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七章 《日出》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老子《道德经》七十七章。
“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之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新约罗马书》第二章。
“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颂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信息连络不绝。因为全地荒废。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城邑，都被拆毁。”
——《旧约那利米书》第五章。
“弟兄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作工。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
——《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
“弟兄们，我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是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第八章。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复活。”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
......
“我又看见一片新天新地，回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启示录》第二十一章。
洪慎先看到了这八段引文，倒没有觉得林子轩乱写。
他是戏剧界的专业人士，知道有些戏剧前面加上引文，是为了点题之用。
一般来讲，引文的内容规定着剧本的整体构思和结构框架。
一方面统筹全剧，另一方面点明主题。
洪慎注意到这些引文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点明了世间的不公之处，而最后一句似乎暗示着一片新的天地。
这有点推翻旧时代，迎来新世界的意味。
不过你这个引文也太过夸张了，又是老子，又是上帝，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创世纪呢。
洪慎在内心里吐槽，他有些期待林子轩写的是什么故事，可千万别是神话传说啊。
下面是人物介绍。
陈白露——在xx旅馆住着的一个女人，二十三岁。
方达生──陈白露从前的“朋友”，二十五岁。
张乔治——留学生，三十一岁。
王福升——旅馆的茶房。
潘月亭——xx银行经理，五十四岁。
顾八奶奶——一个有钱的蠕妇，四十四岁。
......
......
看到这里，洪慎放下心来，这是一出现代剧目，讲述的似乎是发生在大都市里的故事。
这种题材是中国话剧常用的题材，因为接近现实，容易被观众认可。
同时，他也有些失望。
这种题材很容易写，可想写的出彩很不容易，翻来覆去就那点故事，没什么创新，他可是一心要改变话剧界现状的男人。
时间早春。
第一幕在xx旅馆的一间华丽的休息室内。
——某日早五点。
第二幕景同第一幕。
——当日晚五点。
第三幕在三等妓馆内。
——星期后晚十一时半。
第四幕景同第一幕。
——时间紧接第三幕，翌日晨四时许。
洪慎诧异了，竟然是四幕剧。
四幕剧在国外并不新鲜，但在国内一般都是独幕剧或者中型戏剧。
四幕剧要算得上是大型戏剧了，一般演出需要两到三个小时，人物众多，剧情复杂，能够展现更为丰富的生活场景，无论是写作剧本还是舞台排演都有很大的难度。
他编写的《木兰从军》只相当于中型戏剧，对于四幕剧的写作，他也无法做到纯熟。
林子轩竟然能够写出四幕剧，说明此人的确有一定的才华。
洪慎端正态度，认真翻看着剧本。
这一看，他就沉浸到了这个故事之中了。
《日出》讲的是交际花陈白露受银行家潘月亭供养，整日与一群游手好闲的寄生虫相周旋，虽厌恶和鄙视周围的一切，但只能抱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
昔日的恋人方达生试图拯救她，但她无力自拔。
潘月亭投机股票失败，陈白露债台高筑，深感前途渺茫，终于服毒自杀。
剧本情节很简单，但故事容量并不简单。
整部戏剧用人像展览式结构，以陈白露和方达生为中心，以陈白露的客厅和三等妓馆宝和下处为活动场所，把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等的生活展现在观众面前。
有工于心计的银行家潘月亭、卑躬屈膝的李石清、俗不可耐的顾八奶奶、崇洋媚外的张乔治等，这些人物聚在陈白露的寓所里寻欢作乐，而又尔虞我诈，充分暴露了被金钱扭曲了的畸形人性。
这不像是戏剧，更像是生活本身。
洪慎看的内心发冷，他出身官宦世家，接触过上海滩十里洋场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
他身边的朋友就有《日出》中那些人物的影子。
他抬头看了看林子轩，觉得林子轩写的应该就是上海租界内的真实状况。
上海滩的交际花大多都被有钱有势的商贾和官僚，或者是海上闻人出钱供养着，而围绕着这些人的故事构成了《日出》这个剧本。
洪慎可以确定这不是什么编出来的故事。
他有些佩服林子轩，敢于把身边的事情写出来，以往也有人写这类题材，但从没有人写的如此深刻，如此真实，如此让人浑身发冷。
当揭开了上海滩繁华背后的真相时，才发觉这个世界是那么的残酷。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在剧本中，一方面是剥削者、“有余者”贪得无厌，醉生梦死；另一方面是被损害者、“不足者”备受侮辱。
“有余者”和“不足者”形成强烈对比，反映了这个时代大都市里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图景。
《日出》，《日出》。
洪慎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真想走到外边的甲板上看一看海上的日出，如此才能从黑暗的剧情中走出来，让自己的心暖和起来。
这个剧本，他自叹不如。
第七十八章 贴近生活和粉饰生活
说实话，林子轩对话剧这种艺术形式的兴趣不大，他也记不得太多的话剧剧本。
《雷雨》和《日出》都是曾经出现在后世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文章，不过是节选。
当时，语文老师为了增强学生对于课文的理解，就让学生在课余时间找来《雷雨》和《日出》的全文看一看，这才让林子轩记了下来。
他还看过《原野》和《茶馆》，只是没有耐心看完。
外国的话剧他记得一个《等待戈多》，据说是戏剧史上真正的革新，也是第一部演出成功的荒诞派戏剧。
林子轩在后世就是冲着这个名头去看的，果然不愧是荒诞派戏剧，荒诞的他完全没看懂。
他没有把《等待戈多》写出来的打算，在二十年代演出荒诞派戏剧，这是作死的事情，会被观众骂死的。
所以，林子轩决定以后不会再写话剧了，他有时间不如多写写小说。
就是这部《日出》，他也犹豫过。
他原本是不想写《日出》的，因为这部话剧和他的生活太像了，他是个银行家，身边也有《日出》中那些类似的朋友，很容易被人对号入座。
要是被身边的人知道了，他还要不要在金融圈子里混，还要不要在上流社会生活。
这是自绝于自身阶层的事情，他又不是热血青年。
《雷雨》触碰到了大家族的隐痛，《日出》则揭开了这个残酷社会的伤疤。
林子轩最终决定写出来是有多方面考虑的。
首先，是因为大家闲聊的时候话赶话赶上了，要是不写一部话剧的话有损他未来文豪的形象，特别是陆小蔓在旁边看着的时候。
其次，林子轩察觉到洪慎对他有点不服气，所以就稍微打一下脸，刷一下自己的存在感。
说到底是男人的面子和虚荣心的问题。
他又不是老头子，年轻人就应该有点小个性。
面对季鸿明的低头认输，他可以大度的原谅，对于洪慎不经意间的挑衅，他也不介意稍微给这位哈佛大学戏剧班的专业人才一点小压力。
当然，林子轩对洪慎的才华比较欣赏，他想邀请洪慎到明星电影公司来。
在这个年代，拍摄电影和排演话剧差别不大。
中国的电影人才大多都是从话剧行业转型而来的，比如郑证秋和张时川。
也有从绘画和文学方面转型来的，比如但杜予和周瘦绢。
想要邀请心高气傲的洪慎加盟，就要能有让他心折的地方，林子轩相信《日出》的剧本应该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再次，这部话剧其实可以拍摄成电影，而且剧中的陈白露很适合殷明竹来演。
殷明竹本来在上海滩的社交圈就颇有名气，对于《日出》中的生活环境并不陌生。
