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仁义者何？
“仁义为大道，当行于万世。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何为仁义？或曰，常存仁人之心是之。臣非之。仁义之为大道，必不能本于一时贤与不肖，不然何以行于万世？仁义之为治世大道也，无关贤与不肖，无关聪明愚钝。非欲人人为君子，非欲士大夫为贤人，非欲陛下为圣人。设若圣人当世之时，贤者佐之，人人为君子，天下自可大治，焉用术！”
“君子如北辰，望之而不可得，士大夫景行行止焉。天下只存君子之行，而无完人君子，是故士大夫论迹不论心。动辄行诛心之论，是不知君子之行，不足班士大夫之列，其理明矣。圣人当政，贤者佐之，天下为公之世，于天下有如北辰，望之而不可得。大道难行，故治国当用术，使天下大道不失。术以佐大道，圣人之治实难致，不得已而用焉。”
“凡术，必有一利兼有一弊，治国者取其一利而治时病。盖取此术不取他术者，于此时天下，于此时国中，于此一郡一县之地，此术利大而弊小也。是故，为治时病，不必强求天下一律。各地因时、因地制宜，取合用之术，朝廷总理之。当孝公之时，秦用商鞅之术，以律代法，秦律治秦地而兴。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混一宇内而制**。君临天下，知兴国之术，而未悟守天下之道，以术代道，天下尽行秦律。秦律用于天下未并之时，利显而弊隐，秦以其利而兴。天下一统，秦律一以天下，以治六国，利尽而弊显。秦不悟。律难行，以暴政酷刑临万民。百姓不堪，陈涉一呼，天下响应，秦之天下数年而灭。六世而兴，数年而亡，秦之数百年基业毁于一旦，何也？盖因商鞅兴秦，其法为兴国之术耳，非守天下之道也。取其利抑其弊于当时，于秦之地，宜也。时移世易，而不通变，利尽而弊显，强守之，刻舟求剑是也。行于秦地而兴，灭六国而强行天下，不知权变，以酷刑临六国之民，强行之，淮橘生北为枳是也。故曰，治国之术，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或曰，治国当因地制宜，必封建乎？臣曰不然。天下一律难行，一法可行，以法临天下，郡县以权变。秦王临天下，皆用秦半两，铭器而制度量衡行于郡县，制字书而斥六国乱文，此皆法也，万世皆可行之。秦王之功法也，秦王之失律也。”
“或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如草偃，欲守天下，其必封建乎？臣曰不然。封建，化天下之公为私也，只闻因私而废公，未闻以私而助公者也。当天下临大难，封建者欲守其私财，无不举地而献敌，全其富贵而置天下于身后也。人主以天下分封，是以公器而市私恩，天下治时封建者得其利，天下乱时封建者全富贵捐天下而助乱，有害无利明矣。”
“仁，子曰忠恕而已矣。孟轲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臣忠恕之道，此其谓与？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王之恕也，礼化于外，而悯纳于心。盖为大臣，以君命而理国政，当天下之怨，而恩归于上，实有其不得已也。臣之忠，内不事君王以谄媚，而时时规谏之。外则用心王事，深怜百姓，竭心力而求治世于天下，以报君恩也。”
“士大夫为郡县临地方而亲民，举地方之力而完赋税，亲民官之忠也。不因朝廷赋税而害百姓，亲民官之仁也。忠仁不能两全，先仁而后忠也。先仁而后忠，知朝廷以仁义治天下也。临郡县，理地方之财，而能致钱粮广收，朝廷因之富足，百姓因之安泰，官之忠仁两全者也。先仁而后忠，良吏也，忠仁而两全之者，能吏也。守仁而事朝廷以忠，则知能吏难得，良吏宜广求之，此之谓治天下以仁义也。”
“士大夫在朝为臣，出外为官。临地方为官，代朝廷治郡县，时时念百姓不易，辨其冤屈，解其急难，官之仁也。兴学事，使民有所学，广聪明，通世事，官之仁也。子之有教无类，士大夫岂可不行之于郡县与？延医治药，治下百姓有病得医，官之仁也。去诸般淫祀，行教化于治内，使民不受淫祀之祸，官之仁也。举之万端，利百姓，官之仁也。”
“以仁义治天下，则知仁当行于朝廷，而不必求之细民。民之仁者，遵朝廷法度者为仁，完税纳粮者为仁，当差役、徭役、兵役者为仁。仁之民，朝廷可不奖之？此天下之根本也。施粥济药，善举也；修桥铺路，善举也；开沟治渠，善举也；兴学助弱，亦为善举也。仁之于朝廷，非于百姓，可知善举非仁也。朝廷当奖仁而劝善，善与仁不可混也。”
“奖仁而劝善，盖因朝廷以仁而治，此为根本。善举实利百姓，百姓之利即为朝廷之利，固应谢之。朝廷代百姓而谢，高其名而薄其利。若得厚利，善举何为？百姓之仁为天下之根本，百姓不仁朝廷无以立，故应奖仁。奖仁当晦其名而厚其利。晦其名者，此为百姓当行之事也。厚其利者，此为真朝廷百姓也。”
“仁固如此，义何如者？义本于仁而出于仁，仁不能尽者。两人为仁，三人为众，义在众中矣。三之为数，两两相对又三矣，此二人之仁或害彼二人之仁者，必以义取。”
“天子、臣僚、百姓，为三矣。天子与百姓之仁，重于天子与臣僚之仁，此为天子之义也。士大夫出外为官，官、吏、百姓，三矣。官与民之仁，重于官与吏之仁，此官之义也。吏与民不成三，故曰，吏无义。官吏之分，官可求于仁义，吏只可绳以法度，规以制度者，概出于此。士大夫于天下法度、规制之外，尚须守仁义，故官制吏。以官制吏，非士大夫为贤而吏为奸，盖因朝廷于士大夫别有约束者。”
“或曰，天子、臣僚、台谏，此为三否？臣曰否。因台谏实为法度之依托，以仁义与制度而查臣僚，与臣僚无仁。无仁，何以成义？吏与民不成三，与此同。”
“朝廷、百姓、外邦以成三，则朝廷与百姓之仁，重于朝廷与外邦之仁，此为朝廷之大义也。内外有别，仁止于内，不当以仁求于外邦，故对外只存义者。”
“仁易解而义难为者，盖因义内之仁虽有轻重，却无绝对之论。百姓不仁，则绳之以法度，临之以刑罚。百姓不义，如何处之，却不可一概而论之。百姓违朝廷法度，有真横滑不法之徒者，有为小吏逼迫不得不违法度者，有不愤小吏依法度治己，而构陷守法之小吏者。亲民之官当细查，被逼违法度者，治吏。横滑不法者，任吏依法度治之。构陷守职之吏者，官当亲治，予以重处。是故士大夫出朝为官，不可不用吏，不可全倚吏。吏之细故士大夫可不问，而吏之职士大夫当熟知。”
“百姓不义，或啖外邦之利，或以私怨，阴结外邦以害朝廷者，则大义已失。对于不义之民，朝廷纵不得不与外邦暂时委曲，亦必穷治之。此为诛叛也。小民贪利，瞒朝廷而强取或偷盗外邦之物，引致纷争，则失大义，朝廷亦当助外邦惩之。此为惩恶也。”
“小吏不义，有为私利而挟朝廷之威而害民者，穷治之。有挟公器而威福百姓，纵不违法度，亦当究治。有治下百姓不法，或有害公理之事，吏不得己，周全百姓，周全朝廷者，纵为法度所不许，官亦当回护之。事有正有奇，以正为本，别辨其奇，官之职也。”
“官之不义，作威福贪私利害百姓者不必论，天子以大义治之。此为正也。其奇，有治下虽乱实非其过者。淫祀、邪魔之教、一人有过而举族抗法、虽为国人实通外邦，诸如此类者，治下虽乱起，纵百姓杀伤再重，残害地方再甚，亦非官失义。似此等事，不临以刀兵施以重刑，何以待天下良善之民？何以致太平！”
“天子失义，忘天下之根本在于百姓，在于天下治乱。听谄言，用佞臣，以一己之欢而置百姓生死于不顾者。天子于百姓，念兹在兹，大义在焉。处深宫而不知百姓疾苦，大义失焉。以百姓为本，广聪明，查百官，而究天下治乱之绩，天子之职也。”
“天子之义，显于天下。宰相之义，显于百官。百官之义，显于胥吏。宰相示义于天下，人主疑之。百官示义于小吏，百姓难存。胥吏示义于百姓，朝廷法度不行。何也？怨归于己，恩归于上者。各守其职，大义存焉。”
“仁义在，纵国有一时之难，不致覆亡。故曰，道以守成。仁义不失，不亡天下。仁义失，天下危矣。纵有挽天之术，仁义不复，天下终不可救也。”
“臣受命为宰相，以仁义大道佐君王，以固江山。以小术施政，而求治绩。大道以守成，小术以兴国。臣以小术理国政，愿陛下谨守大道，时时查之。”
第17章 自己的路
吴育把自己整理好的徐平先前奏对内容，拿给赵祯和徐平看。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由于匆忙，他只是把徐平的话联缀起来，稍加整理，没时间过多润色，是以带有强烈的徐平风格。
赵祯看罢，想了一下，突然大笑，对徐平道：“宰相一向待人谦和，凡与宰相引座交谈之人，无不言宰相有君子气度。然与宰相共事之人，则说言辞虽谦和，然于公事持之甚坚，共事者难。先前与宰相坐而论道，朕有此感，然并不难也。至著之文字，才知百官所言极是。对公事持之甚坚，宰相用心于事，勇于任事也。过之则为执，宰相谨记！”
徐平捧笏躬道：“臣之过也。过不能自查，臣之失也。谢陛下提点。”
这是徐平一直以来的毛病，与人相处和和气气，但一旦涉及到公事就过于强势。对上对下都不明显，而同僚就会觉得难以共事。君与相不是完全的上下级关系，是一种在上下级关系中的合作分工。徐平做宰相，赵祯也开始感觉到徐平的这个毛病。好在赵祯严于律己，做皇帝能够深自克制，对徐平的强势，感觉不深。等到把言论一形诸于文字，这种感觉就一下子强烈了。论治国之道和理国之术，徐平几乎是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在说。
汉太祖在秦末乱世，马上取天下，当国之后求贤士大夫共治国家。到了宋朝，继承了这个传统，而且面临内忧外患之时，鉴于前朝外戚、寺宦之祸，对士大夫愈加倚重。
把士大夫视为一个阶层是不对的，这既不是地主阶级，也不是读书人，虽然他们大多是出自于地主阶级的读书人。士大夫是求贤，而不是对官员的任能，两者有根本区别。
简单地说，士大夫的第一要求是意识形态，即与政权的意识形态必须相符。在这个前提之下，才有依能力任官的问题。
一国之中，甚至一家之中，极端的朋友夫妻之间，意识形态也可能不同，这是社会的多样性，强求一致会导致反弹。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只看对我好与坏，事情表现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无关紧要。还有视屁股坐在那里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为当然之理的，你是什么出身，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政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就必然用统治阶的人。
政权具有独立人格，就超脱了阶级，不能超脱，政权就无以维持。对于政权管理下的人来说，谁让我活不下去，我就反了他的。这是很多人的态度，政权要调和，正是必须让社会危机不碰触这条线。这条线对于不同的政权来说不一样，同样的危机，对于不同的政权来说，感受是不一样的。
政权内部个人的意识形态各种各样，但政权的意识形态却是唯一的。不管是从朝廷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皇帝的角度来说，选择与自己一起管理天下事务的，必然是与政权的意识形态相同，要从自己处于社会阶层的个人利益中超越出来的人。对于皇帝来说，对政权的意识形态未必就有多认同，但为了管理国家，他自己也要超越出来。
宋朝皇帝不只一个人说过，欲为一件快意事而不得，就是这个道理。
选官用科举只是手段，考的不是个人的能力，与以前的察举制目的本无不同，选的是贤不是能。选出贤来之后，才有所谓的任能。选贤与任能，对于政权来说，不是一回事。
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知道为什么宋朝的进士对其他所有出身的官员都不屑一顾，关键时候自己把持国家大事，不容其他人涉足。他们代表的是政权的意志，甚至有的时候与统治者的意志并不一样，政权对于自己使用的管理人员，态度自然不会是多么友好。这种事情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以后也会如此。能够把握好态度的，毕竟只是少数人。
左右天子方为大忠，就是从这个方向发挥出来的，忠的是政权独立人格的意志，而不是皇帝本人。极端情况下，甚至不惜改换皇帝，这种事情也是会做出来的。
正是求贤，用的是符合意形态的人，所以对士大夫的要求是公德，私德并不紧要。当然有历史上司马光和王安石这种公德私德都无可指摘的人，但更多的是不拘小节，一面站在制高点指点江山，一面挟妓游玩。
公德无关紧要或者消失的时候，才会弃公德而求治私德。
无关紧要，比如认为天下是一人之天下，谁能帮助我就用谁。这个时候对私德的要求看统治者本身，有的统治者视道德为无用之物，只要能办事，官员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法外之事皆可为，甚至违法犯科只要有用也可以不治罪。对属下严厉的统治者，就会去治官员的私德。不管是权还是物，我不给你，你不可以取。
公德消失不是说公德不存在了，而是认为天下每一个人都有公德，人人都无私。公德是对所有人的要求，此时参与政权治理国家的，自然就会要求有更高的私德。
法家是典型的不要求公德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眼里，一人之天下的时候，无所谓官吏的公德私德，只要效忠君主，一切按照君主的意志去做就可以了。让你明白怎么做，那就是天下一切断于律，师于吏。天下人之天下的时候，天下人就有同样的公德，人人都是这天下的主人，都要有做主人的觉悟。没有这个觉悟，便教育你，屡教而终不改，则就是大家的敌人。教育是温和的手段，作为敌我矛盾则是激烈的手段，人民公敌是也。
法家强求天下一律，不承认人的复杂性，手段猛烈，做起事情来见效快，矛盾积累得也快。国家面临巨大威胁，有明确目标的时候，法家更加有效率。
儒家是调和妥协的意识形态，侧重于安内。因为有一个缓冲层，矛盾积累得慢，而且也比较容易摇摆，能够在妥协中求生存。天下为一家之永祀时，儒家表现为君王求贤，与贤人共治天下，天下大治君王成圣人。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时，儒家不强求一律，仍然是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求妥协，不断地调整以求生存。仁义不失，天下不亡，指的是不会亡于内部矛盾。面临外敌的时候，讲仁义没有用处，终究还是要以力量对决。
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首先要问的都是自己人还是外人，不然就没有了着力点。
法家利于对外，儒家善于对内，没有什么绝对的对或者错。国家面临生死存亡，自然是以法家的手段为优，放下内部矛盾以对外敌，儒家的各种规矩此时不合时宜。当外部没有巨大威胁的时候，法家那些激烈的手段不能长久地对自己人，不然终亡于内乱。
道家和墨家讲小政府和无政府，天下自治，不适全大一统的中原政权，先被淘汰。
中国文明早熟而且延续，延续自不必讲，早熟就是先秦诸子几乎把治理天下的各种手段都提出来了，并且在漫长的历史中都被使用过。这些治国理论不是意识形态，只是治理国家的办法而已，由此延伸出去形成各种各样的政策，是对于政治结构的探讨。
正是因为儒家法家不关意识形态，统治者对此是不敏感的，以为这是事关天下存亡的大事情，对统治者生死攸关，就把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搞混了。
秦汉是实践先秦诸子思想的朝代，意识形态是相同的。
秦汉在意识形态上大致相同，秦亡于内乱，汉朝吸取教训，以儒家代法家，对内开始讲调和。正是在这个调和的过程中，汉朝在秦朝政治统一的基础上，完成了文化统一。
我们之所以为汉人，就是在秦汉这两个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
到了宋朝，儒家和法家的区别早已经不明显，名为儒家的士大夫中实际上有大堆法家信徒。用秦暴政失天下来攻击政敌，只是政治斗争的手段而已。
用儒家还是用法家，真正起作用的是以宰执为中心的官僚执政集团，这只是治国理政的手段。外部威胁增大的时候，法家思想抬头，是自然而然的事。党争最激烈的时候，新旧两党实际上都杂儒法，谁也不是纯洁的儒家信徒。只是对于儒法两家的手段，有的主张对内，有的主张对外。而涉及了内外，就涉及到了一部分意识形态。
天下不是只有一个国家，意识形态自然就有内外两个部分。内外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直延续几千年的华夷之辨，分不分自己人和外人，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怎么分，怎么对自己人怎么对外人，都是意识形态的争吵。讲中国古代不分国家和民族是不正确的，中国在统一完成之前就开始分了。
意识形态对内的部分，首先是天下是一人一家之天下，还是天下人之天下。政权是私天下，还是公天下。这是第一个问题，大家不信天命了，回答这个问题解决政权的合法性。
讲历史，经常把秦汉并举，隋唐连称，唐宋连称，元明清连称。隋唐连称，只是延续秦汉惯例，有政治上的继承。唐宋连称比较怪异，因为中间隔了一个五代，就像把元朝隐去连称宋明一样。宋和明可以分割，但唐与宋却不可分割，不然说不清宋朝。
有讲唐宋并革，从方方面面举例子，指出这个时代发生了重大转变。其实各种转变都是表象，核心是意识形态在这两个朝代发生了重大转变。
唐太宗言，“自古皆贵中国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句话落实到国策上，就是改变了中国一直传承的内外有别的意识形态。徐平讲仁不施于外，就是从这句话来的，唐朝的教训，让宋朝对内外之别格外敏感。他不这么讲，就是士大夫之公敌。
自汉武帝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天命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开启了一个漫长的时代。
政权是需要合法性的，认为古代的人都头脑简单，或者单纯是愚笨，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是失察了。从原始社会走出来，形成了国家，政权一直需要合法性的来源，不然就会面对“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局面。中国的历史记载清楚，脉络清晰，明确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有其内在需求。不然凭什么你做皇帝，我不能做皇帝？凭什么是你们去治天下，不是我去治天下？好处为什么给你们，不给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先秦诸子，对于最早的政权合法性，大多是推于圣人。即出现了政权，最早的当权者是大家推选出来的，是获得绝对大多数人认同的，顺天而应人。此时就是公天下，先秦对三代的记载，有记载史实的一面，有完善公天下而改和编历史的一面。
三代之后，由公天下向家天下转变，至周而大成。天下封建，各守其家，天子只为诸侯共主，而非天下的主人，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家。此时，是没有大一统的合法性的。
秦灭六国，天下一统，仍然使用先秦的家天下，甚至更进一步发展成一人之天下。这是最早的大一统政权，政权的合法性几乎被乎略。陈涉一呼，政权合法性就轰然崩塌。
到汉武帝用董仲舒，以天命论，给了政权合法性，至此大一统政权才真正完成。
天命论本自《公羊春秋》，其中本来含着“公天下”的基因，是通过天命授予天子而治之。到了唐朝，天命已经成了一个笑话，政权的合法性需要一个新的来源。特别是朝廷要削藩镇、去寺宦，重建大一统，需要新的理论基础。韩愈和柳宗元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了儒学复兴，并分别承自孟子和荀子而成两派。
柳宗元彻底否定天命，把天命与人世彻底割裂，天人不相感，不相交，韩愈对天命讨论不多。他们在认为天命不以足做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后，把合法性来源归于治乱。而要达天下大治，则需选贤任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即圣贤政治。在求贤，使自己为君子而为贤士大夫上，不再求于天，开始朝性情的方向上去。
天命与人世割裂，便出现了研究天理的周易八卦、气论等一系列理论，出现了研究人之本性，人的性情怎么发展变化，如何影响人的贤与不肖一系列理论。
理论是本于实际的，并不是空想谈玄，跟历史进程息息相关。
研究天理和人性的一系列理论，是道学家的事。对于政治来讲，最重要的，是由此带来了政权合法性天命来源的终结，政权的合法性不来自于天，而来自于人。
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非一姓之永祀也，唐宋之际政权的合法性由私天下再次回到了公天下。在意识形态中，这个政权属于谁，决定了很多原则和行事逻辑。
徐平前世，很多方面有所谓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表现出来，很多就是政治正确。你觉得别人的政治正确很可笑，很可能就是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对于政权来说，是有一套政治政确的，一旦违反，就会动摇政权的合法性根基。如果在很多人中形成了一套政治政确，为政权所接纳，就会慢慢改变意识形态，直至改变政权的性质。
徐平中进士，是以前世突击政治课学习的考试办法应试的，就是按要求做官而已。十几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去啃各种典籍，至现在与前世的知识融会贯通，彻底成为了士大夫的一员。成为了士大夫的一员，才能来做这个宰相，不然坐到这个位子也什么都做不了。
徐平的思想，还是本于韩愈和柳宗元，但却不同于任何一个人。其中有柳宗元的天人割裂，又有韩愈的仁义君子。他不再讲天下大治全靠选贤任能，把仁义变成政治原则，贯穿到政治当中去。万事都讲立制度，用制度而不是用人来规范政治行为。又讲所有的制度行政措施都有利有弊，各行于当世，不可行于万世。一切，都围着治乱兴亡来。
