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电影圈的那些事儿
七月中旬过后，林子轩总有一种到嘉兴跑一趟的冲动。
他想到嘉兴的南湖上转转，见证一下历史，不过最终他忍住了，他的胆子并不大。
1921年7月23日的晚上，他开车送冯程程回家。
在经过望志路的时候，因为人多，车速不快。
有两个人从他的车前经过，路灯下看的不是很真切，但他觉得其中一个人似曾相识，好像在那里见过。
车子的窗户是打开的，他听到那个人说话时带着湖南口音。
林子轩从车窗探出头去，只看到两人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之中。
“你在看什么？”冯程程好奇的问道。
“可能是看错了。”林子轩摇了摇头。
他不知道的是那次会议最开始不是在嘉兴开的，而是就在上海的法租界，几日后才移到嘉兴南湖继续进行。
他不确定自己看到的是谁，之后就忘掉了这件事。
随着《上海假日》的开拍，林子轩忙碌起来，他有点后悔来演这个男主角了。
但杜予以前只拍过新闻片，故事片这是第一次。
新闻片不需要搭建布景，不需要考虑演员的表演，不需要应付杂七杂八的琐事，只需要拿着摄像机在那里拍摄就可以了。
所以像上海影戏公司这种家族式的小公司才能够应付。
如今要拍摄故事片，各种问题就暴露了出来。
即便准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正式拍摄的时候还是疏漏不断，浪费了大量的资金和时间。
主要是上海影戏公司职员的能力不强。
他们原本是但杜予的亲戚家人，只是因为新鲜好玩或者混口饭吃就进入了公司，并没有专业的技能，一切都依靠但杜予一个人在支撑。
说到底，还是没有经验，不够专业。
如果只是拍摄一部粗制滥造的故事片，也没有关系，随便糊弄过去就行了，可这是《上海假日》，这是林子轩心目中的经典。
他绝不愿意毁掉这部电影。
于是，剧组内的争执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但杜予也想拍摄好这部电影，可现实的情况就是如此，他没有一个专业的团队，连他自己都不是专业的，一切都在摸索之中，拍摄进度极为缓慢。
《上海假日》是夏天的戏份，时间跨度为一天。
如果拖延到秋天和冬天，那将是一场灾难。
林子轩觉得自己不应该拍摄《上海假日》，应该让但杜予先拍摄《海誓》，练练手，积累经验，再拍摄《上海假日》。
可是，拍摄已经开始了，只能在混乱中继续下去。
在此期间，殷明竹的表现非常出色。
她自己设计了公主的服饰，揣摩剧本，还想出了几个公主表达情感的小动作。
因为是默片，不用背台词，只要口型差不多就好了，所以整部电影就靠演员的形体表演来带动情节，表情和动作尤为重要。
在这方面，林子轩和殷明竹有着不小的差距，这个女孩子似乎是个天生的演员。
按照后世电影圈的说法，那就是林子轩被压戏了。
因为《罗马假日》太过经典，所以林子轩在演戏的时候刻意模仿影片里格里高利派克的表演，但效果不佳，看起来有些矫揉造作，不够自然。
不过因为他是投资人，也没什么人指出来。
后来还是殷明竹大胆的说了出来，还配合他反复的练习。
林子轩意识到这是一部东方电影，不用去模仿西方演员的做法，只要做回自己就好了，东方男人的深沉含蓄，并不比西方男人差。
虽然还是无法和光彩照人的殷明竹相比，但勉强算是过关了。
林子轩决定以后再也不演电影了。
当然不是说不投资电影，这是个暴利行业，只是恐怕不会再和上海影戏公司合作了。
但杜予是个人才，可这种家族式的电影公司没什么发展前途，除非但杜予做出改变，否则很难做大做强。
可依照目前的情况，短期内但杜予还认识不到家族企业的局限性。
或许他认识到了，却不想改变。
毕竟自家人值得信任，容易合作，在公司的起步阶段有很大的帮助。
可一旦公司发展起来，就会牵扯到利益纠葛，亲情和利益的矛盾会毁掉一间很有前途的公司。
经历了这次糟糕的电影拍摄，林子轩不想等着但杜予做出改变，那样会错失中国电影公司最佳的发展时期。
或许等到几年后，中国的电影公司就会遍地开花，竞争激烈。
他要在中国电影还没有发展起来之前，占据领先地位。
以他来自后世的眼光，一步领先，步步领先。
林子轩找人了解了一下当下的电影行业，结合脑海里的资料，他找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张时川。
张时川是宁波人，六岁那年父亲去世，于是就来到上海投奔舅父经润三学生意，在经润三经营的华洋房产公司当上一名小职员。
1913年，美国商人依什尔和萨佛到上海接办了亚细亚影戏公司。
他们很赏识张时川，就聘请他担任顾问并主持制片业务，这一年张时川才二十一岁。
亚细亚影戏公司是中国最早的外商投资的制片机构，曾经拍摄过短片《西太后》。
公司有资金和拍摄设备，给了张时川接触电影拍摄的机会。
于是，张时川组建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编剧、导演、雇用演员等工作，完成了多部短故事片的拍摄。
新民公司还创下了同演员签定合约的先例，对演员在具体拍摄期间的要求有非常明晰的规定，具有了专业电影公司的雏形。
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胶片来源断绝而结束摄制工作。
亚细亚影戏公司即告歇业，新民公司也随之解体。
1916年张时川又和朋友合伙办起了幻仙影片公司，将文明戏《黑籍冤魂》搬上了银幕。
不过因为资金链断裂，导致幻仙影片公司关门歇业。
接下来的几年，张时川离开电影行业，做过不少工作，但都没有起色。
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总资本500万元，不到半年赢利达50万元，随后开业的几家也获利颇丰。
一时间，交易所的数量以月递增。
张时川看到股票交易所的美好前景，在富商岳父“皮货大王”何永昌的资助下，准备开办股票交易所，命名为“大同日夜物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等待执照发放。
第三十二章 靡靡之音，席卷而来
上海商界的圈子不大，林子轩找中间人约张时川见了一面，表达了想和张石川合伙开办电影公司的想法。
林子轩以为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相当于给张时川送钱。
可此时的张时川正踌躇满志的打算进军证券投资行业，准备大干一场。
他连公司的地址都选好了，就在黄浦区的贵州路上。
他是个精明的商人，手上只有几千块的资本，却对外宣称募集到了30多万的资金，以此来吸引其他人进行投资。
玩一手空手套白狼的好戏。
张时川知道林子轩是开办银行的，便极力鼓动林子轩把钱投入他的公司，并许诺会有丰厚的回报。
林子轩对此哭笑不得。
他对这种投机型的投资兴趣不大，在脑海里也没有找到民国时期股票交易的信息。
两人各怀心思，根本谈不到一起去。
林子轩颇为遗憾，不过除了张时川，他还有其他备用人选，并不着急。
谁也没有想到，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证券投资行业发生了一场金融风暴。
1921年秋冬两季，全国许多大城市掀起了一场股票交易所的热潮，交易所股票满天飞。
其中，上海成立最多，竟有140多家。
一地设立这么多交易所，其正常业务量根本不能保证，只可能专注于投机行为。
1921年底，时近年关。
一些稳健的银行和钱庄收缩资金，进而停止房款，银根紧缺。
一向靠借款从事股票的投机者，资金运转不灵，顿时陷入困境，证券价格暴跌，大批交易所的信托公司纷纷倒闭。
最后，100多家交易所及信托公司关门大吉，剩下几家有实力有章法的勉强支撑。
这就是在上海近代经济史上著名的“信交风潮”。
1921年八月初，百代唱片公司在《申报》上刊登了大幅广告。
“天籁之音，唱响大地。”
在广告旁边还有一张孟晓冬的照片，照片上孟晓冬坐在椅子上，以手托腮，穿着一身时下学校里流行的女学生的服饰。
清纯似水，婉约动人。
在这个还没有无线电广播的时代，在报纸上打广告是最常见的宣传方式。
以往百代出唱片，也会刊登广告，无非是“新片到货，欲购从速”等等介绍性文字。
这一次的广告创意来自于林子轩。
流行歌曲和以往的戏曲唱片不同，除了歌曲本身外，还要凸显歌星的作用。
也就是要捧歌星。
否则大家光听声音了，不认识谁唱的，那不是白忙活了。
在这个年代，歌星无法依靠唱片赚钱，灌制唱片是一次性的酬劳，没有分成。
也就是说，唱片卖的好坏和歌星没有任何关系，歌星可以通过其他舞台表演来赚钱。
这要从唱片行业的成本和利润说起。
以百代唱片为例，它在中国有自己的唱片制造厂，能够在中国制造唱片，一张唱片的材料成本大约在两角左右。
主要的花费是给演员的薪酬上。
按照此时的市场行情，戏曲名角灌录一张唱片的薪酬是500块到1000块不等，因人的名气而异。
到了三十年代，薪酬继续上涨，百代公司给戏曲名家余叔言开出的酬金是每片5000元。
这是什么概念？
林子轩写《射雕英雄传》，稿酬是千字三块钱，他花费大半年的时间写完一百万字，得到的稿酬是3000元。
这个年代银元的购买力还是很强大的。
举例来说，林子轩给平禁亚开出的工资是每月180块，一般的编辑每月80到120块不等，中小学教师工资是40块左右，打字员月薪是30块，办公室秘书最低50元。
在上海单人租房每月六块左右，吃饭包月需要十块钱，下馆子的话一顿饭花不了一块钱。
坐黄包车更便宜，也就是一两角钱。
一个单身汉，如果一个月有40块钱，就能在上海过上不错的生活。
由此可以看出，灌录一张戏曲唱片五千块是多么高的薪酬，当然这是对于顶尖的戏剧名家来说的。
相对于戏曲名家，歌星的薪酬就要底的多，灌录一张唱片基本上就是一两百块钱。
这是因为戏曲名家已经成名，有观众基础，唱片不愁销量。
而歌星发唱片就要看市场反应，风险太大。
再者说，戏曲演唱需要几十年的功底，而歌星只要嗓子好，有一定的音乐基础，稍加培训就能演唱流行歌曲，这也是歌星酬劳底的原因之一。
孟晓冬灌录这张唱片拿到了150元的酬劳。
唱片公司给发行商的价格是一张唱片两元钱，唱片的材料成本才两角钱，就算是加上各种人工费用，唱片公司也能赚取将近一半的利润。
销量越大，他们赚的越多。
林子轩当初想要和百代公司签署分成协议，从每张唱片中抽成一角钱。
他还设计了一套方案，如果唱片销量低于一万张，他不要任何费用，这就是对赌协议。
可惜法国人不是傻子，百代的经理张常福也不同意，他们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改变公司的运营模式。
百代公司对这张试水的唱片销量估计的比较保守，他们认为最终应该在四千到六千张。
这是因为此前没有例子可以参照，谁也不知道一向保守的中国社会能不能接受。
林子轩需要依靠百代公司成熟的销售体系，让孟晓冬一夜成名，从而打造出中国第一位流行歌星，那就要用各种手段来提高孟晓冬的知名度。
《申报》上的照片只是第一步，北平的《晨报》，天津的《大公报》等等报刊上都有类似的广告，只有孟晓冬的照片略有不同。
有的端坐托腮，文静如水，有的斜倚独立，神情忧愁……
数十张照片，婀娜柔美，各具风姿。
广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与此同时，唱片从百代公司发出，运往全国各地。
