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为了能够让公子回到秦国，不惜散尽家财，又怎么会吝啬自己的一个小妾呢？只要公子一句话，即使她深得我的宠爱，也必须要忍痛割爱。只是在下担心，怕她不从，又担心委屈了公子。关键是你们能两情相悦，在下也乐得成人之美。”
嬴异人听完，顿时喜出望外。而另一边，吕不韦其实早就和赵姬商量好了，只要嬴异人说了出来，他们一定会答应。当然，在这之前，他们还得在嬴异人面前做一场戏，表现夫妻情深，生离死别，最后为了国家大业，公子幸福，只能忍痛分离。而又需要做得恰到好处，让嬴异人觉得，自己的确是欠了吕不韦天大的人情，而赵姬也是真心地从了自己，让嬴异人有充足的成就感。
接下来吕不韦再次做了一笔小小的投资：他作为女方“家长”，将赵姬热热闹闹地嫁到了嬴异人家里。嬴异人和赵姬二人也算是患难夫妻，感情日盛一日。而吕不韦这边，则是在高兴之余有些许酸楚，不管是真的感情还是灵肉游戏，吕不韦在一时之间都难以割舍掉赵姬在时的点点滴滴。可是一切已经成了现实，他也只能将心胸敞得更宽阔些了。
没过多久赵姬就怀孕了，一年之后，一个男婴诞生，他就是即将扭转中国历史巨轮，让天下无数人世代仰望的秦始皇嬴政。
关于秦始皇的出生问题，历史上给予了很多的解释。《史记》就曾记载，赵姬来到嬴异人之处时已经怀孕，而嬴异人却并不知道。文中还描述，“至大期时”，赵姬生下嬴政，因此他的生父是吕不韦——虽然由于怀孕期长，使得嬴异人和当时的其他人都相信，嬴政的确是嬴异人的儿子。《古代中国的政治家》一书中，对秦始皇异常出生的记载持怀疑的观点，并对其尽心了详细的论述。
主要有四点理由：首先，谈到此事的只有《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几段难以理解的文字，这有力地说明这一卷的很大部分可能已被窜改。其次，《战国策》中关于吕不韦的类似的文字在许多地方与《史记》有很大的出入，丝毫没有提及嬴政是吕不韦私生子的传说。再次，《史记》中关于私生子的传说，依据只有一句话，而这句话却有着奇怪的和含意不清的措词，这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它是经过了他人之手被窜改了。最后，这个传说与在《战国策》中记载的另一起王室私生子事件非常相似。
这起事件发生在楚国，当时楚国有一个地位与秦国吕不韦十分相近的政治家，向膝下空虚的楚考烈王进献一怀孕之姬。其儿子生下之后，成了楚考烈王的合法继承人，坐上了楚国的王位。由此可以猜测，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的说法，很可能是受到了楚国这一事件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始皇帝嬴政，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从此开始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第175章传奇女子赵姬
邯郸城外，秦国再一次增兵换将，王龁替代了王陵，顺便还带来了20万兵马。此时围困邯郸的秦军，已经足足有40万兵马。秦昭襄王不夺下邯郸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吕不韦听说，秦国那边也是矛盾重重，白起和范雎的争斗，已经影响到了邯郸的战局。白起不来，邯郸在廉颇的坚守下，便不能攻破。吕不韦还听说，其他国家也在望风而动，听说平原君已经找魏国和楚国谈好了，这两个国家正准备兵马，前来援助邯郸。
本来秦国和赵国对于吕不韦而言，不过是两个市场，谁胜谁负他都不是很在乎，只要自己能够赚钱，在乱世之中求得锦衣玉食就可以了。可是眼下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投给了秦国质子嬴异人，如果两国如此僵持下去，他的苦心经营就会前功尽弃。
吕不韦自然不会任由这种事情发生，他知道不能让自己散尽了家财，奉献了娇妻美妾之后还一无所得。于是，吕不韦狠下心肠把自己的积蓄都给奉献了出来，赠送给了邯郸守城的将卒。并告诉他们，自己全家老小来到邯郸做生意，却没有料到遇上如此大的战事，不仅不能赚钱还可能性命不保，所以自己不惜把这次做生意的成本拿了出来，让守城将卒通融一下，自己也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到家中。守城将卒中，有人认识吕不韦，见他是真心想要回家，而且出手阔绰，遂答应了他。
吕不韦日后能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实在有过人之处。此时此刻，他没有丝毫犹豫，便将赵姬母子秘密地藏在了赵姬的娘家，而且其娘家还是赵国的富豪人家，身份显贵，所以赵姬母子才能够成功地躲藏起来。另一边，吕不韦则将嬴异人打扮成了一个随从，就在当天夜里，有惊无险地混出了邯郸城。
一到城外，他们便不趋不避，直接朝着秦军军营走去，秦军攻城的士兵很快就发现了他们，开始以为他们是赵国的探子，于是将其抓捕。吕不韦见状，忙大喝一声，告诉他们，这可是秦国王孙，列位断然不能妄动。秦兵果然被震慑住，遂将他们带到了王龁的军营之中，王龁一见面忙向嬴异人请安，并给他换了衣物，设宴款待。同时还告诉他，秦昭襄王这两天也在军营之中督战，嬴异人可以和他见面。
吕不韦正愁秦军再次交战，列国定然不安，自己不知如何才能够平安带嬴异人回到秦国。不想喜从天降，秦王竟然也在这里，一切都进行得出乎预料的顺利。秦王见了他们也是欣喜不已，果然是骨肉情深，血浓于水，也许是近日常常听说嬴异人的不凡，也许是自己对于罔顾其性命攻打邯郸的愧疚，秦王表现得异常兴奋。他给嬴异人赏赐了许多财物，为免夜长梦多，还特派了兵马，护送嬴异人尽快回到咸阳。