徐平的意识形态至别内外、辨清对内的立场止，不再向外延伸，不去究人的性情，明天理。研究人性、研究天理都是政治之外的事，用他前世的话说都是科学范畴，不再掺入政治中来。把政治限定了，才能让科学技术自由地发展前进。
意识形态宜粗不宜细，政治制度宜细不宜粗，分别对应着统治者和执行者。
人从世间万物中走出来，一直是发展的，是有过程的。从物质上割裂了，精神上很长一断时间不能割裂，科学和政治掺杂在一起，政治经常制约科学进步。要搞工业化研究科学技术，首先要让科学技术独立，不再受政治的制约。提高科学技术研究者地位，给工匠以更丰厚的报酬，是在这之后的事情。科学技术不能从政治中独立，做那些效果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会因此而危及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个意义上，天人分割和天人合一是一个意思。
历史很热闹，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历史又很枯燥，剥开来看，真正规律性的东西很简单，让人感到乏味。那一个一个精彩的故事，都是由这简单的规律变幻而来。规律不是天然存在的，不是有神塞到这个世界来的，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发生的共同点罢了。
中国的北方，从东到西，有一大片草原森林农耕条件不太优越的地区。如果把这一片地区看作是一个整体，则亚欧大陆上几个适合农耕的地区，除印度外，全部与其相接。这些地方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无不与其息息相关。汉逐匈奴，确立了中国文明接下来一千年间的地位，纵有鲜卑入侵，最终也是汉化。至唐再盛，改变了内外有别的政治原则，突厥等势力其实纳入了帝国之中。接下来的一千年，就在辨内外之别和内外一体中挣扎。
我们把历史上的一些名词换一个名字。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称为剥削者，农民和无产阶级都称为被剥削者。对内不讲阶级调和阶级分明为主的，我们称为专政时期，讲阶级调和缓和矛盾为主的，则称为开明时期。对外别内外者为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视之如一为国际主义，则历史在我们的眼中就会换一副面目。
一个政权，对内就是处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对外就是处理国际关系，这两者交织起来，就形成了政权的历史。
汉朝是开明时期，军力强盛。别内外驱逐匈奴，亡于内乱，大汉帝国主义。
唐朝是开明时期，军力强盛。不别内外纳匈奴为主的诸胡，被内纳诸胡为主的藩镇势力拖死，大唐国际主义。
宋朝是开明时期，军力孱弱。别内外，熬死契丹、女真，亡于蒙古，大宋民族主义。
明朝是专政时期，军力界于汉唐和宋之间，不强不弱。别内外，初期逐蒙古，亡于内乱，被女真摘得天下。前期大明帝国主义，后期大明民族主义。
徐平前世常称大汉帝国，大唐帝国，真是冤枉唐朝。汉朝是帝国主义，唐朝明明是奉行国际主义，怎么也给划到了帝国的行列里。
一直对内缓和阶级矛盾，仁义不失，则不失天下。天下不失但是可以被夺，被外敌占领就是被夺了。天下被夺，别内外，则主要归于军力太弱。不别内外，外战成了内乱。
军队不能打就是不能打，不能抵御外敌，找其他理由没有道理。把内外混起来，这里抓一坨那里抓一坨解释历史，就会把历史的教训混乱得失去作用。
有人说，只要内部不乱军力当然不会弱，败于外敌就是内乱。徐平扳着指头数一数自己前世口中说的外国，国家内部富裕得一塌糊涂，军力不行的排成串。普鲁士崛起到德国兴盛，枪挑了一排内政比他强的国家。
文用于内，武用于外，文武不可混同。政治决定军事，反过来就会出大乱子。如果内乱使用军队，军队的意识形态就会混乱，意识形态混乱的军队难救危急存亡。
一个国家的军队不能抵御外敌，肯定是军队和军事制度出了问题。有时候碰上文武一起乱，对外不能打仗和内部矛盾爆发凑到了一起，有时候文乱武不乱，有的时候则是武乱文不乱，凑不到一起去。军队是武事，跟内政有关，但不是决定于内政。
把军队不能打仗，非要说成是因为以文制武，编造再多的理由，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看一看，都是几乎全为反例。中国历史上有一段特殊的时期，别内外成了政治不正确，捡了这么一个说法，编造一大堆理由。那个时期结束了，不必再去圆这一个谎。
强军以抵御外敌，对内调和阶级矛盾以安天下，才是政权长治久安的办法。徐平如果被宋亡是因为以文制武这个理由被骗了，到了这个世界，赚再多钱的也养不强禁军。
一个国家总是处于内乱外患交加之中，政权不断地挣扎以求生存。想着天下用我一策从此不必挣扎了，这样的良策，徐平实在想不出来，他两世为人也没有见过。
工业革命和交通革命交织在一起，欧洲的白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狂潮。这一场狂潮把世界吓傻了眼，以为历史从此就要终结了，白人的现在能成为自己的未来就是最大的追求。其实翻开历史，什么事情是新鲜的呢？这样一场狂潮，汉朝的时候中原王朝顶住了，罗马灭亡了。唐宋时再次掀起，欧洲大部顶住了，宋朝灭亡了。
潮水退去，这里还是这里，那里还是那里。
一个又一个的日不落帝国兴起来，对内进行剥削压迫，对外进行侵略掠夺，几百年的时间又退回到了自己那弹丸之地上。剥削不可过甚，侵略不可长久，正义不是因为善良而存在，正义是因为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只有这样做才长久而成为正义。
对内剥削过甚，天下之人对政权自然就是你既不仁，我就不义。内外有别，那你先得把内部的视为自己人，你不把别人当人看，有什么资格叫别人是卖国贼？
资产阶级对内疯狂压迫，对外进行侵略掠夺，内外的剥削者团结起来了，内外的被剥削者也团结起来了，帝国主义对上了国际主义。几个回合，浪潮退去了，国际主义终还是烟消云散，帝国主义成为明日黄花。
每个人都不特别，想做人上人，就要被千夫所指。现在审判不了，历史会审判。
在那场大潮的颠峰时刻，美国对内调和，对外合作找盟友，苏联对内不调和，对外奉行国际主义。美国还在那里，苏联崩掉了。从阶级感情上，可以为苏联惋惜，但从国家利益上，要记住苏联的教训。正义不会因为你是弱者站在你那一边，也不会因为你为弱者说话就站到你那一边，你的正义未必是别人的正义，有时候正义冷酷无情。如果还要跟历史上的那些剥削者掠夺者做一样的事，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会再次到来，民族的发展机会就此被白白浪费。抢地盘，建殖民地，以为别人的反噬不会到自己的身上，凭什么？
你的就是你的，终还会到你手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抢不来。
不要照着别人的历史曲解中国的历史，强行解释强盗逻辑，歪曲事实，说中国现在的地盘也是一点一点抢来的。修内政，远人归，汉人的中原王朝是这么一点一点来的。
只有自己人，才会成为自己的土地。如果真有全球统一的一天，也只有走这条路。为什么对着契丹和河西、西域不放？因为那里是汉唐故土，有着大量的汉人，他们或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时被迫成了外人，但中原王朝有责任重新接纳他们。其他的地方，还是以正常的合作为主。有人敢来打我，我就灭他，大家各自安好，便就通商贸易，合作交流。
欧洲的殖民地不要看美洲和大洋洲那些与世隔绝的地方，难听一点，那种地方正常交流也是你的。殖民地要看中亚、南亚和非洲，潮水退去，白人占住的土地全部要吐出来。
徐平前世接受的教育，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文化思想很少讲，偶尔涉及也大多不成系统，强行纳入泊自西方的文化解释中。此人的这个说法有辨证法的性质，有进步性，那个说法是唯心主义，表现了其局限性。那人哪里又有唯物主义，哪里是经验主义，就如此被老师批小学生作业一样点评。
寻找历史的这个阶段有资本主义萌芽，那个阶段又有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与没有能吵上天去。好像有没有这一点资本主义萌芽，就能说明中国是不是劣质文明。
把历史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为了论证**社会这个终点来的。大家比赛，谁先跑到**社会这个终点，谁就赢了。这个终点不存在，或者是虽然存在但却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封建社会的进化就失去了依托。
从构建美好的上古三代，到非当下礼失乐崩之世，到未来美好的大同之世，这种说法中国已经存在两千多年了。大同之世的**社会一旦摸不到，资本主义社会是比构建出来的封建社会先进这种说法也就没了凭据。都是剥削者压迫被剥削者，谁比谁高明？
中国从秦朝起就结束了封建时代，公天下、家天下、私天下再到公天下，路走到头了返回来又走一趟。生产力没有发展起来，工业革命没有到来，被外面的强盗打了欺负了很不好受，各方面的原因都可以找，没有必要非要从文化上刨根。
打倒了，爬起来，落后了，赶上来，继续前行就是。路在自己的脚下，不在拼命刨自己的根要变成别人上面。在当世变不成别人，返回一千年还要执着地变成别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徐平前世学历史，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有一种向往。如果我回到过去，抢在白人的前面做什么，那么现在我们就比他们强了。他们打不倒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倒他。
真地回来了，不得不把历史仔细地梳理一遍，却发现这世上并没有一条已经铺好了的路，只要你先落脚，世界就是你的了。怎么回，前方都是一片荆棘，路要自己走出来。
把历史读过，把先贤的努力看过，徐平终从前世的迷雾中走出来，知道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而不是大喊一声，白人们好厉害，我要让中国人的历史变成白人的历史。
历史很热闹，但历史真地不新鲜，有的时候乏味得让人去编造。
（我这个人比较轴，写书也要让主角有说得过去的道理和行事逻辑，嗦之处，读者见谅。因为施政是一个系统，写得较多。）
第18章 内无寇，外无民
“臣所谓夺也，盖于势力人家手中夺天下剩余之物于朝廷。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或曰，抑而后夺，朝廷于势力人家苛之甚乎？臣否之。盖所夺之物，本非势力人家所应有之物也。”
“荀卿言，天下之初，人与万物皆生，混于禽兽中。克奉自卫，以禽兽为食者，必假于物焉。柳河东承其论，夫假于物者必争，争而不己，就能断曲直者而听命。智而明者所伏者众也，有告以直而终不改者，刑政生焉。近者聚而为群，群而为邦，邦而为国，国而为天下。聚者愈众，所争愈大也。柳河东一总于德，臣以为有未尽者也。”
“人之聚，其与内争，则临刑政；众与外争者，则兴刀兵。是以刑政以治内，以仁义行之者，曰文。刀兵以对外，取众愿而为义，人主不可以私行之，曰武。仁之不可行于外者，内外有别也。武不可兴于内者，内外有别也。”
“或曰，国内有为盗贼者，亦不可以兴兵欤？何以安天下？臣言，有盗贼，兵不可兴也。官吏之取朝廷之物者，为污；取他人之物而害朝廷与百姓者，为贪。朝廷以治贪官污吏者，刑律也，刑律之外，降黜之。治官吏如此，何对百姓临以刀兵？官贵而民贱耶？是故武不可用于内者。盗贼起，则以巡检差役治之。巡检差役不能制者，郡县之官先罢而后派朝臣主之，不如此，何以查其治乱之绩？官逼民反者，招安之，治官吏之失。非官之责而民自乱，则为寇矣。寇者，身在中国而以外邦之民自居之，或欲反不为朝廷之民者，无聚何以为内？此为外者，寇不可招安明矣。以军讨之，平其乱者自为武功。”
“或曰，有官明吏循而民乱者乎？臣曰有之。淫祀也，邪魔之教也，一人犯法而举族抗朝廷之罚者也，身在中国而心在外邦者也。此等乱起，官吏有失察之失，而无失职之罪也，薄惩之。内无寇，外无民，此之谓也，以别内外也。”
“或曰，有虽为汉人，而沦落于外邦者，内耶？外耶？臣言，其在外，行于义，既归则行于仁义。仁只可用于内，此教化之义也，不可用于外，不计汉人胡人也。义行于外邦汉人，重于外邦胡人，念祖宗也。不可重于民之胡人，别内外也。”
“军之功，只可取于外，不可取于民也。盗贼州郡自治之，总于中书，查官之治乱之绩者也。有身在军而助民者，奖之劝之，不可以军功授之。”
“文在中书，武在枢密，一内一外，以天子之命而治天下也。”
“武用于外，起于众愿，天子以大义行之。或曰，似汉武帝时，天下苦用兵，而武帝攻匈奴不已，武帝以私兴兵耶？臣曰否。盖民之怨，以一时苦也，非愿从匈奴，为其奴婢也。怜民苦而用兵不已，非失天子之职者，盖远虑重于近忧者也。遗福泽于后世，而身被当世之怨，此天子之苦也。后人被武帝遗泽，当怜之，不怨之，不亦宜乎？”
“不可以外事论内，不可以内事论外，内外之别也，仁义之别也，后人当查之。”
“天子以私兴兵，或贪外邦之物者，或欲以此饰己之德者，非从于众也。此不以义兴兵，纵斩获百万，拓地千里，不为武功。民被其祸，而不得其利，人主以公器私用也。”
“人聚而为邦，为国，为天下。当邦之时，以邦别内外。当国之时，以国别内外。天下之时，以天下别内外。以小邦而心怀天下，不识时务者，失国宜也。”
“武之于外，文之于内。兵以义兴之，内政以律法绳之，以仁义行之。”
“民以争而聚，为邦，为国，为天下，柳河东一总于德，臣以为有未尽者。内外不别无以显《春秋》之义，此其未尽者。内之争一总于物，其物未分，无以显《春秋》，未尽者。”
“物可分乎？臣言物必分之，不分仁义何来？物何以分之？臣言，有物得之则存于世间，失之则不得存活，此生存之物也。有物得之则乐，则美，悦其生也，生活之物也。有物得之可治生产，省人力，此生产之物也。别此三物，则知仁义之起也。”
“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生存之物苦不足。人民少，为敌禽兽之害人者，克奉自卫而为群，从于智且明之长者。生存之物尚不足，争之则死，必从于能弥民争者。筚路蓝缕，跋涉于山川湖泽间，茫然不知何处去。长者教民以耕，教民以织。治田土，勤沟洫以治洪水，尝百草以辟大泽，有德于后人，此圣人也。被圣人之德，民得以生，有田土而稼穑，无灾祸而安生。耕以有谷，织以有衣，生存之物足矣。”
“收谷而有余，织衣渐繁多。谷有余而求甘味，衣繁多则务华美。人求甘味而务华美者，悦其生也，生存之物而为生活之物也。此人欲也，亦天理也，不为害，过则为害。生活之物失之不死，得之不足，争起矣。柳河东以争起而聚群，臣以为未详之，当以求生而聚为群也。生而有余，则起争端。”
“求生之时，无争也，争则死，是故圣人之世无争。圣人出焉，天下物有余，争则起矣。庄周谓‘圣人不死，大道不止’，盖因争起于圣人，无圣人则物无有余，不起争端，此其谓欤？盖其苦争，欲人离群而散于天下也。其苦争，亦感圣人之德，圣人为圣人，而非大盗也。俗儒以此非圣人，其失庄周之意乎？”
“圣人之世，天下无争也，内外之政一总于德。圣人之后，争端起矣，德不足以临天下焉。当此之时，德化仁义。以仁义治天下，盖非圣人之遗志乎？”
“仁义起于生之三物，何以起？臣言，有生产之物多，力不足不能尽其用者。有生产之物不足，力有余而生存、生活之物不足者。各取所需，所产生活、生存之物何以分？是以生产之物重耶？人力重耶？以生产之物重，则有人掠奴隶而役之，如牛马。以人力重则尽取所得，斯为盗贼者。此之轻重，必有权而安天下，仁义生焉。”
“有取人之土地、牛、犁、耕耙而治生产，所得之物宜分之。分之何以平？你情我愿也。彼你情我原之数，非我之你情我愿之数，不得已各取所需，分必不能平。不平则求能断其曲直也，朝廷由此而生。子曰，仁之一道，忠恕而已矣，得非你情我愿乎？”
“以天下之大，朝廷为一，芸芸众生，必不能人人平之，刑政生焉。是故仁本于忠恕之道，而朝廷临于万民。临万民之仁，形于制度，著于政令，以仁义之道本其行之。”
“是故，臣曰有生存、生产、生活三物，争端必起。弥争以仁义，仁义德所化者也。”
“不行仁义，曰暴。暴则乱，乱则亡，虽有挽天之术而天下终不能救之。”
“或曰，内行仁义可存万世乎？臣曰，不尽然也。盖因天下行仁义，可安内。天下之外尚有化外之邦，御外寇，弥内争之仁义之道终不能用之。”
“天道有常，不以尧存，不以舜亡，天之为天，世间万物皆在其中也。化外化内，皆天之所临也。天无偏，有德而无仁义，行仁义而求天之，是欲使天偏耶？天必不偏，求之终无果。子曰君子求诸己，此其谓欤？御外寇以刀兵，兴武事。此外事也，不可与内政混同，混则必有所失。天无偏，内事本于人，不本于天。可感可求之天，非天也。”
“或曰，子之谓天无偏，故有德而无仁义者。朝廷以仁义治国，是朝廷于民有偏耶？”
“臣言，朝廷实有偏也。无偏，则法度不当立，制度不当行，使民自治可也，何必有朝廷。朝廷在，则必偏，无偏无朝廷。”
“或曰，朝廷必偏，则偏于官耶？偏于民耶？”
“臣言，官为朝廷之官，朝廷何偏，官何偏，官不依朝廷之偏而对民私偏之，则失仁义之道，失其职也。朝廷之偏，不在官与民，在民与民之间耳。”
“或曰，百姓皆朝廷之民也，如何偏之？是偏贵者耶？偏贱者耶？”
“臣言，民无贵贱，以贵贱分之，朝廷之失也。天下但有为人佣作者，以其力取雇值而全活，古之力有余而生产之物不足之遗意也。以人为奴仆，别贵贱，非圣人之意也。”
“或曰，朝廷之偏不在官民之间，不在贵贱之间，偏何也？”
“臣言，朝廷之偏在势力之家与平苦之家也。何为势力之家？其所用生存、生活、生产之物，有不劳而获而取之于他人者。何谓平？自给自用而自足，凡非自产之物用之皆贸易而来者也。何谓苦？自产之物，为他人所取者。自用尚不足而奉之他人，岂不苦也？”
“朝廷之偏，在抑势力之家而偏平苦之民也。平者共之，苦者助之，朝廷之仁义也。”
第19章 理通事顺
意识形态别内外，确定对内对外各自的态度和行事原则。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对内首先明确，这个政权是谁的政权?是所有人的政权，还是某一部分人，某一家，某一个人的政权，这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承认天命，天子是代天而牧民，合法性来自于天，就是一个人的政权。不承认天命，则就是公天下还是私天下，私天下又分一人之天下还是一姓之永祀。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就是一人之天下，我做皇帝，是因为我能打。所以当有人比你能打的时候，生死认命。统治者可以认命，百姓怎么认命，乱世不可长久。
一姓之永祀，家天下，表现出来就是封建。封建社会，是家天下的时代，是要分封同姓的。同姓封国，是出于家的一员，异姓封国则为客。周对天下分封建国，同姓和客是分得很清楚的，即二王三恪之制。客为宾，待之以宾礼而非臣礼。异姓以功封国，是不再视为自己之臣，而是待之以宾。一字并肩王，在家天下的时代是有可能出现的。
礼制是意识形态外化的一部分，抹掉意识形态，礼制就莫名其妙，让人不明所以。
后人看周的分封，虽然被秦所灭，但依然还是华夏，认为分封有利于延续文明，古人是不会这么看的。秦为周之客，而周亡于秦，站在周的立场上就是被外人亡了。汉朝不许异姓封王，就是鉴于这样的教训。同姓封国，又出现了七国之乱，汉武帝别寻出路，从天命取来了政权合法性。天命带有公天下的一面，只是以天命授给一个人，在这个体系内天下依然是公器，不能市以私恩。天命之下的私天下意识形态，才是终结封建的原因。
大一统的政权，意识形态只能是一人之天下或者公天下，这是中国封建时代至秦而止的内在原因。只有家天下，才会分封，这是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政治原则。明朝分封，是从公天下回到了家天下，皇帝之下也是有臣有客。明朝严格说不是大一统的政权，其疆土内有封国，只是把封国弱化抗拒不了统一，是部分封建。
同样面临国破家亡，南明对于拥戴谁当皇帝争得一塌糊涂，南宋随便拉一个姓赵的就可以当皇帝。因为明朝是家天下，官员有家臣的性质，不会像宋朝官员那么随便。
明亡于内忧外患，被清所代。清朝是夹杂着对满族人内部的原始公天下，和继承自明的家天下，又承接了大一统的大杂烩政权。表现出来，就是浓厚的奴隶制遗风。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对意识形态的讨论，必然非常忌讳。王朝兴替，被扔到了垃圾堆里的天命、五德终始之说，不得不被捡了出来。
之所以会出现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来划分欧洲的白人兴起前的时代，是因为欧洲的罗马亡了。罗马亡了，欧洲的公天下、私天下这样的脉络就断了。入侵的蛮人，是从部落制进入家天下的，工业革命兴起之后，从家天下进入了公天下，几乎没有出现私天下的历史阶段。换句话说，欧洲没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基础。公天下了，便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基础。有了这个意识形态基础，就有统一战争的外在需求，有结成欧盟求统一的行动。
把唐宋连起来，看作一个整体，才能看出来，蒙古灭宋，中原文明到那时断了。蒙古灭宋几乎是相当于罗马被蛮族所灭，只是中原文明顽强，又爬了起来而已。
意识形态会外化为政治结构，形成制度举措，并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则。
儒、墨、道、法，先秦诸子，主要是集中在政治结构的层次，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地方不多。把他们的理论分别，当成意识形态的分岐，历史就会成为一团乱麻。
中国传统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划分是公天下、家天下、私天下，治乱循环，是在这个结构之内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划分包容不了中国的历史，套到中国来，就无论如何解释不了秦之后的历史时期。反过来，中国对天下属于谁的意识形态，是可以包容掉把历史划分出的那些时期的。