最开始销售的自然是上海本地，当一名经销商拿出刚刚送来的唱片，把它放到留声机上的时候，一个柔媚清亮的声音响起，在空中飘荡。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细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
靡靡之音，席卷而来。
第三十三章 一个歌星的诞生
在唱片发出去一个星期后，根据百代公司的销售统计，全国共计卖出去两千多张。
这符合百代公司的预期。
他们一共制作了五千张唱片，应该能够销售一空。
百代公司做过市场调查，唱片的销量和留声机的数量有密切关系。
在这个年代，一台留声机大概需要十五块钱，一张唱片需要两块多钱，就算家里有留声机的人也不可能每张唱片都买。
但是可以做一个估算。
京剧名角的唱片销量较高，基本上拥有留声机的家庭有一大半都会购买，地方戏剧的销量有地域差别，不过会少于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至少有三分之二拥有留声机的家庭不会购买地方戏剧的唱片。
对于孟晓冬这张唱片，他们估计要比地方戏剧的销量更低一些。
然而在第二个星期，打脸的数据来了。
百代公司各地的经销商纷纷催促他们运来唱片，孟晓冬的唱片有供不应求的趋势。
这张唱片在老年人那里没有市场，却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经过半个月的发酵，唱片中的四首歌在学校、在歌舞厅、在餐厅、在大街小巷传唱开来，那优美的歌声，令人中毒的旋律，让年轻人无法自拔。
在其他地方最流行的是《夜来香》和《茉莉花》，在上海最流行的则是《夜上海》。
这首歌唱出了上海滩的繁华堕落，纸醉金迷，成了歌舞厅内必点的歌曲。
孟晓冬则一举成名。
当唱片销量超过八千张的时候，百代公司联系了孟晓冬，准备继续和她合作，趁热打铁，推出新的歌曲。
就算没有新歌曲，唱戏也行。
百代公司追求利益最大化，趁着孟晓冬正走红的时候，要继续赚钱。
不过林子轩可不会轻易同意，他不希望孟晓冬去唱一些乱七八糟的歌曲，坏了名声，从而过度消费，最终昙花一现。
而且第二次合作，就需要改变条款了，他要拿分成。
林子轩觉得自己像是个经纪人，在维护手下艺人的利益。
百代公司作为老牌的外国公司，底气十足，绝不答应分成，他们宁愿去找其他人唱歌，既然发觉这种歌曲有市场，那么他们自己就可以运作。
林子轩对此无所谓，上海又不是只有百代一家唱片公司。
孟晓冬已经出名了，他手里又有不少经典歌曲，有了这张唱片成功的先例，就可以和其他唱片公司谈条件了。
更何况这四首歌曲的版权在林子轩手上，只是授权给百代公司使用而已。
这也就是林子轩，他身家丰厚，不怕百代公司，如果是一个没有后台的小艺人，在百代这种庞然大物面前，根本不敢提条件。
百代公司认为林子轩得寸进尺，他们最多同意给孟晓冬增加到500块一片的酬金。
林子轩则认为，百代是在吸血。
以这张唱片为例，最终销量恐怕要破两万张，百代公司至少获利三万块，而孟晓冬只拿到150块钱，这不是吸血是什么。
双方第一轮谈判就这么僵住了。
看到唱片的火爆，黎锦挥的明月歌舞团正式成立，并在《申报》上刊登广告，用孟晓冬作为招牌，在上海大世界登台演出。
歌星亲自唱歌，还有新式的舞蹈，无疑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前往捧场。
首场演出，林子轩带着冯程程和妹妹林晓玲一起观看。
在他眼里，整个舞台设计还是太过粗糙了，灯光不够炫目，服装的样式也不多，舞蹈排练的不太熟练，可现场的反应却很热烈。
这里是年轻人的世界，台上的孟晓冬在他们眼中就是女神。
“这就是你捧出来的名角。”冯程程淡淡说道。
在上海，富家子弟花钱捧戏子的事情屡见不鲜，但是带着自己的女朋友一起来的还不多见，或者说绝无仅有。
当然这也说明林子轩和孟晓冬没有不正常的关系。
“以后就是歌星了。”林子轩没有察觉到冯程程的情绪，略带自豪的说道。
孟晓冬在大世界连续演出，场场爆满，各家报纸纷纷报道，褒贬不一。
有保守的报纸批评这是西洋玩意，和京剧这种老祖宗传下来的国粹没法比，孟晓冬不去唱戏，反而唱这些乱七八糟的歌曲，舍本逐末，有辱门风。
也有进步的报纸说这是靡靡之音，颓废放荡，趣味低级。
同样有报纸指出歌曲旋律优美，是西洋乐曲和中国民歌结合的产物，是新音乐的未来。
在这些争论声中，孟晓冬的压力颇大。
有些甚至是来自京剧界的前辈，劝说她不要走弯路，要迷途知返。
她家中长辈也施加压力，让她不要成为家族的耻辱，原本京剧界的明日之星，就这样毁于一旦。
孟晓冬不争辩，不解释，就那么安静的坐着，看着那些劝说的人。
她并不是放弃唱戏，只是要先过好自己的生活，这些日子唱歌挣的钱比她前两年唱戏挣得还要多，而且唱歌更为轻松些。
林子轩没有骗她。
按照林子轩的说法，任何新鲜事物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等过两年社会接受歌星这种职业之后，她就会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
到那时，她功成名就，再去唱戏，就会受到更多人的欢迎，有更大的成就。
困难都是暂时的，光明就在不远处。
孟晓冬想着林子轩劝慰她的样子，不由得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条路她要坚持下去，等到看到光明的那一天。
林子轩成功劝慰了孟晓冬，他自己却遇到了一点小麻烦，那就是报纸上对于《笑傲江湖》的批评之声。
或许是因为《射雕英雄传》即将完结，很多人把目光放到了金勇的新作《笑傲江湖》上面来，导致《通俗小说周报》的销量增加不少。
与其同时，各种评论也随之而来。
可能是《射雕英雄传》太过出色，大家对于《笑傲江湖》的期待很高，可真正看到的时候难免失望。
《笑傲江湖》的开头和《射雕英雄传》类似，都是家破人亡，然后主角走上复仇之路。
等等，似乎哪里不对？
为什么那个主角林平之后来去打酱油了？那个新出来的令狐冲是什么鬼？
这是所有读者的疑惑。
难道是作者没有构思好，临时换了主角？还是说金勇江郎才尽？
甚至有人怀疑这是代笔。
一时间，质疑声纷至沓来，让林子轩不堪其扰。
第三十四章 被差评的《笑傲江湖》
林子轩知道《笑傲江湖》是经典。
如果说《射雕英雄传》写的是家国情怀，那么《笑傲江湖》写的就是个人自由的精神。
它写了一个叫做令狐冲的主角。
这个主角过的怎么样？
他无父无母，好容易拜了个师傅还是个伪君子，先是被师傅怀疑，然后武功尽失，到处求医，从头病到尾，还被人利用。
他喜欢的小师妹不喜欢他，他尊敬的师傅骗了他。
他在正道和邪道之间游离不定，被人误解，几次险死还生。
如果看到这种介绍，你一定以为这是虐主文，直接放弃，可这不是虐主文，反而凸显了令狐冲潇洒豁达的性子。
假如一般人有了这种遭遇，不说意志消沉，也不会斗志昂扬。
然而令狐冲却是一种万事不放在心上的态度，乐观面对。
就算是在金刀王家的时候，他武功尽失，在酒席上喝醉了酒，吐了一地，丢了脸面，潦倒落魄，被王家的人奚落逼迫，连看书的读者都会心疼不已，可他仍旧不放在心上。
他只在乎自己在乎的人，比如小师妹和师母，对其他不相干的人却毫不挂怀。
这是令狐冲在豁达之外的孤傲。
他的傲气来自骨子里，他光明磊落，不愿意妥协，否则绝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活在藩篱之中，都要面对各种困境，不得解脱，于是我们学会了妥协，然后继续生活。
令狐冲不愿意妥协，所以他才活的孤独。
他向往自由，却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但他的心是自由的，至少他在追求自由的路上。
他活的很糟糕，却一点都不悲情。
对于这样的主角，就像是看到了我们自己，不由得读者不喜欢。
我们羡慕令狐冲，却无法像他那样去生活。
“笑傲江湖”这四个字出自《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中渔夫的“西江月”词中一句“得来烹煮味偏浓，笑傲江湖打哄。”
意思是逍遥自在的捕鱼，自得其乐的品尝美味。
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只有看到《笑傲江湖》后半段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自由的精神，也能体会令狐冲的心境。
不过现在《笑傲江湖》刚连载到令狐冲上思过崖面壁的情节，原本被认为是主角的林平之打酱油去了，而令狐冲的故事才刚刚展开。
在这个节骨眼上，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
林子轩可以不加理会，用作品说话，等过几个月故事连载完了自然会消停下来。
可他做不到令狐冲的豁达，批评太多会导致《通俗小说周报》的销量下降。
读者都有从众心理，如果所有人都觉得《笑傲江湖》写的差，甚至是有人代笔，那我为什么要买报纸去看，不是浪费钱么。
这种想法一旦在读者脑子里扎根，那么《通俗小说周报》就会失去这个客户。
要是林子轩写的快一点倒还好说，可每周只有一两万字，读者看完之后还要等上一个星期，他们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批评《笑傲江湖》。
就连平禁亚都认为老板这次可能失手了。
和《射雕英雄传》相比，《笑傲江湖》太过平常了，既没有牵扯到国恨家仇，也没有出彩的英雄好汉，甚至连时代背景都没有点明。
只有几大门派和魔教的矛盾，这种设定又回到《三侠五义》的套路上了，落了俗套。
当然，相对于其他作者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还是不错的。
可任何事情都怕比较，有了《射雕英雄传》珠玉在前，《笑傲江湖》就显得黯淡很多。
平禁亚的建议是加大《笑傲江湖》的刊载量，以此来挽回读者。
可林子轩知道，自从令狐冲上了思过崖面壁，接下来就是他倒霉的开始。
他虽然学会了独孤九剑，可被岳不群怀疑，小师妹移情别恋，自己武功尽失，被虐得体无完肤，一塌糊涂，不要说挽回读者了，不被痛骂就好了。
想要翻盘，只能使用其他手段了。
他想起了《笑傲江湖》里刘正风和曲洋合奏的曲谱，在后世电影里有一首《沧海一声笑》的歌曲，可以用这个作为噱头，吸引读者的视线。
想想看，原本小说中杜撰的曲谱竟然真的出现了，惊喜吧！
这件事要和黎锦挥商量，下次把曲谱和歌词都刊载在《通俗小说周报》上，来转移读者的注意力，不要再讨论情节了。
除此之外，《射雕英雄传》和《寻秦记》的出版也要提上日程了，上海不少书局都有出版意向。
平禁亚提出自己办个书局，他在上海世界书局工作过，懂得其中的门道。
在这个时代，民营的书局不少，只要有了印刷厂和发行渠道，在上海这种文人汇聚之地，收书稿并不困难，也可以先翻译外国的书籍。
他是个有野心的人，也有能力，不满足于做一家报纸的主编，他需要更大的舞台。
既然林子轩有资本，那么为什么不更进一步呢。
其实，在原本的历史上，即便没有林子轩，平禁亚在30年代也会成为上海出版界的枭雄人物，掌握着中央书局和《万象》杂志，在上海文坛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他有个堂侄叫做平鑫滔，此人的妻子善于写言情小说，笔名叫做琼摇。
林子轩觉得有道理，反正是要做报纸，有间自己的印刷厂会方便很多，而且有了书局，可以印刷自己的书，没必要让其他书局赚钱。
他脑海里有不少民国时期流行的小说，即便自己没有时间写，也可以找到作者约稿，从而出版获利。
比如张痕水和秦瘦欧等人，甚至后来的张爱灵。