不过她家境殷实，不需要依附其他男人生活，所以才能活的自由，不像陈白露那么可怜可叹，最终走上绝路。
想把殷明竹拉进明星电影公司，需要一个能打动她的好剧本。
《日出》和《上海假日》一样，都是突出女演员的电影，其他人都是配角，只要发挥的好，殷明竹会成为中国最红的电影明星。
“我总算是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自己写过《雷雨》了。”郑证秋看罢《日出》，一脸同情的说道，“看来你也不会承认自己写过《日出》了。”
戏剧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郑证秋明白这个道理，他以往写的剧本也是取材于身边的事情，有些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有些是自己所经历的。
写出来也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和欢迎，说明剧本没有脱离生活。
这是他较为欣慰的一面。
然而，他从来没有写过像《日出》一样如此贴近生活的剧本，这已经不是贴近生活了，这就是真实的生活。
林子轩把真实的生活拿出来写成剧本，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戏剧高于生活的部分，说的高雅一点是从繁琐的生活小事中提炼出主要的情节。
其实就是为了粉饰生活。
观众看戏，一方面想要在戏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这样才有代入感，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想看到真实的生活。
因为真实的生活太残酷了，他们不愿意接受。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戏剧喜欢大团圆的结局了。
观众既有了代入感，又有了生活中不曾有的幸福感，于是，他们在戏剧中得到了心理补偿，得到了满足。
这是他们喜欢一部戏剧的原因所在。
这和后世的读者看网络小说是一个道理。
读者在看网络小说的时候总是强调代入感，这个代入感就是要在人物设定和故事情节上符合大多数人的经历，也就是贴近生活。
不过，读者又希望网络小说中没有现实生活中的郁闷情节，想要爽起来。
主角不能被打脸，不能受委屈，女主角不能死，不能有外遇，不能有任何不爽的情节，否则读者为什么络小说。
这就是在粉饰生活。
所以，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的共同感情需求是相同的。
当然，这其中还有另外一种艺术形式，那就是悲剧。
比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男女主角都死了，照样是经典戏剧。
中国的《梁祝》也是男女主角都死了，可最终他们竟然化作蝴蝶双双飞走了。
经过对比，就能发现西方人比较能接受生活化的戏剧，东方人则会对生活进行粉饰，留下一点希望，很难脱离大团圆的结局。
《日出》和《雷雨》这两部话剧都是悲剧，一点都不给人留下希望。
在网文上属于虐主，不对，连主角都死了，那就是虐观众了。
但这样的话剧更加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郑证秋看《雷雨》的时候觉得压抑，他为两家人的悲惨遭遇而痛心疾首。
他看《日出》的时候更加压抑，他为整个社会的黑暗扭曲而深恶痛疾。
《雷雨》是人生的大悲剧，《日出》是社会的大悲剧。
这是郑证秋佩服林子轩的地方。
他和林子轩的家世差不多，但他绝不可能像林子轩一样对自己，对这个社会进行如此深刻的剖析。
这或许就是一个文学家所具备的基本素质。
第七十九章 生活更像是一出戏剧
洪慎对《日出》这个剧本爱不释手。
以他专业的眼光来看，这个剧本和以往国内剧作家的剧本不同。
从形式上说，它很正规，完全按照国外戏剧剧本的标准来写，不像以往国内文明戏那么粗糙，而是非常成熟。
从内容上讲，更是突破了国内话剧崇尚的大团圆结局，以悲剧收场。
从艺术水准上评价，从语言到结构，以及对社会黑暗的揭露，都是质量上乘之作，不比外国剧作家的作品逊色。
这才是中国话剧界需要的好剧本，这才是现实主义的好作品。
话剧从1906年传入中国后，就受到中国戏剧的影响，在和本土戏剧结合的同时，也附带了很多的陋习。
这是话剧无法在中国兴盛的原因，因为剧团不够专业。
洪慎在国外学习戏剧专业，就是想要学习外国剧团的经营模式，回国改变中国话剧的现状，他可是要立志改革中国话剧的男人。
他要把美国戏剧界的先进经验移植到国内的剧社，成立一个正规的演出团体。
至于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班，只是为了领一份薪水，有了固定的生活收入，才能更好的投入到戏剧之中。
这就是国内话剧界的现状，大多都是兼职的人员在支撑。
洪慎想要排演这出话剧，在得到林子轩的许可后，他开始做案头工作。
编排一出话剧不是光有剧本就行的，作为导演，他在创作过程中要分析剧情，解析角色，布置场景等等，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好在洪慎是专业的，做起这些事情得心应手。
这也是因为林子轩的剧本写的正规，给他节省了不少时间。
做完文字工作后，洪慎心中难耐，他非常想知道这出话剧在舞台上表演会是什么模样。
《日出》的大部分场景都是发生在旅馆之中，和船舱非常相似。
反正大家在邮轮上颇为无聊，除了看书和聊天没什么事情可做，洪慎便提议不如来排演这出话剧好了。
这个提议得到了众人的支持。
郑证秋想重温一下当年演出话剧的美好时光，陆小蔓则是喜好热闹，她在学校里也排演过国外的戏剧，比如莎士比亚和易卜生。
林子轩和周剑允只是凑数的，因为人手不够，连道格拉斯希拉这个美国人也被拉了过来。
陆小蔓作为唯一的女性，陈白露这个角色非她莫属。
郑证秋是老前辈，老戏骨，他来饰演工于心计的银行家潘月亭。
洪慎则扮演李石清的角色，是潘月亭手下的银行员工。
这个角色可不简单，他的性格复杂，善恶交织，他没有背景，身上压着生活的重担，又不甘于屈从命运的安排，一心想要朝上爬，成为人生人，为此不择手段，泯灭了人性。
周剑允饰演张乔治，一个崇洋媚外的留学生。
林子轩饰演方达生，是陈白露的朋友、学生时代的恋人。
他看到自己昔日的恋人已成为十里洋场的交际花，成为达官贵人的玩偶，他感到痛心，想要带她离开这个地方。
道格拉斯希拉饰演一个串场的地痞。
就这样，一个简易的剧组成形了。
他们虽然无法排演所有的剧情，不过足够打发时间了，场地就在船舱内，他们对着台词，有时候还要一人分饰多角。
他们排演的很投入，也很尽兴。
林子轩对此颇为无语，他本来想把洪慎拉入明星电影公司的，但《日出》这部话剧让洪慎坚定了要在话剧行业发展的决心。
他认为自己才是拯救国内话剧的那个男人。
然而，林子轩知道话剧在这个时代真的没前途，等到电影行业兴盛起来后，这批人为了生活还是照样转行到电影行业来。
不过林子轩没有去劝说洪慎，有些人就是这样，非常坚持自己的理念，不碰的头破血流绝不回头。
在一次排演中，陆小蔓饰演的陈白露自杀而死。
大家排演到这里，纷纷沉默下来，气氛极为压抑。
洪慎甚至怀疑如果真的在舞台上演出，国内的观众能不能接受这种悲剧的结局，郑证秋则用《雷雨》作为例子，打消了他的顾虑。
国内的观众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只要是一个好故事。
林子轩提议大家先去休息，明天到甲板上看日出，这倒是一个排遣压抑的好方法。
于是，在一个春日的清晨，几个中国人站在甲板上，望着东方的天际，那里一轮红日正在从海面上喷薄而出，发出灿烂夺目的光芒。
当林子轩一行人在海上看日出的时候，国内的报纸上发生了一连串颇具讽刺性的故事。
《新闻报》因为刊载了林子轩的《老人与海》，对林子轩在美国的官司格外关注，几乎是进行了全程报道。
当林子轩踏上前往美国的邮轮时，国内的新闻媒体议论纷纷，众说纷纭。
支持者认为林子轩应该去讨个公道，反对者认为林子轩在自取其辱，那可是美国人的地方，你一个中国人玩不转。
随着《新闻报》对官司的深入报道，两派的纷争也逐渐升级。
接着林子轩提出了《林氏汉语拼音法则》，这个方案在国内报纸上也有刊载，教育部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不少人认为林子轩必输无疑，唱衰的声音日益高涨。
然而，林子轩的《乱世佳人》在美国畅销，国内媒体又开始支持林子轩。
谁也没想到，林子轩的官司最后还是输了，那些唱衰者兴高采烈起来，发文讽刺林子轩不知道进退，本来就是抄袭者，还有脸去打官司。
洋大人都发话了，这下栽了吧。
最后，打脸的大逆转来了，季鸿明才是欺世盗名之徒，遭到了洋大人的唾弃，林子轩则载誉归来。
于是，报纸媒体又开始称赞林子轩起来。
这完全就是一出讽刺戏剧。
被打脸的那些人销声匿迹，但他们说过的话都在报纸上留有痕迹。