一路无话，吕不韦一行在数日之后，便进入了函谷关，再过数日，便进入了咸阳。一到秦国国都，嬴异人便表现得非比寻常起来，仿佛有一种王者的霸气。除此以外，他更表现得异常睿智，首先想要见面的不是安国君，不是那些繁华酒肆，更不是自己的其他亲人，而是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华阳夫人。
这让吕不韦暗自怀疑，当初他见赵姬之时表现得那么急色或许正是嬴人大智若愚的表现，是他为了更好地笼络自己才出此一招。一时之间，吕不韦不禁暗自庆幸自己下对了注。
当然，在此之前，吕不韦还需要好好装扮一下嬴异人，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所以吕不韦特意吩咐让随从带来了特制的楚国衣物。他认为嬴异人如果能够穿着楚国衣服前去觐见华阳夫人，必然能够很快地亲近华阳夫人，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果然，华阳夫人一见嬴异人一身的楚国服饰装扮，便心生疑惑，向嬴异人问询道：“你是个秦国人，即使做了质子，也是在赵国邯郸，怎么会穿着楚国的衣服呢？”
嬴异人见华阳夫人问询自己，顿时失声痛哭道：“不肖子孙被困赵国，虽然生活凄苦，却从来没有忘记秦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对于秦王，对于慈母，对于华阳夫人，都心怀感恩，思念不已。”
华阳夫人一听顿时明白了，他穿着楚国服装很可能是知道自己是楚国人，思念自己不得见，只能整天穿着楚国服饰了。不论如何，他今日前来，能够如此细心，足见其孝心。一直以来没有儿子的华阳夫人，内心的孤苦寂寞和磅礴的慈母之爱一瞬间涌上心头。
真情也好，假意也罢，吕不韦都不关心，他在乎的是这位中间人似乎已经彻底地融入到嬴异人一边。对于这样的结果，吕不韦很满意。
嬴异人名正言顺地成了安国君的继承人，同时吕不韦也终于收到了回报，秦昭襄王将之封为秦国客卿。但是吕不韦不会就此甘心，他知道只有嬴异人即位，他才能得到和他的付出所相称的回报。
然而，让吕不韦担心的事情还是摆在他的面前。秦昭襄王虽然年纪已大却依然老当益壮，不时还能够去御驾亲征，而安国君也是身体健壮。到嬴异人成为国君，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即使真的到了那个时候，说不定他吕不韦已经化作一抔黄土，长埋地下了，他的宏图伟愿也只能在九泉之内，含恨长眠了。
老天似乎听到了吕不韦的心声，公元前251年，一个黄叶满天飞舞的萧瑟季节，在秦国政坛上风云了半个世纪有余的秦昭襄王，终于带着雄霸天下的豪情和未能一统天下的不甘，离开了人世间。安国君顺利即位，是为秦孝文王。
这一刻，吕不韦虽然在名分上没有多大的提高，但是其地位却明显提高了，要接近秦王已不是什么难事。可是这一切，依旧不是吕不韦想要的，因为他想要的是更多、更大的权力。秦孝文王自然不会满足他，且不说他的才能几何，但是他这样一个具备大野心的人，秦孝文王就不会放心大胆地任用他。
这一次，吕不韦几乎没有担心多久，秦孝文王便一睡不醒，没有证据表明，秦孝文王是如何死亡的。只说当日他处理了一些朝中杂务，会见了一些秦国宾客，回到寝宫，第二天就没了生机。
但是很多人都在猜测，他的死亡一定不是正常的。因为距离安国君加冕才仅仅三天的时间，其地位尚不稳固，一切事情都最有可能在这一期间发生，他的死很可能是吕不韦下毒所致。
不过没有人去关心他的死因，他很快就被下葬了。秦国再次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轮到了吕不韦纵横捭阖。
这一年，是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嬴异人正式更名为嬴子楚。他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以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吕不韦真正实现了他的政治理想。多年来的奇货，终于实现了他的价值。
还有一件事情，让吕不韦感到未来充满了希望，那就是赵国在不久之前，送回了赵姬母子，而秦王顺势将嬴政册立为了太子。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秦始皇名为赵政，和其母亲一个姓氏，到了此时，才正式更名为嬴政。
昔日的嬴异人还不过是秦国在赵国的一个质子，随时都会面临性命之忧，现在却成了当今天下权势最为深厚的风云人物；昔日的吕不韦不过是一个被儒生瞧不上眼的贩夫走卒，现在却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成为天下为之震动的人物；昔日的赵姬，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姬妾而已，不想今日也成了王后，其儿子将来还会成为秦王。
赵姬是战国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关于其真实的姓名，历史中少有记载，故史学界俗称之赵姬。
对于赵姬，历史上多数持否定的观点，有些酸楚的文人多次出言讽刺，极尽挖苦之能事，甚至是侮辱赵姬，其实她也有自己的无奈。
一切都仿佛是被迫接受，又仿佛是她在有意为之，和吕不韦里应外合，成就自己的同时也成就别人。
也正是赵姬，让秦国后期的历史变得更为传奇，让秦始皇的性格更加饱受别人的争议。
赵姬名字中的一个“姬”字，更是让人联想无限。很多人认为，这和赵姬的职业有关系，很可能当时的赵姬就是邯郸城中某一歌舞酒肆中的歌姬，吕不韦见其貌美如花，才华横溢，便挥手千金，将她赎身。