发掘新人作家也是一项很有乐趣的工作，以后这些名家都是他慧眼识珠，大力栽培出来的，作为伯乐，说出去也有面子不是。
大文豪的最高境界不是自己成为文豪，还要培养一批文豪。
想想就有成就感。
于是，在平禁亚的提议下，上海万象书局就这么成立了，寓意为“包罗万象”之意。
第三十五章 那些年，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
林子轩在《解放画报》的编辑室里见到了郑证秋和周剑允。
这份《解放画报》是1920年发行的月刊画报，是一份旨在提倡妇女解放的画报，也是中国妇女报刊史上的第一份妇女画报。
《解放画报》是一份图文并茂的新型妇女刊物，从爱情婚姻、妇女经济独立、妇女参政、妇女教育、妇女与男子的关系等多方面探讨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妇女解放。
创办人就是这两个男人。
这里比林子轩的《通俗小说月报》的办公地点还要像小作坊，至少林子轩不差钱。
在上海，像这种只有几个人支撑的杂志刊物有很多，发行量不高，勉强混口饭口，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停刊。
郑证秋带着眼镜，貌似很文弱的样子，但却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
他是官宦人家出身，父亲郑让清做过知府，家里开着郑洽记土栈，就是批发大烟的营生。
不过他不是郑让清的亲生儿子，而是抱养而来的螟蛉子。
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喜欢看杂书，尤其痴迷于京剧，到了如果一天不看戏就茶饭不思的地步，他还和梨园行的演员交上了朋友。
郑让清为了让儿子远离地位低下的戏子，他花钱在湖北张知洞那里买了个“候官”的位置，逼着郑证秋立即去湖北任职。
不过郑证秋没有听从父亲的命令，而是沉醉在戏剧的世界里。
1910年，他在《民立报》上发表长篇评论《丽丽所戏言》。
《戏言》于剖析、阐述戏曲表演的基本要素：声调、唱工、说白、做工的同时，对当时主要的戏曲演员一一分析评论，指出各人的表演特色，所长所短。
《戏言》的发表在戏曲界引起极大反响，不少艺人从中深得启发、教益。
1911年2月起《民立报》正式办起了戏剧副刊，郑证秋担任戏剧副刊主编。
这位主编从确定刊名《民立画报》到组稿、写稿、编辑，以至版面设计都一手包办。
1913年，他受邀为亚细亚影戏公司写电影剧本，从而认识了张时川，两人组建了新民公司，拍摄了多部电影短片。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们之间开始了数年的恩怨纠葛。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德国的胶片运不到中国来，亚细亚影戏公司歇业倒闭，没有电影可拍，新民公司只好解散。
新民公司解散了，可为了拍电影而聚拢起来的一批演员就倒霉了，他们衣食无着。
在这种情况下，郑证秋情急之中仓促上阵，自己编写了两个剧本，以新民社的名义在兰心大剧院演出。
不料演出效果非同一般。
“公演两天，场场满座，除去开支还债以外，还有余款可得”。
尝到甜头的郑证秋，由此改变初衷，将拍摄电影的想法全部抛到了脑后，开始专心于话剧演出。
看到原本打算拍电影而组建的演出团队却在话剧舞台上大放异彩，赢得了高额的票房利润，新民公司的张时川等人便提出欲与郑证秋分享利润，但被郑证秋拒绝。
张时川等人不忿，以重金挖了新民社大部分社员，成立了民鸣社。
民鸣社成立以后，新民、民鸣两社之间为了争夺上海文明戏的演出市场，展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
竞争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挖演员，二是争观众。
1914年年初，民鸣社搬迁至大新街中华大戏院，由于地点适中，剧院面积较大，设备较好，营业状况甚至超过了新民社，一举成为当时上海话剧演出的支柱。
郑证秋和张时川不同。
张时川是个精明的商人，什么赚钱，什么吸引观众，他们就演什么。
民鸣社演出的描述慈禧传奇一生以及暴露清宫宫廷内幕的《西太后》获得巨大成功，此后《西太后》一剧便成为民鸣社的压轴大戏和保留节目，一直常演不衰。
挖新民社人才、上演新民社编的剧目、请名人编剧、投合观众嗜好演弹词戏、宫闱戏、加演电影、降价、观剧中大奖……
在新民社与民鸣社的竞争中，民鸣社通过种种手段最终压制了新民社。
新民社在竞争中败北，只能离开上海，远走武汉。
说到底，郑证秋有些理想主义，他的财力和竞争手段比不上经润三、张时川等人，而他编剧的剧本又以正剧为主，不懂的抓住观众猎奇的心理。
此时新民社大权逐渐旁落于王伍恐、汪优幼之手，郑证秋无力支配，这为以后两社合并埋下了伏笔。
在新民社和民鸣社合并后，郑证秋心中不甘，带着人马回武汉仍以新民社的名义继续演出了近一年的时间，新民社才彻底结束。
之后郑证秋回到民鸣社，直到1917年民鸣社停演。
随着新剧的萧条衰落，张时川继续寻找赚钱的机会，郑证秋则开办新民图书馆，发行《药风月刊》和《解放画报》来支持新文化活动。
他们两个无论是性格还是追求都不相同，却在一起合作多年，其中的恩恩怨怨难以说清。
林子轩找郑证秋是邀请他拍电影的。
郑证秋不仅是个杰出的编剧，还有导演的天赋，他在话剧舞台上磨练多年，技艺纯熟。
面对林子轩，郑证秋很好奇，他已经多年没有接触过电影拍摄了。
如果林子轩找他写电影剧本，他不意外，可林子轩找他拍摄电影，甚至是经营电影公司，他就有些不解了。
他知道自己的性格，说好听点叫做执着，说难听点就是倔。
他拍戏或者演话剧，总希望能有意义，也就是说有艺术性，而不是单纯的滑稽逗趣，他希望在艺术和商业上找到平衡点。
因为这个原因，他对于自己去经营电影公司并不看好。
如果林子轩找他拍摄滑稽戏，他会毫不犹豫的拒绝。
“不知道林先生想拍摄什么种类的电影？”郑证秋询问道。
林子轩拿出一份稿子，递给了郑证秋，郑证秋看到封面上的字迹。
《津门大侠霍元甲》。
他神情为之一震，霍元甲的事迹他自然知道，这是上海著名的武术名家。
他翻开稿子，第一页上写着《万里长城永不倒》。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臣虏自认。因为畏缩与忍让，人家骄气日盛。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里是全国皆兵。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命。”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岂让国土再遭践踏，个个负起使命。”
看到此处，郑证秋猛然起身，只觉得心中一股血气上涌，将要喷薄而出。
第三十六章 明星电影公司
林子轩在来之前就打听过郑证秋的为人和过往经历。
他知道此人支持新文化，虽然喜好京剧，却又不排斥外国文学，还排演过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一位追求思想进步的爱国人士。
和张时川不同，对这样的人不能用利益来打动，只能投其所好。
所以，他准备了《津门大侠霍元甲》这个故事，并且写了《万里长城永不倒》这个歌词。
看着郑证秋激动的模样，林子轩知道应该没有问题了。
当然，他不是为了忽悠郑证秋，而是确实想要拍一部关于霍元甲的电影。
首先这是一部动作片，会很有市场，至少不会赔本。
而且霍元甲在全国很有影响力，连孙仲山都称赞过他，他所创建的精武体操会日益壮大，影响深远。
拍摄霍元甲，也是宣扬尚武精神，弘扬民族自尊，是完全正能量的电影。
林子轩给郑证秋的不是完整的剧本，只是有关霍元甲的一些故事。
霍元甲幼年体弱，无法练武，却自己偷学武功，然后四处寻访名师，交流技艺，后来在天津和俄国大力士比武，轰动津门。
在上海和英国大力士约战，和日本武馆的切磋，创建精武体操会，最终死亡的猜测等等。
这些故事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很有传奇色彩的电影。
不过在拍摄之前，还要经过霍元甲的家人和精武体育会的人同意，特别是剧本方面。
这是对爱国武术家的尊重。
精武体育会是个庞大的组织，而且后台强硬，你要是敢不经过他们允许拍摄霍元甲的电影，他们分分钟教会你怎么做人。
1910年7月7日中国精武体操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闸北旱桥以西王家宅。
霍元甲亲自授拳，还有其徒刘震声及后来的赵汉杰、陈其美、农劲荪也常来指导。
第一批学员73名，采用武术传统的教授方法，以师带徒，传授拳术。
在霍元甲去世后，为了继承霍元甲的遗愿，一批中坚学员陈公哲、卢炜昌、姚蟾伯等共商重振精武大计。
1911年3月3日精武体操会迁入万国商团中国义勇队旧址，设有两个练习室、图书馆及宿舍，还有摄影室，称为第二会所。
此后，陈公哲慷慨献出提篮桥培开尔路73号宅地2亩，众人集资动工建造了新会舍。
1916年4月6日迁入新会舍，并更名为“上海精武体育会”。
从1910年到1920年，十年中该会会员发展至1100余人，并在全国各地建立分会。
1920年7月3日，应国外华侨人士的邀请，上海精武会派了五名骨干成员去香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宣传精武体育会的武术事业并协助建会。
在精武历史上被称为“五使下南洋”。
在最高峰时，国内外分会达42个，会员逾40万人。
像这样一个组织林子轩绝不敢轻易得罪。
更何况在1919年，精武体育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孙仲山亲笔题赠“尚武精神”匾额，并担任该会的名誉会长，还为该会特刊《精武本纪》撰写了序文。
其实，精武体育会和上海商界的关系颇深，很多商人都会赞助精武体育会。
精武体育会的学员成分复杂，他们不能光是学武，还要讨生活，给富商当保镖是一条好出路，一些爱国商人身边都有精武体育会的学员。
林家和精武体育会也有关系，这让林子轩有把握说服精武体育会的主事人。
他要拍的是动作片，不是文艺片，不会涉及到霍元甲的私生活，也不会去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需要的是励志和热血，影片不会有什么主角的阴暗面，只会宣扬民族精神。
按照后世的说法，就是“伟光正”的男主角。
在这个时代，就需要这样的民族英雄，而不需要去找英雄身上的缺点。
想必这样的剧本精武体育会没有拒绝的理由，而且扮演霍元甲的演员最好是真功夫出演，这样还能通过电影传播迷踪拳。
这就需要精武体育会的配合，从中挑选演员，如果由霍元甲的后代出演就更好了。
此时，霍元甲的次子霍东阁主持精武体育会，在1920年受邀到广东精武分会任教，时年二十五岁。
在郑证秋看完稿子后，林子轩和他说起自己的想法，让郑证秋激动不已。
如果真的能由霍东阁来扮演霍元甲，这部电影会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能够参与到这部电影的拍摄，他与有荣焉。
林子轩知道事情成了，他郑重邀请郑证秋加盟他的电影公司，一起为中国电影开创出一个新的时代。
郑证秋欣然应允。
到目前为止，林子轩的电影公司还是个空壳，不过郑证秋有这方面的人脉关系，加上他的资金支持，可谓珠联璧合。