对历史进程的划分，是欧洲人根据自己的历史来的，并不是必然的历史规律。从他们的这种划分上，会推出**这个大同之世，是因为公、家、私、公、家、私的中国历史，和欧洲的公、家、公对上了，大家在人类的理想之世上殊途同归。
意识形态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并以此而来的对未来的展望，如果社会基础出现了众大转变，意识形态的内容也会出现重大的转变。
这种泊来的意识形态和中国历史的不和谐，徐平前世可以不当一回事，到了真身临其境了，做宰相了，还当成理所当然把现实向里面套，他多大的心敢接拜相诏书。就像前世他作为一个小公务员，讲传统文化有人就拿着《弟子规》这种连村秀才都不屑一顾的东西出来讲，他可以当一个笑话一笑置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已。自己治国理政了，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传统文化是先秦诸子，以及后世于其上生发的传、注，再加上各种政论文章，整个一大套的理论系统。通了，才有资格来做这个宰相。不通，皇帝问政一问三不知，前言不搭后语，皇帝不会信，百官也不会服的。
原始社会的公天下，到封建时期的家天下，然后就是私天下。秦的私天下政权没有合法性来源，很快就被汉取代。汉武帝用董仲舒，独尊儒家，不是要用儒家那一套治国的大道理，而是要给自己的政权一个合法性来源。董仲舒为了达到独尊儒术的目的，改了儒家的一部分理论，后世称其为曲改阿附，便就是因为此。
历史到中唐，汉武帝和董仲舒建立起来的天命之下的私天下系统，因为天命终不显于世间治乱，民者殃，虐民者昌的历史现实，已经难以为系。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的一部分文人，在削藩镇重建大一统的现实需求下，不得不为政权重建合法性。天命说的私天下中本就含有公天下的成分，去天命而求之于人，公天下便就应运而生。
不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言天下非一姓之永祀也，不是简单的文字差别，而是因为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削藩镇。藩镇类于古时之封建，柳宗元才会斥家天下，驳封建。
到了宋朝，出于防五代重演的目的，政权开始把大政托于文人，提倡文治。对于政权的合法性，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宋儒不得不上追汉唐，承韩愈柳宗元之后。到了徐平所在的这个年代，公天下的意识形态，与士大夫共治之的政治结构已经呼之欲出了。
有这个背景，徐平才会堂而皇之与赵祯如此问对。赵祯不会觉得奇怪，已经掌权的士大夫们会认可，一切才能顺顺利利地推行下去。
理通事顺，完成了道与术的问对，对天下的改革将顺利地推行。
不把道理讲明白，徐平终将是另一个王安石，最后还是回到治乱循环上来。
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剥去天时、地理这些外在因素，而以国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一对主要矛盾来观察，便就是剥削烈度加深，导致社会危机出现。政权不能够解除面临的社会危机，便亡于内乱。或者危机导致国力大减，亡于外敌。政权之亡，有亡于内部矛盾者，有亡于外敌者。亡于内是内政的问题，亡于外是军力的问题，两者有相关性，但又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够牵扯在一起，不然历史就看不清楚了。
这种治乱循环，放到资本主义时代，换一个名字，比作经济危机，也就通了。
周朝有天下八百年，最终秦灭六国而代周。周之八百年，虽有春秋战国之衰，却没有表现出这种治乱循环来，或许可以认为，治乱循环是大一统的特点，而不是家天下的特点。
当然，这不等于说家天下强于大一统，因为更可能的是，家天下发展不到治而后乱的程度。家天下的上限，大约等于大一统治乱循环的下限。
在这套话语体系之下，资本主义就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下一个朝代，都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为内部主要矛盾的历史时期，大同之世依然遥不可期。改革朝政，去追求什么资本主义社会，让资本家掌权就无从谈起。改革措施，与此无关。
确定了天下属于谁，谁是这个政权的主人，意识形态接下来面对的是国内矛盾。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意识形态的下一个问题是站在谁的立场上。同样是公天下，还有一个立场问题。
朝廷必偏，是说政权必须有一个立场，没有立场，政权也就不需要存在了。
徐平的选择，是站在被剥削者的立场上，这是中国传统的立场，也是这个时代能被广泛接受的立场。天下以民为本，是孟子理论中很重要的内容，接受孟子代表了时代的呼声。
为什么使用这个时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结构，而不是拿课本上源自欧洲的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因为政治立场不同。
课本上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君主立宪和议会制，都是资产阶级为了掌握政权而出现的政治结构。徐平的立场不偏向他们那一边，而是偏向最广大的被剥削者，自然就不会使用这两种政治结构。政治结构从属于意识形态，同一意识形态会有多种政结构，但不同的意识形态则很难使用对立意识形态的政治结构。
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都是为了弱化统治者对政权的掌控力而出现的，弱化的目的是利于资本家操控政权。只要统治者的权威还重，天然就有号召民众，有把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来的可能。公天下的意识形态下，对于统治者来说，大义在手，天下我有。立宪以及种种措施，都是为了断绝这种可能，确保资产阶级对政权的掌控权。
政权的独立性就在于，在政治结构的最顶层，只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则，而没有不可更改之祖宗成法，也没有不可更改之宪法。谁都想一劳永逸，只是政权被现实教训了，面对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一劳永逸还只是一种梦想。或许只有寄望于科技进步，生产力大发展，用极大丰富的物质来慢慢弥合矛盾。
哪怕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内部，而临严重的危机时，有人想进行较大的改革，大义一举，依然威力无穷。没错，说的就是美国，就是***。最高统治者留有较多权力的时候，挥舞着大义，把政治结构大变样并不稀奇。你能把这一个拖下台，后面还会再出现另一个，社会危机不解除，这种冲击就不会结束。无他，政权有立场，但政权本身是独立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外的，危及到政权生存，这种独立人格就体现出来了。
意识形态的结构中，立场是位于政权属于谁之下的。为了政权生存，统治者一人敢于挑战整个剥削集团，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威力。意识形态决定政治结构，而不是反过来。
当大潮席卷全球的时候，外部矛盾容易掩盖内部矛盾，甚至有人把面临社会危机时向外转移矛盾作为当然之理。时代不同了，这个当然之理也不是当然之理了，向外转移矛盾而不可得的时候，每一个政权都必须想办法对内解决社会危机。
徐平的前世，由白人掀起来的全球**潮正在退去，处于时代的尾声，每一个文明都在舔舐自己的伤口。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正在退潮，全球化已经是逆大势而行。从国际事务中抽身出来，应对内部危机已经是一种趋势，这就是大势。不管是自觉还是被动，各个国家、民族、文明，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抽身得越早，损失越小。这个时候还看不清局面，去乱接全球化的大旗，在世界上就会显得很可笑。虽为小邦，而心怀天下，就说的是这种政权。
前世正是大潮的尾声，徐平的这一世，正当浪潮正盛的时候。扎紧篱笆，坚定地在浪潮中岿然不动，接下来的一千年世界就是汉人的。卷身到这股洪流中，贪小利忘大义，徒然把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反击加到自己身上，是在浪费国力，浪费民族的发展机会。
有皇帝，就是士大夫掌控的官僚集体，与皇帝一起治理国家。皇帝的责任，就是使这个治理国家的群体，立场永远在被剥削者这一边。皇帝失去了立场，则官僚集团必然就会失去立场，这种政治结构就瓦解了。立场失去了，意识形态就变了，政权性质就变了。
所以说，皇帝的义不在纵容官僚集团上，他站到官僚集团这一边来，整个天下就非常危险了。君臣和谐，是说大家意识形态相同，但各有职责，矛盾体现在这里。
皇帝的个人操守不可靠，无非是把皇帝换成一个集体，如同把宰相之权分成宰执集团的众人之权而已。确定了政治立场，这种政治结构就不会改变。其间的分别，如同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虽有不同，却同属于一种意识形态。
罗马的元老院共和制，秦汉的丞相制度，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偏向来的。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下，会理出很多历史的脉络来。
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意识形态生发出政治结构和一系的政治原则，由此又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举措。变法，就是在确立了意识形态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为，有行政上的，也有取消旧的政治原则，建立新的政治原则。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公天下的意识形态生发出来的政治结构。徐平一直讲的怨归于己，恩归于上，则是公天下与大一统的政治原则。宰相向天下百姓示恩，就是在做王莽做过的事情。地方官向治下的百姓示恩，则是封建思想，把自己当成了郡县的主人。
政治结构之下，宰相只可以理政，理政出了差错，导致民怨，宰相受民怨，而不是皇帝受怨。这个政治原则，是为了体现皇帝与士大夫的主从之分，确保政权的立场。体现在制度上面，就是政令用敕，而减刑免税之类示恩于百姓的措施，哪怕是由宰相提出来并施行的，也不用敕，而是德音、赦制、曲赦，恩归于皇帝。而制度性的常例减刑，因为不是示恩之举，又改到了宰相的敕令里，为疏决。
地方官是由朝廷派到地方，依朝廷的制度、命令施政的，这个范围内，百姓受到好处只可归于朝廷，朝廷认为是个好官，而不可借此让百姓感激自己。否则就是封建思想，违反了大一统之下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的政治原则。朝廷纵然一时有行政命令错误，由此引起的民怨也是由地方官承担，不可以向上推托，分辨是朝廷内部的事情，与百姓无关。挟民意而对抗朝廷，就是封建思想，不符合大一统的政治原则。如宽刑免税兴学之类，地方官提出来施行，必须是以朝廷的命令，主要是中书的敕令行下来，而不能自作主张。哪怕从头到尾中书就是签个名，盖个印，这个好处也是来自于朝廷。这条政治原则，是为了保证地方的向心力，不破坏大一统的政治结构。
所以万民伞之类官员要当心，一个不小心，不但不会受到奖励，还有可能受到严重的处罚。违反政治原则，比违反制度更加严重，就此被打入另册也有可能。徐平离开邕州百姓雨夜相送，这是百姓和他的事，朝廷并不会因此奖励升迁。如果他拿着这件事，回京之后作为自己治理地方的功劳，反而会被别人抓住把柄。
公天下，大一统，地方官在郡县，朝廷查的是治理成绩，百姓的态度不太重要。这个职位本来就要待朝廷受怨的，百姓口中的名声好了，朝廷就要查是你做得好，还是以朝廷职责市私恩。万民伞之类对官员绝对加成，是封建残余，是有家天下的意识形态在内。
由意识形态而延伸出来的这些禁忌，在政权内部就是政治原则，在政权外部就是政治正确。官员要有政治意识，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除了法律制度，还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正确在约束他们。不以政治原则来要求，就不在官的范围内，是吏了。
官员不适任被贬被免不只是做错了事，用徐平前世的话来说，有的时候是政治立场不坚定，政治原则不清楚，缺乏政治敏感性。犯了这一条，比做错了事还严重，受到的惩罚也更重。欧阳修因朋党被重贬，便是违反了政治原则。
政权的独立意志越坚定，意识形态越强，对官员的政治立场要求就越严厉，违反政治原则受到的处罚就更重。征民间贤士，给官不做的，很多人是淡泊名利，但也有一些人是不想受到政治纪律的约束。以为古代只有忠心不忠心，被不被人赏识，做官不用讲政治就想当然了，是把古代都当成家天下和私天下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会有不同的政治。
政权内的官员要讲政治，吏不需要讲政治，即吏无义，这是官与吏的区别之一。
不涉及上层建筑，不足以称为变法。有的变法触到了意识形态，有的变法只是及于政治结构和一部分政治原则的调整，这是广度和烈度的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完全被推倒重来，可以称为革命。有时是别人革政权的命，政权横下一条心，也有可能革自己的命。
政权有独立的人格，而临危机时，必然也就会有自救的行动。当自求必须要触动到最深层的意识形态时，便就天下大变，进行自我革命了。延伸来说，中原王朝一次又一次的变法改革，王朝更替，广义上就是在进行一次又一次自救，一次又一次自我革命。
（不眠不休，终于理通顺了，一起发出来吧。觉得这些章节枯燥的的读者，我只能说声对不起了。有一本很多读者看的书，我很珍惜，对于书中主角的行事，总觉得要理出有道理的内在逻辑来。这些内容，不写这本书，没有书中的主角，我根本不可能去想，去做这些没什么意义的事。有了这个主角，让他正确的做事，只好做这些了。主角拜相了，我只能尽我的力量，让他真正的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宰相。如果世界上真地有穿越，我想到了最后，我也会成为主角这样一个人吧。能力或者有限，事情做的有好有坏，但人有这样的机会，怎么能够不做正确的事呢？）
第20章 税赋何所出
“天下之政，非钱粮不行。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武不可用于内，仁义不可求于细民，欲以解天下之危，钱粮为大。朝廷之钱粮，有禁椎之得，有盐铁之入，而根本在于税赋也。”
“或曰，今朝廷盐铁之入广收，税赋不似先前重也，何云根本在于税赋者？”
“臣言，盐铁之入，禁榷所得，以供朝廷之用耳。征税赋于天下，朝廷之用而外，显朝之义也。朝廷之义显于平苦之民，故朝廷之偏，在于平苦之民也。”
“显朝廷大义，是故朝廷税赋不征于平苦之民。凡天下百姓力耕所得，力佣之值，朝廷不税不赋。朝廷之税赋，当征于势力之家，税赋本于产而非本于人也。”
“或曰，以是说之，农赋不当征耶？”
“臣言，乡间税赋本于田，田为产，非征之于人也。田之税赋之外，别不他征，此税赋本于产，示朝廷于平苦之民之偏也。城镇之税赋，一本于此，力雇之值不征也。”
（此处指对资产征税，不对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征税，本于政治立场。）
“或于狡猾之徒，自雇自佣，高其雇值以避税者，官查之可也。天下公司，计账之人隶之朝廷，不使私雇，此以查之也。明查之，绳律者，虽有法外之徒，不为大害。”
记到这里，吴育见徐平停了下来，终于出了一口气。这样长篇大论的君臣之对，于起居官真是个苦差事。不但是要记，还要理解其中的意思，吴育一心二用，着实辛苦。
见徐平喝了口茶，坐下歇息，吴育上前道：“宰相有暇，可否下官一时这惑？”
徐平道：“但讲无妨。春卿盛名负天下，我有解之不明者，莫笑我。”
吴育忙行礼不敢，道：“宰相讲天下事，必本于二三论之，何也？”
徐平道：“这却有本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万物生焉。天下事二三论之，以皆道化之二三也。上古之时民无争，一也。生有余，有不劳而获者，有劳而不得者，天下之民由一而生二焉。二必争，是故有朝廷。势力之家、平苦之民、朝廷，三也。三而生万物，天下之事，莫不由此三来者。是故治国理政，必本二三之论。”
为什么把前世的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进化，改为了原始大同、现今之世和未来大同之世三个阶段，是因为解释这个历史规律的哲学基础变了。**把历史划分为那样几个阶段，哲学基础是矛盾论和辨证法之否定之否定。徐平做三段划分，是把哲学基础改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生万物，即把阶级斗争理论彻底地中国化。
他前世是把否定之否定作为当然正确讲述的，在这个基础上，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哲学，评价就只剩下了有辨证法的正确思想，但很朴素。
矛盾论的基础，事务发展的内因起主要作用，即内部斗争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矛盾的发展演化为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奴隶社会是对原始社会的否定，封建社会是对奴隶社会的否定之否定，一直延伸而发展下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最终会出现否定之否定，无产阶级终究会胜利，同时迎来新的**社会。
这是**理论社会演化的哲学基础，本自于欧洲的辨证法传统。有了这个哲学基础，才有了无产阶级终将会胜利，**必然会到来的结论。
意识形态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从哲学基础开始，对历史的认识，延伸出去。正因为其科学性，严密性，才能被认为可以指导现实，走向未来。
否定之否定来自于欧洲的辨证法传统，是一种哲学。**理论把这种哲学思想引入到了阶级斗争的分析中，才出现了社会阶段的划分，才出现了**的必然，社会主义才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了这个哲学基础，则**就成了空想。
把阶级斗争的哲学基础替换成中国传统的道生万物，就出现了社会发展的三断论，原始无阶级社会，阶级分化社会，政权出现阶级调和的社会。三生万物，意味着有政权的阶级社会将长久存在，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进化就消失了。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发展的解释，即从民无争，到民有争，到出于调和的目的出现政权。即政权的出现，不是为了实现阶级压迫，而是为了阶级调和，这是从先秦诸子一直延续到韩愈和柳宗元的社会发展观。在这个基础上构建圣贤政治，而有了对上古三代无争之世的美好描述，有了对未来大同之世的向往。
徐平做的改变，是取了**中阶级斗争的理论，从圣贤政治中走出来，改为以传统的道生万物为哲学基础，形成一种以阶级调和为主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要严密，必须要有哲学基础。道生万物哲学，对赵祯来说是当然之理，不会因为被教了否定之否定而有任何疑惑。对于赵祯来说，跟徐平前世教的完全相反，道生万物才是当然正确。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简单而不严密的理解，可以用集合来比较具象地展现。最开始的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是道存而为一的时候，治国以德，传统文化之下具德为圣人。把这个时候的天下人看作一个集合，是生一。有了阶级之分，这个集合分化成了两个集合，这两个集合是从前一个集合来的，依然共存于天下人这一个大集合中。这个时候就是一生二，虽有二，一却仍然存在，这就是仍然出圣人的哲学基础。阶级斗争的存在，两个集合不断斗争交流，产生了交集。这个交集，就是三，有一部分是一个集合的一部分，有一部分是另一个集合的一部分。出现的这个交集，就是政权，到了这个阶段是二生三了。三生，前一个阶段的二也在，再之前的一也在。三生万物，是说到了这个阶段天下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出现了，要么走回头路，要么到了尽头。回头路，就是重新回到无争的大同之世，三重新归于一。殊途而同归，三生万物是回到了一，否定之否定是经过一系列的否定，而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级性质与原始社会相似。
交集虽然从属于两个集合，但交集跟每个集合都不一样，这就是政权的独立性。有了这个交集，隔离缓和了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了稳定状态。交集是由两个集合的各一部分组成的，阶级矛盾表现在争夺交集中的权重。有阶级必然有斗争，所以政权永远不能位于正中的地方。实际上因为上面存在一个更大的一，此消则彼长，正中并不存在。