有些是看林子轩出风头心里嫉妒的新人，也有看不惯林子轩写新诗的前辈，更有崇洋媚外的奴才和看热闹不嫌大的捣乱者。
这是文坛的普遍现象，千百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
林子轩虽然不在上海，但他依然成为国内文坛的焦点人物。
第八十章 蜚声世界
邮轮来到上海，林子轩一行人走下舷梯。
他们带回来的货物有人会送到码头，周剑允不放心，就和道格拉斯前去盯着这件事。
货物里有有声电影机等设备，这可是要轻拿轻放的贵重物品。
林子轩刚刚来到码头，便碰到了几位守在码头的记者。
他还以为有什么重要人物在码头上，没想到这些记者朝着他走过来，甚至还有大报的记者拿着相机拍摄。
还没等林子轩反应过来，记者们的提问就扑面而来。
“林先生，这次在美利坚赢了官司，你有什么感想？”
“林先生，你的小说《乱世佳人》在美利坚畅销，你有什么写作的诀窍么？”
“林先生，作为第一位在国外取得如此成就的作家，你对国内文学界有什么要说的？”
“林先生，有人说你的《乱世佳人》是抄袭《桃花扇》，你要辩解么？”
“林先生，请朝这边看，笑一下。”
穿越之后，林子轩也算是经历过大阵仗的人物，在短暂的错愕后，他很自然的对着记者挥了挥手，露出微笑，顺便简短而公式化的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他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不知道国内舆论的倾向，不过似乎有点问题。
在十几分钟的喧闹后，他们才脱身而出。
“我什么时候成了大人物了？”林子轩哭笑不得。
“你以后恐怕就是国内文坛的领军人物了。”郑证秋感慨道。
在中国，特别是这个时代的中国，英美等国被认为是列强，林子轩能在美国取得成功，无疑给自身加上了一层光环。
这和后世海归比国内大学毕业生吃香是一个道理。
如果说没去美国之前，林子轩是新诗奠基者，在国内文坛颇有名望，现在他则有了世界级文学家的光环，没看连美国人都追捧林子轩么？
这就叫做蜚声世界。
所以说，很多人都喜欢到国外镀金，无论有没有学到东西，到国外转一圈，那就和国内的人不是一个层次了。
比如，后世的演员，为什么都喜欢往好莱坞扎堆？
因为只要在好莱坞大片中演一个配角，哪怕只出场几分钟，都是国际演员了，身价倍增。
在民国时期有个有意思的人物，叫做刘半侬，江苏江阴人。
此人刚开始在上海以写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为生，是个很有才华的作家。
1917年，他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不过他曾经是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事情算是个污点，遭到新文学一派的嘲讽。
“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
这是鲁讯后来的说法。
这还不算，刘半侬虽然在新文学的发展中和守旧势力打了几场硬仗，在新诗、小说、杂文、翻译等方面都有不俗的成就，但心情并不舒展。
他没上过大学，没有留学经历，更没有博士头衔，因而受到具备上述条件的人的轻视。
他与胡拾同岁，同时进北京大学，胡拾前呼后拥，风光无限，而他则被批评思想浅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留学背景，没有博士头衔。
他因此憋了一口气，发誓出国留学，挣个博士学位，堵住别人的嘴！
于是，在1920年2月，刘半侬争取到出国留学的机会，携妻女到英国留学。
这说明出国镀金的重要性。
无论是新文学派别内，还是在社会上厮混，都是如此。
林子轩如果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胡拾也不会出声支持他，这就是无所不在的圈子。
看起来很势利，却是真正的现实。
这一次，他的《乱世佳人》在美国热销，又赢得《老人与海》的版权，自然在国内文坛引起强烈的反响。
毕竟，以前还没有中国人写的小说在世界上获得如此赞誉过，当然这是指还活着的作者。
《红楼梦》在1830年就有了英译本，据说翻译的乱七八糟，导致外国人和中国人看的不是同一本《红楼梦》，不过还是在国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刚刚传来季鸿明是《老人与海》作者的时候，报纸上甚至称呼他为中国文坛的希望，此刻林子轩载誉归来，报纸自然是要夸赞一番。
这得益于《新闻报》对整件事的跟踪报道。
如此曲折离奇的官司，几乎可以当成故事来看了，特别是最后用放电影的方式找出真相，在读者看来有点看《包公案》的意味。
对于有声电影，中国读者还不是太熟悉，所以才觉得新奇有趣。
读者喜欢看，报纸就愿意刊载，记者们也四处寻找和林子轩有关的新闻。
因为时间和距离的关系，当美国有关林子轩的新闻热潮消退的时候，中国这边的媒体才刚刚开始热炒。
记者打听到林子轩所搭乘的邮轮，估算了时间，在码头上等候，获取第一手的新闻素材。
只是如此一来，林子轩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自古文人相轻，就有人看不惯别人的好。
有人开始找麻烦，批评林子轩写的小说都是讲国外的故事，对国内的民众漠不关心，这样的文学家不要也罢。
还有人觉得林子轩抛弃了传统文化，写的文章直白无趣，毫无文采可言，这就是接受西方教育的恶果。
这是在批评《老人与海》的文笔不好。
甚至有人直接骂林子轩崇洋媚外，在国外写艳情小说，丢人现眼。
这人根本没看过《乱世佳人》，就从小说的名字上自己脑补，说这是一部艳情小说，还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他直接拿《桃花扇》里的李香君和侯方域的故事来说事，认为林子轩只是把这个中国故事放到美国的地方重新讲了一篇。
他还非常好心的提醒美国人不要被林子轩骗了。
对于没看过《乱世佳人》的国内读者来说，听了此人的介绍，也被混淆了是非。
这就是二十年代中国的文坛，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林子轩不知道他刚刚回到上海，在面对赞誉的同时，也面对着攻讦。
第八十一章 文坛琐事
林子轩回来后就从平禁亚那里了解到了情况，连那位污蔑他抄袭《桃花扇》的人也查清楚了，是鸳鸯蝴蝶派中一位老资格的作家。
即便此人用了笔名，可那文笔和嘲讽的风格大抵相同。
平禁亚又出身鸳鸯蝴蝶派，在圈子里一打听就知道了，所以说，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真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林子轩颇为感慨。
他知道这些攻击他的人无非是心生嫉妒，不愿意看到新人出头，来和他们抢饭碗。
这和当初《寻秦记》的遭遇何其相似。
然而，此时的林子轩已经不是刚回国的时候了，他手里有自己的报纸和杂志，有自己的喉舌，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只要把《乱世佳人》刊载到报纸上，读者自己就能分辨出和《桃花扇》的区别。
谣言不攻自破。
原本林子轩还担心国内的读者看不惯外国小说，可经过国内报纸的炒作，读者对《乱世佳人》有了浓厚的兴趣，这就是阅读的基础。
他还把在邮轮上写的《笑傲江湖》和《寻秦记》的稿子交给了平禁亚。
平禁亚摩拳擦掌，终于可以大干一番了。
在林子轩离开的这三个多月里，万象书局旗下的报纸和杂志销量都很低迷。
好在他费尽心力的拉来了一名叫做张痕水的小说家，写了几篇颇为出彩的言情小说，才勉强支撑下来。
这还是当初林子轩给他的一张纸。
上面写着不少名字，有真名有笔名，让他四处找找，把这些作者挖到万象书局来。
平禁亚很是怀疑，这些名字在文坛上没什么名望，有些根本就没听说过，有些刚刚开始写作，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潜力。
不过大老板吩咐了，他也只好照做。
张痕水是鸳鸯蝴蝶派圈子里的作家，只是名气不大，写过《青衫泪》和《南国相思谱》等小说，以描写痴爱缠绵为主要内容。
他刚入文坛的时候有件趣事。
当时张痕水十九岁，在苏州蒙藏垦牧学校上学，他试着写了两篇短篇小说投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部。
《小说月报》可是非常著名的文学杂志，在上面发表文章的都是文坛名家，张痕水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投稿。
没想到的是《小说月报》的编辑恽帖樵先生给他写了回信，信上说：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选载。
这让张痕水很高兴，认为自己有写作才华，从而坚定了自己的写作之路。
然而有意思的是，他等啊等，一直等了好几年，他的那两篇小说都没有在《小说月报》上刊载。