郑证秋向林子轩推荐了周剑允，这人具有经商才能，对经营公司很有一套。
林子轩让周剑允为电影公司的经理，负责公司的经营，郑证秋为艺术总监，负责公司电影的摄制工作，而且还要成立艺人部门，准备签约演员。
不过在郑证秋的建议下，准备成立一所演艺学校，自己培养演员。
林子轩要创立的不是但杜予那样的家族式小公司，而是一间专业的电影公司。
只有这样的公司才能在以后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否则只能沦落到破产或者被其他公司吞并的命运。
三人在一间狭小的编辑室内热切的讨论着，一间电影公司的雏形就这样形成了。
林子轩出资两万元，占有公司百分之九十的份额，郑证秋和周剑允各占百分之五，这算是以技术和才能入股。
其中五千元用来购置拍摄设备，五千元用来建立演艺学校，五千元用来租房子，招聘其他工作人员，公司的日常运营开支，剩下的五千元则用来拍摄公司的第一部电影。
他们商议后决定，公司的名字叫做上海明星电影公司，他们就是明星公司的三巨头。
第三十七章 诗坛风波
1921年8月28日，郭沫偌的诗集《女神》横空出世，共收录56首新诗。
这是创造社的第一次亮相，这套《创造社丛书》还包括后来出版的郁达浮的小说集《沉沦》和郭沫偌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女神》以自由奔放的浪漫主义情怀迅速获得进步青年的喜爱，在新诗诗坛引起震动。
它创造了一种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
《女神》的时代精神，首先表现为强烈地要求冲破封建藩篱，彻底地破坏和扫荡旧世界的反抗精神。
这种情绪与“五四”思想解放的大潮流相一致，获得很多新文学支持者的赞誉和推崇。
《女神》的大获成功，不可避免的和林子轩的诗作相比较。
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无论在北平还是上海，只要是讨论新诗，讨论《女神》的，都会对郭沫偌和林子轩的诗作进行分析和比较。
有支持林子轩的，认为林子轩的诗作风格多样，文艺性更强。
也有支持郭沫偌的，觉得这才是新时代需要的声音，我们不需要什么爱情，我们需要战斗的号角。
较为中立的则认为两人都是新诗的开创者，各具特色。
还有人从两人受到的教育背景来分析，林子轩留学美国，郭沫偌留学日本，从而得出两人诗作风格迥异的原因。
林子轩自然也看到了评论文章，他心态平和，没什么反应。
然而树欲静而风止，其他人则不会这么想了。
正当林子轩忙于创建电影公司的时候，他的妹妹林晓玲气呼呼找他，还带来了一份报纸。
这是一份《时事新报》的副刊。
《时事新报》是1911年5月18日由著名出版家张远济、高梦单等筹组创办，由《时事报》和《舆论日报》两个小报合并而成。
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宣传立宪政治，辛亥革命后，成为进步党的报纸。
1918年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增辟《学灯》副刊。
《学灯》初期主要内容为评论学校教育和青年修养，主旨是促进教育，灌输文化。
和北平《晨报》的《晨报副镌》、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北平《京报》的《京报副刊》一起被称为新文化中著名的“四大副刊”。
是“五四”时期新文艺创作的重要阵地之一。
林晓玲如此气愤，是因为《学灯》上刊载了郭沫偌的文章，针对了她哥哥的诗作。
自从知道哥哥写了新诗之后，林晓玲就成了哥哥的崇拜者，维护哥哥的尊严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她特别关注这次新诗的争论。
看到赞扬哥哥的就高兴，看到贬低哥哥的就痛骂，还把那些贬低林子轩的人找个小本子记下来，到林子轩面前打小报告。
林子轩对此很是无语，又不好打击妹妹的一腔热情，只好听之任之。
他拿起《学灯》，看到了郭沫偌的文章。
浏览完了之后，大致知道了郭沫偌的意思，此人主要写了三点。
其一，郭沫偌解释了《女神》的诗作是他近几年陆续写成的，这次一起结集出版。
他提到了胡拾的《尝试集》和林子轩的诗作的写作时间，胡拾的《尝试集》是1920年出版的，而林子轩的诗作是1921写成的。
他的新诗则是1919年就开始创作了，只是一直很少发表而已。
胡拾的《尝试集》只能说开了用白话文写新诗的先河，在文学性上真没什么好说的。
比如其中一首叫做《蝴蝶》的诗作。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个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不过谁让人家开创了先河呢。
而且，据说胡拾从1916年就开始创作《尝试集》了。
郭沫偌的意思很明显，我的诗作创作即便没有胡拾的早，也要比林子轩的早，我就算不是新诗的开创者，也是新诗的奠基人。
这是针对有人说林子轩是新诗的奠基人，郭沫偌只是追随者的反驳。
其二，他认为林子轩的诗歌太过小资情调，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狂风暴雨，而不是斜风细雨。
林子轩的诗作没有变革的力量，迟早会被世界所遗弃。
他直接忽视了林子轩的《一代人》，《一代人》虽然只有两句话，却发人深省。
其三，林子轩的诗歌在形式上仍然被旧体诗所束缚，不够自由，没有彻底解放。
郭沫偌所说的彻底解放是指他的自由诗体，不需要节奏，不需要押韵，只需要感情的喷发，大声吼出来，发泄出来，这就是他推崇的自由。
从某方面来讲，这样的诗歌的确具有鼓动人心的力量。
可这种自由自在缺乏应有的约束，自由成章，语风散漫，总显得平铺直叙，一览无余。
这种过分直露和明快的毛病不仅使诗作本身缺乏应有的意境和充沛深刻的感情，也从整体的构成上丧失了诗歌的美感。
所以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郭沫偌的自由诗体。
林子轩对郭沫偌的这篇文章毫不意外，郭沫偌此人好名，喜欢争这些东西。
1920年10月10日，《学灯》副刊出版“双十节增刊”。
依次发表周作仁译波兰作家的《世界的霉》、鲁讯的小说《头发的故事》、郭沫偌的历史剧《棠棣之花》、郑震铎翻译的《神人》。
《棠棣之花》排在了周作仁和鲁讯之后，郭沫偌大为光火。
于是，他写信给《学灯》的主编李时岑，表示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不能把后者放在前者之上。
这表面上是为创作争地位，其实是为自己在文坛上争地位。
对于新诗奠基人这个称号，如果他要是不争的话那才奇怪。
林晓玲看到哥哥无动于衷的样子，心中郁闷，她缠着哥哥，要林子轩发出反击，让那个郭沫偌哑口无言。
林子轩对此无所谓，他脑子里还有不少诗作，为了让妹妹高兴，就来一次小爆发吧。
第三十八章 一花独放不是春
既然要打脸，就要打的彻底。
林子轩又看了看郭沫偌的文章。
郭沫偌认为林子轩的诗作偏向于爱情诗或者象征性太浓，没有反抗精神，不具有进步意义，不符合时代潮流。
反抗是吧？
林子轩想了想，找到了一首《死水》，这种诗作不适合寄给冯程程，他就没有写出来。
《死水》是闻易多在1925年创作的。
当时他怀着一腔强烈爱国之情和殷切的期望回国，然而，回国后呈现在他面前的祖国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景象。
军阀混战、帝国主义横行，以至于作者的感情由失望、痛苦转至极度的愤怒。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诗作通过对“死水”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谱写，揭露和讽刺了**不堪的旧社会。
表达了作者对丑恶现实的绝望、愤慨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
诗人那些冷嘲热讽的文字充满了疾恶如仇的破坏欲，有一股摧枯拉朽，扫荡旧世界的如火激情。
而在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后面实际上是一种热切的呼唤，呼唤一种光明美好的新生活，呼唤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充满希望正义的新世界！
这是一首充满着对黑暗社会的诅咒与彻底不妥协的战歌。
想必这首《死水》的反抗精神够强烈了吧。
想起《死水》，林子轩又想到了闻易多的《七子之歌》。
《七子之歌》共分七首，分别是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
在这个年代，这七个地方都被各国列强霸占。
作者用拟人化的写法期盼着国家能够收复失地，重整山河，在字里行间充满了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
林子轩只看过其中写澳门的那一首，因为其在后世被谱成了曲子，传唱开来。
于是，他在稿纸上写下了《澳门之歌》。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的真姓？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那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啊母亲！我要回来，母亲，母亲！
林晓玲看着哥哥不一会就写了两首诗作，心中震惊不已。
第一首《死水》她看的不是很懂，只觉得透着深深的绝望，她不喜欢，而第二首就不同了，让她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林子轩并没有停下来，他又想到了一首《有的人》。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这是臧客家在1949年为了纪念鲁讯而写的诗作，赞颂了鲁讯不屈的战斗精神。
林子轩写了前四句，停顿了下来，下面的段落不太好写。
这和《死水》不同，《死水》用的是象征手法，怎么理解都可以，而《有的人》则太过直白，在这个时代写出来容易引起误解。
反正这四句提纲挈领，意思表达到了就行了，他没有继续写下去。
郭沫偌还说林子轩的诗作在形式上不够自由解放。
林子轩找了找，还别说，他看过的诗歌中真的没有像郭沫偌那样自由奔放的诗作，这种奔放流的自由诗体可能就是他独一份了。
不过带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倒还有几首，其中余光仲的《寻李白》无疑是经典之作。
《寻李白》的外部结构自由而严谨，造句、建节与成篇都比较自由舒展，正是自由诗体，而且想象力奇特，天马行空，超逸绝然，意境宏浑壮美，有太白遗风。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这无疑是全诗最光彩照人的笔墨，和郭沫偌的女神体有的一拼。
写完这四首诗，林子轩又写了一篇新诗评论，叫做《一花独放不是春》。
在新诗创作中，单一形式和风格不能算是新诗的繁荣，只有不同风格的新诗共同发展才算是新诗的兴盛。