其实，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吕不韦既然能够毫不吝啬地将赵姬献出来，在一切政治斡旋中表现得如鱼得水，与其理性和智慧是分不开的。这样一个为了前途可以舍弃一切的人怎会冲动地为了一个女人，擅自动用家财为之赎身呢？更何况，后来的赵姬成了嬴异人的人，嬴异人好歹也是一直活动在邯郸街头巷尾的人物，如果真的有这么样的一个尤物，他是不会不知道的。后来赵姬在吕不韦和嬴异人逃出邯郸之后，能够成功地躲藏，也是多靠了其娘家的身份，如果她是一个烟花柳巷之人，就不可能在赵王的羽翼下，孤儿寡母藏那么长的时间。
所以，有人说当时的“姬”字其实是对妇女美丽的称呼，也常常用于称呼自己的妻妾。历史还在向前发展，而赵姬的传奇也还在继续。就在赵姬到达咸阳不久，她名义上的丈夫秦庄襄王就死了。关于秦庄襄王的死，历史上普遍认为，他多年来在邯郸穷困潦倒，生活清苦，是故身体一直不好。在秦国做了三年秦王之后，患上重病，没有支撑多久便驾鹤西去。
从此，秦王政的时代到来了。
秦王政即位之后，吕不韦因为功勋，被封为“仲父”。仲父一词自古乃是对管仲的尊称，到了秦王政时期，伯仲亚季，就分别是大伯（叔），二伯（叔），三伯（叔），四（小）伯（叔）的意思。由此足见，吕不韦权势之重，已经达到了他人生仕途的巅峰。
在这一期间，发生了一件让整个秦国王室蒙羞的事情，即仲父吕不韦和太后赵姬竟然经常在寝宫之中幽会。
由此而观之，也许吕不韦和太后赵姬之间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当初的赵姬，虽然擅长歌舞，但却是个十足的不解风情的少妇，后来变成了万种风情的赵姬，应该说是时势造成的。她对于嬴异人很可能是强颜欢笑，为了满足吕不韦和自己的政治野心，赵姬不得已出卖自己的肉体，践踏自己的灵魂。
而吕不韦在秦庄襄王死后也日益权大，秦王政都需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在他的眼中，已经把自己当做了秦国的太上皇。只可惜秦王是不会答应的，而且随着其年岁的增长，其霸气也不断外漏。因为在嬴政的眼中，自己已经是嬴氏王朝的子孙，容不得半点玷污，自然对于吕不韦和自己母后不检点的做法也心存芥蒂，一旦他亲政定要惩治他们。更何况，老秦人虽然实力衰落，比起新兴的地主阶级，略显不如，但是比起一个吕不韦而言，其实力还是很客观的。
秦王政要的，不是自己顺应吕不韦，也不是顺应秦氏的那些老贵族们，而是要利用他们，让整个天下都匍匐在自己的脚下。
最终，吕不韦发现了这个孩子的不平凡之处，如果自己现在不悬崖勒马，他相信，他日嬴政亲政之后，自己定然难得善终。于是，吕不韦当机立断，和太后赵姬断绝了关系。
第176章《吕氏春秋》
历史不断地前行，曾经的傀儡嬴政正逐渐成长起来，甚至有了要亲政的倾向。当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只是个公子，权力自然比不过吕不韦。吕不韦不仅是秦国的丞相，更是秦国的辅政大臣，军机政务全部集中在他的手中，可谓一手遮天。
可是纵观战国四公子，哪一位都是礼贤下士的能人，收买人心的高手。其门下食客皆号称数千人。这就让吕不韦心中产生极大的不平衡，自己堂堂一国丞相，总揽朝政，竟然门可罗雀，门客极少。于是，吕不韦决定，要做得比战国四公子更好，他不仅花费了大量的财力，招揽到了3000多门人，还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勇士、猛将等，吕不韦半点也看不上，他所喜爱的，是文采斐然、智谋超群之人。
这也许与吕不韦自身的身份有关，吕不韦本身是一个商人，精于计算、长于谋略，那些贩夫走卒，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夫，吕不韦怎么可能将他们放在眼里？秦国猛将如云、高手林立，吕不韦也犯不着去犯忌，蓄养那些征伐猛士。
吕不韦在权力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除非谋权篡位，否则再难有进一步升迁的机会。为今之计，只有通过著书立说，树立自己的威信，扩大自己的影响，继而名传青史，才能让吕不韦提起浓厚的兴趣。而且，吕不韦深知，仅仅凭借自己的才华，著书立说以传千秋万代，时间上不允许，能力也有限。只有充分地依靠自己的优势，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所以吕不韦决定，要借助那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客和擅长争辩的人才来帮助他实现这一愿望。吕不韦让门下食客各自著述，只要是自己所闻所见，所思所想全部都写出来。等到数千篇文章交上来后，吕不韦才发现，竟然五花八门，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国家兴衰治乱、天地万物荣辱，没有什么不囊括其中的。表面上看来，这些文章没有任何线索可查，没有任何体系可表。这整个儿是一部杂文，水平不同，高低难榷，何以成就不世奇书呢？
这时候，一个门人向吕不韦建议，可以挑选一些写得好的人，对搜集上来的文章进行系统地筛选，对其归类整理，删除、更新和重新组合。吕不韦想以此书彪炳自己功绩，也希望它流传百世，所以他半点也没有马虎。书成之后，他还组织人员对其进行了数次修改，直到达到满意为止。
在众人的努力下，公元前239年，《吕氏春秋》（也叫《吕览》）横空出世。
《吕氏春秋》著述完毕后，吕不韦又挑选几位博学之人对这些文章进行遴选、归类，综合在一起。吕不韦自认为，《吕氏春秋》堪称千古佳作，甚至还夸口说，此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和古今的绝世奇书。