1919年，张痕水在芜湖的《皖江报》任总编辑，除了编辑和新闻写作工作以外，他同时新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初步展露了他的才华。
他后来前往北平发展。
他一家16口人，自从其父去世后，就全靠他一支笔维持生计，芜湖虽好，毕竟还是养家更重要。
他本来抱着半工半读的想法，不过到北京后，迫于生计，他一头扎进新闻界，再也没有余暇想着读书了。
平禁亚给张痕水写了几封言辞恳切的信件，又开出了千字五元的高价，这相当于文坛名家的稿酬了。
对此时为生计奔波的张痕水而言，没有拒绝的理由，这是雪中送炭的事情。
林子轩听到此事，夸奖了平禁亚一番。
张痕水可是一颗摇钱树，想想《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只要和他维系好关系，不发生金钱上的纠纷，就不怕此人另投别家。
在文坛上讲究知遇之恩或者提携之恩。
如果有作者在一家杂志发表作品出名了，那这家杂志对这位作者就有知遇之恩，两者的关系一般不会闹僵。
作者有新作品会首先考虑这家杂志，而杂志也会对这位作者的作品进行优待。
比如，郭沫偌刚入文坛的时候就得到了《学灯》主编宗百华的提携，所以郭沫偌的文章大多都是在《学灯》上发表。
如果一名新作者刚出名就和原来的杂志闹翻，那名声在业内就坏掉了。
在二十年代的文坛，名声是很重要的。
林子轩还把《白马啸西风》的稿子送给严独贺，并承诺之后还会写一部长篇武侠小说在《快活林》上刊载。
他是打算把《天龙八部》写出来了。
原因无他，就是为了报答严独贺的知遇之恩。
在《老人与海》的事情上，《新闻报》为什么力挺林子轩，还不是因为严独贺的关系，而《射雕英雄传》也是因为严独贺才能在《新闻报》上刊载。
在文坛上，这就是知遇之恩。
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做事先做人。
林子轩要还这份人情，这份人情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以他的名义在《快活林》上发稿子是最好的方式，也会成为文坛上的一桩佳话。
因为《笑傲江湖》断更事件，上海文坛都知道了他就是《射雕英雄传》的作者。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又有了一个武侠小说大师的头衔，可以说在通俗小说的领域具有了权威性。
除此之外，林子轩还要安排明星电影公司的事务。
《津门大侠霍元甲》这部电影已经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电影公司开业几个月还没有电影制作出来，这可不是好现象。
他还要准备拍摄第一部有声电影，道格拉斯希拉不能一直呆在中国。
一方面道格拉斯自己不愿意，另一方面这家伙的薪水太贵了。
按照签署的合同，道格拉斯一天的薪水是八美元，一个月是240美元，折合大洋408块钱，比郑证秋的薪酬高出了180块。
谁让人家懂得技术呢。
林子轩要赶快拍摄一部有声片，让明星电影公司的职员在实践中学会使用有声电影机，学会录音技术，如此就能把这家伙赶回美国了。
不过在剧本的选择上他有些犹豫。
把《日出》改编成电影是不错的选择，只要把殷明竹拉过来就行了，可殷明竹还在拍摄但杜予的《海誓》，而且《日出》是个大悲剧，可能会影响到票房。
他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既然是第一部有声电影，不如拍摄一部经典影片。
林子轩想起在后世小时候看过的那部经典的电视剧，几乎每个暑假都会重播，不由得怦然心动，这可是老少皆宜的一部电视剧啊。
他可以选择电视剧的一部分来拍摄，比如说，《西游记之大闹天宫》。
第八十二章 他拍的不是电影，是情怀！
林子轩打算把《西游记》打造成一部系列电影，从《西游记》里截取观众喜欢看的故事一直拍摄下去。
比如《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盘丝洞》、《女儿国》等等，足够拍上几十部。
这些电影连在一起就是一部电视剧了。
他相信，这绝对是一个票房大卖的系列，比《日出》那种文艺片更受欢迎。
虽然在这个国产电影接近荒芜的时代，只要认真拍摄，不糊弄观众，无论拍摄什么内容都能捞钱，可林子轩是有自尊心的。
他不屑于拍摄那种糊弄观众的电影，要拍就拍经典，否则对不起他穿越者的身份。
而且，他要把明星电影公司打造成中国电影的龙头企业，带着中国电影冲进好莱坞。
所以，明星出品，必属精品。
这是他对明星电影公司最基本的要求。
不过在拍摄之前要和郑证秋商量一下，导演在一部电影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郑证秋比较喜欢拍摄有社会教育意义的现实主义题材，也就是所谓的正剧，像是《日出》那种是他的最爱。
对于喜剧或者神话剧的兴趣不大。
当然，他不是那种不知道变通的人物，也了解目前的情况，掌握有声电影的拍摄技术才是重点，要在短时间内把道格拉斯希拉掌握的技术压榨干净。
道格拉斯希拉虽然在好莱坞只是个小人物，可怎么说也在好莱坞混过，就算没当过导演，也看到过别的导演怎么拍电影。
何况他妹妹还是个演员，他在片长混的时间比较长。
拍摄《西游记》要比拍摄《日出》的难度大，《日出》就是几个人在旅馆里闲聊，摄像机放在那里不动就可以了，主要看演员的表演。
而《西游记》需要出外景，还要有打斗的场面，这极为考验拍摄者和录音师的技术。
林子轩在和道格拉斯希拉的合同中有一条，就是他必须要在中国完成一部有声电影。
郑证秋对林子轩的想法没有意见，不过他对《西游记》这种神话剧没什么把握，因为剧中有些地方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
比如腾云驾雾，比如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比如天庭的布景……
按照后世的说法，那叫做电影特效。
在这个时代可没有电脑后期处理，只能在拍摄的时候用各种道具进行弥补，像是那根能大能小，能伸能缩的金箍棒，就要用玩魔术的道具来演。
这样一来，拍摄需要的资金就会成倍的增长。
郑证秋提议能不能换一个拍摄难度小一点的故事，这样需要的资金较少，一旦拍砸了，或者观众不买账，损失也会小很多。
这么大的投资，他作为导演压力也很大。
但林子轩拒绝了，让他不要担心钱的问题，只要努力把电影拍好就行了。
郑证秋不明白，林子轩拍的不仅仅是电影，还是一种怀旧的情怀，那是后世童年的记忆，也是穿越者对于自身的一种怀念。
做出了拍摄《西游记》的决定，林子轩还有个问题要解决。
从好莱坞回来后，他就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影公司离不开影院，你拍摄的电影质量再好，没有影院放映，就没有收入。
而且他要拍摄有声电影，需要改造现有的戏院，否则无法放映有声电影。
一定要把院线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此时的上海，豪华的戏院大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他们可以在租界内大肆圈地，修建戏院，比如西班牙人雷玛斯。
1908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在上海虹口海宁路乍浦路口用铅铁皮搭建了虹口活动影戏院，这是上海最早的专业电影院。
到现在，他拥有包括虹口大戏院、卡德、万国、夏令配克等众多豪华剧院，可以说是上海电影院线的龙头老大。
其他还有些外国人兴建的剧院，大多位于繁华街区，盈利颇丰。
在租界内，林子轩不能打外国人的主意，只能把目光放到国内商人兴建的戏院上来。
虽然这些戏院的地理位置不佳，院内的设施也不好，但总能放映电影，只要花钱改造一番，不会比外国人的戏院差多少。
这件事他需要和冯敬尧商量。
冯氏商行以经营大烟为主，垄断了法租界的大烟产业，还包括数家夜总会和歌舞厅，甚至几家小型的戏院。
林子轩劝说冯敬尧投资戏院。
不仅是自己手下的戏院，还有别人手下的戏院也收购过来，组成一个至少有几十家戏院的联盟，形成规模，才能和外国戏院相抗衡。
冯敬尧没有犹豫，完全支持林子轩的提议。
一方面，林子轩和冯程程有婚约；另一方面，林子轩此时的社会地位看涨，在国内颇有声望，特别是从美国回来之后。
最后是利益的驱使，冯敬尧也认为投资电影有利可图。
自从国产长片《阎瑞生》和《上海假日》放映后，高涨的票房刺痛了众多商人的眼睛。
特别是《上海假日》，在上海多家影院放映，至今还没有下档，这几个月来初步估算盈利在十万以上，这比大烟生意还要赚钱。
怪不得冯敬尧听到林子轩的提议后立刻同意了，他觉得林子轩不愧是他未来的女婿，有好处大家一起赚。
林子轩不去问冯敬尧用什么手段收购其他的戏院，想来不会是什么正常的收购。
但这和他没什么关系，只要能把法租界，甚至是公共租界的戏院联合到一起，明星电影公司就算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在上海，和冯敬尧一样想着进入电影行业分一杯羹的人不在少数。