不要用自己的创作风格来评判其他人的新诗创作，那不叫诗人，而是诗霸。
我们的诗坛不需要诗霸，只要自由的发展就好了。
林子轩给郭沫偌套上了一个“诗霸”的头衔，估计够他受的。
林晓玲此时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她知道哥哥有才华，又写诗，又创作歌曲，还拍摄电影，可以前没有亲眼见过。
现在看到哥哥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写了四首诗，一篇评论，感觉不太真实。
写诗真的那么容易么，怎么像是喝白开水一样。
林晓玲摇了摇头，算了，不考虑这么深刻的问题了，还是赶紧把哥哥的稿子寄出去，给郭沫偌狠狠的一击。
林子轩的诗作和评论被寄到了《学灯》编辑部，这是林子轩第一次对新诗之争做出回应。
《学灯》此时的主编是郑震铎，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
这牵扯到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矛盾，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去年《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中，郭沫偌不满周作仁和鲁讯排在他的前面而写信给当时《学灯》的主编李时岑抱怨。
这本来是私下的信件来往，不过被李时岑刊登到他主编的《民铎》杂志上，弄的众人皆知，引起了鲁讯和周作仁的不满。
鲁讯在1921年8月29日写给周作仁的信中表示“又云郭沫偌在上海编《创造》，我近来大看不起沫偌田汗之流。又云东京留学生中，亦有喝加菲而自称颓废派者，可笑也。”
这或许就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矛盾的起源。
郑震铎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而林子轩的诗歌是周作仁推荐发表到北大《新潮》杂志上的，林子轩已经被归于文学研究会这一系的作家之列。
相对于郭沫偌，林子轩算是自己人。
看到林子轩对于郭沫偌的反击，特别是提到“诗霸”这个词，郑震铎不由得抚掌大笑。
第二日，林子轩的诗作和评论就刊登在了《学灯》上，还附有主编的推荐语。
自然是偏向林子轩这一边的。
由此关于新诗的争论进入了白热化的境地。
第三十九章 诗霸是怎么炼成的
1913年6月，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到四川招生，录取了6名考生。
在四川省官立高等学校读书的郭开贞（郭沫偌的原名）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要报考这所学校呢？
他当时只觉得这是一个离开四川的机会，家里人则觉得有了一个可靠的饭碗。
同年9月，郭沫偌等6名考生齐聚重庆，然后乘船沿长江东下。
这是郭沫偌第一次离开故乡。
当轮船行驶在三峡中的时候，郭沫偌充满激情地想着要乘风破浪了。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天津陆军军医学校环境不好，教学质量不高，没有一个外国老师，也没有有名气的中国教员，这让郭沫偌非常失望。
他原本对学医就没什么兴趣，便离开天津，来到北平，找他的大哥郭开闻。
他给同学的回信是“偏津之拓都，难容区区之么匿”。
不过，他大哥的情况不是很好，处在失业的状态，这让他不知所措。
幸好得到一个消息，当时日本有四所学校接受官费留学生，每年的3月和7月两次招考。
对于人生还没有方向的郭沫偌来说，这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就这样，1913年12月26日傍晚，郭沫偌离开北平，前往日本。
初到日本的那几年，由于在异国流浪生活中所遭受的民族歧视、国内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他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读书时因过于用功而患上的“极度的神经衰弱症”，使郭沫偌陷于消沉、苦闷之中。
他那时忽而想自杀，忽而想出家当和尚，精神濒于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了诗歌创作。
1920年3月30日，郭沫偌写给宗百华的信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
“我真背时，真倒霉！我近来很想奋飞，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没钱，我不自由，唉！”
宗百华当时是《学灯》副刊的主编，郭沫偌是文坛新人。
郭沫偌写新诗始于1919年下半年，因系新人，加之诗写得并不出色，故而诗作经常被国内的刊物退稿。
原本就自命不凡的他，难免因此愤愤不平。
后来得到宗白华赏识，才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发表园地。
当宗百华离开《学灯》后，《学灯》的主编换成了李时岑，李时岑和郭沫偌没有特殊的关系，对他的作品自然不会给予特殊对待。
“李君对我每每加以冷遇。”郭沫偌如此说道。
这里的李君便是李时岑。
从1921年4月份开始，郭沫偌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休学半年，往返于日本和上海之间，和上海泰东图书局接洽承印文学刊物事宜。
因为种种原因，双方商定先出丛书。
将郭沫偌、郁达浮等在《学灯》上发表过的作品和未及发表的作品，编为诗集《女神》、小说集《沉沦》等，定名为《创造社丛书》，交泰东图书局出版。
《创造社丛书》第一种就是《女神》。
这是创造社的第一炮，一定要打响，郭沫偌对自己的诗集很有信心。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女神》横空出世，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一些诗坛前辈也对其赞誉有加，这让郭沫偌信心大涨。
然而，他发现在众多评论中，总是把他和一个叫做林子轩的诗人进行比较。
甚至有人认为林子轩是新诗的奠基人。
他大部分时间在日本，对于国内文坛的现状了解不多，而林子轩也是刚刚才声名鹊起。
郭沫偌把林子轩的诗作找来看了看，心中大为不服。
林子轩至今为止只发表了十六首新诗，大多是爱情诗和哲理诗，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赞誉，想必是鲁讯和周作仁在背后力捧。
这让他更为恼火，他早已不是文坛新人，不过和周氏兄弟在文坛的地位相比还大有不如。
郭沫偌自然不愿意忍气吞声，在这场新诗的较量中处于下风。
这可是创造社的第一场战斗。
在新诗的领域，目前有三个人被屡屡提及，胡拾、林子轩和他郭沫偌。
胡拾在文坛的资历比较老，不好对付，《尝试集》的确开启了新诗的先河，这个争不过。
可林子轩也只是刚刚冒出头的新人，不过是攀上了周氏兄弟才一举成名，论资历，还不如他郭沫偌。
于是，本着教训新人的目的，郭沫偌在《学灯》上发表了《对新诗的几点看法》。
也就是林子轩看到的那篇文章，文章以诗坛前辈的身份对林子轩进行了指点和劝说，让林子轩不要走错路。
两日后，林子轩的反击来了。
不仅在《学灯》刊登了四首新诗，还写了评论，劝解郭沫偌管好自己，不要当“诗霸”。
郭沫偌气愤不已。
他看了林子轩写的四首诗，《死水》和《寻李白》完全是针对他的批评而写。
《死水》看似一潭死水，却暗含着惊天动地的怒吼，而《寻李白》的大气磅礴更是让人动容，更难得的是，林子轩的诗歌更为注重美感。
至于《澳门之歌》和《有的人》虽然也算佳作，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林子轩的反击给新诗的争论浇了一桶油，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些文化名人站了出来。
鲁讯和周作仁纷纷发表文章，支持林子轩。
鲁讯对《死水》尤为看重，他喜欢那种蕴含在死水背后的力量，而周作仁更喜欢《寻李白》，由此可以看出，两兄弟在文学上不同的追求。
一直忙于“整理国故”的胡拾也发表文章，支持林子轩。
认为林子轩提出新诗应该百花齐放的观点很正确，写新诗各种风格都可以尝试，不能有局限，也不能听某个人的指挥。
胡拾之所以出言支持林子轩，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
在1915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和林子轩是校友。
在民国时期的文坛，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抵分为从欧美留学回来的文人和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文人。
其中有不少都是校友，这又分成很多小团体。
比如林子轩和胡拾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那么就会有亲近感，一般情况下不会去得罪对方，还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相互帮助。
连新诗的开创者都发话了，郭沫偌陷入了被动之中。
第四十章 文坛论战的兴起
在这场有关新诗的论战中，郭沫偌以失败而告终。
这其实是文坛新旧两种力量的第一次交锋。
当然，这个“旧”指的不是像鸳鸯蝴蝶派一样的老派文人，而是同样提倡新文学的两种力量，或者说是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
在北平，胡拾和鲁讯都是新文化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他们是精神领袖。
在胡拾身边聚拢着一批有欧美留学背景的文人，比如陈锡滢和徐至摩，他们后来创办了《现代评论》。
而鲁讯身边的人则大多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或者是他的学生，这就是文学研究会的班底，包括后来的语丝派。
不过此时新文学刚刚开始，众人想的是如何把新文学发展起来，没有那么多的矛盾。
两个圈子的人物交互往来，颇为和睦。
随着新文学打下了根基，站稳了脚跟，由于教育背景和政治主张的不同，矛盾开始激化，这是二三十年代文坛论战兴起的主要原因。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打江山的时候大家齐心协力，一旦打下了江山，就开始争权夺利了。
就在双方矛盾将要激化还没有激化的时候，突然从日本冒出来一个创造社，想要在新文学的领地分一杯羹，且大有挑战前辈的架势，太过于嚣张。
这如何能忍？
只是郭沫偌针对的是林子轩，如果林子轩自己都不出头，那其他人也师出无名。
好在林子轩没有让人失望，果断进行了反击。
如此一来，他们就能给这个新兴的创造社一个教训，分分钟告诉他们怎么做人。