从当时的实际条件而言，能够成就如此鸿篇巨制，实在是很难做到。吕不韦借助秦国的强大以及自己的权势，才得以成书。
单以《吕氏春秋》全书的体系而言，可以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其中，十二纪是全书的精要所在，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15篇，共60篇。在“法天地”的基础上，最终编辑而成了这部书。十二纪象征“大圜”的天，因此，《吕氏春秋》在这一部分，将十二月令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讨论的是养生的方法，《夏纪》论述的是教学与音乐理论，《秋纪》讨论的是军事战争问题，《冬纪》则主要论述人的思想道德问题。八览，因为丢失了一篇，所以只剩下63篇，自开天辟地而始，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分别善恶是非、如何驾驭百姓、成就君王大业等。六论则总共有36篇，杂论各家学说，但依旧有自己的主线。
在《吕氏春秋》26卷中，囊括了161篇文章（现在存有160篇），总字数达20多万。其内容驳杂，主要包括儒、道思想，同时还兼有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还涉及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音律等方面。
所以《汉书·艺文志》一书中，将《吕氏春秋》列入杂家。这自然指的是其涉及的内容太多，太过驳杂。但是通观整本《吕氏春秋》，就可以发现它具备完整的组织系统，大量的理论构架，前后衔接严密的组织体系。恰如《用众》所说的那样：“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
吕不韦之所以编著这本《吕氏春秋》，就是想要集齐各家的精华，成就独立而富有特色的思想，因此全篇主要以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为主，用以客观可信的态度，从公平科学的角度出发，对一切事物一视同仁，这也恰恰和《吕氏春秋·序意》所言：“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吕不韦的观念，就是要融合各家学说，成就一部集大成的旷世著作。
而书成之日，吕不韦也面临着和秦王政的争权问题。秦王政渐渐成长，并网罗了李斯等一大批青年才俊，和吕不韦分庭抗礼。
眼看自己的权力日益削弱，地位不断下降，甚至自己的威信也在与日剧减，吕不韦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是让人将《吕氏春秋》全套书籍誊写完毕，进而悬挂在咸阳的城门之上。同时向整个天下发出布告，谁能够在原文上删除或者增加或者更新一个字，就会得到一千金的奖赏。吕不韦此举，看似莽撞，实则大有深意。
首先，这个布告无疑将《吕氏春秋》纳入天下舆论的中心地带，使得人人皆知这本书。通过一字赏千金的做法，让天下人都认识到，这本书果真是“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欲以并天下”的旷世奇书。其中文章字字珠玑，严谨完美，多一字太多，少一字太少，变一字太偏，更一字太窄。
其次，《吕氏春秋》代表的是吕不韦对自己志得意满、功震天下的自信。天下人看之，虽然有千金相诱，却无人敢去触及吕不韦的禁脔，敢于与虎谋皮。吕不韦在刹那间便声威大震，连秦王政也自愧不如。如此，其辅政大权就能够更加稳固，秦王要亲政，要对吕不韦下手，就要三思而后行。
毫无疑问，《吕氏春秋》出色地集中了上千人的智慧，汇集了先秦时期各家学说的精要，从宏大的视角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成为战国末年最为宏大的学术巨著。
《吕氏春秋》在思想上对先秦诸子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不二》篇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客观地指出了他们并非完人。这部书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统一各家学说的思想，认为“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在统一的思想之下，最终实现“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的理想。《吕氏春秋》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对各家学说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自然，在取舍方面，因为成书时间不长，各家政见不一，观点各异，遂有所疏漏，有失偏颇。尤其是在君王大业之上，吸收了孔子的统一王朝的思想，但是却不赞成恢复周王朝的礼治，而偏好封建君主专制。