有人有资金，有人有门路，只要有机会，就能做出一番大事来。
张时川就在等待着机会。
他去年办了股票交易所，没想到碰到了年底的信交风潮，赔了不少钱，还好他够机灵，看到形势不对，果断抽身而出，最后还剩下两千块钱本钱。
在他不知道该做什么好的时候，有人请他合资经营文明戏新剧社“笑舞台”，张时川任顾问和经理。
此人和他是同乡，都是宁波镇海县人，叫做邵醉嗡。
张时川原本经营过民鸣社，对此可谓是驾轻就熟，不过他不看好文明戏的发展，虽然《雷雨》在上海的确火爆了一阵，可不是长久之计。
他在报纸上看到了老朋友郑证秋的消息，这位老友去拍电影了。
由于《上海假日》的热映，他也萌生了重新拍电影的想法，只是苦于没有资金。
于是，他把主意打到了邵醉嗡的身上。
第八十三章 群雄争霸
邵醉嗡生于1896年，浙江宁波人，其父邵玉宣，早年在上海经营锦泰昌颜料行。
1914年，邵醉嗡在上海神州大学法科毕业后，任上海地方法院及会审公廨执业律师。
1921年改行从商，先后与人在上海、天津、镇江、宁波、嘉兴、湖州等地，合股开办颜料、北货、绸布、纸张、钱庄等商号。
还与人合资创办中法振业银行，并被推为经理。
后因经营华友蛋厂失败，于1922年和地产商窦耀亭集资经营“笑舞台”演出文明戏，并创办了“和平社”剧团，演出自编讽世剧本。
邵醉嗡邀请有剧团经营经验的张时川任经理。
因为《雷雨》的火爆，带动了整个上海话剧行业的复兴，“笑舞台”的收益还不错。
邵醉嗡很有经商头脑，从中看到了娱乐行业的大好前景，准备加大投资。
正在这个时候，张时川来劝说他进军电影行业，并拿《上海假日》的高额盈利做例子，认为市场已经准备好了，如今正是拍摄国产电影的大好时机。
而且他们有剧场，有剧社，有演员，只要购买一台摄像机就能拍摄电影了。
邵醉嗡虽然看好娱乐行业，但对电影拍摄了解不多，颇为犹豫。
毕竟，拍摄一部电影投资不小，耗时太长，一部长片的拍摄需要半年以上，资金周转上容易出问题，万一拍砸了，就有倒闭的风险，不如经营文明戏稳妥。
张时川是电影行业的资深人士，就告诉邵醉嗡，咱们可以从拍摄短片开始，用不了多少钱，等到赚钱后再拍摄长片。
于是，邵醉嗡下定决心，准备试水电影业。
这便是后来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前身，而邵醉嗡的六弟就是日后的香港娱乐大亨邵逸复。
与此同时，在香港，后来有香港电影之父称号的黎维民也开始准备故事长片的拍摄工作。
黎维民生于1893年，原籍广东新会，出生地在日本。
他自幼喜爱摄影与戏剧，热心于国民革命，曾利用戏箱偷运枪支支援黄花岗起义，从事电影工作后主张电影救国。
1913年与美籍俄国人布拉斯基及其兄黎贝海合作创办了华美影片公司。
在黎贝海执导的《庄子试妻》中反串女角庄子之妻。
1921年再与兄黎贝海、黎海擅合作创办了香港历史上第一家全部华资的新世界戏院。1922年在香港银幕街创建民新制造影画公司任厂长。
此人也是后世香港女演员黎孜的祖父。
同样，在北平，一个叫做罗名佑的年轻人也开始了他的电影之路。
罗名佑生于1900年，原籍广东番禺，出生地香港，后迁居广州，出身于名门望族。
1918年，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
1919年，在北平开设真光电影院，课余兼任经理。
他坚持严格的选片标准，多放映艺术性较强的外国影片，配有翻译字幕和说明书，每周日加映优待学生的早场，深受各界好评。
之后，他以“真光”为基础，精心擘画，开拓经营，逐步控制了北平的戏院。
在上海，除了但杜予的上海影戏公司，还有商务印书馆的活动影戏部。
活动影戏部成立于1917年，最初是商务印书馆业务科的一个部门，由印刷所照像部负责拍摄工作，以传播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为制片方针。
从1920年起，逐步扩大技术设备。
自建摄影棚，制定摄制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并经营发行放映，租售影片器材、代制影片等业务，在中国最早实行自制自销的电影经营方式。
1922年，根据《郑元和落难唱道情》改编的电影《莲花落》曾由美国开发影片公司出6000美金购买，在美国放映两天，是最早在美国公映的一部中国影片。
此外一批民族资本家或者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留学生纷纷进入电影行业，准备大展宏图，如冯震欧、吴兴栽、陈锵冉等便是其中的翘楚。
在未来的几年内，大量的民族资本进入了电影行业，国产电影呈现出群雄争霸的格局。
这些民族资本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
其中林子轩属于上海本地的民族资本，林家的产业集中在松江，和苏州等地的商人往来密切，算是同一个圈子。
邵醉嗡和张时川则属于大名鼎鼎的宁波帮，在此时的上海，宁波帮财力雄厚，不容小觑。
1862年，镇海的叶程衷在上海开设五金洋杂货店。
这是上海第一家华人开设的五金号，后发展到全国各地设立分号38家，联号108家，被称为“五金大王”。
1896年，鄞县的鲍咸倡与其兄咸摁、妹夫夏瑞方等创办商务印书馆，后来发展成为我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贡献卓越的大型出版企业。
1897年，慈溪严信后、镇海叶程衷、定海的朱保三在上海创办华人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1910年，奉化的王材运在上海南京路创设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上海西服业的鼻祖。
孙仲山曾在该店定制过西服，也就是后世有名的中山装。
可以说宁波帮在上海工商界创建了无数个第一次，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让宁波帮成为商界的领军人物。
而且，宁波帮的人比较抱团。
罗名佑的资本来自于广东和北平当地资本的结合，广东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拥有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足够罗名佑在电影行业横冲直闯，舍我其谁。
黎维民的资本来自香港和南洋等地，海外资本较为富裕。
特别是他背后还有孙仲山作为后台。
黎维民自1921年起追随孙仲山，拍摄了一批纪录国民革命和北伐的新闻纪录片，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
当资本和电影相遇，注定了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厮杀。
在随后的几年，这批中国电影人将以整个中国为舞台，以院线和电影为武器，为了争夺国内的电影市场，为了发展和生存，开始了一场争霸之战。
站在潮头浪尖的林子轩隐约感觉到一场大风雨即将到来。
但没有关系，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第八十四章 默默的情怀
1922年四月份，林子轩收到了胡拾的一封信。
信中介绍了他的一种政治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好政府主义”。
这个政治主张认为只要好人有奋斗精神，中国的“优秀分子”加入政治活动，中国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在实践活动上，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作为改革政府的第一步，并提出改革政治的三个基本原则和6项具体主张。
即：“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
在召开旧国会、制宪、裁兵、改良选举制度、财政公开等六个条件下实行南北议和。
胡拾联合了其他十五位社会知名人士，准备把这份《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在杂志上，期望引起社会的关注，进而改变这个时代的政府。
这些人包括北大校长蔡元赔、北大图书馆主任李达钊、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陶形知等人。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都具有留学的教育背景，不满此时政府的现状，想要有所改变。
这是胡拾酝酿多时的一种政治主张。
早在1921年6月，一位安徽的政客来拜望，谈话间，胡拾便提出“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了，后来在演讲中也多次提及。