三本身就是二的各一部分，所以只能调和，三即政权的出现也是为了调和。对于政权这个三来说，必然有偏向，因为剥削者的力量是一直增长的，不偏向被剥削者一边，政权自己本身也会被消灭。这是政权自己生存的必然需求，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政权为了求存而不得不向被剥削者偏移的改革。政权只要不想消失，这种改革的需求就是必然。
每一个集合都有自己的一部分，所以政权对每个阶级实际都讲仁。因为有自己求存的独立性，便就有了义的存在。所以政权只存大义，小仁小义是不存在的。
在二三的基础上，一这个大集合一直是存在的，这就是德。及弥灭差别，重新回到一的状态，是更高一层级的道德。在德的基础上，出现了大同社会与**社会的类似。
使用了这样的哲学基础，才有了徐平对社会阶段划分的改变，才有了力主进行阶级调和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本于哲学基础，对历史规律进行总结，使用的哲学基础不同，哪怕同样讲阶级分别，也会出现不同的意识形态。
放弃否定之否定，改取三生万物，是因为徐平前世没有看到否定之否定的胜利。他所观察到的历史规律，符合三生万物。历史一直是发展变化的，将来会不会出现用另一种哲学基础的需求，那就不是徐平所能知道的了。
三生万物是这个时代的广泛共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解释社会发展的哲学，徐平使用这样的哲学基础，这个年代的人一说就懂。如果他的前世真地见到了**社会，见到了否定之否定证明了正确性，他就向这个时代的人卖力解释那一套哲学基础了。
徐平给予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是把前世**的阶级斗争学说，哲学基础换成了中国的三生万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中国化。
世间并无当然之正确，人认识自然和历史都是一直在发展的，也不必强求正确。只要从哲学到历史，到当下世界的政治分析，统一连贯，并无不合时宜之处，就是合用的。
第21章 欧阳修的疑惑
今日大朝，之后就是年假了，大家各自回家过年。
散朝之后，赵祯命把徐平在天章阁的奏对榜于朝堂，许百官议论。
欧阳修和蔡襄立在榜下，看到徐平论朋党的一节。“士大夫自为一党，党中有友无朋。”
蔡襄指着对欧阳修道：“永叔，相公此论可是与你日常所议不合。”
欧阳修笼起袖子，小声嘟囔：“议不合，自然以相公为是。我自改之，只是不知相公此论到底何意。同门为朋，同志为友，士大夫当只有一志么？”
回朝的司马光恰巧经过，叹了一口气，对两人道：“相公欲一道德也。”
说完，一扬袖子，大踏步地走了。
“一道德？”欧阳修和蔡对视一眼，有些明白了榜文的中心思想。一系列将要举行的行政措施，其实不那么重要，每个人都可以提意见，只要是正确的徐平都会接纳。
徐平跟赵祯的长篇大论，核心其实就是在士大夫中一道德。用他前世的话讲，是让士大夫集团成为一个组织不紧密，但思想统一的执政党。
这样一个类政党，历史上的王安石曾经努力过。他创立新学，改革科举，根本目的不是做当世大儒，而是在士大夫中一道德，大家有同样的政治思想。王安石一道德，反对者同样一道德，结果就是新旧两党对立。不是只有西方泊来的党才是党，北宋中期出现的新旧两党，实际上已经不同于以前的党争。他们各有明确的政治思想，政治纲领，只是在组织上不如后世的党严密罢了。或者说他们没有明确的组织，也没有明确的领袖。
党之所以成为党，核心是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而不是组织形式。不是非要像欧美那样的党才成其他为党，宋朝的党有自己的特点，思想比较统一，组织比较松散。
王安石立新党之失，之一在于思想过于庞杂，上到天理循环，下到人之性情，几乎无所不包。如果要在天下一道德，这样无所不包的思想是必要的，比如徐平前世的无产阶级政党，从社会发展到科学技术，从人到宇宙，涉及到一切的知识。这是斗争的需要，在每一个方向跟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但仅在政治中一道德，其实不需要涉及到这些。
仅及政治，就把政治思想统一好了。思想统一了，一切政治行为就有了依据。
因为要举行满朝文武的大讨论，旁边有书吏抄写。不印刷发给每一个人，而是榜于朝堂让众人传抄，是要保证这里惟一一份的正确性。除了这里榜文上写的，哪个上的奏章里论到了榜文中没有的，哪个自己负责。这是要保证严肃性，不要生发太多，什么都论。
欧阳修和蔡襄各自领了，拿着出了皇城。正是过年大假的第一天，商量一番，两人一起到徐平和王拱辰的银铺去饮酒。
到了铺子，正看到徐平关于官员私财的论述，欧阳修抬起头道：“依相公所说，为官不得有私财。那这处铺子怎么办？莫不是就此卖了？”
蔡襄拉欧阳修一把：“你看明白再论！走，不要看了，饮酒！”
找位子坐下，把剩下的看完，才完整看白徐平的意思。官员不得有私产，指的是不得在治下有私产，这是一直就强调的，并没有什么不同。此时加的，是待制以上在朝为官的官员，如果在京城有私产，则在京为官时间，产业所有的收入没收。朝廷不收，则由皇帝下诏赐给你。既然是赐的，随时可以夺。
没收产业所得，不是没收产业，产业还是你的，只是这几年的收入没收。随之而来的就是朝廷会派人监察，官员的产业要支付这些监察人员的成本。
这个年代，不用担心有钱人不愿意，一气之下跑到别的国家去怎么办。印出来的钱带走没用，产业带不走，人走了实际影响很小。朝廷可以把整个会计系统、银行系统全部抓在自己手里，所有权和经营权随时可收可放，调节社会的剥削烈度。
徐平这样做，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防范待制以上的官员，怕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影响国家的政策。对于自己人，这样日防夜防，会让组织离心离德的。有这样的行来，或者是有这样的嫌疑，自有台谏系统，把人赶走就是。还是那句话，要论迹不论心。
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待制以下的官员表态，确立待制以上官员的地位和权威。他们这些人可以不计私利，以下的官员当以此为表率，坚定大家的政治立场。
官员有职、官和差遣，看起来系统复杂，有时候让人摸不着头脑，确实也一直有人要求改掉，认为官衔和职任应该相付。徐平坚持不改，只是同意重新理一理官的系统，把与差遣混淆的地方改掉。不是徐平顽固，而是这真地改不了，强行改，也会变一个面目回来。
简单地说，官员有这三样，是由政治结构决定的，并不是什么前朝遗留，习惯成了自然。职以待文学之先，其实徐平自己的文学不怎么样，但是他从邕州回来一直带职。职真正的用意，其实跟文学无关，是来别士大夫的，是不是真正执政集团的一员。官员只有带上了职，才成其为士大夫，是清要，是有普通官员之外的纪律要求的。带职和革职，以及职的升降，是对官员提拔和处分的一部分。小官带职，一样也以任关键差遣。
士大夫要自成一党，带不带职，就决定了是不是属于这一党中的一员。哪怕没有徐平这样明确，事实也是这样，所以历史上的元丰改制，改完也要回到这样一个系统中来。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是一句笼络人心的口号，而是政治原则，是要落实到政治结构中，贯彻到政治行为当中的。官制是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不是独立的。
官决定了官员的收入，享受什么待遇，是与职级有关的。差遣是具体做的事情，一直有人抱怨太乱，特别是与前朝的官制比起来杂乱无章。乱是正常的，因为以前没有哪一个政权跟宋朝这样，管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如此不能够适应。
与徐平前世类比，职其实就是党内职务，官就是你是什么级别，差遣是实任职务。这个年代的各种使，各种提点差遣，其实就是徐平前世的各种长，各种主任。比如他的前世县党委委员、正科级、农机站长，对应的就是这个年代的职、官、差遣系统。
只是宋朝是党政合一，没有跟行政分开的士大夫组织结构，士大夫就是政治结构中掌权的人员。这样的结构，是因为政权本身是调和性的政权，不是专政政权。不需要再把士大夫单独成立一个党，用来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确保政权的专政性质。
把阶级理论中哲学基础的否定之否定用三生万物换掉，作为意识形态，士大夫集团就成了执政党，而不是革命党。作为执政党，不需要单独出来确保专政，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之下没有专政，而是调和。
没有徐平，不来做这种改造，而是正常发展到王安石变法，出现新旧两党，那么条件合适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形态的政权。没有巨大的外部威胁，军队能彻底掌控，社会上出现一个资本家阶层，官营事业慢慢向社会转移，宋朝就成了资本主义国家。
为了创造一个新社会，我们把旧社会的一切埋葬，除了吃喝玩乐，每一项都带上了落后愚昧的帽子，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历史发展到了北宋这个时期，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的本身，已经具备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条件，只是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条件达不到。生产和经济条件达到了，会自然过渡到西欧最早的资主义。只是可能会出现的，要么是皇帝专权的君主立宪制，要么是强国家元首的两党制。
否定之否定的阶级理论哲学，在东方没有表现出来。日本走到资本主义，靠的是群臣一起改造，强行实行工业化。最后虚君，不过是历史上的幕府而已。
欧洲进入资本主义，国内暴动不断，不知多少国王被送上断台头，多少封建领主被砍了脑代。与其说是体现的否定之否定的阶级革命，不如说是从家天下的封建制走向私天下或者公天下的大一统。这个过程，类比的应该是中国从战国封建走向大一统的过程。
中国历史，实际上没有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造成的大动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的。而且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国家的特质并不突出。
在思想和政治上，中国在中唐至北宋中期这个历史阶段，已经具备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新旧两党已经具有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因为新旧两党党争，随之而来的君权加强，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要求在阶级斗争，皇帝要独立出来，不被掌控，以确保整个政权的调和性质。
欧阳修的疑惑，就是在他朋党论的思想中，已经有了两党制和多党制的觉悟，却被徐平一脚踢进了一党执政中。
第22章 大秦国故事
酒菜上桌，欧阳修看见吴育和吴充兄弟过来，忙起身道：“春卿、冲卿，来，我们一起坐。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许久不见，说些闲话！”
吴育带着弟弟过来拱手：“如此，便就叨扰了。”
众人落座，欧阳修把小厮唤来，又叫了两个菜，吩咐速速上来。
吴育看着桌上两个夹杂着肉的碧绿炒菜，忍不住摇了摇头：“你们二人好大手笔！”
欧阳修夹了一口道：“无妨，今日我们吃君谟的请，哪日得了大注钱财，回请就是。”
几个人一起笑着摇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大注钱财。蔡襄出身大族，又写得一手好字，家底厚，又有外财，一起出来大多是他付钱。
饮了两巡酒，欧阳修问吴育：“徐相公前几日天章阁奏对，今日榜于朝堂。我们一起看了，着实觉得过于庞杂。当日是春卿所记，说说到底是如何个样子，为我等解惑。”
吴育淡淡地道：“史官岂可漏事于外？永叔，你这话问得不妥。”
欧阳修忙道：“我非问徐相公何奏对，只是欲春卿解其中疑难而已。你与徐相公同榜进士，在侧记事，就没有问一问一些疑惑之处？”
吴育想了想，点点头道：“那是有的。”
“如此就好！”欧阳修连连拱手。“拜相问政，古已有之。但如徐相公这般，从国之根本条列朝政者，实不多见。相公虽年少，行事一向稳重，似不该如此急也。”
吴育微微叹了一口气：“其间闲谈，我也曾问过相公，如此立国之根本大政，是否过急？相公说了一个他在邕州时，听海客谈起的极其之地大秦国兴亡之事，心有感悟。”
蔡襄插嘴：“这大秦国，史书有记。《后汉书、西域传》云，大秦国，一名犁，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只是离中原太远，不知具体什么样子。”
吴育道：“相公言，这大秦国地方极是广大，以海为内湖，人口众多，极是繁庶。此国与汉朝一东一西，为极大之国。大秦国朝之末，有蛮族自北方来，犹中原之北的匈奴突厥之类。似此蛮族，自不是此等大国之敌，其国降伏，安置于边塞之地。蛮族善苦战不畏死，大秦渐以之为兵，年深日久，以之为将。不数百年，其国竟为蛮族所灭。”
欧阳修一愣，看了蔡襄一眼：“此非大唐故事也？极西之地也有？”
吴育点头：“不错，相公言，他初听此话，也以为是比附大唐故事，海客编出来为谈资。后来问过许多人，都言之凿凿，极西确有大秦国，确为蛮族所灭，才知真有此事。心中留意，每人征询，渐明其始末。后来守西北，灭党项，始悟此蛮族，实与中原之敌匈奴突厥之为一类也。居大漠之北，西域以西，逐水草而居，地方不知广几千里。迁徒流离于大草原上，万里之远来回纵横。其间事情始末外人难以尽知，唯千百年，当其强盛，则南下抢掠各富庶之地。其一兴而灭大秦，大汉独逐之于外，汉人赖以存活。千年后，又当其兴也，当谨慎防之。相公一道德，立制度，盖防此患，为子孙计。别内外，外不施仁，盖防汉人制度礼仪助其兴旺。内施仁义，固根本。”
欧阳修听了，不由笑道：“相公过虑了。大唐代隋，太宗时也有突厥犯长安故事。唐伏突厥，后虽有安史之乱，突厥已不足为祸。”
吴育摇了摇头：“我也这样问相公，唐已伏突厥，草原已不成祸，何虑之有。今日北敌除契丹，其种大者无非阻卜之类，望之不成气候。本朝只要与契丹以强守和，自此后当不虑寇自北来。相公言，大秦之时，也曾伏蛮族，以之为兵，蛮族似亡。然不知何时北方游寇再次大至，而以蛮人为兵，平其叛乱之后，军力早已不兴，终无力回天。”
说到这里，吴育叹了口气：“其间关键，以蛮人为兵，不知不觉间亡了自家军制。蛮人叛起，虽然最终平息，军力却最终不能复整。蛮人再兴，遂亡。”
蔡襄道：“相公此方，得非言禁军耶？三衙禁军，实不能战，还是以蛮人为兵之祸！”
吴育点头：“不错，外不施仁，内理国政，重整军力以备强敌！”
几个人点了点头，虽然都不信北边会有徐平说的那样大祸，但不管怎么说，徐平给出了自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的理由。以现在徐平威望，有理由，他们就不好说什么了。
北边的大草原是不是在酝酿天大的动静，徐平思索再三，最后还是选择相信。能不能在大潮起前，直接进兵把其消灭在初起之时呢？徐平考虑的结果，是不能。
称其为大潮，是因为在其最兴盛的时候，将影响全世界。除了与世隔绝的美洲和大洋州，就连非洲都会被波及。导致最后席卷全世界的原因，是多方面一起形成的，插手进去根本防不胜防。而且一旦被波及，会内外一起发作，不是你打过打不过的问题。
这一带一直与中原、欧洲、中亚等有接触交流，漫长的和平年代，在边境地区，大家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闹起大乱，是内外一起来，不只是外敌入侵的问题。
而且，与战乱同时出现的，还有思想上的混乱。打败了他们，他们内附，在接收农耕地区文明成果的同时，他们的思想也会影响外面的文明。大唐放弃内外之别，想搞天下一体的皇帝加天可汗的大帝国，结果在盛世生出安史之乱，就是因为思想被影响波及进去的例子。如果把唐宋连起来一起看，那么蒙古最后灭宋，就跟罗马帝国之亡非常像了。
先是防止了第一波入侵，内附，用蛮族为兵，渐渐改变了军事传统。蛮族叛乱，帝国进行镇压，两败俱伤，国力大损。周围各势力蜂起，谁都在帝国的身上咬一口，就连首都也屡屡被破。当再一次兴起大势力，此时帝国已无可战之兵，最终灭亡。
这种大潮的兴起几乎是必然，徐平的印象中，他的前世应该是有四次，其中两次与中原有关，都是来自北方大草原。第一次汉朝顶住，灭了西罗马。第二次欧洲顶住，最终灭亡了中原文明。第三次兴起于西亚沙漠，灭掉了东罗马。
之所以说是必然，是因为世界各地的文明不平等发展的，有的发展得快一些，有的发展的慢一些。发展的快的，视自己为文明人，把发展的慢的当成野蛮人。嘲笑、欺压甚至是侮辱，对那些人进行奴役。在这种欺压的过程中，仇恨在积累，交流中发展的慢的文明在慢慢赶上来。或者由于内部，或者由于外部的原因，发展慢的文明，去掉了束缚自己发展不起来的枷锁，爆发出来惊人的力量。突然爆发，掀起一场波及全世界的狂潮。
如果蒙古带来的世界性大乱还看得不清楚，那徐平前世最后一场世界狂潮，是如何发展起来，并影响全世界的，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在欧洲大发展的时候，位于欧洲中部的日耳曼地区小邦林立，一直发展水平落后，被周围的几家视为野蛮人。由于宗教改革，去除了阻碍自己发展的枷锁，他们展现出了惊人的爆发力，发展水来迅速赶了上来。在崛起的过程中，不断地诉诸武力对外扩张，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被卷入，规模和烈度空前。
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全世界被剥削者联合起来抗争的国际主义运动大发展。由于日耳曼文化中又蛮又轴的特质，与革命斗争的坚决性、毫不妥协性相契合，通过理论底层的哲学这种方式，被引入到了**理论当中。否定之否定的辨证法哲学，充分展现了这种日耳曼人的蛮与轴。与这个体系不合的，肯定是不合的世界错了，不是理论错了，不顾一切向里硬套。随着**的传播，这种特质几乎影响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一直到冷战结束，日耳曼人掀起来的这一场狂潮才算落幕。二战失败，他们从武力上被世界否定了。冷战结束，从文化上被否定了。
一言不合就是杠，只有你死我活，没有妥协合作。换到中国文化来，这种特质就是法家的蛮横，只要能把对方摁倒，我就赢了。没摁倒，肯定也不是我错了，只是一时实力不济罢了。世间事没有对或者错，只有实力够不够。第二次世界大战，日耳曼人还在亚洲找到一个好朋友，同样具备这种蛮和轴特质的日本。
认识到了这种世界性大潮的复杂性，最好的办法就是置身事外，扎紧篱笆，让他们在天下之外闹个沸反盈天。随他们闹，不要影响到自己。
徐平前世，日耳曼人的大潮已经落幕，以后还会不会有？最大的可能是还会有，而且很可能已经在酝酿当中。
第23章 蔡襄之错
吃喝一会，一直不说话的吴充道：“相公西北大胜，重整禁军，总觉得是要天下休养生息的时候，却又一下国政大变。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相公正当青春，是否求治过于急切了？”
欧阳修道：“西北灭党项，败契丹，有此功，相公还有什么功可求？如此做，必然是真有大事，我等思之不及罢了。”
吴充不说话，蔡襄举杯一饮而尽，把杯按在桌上道：“相公所言，太过庞杂，一时也能以理得通透。我就不明白一点，相公言欲抑势力之家对小民的侵夺，要在天下均田方税之余，还要凭田土出徭役，不出人则出钱。又要官把城镇之间的场务、酒楼、邸店，凡令人指射的一切卖出，只留官派吏直管的。还优先卖给乡间大户，太过麻烦。如今三司钱粮广有，有银行在那里，把官营之业全部卖出又如何？盐铁非善政，不得已而行之。”
欧阳修道：“相公自有道理，我们官位低微，或有不知情之处。”
蔡襄脾气最倔，一听欧阳修的话，眉毛一扬：“有何不知情处？逐匈奴，行盐铁，汉武帝之政。徐相公灭党项，又有李相公去西北经理西域，无非是要效武帝故事罢了！”
吴育咳嗽一声：“君谟，相公一再言，君子当论迹不论心，以君子为北辰行之，你又行诛心之论了！朝廷如此做，相公自有深意。朝廷为政，势力之家和平苦之民为两端，现如今乡间小民艰难，故行此政纾缓民力。城镇里面，朝廷管得严，抑势力之家太过，产业凡有尺寸之利，必收于官。紧处当松，松处当紧，朝廷从容处置之。”
蔡襄嘴角一撇：“何处为紧？何处为松？说得过于玄了！若真是为小民着想，何不把天下之物一没于官，天下之田一没于官！有场务，有营田务，自经营之。怕势力人家借田土和场务盘剥小民，收入朝廷，朝廷总会怜民爱民！”
吴育道：“此话我还真问过，你猜一猜相公是怎么答的？”
蔡襄道：“这何用猜？无非全没入朝廷，朝廷管之不及而已。若要管，必要新召无数官吏，冗官冗吏如何平？相公虽有大功于国家，终是人也，何必身背此怨！”
吴育笑道：“是以说，君谟，你不去究事情如何，不肯用脑，只是猜人，如何能知事情端的？徐相公曾言，本朝宰相，功以赵忠献相公为首，德以王文正相公为第一。忠献相公佐命之功无人可及，文正相公以‘怨归于己，恩归于上’居相十数年。徐相公对宰相治政第一条，就是文正相公的‘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相公何许人？出西北统军，其余大臣三辞四推，相公慨然赴任。灭党项，败契丹，编练陇右之军。朝廷要调，相公把手下最得力之将、最强之军拨付出来。军功如此，说除军权，相公立即上马回京。”
说到这里，吴育摇摇头：“君谟，你要改！徐相公当政，再是如此随口评论，只怕不会一笑置之。相公此人，对官员合不合职任极是较真，你这样是犯了谏官的大忌！”
吴育和蔡襄都是福建路莆城人，关系不比旁人，这是真地在劝他。
蔡襄知道自己说得过了，不再说话，只是喝酒。
欧阳修瞪了蔡襄一眼，问吴育：“君谟说把天下之物收为官有，又有何不可？”