《吕氏春秋》对于物质的起源也有自己朴素的认识，此书将宋尹学派的“精气”说拿过来加以改造。宋尹学派认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而《吕氏春秋》说：“万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和道家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进而延伸到对待社会历史的观念上，《吕氏春秋》认为历史是前进发展的，并在《长见》一文中提出：“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其观念坚持历史是环环相扣的，今天的人看待古代的社会，和后人看今天的社会，其实是一样的。因而为政者一定要适应时代和历史的变化，适当地变迁政策，如此才能够令社会长治久安。
综上可见，《吕氏春秋》无论是在其文学性、思想性还是在辩证性上，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前无古人自成一家。
是故司马迁毫不吝啬地称赞《吕氏春秋》“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更是将之和《国语》、《周易》、《春秋》、《离骚》等千古奇作相提并论。东汉高诱也盛赞之，认为《吕氏春秋》“大出诸子之右”，说明他认为吕不韦这本书的成就高于先秦诸子，得以独领风骚。
关于《吕氏春秋》的成就和价值，还留待今人的不断探索，后人的不断思考，一切都难以定论。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吕氏春秋》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研究，其价值也在不断被探索和发现，其光芒无法掩藏。
第177章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秦王政亲政的前夕，后宫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剧变。后人评价秦始皇时，对其毁誉参半，既有巨大的功绩，也有凶残的个性。
在某些政策上，他的确是比较偏激的，这一切也许是后天环境所致。一个曾经在邯郸籍籍无名的秦国小子，居然能够坐在天下的巅峰大位之上，其内心一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登上王位后，那些曾经和他亲厚的人，要么成了他的政敌，要么对他别有用心，这肯定对他的内心也有影响；表面上光鲜亮丽的秦王朝，其内部实际隐藏着很多的肮脏龌龊，这对他必定也会造成无法磨灭的印记……正是在这样变迁的潜移默化中，在这样残酷的政治环境中，秦王政逐渐从一个纯真的孩童演变成为一个杀伐果断、毫不手软的君王。
自从秦王政的父王过世之后，秦王政的母亲，也就是赵太后便逐渐疏远了他。号称仲父的吕不韦不仅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反而处处针对他，防备他。吕不韦独揽大权，一手遮天，全然不将他这个秦王放在眼里。当时后宫之中甚至还传出流言飞语，说赵姬和吕不韦有染，这让对自己父王一向爱戴的秦王政难以接受。不久之后，咸阳城中更有人传言，说秦王可能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这让秦王政更加愤恨。
但是秦王政除了忍受之外别无选择，因为他的羽翼尚未丰满，此时如果稍微露出一点不满，便会招致吕不韦的打击。太后赵姬离开咸阳去到雍地的宫殿中后，秦王感到更加孤立无援。于是，他为了打击吕不韦的势力，开始大力培植自己的势力，这时他最依靠的人是李斯。
秦王政极力笼络李斯，一来是因为李斯贵为荀卿的关门弟子，的确是不世出的奇才，对于秦国的发展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二来他本身是吕不韦的门客，秦王政大力提拔他，吕不韦不会反对，至少在一开始，还意识不到李斯的存在对自己的威胁；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李斯忠心于秦王政，一开始他就明确地向秦王政表示，自己只忠心于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吕不韦，也不是秦王，而是他自己。他自己要飞黄腾达，要真正地有一番成就，所以他要全心全力地依附秦王，忠心于秦王。
李斯被提拔上来，做了太尉，但是还不足以和吕不韦经营了10多年的丞相之位相提并论。秦王政于是想到了依靠自己母后去制约吕不韦，至少在名义上，太后赵姬才是秦国的最老资格者。
但是太后赵姬只知道整日沉溺于自己的事情，几乎很少干预朝中大事，即使曾经偶尔听政，所有大事全是让吕不韦全权处理。如今她又身在外地、鞭长莫及，如何能够让太后为秦王政所用呢？
恰好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出现引起了秦王政注意，他就是嫪毐。
太后似乎特别信任嫪毐，竟然为此多次前来找秦王，要秦王给嫪毐封赏，甚至还要给他封官。经过秦王政的观察，嫪毐虽然是个宦官，其能力却是不容小觑。太后既然有所相求，秦王政正好做个顺水人情，既可以让太后为自己所制，也可以让嫪毐和吕不韦相争，自己乐得作壁上观，最终坐收渔翁之利。秦王政对于太后，还是有一些感情的，尽管宫闱盛传太后经常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当时秦王政除了能够向太后赵姬说出一些心事之外，还有一个人，也可以说得上话。那个人就是秦庄襄王嬴子楚的生母夏太后，只可惜夏太后在秦王政七年（公元前240年）去世了。在夏太后去世之后，秦王政越来越感到，自己身边无人，心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夏太后死后，并没有和孝文王葬在一起。为了表示对华阳太后的尊崇，华阳太后和孝文王一起合葬在寿陵。正好夏太后的儿子秦庄襄王就葬在芷阳，为了向东能够看到自己的儿子，向西可以看见自己的丈夫，夏太后向秦王交代，请求单独埋葬在杜原之东，秦王准之。史称，夏太后预言，百年之后旁边还会出现一个万户的城邑。