他写信给林子轩，是想让林子轩认同这份主张，在下面共同署名。
如此发起一场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革。
这是因为此时林子轩在国内文坛的影响力大增，有了让胡拾重视的资格，特别是林子轩在美国的名声，可以让他的主张更具有国际性。
林子轩对此颇为犹豫。
胡拾写信给他，说明在北平的那个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圈子接纳了他，把他当作了自己人。
但他知道胡拾的这份主张太过理想主义，根本行不通，后来好像还被鲁讯讽刺了一番。
这也是胡拾和鲁讯两位新文化领袖人物闹翻的开端。
以前，两人互相称赞过对方，不过随着各自的主张和道路的不同，两人越走越远。
署名代表着立场，代表着站队，不能不慎重对待。
在这个年代，新闻界议政之风盛行，从西方传进来的各种思想、主义都有市场，比如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
林子轩不愿意触碰政治，他内心里对此有很深的抵触。
然而，如果拒绝了胡拾，这份交情恐怕就淡了。
他倒不是害怕胡拾，而是以前胡拾帮过他，这就是人情，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他把胡拾的主张认真的看了一遍，发现除了过于理想化，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外，倒没有太大的问题，重点在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参政议政的权利。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提出这个主张颇为大胆。
老实说，北洋政府其实就是军阀统治，也就是军人干政，胡拾的主张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根本行不通。
事实证明，1922年9月，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的军阀吴佩浮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操纵政局。
他为了不被国人认为是军人干政，就推行了胡拾提出的“好政府主义”。
于是，以王宠晖为国务总理的“好人政府”成立，但这个政府不过是吴佩浮的傀儡罢了，只存在72天就夭折了。
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主张资产阶级改良只是一种理想。
除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这一点外，林子轩没有在这份政治主张中发现什么危险的东西，就给胡拾回信，认同了这份主张。
并婉言指出时局艰难，这种主张怕是难以实现，至于胡拾听不听，那就没法管了。
客观的说，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林子轩明白，如此一来，他或许就会被人分门别类，套上某个圈子的名牌，而同另外的圈子隔离开来，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你不能谁都不得罪，墙头草的结局一向不怎么好。
何况他还和鸳鸯蝴蝶派亲近，写着通俗小说。
如果被人知道他还是《寻秦记》那种艳情小说的作者，恐怕会跌碎一地的眼镜。
在民国的文坛林子轩也算是奇葩的存在了。
给胡拾回信后，他想了想，又给陆小蔓写了一封信。
在邮轮上的时候，洪慎发觉陆小蔓有表演话剧的天赋，众人一起排演《日出》，陆小蔓扮演的陈白露就颇为惊艳。
洪慎想要邀请陆小蔓饰演陈白露，陆小蔓自己也很有兴趣。
不过她还要回到北平向外交部汇报美国一行的工作情况，而且她的家庭背景也很难让她登台演戏。
在学校里排演话剧是兴趣和艺术，在社会上演出就成了演员和戏子。
殷明竹演电影顶住了家庭巨大的压力，陆小蔓是官宦人家，父亲是政府高官，如果是慈善义演倒是无所谓，那是社会名流的交际活动。
洪慎这种可是职业话剧，陆小蔓演出的可能性不大。
陆小蔓离开上海前，林子轩给了她两千块的银行汇票，这是翻译《乱世佳人》的稿酬。
按照国内翻译稿酬的标准，算是很高了。
而且，林子轩还给了她《乱世佳人》英文版百分之二的版税，现在看来不多，但以后将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他这么做是想保障陆小蔓的经济独立。
在这个世上，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就没有选择的自由。
两人之间是有情愫的，只是谁也没有点破。
林子轩写了一封问候的信件，沉默片刻，又附上一首小诗。
“总有些这样的时候，正是为了爱，才悄悄的躲开。躲开的是身影，躲不开的，却是那份默默的情怀。”
“月光下踯躅，睡梦里徘徊。感情上的事情，常常说不明白。不是不想爱，不是不去爱，怕只怕，爱也是一种伤害。”
这是后世诗人汪国珍的一首爱情小诗。
林子轩把信发出去，心中似乎放下了什么，以后的事情谁能说得清呢。
几天后，他接到了私立复旦大学的邀请，让他履行客座教授的义务，能到大学里讲课。
随着林子轩名气的增大，尤其是在国际上扬名，国内不少大学都发出了邀请，让他能前去讲课或者演讲，这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鲁讯和胡拾每年都会如此，现在林子轩也有这种待遇了。
第八十五章 开讲啦！
私立复旦大学始建于1905年，初名复旦公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创始人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柏，首任校董为国父孙仲山。
在后世，这是一所林子轩可望而不可及的学校，如今能去讲课，他觉得很荣幸。
年前的时候，复旦大学也邀请过他，那时林子轩和郭沫诺因为新诗的争论，和创造社的成员起了不小的矛盾。
如今郭沫偌等人在上海准备发行《创造》季刊，发表他们的文学主张和诗歌小说等作品。
一个新兴的文学团体即将展露锋芒。
这次复旦大学的邀请更为诚心，不像上次那么的形式主义，复旦大学文学系的主任写了一封信给他，希望林子轩能谈谈文学创作和对新文学的见解。
最好是能在复旦大学开设一门课程。
在当今的文坛，北平是新文学的中心，有胡拾和鲁讯这种领袖人物坐镇，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都深受新文化的影响。
那里有新文学传播的氛围。
相比较而言，上海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就显得颇为守旧，而且十里洋场，纸醉金迷，都是可供消遣娱乐的文字，没有新文学滋生的土壤。
但林子轩是个例外，他一手写新诗，一手写通俗小说。
写新诗成了新诗的奠基人，写武侠小说成了大师级人物，连写外国小说也得到了美国人的追捧，林子轩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人物。
甚至有上海的文人把他和北平的胡拾和鲁讯并称为“新文学的三杰”。
这就有点捧杀的意味了。
说到底林子轩只能算是后起之秀，他没有参与新文学的启蒙工作，在文坛这个讲究资历的地方，胡拾和鲁讯是新文学的领导者，林子轩只能算是跟随者。
没看到郭沫偌想要挑战前辈地位的下场么？
所以林子轩不会在大学里讲什么对新文学的见解，他也讲不出什么东西来，而且容易引起争议，引火烧身。
他也不想讲文学创作，有什么好讲的，都是抄袭而已。
那么，讲些什么好呢？
不想惹麻烦，讲历史或者历史上的文学名著是最好的办法，谁也不得罪，林子轩记忆里就有这一类的题材。
《品三国》、《红楼梦》、还是《明朝那些事儿》？
《品三国》是后世易仲天在《百家讲坛》上对三国那段历史的重新解读，受到众多媒体的追捧，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三国是一个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英雄辈出，令人神往的时代。
易仲天把正史、野史、小说、戏剧中的三国放在一起讲，用通俗易通的言语来解构三国历史，的确很精彩。
但有学者就认为，历史是严肃的，是专业的，把严肃的事情变得娱乐化、庸俗化甚至粗俗化，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这也是林子轩需要担心的问题，在民国时代“戏说”历史，需要极大的勇气。
可以想见，一旦他在复旦大学开讲《品三国》，那些历史系教授一定会跳出来批判他一番，甚至认为他数典忘祖。
至于《明朝那些事儿》更不能讲了，也是对历史的重新结构。