不说周氏兄弟和郭沫偌本来就有矛盾，也不说胡拾和林子轩是校友，只说此时文坛的大环境，郭沫偌的做法就得罪了北平的文坛。
这也是后来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死磕的原因之一。
林子轩不像郭沫偌，背后有创造社，背着一个靶子。
他没有派别，既和胡拾是校友，又得到了周氏兄弟的力挺，支持他的人自然不少，关键是他自身有才学，写出来的诗作质量上乘。
如果他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不会有人出言支持了。
这场论战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虽然创造社成员，如成仿伍、张资评等人力挺郭沫偌，可惜被淹没在批评的大潮中。
最终，郭沫偌黯然返回日本，这场论战才渐渐平息。
通过这场论战，林子轩做实了新诗奠基人的称号，文坛也算有他这号人物了。
上海私立复旦大学甚至邀请他到学校演讲，任客座教授。
这是民国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大学会邀请一些社会名人，或者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人才到大学讲课。
客座教授不占用学校教师的名额，也不用按时上课，按照上课的次数付费。
一般来说，一节课大约五块到三十块不等，要看受邀请者的名望而定。
林子轩答应了邀请，却没有时间去讲课。
他其实并不怕讲课，就算不讲新诗，也可以讲讲《三国演义》，或者是《红楼梦》。
他在后世喜欢看《百家讲坛》，对易仲天的《品三国》和刘新武的《揭秘红楼梦》很有兴趣，每期必看。
等到有时间的时候他可以用来冒充文化大师，当然前提是他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两本名著，否则很容易露馅。
林子轩正在忙着创办电影公司，首先是购买拍摄器材。
在这个年代，电影拍摄器材被垄断在外国人手里，他又不可能派人到国外购买，只能让上海的洋行进行代购。
洋行是指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代理商行。
在18世纪60年代兴起散商贸易，随之产生外商代理行号。
1840年以后，外商在中国的洋行日益发展，是外国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
在1911年之前的16年当中，包括棉纺、采掘、冶炼、食品、造船等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资企业共计120家，资本额近1亿元。
有的企业资本在百万元以上，某些企业资本甚至超过千万元，数额之大，表明了洋行企业在中国各个地区或行业中的垄断地位。
1911年之后，洋行在中国的扩张并没有中止，反而日益壮大。
林子轩发现想要购买电影拍摄器材，只能选择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
原本他在法租界小有能量，找法国人买拍摄器材最合适不过，可在法租界出售电影拍摄器材的正是上海百代公司，在公共租界还有一家英国留声机公司也出售拍摄器材。
不过英国人的设备质量比不过法国人，毕竟电影就是法国人发明出来的。
可他和百代公司正处在僵持状态，估计百代公司会狠狠的宰他一笔。
他也可以用冯敬尧的冯氏商行的名义代买，只是以后拍摄用的胶片等等，都需要购买，这是一个长期合作的过程。
他能瞒得了一时，却不能一直瞒下去，总会被百代公司知道的。
在商言商，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或许和解是个不错的主意。
林子轩打听过，百代公司在被他拒绝后，仍旧推出了流行歌曲的新唱片。
这个世上从来不缺少聪明人，他们模仿林子轩歌曲的曲调，稍加改变，然后找了一位戏曲界的名伶演唱。
从作词作曲到演唱，透着一股浓浓的模仿味道。
可模仿是那么容易的么？
林子轩选择的都是经典歌曲，稍微改动就会破坏乐曲的美感，加上乱编的歌词，和名伶戏曲化的唱腔，简直惨不忍睹。
那位名伶不知道唱戏和唱流行歌曲的区别，还是用唱戏的腔调来唱流行歌曲，给人不中不洋，不伦不类的感觉。
完全是东施效颦。
百代公司推出的这场唱片刚开始销量不错，可随之而来的是极差的口碑，勉强收回了成本，但公司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看着黎锦挥带着孟晓冬在全国巡回演出，大赚特赚。
百代公司的经理张常福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为了挽回公司的声誉，也为了公司的利益，他要联系林子轩，打造全新的唱片。
至于条件，可以继续谈。
第四十一章 鸡犬之争，渔翁得利
百代公司的经理张常福是宁波人，他虽然对于唱片录音、制片等技术问题是外行，但是他具有经营管理的眼光、能力，以及成熟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买办”这个词语，这是外商进入中国后催生而来的。
买办是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
由于需要熟悉英语和对外贸易，最早的买办是广东的掮客转变而来。
随着中国的口岸开放增多，租界变广，经济业务扩大，买办紧缩，以前以合同形式与洋行形成临时雇佣的掮客逐渐成为固定的代理人，即买办。
买办不仅是洋行的总管，账房和银库管理员，还是大班的机要秘书。
外商进入新开口岸，寻找一个当地有实力的买办是首要任务，他们大半雇佣广州原有的买办或由他们荐引的故旧亲友。
随着外商势力的扩张，宁波、湖州等地先后出现大批当地买办。
至19世纪60年代，通事、买办已成为士农工商之外的另一行业。
以经手洋行生意为主要职责的买办，薪俸只是表明其洋行雇员身分的标志，而佣金则成为其重要收入。
张常福就是一个标准的买办。
他头脑精明，善于抓住机会，在上海百代公司的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初正是他带着灌录设备和技师前往北平，灌录了大批京剧名家的唱片，才使得百代公司一举成名。
在灌录林子轩的唱片时，他同样持积极态度，因为他意识到流行歌曲是唱片行业的生机。
然而，林子轩得寸进尺，要求分成，这严重损害了张常福的利益。
在张常福的收入中，薪水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他的收入主要依靠收取佣金，而且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独立商人。
不少上海的唱片经销商背后都有他的资金，有些甚至是他亲戚开设的。
林子轩要求分成，对于法国人影响不大，只要把这笔钱转嫁到唱片价格上即可，损害的是张常福的利益。
所以，他拒绝了林子轩。
不过现在形势不妙，新唱片失败，法国人很不满意，他需要林子轩来扭转不利局面。
特别是他听说林子轩在和谋德利洋行接触的时候，就更为焦急了。
谋得利洋行是上海百代公司的最大竞争对手。
1897年，位于南京路上的英商谋得利洋行最先将蜡筒留声机和圆柱形蜡筒唱片引进上海，由于谋得利洋行的最先引进之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唱片被统称为“谋得利唱片”。
1903年3月中旬，英国留声机公司的录音技师弗雷德盖斯堡来到上海，在谋得利洋行买办徐潜麟的操持下，盖斯堡于19日进行了中国本土的首次唱片录音。
这批唱片被送往英国留声机公司位于德国汉诺威的工厂内加工成片，批量生产，然后于当年6月运抵上海，由谋得利洋行代理销售。
此后，谋得利洋行于数年内垄断了中国的唱片销售市场。
这种状况直至1908年柏德洋行（即日后的上海百代公司）成立后才逐步得以改观。
如今，在上海，谋得利洋行和上海百代公司竞争激烈。
谋得利洋行代理英国留声机公司的产品，也叫做胜利唱片，它的唱片封面上是一只正在听留声机的小狗。
东方百代公司代理法国百代唱机公司的产品，叫做百代唱片，它的唱片封面上是一只报晓的雄鸡。
所以，报纸上戏称两家公司的竞争是“鸡犬之争”。
作为竞争对手，张常福自然关注谋得利洋行的一举一动，甚至在其内部安插了眼线。
于是，他知道了林子轩和谋得利洋行即将合作的消息。
这对他来说是个糟糕的消息。
他当初之所以拒绝林子轩，是知道其他唱片公司恐怕都不会接受林子轩的分成要求。
对于他们这些买办而言，绝不会做出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
但事实证明，谋得利洋行可能让步了。
这些年，百代公司发展迅速，在唱片的质量和销量上都稳压谋得利洋行。
因为技术原因，谋得利洋行的唱片质量不高，但胜在价格便宜，和百代公司有一拼之力。
谋得利洋行拉拢林子轩恐怕是想在唱片内容上有所突破，从而获得发展。
想到此处，张常福坐不住了。
他要把林子轩拉拢过来，绝不能给谋得利洋行翻身的机会，否则百代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张常福在上海有深厚的人脉关系，特别是在法租界。
他知道林子轩和冯敬尧的关系，而冯敬尧和法国人关系密切，他通过法国人的关系给林子轩传达了合作的信息。
之所以弄的这么复杂，是因为他要用法国人来压一压林子轩，让林子轩有所收敛。
这样在谈判的时候就不会太过被动。
和上海的公共租界不同，在法租界，是由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支配。
而公共租界则是当地外国侨民的地方自治体，并不直接受任何外国领事，甚至是英国领事的支配和管理，是一个高度自治的自治体。
所以，在法租界，法国人的权利很大。
张常福的意思很明显，我老板是法国人，你就算不给我面子，也要给法国人面子。
这是借势！
买办依靠外商生存，借助外商的势力已经成为他们的本能。
林子轩对这种依靠外国人打压中国人的方式很不喜欢，不过并不妨碍双方的商业合作。
谁让在这个年代中国本土的唱片公司还没有发展起来呢。
林子轩没想过和谋得利洋行合作，谋得利洋行的唱片质量差不说，名声还不好。
他们曾经为了追求利润，大批量的假冒戏曲名家的唱片，随便找个人唱，就说是名家出品，因此骗了不少人。
和谋得利洋行的合作本来就是他释放的烟雾弹。
他的确和谋得利洋行的经理谈过发行唱片的事宜，也提到过分成的问题，谋得利洋行的经理犹豫不定。
林子轩借助百代公司和谋得利洋行的竞争，给张常福施加压力。
效果很不错，他和百代公司再次坐到了谈判桌前面。
第四十二章 符合时代的节拍
在双方都有合作意向的情况下，谈判进行的很顺利。
林子轩为孟晓冬争取到了500块灌录一张唱片的身价，这种身价只相当于一般京剧名角的价格，但对于歌星来说算是顶尖了。
而且当唱片销量过万时，林子轩会获得每张唱片一角钱的提成。
如果唱片销量过三万张，在提成的基础上要按比例分红。
销量过五万张的话……
对此，张常福只是呵呵一笑，他对唱片市场的了解颇深。
在这个年代，一般的唱片销量能破万就不错了。
就算是《夜上海》那张唱片销量最终破了两万，也是因为那是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质量上乘，受人追捧所致。