这时的秦王已经变得越来越亲近自己的近臣，经常召集李斯等人前往宫廷，和他们纵论天下大势。
从种种迹象发现，嫪毐和太后之间似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嫪毐只不过是一个宦官，何德何能，竟然有仆人书童上千人，依附他以求仕途通达的食客也达到了千人以上。这些人空有一腔才华，满心抱负，殊不知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随着嫪毐的得寸进尺，秦王政早就忍受到了极限。要不是顾忌太后和吕不韦，秦王政早就想要对他动手了。
可是这些士人门客看到的只是秦王对嫪毐越加亲厚，甚至还封他为长信侯，以山阳（今河南焦作东南）地区为其住地，又以河西、太原郡为其封田。太后赵姬却深知自己的处境，随着嫪毐的日益猖獗，秦王政的逐渐成长，迟早有一天秦王会对付嫪毐。如果她和嫪毐的这段纠葛被秦王政知道，则嫪毐的毁灭就在转瞬之间。
果然，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嫪毐身边的一个人终于将这件事情告诉了秦王，他声称嫪毐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宦官，而且太后和他搬到外地去居住也是为了避免咸阳众多耳目的发现。实际上，嫪毐和太后赵姬常常淫乱私通，而且还生下了两个儿子，已经将他们隐藏了起来。
这位告密者还告知秦王，嫪毐自称“假父”，甚至他还密谋，等秦王政死后，就让他和太后的儿子继承王位。秦王政听后大怒不已，以前对他们之间的事虽然早就听闻了许多闲言碎语，但是他并没有当做事实去对待，今日竟然被人提了出来，不仅是王室的丑闻，也是自己的悲哀，更是对秦国王位的威胁。
秦王政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史书没有记载那个告密者的结局如何，但是从秦王政一面杀伐一面痛苦的表现中可以断定，这个告密者也必定会难逃死罪。秦王政下令彻底查清此事，他要证明这一切都是虚妄胡诌的，流言止于智者，秦王政要将自己变成那个智者。
调查结果果然止住了流言，因为它变成了真相。更加严重的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当今相国——仲父吕不韦。
秦王大怒不已，可是一方面牵涉到自己的母亲，一方面牵涉到帝国的支柱，如果惩治了他们，必然会引起国家动荡。眼下秦王自己的根基虽然有所稳固，但是如果同时和双方交恶，胜算必定大大降低。但是如果不惩治他们，则非但秦王本身会受到整个天下的耻笑，整个秦国王室也会因此蒙羞，如此一来便是对秦国先祖的不忠不义不孝之举。
于是，秦王政和李斯商议，先稳住吕不韦，然后加紧对付嫪毐。
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又得到河西太原郡，从此过上了骄奢淫逸的王侯生活。但是他并没有放松对都城咸阳的密切监视，就在秦王政准备对他动手之时，他便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嫪毐决定先发制人。他趁着秦王政在雍城蕲年宫举行加冠之礼时，盗取了秦王的御玺和太后的玺，调动了数千县卒、官卫士卒官骑攻击蕲年宫。
秦王政虽然身在外地，举行加冠之礼，但是却也丝毫没有放松对嫪毐的监视。他准备自己加冠之后，第一时间除掉嫪毐。在此之前，秦王早就命相国昌平君、昌文君领咸阳士卒在雍城郊外不远处，随时候命以策万全。
嫪毐叛军刚刚发动攻击，秦王平乱的军队就随之而来，经过一番激战，叛军很快就被打得一蹶不振，秦王下令：“参加此次平乱的军士，凡立下战功的均拜爵厚赏，即使是宦官，只要参战的也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更加激励了军士的勇猛作战，结果嫪毐的军队大败，叛军中有数百人被俘虏，秦王政毫不犹豫地将之杀死，唯独剩下嫪毐和其死党数十人仓皇逃窜。
嫪毐的实力在此一战被彻底打垮，其他诸侯国从没有得到他的恩惠，秦国又是如此的强大，他国自然不会帮助他而得罪秦国。因此嫪毐势单力薄，已经对秦王构不成任何威胁了。
秦王政一纸诏令，通告全国，能够生擒嫪毐的人，赏赐钱百万；能够杀死嫪毐的人，赏赐钱财五十万。这无疑是向嫪毐宣告他已经被判了死刑，也在向全国宣告，秦王自己希望能够手刃此人。不出三日，嫪毐的行踪便泄露了，他和其死党被秦王一网打尽。嫪毐最终遭受车裂之刑，其三族被诛。
太后内心一定是很矛盾的，一方面秦王竟然全然不顾及自己的感受，杀了自己心爱的男人；另一方面她再也不必为这一段荒谬的感情胆战心惊了；她还有值得欣慰的一方面，即秦王政终于强大起来，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护卫自己的权势。
跟随嫪毐的那些死党，比如内史肆、佐戈竭、卫尉竭、中大夫令齐等20人皆受枭首之刑。那些奢望追随嫪毐，能够飞黄腾达的宾客舍人们也遭受了鱼池之殃，罪轻的人为供役宗庙的取薪者——鬼薪，罪重者达到了4000余人，全部被剥夺了爵位，迁到蜀中，徙役三年。
最让太后赵姬伤心的应该是她和嫪毐的两个儿子，竟然也被秦王一同杀害。对于秦王来说，太后和嫪毐的两个儿子无疑是他，也是秦国永远的耻辱，如若不杀难解他心头之恨。秦王的残忍让许多大臣感到脊背发凉。