林子轩可以用笔名把它们写出来出版成书，看看市场反应，却不能拿到讲台上去讲。
在这个时代，课堂是很神圣的地方，教师要做到传道授业解惑。
最后，只能选择《红楼梦》了。
红学可是一门大学问，按照后世的划分，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从清代乾嘉年间至1921年，称为“旧红学”时期。
从1921年到1954年，称为“新红学”时期。
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进入“当代红学”时期。
其中又分为各种派别，混乱之极。
大概分为评论派、考证派、索隐派、创作派四大学派。
各派又细化为若干分支，主要包括题咏、评点、鉴赏、百科、批评、曹学、版本学、本事学、脂学、探佚学等等。
民国时期，确切的说是1921年是旧红学和新红学的分界点。
因为在这一年胡拾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一书，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胡拾也成了新红学的开山祖师。
胡拾根据小说本身以及同时代或稍后的清人笔记、年谱、传记、诗文等材料，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而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后四十回是高鹗续补等题目。
从此以后，曹雪芹被绝大多数红学家公认为是《红楼梦》的作者。
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在后世是公认的事实，但在1921之前，《红楼梦》的作者尚无定论，很多学者甚至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清朝王府的某位贝勒或者是清代词人纳兰性德。
胡拾之所以研究《红楼梦》纯熟偶然。
因为新文学和白话文的推广，在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
于是，各家书局开始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来印书。
由于不少古典名著都需要用标点符号来断句和分段，需要较为专业的文学学识，很多学者参与到校订的工作中来，其中就包括胡拾和陈独绣。
在这些新标点本小说中，以《红楼梦》的出版最费周折，这是因为该书篇幅大，成本高，且版本较多，情况复杂。
在校订完成之后，书局请胡拾给新版本的《红楼梦》写序文。
胡拾为了写好这个序文，才开始认真研究《红楼梦》，翻阅了各种文献资料，反复推敲，用考据的方法弄清楚了曹雪芹的来历和曹家家世的来龙去脉。
从而认定了曹雪芹才是《红楼梦》的作者。
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赔是旧红学的领军人物，索引派的代表，并在1917年9月出版了《石头记索引》一书。
胡拾的《红楼梦考证》绝对是对旧红学的打脸之作。
这个考证一出，把旧红学索引派全部打翻，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不过蔡元赔并没有恼火，反而积极帮助胡拾寻找文献资料，来证明胡拾的考证有理有据。
这才是真正做学问的学者，这才是大家风范。
第八十六章 如流星一般消失的作家
事实上，蔡元赔一直没有放弃索引派。
索隐派是红学中的猜谜派、秘史派。
以索隐、秘史本位否定文学、历史本位，透过字面，运用谐音、拆字、藏头、谜语、谶纬等文字游戏，用历史上或传闻中的人和事去附会《红楼梦》。
从而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编造各种秘史。
鲁讯的评语是：流言家看见宫闱秘史。
比如，蔡元赔在《石头记索隐》中就认为贾宝玉，即传国玉玺之义也，乃影射康熙时的废太子胤礽。
在这个年代，这类宫闱秘史的说法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把《红楼梦》和清朝皇室联系起来，最终得出了《红楼梦》是一本政治小说的结论。
“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时提出“反对满清”的激情还未退去，人们大多怀有“民族主义”的情怀，因此《石头记索隐》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
一时间，蔡元赔成为索引派的集大成者。
1921年，胡拾发表了《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他的上司蔡元赔。
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元赔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大笨伯猜笨谜”方法，认为校长和他的“亲友团”走错了路。
由此开始了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
在这段时间里，胡拾为了树立考据派的地位，曾四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部书，就在他心灰意冷近乎绝望之时，蔡元赔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
从此，胡拾建立了《红楼梦》的考据派。
此外，还有评论派和创作派。
鲁讯就属于评论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对《红楼梦》的杂论。
他认为红学贯串了两条红线：一是方法上坚持文学欣赏，否定考证、索隐、探佚；二是内容上坚持“人情说”，否定“自传说”、“秘史说”。
这是让红学回到《红楼梦》本身，回到文学欣赏上来。
创作派是指在《红楼梦》的基础上再次创作，其实就相当于《红楼梦》的同人小说。
当然，这里不得不提到王国唯，他在1904年出版了《红楼梦评论》一书，用西方的哲学思想来解析《红楼梦》，从而探讨小说的美学和伦理学的价值。
这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
他研究的角度较为特殊，算是自成一派。
林子轩把有关《红楼梦》的研究大致梳理了一下，发现刘新武的《揭秘红楼梦》不大适合在这个时代讲，它其实属于红学中的探佚派。
刘新武毕竟只是个作家，而不是红学研究家，他讲的很多东西都是文学家的臆测和想象，没有实质的证据。
红学研究太过广博了，各派都坚持自己的主张，很难说服其他人。
就算在后世，还有学者认为《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另一个姓曹的人，曹雪芹只是个虚幻的人物，而高鹗也没有续写《红楼梦》，《红楼梦》是完整的。
所以说，在文学研究上，各持己见是很常见的现象。
林子轩没打算写一本让各方都信服的红学专著，除非他能穿越到曹雪芹的时代，亲眼看着曹雪芹写书，然后记录下证据来。
即便如此，也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
他打算沿着考据派的道路走下去，以后世周汝倡出版的《红楼梦新证》为基础，加上一些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汇成自己的讲课内容。
周汝倡算是红学研究的大家了，是考据派的集大成者。
林子轩只要在大方向上不出错，有了脑海里的记忆，在大学里讲讲《红楼梦》还是没问题的，反正就是应付一下差事。
因为比较忙，他准备每周到复旦大学讲一节课，算是学生的选修课。
在他搜集资料备课的时候，《寻秦记》的连载结束了。
作为穿越小说的鼻祖，《寻秦记》刚开始倒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后来就沦为了消遣小说，这和它的内容有关系。
说到底，它就是一本爽文。
除了穿越这个噱头外，并没有太大的文学价值，无法得到文坛主流势力的认可，就连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也大有不如。
毕竟，在上海，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是主流。
当《寻秦记》的新鲜感过去，就只能吸引一批固定的读者了，这批读者正是《通俗小说周报》的订阅用户。
《寻秦记》的结尾处，项少龙和秦始皇反目成仇，只好远走北方草原。
在这里埋下了一个伏笔，那就是项少龙的孩子改名字叫做“项羽”。
虽然小说结束了，但读者看到这个结局，认为应该会有续集，讲述项羽推翻秦朝的故事，这种设定想想还是很吸引人的。
然而，《通俗小说周报》上刊登了作者黄毅的声明。