以后的流行歌曲唱片怕是没有这么高的销量了。
至于五万张，他只能呵呵了，除非林子轩制作出比《夜上海》更为经典的歌曲。
然而，张常福没有估计到今后唱片业的飞速发展。
随着留声机的普及，几年后唱片销量过三万张并不是难事，如果没有小唱片公司仿制的话，就算是过五万张也有可能。
何况林子轩对他的歌曲很有信心，为了奠定孟晓冬超一流歌星的地位，他又精心挑选了四首歌曲。
为了捧歌星，他也算是蛮拼了。
林子轩分析了第一张唱片的得失。
其中《夜上海》和《夜来香》最受欢迎，《茉莉花》次之，《甜蜜蜜》排在最后。
这恐怕和这个时代音乐的水平和听众的接受能力有关。
在这个时代，听众习惯了听戏曲，而戏曲的节奏较慢，所以你不能一上来就来快节奏的音乐，如果有人在民国时期玩摇滚，那会被当成神经病。
这是时代的局限性，想要改变只能循序渐进。
而且歌曲一定要符合时代特色，这样才能被快速接受，《夜上海》就是最好的例子。
林子轩让妹妹林晓玲对这四首歌曲做出评价，并询问为什么不喜欢《甜蜜蜜》。
“我不是不喜欢，只是觉得曲子有点怪。”林晓玲不置可否的说道。
这个“怪”就很能说明问题，林晓玲不懂音乐，却还是觉得曲子怪异，这表明这首曲子和这个时代是不合拍的。
这就是普通听众的判断标准，也是林子轩选歌的标准。
他这次拿出来的四首歌，分别是《何日君再来》、《明月千里寄相思》、《玫瑰玫瑰我爱你》和《月亮代表我的心》。
《何日君再来》是由周旋演唱的，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是这个时代的风格，绝对经典。
《明月千里寄相思》是由吴莺茵演唱的，此人是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歌星。
刚开始词作者找她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她还曾以“曲调不美”而拒绝，结果后来一唱而红，成为经典名曲，被后世很多歌手翻唱。
《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歌的演唱者是姚丽，歌曲旋律轻松明快，奔放昂扬，将城市情怀和民族音调巧妙地汇成一体。
在1951年，这首歌被美国歌手弗兰基莱恩翻唱，曾高居全美音乐流行排行榜的前三名，在国外传唱至今。
《月亮代表我的心》是1972年陈芬蓝演唱的歌曲，后来被邓莉君翻唱，红遍华人世界。
林子轩想尝试一下，看看这首歌能不能被这个时代的听众所接受。
他不能光顾及歌曲是不是和这个时代合拍，也要逐步培养听众的兴趣。
在潜移默化之中，听众听啊听啊的就会习惯了。
毕竟他记得的老歌不多，以后再剽窃只能朝着八十年代看齐了，邓莉君的歌曲将是他剽窃的重点对象。
选择好了歌曲，只要等到孟晓冬巡演结束就可以灌录唱片了。
和百代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林子轩和张常福谈论起购买电影拍摄器材的话题来。
张常福对此很有兴趣，作为买办，只要货物经手卖出去，他就能提取佣金。
电影拍摄器材好谈，林子轩重点关注的是有声电影的消息，通过拍摄《上海假日》，他对无声电影厌倦透了。
张常福对技术上的事情不太懂，就找了一位法国技师前来。
法国技师对电影方面的消息了解颇深，他给林子轩讲起了有声电影的来历。
有声影片并不是一种新鲜事物。
刚开始，电影院在放映影片的时候让配音演员站在幕后说话，这种天真的方法采用了一段时间就被淘汰了。
后来，在电影放映时现场进行音乐伴奏，这个办法比较受欢迎，使用至今。
但这不是真正的有声电影。
其实，在1910年的时候，爱迪生就发明了有声电影，他发明了一台把留声机的声音和电影摄影机上的图像联系起来的电影机。
爱迪生的贡献在于他在同一时间里把声音和图像同时记录下来。
在拍摄时使用两种感光性能不同的底片，一种摄取画面，一种记录声迹。
经过一系列工艺处理，使声迹和画面合印在一条正片上，制成影片拷贝放映时，放映机附有还音装置，在映出画面的同时，能使声迹还原为声音。
不过这种发明仍旧存在缺陷。
首先，电影里发出来的声音在大剧院放映时带有浓重的鼻音。
其次，声音和画面的同步方法仍不完善，演员必须将他们嘴唇的动作同留声机唱片“重现”的声音设法配合起来。
最后，还牵扯到技术专利问题。
有声电影要使用留声机的发音技术，制造无线电器材的大电气公司于是成了有声电影机专利权的占有者。
电影公司要想拍摄有声影片就必须要交纳专利费用，在默片兴盛的年代没有电影公司愿意出这笔冤枉钱。
反正拍摄默片也能赚钱，何必冒着风险去拍摄有声电影呢。
这是有声电影发明这么多年还没有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在，没有人愿意去拍摄推广。
后来，有声电影几乎已被放弃了。
在1914年，上海维多利亚戏院放映了一次蜡盘发音的有声影片，因属实验性质，故而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
林子轩听罢欣喜不已，他让百代公司给他购买一套有声电影的拍摄机器。
既然外国电影厂不愿意拍摄有声电影，我愿意啊！
以后，第一部真正的有声电影就是中国制作了，还能在世界电影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至于专利费，在中国你和我谈专利费，你开玩笑的吧。
第四十四章 真相不忍直视
随着报纸上不断的讨论，《雷雨》这出话剧在上海形成了一股风潮。
这其中自然有话剧界人士的推波助澜，也有文艺界对《雷雨》的解析，还有民众对于这出话剧的好奇。
从普通观众的角度讲，《雷雨》这个故事还是很有卖点的。
首先这是发生在大家族的恩怨情仇，还牵扯到私生子的问题，而且同母异父的兄妹二人相恋了，同父异母的姐弟二人互有好感，后母和儿子之间发生了畸形的恋情……
怎一个乱字了得！
这种狗血的家庭伦理剧一向是观众的最爱。
如果不是剧中强烈的戏剧冲突和最后的悲剧收场，《雷雨》很可能会沦为三流剧作。
在一片叫好声中，上海新舞台彻底火了起来，场场爆满，还是无法满足观众的需求。
其他剧社看到有利可图，纷纷排演《雷雨》，争取趁着这股热潮分上一杯羹。
有些剧社根本不靠谱，无论是舞台布景还是演员的表演都糟糕透顶，就是要靠着《雷雨》的好名声来糊弄观众。
这就是上海话剧界的现状。
当初，欧阳予仟还征求过林子轩的意见，得到林子轩的授权，现在那些剧社根本不管不顾，一窝蜂的排演《雷雨》。
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就不要讲版权的问题。
林子轩清楚这种状况很难改变，也懒得理会，他带着郑证秋前往上海精武体育会。
这些日子，郑证秋按照林子轩的要求收集霍元甲的资料并编写电影剧本。
这个剧本完全展现了一个爱国武术家光明磊落的一生，没有提到霍元甲的感情生活，没有提到霍元甲不成熟的青年时代。
在这点上，郑证秋和林子轩不谋而合。
这样的影片才有教育意义。
虽然林子轩准备购买有声电影的拍摄器材，但这部《津门大侠霍元甲》还是拍成默片。
反正是功夫片，台词什么的完全不重要。
精武体育会的总会位于上海杨浦区提篮桥培开尔路73号，目前主事的有三人。
在霍元甲过世后，一批中坚学员陈公哲、卢炜昌、姚蟾伯等共商重振精武大计。
当时三人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又都毕业于高等学校，受到新文化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
他们都是精武体操会创建的筹备人，是霍元甲的第一批学生。
1921年的《精武内传》称：“吾会自创立至今，会中最得力之桢权数人耳。”
又称“坚毅如炜昌，勇猛如公哲，聚合如蟾伯，聚合于一炉，以铸就此宏大之事业。”
这三人能够成为精武体育会的中坚力量，还和他们的家世有关，三人都是商业世家出身。
陈公哲，在上海出生，祖籍广东中山茶园乡，父亲到上海经营“粤瑞祥”五金行。所以陈公哲在上海的广东会馆中颇有威望。
姚蟾伯，江苏吴县人，上海颜料业巨子。
卢炜昌，广东中山人，原为上海礼和洋行英文秘书，后任新瑞祥五金号经理。
三人被称为“精武三杰”。
其中，陈公哲为了精武体育会，曾两度捐出宅址、家产和房屋给精武会作为会址，不断的捐资散财，以致家道逐渐败落。
林子轩此来就是找陈公哲的。
据说，陈公哲精通摄影技术，拍摄了初期精武体育会书藉的照片，并与程子培拍摄了精武体育会的电影记录片五卷。
想要拍摄霍元甲的电影，陈公哲无疑是最好的说服人选。
至少他懂得这个行业。
陈公哲三十岁出头，正值壮年，他是复旦大学毕业，接受西方教育，并不古板。
在一番寒暄之后，林子轩表明来意，并递上剧本，特别申明电影上映后所得利润全部捐给精武体育会。
他的意思很明显，我拍这部电影只是为了宣扬霍师傅的侠义精神，不是为了赚钱。
一下子，就把自己放在了道德制高点上。
为了霍师傅我都这么做了，你们还不准许我拍摄么？
他不是不想赚钱，不过若是能因此得到精武体育会的好感，比赚钱更有意义，精武体育会在上海本地政商两界都有极大的影响力。
而且还能借助这部电影打响明星电影公司的招牌。
相比较而言，那点利益又算得了什么。
陈公哲不置可否，先看起了剧本。
他同样是商业世家出身，看得出林子轩的打算，却没有点破。
说起来，精武体育会一直都缺少资金，他们自己也可以拍摄霍元甲的电影，不过他们不愿意背负用霍元甲敛财的骂名，才没有去做，甚至提都不会提。
如果是外人来拍摄的话……
陈公哲匆匆浏览了剧本，都是称赞霍师傅侠义行为的事迹，没有一点抹黑。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还是要和其他人商量一下。
他认可了这个剧本，不过针对霍元甲的事迹提出了几点不实之处。
1901年，霍元甲在天津和俄国大力士比武的传闻是不实的。
当时可能有所谓的俄国大力士，但应该只是跑江湖卖艺的，两人也没有交手。
1909年，霍元甲在上海和英国大力士的比武，英国人认为搏击时只能用手，不能用脚，而霍元甲不同意，最终两人商定使用摔跤进行比赛。
两人约定在张园比武，时间到了，英国大力士没有来，比武取消。
至于和日本武馆的比武，其实只是切磋而已，并不是踢馆，霍元甲不小心打断了日本人的手臂。
还有最后霍元甲的死因，没有证据是日本人下的毒手。
精武体育会内部对此的意见也不统一。
1919年，精武体育会创办十周年，陈铁生编写的《精武本纪》中认为霍元甲是被日本医生用一种“慢性烂肺药”毒害的。
不过陈公哲对此的解释则不同。
“霍先生原患有咯血病，自寓所深居时，时发时愈。日人有卖仁丹药物者，时到旅邸，出药示霍，谓之可愈咯血而治肺病。霍先生信之，购服之后，病转加剧。”
也就是说，霍元甲原本就有病，无法判断到底是不是死在日本人手里。
林子轩和郑证秋对视了一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电影还怎么拍啊！
几次比武都没有打成，说好的功夫片呢，说好的热血和励志呢，真相不忍直视啊！
第四十五章 联手炒作
林子轩知道要是按照陈公哲的说法，这部电影恐怕就毁了。
你能想象霍元甲不去和外国人比武，扬我中华国威，反而不停说教的场景么？
为什么后世的《大侠霍元甲》和《精武门》这类影视剧能够受到观众的喜爱，就是因为他们想看霍元甲在擂台上战胜外国人，陈真在日本武馆痛打日本人。
这样看才够爽，才够刺激。
顺带一提，陈真这个人物虽然也是霍元甲的弟子，但只是很普通的一个人，曾经在霍元甲的讣告上出现过。
影视剧中的陈真是虚构的。