太后并没有因为是秦王的生母而脱离干系，她也受到了惩罚。秦王将其驱逐出咸阳，迁到城外的棫阳宫居住。秦王政还向文武百官以及秦国的百姓宣布，和赵姬断绝母子关系，永不再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中国人最重视的就是孝道，秦王这一举动，有些不近人情。于是，许多人准备向秦王进谏，让他宽容地对待赵太后。秦王政认为进谏之人肯定与嫪毐有交往，和太后有交情，这时自己刚刚亲政不久，就必须要杀一儆百，树立权威。于是，秦王明令朝臣敢有为太后之事进谏者，“戮而杀之，蒺藜其背”。（《史记·秦始皇本纪》）。但是令秦王没有想到的是，政令颁布后，竟然还有27个大臣前来进谏。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秦王政贵为秦国君王，自然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遂忍痛将这些大臣全部处死，并将其尸体挂到了咸阳的宫墙之上，以儆效尤。
第178章忠臣不讲阿谀奉承之语
不过，在这期间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这个人就是茅焦。茅焦，生卒年不详，只知道他是齐国人。
秦始皇一连杀了27位大臣，果然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秦国之中已无人再敢向秦王进谏了，谁也不想拿着自己的性命去做原本就没有希望的事情。但是在战国那个激情飞扬的时代，总会有那么一些人，明知前方路途艰难也要去冒险。聪明而抓住机会的人，从此一飞冲天；糊涂而没有掌握好时机的人，就此魂断黄泉。这时候，秦国的一个门客茅焦挺身而出，甘心做一个冒险者，用自己的生命来赌一次。
在此之前，茅焦便在咸阳城内外大造声势，四处宣扬：儿子竟然不顾孝道，将母亲囚禁，将秦国搞得天翻地覆，这是何等道理？他还向世人宣称，自己并不是秦国人，本来应该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但是天下人管天下事，他实在是看不过去了，所以才前来劝谏大王收回成命。
秦王听说这件事情后，并没有立刻派人杀了他，而是下了诏令，让茅焦前去见他，让他说出道理来，能说服秦王固然很好，不能的话就只能杀身成仁了。
秦王政这次并没有要故意杀害茅焦，因为在见茅焦之前，他派使者前去告诉茅焦：“先生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大王正在怒火之中，接连杀了27位大臣，你一介布衣，难道就不怕步那些劝谏大王而被杀之人的后尘吗？”
茅焦很坦然地叫来了侍者并对其吩咐，给他准备一缸温水，他要沐浴更衣，不久后他就要前去觐见秦王，可谓凶多吉少，准备好了就有恃无恐了。同时他对使者说道：“囚禁太后，在下不能赞成，所以准备前去冒死劝谏。古书上说，二十八星宿都居住在周天环宇之上，如今已经有27个荣登神位，这下我来了，正好凑够二十八宿之数，何惧之有？”
起初来使还以为茅焦不过是疯人疯语，并没有当真，岂料他在沐浴之后，真的大大咧咧地准备前去觐见秦王。茅焦此举吓坏了与他一起居住的那些人，他们皆认为，茅焦此去定然是凶多吉少。秦国刑法中有连坐之法，他们害怕因为茅焦的缘故，殃及他们这些池鱼。不等茅焦到达咸阳宫，便私自瓜分了茅焦的行李，各自四散奔逃。
听闻使者的回报，秦王政当即无名火起。愤怒之下，秦王命人准备了一口大锅，里面注入一锅的水，并让人将水烧开，这恐怕是对茅焦的恐吓。做完这一切后，秦王政更是拿出了君王剑，端坐在大位之上，气势汹汹地让茅焦进见。
茅焦一进入宫殿便发觉气氛有些不对，如果自己贸然进去，恐怕还来不及开口，秦王便要让自己血溅三尺。为了减弱秦王的怒气，茅焦故意缓缓地步入宫殿，以缓和压抑紧张的气氛。
使者看不下去了，这样子慢吞吞地走，比起八十岁的老太婆都不如，何年何月才能够见到秦王？于是，使者便催促茅焦，让他快点，别让秦王等急了。
茅焦依旧不慌不忙地说道：“在下还想要慢点呢，相信使者也清楚，在下这一去，可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何必急于一时呢？”
使者听了他的这番话，不禁替他悲哀，这人何苦要来自寻死路呢？
历史仿佛在那一瞬间变得无比缓慢，茅焦这一行，也好像走过了一生的时间。待其终于走到秦王政的面前，不慌不忙地向秦王政行过礼后，继而用缓慢的语速对秦王道：“众所周知，如果一个人长寿，是不会忌讳谈论死亡的；如果一个人是国君，是不应该忌讳研究国家是否会灭亡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一个人如果忌讳死亡，他的寿命是否会变得更加长久呢？一国君主如果忌讳亡国，他的国家是否就一定能够长久地保存呢？自然不能。大凡贤明的君主，都不会忌讳谈论身死存亡，不管是国家也好，对个人也罢。不知道大王是否也是这样？”
茅焦很聪明，他用短短几句话就将秦王纳入自己的言语彀中，迫使他听从自己接下来的说辞，还通过这种旁敲侧击的手法，让秦王的怒气稍稍缓解。秦王问道：“你说这句话，可有什么深意？”
茅焦心中暗自笑了，遂向前一步，向秦王政说道：“阿谀奉承的话，忠臣从来不讲；违背世俗的事，明君向来不做。然而看看现在，大王的行为是多么的荒唐。草民虽然不能擅自称呼自己为忠臣，但是见大王犯错，就不得不说了，否则会让草民觉得，自己辜负了大王。”
秦王政停顿了一会，心想这茅焦貌不惊人言却能够压众，遂向他问道：“有什么话你大可以说出来，不必藏着掖着。”
茅焦知道，这时候秦王的怒气明显消散了不少，对自己说话的语气也客气了不少，遂大胆地说道：“天下何以会那么尊敬秦国呢，秦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强大，固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历代秦王都具备雄才大略，大王更是举世无双的英明君主，深得人心。然而现在大王却做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事情：首先车裂了你的假父，为不仁之举；其次则杀死了两个弟弟，为不友之举；再次则将太后软禁在外，为不孝之行；最后还轻率地杀害忠贞不二的大臣，这和夏桀、商纣有什么区别？公道自在人心，大家即使嘴上不说，但是心里面定然不会服气。如果全天下都听说了大王的这些举动，还有谁愿意归附秦国，信奉大王呢？如此一来，秦国危矣，大王危矣，这怎不叫人担心呢？”