“天下有余物，官以租赋收之，以官营之场务夺之。此物尚余也，入势力之家。官收此物为何？官员俸禄、养军之费之外，当治生产，使世间钱粮越来越多。治生产，自然于天下有好处。只是场务必有余利，此余利用全用于治生产，非不想也，势不能也。三司再大，岂能天下之钱一一全管？此必托之于下。托之于下，必有贪渎之吏上下其手，年深日久越贪越多。是故，把天下之物没于官，非抑势力之家取平苦之民余物法也，是纳势力人家于朝廷内也。此等人得利，朝廷当怨，日久必生乱。”
在生产力达不到的情况下，强行把天下公有，不是消灭剥削，而是把剥削者收入了政权内部。初期是政权这个交集撑大，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两个集合几乎全部纳入，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跟早期的剥削社会生出阶级一样，在交集里仍然会分出阶级。最终的结果不是消灭了剥削，而是改成了在政权内剥削，换另一种方法进行斗争罢了。这个时候的政权，承受被剥削者的全部怨气，相当于剥削者的背锅侠，还怎么维持？
以为如此做从此跳出了治乱循环，实际上治乱循环只是换了一个面目罢了。
为什么封建时代的欧洲没有治乱循环？这没什么好解释的，中国家天下的封建时代同样没有治乱循环。发展不到那样的水平，矛盾在各家解决了，很难形成波及天下的大乱。
欧洲走出家天下之后有没有治乱循环？当然有，一次一次的经济繁荣和经济危机，换一个名字就不是治乱循环了？治乱循环不可怕，只要走出了封建时代，实现大一统，几乎无法避免。怕的不是治乱循环，怕的是天下兴亡，及时改革调整，千万不要走到那一步。
非要天下不再出现治乱循环了，真没有办法，社会发展总是这样来来回回的。
不解决不行，经济危机不允许发生，资本主义的事情我们不许有，这是日耳曼人那种又蛮又轴的劲头。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两全其美只是暂时的，矛盾是发展转化的，好的总有一天变成坏的，坏的有一天说不定就变成好的。这没有什么可怕，不能想着把子孙后代的事情也做了，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因时制宜及时更改。
韩愈和柳宗元建立的政权的合法性在人，在人的表现就是查天下治乱，乱的时候要及时更正，治的时候要努力坚持，实际上是非常先进的，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旧两党除了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间的争执，轮流上台执政的理论基础就在这里。这个理论基础，就是两党制国家轮流执政的内在原因，哪怕徐平前世，世界第一大国依然是如此。
仁义之道就真是没有弊端了？当然不是。只是意识形态下这个弊端不是弊端罢了。这样做要求政权对社会的掌控力足够，调整还得及时，对政权的执政能力要求很高。一旦政权失去这样的能力，对社会掌控不足，仁义之道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此时宋朝对农村的掌控力还是比较弱，在城镇的掌控力过强，徐平在制度上的改革措施，就是针对这两个方向来的。农村要开始收权，建立自助的各种组织，由官方进行制度和财政上的支持，帮助他们对抗地主的剥削。在城镇开始放权，放松对行会的管制，放开价格管制，并引导农村的资金投向城镇，引导工商业的发展，开启工业化时代。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徐平前世改革的过程，不过面临的条件不一样，所取的方向和政策措施不一样罢了。前世改革面临的是农村和城镇的掌控力都过强，表现出来的就是城乡同时放权，放下官方的包袱，向社会要发展的动力。
过了这个阶段，社会推动发展的动力枯竭，用于发展的社会剩余向少数人集中，新的社会危机便又出现。改革的措施便就要反过来，重新收权，官方来背起发展的责任。
城乡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改革措施的不同步，只是现在改革初起，徐平同时向城乡一起下手罢了。随着生产力发展，工业化的进行，城乡差别慢慢消失，政策措施才会同步。
改革初起，必然会出现负作用。如在农村，收权之前一些利于发展的基础设施，道路和桥梁，开渠和开荒，诸如此类，是由乡村的势力之家完成的。甚至新式农具，也是由这些人家购买，投入到实际使用当中去。一旦收权，农民的自助组织尚不具备这个能力，可能会出现基础设施建设的倒退。此时要由官方出面，及时扼制住这个倒退趋势，使社会生产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发展的正常轨道上来。
以矛盾论的观点，政策措施必然是有利弊两个方面，会相互转化，真正的万世法其实是没有的。为万世开太平，不是固定一个政策，从此无忧，而是告诉后人，这个政策有利有弊。现在用是利大于弊，当矛盾转化，利不是利，弊不是弊，要及时改革。
不管是势力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是政权之下的民，没有好与坏，没有哪个是朋友哪个是敌人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对于社会中的每个人来说，平苦之民可以成为势力人家的一员，势力人家也会跌入平苦之民，这都是社会的正常现象，不必视作洪水猛兽。在内部分阶层，阻挡这种转化，就是在给自己埋地雷。
不管是把自己人当朋友，还是把自己人当敌人，都是丧失了政权的执政立场。执政党不要在内部找朋友来支持自己，这是革命党的办法。找到了朋友，也就分出了敌人，一旦社会矛盾转化，政权的基础就轰然崩塌。苏联的崩溃从内从外可以找一万条理由，可以揪出来无数个罪人，但最根本的，是作为执政党，采取了革命党的办法，最后亡于内部。
政权有立场，但不要让立场左右，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一旦丧失，政权就非常危险。
**留给后人的关于社会的最伟大的理论财富，一是发展的观点，发展是社会的必然。二是阶级矛盾是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并由此而发展出来的中国化的矛盾论。
矛盾是对立的统一，否定之否定体现了矛盾的对立，却没有体现出统一。这是由此支持的政治理论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哲学基础。科学主导了生产力的发展，哲学则主导了政治理论。政治失败，内因大多都是在哲学基础上。
徐平为什么在出现两党制萌芽的时候，要一道德，改为一党？便就是因为从哲学基础上生出来的两党制，历史上的宋朝已经走过一遍了，没有必要再走一遍。
第24章 祖先的呼唤
今天是年假的第一天，官员三三两两出来饮宴游玩。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正饮酒谈论之间，欧阳修看见叶清臣、宋祁一起进来，后面跟着李参和司马光，急忙招呼一起同座。
众人叙礼落座，饮过几杯酒，欧阳修见宋祁闷闷不乐，问道：“待制因何不悦？西北战事正酣时，待制上章去三冗，颇得徐相公称许。此时相公当政，待制正要大用。”
宋祁摇了摇头，也不说话，只是喝酒。
叶清臣道：“前几年京城的织业大兴，子京与人一起，开了几间制衣的铺子，颇是赚了不少钱财。相公没待制以上的官员在京产业所得入官，子京少了这一注钱财，如何愉悦？”
几个人听了，一起笑了起来，颇有些兴灾乐祸的味道。宋祁为人豁达，跟他哥哥宋庠完全是相反的两个人。宋庠是典型的词臣，文章优美，私生活严谨，持家俭约。宋祁虽然是当年真正的状元，刘太后因为弟不压兄，把状元给了宋庠，但他的文章确实不如哥哥写得好。宋庠持家俭约，宋祁则奢侈无度，而且在男女之事上非常洒脱。
曾经有一次，宋庠路上遇到皇宫的车队，一个宫女向他一笑，叫了一声：“小宋。”宋庠一见倾心，写了一首《鹧鸪天》让人传唱：“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这词最后传到赵祯的耳朵里，把宫女送到了宋祁的家中。
徐平前世看到这种故事，总觉得不可思议。臣没个臣的样子，皇帝也不介意，跟自己印象中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非常不合拍。唐宋这一段历史，在印象中的古代中非常不和谐。
用了近二十年的时候，真正地融入到了这个世界，才明白是自己的印象错了。
文明遭逢毁灭性的灾难之后，会生出应激反应，一部分文明记忆被埋在深处。后人在文明记忆中的恐惧和耻辱中，很长时间不敢把埋藏的记忆再次翻出来。在他前世的文明记忆中，宋为蒙古所灭之前的文明，已经被埋藏在了深处。只有文明战胜了恐惧，洗刷了耻辱，这些埋起来的记忆才会被再次翻出来，接续上从前的辉煌，开启新的时代。
这个再次翻出来文明记忆的过程，就是文明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唐宋之交的儒学再兴，都是同样的思想启蒙过程。为什么后世的历史学家会在研究宋史的时候发现，这个时候的文化和制度痕迹，会跟欧洲文艺复兴的近代化时期，很多相似。
宋朝彻底废除了人身剥削的奴隶制度，改为雇佣制。出现了为社会服务的各种政府机构，发行了纸币，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司法制度开始从制度上保证公平。
因为从思想文化上，政治制度上，宋朝已经推开了近代化的大门，只是这扇大门最后被残酷地关上了。从董仲舒对儒家理论曲改阿附，为汉武帝采纳，在秦始皇完成对中原大地的政治统一的基础上，完成了文化的统一，才真正形成了汉文明。先秦时代，是类似于欧洲古罗马之前的古希腊时期，不过汉文明的延续更加完整，更加有序。
千年之后，人们还是经常回想起那个夜晚。
寒风呼啸着吹过冰冷的土地，异族的铁骑让大地在颤抖，雪亮的马刀如闪电一般划破黑夜。人们在苍茫的大地上无助地奔逃，老人倒下了，孩子倒下了，女人倒下了，他们被异族的铁骑碾成肉泥。人们在夜色中无助地奔逃，不知逃向何方，不知道哪里才是他们的求生之处。前方没有路，回望挥舞着钢刀的敌人，他们只有绝望。
千年之后，人们还是无法从那一天的恐惧和耻辱中走出来。
趾高气扬带着大军赶来的敌人，与自己有着同样的祖先，要来灭绝自己的军队中，有很多人与自己有同一个祖先。他们骄傲地穿上了异族的服装，说起了异族的语言，拿起了刀为异族前驱。面对着自己的祖先延续下来的文明，毫不犹豫地挥起了屠刀。
汉人的文明，随着屠刀的落下，随着无数人奔向大海，葬身鱼腹，灭亡了。
一个人生于世间，除了自己的血肉之躯，还有灵魂。一个文明除了繁荣富庶，为人类带来美好生活的各种进步，还有一个灵魂。
在那一夜，汉文明的血肉已经抛洒在了冰冷的土地上。
在那一天，汉文明的灵魂，这个巨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个巨人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失去了自己的庇护后，无助地挣扎。他一次又一次地试图站起来，要给自己的血脉以庇，一次又一次无力地跌倒。
是因为自己的错，让孩子们感受到了恐惧。是因为自己的错，让孩子们感到了耻辱。
因为自己错，让孩子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他充满了羞愧，只能在血泊中无力的挣扎。
明朝为什么会从宋朝退回到家天下？不是因为皇帝的贪婪，也不是大臣们的愚蠢，而是来自于文明内心深处的恐惧。对外坚决不妥协，不媾和，是因为对这样做的宋朝倒下的恐惧。对内不调和，是因为来自于宋朝倒下的恐惧。唯有跟那个时候做的不一样，才能再不会倒下去，才能在祖先的耻辱中显示自己的骄傲。
为什么再一次面对外族的铁骑，他们中的很多人主动参与了进去？不是因为他们的蠢和无耻，而是来自于文明内心深处的恐惧和耻辱。
那个血泊中的巨人，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告诉自己的孩子们，当年错在了哪里。不是因为孩子中有人错了，不是因为有人愚蠢，不是因为有人无耻，不是因为有人贪婪，是因为自己错了。孩子们的错只是自己的错，可以放下了，可以离开恐惧和耻辱的支配。
然而孩子们总是捂起耳朵，固执地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要你了。他们用双手蒙起自己的眼睛，骗自己，世上本没有这样的巨人，一切都是骗人的。
巨人躺在血泊中，看着任性的孩子们，有些无奈，却又满面慈祥。
当再一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时刻，被耻辱支配的人们，再一次去拥抱了敌人，宁愿忍受敌人的百般凌辱。因为祖先留下来的文明记忆中，这样做的人活了。
当再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无数的仁人志士们站了出来，挺起胸膛，面对敌人冰冷的刺刀。血流满了大地，英雄们踏着鲜血，前赴后继地走向了与敌人战斗的前线。他们记起了那一天巨人倒下的恐惧，他们要用自己的身躯，庇佑身后那个血泊中的巨人。因为那个虚弱的巨人，是自己祖先的荣光。
那一刻，巨人羞愧得不能自已。他的眼中闪出了光茫，他看见了自己站起来的希望。
那满地的鲜血，那山河破碎的大地，就是文明再起的曙光。只有摆脱了恐惧，洗刷了耻辱，才能真正地吹散千年的迷雾，扶起那个血泊中的巨人。
当那个巨人重新站起来，汉文明将再次复兴，开启一个伟大的时代。
为什么在国力蒸蒸日上，前途光明的时刻，还是有很多人毅然地离开自己的祖国，去拥抱别人？他们还在被当年的恐惧和耻辱支配着。为什么在一天比一天更好的时候，还是有许多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身在这里，心在那里？他们还在被当年的恐惧和耻辱支配着。
历史放在那里，为什么要在里面的兴亡当中，固执地找出哪一个是坏人，哪一个是好人，哪一个是朋友，哪一个是敌人？因为还在被当年的恐惧和耻辱支配着。
为什么要固执地相信宋朝亡于以文制武？为什么要固执地相信宋朝是一个天下动荡一无是处的王朝？还在被当年的恐惧和耻辱支配着。
只有真正摆脱了把历史上的人，戴上一个好或坏、聪明或愚蠢、无私或贪婪之类的面具，强行用人性来解释之后，才能真正看清历史。
因为在去除天命之后，我们的祖先曾经去向人性中寻找天下治乱的规律。寻找哪个是坏人，哪个是好人，就是我们还没有从祖先留下的束缚中走出来。
只有摆脱了这种被恐惧和耻辱支配着的情绪化，才能找出历史宝藏的钥匙，打开的宝藏的大门，发现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这个过程，就是思想启蒙。利用这些财富，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就是文明复兴。
欧洲的文艺复兴打开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宝库，唐宋的儒学再兴打开了汉朝和先秦的文明宝库，推开了近代化的大门。只是这次汉文明的复兴，倒在了半路上。
新党和旧党的争执，很多就在人的性情上，由此发生出来各种各样的政策争吵。比如道德教化，比如家庭伦理，比如该不该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拨开历史的迷雾，就会发现徐平前世的那个第一大国，两大政党，依然是在这上面争吵。
血泊中的巨人挣扎着试图站起来，孩子们拿出《三字经》和《弟子规》来羞辱他，巨人羞愧地低下了头。巨人还是想站起来，孩子们又拿出忠孝妇德来羞辱他，巨人已经羞愧难当。巨人茫然地躺在血泊中，不知道孩子们会在什么时候听自己的声音，看自己一眼。
天都山下，徐平一夜惊梦，偶然听见了祖先微弱的声音。他踏过满地的鲜血，走过布满白骨的大地，一回千年，看见了那个血泊中的巨人。那一刻，他泪流满面，这血泊中就是祖先的荣光。从那一个时候起，他放下了前世带来的被恐惧和耻辱所支配的情绪，放下了对异族的怨恨。因为他知道巨人的倒下，不是因为出了哪一个坏人，或者是出了哪几个坏人，甚至不是因为敌人的凶恶。他从巨人羞愧的脸庞上，读懂了只是巨人自己错了。
徐平把被孩子们抛弃了的巨人扶起来，与自己一起回到了一千年前。在这个世界他将跟巨人一起，带着缔造巨人荣光的欧阳修、张载、李觏一众学者，王安石、司马光等一众能臣，打开一扇门，走出一条路，迈向光明的未来。
第25章 廷辨
庆历二年春正月庚戌日，初五，赵祯御文德殿，大早朝。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
正殿早朝，更多的是礼仪性的，在京官员，无论匣务不匣务，全部上朝。皇帝每隔一段时间在所有官员前露面，表示自己身体正常，国家运转正常，避免猜疑。在这种大早朝上面，原则上所有的官员都可以奏事。这样做的制度意义，是表示朝廷大政没有被皇帝身边的人把持，真有意外，可以在大朝会上当众揭穿。当年宫中失火，吕夷简一定要让刘太后请赵祯出来露一面，才肯带着百官离去，便是出于这个原因。
徐正站在角落里，都看不到儿子站在哪里，心里还是无比的自豪。小时候不成器天天闹腾的那个混小子，谁能够想到有今天，站在了百官的前头。上朝前知道自己的位置看不到儿子在哪里，徐正特意打听过了，徐平的班位在赵元俨和晏殊之后，百官第三位。
赵祯升座，群臣行礼如仪。起居告谢毕，轮班奏事。
前殿一般不议大事，因为这种大朝会礼仪繁琐，时间紧张，参加的官员又太多，大事议不清楚。议的多是日常事务，大臣上前禀奏，赵祯可与不可，不能决定的由小黄门把奏章收入袋中，带回宫中处分。政令必出中书敕令，疑难大事赵祯一个人也决定不了。他冒然一个人做决定，手诏被宰相给退回来，不是什么好事。
明朝之后不设宰相，哪怕后来出现大学士，清朝出现军机大臣，实际行使相权，也都不是宰相。没有政令必出中书，只能用敕，军令必出枢密院，只能用宣命这两条，权臣的势力再大，哪怕能决定皇帝的生死，宰相也不是政权决策班子中的一分子，而只是皇帝的下属。宰相班子是国家实际的治理者，是由制度来保证的。
第一班宰臣，晏殊和徐平带几位参知政事上殿。奏的都是已经决定的事情，主要是徐平将要使要的官员职的升迁，如叶清臣进龙图阁直学士，李参直史馆，诸如此类。
第二班枢密院，吕夷简带枢密副使上殿，奏西北的军事安排。
第三班三司，程琳带三司副使上殿，奏今年的财政安排大略。
第四班开封府，任布上前奏春节期间开封城内事。
第五班审刑院，宋庠上前奏讼狱。
自西北乱起，前殿奏事只有五班，五班奏毕散朝，不能超过辰时。大朝会御史中丞要监察纪律，是不上殿奏事的。
最后礼仪性地问群臣有无别事要奏，众人都已经准备退朝了。
正在这时，排位极靠后的司马光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捧笏抗声道：“臣司马光，请与集贤相公廷对！相公欲一道德，此根本大政，关万民疾苦，天下兴衰，不廷对，何以服百官！百官不服，何以临百姓！”
赵祯已经要起身了，只好又坐了下来，看了一眼下面站在前面的徐平。
徐平神色淡然，捧笏出列：“臣愿对！”
此话一出，准备走的百官精神一下子提了起来，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就踮起了脚。
廷辨是宋朝对政治大事的讨论方式之一，而且是最激烈的方式，除非是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大政，不然不用。这是一场由在殿内的朝臣全部参加的大辨论，涉及到的人多，讨论的事情特别重大，观点也尖锐，大多数廷辨都会从早到晚。甚至思想争论激烈的时候，一次不行，在短时间内多次进行。
廷辨这种大事，大多数的官员一辈子也碰不上一次。
用徐平前世的政治制度比较，这就是执政党内部关于国家根本大政的大辨论，议会制国家的议会辨论，一党制国家统一思想之时的大讨论。
一道德，就是统一政治立场，确定政治原则，统一思想。这么大的动作，没有人反对是不可能的，徐平早有准备。徐平携西北大胜的军功回朝拜相，很多人慑于威势，在榜文帖出来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前，没有站出来罢了。今天不廷辨，早晚一天会廷辨，要一道德这是不可避免的。此时官职尚低微的司马光第一个站了出来，并不出徐平意料，历史上王安石一道德，就是他反对得最激烈。
一道德不是逼官员站队，如果最后搞成官员站队，一道德实际上就失败了。这就是思想的大辨论，不辨明白，强行推下去是没有用处的。历史上王安石变法，在一道德的时候实际上是失败了，他强行推下去，立新学，以新学取进士。让满朝官员站队，与自己思想相同的就用，不相同的就贬。最终的结果，是造出了一个旧党，最终上台来斗他。
政治立场、政治制度、政治原则、施政举措不是凭空来的，都有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文明的特性。如果没有找出这个逻辑，就说明文明还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
这个年代决定着政治的逻辑，就是韩愈和柳宗元的性情之论。
当天命破除，人必然会问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要这样看待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可以用相反的办法做。这是人的必然，离了天命，人要从自己找逻辑。
文艺复兴欧洲文明从神权中解放出来之后，也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一场关于人性的大讨论。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这些名词，徐平前世听起来高大上，觉得洋人怎么会这么厉害，是怎么想到这些的。中国的文明怎么这么落后，就不去想这些问题，尽是搞些仁义道德天理伦常之类虚假欺骗人民的东西。但是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这一切，真地引入中国来了，纵然精英再是引颈高呼，这就是文明，愚昧的人们醒来吧，我们不要野蛮，我们要变成文明的民族。大多数的人民却无动于衷，精英痛心疾首，一切都是文化的错，我们落后愚昧的文化，什么时候才能扫除干净，走向文明。