所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这个“高”，就高在能够虚构上。
可此刻霍元甲才过世十二年的时间，无论是他的儿子，还是他的弟子都还活着，如果虚构了霍元甲的生平事迹，他们想必不会答应。
但要是拍摄一个真实的霍元甲，连林子轩自己都不愿意看。
虽然可以依靠霍元甲的名气吸引到观众，不过却会沦为纪录片式的平庸之作，观众进戏院是为了看霍元甲打架的，你弄个纪录片糊弄谁啊。
如此一来，明星电影公司的招牌就坏掉了。
“公哲先生，咱们在拍摄的时候能不能稍微艺术化一些。”林子轩用商量的语气说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也要尊重事实嘛。”陈公哲淡定的说道。
林子轩明白事情麻烦了，看来这个剧本还要继续打磨下去，任重而道远。
“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拍摄，但我也指出了不妥之处，剩下的就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精武体育会不会承认霍师傅的这些事迹，还会抗议你们的所作所为。”陈公哲继续说道。
林子轩的眼睛一亮，他秒懂了陈公哲的意思。
不愧是商业世家出身，这手商业运作实在是妙不可言。
明星电影公司可以虚构霍元甲和英国大力士比武的情节，只是得不到精武体育会的认可，反而会惹起他们的抗议。
不过那是电影放映之后的事情了。
一旦电影放映，双方就开始打嘴仗，惹起社会争议，吸引了观众，赚取了票房。
最终，明星电影公司服软，向精武体育会道歉，达成和解，并把电影收入捐献给精武体育会作为赔偿。
这是一次相当完美的炒作。
不仅宣扬了精武体育会对霍师傅的忠诚，明星电影公司最后的道歉也会赢得社会的赞誉。
这才是真正的双赢！
接下来，陈公哲不再说话，而是端起了茶杯，这是要送客了。
林子轩和郑证秋离开了精武体育会，商量着电影拍摄的问题。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拍摄自己想要拍摄的电影，但坏处是得不得精武体育会的支持了，更别提邀请霍东阁出演霍元甲的事情了。
他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电影上映都不能和精武体育会联系了。
陈公哲提出这个办法，也是灵光一闪。
他了解电影，知道按照霍元甲的真实事迹来拍恐怕没什么意思。
这就是现实，一个人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平平常常的度过，只要有那么几个闪光点就能成为英雄。
他之所以提出这个办法，是因为他知道林子轩的家世，相信林子轩会明白他的意思，不怕林子轩会乱来。
一切都在可控的范围内，这是宣扬精武体育会的大好时机。
林子轩对《津门大侠霍元甲》尤为重视，这是明星电影公司的第一部电影，总要来个开门红，讨个好彩头。
寻找扮演霍元甲的人选成为当务之急，不过这是郑证秋的事情了。
以他在戏曲行业和话剧行业多年的从业经历来讲，找到合适的演员并不是难事。
林子轩忙着对手下的产业进行整合。
他在法租界贝当路上租了一栋四层小楼，把平禁亚的报馆、黎锦挥的歌舞团和郑证秋的电影公司整合到一起。
如此便于管理，也能资源互补。
这里距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不远，和霞飞路相邻。
霞飞路可是法租界有名的时尚之地。
这条长约四公里的商业大街，名店林立、名品荟萃，其中不少是俄侨老店，或是法租界同业之最。
他们以欧洲样式的商业布局，展示着几乎与欧美发达城市同步的高档生活消费品，尤以西餐、西点、西服和日用百货最具特色。
1920年以后，在公共租界经营的英美商人，纷纷选择在法新租界营建住宅，导致这里成为上海有名的高档住宅小区。
能在这里办公，对于公司形象和员工的凝聚力都有好处。
等到一切搬迁结束，时间也到了十月份。
1921年10月19日，明星电影公司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宣告公司成立，并宣布将斥巨资拍摄故事长片《津门大侠霍元甲》。
还成立上海明星演戏学校，面向社会招收男女演员，要求体貌端正，无不良嗜好。
林子轩任明星演戏学校的校长，郑证秋是教导主任。
相当巧合的是，在这一天，张时川也在《申报》上刊登了广告，他位于上海贵州路二号的大同日夜物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了。
此时，信交风潮刚刚发酵，物劵股票行业正处在最红火的时候。
一个月后，上海的证券市场将迎来一场金融风暴，重新洗牌。
在明星电影公司宣布拍摄《津门大侠霍元甲》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霍元甲毕竟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各家报纸纷纷开始回顾霍元甲的一生，上海民众对此也抱有极大的期待。
而精武体育会内部却有着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好事，能让更多人了解霍师傅，也有人担心电影歪曲了霍师傅的形象。
一时间，众说纷纭。
精武体育会的高层对这件事心知肚明，他们对下面人的要求不反对，不支持，任其发展。
对外则发布声明，他们希望明星电影公司能够恪守职业道德，还原一个真实的霍元甲，宣扬精武精神和民族精神。
这场暗中联手的炒作就这样开始了。
第四十六章 包罗《万象》
林子轩既然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就表示和上海影戏公司的合作将告一段落。
他和但杜予聊起过这种家族式小电影公司在经营上的风险，还邀请但杜予到他的公司来做导演，不过被但杜予拒绝了。
说到底，但杜予只是个电影爱好者，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他只想在满足自己爱好的同时照顾到自己的家人就可以了。
人各有志，不能强求。
林子轩理解但杜予的想法，大家好聚好散，以后或许还会有合作的机会。
此时《上海假日》已经拍摄完毕，正在进行后期制作，在十一月中旬就可以在戏院上映。
他投入了不少资金，自然不希望电影失败，还积极的联系法租界的戏院。
林子轩看过一些片段，肯定达不到后世《罗马假日》的水平。
由于资金和拍摄技术的原因，有些场景甚至可以说是粗制滥造，不过影片中殷明竹的表现非常抢眼，碾压了其他人，包括他这个男主角。
她一出场就能吸引观众的目光，能够带动观众的情绪。
真是一个天生的演员。
林子轩准备把殷明竹挖到自己的公司来，签订合约，不过遭到了殷明竹的拒绝。
殷明竹还会继续和但杜予合作拍摄下一部电影《海誓》，她毕竟是但杜予发掘的，当初也答应了拍摄《海誓》，不能出尔反尔。
她的家境殷实，不需要依靠拍电影赚钱生活，所以做事情全凭本心。
在拍摄完《海誓》后，她会考虑要不要加入林子轩的公司，当然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她感兴趣的剧本。
林子轩对这种玩票的富家女非常无语，不过也说明殷明竹讲情义，值得结交。
《津门大侠霍元甲》这部电影不需要女主角，那只能以后再合作了，他相信以殷明竹的条件，在有声电影里一定会大放异彩。
报馆搬到法租界后，平禁亚觉得自己大展宏图的时机来了。
这段时间，他用林子轩提供的资金收购了一家小型印刷厂，设立了编辑所和发行所，拉拢了一批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合作的办事处。
这种办事处是和当地的报馆合作，给予当地报馆一定的抽成，如此就能把万象书局的刊物发行到全国各地。
平禁亚不满足于只面向上海发行，他的目标是全中国。
目前，上海周边的城市都没有问题，南京、苏州、杭州等地都有熟人，容易打通关系，而北方的报业比较排外，只能派人过去商谈。
在刊物种类上，《通俗小说周报》只刊载小说，面对的受众太小了，他准备办一本综合性的杂志，命名为《万象》。
《万象》意为包罗万象。
可以是小说，也可以是杂文，或者时事评论，国内外名人生平轶事、世界各地风物、边民风俗、科普珍闻、史实钩沉、饮食盘飨、小工艺制造等等。
分为人物、社会、人生、生活、文明、家园、点滴、互动、艺术等各个栏目。
只要有趣味，有内涵，能吸引读者，就能在《万象》上刊登。
这其实是林子轩借鉴后世《读者》杂志的内容形式。
在后世，《读者》杂志被称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赢得了各个年龄段和不同阶层读者的喜爱与拥护。
它的发行量稳居中国期刊排名第一，亚洲期刊排名第一，世界综合性期刊排名第四。
林子轩不想办一本专业性很强的杂志，而是一本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通俗杂志。
在后世上学的时候，他看过很多期《读者》，里面的不少小故事很有意义，有时间的话可以写下来。
他记得后世还有本《知音》杂志也很畅销，专门讲凄惨的人生故事。
《知音》杂志的文章向来以细腻动人著称，创造了“知音体”这一形式。
很多读者都怀疑《知音》杂志上故事的真实性。
有报纸甚至披露了《知音》编辑为了让文章更“感人”、“好看”，对原作进行加工、改编，甚至改变事实，编造故事。
就算是这样，《知音》杂志的发行量仍然居世界综合性期刊排名第六位。
任何杂志的成功都是有原因的，这么大的发行量只能说明老百姓喜欢这类故事，这种心灵鸡汤的故事能够抚慰读者的内心。
林子轩觉得下一步可以模仿“知音体”，创办《知音》杂志。
还有郑证秋和周剑允主编的宣扬妇女解放的《解放画报》，也可以纳入万象书局的体系。
在后世有一本叫做《家庭》的杂志，原名叫做《广东妇女》，是一本以恋爱、婚姻、家庭为报道和研究对象的综合月刊。
发行量在全球文化综合类期刊中排名第八。
虽然现在是民国时期，时代不同，可读者的需求是一样，以上的杂志针对不同的读者群，能够覆盖全国大部分的读者。
《万象》针对的是社会精英，《知音》针对的是平常百姓，《家庭》则是针对女性读者。
如此，一个庞大的报业集团显露雏形。
林子轩对未来的规划让平禁亚佩服不已，他只是随便讲了讲未来杂志的内容和运作而已，具体的事务还是要平禁亚来做。
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也为了服务好大老板。
在万象书局成立之初，平禁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林子轩出一本诗集。
趁着新诗的讨论刚刚结束，此时出诗集正是时候。
连郭沫偌都出了本《女神》，新诗的奠基人岂能没有诗集，有了诗集才好意思说自己是诗人，否则总有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
不得不说，平禁亚在揣摩上意方面很有一套。
林子轩对此颇为满意，他把自己的诗作整理一番，选出30首新诗，并写信请胡拾和周作仁作序文。
这是为了回报两人在和郭沫偌的论战中对自己的支持，如此也可以拉近彼此的关系。
想要在文坛上混下去，朋友自然是越多越好，胡拾和周作仁无疑都是这个时代文坛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