秦王听了他这番话，心中顿时七上八下。自己虽然挥手间便会让别人流血漂橹，但是一个人的声誉好坏是极其重要的。魏国有信陵君，信陵君有好声誉，是故英才毕集在他的门下，魏国得以不亡；楚国有春申君，春申君有好名声，是故山东群雄拜服在楚国的威仪之下，合纵乃成，楚国方安。身为秦王的自己如果没有了好的名声，则人心尽丧，谈何一统天下？
其实这时候，秦王已经被茅焦的语言所动。茅焦也看中了秦王这点，于是直接解开衣服，走出了秦王的大殿，伏在殿下等待受刑。其实茅焦若想真心受刑很容易，直接跳到大锅中就可以了，那样他就真的是求死心切，必死无疑。但是茅焦并不想死，他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就是向秦王展示一下自己的必死决心以及一片赤胆忠心。
秦王自然知道茅焦的意图，也明晰茅焦话中的道理，于是亲自走出大殿扶起茅焦，对他说道：“赦你无罪！先生快快请起，穿上衣服，不要受了寒气。先生的话很有道理，寡人愿意听从你的金口之言，眼下寡人应该怎么做呢？”
于是茅焦进一步对秦王政进言道：“大王首先要做的，就是厚葬以前前来劝谏的那27位大臣，因为他们是秦国真正的忠臣，只有这样才不会寒了天下忠臣的心；其次，大王要赶快将太后接回来，免得落得个迁徙母后的千古骂名，这样也有利于收买人心，一统天下的大业也会因此而顺利许多。”
秦王顿时说道：“只有先生的这番话才真正地合寡人心意。以前的人，只知道指责寡人的过错，哪里像先生一般，用一统天下的道理让寡人茅塞顿开。先生的意见很好，寡人答应一切按照先生说的办。”
于是，秦王悉数遵从了茅焦的建议，厚葬大臣，接回母亲，而且还是亲自驾车前去迎接赵姬。只是众人都心知肚明，秦王这么做只是为了统一大业，他和太后之间已经产生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不可能恢复以前的关系了。而对于吕不韦，于公于私，秦王都不会轻易放过他。
太后赵姬并没有十分在意之前的事，回到咸阳之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设酒宴款待了茅焦，还不断地称赞茅焦道：“天下最正直的大臣，莫过于先生了。在危急时刻，先生能够挺身而出，不仅让我们母子能够破镜重圆，也让秦国的江山社稷转危为安，功劳之大，实在是难以形容。”
经此一事，茅焦走入了秦王的视野，成了秦王政尊敬和信任的人，被秦王立为太傅，尊为上卿。
在诛除了嫪毐及其党羽之后，秦王政转而将矛头对向了吕不韦。本来秦王准备一不做二不休，但是却又两个方面让他担心。首先是宫廷内外盛传，自己是吕不韦的私生子，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假如这件事情是真的，那么自己若亲手杀害了吕不韦，就会犯下大忌讳；其次，朝中遍布吕不韦的党羽，而且大多数人都来为吕不韦求情，连李斯都认为，杀之恐怕会引起众怒。之前秦王杀害赵姬的两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以及20多位进谏大臣，已经让群臣震惊，秦王威慑群臣的效果已经达成，即使他再怎么残忍，也不能够将朝堂之上超过半数的文武百官杀死。
无奈之下，秦王免除了吕不韦的死刑，却剥夺了他的丞相职位，将他贬谪到河南地界。但这件事情让秦王政真正见识了吕不韦实力的强大和根基的深厚。秦王政发现，吕不韦在当地居住的一年之中，山东诸侯国竟然多次派遣使者前去看望他，秦国境内也有不少的宾客前去拜访他。秦王深知吕不韦如果发动变乱，自己必然难以应付，秦国也会在萧墙之争中衰落不少，山东诸国便会得到喘息的机会。秦国要一统天下，便只能静待时变。
于是，秦王政亲自给吕不韦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
“你对于秦国，实在无尺寸之功，但却得到了河南作为自己的封国，有十万户的民户听从你的调遣。”
“你对于秦国，实在是没有半点亲属关系，但是却得到了仲父的称号，你难道就不觉得自惭形秽？”
“聪明的人，就一定懂得进退之理、升落之道。你眼下可有一个选择，足以保全性命，那就是速速前往蜀中，不要再在河南逗留，不要再和宾客诸侯交往。”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说，吕不韦这时候很伤心，因为嬴政毕竟是自己的儿子，父子相争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自己的胜算其实并不大，还会白白地削弱秦国。吕不韦本来就是一个商人，自然知道天下的生意总是输赢参半，有人赚钱，就必定有人会折本。如果叫他说出实情，秦王政必定更加难以接受，自己也免不了杀身之祸。即使听从了秦王的建议，前往蜀中，也必定会过上囚徒般的生活，说不定有朝一日还会被杀。吕不韦长叹数声，差点潸然泪下，遂饮下了毒酒，顷刻之间便毒发毙命。
纵观吕不韦的辉煌的政治生命，以美酒开始，以鸩酒终结。其实已经没有了什么遗憾，也许唯一觉得对不起的，就是孤苦无依的赵姬。
不过，赵姬最终还是得到了善终，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9年），太后去世，谥号为帝太后。赵姬死后，经秦王政允许，和庄襄王一起葬在芷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