人民对引进来的文明麻木，一部分精英失望了，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愚昧与落后深植入骨子，永远不可能变成文明国家。还有人在坚持，试着分析其实洋人并不是按照这一套来行事的，就跟仁义道德一样，不过是欺骗愚弄底层人民的把戏。
人民不愚昧，也不会被欺骗，你欺骗他们，他们反抗不了，心里却还是很清楚。你逼着他去做这做那，要去这样想，不要那样想，他们无法反抗，无非闭嘴罢了。或许在深夜聚在一起闲谈的时候，发上几句牢骚。
这种相互谁也理解不了的现象，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这一系列关于人性的学说，仁义道德这些关于人性的学说，其实都不是为了愚弄底层人民的，而是文明要发展不得不面对的议题。
人性是善还是恶，是利他还是利己，是趋利避害还是见义勇为，是自私自利还是勇于承担责任，等等一切人性的两面性，跟社会矛盾中的阶级分别一起，组成了每一个政权的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的逻辑，形成了自己的文化。
洋人的自由、平等、博爱、信用等等这一套文明逻辑引入中国水土不服，不是因为自己文明的愚昧与落后，不是人民愚昧麻木不仁，而是因为这一切，祖先早已经进行了思想大争论，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记忆。只是这些文明记忆，随着那一次文明巨人的倒下，被扫进了垃圾堆，埋藏了起来。文明摆脱了那一次的伤害，打开这个宝库，就是无尽的财富。
徐平前世每谈到社会问题，那位洋秀才总喜欢甩出一个洋人的名词，什么利维坦，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诸如此类，一脸不屑：你个土鳖知道这些吗？好好看一看，洋人是怎么看待社会问题的。什么时候你个土鳖，也能够做一回文明人。
一个土，一个洋，名字就已经代表了时代的价值取向。
当徐平穿越千年，努力让自己的思想跟这个时代同步，去重新思考文化典籍，才真正明白那些是什么。自己被人骂土，不是因为文明的落后，不是因为祖先愚昧，而是他们走得太远，又跌倒在了血泊中，文明被封印到了记忆深处。
什么是文明？一个是阶级斗争形成的政治制度和原则，另一个是对人性的思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原则，这两者加起来，就形成了文化和政治，构成了文明的主体。
作为一个上过大学的人，徐平知道在数学中有一条大数定理，巨大数量的随机，最终会表现出规律性。也听说过混沌这回事，随机会表现出有序。
有人觉得人性是善的，有人觉得人性是恶的，有人觉得人天然是自私的，有人觉得不是这样的。这些关于人性两面的想法各人不同，这个问题两人一样，那个问题不一样。但是巨大的人口，漫长的时间，终分的交流碰撞，最终会形成共识。这种共识不是决定了这个问题上我是对的，那个问题上你是对的，而是最终形成了一个包容原则，出现了社会文化上的规律性，这个规律性就是文明。
中国人口众多，教育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独立思考的人口多，形成这种包容原则也就早得多。这些关于人性的议题，由此生发出来的同性恋问题，家庭问题，伦理问题，种族歧视和种族平等问题，这一系列议题，都放在性情之争的这个大筐里。他们在文人的一篇一篇文章里，在官员一次一次的奏对里，在朝廷施政的发出去的命令里。
洋人讨论同性恋，讨论家庭，讨论伦理这类问题很热闹，中国人却觉得不理解，因为自己的祖先已经讨论过了。甚至就连男人穿女装，诸如此类，都在文明的记忆里。再一次出现风潮，不过是文明还在退化，没有重新站起来罢了。
从汉武帝以天命一道德，漫长的历史时期，张角的黄巾大起义，魏晋谈玄，后来的佛教兴起，儒学再兴，等等这一切，都是文明前进的脚步。直到巨人倒下，才止步不前。
写《道德经》的老子是什么人？史官。孔子干了什么？《春秋》编史。大多数的先秦诸子，大多都有接触史书记载的经历。文明不是由这些伟人创造出来的，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创造出来的，他们只是忠实地记载了文明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规律性。他们的伟大不是创造了文明，而是看到了文明，并记下来留给后人。
今天，徐平将要在这里，面对司马光这个大宋第一顽固派，以及后面会一个一个站出来的官员，从人性，社会，全部的问题进行辨论。
他今天要在新的一年第一个大朝会上，而对百官，以最激烈的廷辨，来一道德。
第26章 不要失职
司马光走到徐平身前，先向殿上的赵祯行礼，赵祯曰可。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司马光转过身来，对徐平躬身行礼：“光以微末之官，欲辨宰相。相公，光失礼否？”
徐平道：“不失礼。官高官低，朝廷之位也。朝廷之位，选贤而任能，朝廷之意。朝廷之意自归朝廷，不关人之贤否。我不贤而居高位，尔贤而位卑，不过朝廷失察。朝廷失察非朝廷之错，只是此时欲用我之能，而忍贤德不足。日后你之能过我之能，位自会居我之上。贤又过我，则贤能相当，朝廷得之必大喜。是故，你近前若未拜陛下，未揖我，是失礼之举，礼在朝廷。以小官辨宰相，是为朝廷争，不失礼。”
司马光忙拱手：“光何德何能，敢当贤于宰相上？相公欲誉我而实訾我耶？”
徐平道：“非。你与我廷辨，是否因朝堂之榜而辨？”
“答相公，确是因朝堂之榜。”
“既如此，必是对榜上所列有所见不同之处。宰相当位，朝廷选贤与任能也。宰相实未必贤能当天下之选，朝廷或有失察之时。失察非朝廷之错，盖朝廷非圣人，实难明察于天下。百官、百姓助朝廷察之，此应有之意。廷辨，百官助朝廷察之。你欲辨榜文，必是于榜上所列某处，与见不同。榜文未行，不关能否，此时与宰相廷辨，必是助朝廷查宰相贤否。你可以，百官可以，细民亦可。所见不同处，必是于此处见宰相之失贤，必是于此处以己贤居宰相之上。不然，出列廷辨为何？此无关对错善恶，你为官之职也。”
说到这里，徐平的表情严肃起来，对司马光道：“君实，你欲辨宰相，我曰可，敛容出列。何也？此我于朝廷之公也。我贤能或未足，所言或有未贤之处，与你一起查之，助朝廷之宰相合于贤。此时是你、我于朝廷之公事。你以誉、訾问我，是以己私，犯所任朝廷之公职，为失位。以私害公，士大夫不当为，以后切不可再犯！”
司马光愣了一下，忙躬身谢罪，转身对赵祯行礼：“臣犯因私害公，请陛下罪之！”
赵祯不罪，司马光请再辨。赵祯曰可。
一道德不是要在政权中贯彻徐平的意志，而是要让政权形成自己的意志，也就是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来统领政治，就是政权意志的表达。在政治中意识形态贯彻得越坚决，执行得越彻底，政权的独立人格就越强大。
这个过程不是看哪个官员聪明，也不是看哪个官员能干，只是确保意识形态的完整和统一。只有如此，才能确保意识形态的贯彻，这就是一党执政的内在逻辑。
在政治中掺入了官员私人的动机猜测，善恶评价，就是失职。
公天下和私天下的政权，不会特别强调要求官员的忠诚，他们就是政权的本体，他们的忠诚表现在对政权的忠诚上。从汉朝到宋朝，中国对官员的道德评价体系中，贤能奸佞更重要，忠不忠于皇帝本人一般不会特别强调。汉朝讲孝，不是从家庭伦理来的，而是来自于天命的天之子，政权意志在政治中的表达。只有家天下，官员分家臣和客两种，才会要求官员强调自己是家臣而非客，要求官员完全忠于皇帝本人。春秋家臣多客卿少，战国客卿增多，就是文明从家天下慢慢走向大一统的过程。明清逆着这个过程来，就是从大一统慢慢向着诸侯林立的稳定状态退化，官员客的身份越来越少，渐渐变成了奴才。
汉武帝之前是汉文明的准备时期，之后到宋亡是汉文明的发展时期。政权是文明独立人格的表达，也有发育成长，形成灵魂的过程。从汉到宋，宗族一直在消解，到了宋朝怎么想重建宗族都建立不起来。明到清，宗族一直在壮大，就是为天下分家作准备。
徐平前世跟很多人一样，非常好奇如果没有洋人，清朝最终会发展到哪一步。现在终于想明白，终点无非是诸侯林立的周朝，一如罗马灭亡之后的欧洲。在遥远的未来要么把汉文明彻底遗忘，要么汉文明重新觉醒，再次私天下或公天下，走向大一统。
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经过了晚清民国这样一种变相的短期诸候林立，快速重建了大一统。但是只要汉文明没有复兴，文明人格没有重建，大一统维持就非常艰难。凡事只看对不对自己有利，家庭比国家重要，屁股比脑袋重要，都是思想展现。只要条件合适，天下瓦解，先按照地盘分裂，再按照家族分裂，由血统提供政权的合法性。
罗马灭亡之后没有留下民族主体，其文明宝库归于灭亡了罗马的人，他的地盘就很难再统一了。每个民族所形成的国家，将再次开始文明的成长，形成不同的文明。
社会是由生产力，及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阶级的对立统一，和人与人交流所生的文化共同形成的。社会繁荣不繁荣，国力强大不强大，主要由生产力决定。而文明则主要由人的文化决定，否定人有个体和集体两种人格，极端强调人的社会性，单纯的生产力决定论，已经证明不合于人类的实际。
文明的成长，就是从认为大家思想都一样，人由天定，表现出来的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天授。到追究为什么不一样，人的性情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表现出来的政权合法性就是来自于政权的善恶动机。最后完成矛盾的对立统一，文明的人格确立，政权的合法性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到这一步，一个国家才从政治上到文化完成统一，形成文明。
这个年代的邵雍、二程，包括站在徐平面前的司马光，以及众多的官员，就是把宋朝的政权合法性建于施政动机的善恶上。这个探究性情善恶的过程，跟生产力中的两个对立阶级矛盾发展一起，组成了政权执政中的争端。合到一起，就是两党制。
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进化不合拍，有先有后，一元论靠不住，并不能够为政权提供完整的合法性。政权的稳定合法性，要两者结合才确立，不然就会沦为纯粹的屁股论，在文化上难以维持大一统的局面。
有这种认识，是因为徐平想起了他前世的那个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在文化上种种稀奇古怪的行为。比如用科学手段证明同样恋是不是一种病，种族歧视和种族平等在政治上的尖锐对立，诸如此类，实际都在徐平身边发生着。他前世觉得美国人好笑，现在才认识到一点不可笑，那是非常认真地在对待，美国文明的独立人格正在形成。一旦形成，美国将从一个联邦制粘在一起的国家，完成文化的统一，形成独立的美国文明。美国文化上的不稳定性将彻底消失，摆脱了昭昭天命，政权获得牢固的合法性，两党制变成一党制。
文明一旦被灭掉，人格会慢慢消散，重起的政权要么向宗族，要么向天或者是神要合法性。苏联崩溃后形成的一系列国家，无不如此。此时宗教支持政权大一统合法性的作用就充分显现出来了，宗教国家会在竞争中慢慢压倒宗族国家，吞并消化。
这个从认为人性由天定，到分善恶，再到对立统一的过程，就是先秦典籍中所记载的一为二，二为三的过程。走完了，就是一道德，立天下。文明不是随着政权建立而生，也不是随着政权失败而亡，而是有一个成长和死亡的过程。宋及之前的朝代，国号都是以兴地而名，元及之后的朝代则不是，不愿继承也是汉文明在消解的一种下意识反应。
徐平前世那个世界美国的吸引力，不只是因为富裕，更因为他是正在成长的惟一一个大国文明。这种吸引力，一如当年汉文明确立时期的吸引力，比经济的作用更大。前世总说汉人的同化能力强，其实一点也不强，当文明从成长期走向消亡期，宋朝之后再进入中国的人群，实际上就很难同化了。民族本就没有同化能力，有同化能力的是文明。
宋朝同样有五代遗留的大量异族同化问题，看清了宋朝，再看美国就有意思了。
当去掉了外来思想，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眼光看历史，看世界，会发现热闹得很。
说司马光失职，因为徐平欲一道德，立天下，彻底确立起汉文明，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容不得半点马虎。在周边数个大势力借助宗教和民族认同崛起的要命时刻，不能够实现底层的文化统一，会非常危险。
防外敌仅仅靠陇右军改就够了？不能够为政权提供完整的合法性，国家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还是要吃大亏。问怎么防止宋朝亡于蒙古，就跟问怎么防止苏联崩溃一样。一说就简单无比，一推演就会觉得四处是漏洞，防不胜防。
第27章 辨司马光
司马光再次上前，拱手道：“敢问宰相，将何以治天下？”
徐平道：“以仁义治天下。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
“何以知仁义？何以施仁义？相公欲如何本仁义？”
“天下为道，朝廷为德。仁义也，德之分也。仁义完足，则德立，德立圣人出，天下大治。是以知以仁义治国，求天下之德，可达治世。”
天命和神权离开国家政权，其合法性要由查国家治乱来提供。治的时候，政权的合法性不会出问题，一旦由治转乱，政权就面临生存危机。成长期的国家，向施政的善恶动机要合法性，非成长期的国家，则向宗教和私天下退化，要么再退一步向宗族要合法性。
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出现，大家求治无门，宗教和宗族文化复兴。
司马光又道：“敢问相公，以仁义求道德，何以知之？”
“天地分，万物生，人杂于禽兽间，聚而为群，再聚为国，诸国合为天下。老聃，周之史官也，记之载于竹帛，后人据之可查道德，是以知之。老聃何谓也？其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何所来？道生于有，有生于无。”
“何谓无？人杂于禽兽之间，未与万物区分之时，人尚蒙昧，不知自己为人也。何谓有？人生智慧，知自己为人，知自己与万物不同之时。有生则道立，故言道生一。”
“何为道？何为德？人自禽兽中走出来，聚而为群。其群为部落，则天下为道，其部落为德。聚而为国，则天下为道，其国为德。国并而为天下，道德相合，圣人出焉。”
“是以知，道德为人之道，人之德，非天之道，非天之德。天与人相隔，求天理当于人外求之。求得天理，合于道德，则天人合一，大同之世或其谓与？”
道德记录了汉文明的蒙昧时期，是怎么从一个一个人，走到一起，成为华夏的。这只是人的历史，记录的是文明的诞生、成长，一就是文明诞生的时期。至于天理，也就是科学技术，并不在这个系统之内，发展生产力另想办法。天理发展到极致，天下的物质极大丰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天人合一，大同之世，**社会就来了。
这是汉文明的文明记忆，注重于合，并不一定全世界的文明都是这样形成的。哲学是一种文明记忆，日耳曼的族群认同，或许是靠着武力征服。两个人遇到一起，打一架，谁把谁打服了，谁就是主人，另一个人是奴隶。两个部落遇到一起了，打一仗，打胜了的就是主人，打输了的就是奴隶，所以会把原始社会出来的第一个时期定为奴隶社会。否定之否定可能就是这种文明记忆的展现，于他们是合适的，推行于其他文明未必会被接受。
中国的商周时期有没有奴隶？肯定有。但是政权不是基于奴隶制的，那只是国家中的生产关系，政权的性质还有文化因素。一元化的认为生产关系就是一切，文化就被从文明中切除出去了。文化只剩下了吃喝玩乐，说学逗唱，只剩下了娱乐，政权没有了灵魂，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就会慢慢散失。人除了物质享受，还有精神追求，文化上的认同感。
文化文化，以文化之，指的是族群认同感形成的手段。汉文明对文的极端强调，是对祖先文明形成的记忆，认为认同第一，兴兵第二。文成为文官的文，是因为文官使用的是以文化之的办法。文王治内政，天下三有其二，武王兴兵，代商而兴。文为武之基，没有文做基础，武之兴兵也就无所由来，能灭商而不能代商，是王朝更替而没有文明继承。
表现在礼制上，便就是胜利者要待失败者为宾，天下扩大而不是亡你的国。我的文明战胜你了是根本，你的人民已经认同我了，武力只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取得了对方的地盘和土地，管理了治下的人民，获得了认同感，天下才能扩张完成。
天下是政权的认同感，国是政权管到的地方，文兴天下大于国，文衰则国大于天下。
礼仪制度有后面的文明含义，文明消散，坚持的礼仪制度就只是让人讨厌的规矩，是传下来的老礼，而失去了蓬勃的精神，没有了灵魂。为什么徐平前世讨厌老礼，而觉得洋人的许多规矩有逼格？因为他们的那套东西还没有失去灵魂。
两个文明对抗，先用文的手段获得对方的大部分人认同，再兴兵便轻易可灭。两个文明由此合一，形成新的文明，这就是天下的扩张。所以与匈奴对立的时候，汉朝也会让他们内迁同化，慢慢成为自己人。改变了力量对比，再一举而灭。宋之亡于蒙古，文的作用失去了，蒙古纯暴力的奴役宋朝人员，依然可以获得认同，全靠武力将其灭亡。用武的手段可灭宋，但不能继承文明。整个政权投海的时候，延续下来的汉文明已经烟消云散。后面汉人对于文明复兴的执拗，只是灵魂深处的祖先在呼唤。
汉文明以文而兴，以武而亡，后来对文化的下意识排斥，也是族群的文明记忆。
司马光拱手：“相公所言，上古之世也，天下大治，圣人相继。礼失而乐崩，道失而德散，治世难寻。敢问相公，以仁义治国，可寻天下之德乎？”
“可寻也。道失，天下崩而为国，德分为仁义散于天地之间。何谓也？道成以人之群聚，德立以民之来归，天下之民皆知己为天下之民也。有如人之初生，由蒙昧生智慧，知己为人之时也。《易》之‘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此其谓欤？天下未崩，德未失，人但知己为周人，知周天子而不知其君。天下崩，道亡德失，人不知己为周人，但知为秦人，为楚人，为晋人、为齐人、为燕人耳，但知其君不知周天子也。仁义何存？存之于礼也。夫子曰，礼失求诸野，知散于四方也。夫子必问礼，其问非如何行礼，问礼之仁义也。我等本仁义而治国，仁至义尽，德自生。以仁义之德合于道，天下立，圣人出焉。”
这个过程是说文明的死亡，周朝渐渐失去了治内国民的认同感，天下慢慢崩溃。天下是有认同感的国民所生产生活的地方，德就是国民对这个天下的认同感，文明消失，就是道亡德散。文明和野蛮仅跟政权的认同感即德有关，跟治下的人民是好是坏没有任何关系。
“朝廷何以仁义求道之德？仁，立制度也；义，施政也；德，教化也。以仁立朝廷之制度，以义行朝廷之政，则民心向朝廷，自慕教化。仁至义尽，民自教化，其德自生，德生而礼成，天下为一。仁义可求之，德可自至，是故知天下之德可寻也。”
这个过程说的是文明新生，一个政权建立，怎么来获得国民的认同感。没有认同感的政权国民没有向心力，政权没有凝聚力，有国家而无文明。当政权的制度和施政，获得了国民的认同，政权的制度和施政方法会被国民模仿，这就是教化。教化到了，整个天下国民的认同感非常地强，政权的凝聚力达到顶点，德自生，形成了文明。
仁和义，即制度和施政是朝廷主动进行的，德即教化，是被动的。德教化于民间就是礼，礼是国民主动对政权制度和施政行为进行的模仿。三纲五常就是礼，是汉朝的百姓对汉朝政权巨大的认同感，主动去模仿了以孝治天下的汉朝政权来治家。
汉之后的朝代，跟汉朝的制度和施政不相同，三纲五常的礼就慢慢消散，汉文明已经走上了衰落期。天命已经无法获得天下之民的认同，必须别求认同。由韩愈和柳宗元掀起的儒学再兴，对人的性情的探讨，就是想重获天下之民认同感，以仁义求道德，文明再起。
国民对政权的认同感，一个是来自于物质需求，显示在治国理论里就是查治乱。另一个是心理认同，显示在治国理论里就是性情之论的心理认同。正是从这个角度，徐平认识到他前世的美国，正在从查治乱的物质需求认同，努力进行心理认同，从国家变成文明。
道德仁义这是治国理论，后来变成人的仁义道德，是说明文明已经死亡，只留下了记忆的碎片。这一套只能要求于政权，你不是汉朝，硬在国民推三纲五常求不来德，政权变不成文明。强推让天下的百姓都按一个办法做事，是硬去求德，不行教化叫作暴。秦朝是这个例子，无德硬逼不来，很快亡天下。所以说被称暴秦，并不是祖先岐视这个朝代，只是客观的描述。暴只是说秦朝做事的方法，无损这个朝代留给子孙留下的功德。
作风粗暴，就是秦朝留给后人的德，就是秦朝散在民间的礼，徐平前世见到了无数的例子。这个朝代并不是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化给后人，只是忘了是他们所遗留罢了。
文明没有喜怒哀乐，没有人品高低，站在这个高度上只有功和德。秦始皇永远是那个为汉文明奠基，完成了天下一统的伟人，只是他的德消散了，他的大功还在。
那一天徐平看见了那个躺在血泊中的巨人，他找到了祖先的功德，他看见了周天下的兴起衰亡，他看见了汉文明的强盛衰落。
今天，徐平站在文德殿里，就是要在政权中一道德。之后施仁义之政，为这个政权求天下之德。德至，文明新生，天下立，圣人出。
徐平已经超出了自己个人，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欲有求，但是涉及到政治，他没有任何个人立场。徐正如果犯了死罪，他一样会杀，同时尽自己作为儿子的责任，哪怕这个责任是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怕这一点，远离政治，不做官就是了。
徐平已经与天下融为一体，胸怀天下。立制度，施仁政，仁至义尽，文成武德。他已经找到了前世记忆中文明碎片残存的含义，这就是政权蜕变成文明的过程。
用利益联结在一起的，叫犯罪集团。用血统联结在一起的，叫部落。都不足以称之为文明。只有用神权和天命获得了认同感，才可以称之为文明。天命离去，神权不存，要想再立新的文明，只能从政权治下的每一个百姓之中求来。
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这还不够，还要找到让人民相信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的办法，才能获得认同感。这就是政权的信，人民对政权的信。有信才有德，才能行教化。
徐平知道司马光是个顽固派，在历史上强推三纲五常。知道这一点就够了，就知道司马光还没有真正认清仁义。徐平是站在文明的高度俯视司马光，廷辨不值一提。
这无关司马光的人品，他的聪明，他的道德。文明的高度上没有个人私德，没有个人的人品、能力评价。徐平今天能够俯视司马光，本身就有司马光的功劳，自己穿越了。
超凡入圣，仁至义尽，文成武德。徐平胸怀天下之德，无人可以质疑。不是不敢，是不能，人的个体人格再强，也无法战胜天下人组成的整体人格，德就是天下人。今天他将在这里舌辨百官，来进行自己的一道德。之后以仁义施政，天下之德在手，任何挡路的小利益集团，不管是由血缘结成，还是由贪欲结成，都将被碾为齑粉。
党是由政治立场接近的人组成的，朋是由利益关系接近的人组成的，徐平德在，朋党皆不足虑。自己已经包含了所有人的政治立场，身背天下人的利益，断了朋党的根本。
大德至，远人归，大道成，这是中华文明的扩张之道。
徐平要在这个时代，重新扶起慢慢衰弱的汉文明，雄立于世界之巅。德立道至，天下结成一个整体，为大治之世。圣为合德，无关个人人品，无关聪明还是愚蠢，无关丑陋还是美貌，文明的高度与个人评价无关。天下为公，不关私德，圣人仅仅只是天下之民获得认同感后对执政者的赞美。
徐平要让赵祯成为一个新文明再起的圣人。
第28章 文明世界才有德
此时站在对面的吕夷简心有所感，上前几步，拱手道：“敢问宰相，何以修德？”
徐平拱手：“回相公，修德此二字，已道尽天下之德何所来也。”
“天下崩，德散于天地间，散之于天下之民。崩散之德何在？在人心耳。人心化而为外，一为待客之礼，二为待客之语。问礼而知仁义，问语而得文言。知仁义则知政，晓文言则知德。德已散，欲复起必修之。”
文明的死亡和退化是怎么一回事呢？文明的载体政权死亡，文明的思想慢慢消散，文明的灵魂一段时间还附着在曾经这个文明天下的传承人身上。表现就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待客之礼，从古时候传下来的文明语言。
文明是由人的向心力生成的，共有这个文明的天下人，使用着一套大家公认的礼仪制度，说着一种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不如此，大家无法在这个天下交流。
天下亡了，天下人还在，这一套共通的东西由每个人保存。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每个人都在修改着来适应自己。传承而来的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少，人与人相互交流所使用的礼仪和语言不断变化，这就是由文明而变俗世的过程。
文言是什么？文言就是文明的语言，是天下之人来相互交流的。徐平前世把文言解作书面语，意思其实简单直白，文明已经只存在了纸面上，而在现实世界中消失了。
当文明只留下了记忆，祖先的故事就成了神话。只留下神话，文明就真没了。
什么是文明？文明就是同化。大家聚到一起，说一样的话，有同样的习惯，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文字是文明的语言写出来的载体，文明消散后化作一个一个词语，一个一个成语，被后人所使用着，根据时代需要赋予其新的意思。
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使用一样的文字，人与人之间使用同一套礼仪，就代表了文明强大的向心力，天下的治世。都喜欢与别人不一样，就表示着文明在死亡。喜欢使用另外一种文明的文字，另一种文明的语言，就表示着对自己文明的否定，对另一种文明的向往。
文明来自于人心，所以政权硬逼是逼不出来的，最后只能从人之外来借一种东西。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去争取六国的民心，而是强行用秦律来统一治下人民。所以法家在文明这高度上，是不讲继承，不要前一个文明，强行再造一个文明出来。
秦国如果不乱，没有汉朝出现，可不可能？当然可能。文明的生成有两途，一种是王道，一种是霸道。王道就是王化，让人从心里认同，霸道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就是大家要一样。最终霸道文明形成，政权的向心力大多来自于天或者神，成为宗教文明。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种文明，即上古三世和周朝的儒家文明，汉朝杂王霸两道而用之的汉文明，还有一种宗教文明。明白了汉朝是汉天下，有汉文明，就明白了汉宣帝所说的那一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不是汉宣帝这个人实诚，把统治者不能说的心里话说出来了，而是他就是说了一句大白话。汉天下是借了周天下的德，但又不一样，纯用德教化，用周朝的施政方法，汉天下的制度就立不住了，无法让天下归心。他说出来，大家也都明白，不含个人的意义。
当文明消失，大家都变成了俗人，把文明当成一种虚假，那么先人典籍中关于文明的记述，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写满了虚伪。俗人理解不了文明人的想法，强行用俗人的想法去解经典，就只能用虚假来解释。俗跟人的智商、品德没有关系，天下亡了，文明消失了，每个人都只能做俗人，想做文明人你也做不来。没有文明就没有文化，文明消失天下必然成为文化荒漠。后人用记忆中的文明语言所称的文化人，跟真正的文化没有关系，所以让假的文化人来解释先人经典，他只能够告诉你，字看明白了，说的意思都是假的。
儒家文明形成需要天时地利，即一块资源富足的土地，大家相互合作比互相争夺更加有利于生存。其间夹杂着战争杀戮，但还是以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为主流。
条件合适，儒家文明会再现。徐平前世的美国，其实就是重复着周文明以及其延续汉文明的道路。那块土地相对独立，没有其他强势的文明威胁，大家可以合作为主流来进行相互之间的同化。而外部的压力过大，宗教文明也会再现。
文明可以长存，国家不能长存。随着文明崛起，国家会被文明或用霸道，或用王道进行同化。不想要变成别的人，就只能捡起来自己的文明，哪怕捏着鼻子也得做。
徐平一个俗人穿越到了文明世界，要建立长久存在的文明，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为这个文明修德，让其焕发新生，要么用霸道，让这文明变成一个属于自己的宗教文明。
天都山下他为什么感受到了文明，因为岳飞之死太过蹊跷。罪人很明白，早已经被后人铸为铁像长跪在了岳飞墓前。秦桧、张俊，一文一武，掌天下大权。还有一个没有跪在那里的，就是皇帝赵构。因为天下要让人归心，皇帝的错要由大臣来代，赵构不能跪。
如果在前世，他作为一个俗人，出于对岳飞的敬仰，到了岳王墓前，会对墓前的那几个罪人狠狠地踹两脚。回到家里，到网上把没有跪的赵构骂上一通，这事也就过去了。
俗人不需要用文明人的逻辑思考问题，但他不行。这个世界文明还在，作为大臣，他要在这个文明世界生活、施政，要遵循文明的逻辑。他必须从文明的高度上，找出岳飞之死文明上的缺陷。当他最后想通，也就看见了天下，想通了道德仁义，俗人成为了文明人。
从文明的角度看岳飞之死，就是宋朝缺德，缺大德，缺德太大了。
文明的语言没有感情的色彩，没有褒贬、爱憎，只是一种客观叙述。后人把这些没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变成了带有感情色彩，是在文明灭亡之后，对逝去的文明的一种惋惜或者畅快。是俗人在失去了文明之后，用文明语言的遗存表达自己的情绪。
当在文明的语言完全去除了自己的感情色彩，找到了文明世界的述说事情的方法，就摸到了文明的脉博。这就是礼失求之于野，文明的语言不再存在，从词语和成语中去寻找文明的逻辑，来重建文明可以的原因。
徐平前世来自于一个武德充沛的时代，来到这个武德几乎消亡的文明世界，事关自己生死的时候，终于理解了德，看见了天下。
德在人心。前世的人民解放军在人民心中的地位，那种认同感，就是武德。这种德是人民自发产生的，硬逼着人民承认不可能得到的，只能由政权且修且行。
天下之德，就是人民对政权的制度，和制度执行的认同感。
感受到了文明，明白了文明的语言不带感情色彩，就看见了天下的兴亡。
满口道德文章，一肚子男盗女娼，徐平前世是一句骂人的话。但在文明的语言里，这只是一种客观叙述，说这个政权明明没有文明，却假装自己有文明。
说这个制度立得失德，执行的时候缺德，不是表达感情，只是在叙述。道德是最公正的评价，完全来自于人的内心，不在宣传，也不在表现。
文明政权失德不需要解释，而是要去修，把失去的德修回来。你解释一千遍，砍得人头滚滚，也获得不了文明的认同。那样做，不是解释给人民听，是解释给天听。
汉朝以天命而借周德，天命决定了他必须王道霸道并用，要向天解释。最高统治者是天命之下的天之子，所以他要以孝立国。这个顺序是皇帝向天孝，天下立而德生，民慕教化，把统治者对天的孝，学到了自己的家庭中来，形成了三纲五常。
统治者是代天牧民，代天行罚，在文明政权的逻辑中会出现那样的制度，那样的施政方法，会获得人民的认同。汉朝人民对汉天下的忠，是对于文明的认同，对文明之上的那个天的认同。而不是政权推行三纲五常，让人民忠于家庭，政权再借着这个势头骗人民来忠于自己。人民不可欺骗，也永远不会被欺骗，以为能愚民只是政权在骗自己。汉天下之德的形成是统治者先信天命，而后人民对政权的认同也信了昭昭天命，反过来形不成德。
当天命不再存在，人民不再相信有天命了，要获得人民对政权的认同感，就必须改变汉朝的制度。礼是政权的德散于民间，汉朝的天命不在了，三纲五常自然也就不在了。司马光这帮人硬推三纲五常，是还没有真正认识文明，想以礼求德。宋亡之后，之后的朝代连德也懒得求了，推三纲五常是为了假装自己也有文明，也是天下。他们抢汉的天下，以己代汉的天命，反过来逼着百姓行汉的礼，来窃汉的德。德是人心，偷不来的，当面不敢顶嘴，千好万好，回去骂一句，你老几啊就能代天？没有了对政权的认同感，大家终归要有精神归属感，便开始按着血缘、地域抱团，形成了大宗族，形成了恶霸士绅为主的各方小诸侯。政权管不住了，便就开始准备天下分家，各过各个的。
性情之论是什么？俗世的人理解不了文明世界的想法，以为古代的文人愚蠢堕落，去研究人性这种无聊的东西，只不过是文明消失之后，大家成了俗人，看着文明世界神神道道不知道在搞些什么。跟成了俗人后，看《周易》、《春秋》《诗经》之类典籍，强解得神神鬼鬼，让人不明觉厉。文明世界庙里供的是圣贤，世俗社会就改成了神鬼，文明世界用文明语言叙述的事情，俗世成了神话。只是说明，文明死了，文明记忆在消亡。
不是文明世界，再聪明也成不了文化人，这是人作为个体没有办法的。性情之论是天命不再被人民认同之后，为了让政权再次得到人民的认同，而去研究人性之中最根本的东西。把人性找出来，贯彻到制度和施政中，以此来得到人民的认同。
认为人性有善有恶的时候，就会认定政权有善政有恶政，分成两党，轮流上台来回折腾。在不断地折腾中，慢慢大家开始认识到人性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次善恶折腾，把北宋给折腾亡了。这是文明成长的过程，宋朝缺德，经受不起这种折腾。
这个过程在南宋已经完成了，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徐平前世学到这句话，着实是被吓了一大跳，怎么会有这么反人类的说法？来到这个世界一二十年了，终于成了文明世界的一员，才知道这句话是文明的语言，无善恶，跟百姓没有什么关系。这是说的政权的制度和施政，人性朴，政权在立制度和施政中，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不能带人的感情色彩。
德在人心，偷不来，抢不来，也骗不来。嫌老百姓都太精明，不纯朴，那也只能憋着。
不能够让人心凝聚，全世界最好的制度都在这里，也只能够用满足人的物质欲望这个办法免强维系。但人终究还有精神欲望，需要心理的认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公天下，就是要公。你的政权能够对百姓示公，自然就会有认同感。有了认同感，个人的好恶、利益考虑没那么重要。存天理、灭人欲完成，宋朝行公田法，几乎没有遇到多少阻碍。明白了文明的逻辑，才能够从前世那种以今意解古意，在历史里面非要找出来哪里在欺骗，哪个人是好人，哪个人是坏人的思维里面走出来。
文明语言叙述事情、评价人不带褒贬，是真真正正的人人平等。做不到，只不过政权还不够文明，教化还没有施行到全天下。文明世界里说一个人笨，说一个人蠢，说一个人长得丑，都是客观叙述，不会产生任何的优越感。说一个人聪明，说一个人漂亮，同样只是一种客观叙述，不会产生自卑感。
这就是大同之世，大家结合在一起，互相有认同感，自己人，不分高低上下。
生产力是必定向前发展的，对人的欲望满足是相对的，欲望和得到的物质的差别，就出现了争。有的人欲望满足得多，有的人满足的欲望少，就产生了分别。
这就是小康时代，所以小康时代只能求小治，而无法达大治，说天下大治是鼓舞人心。
文明世界与俗世有不同的行事逻辑，相互无法理解。这边讨论得一本正经，那边一脸鄙夷，一个个真虚伪，假正经。
徐平前世觉得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常不靠谱，这得多傻才能相信这种制度，要是皇帝出了傻子，或者出了胡来的怎么办？现在明白了怎么办。在完成修德的过程之后，获得了天下人的认同感，皇帝是傻子就让他干坐在那里，宰相代为执政呗。出了疯子，那就流放呗，士大夫代其执政，他一个人好好反省。什么时候反省完了，什么时候回来接着当他的皇帝。前世皆有成法，伊尹、霍光都已经做过一遍了。只有德失，士大夫不再能够同心同德了，皇帝才有上下其手的机会。这就是性情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宋神宗能够在形成的党争中加强皇权，到了宋徽宗玩出了大乱。党争不起，宋徽宗哪怕上台也根本没有耍个性的机会，他就是把六贼全用了，六贼也成不了六贼。等到性情争论完成，宋朝的皇权和相权也就稳固了，各有各的职责。宋朝的乱，是思想的混乱，不是因为个人好坏和利益。
南宋最后再次产生离心离德，是压力实在太大了，把天下的财富全部搜刮一空，也支撑不住。这也是宋朝在推开了近代化的门，而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宋朝缺德，全天下的财富都拿去养军，也填不住这个大窟窿。整个社会根本没有余财，资本积累一丁点都没有，工业怎么发展得起来？以宋朝对全社会的控制力，民间也没有资本积累的机会。
历史上的庆历新政失败，其中一个原因是夏竦让女奴改了石介的信，把石介写的欲范仲淹等人行伊周之事改为伊霍之事，由一心为天下做事变成了要让赵祯下台。徐平前世觉得夏竦这人真坏，是要说范仲淹等人要造反，对皇帝不忠心这还了得。现在明白了，根本就是两个意思。宋朝皇帝怎么会问士大夫忠不忠于自己，根本就不会起这个念头。朝廷真的把这封信当成是石介写的，但他犯的不是造反的罪，而是诬罪。赵祯无非是觉得自己明明没有失德，你凭什么诬赖我失德，要流放我让我反醒？所以石介无非是贬官而已。
把天下消亡之后，文明遗存中所存在的道、德、文、武、礼、仪、制、立、施、行等等一系词语的感情色彩去除，就发现了文明的宝库。把宋朝缺的德修起来，汉文明就从天命昭昭中走出来，获得了新生。
不能够找寻到祖先留下的文明记忆，历史就只是干巴巴地在讲故事。在历史里面找到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哪个是忠臣，哪个是奸臣，历史就变成了戏曲或评书，彻底地成为文明世界的后人们在俗世里的娱乐。
或许久远之后的有一天，人们闲来无事坐在柳阴下，说：“我们来讲古吧。我觉得那个前世说的圣人真是个好人，现在怎么就没有这种好人呢？”
另一个说：“屁，有什么好的！我觉得那些故事都是编出来的，考古学家早已经挖出来了，真相跟书里写的根本不一样。历史，是胜利者编写的，是人家改过了的！”
这个时候，文明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历史只是我们消磨时间的娱乐。
当有一天，你拿出一个苹果给孩子，大儿子一把抢到手里，对二儿子说：“我凭什么让给你？世界上的东西还有让的？”
这个时候，文明就只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文明已经远去了。因为文明世界里让是当然之事，没有什么高尚不高尚，还关乎个人品德这一说。只有做了不文明的事，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让这一个字，就从文明语言脱离出来，彻底地成了俗语。
文明是起于让天下无争，大家聚在一起想出了怎么不争的办法，文明就形成了。争先恐后的时代，天然会觉得只有傻子才不争，历史就已经不是历史了。争先恐后的时代，文明已经远去，前人的历史只是我们的神话故事。
不是文明世界也没什么不好，只要保证生产力足够快发展，大家你争我抢地达到大同世界。想什么有什么，还有什么好争的，我们那个时候自然会再产生文明。挣脱了文明所形成的一套令人讨厌的规矩，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徐平前世，在汉亡之后的历史上，有两个人物特别重要。宋亡之后，尤其如此。
一个是诸葛亮，一个是岳飞，几乎都快被封圣了。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在汉文明挣扎的过程中，一文一武，展现了汉文明之德再起的希望。后人对他们地位的维护，是对汉文明世界的留恋。对他们的解析，找出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厉害，是出于尽快解除文明记忆的下意识。
一个俗人，留着文明记忆很累的，为什么要承受祖先挣扎的痛苦，不去找寻自己的欢乐呢？文明其实跟个人没有关系，只是一种留恋或厌弃罢了。
称岳飞为国家英雄，再称民族英雄，有一天可能连英雄都不是了，是很正常的事。这就是文明消散，人的认同感从天下，退到国家，再退到民族，总有一天，会退到家庭。
岳飞是那个天下文明的文明英雄，文明远去，后人记忆里，终究会成为一个神话。神话是虚无飘渺的事情，有人信，自然就有人不信，这种事情逼也没用。
文明看不见摸不着，就是对身边的人的一种认同感。礼是自然生成的，只有大人教自己孩子的时候，才会教他守礼。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礼，能让别人遵守的只是规矩，不是礼。礼是大家对文明产生了认同感，自觉地去遵守一套规矩。
徐平已经来到了这个文明世界，用自己从那个俗世带来的知识财富，补这天下之德。
获得了天下人的认同，发展起来生产力，改好军制，工业化，生产力的提升就一切都水道渠成。宋朝都能够在形成共识后，轻轻松松完成土改，天下事还有什么难的。
军制改革难在哪里？怎么安置军人和家属当然重要，但这不是最难的部分。军改真正难的地方是要对那些旧军人进行同化，让他们产生对政权的认同感。
宋朝的禁军，相当于是在文明体系内养了另一个文明替自己来打仗。这些人离开了军队，要真正当成自己人，让他们产生对国家的认同感。这不只是让他们生活得好，还要向他们真真正正地展示天下之公，让他从主里认识到，这个天下当他们是自己人了。
文化，只是文明世界做事的规矩，文明世界的人要有文化的事。
第29章 政本初心，从民所欲
太阳升起来了，射进大殿的第一束阳光，照在了徐平的脸上。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
徐平眯眼迎着阳光发了一会呆，好像看见了这个天下的光明。心有所感，微一转头看殿上坐着的赵祯，正在看着自己。与自己目光相交，赵祯微笑着点了点头。
忽然间徐平想起了自己中进士的时候，唱名的那一刻，记不清赵祯当时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表情，这样的动作。徐平偷偷向赵祯回送了一个微笑，这是他们的默契。
徐平来到这个世界，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建功立业。他跟赵祯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私下交往，少年的时候两人还有时候在一起聚一聚，长大了，各有各的生活。
赵祯和徐平的君臣关系，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很多事情心照不宣而已。在觉醒自己的文明意识，真正胸怀天下之前，碰到今天这个自己讲理政的关键时刻，阳光照过来重现当日唱名时的场景，内心一定会长出一口气。这样一件事情，说不定就会赵祯更相信自己。
当文明在徐平的心中觉醒，胸怀天下，这就是徐平和赵祯之间的一个小玩笑。就跟大家碰面，说今天我出门听见喜鹊叫，你也听见了，真有意思。现在徐平跟赵祯只有身份地位的区别，脱下了这身公服，大家都还是个俗人，该一起喝酒一起喝酒，该一起吃肉一起吃肉。没这个兴趣，大家各自回家过自己的小日子。穿着公服犯了错，谁犯错处理谁。自己犯错，赵祯贬自己的官，赵祯犯错，自己把赵祯流放，让他一个人反省去。
五代皇帝更换稀松平常，一言不合杀皇帝全家是家常便饭。皇帝想明白了，宁愿一个人呆着反省，也不想被杀全家，这种意识反而在地位最高的皇帝身上先产生出来。于是他们宁愿，把政权的把持者，从一群拿着刀的武将换成这么一群士大夫。这是统治者的自然反应，皇帝的位子甩不掉，先弄得安全点。
这就是公天下，来自于祖先文明传承中，该如何在政权中摆正自己的位置。
政就是正，自己的位置摆正了，施政自然也就顺畅了。
儒之称为学，不称家，因为只是对过去文明的记述。后面加进典籍来的，都是在天下未成的时候，治理者从过去的文明兴衰中找办法，学着他们的办法一点一点试，慢慢修天下之德的过程。儒在官不在民，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当了官就是儒了，而是来学了，才是儒了。儒生之类的称呼，是指准备进入这个队伍中来的人。
学祖先的理政怎么学？从哪里开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文明的世界里说话就是这么简单明白，不带修饰，也不含任何褒贬和爱憎。没有明德，就是没有胸怀天下，还有困惑，要解惑。读经典的过程不是从里面学施政的理论，那里面没有，只是在明德。
当你最终无惑，在精神上认识到了，周围的人跟你没有不同，他们做出任何选择都无关对错。做出跟你不同的选择并无品德好坏、聪明愚蠢的区别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在精神上毫无高下之分，这就是明德。明德，自然就进入了祖先留下来的精神文明世界。
来到了精神文明世界，从典籍里自然而然就看见了祖先留下来的文明，看见了天下的兴衰。胸怀天下，指的就是思想从个人中解脱出来，找到了跟自己有同样精神文明传承的人。在这里面，大家跟祖先一样，没有什么高下之别，思想上没有争。
明德，则典籍记载的文明兴亡一眼可见，不会再去讨论记载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问别人是解惑，别人是替祖先在向你解释。在精神上他不比你高，因为知道的只是祖先在灵魂里留下来的文明记忆，没有比你多，也没有比你少。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就是一句感慨，自己努力一辈子也没比别人强。学通了发现原来人在精神领域没有一丁点的高下差别，反而是在术上有你懂我不懂。明德的学儒之人不会岐视百工和农民，反而会尊敬，他们有自己所不能通的知识，自己却没有他们不懂的知识，只是人家没在这上面用功，没有通而已。
明德，就看见了自己祖先文明的起源。
天地分，人生，不是说人是由天地生出来的，而是祖先们认识到自己是人，聚到一起凝聚文明，起点就是天和地。那些典籍，就是演示在面前的神话故事。
文明的起点，祖先聚到一起，决定组建一个大家庭。他们指头上为父，称天，指脚下为母，称地，这一群人就是天地之子。各人的小家从属于大家，大家照顾小家。
这个天地文明的政治，一切都是围绕在怎么维持这个家，理政就是持大家。
政本初心，就是执政者，要找到每个文明发展的关键节点，那个时候让文明维持住大家庭不散的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一切制度和施政皆可变，这些关键原则非生死关头不改。
人的灵魂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属于自己的，一部分来自于文明的传承。文明的传承是灵魂的种子，在这个传承上形成各种各样的性情，各种各样的态度。
人超脱了自己后天附着在灵魂种子上的性情，在精神上就进入了祖先所留下来的文明世界。精神世界是由当初文明形成时指父为天的天，和指地为母的地所形成的，后来这个文明内的人一直在这个原则下处理内部事务，漫长的时间形成了自己的传承记忆。
文明不绝，这个维持大家庭不破的精神世界就不灭，政治一直在这个天地进行，是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地方。宗教文明中，这就是宗教的神庙。而天地文明中，这一群人的祖先只相信自己人，要神他们就自己当神，要鬼他们自己当鬼，一切都由自己来决定。
进入了这个精神天地的文明世界，就学会了文明的语言。因为进入这个世界的人，都是彻底无私，觉醒了文明记忆的人，典籍里带着私的记载，文明语言里的感情，都被从这个世界里去除了。文明世界里的讲话简单直接，不含善恶褒贬，一听就懂，这叫无惑。
徐平来这个世界是捏着鼻子在读圣贤书。因为他前世一个伟人说过，如果我们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前世听不懂，进了这个世界一听就懂。这就是在说一句大白话，小康时代不能用别的办法达成治世，就不得不放弃从外面学来的办法，重新去寻找祖先留下的办法。他觉得试试不用祖先传下来的一套旧规矩，能够更快地跑步进入大同社会，或者是为了聚内而对外。
他的时间不够了，试不出来这个办法的结果，只能把任务留给后人。
政治去除了迷雾，就看清了在干什么。徐平进行军改，用士大夫参军，就是学了前世那个伟人的办法。武德充沛，用武德补文德，文德充沛，用文德补武德。政治只要留住了祖宗文明形成时的原则，制度和施政一切可改，随民心所欲。
后来随着生力发展和人的**的发展，越来越不能实现相对满足，内争外争不断，这个天地之大家也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经过了漫长的动荡，最终他们还是决定重新走到一起来，像祖先一样生活。指出来的父和母不能解决纷争，他们决定一部分人去扮父亲，一部分人去扮母亲，自己来代替父亲和母亲做决定，来维持住这个家。
一部分进入政权的象征，最初的明堂，后来的朝廷、衙署之类，扮演父亲。剩余的人在政权治理下生活，以自己的心代母，来查父亲的施政。
政治严肃吗？政治一点都不严肃。天地文明面临天地不得不分的时候，用了一个孩子们一群去扮演父亲，一群去扮演母亲的办法，来维持自己政权家的凝聚力。只要在这个文明内寻找凝聚力，循着历史一步一步形成政权向心力的轨迹，一直用扮演的方法施政。
穿公服是扮，治国理政是演，去除了自己的私心，大家各自在天下扮演父亲和母亲两个角色。官员要穿公服，因为他们不能真绝自己的欲，脱了公服还有生活。官员穿上公服之后的威严，来自于扮演的父亲的角色，就是父严。穿上了公服，还做自己，有扮而无演就叫装。你在这里装，没有人理你。不能进入这个人群的政权内部的人，就是吏。
此时文德殿里，其实就是一群人穿上公服，各有各的位子，一本正经地扮演着父亲的角色。只有自己也有了这个意识，才能真正认识到他们在干什么。
这个过程，其实跟宗教文明非常相似。如果文明需要神才能治理，他们就自己来做这个神，要鬼才能让神跟人相通，他们就自己来做鬼。
徐平在这里一人压众人，要一道德，不是因为他聪明，也不是因为他能干，到了这个层次那些评价就没有用了。美丑、高矮、胖瘦、智蠢等等，只是祖先在文明形成的时期来形容身边人的，没有任何高低贵贱的分别。后来有区别了，是文明消散，这些区别跟满足自己多少**挂上了钩。徐平靠的，是那多出来的一千年，包括殿里的这一群人，传给后人的精神财富。一道德这帮人已经完成了，徐平只是穿越千年而来，把这个结果告诉他们。
寻到了天地初心，则政治就是那么一回事。政权要民忠，忠从哪里来？忠义，两个字就告诉你了对民示义，忠自然就来了。政权对民的心不能强求，而民对政权可以撒娇，这是父严母慈的施政逻辑。政权的严，只能从对制度一丝不苟上表现出来。
典籍里对这些人的情绪反应，留下最多的就是抱怨。知我者谓我何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诸如此类，史不绝书。他们来做官扮演父亲，只是找不到管理这个大家的父亲和母亲，只好自己来扮演。穿上公服就不是自己，脱下了公服才能放纵一下。一切的威严都来自于身上穿的衣服，那个时候他不是自己。属于他自己的，只有死后给一个功过评价。这评价有多少意义也说不清，因为功过自在人心，好像那个身后名也没多少意思。
要调和制度死板和民心多变的矛盾，还要有一个人来扮演皇帝。行天听，查民心，制度不能执行的偶然状况由他来干。他就是这个政权的象征，扮演天下之民的父亲。皇帝最重要的任务是查民心，不断地让政权向民心这个母亲靠拢。
赵祯的评价是万事不会只会做官家，他本来就是扮演的皇帝，多一点都不想干。这天下又不是他家的天下，他是在皇宫里上班的，凭什么要比别人多出力。
文明世界的政治其实就是儿戏，因为没有人教他们怎么来让人与人相处，他们要结成一个群体，必须一切要去自己摸索，一点一点去试。文明还没长大，他们只好用儿戏的办法来处理政治。童言无忌，文明政治中的语言浅简直白，只是简单说一件事情，没有背后不告诉人的真相。文明远去，后人只是不能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么做而已。
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历史就只是娱乐，爱恨情仇只是文明留下的痕迹。
后人的政治，是从这些文明的碎片里面继承来的。后人认为，历史上那件事，傻子都知道要怎么做。但在文明世界里，他们必须遵守文明的约定是一，很多事情确实不知道怎么做是二。文明的政治还处在儿童探索期，后人看到的别的文明碎片他们不知道。
一个政权，就是这样用持之以恒的施政原则，强构了一个精神世界出来。在这个精神世界里维持这个文明下的人心不散，这就是文明世界的政治。当去除了文明内核，才会看起来跟世俗政治有相似之处。
进入到了这个虚幻的世界实施现实统治的人，有奸有邪，有贤有良，有私心的，有大公无私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理想归于理想，现实终究还是归于现实。
进入这个精神世界的人，扮得可以不象，但是演得一定要真。赵祯就是扮得像，演得真的皇帝。穿上公服一本正经，脱下公服回到后宫放纵无度，气得外面的朝臣跳脚。
文明世界的政治，在世俗世界的人看来，就是大家一起演一场戏。有的文明认为这种戏有观众，就成了宗教文明。有的文明根本就不在乎有没有观众，比如源自中华上古的这个天地文明，天地分开之后的天下文明，这场戏不管需要什么样的角色上场，他们都让自己人扮演。不是自己人进到这里面来，就是在抢他们的戏，夺他们的精神文明世界。
文明为什么要构筑这样一个虚幻的精神世界，持之以恒地让其成为真的一样，文明世界的人自己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将走向何方。他们只是出于一种本能，维持住群体，凝聚住人心。或许仅仅是面对外敌时的自保，或许是坚守祖先传统的一种误会。
在俗世的人看来，文明的政治一切都是假的，不但是执政者是假的，就连老百姓也都是假的。每个人不但有真实的自己，还有一个属于每一个人的角色。
俗世政治中坚持的正义、真理、公平等，在文明世界中只是手段，有用就用，没有用就改别的。那些追求，本来就是从文明政治的碎片中崩出去的。
对于徐平来说，明白了这其实就是大家按照祖先留下来的凝聚人心的原则，来满足天下之民**的戏，反而是一种解脱。物质**不满精神补，精神空虚了先用物欲填，大家总是要在这个小康之世开开心心地活下去。
捧笏对吕夷简道：“修天下之德，朝廷当政本初心，从民所欲。政本初心，祖宗何以开天地，治天下也。从民所欲，治当今之民，以遗子孙也。朝廷之本在民心，故对民只宜示恩义，不可被其怨。何以示恩义？如朝廷欲修路，必查民心，从民所请，切不可官自修路以邀恩义。邀之则民怨，徒劳而无功。”
政权就是要让民感恩的，这就跟哄小孩一样，你想要我给你，印象才深。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做了，该有的感激不会有，还可能招致报怨。查治乱，只是维持民心的手段，治乱本身不是目的。治乱，终究还是来自于民心，不是一直崩住，只能治不能乱。合理控制住节奏，尽量把民心收到政权来，节奏不好，就会散民心招民怨。
“朝廷不可被其怨何也？有官必有吏。以吏代官政乱，以官代吏民怨。官立制度，吏代为施政。民感恩则官制收其心，民有怨则归于施政之吏，此理政之大要也。”
官吏之别，有各方各面的原因，但根本的一条就是政权和民众的防火墙。施政出了问题则把责任推给他们，施政民心欢悦则归于政权，政权只要恩不要怨。
这一点很不厚道，但官服一穿官也不是自己了，没有什么良心过不去的问题。知道了民心是政权之本，俗世中的大量政治原则这里就不存在了，该不厚道就不厚道。执行层是最容易招致民怨的一层，要牢牢用制度控制住，还要从政权中摘出去。
“官选贤与任能，吏或临之以威，或啖之以利，无定法。朝廷钱粮充裕，则于吏啖之以利，高薪养其廉，此朝廷之悯也。朝廷钱粮紧缺，则临之以威，重法穷治，此朝廷之严也。朝廷之重法，施于吏不施于民，免招民怨也。”
财政充足，政权向民间散财，吏也跟着沾光，高薪养廉。财政实在没钱，那就大棒子招呼着，不惜施以严刑酷法。总之朝廷不好的事情，尽量压在吏这一层，不要专导下去。
“官衙之吏，或抄写，或钱粮，用其能也，宜厚养之，固其心。代官亲民之吏，则不宜雇，只可轮差。朝廷钱粮足时，用下等民户，官募给其钱，以结民心。钱粮不足，则差上等民户，以助天下，钱或少给或不给。”
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镇，凡是直接执行朝廷政策的，最基层的吏，不要从别的地方招募人来，从管下的民户里直接轮差。财政充裕，让穷人当吏，官方给高一点的工资。财政紧的时候，则用富人当吏，少给钱或者不给钱，节省经费。
从治下百姓轮差，则好坏都是他们当地人的事，官方只立制度，只查制度执行。制度让百姓不满意，一面逼着吏执行，一面官方出面进行调整缓解。
总而言之政权的施政方法就本着一条原则，做得好是政权制度立得好，做得不好让百姓不高兴了，是执行的人能力不行。从大的方向政权当然是要让百姓过好，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容易好事办成坏事，不能让政权背这口锅，那就专门招一批来职业背锅的。
这是文明政治施政原则，收民心第一，做事就二。
世俗政治中，政府累死累活，老百姓牢骚满腹，谁都觉得对方不是什么好人。在文明政治中不能这样，不管政权做什么事都不是给百姓做好事，都是百姓想要这个，政权才出面去满足他们的**。哪怕是政权想做这件事，也会想办法让百姓先提出来，变成是让他们提要求，政权来满足。文明政治没有真假，只有更假。
主动帮老百姓做事，想让老百姓觉得自己好，那是官员有封建思想。大一统天下，百姓只能念政权的好，不能念官员的好，谁让老百姓交口称赞就查谁。老百姓感觉得到的一切的好处，都是由制度带来的好处，跟谁也没关系。
第30章 日月当空，洞烛万民
欧阳修挤上前来，拱手道：“宰相言，民之教化为天下之德，何以教化之？”
徐平道：“朝廷立制度，谨行之，此之为教也。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民有欲，从之；民有惑，解之；民有难，助之；民有上进之心，使之学。此数者，为育也。有治家足以垂范者，表彰之，此之为劝也。且教且育，兼以劝之，感于民心。民以朝廷之制治修其身，治其家，此为教化也。”
政权扮演的是父亲的角色，对民的教化，其实就是怎么养孩子。徐平所说的是自己前世习惯的家庭教育，换到天下来，就是政权对民众的治理。从民欲当然不是百姓想要什么就给什么，那叫溺爱，而是合理的**给予满足。
要做事情，先问问百姓想不想要，如果都说不想要，那就算了。真对众人有好处，但是老百姓不想要怎么办？官府自己去办就好了。比如修路，老百姓不想修，那就官府自己去修，谁想走谁交钱。不然路修好了，有人天天走，有人一辈子不走，有人说你好，就有人觉得不公平。政权一切是以得万民之心第一，让百姓得实利是处于第二位的。
欧阳修退回，觉得徐平说得有道理，又总感觉哪里不对。
司马光走上前来，拱道：“敢问宰相，纲常不立，人伦何依？何以教化万民？”
徐平道：“朝廷制度为纲，施政为常，此为天下纲常也。百姓心向之，自有人伦。”
周围的人吃了一惊，没想到徐平会真地这样大破大立，连以前的人伦也全部放弃，一切都从头再来。徐平前世很多人都要求政治从这里走开，从那里走开，实际上政治在社会中无所不在，是走不开的。伦理是政治在社会中的表现，不可能不受政治影响，对此感到反感的，大多是想坚持传统，或者从别的地方学来一套。像徐平前世要收房产税，是按照家庭收还是按人收，就直接从经济利益上影响家庭伦理，你避也避不开。
司马光一下子急得脸都红了起来：“宰相此言，置三纲五常于何地！此祖宗之法，成之以礼，传于后世，以治万民也！以朝廷为纲常，何以使万民慕教化！”
徐平心中叹了口气，这一步还是避不过去。
对文明记录的史最先是道儒分途。道家舍弃现实社会，留灵魂在那个精神世界里，把那个世界当现实，把现实世界当虚幻。儒学则依然记录现实世界，来表现那个精神世界。
儒学成为儒家，是在战国时期。天下面临大变谁都看得出来，儒学只记录的方法已经难以为继。分出墨家以神鬼代替那个精神世界，放弃天下一家，大家无争。然后分出孟轲和荀卿两家，一主人性为善，一主人性为恶，各成一套治理办法。荀卿一家后来又发展成了法家，人性既然为恶，政权自然也就不需要遵从人性，一切按政权的办法来好了。
司马光学自荀卿之人性本恶，不过他主张以礼，也就三纲五常之类礼**理来使人弃恶从善。他们所主张的伦理教化，是性情论在政治中的一种反映，影响了整个宋朝。
徐平看着司马光，道：“礼，德之显于民间者也。三纲五常，汉之德显于民也。君实欲以三纲五常行于本朝，是以本朝有汉之德耶？”
司马光愣了一下，道、德、仁、义、礼，这几个基本概念是有顺序的，后一个是前一个的延伸。不过在这个时代，各有各的理解，并依此衍化出来各种各样的理论。司马光等人是主张用这套礼，强推于民间，用礼教化，显示天下之德，这就是后来的礼教。
一边的欧阳修道：“汉之德早失，散于民间，行礼教民以聚之。”
徐平道：“德，道之显于民者也，德本于道。礼，民以德而成人伦，为德之化。是故德生而礼自成，未闻行礼而能成德者。天地分，德化为仁义，散于世间。朝廷行仁义，仁义取信于民，则德生，德生礼成。以三纲五常求礼，是欲朝廷行秦之暴耶？舍其本而逐其末，不知所谓！德本于道，礼本于德，岂可乱其序！乱其次序，非求治，是求乱也！”
“汉以昭昭天命，如大镜悬天，照万民之心，而成其德。此德成礼，是为三纲。天命今已不存，三纲岂可为继。天命何在也？在人心也。韩柳诸公辨性情求人心，欲求汉之天命也。今朝廷之政，施于天下，得万民欢心，则如日月之升也。日月当空，洞烛万民，民心向日月，自成朝廷之德。德生礼成，天下大治，自成当世之礼！”
道德仁义礼，这一套说白了，就是不只是满足天下百姓的物质**，还要满足天下百姓的精神**。不只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比别人好而骄傲，还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豪感，一种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有了这种精神凝聚力，外来文明，包括宗教，都将对天下之民无处下手。谈起信仰、文化之类，外来文明都会被这个文明看笑话。
政治制度，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可以包容进这一套政治原则当中，这本就是超越了政治制度的精神政治原则。议会制、总统制、两党三党制，对于这样一套原则都是无所谓的，不过是换一套办法，选这么一批人来，扮演政权治理天下。对于世俗政治来说，这套很玄乎，因为本来就是带有神话色彩对抗宗教文明的。
正是因为在精神世界自成天地，世上没有当然之理，没有绝对正义，一切都从属于这个天地之下。人们认为一件事情当然得这样做，是从这个精神世界衍生出去的。
这一套道德仁义礼本来是不应该进入百姓生活当中的，百姓应该是按照自己从政权中学来的做事方法，出现一套人与人交往的准则，就是礼。新中国建立后，人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习惯便就学自于政府的做法，就是新的礼的生成过程，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司马光这一派不顾实际，妄图强推三纲五常，逆流而上，对后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徐平身边的晏殊忍不住：“似如此，朝廷如此行善政利民，而避恶政害民也？”
徐平道：“政无善恶，唯持其正。于朝廷，天下无性恶之民，唯有乱法者，乱法者治之可也。无性善之民，唯有行善者，行善者劝之可也。”
晏殊道：“一政出，民必有便之者，不便之者。若无善恶之民，政何以持正？”
“听民声，查民心，可也。以政不便，必有所本，朝廷知其所本，此查民心也。以政为便，必有所本，朝廷知其所本，查民心也。查民心，不可只听其声，当查其心，此知民之所思也。诗三百，子曰‘思无邪’，何耶？此民声也。以此诗，对当时之政，学者当知何政出，民何思，此查民心也。知民心于何处便，何不处不便，朝廷渐次修之，此修德也。”
《诗经》之称经，不是因为里面蕴含了什么治国的大道理，那只是记录诗歌的，能有什么大道理。是因为《诗经》中记录的是民声，由民声而知民心，再去对照当时的执政者是如何对待民声，进行施政的调整。天下以民心为母，典籍里记载了政治活动，是父亲在怎么做，还要去查民心知道母亲怎么说。父和母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政治。
在孔子那个时代，记录下来就是《诗经》。到了这个年代，就是民间说话、小曲。在徐平前世，就是流行歌曲、电影电视、微博论坛。从这些地方，知道百姓对于政权的制度和施政方法有什么看法，再去一点一点地修改，达到顺应民心的目的，这就是修德。
当然对于强调文明的政权，听到之后，怎么去顺应民心，从而收获最大的认同，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因为最重要的不是改错，而是获得认同感，不是知错能改的办法。有的时候立即改善让民众欢悦，有的时候故意不改，让某件事情激起众怒，最后才由政权出面给出百姓想要的结果，让百姓深切感受到这个政权永远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晏殊问的是人性有善恶，一项政策出来，恶人觉得是善政，善人觉得是恶政，政权怎么来判断。这就是政权合法性归于查治乱之后，一定要辨人性善恶的理论原因。不然善人觉得是乱世，恶人觉得是治世，查治乱无法提供合法性。
徐平前世，美国在让同性恋合法的问题上反复折腾，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同性恋是不正常的，让其合法，是对正常人的伤害。如果是正常的，不让其合法，同样是对正常人的伤害。这就是性善性恶论对政治影响的一个表现，会影响到非常多的政策。因为政权要获得治下之民的心理认同，避不过这些，不能模糊。不让正常人拥有正常的权利，会让治下之民觉得政权不把自己当自己人，并不是为了取得那少部人的支持。
中国人不会产生这种想法，因为历史上经过了性情论争辨，得出了人性朴的结论。遇到类似的事情，政权持中立的立场，不参与进去，成了一种共识。
性善性恶论，换一种说法，就是认不认为人性中有一些是不正常的，不是正常人应该具有的心理认识。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政权要包容正常，摒弃不正常。
同性恋、女权、种族问题，这些政治正确，都是在政权要包容所有正常人的角度，才激烈起来的。不只是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政权对某些人群的正当性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