作者因为生活上的原因，就此封笔，不再写小说了。
这份声明引起了读者的议论，纷纷写信给报社，要求一个说法。
能有什么说法，就是林子轩不想再用这个笔名写下去了，你说《大唐双龙传》，拜托，那有好几百万字，他要写到什么时候。
而且，《大唐双龙传》写到最后明显是把握不住了，不得不匆匆结尾。
林子轩想写的是开创性的题材，《大唐双龙传》除了字数多，不具备开宗立派的特征。
他不打算写这类小说了，所以就让黄毅这个笔名彻底消失吧。
于是，黄毅这位只写过一部小说就不见踪影的作家成为一个谜团，让读者们惋惜不已。
平禁亚觉得很是可惜，这个笔名有固定的读者群，完全可以找人代写类似的小说赚钱，这样放弃太过浪费资源了。
不过他了解林子轩的性格，知道这位大老板是不差钱的主，只能尽快出版《寻秦记》，赚取最后的利润。
平禁亚并没有说对，林子轩不是不差钱，而是需要很多钱。
无论是拍电影，建设摄影棚，还是收购戏院都是要花钱的，想要在和冯敬尧的合作中占据主动，就要投入大笔的资金。
第八十七章 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女人
这一年多来，林子轩挣了不少钱。
在上海，他写小说拿名家的稿酬，出唱片同样收入不菲，明月歌舞团在全国巡回演出，大赚特赚，拍电影更是获利丰厚。
即便万象书局也没有亏本，主要是前期打开全国各地的市场需要大量的资金。
就在前两天，美国的彼得逊律师发电报给他，派拉蒙电影公司以五万美元的价格买走了《乱世佳人》的电影改编权。
这样看起来，他穿越过来后算是人生的赢家了。
但算算花费吧。
光是一台有声电影机就需要16000美元，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代购的德国有声电影机更贵，是18000美元，林子轩极为怀疑百代公司从中牟利。
还有两台摄像机，这是拍摄默片用的，共5000美元，加上其他辅助摄像器材，超过10000美元，在拍摄的时候需要胶片，又是一大笔钱。
林子轩知道即便有声电影兴起了，默片还要存在一段时间，所以他没打算放弃默片市场。
这还不算完，他建立了明星演戏学校，招收了不少贫苦人家的年轻男女。
一家正规的电影公司不能没有自己的摄影棚和制片厂，这才是电影公司投入的大头，至少需要10000银元。
这都是林子轩自己能够负担起的资金。
至于经营戏院和组建戏院联盟，他就无能为力了，必须动用银行的资金。
林氏商业银行刚刚成立一年的时间，主要股金来自林家和冯敬尧，以及和林家交好的商业世家，包括苏州和无锡的大商家。
这只是一家小型的私营商业银行，在上海这种银行有数十家之多，和宁波帮的中国通商银行没办法相比。
林子轩想要动用银行的大笔资金投入到戏院建设中来，需要经过股东的许可。
他相信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是投入多少资金会有争议，最起码不能影响到银行的正常运转，如果有股东急需提取资金，银行不能说没有钱。
还有个办法可以快速的聚拢资金，那就是对外招募股份。
无论是明月歌舞团还是明星电影公司，都是盈利的企业，只要他愿意放出去一部分股份，肯定有资本争着要进来。
这和后世公司上市是一个道理，不过在这个年代大多以私募为主。
如此拉到的资金都是相熟的商人或者一个圈子里的朋友，这些人出钱是为了投资，而不是为了再次出售，这样就能保持公司股权的稳定性。
林子轩对此有些犹豫。
说实话，他不喜欢有人指手画脚，不过他来自后世，知道公司想要做大做强，融资是公司发展的必经之路。
只有规模扩大了，才能占有领先地位。
他打算先走银行，如果还需要资金，那就在苏州的商圈里选择一些志同道合的商人。
所以说，林子轩很需要资金。
他目前写着《笑傲江湖》，以及马上要写的《天龙八部》，闲暇时写写小品文，这已经不是他挣钱的主要方式了。
他把从美国带回来的书籍交给平禁亚，万象书局以后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出版这些书籍，这种方式虽然来钱不快，但胜在细水长流。
其中以英语词典最为麻烦。
其他书籍翻译的时候只要大概意思准确，不影响阅读就可以了，但英语词典可是要给学生用的，不能有丝毫马虎。
林子轩虽然想要赚钱，但这点职业道德还是有的。
在中国，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在1815年问世，作者是个叫做马礼逊的英国传教士，《华英词典》主要是为了帮助西方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也为了传教。
第一本中国人编纂的汉英字典是1908年由乔宜斋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汉英新字典》。
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英辞典》，采取按汉字笔画多少编排的原则，打破了西方人编汉英词典时惯常采用的西文切音排序传统。
林子轩还想按照后世的英文教材编撰一本适合中国学生的英文读物。
一方面如果真的能在全国的学校里推广开来，就能赚到不少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学生的英语教学着想。
在民国时期，学校很看重英语教育。
当然，林子轩脑海里有不少后世的英语词典，什么《星火英语四级词典》，英语四级考试题目，应试法宝等等。
之所以他脑海里没有英语六级的相关内容，是因为他对过英语六级压根没抱有希望。
只是这些所谓的词典都是为了考试而编写的，不符合这个时代的背景，这个年代似乎不提倡应试教育。
为了不误人子弟，林子轩还是放弃了自己亲自动手的打算。
林子轩有不少翻译家朋友，包括周瘦绢、周作仁等，不过这些人都比较忙，没有时间定下心来编撰英汉词典。
几经周转，在交游广阔的胡拾介绍下，林子轩和一个美国女人搭上了关系。
这个女人叫做赛珍珠，此时正在南京金陵大学外语系教书。
赛珍珠于1892年6月26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西部，4个月后，随传教士父母来到中国，她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在镇江度过。
她首先学会了汉语和习惯了中国风俗，然后她母亲才教她英语。
1900年因中国北方发生义和团运动，赛珍珠首次回到美国故乡。
1902年重返中国镇江，1917年5月13日，她与美国青年农学家约翰布克结婚，婚后迁居安徽宿州。
1921年下半年，赛珍珠随丈夫布克来到南京，受聘于美国教会所办的金陵大学。
赛珍珠熟悉中文和英文，又在大学教授英文，因为刚出生的女儿患有先天性疾病，需要钱来治病，她时常写些稿子或者翻译来补贴家用。
林子轩提议她编写英文教材和英汉词典，给予了极高的薪酬，赛珍珠答应下来。
之后，两人便时常书信往来，讨论相关事宜。
林子轩觉得自己赚了。
他来自后世，自然知道这位叫做赛珍珠的女人后来以中国为背景写了不少小说，其中的《大地》一书让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1931年《大地》甫一出版，随即在美国引起了轰动。
《大地》在当年便卖出了180万册，连续22个月荣登美国畅销书榜首，并于次年一举赢得普利策奖。
这本书描写了中国的农民，虽然还不够深刻，但让美国人认识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
第八十八章 百花齐放，良性竞争
林子轩给赛珍珠开出的条件是在编书期间每月300块钱，作为预支的稿酬，以后从版税中扣除，这是为了让她能安心的编书，不用太过为钱财困扰。
否则，一个整日忙碌的人很难编写出高质量的图书来。
而且，等到书籍出版后还有百分之十的版税。
这完全是业内的良心价了。
对于教科书的出版，在业界一般是给予编写者一笔较大的稿酬，一次性买断，不给予编写者版税。
这是因为一旦图书被教育部或者学校选中，成为教科书，将会有巨大的发行量，也会给编写者带来巨额的版税收入。
在这个时代，小说类图书的版税大概在百分之十五左右。
教科书没有先例，林子轩给了赛珍珠百分之十的版税。
他觉得这个女人正处在困难时期，能帮就帮一把，如果英语读物真的能推广到学校里，那万象书局才是最大的赢家。
出版教科书一向是大型书局的专利，万象书局只要能分一杯羹，就有了飞速发展的契机。
何况和一个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打好关系，有利无害。
林子轩在信中鼓励赛珍珠继续写作，愿意为她出版小说，甚至可以替她介绍美国的出版商，并以自己在美国取得成功作为例子。
俨然一副文学导师的模样。
想想以后即便自己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也可以说自己培养出来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似乎后者给人的感觉更嚣张一些。
当然，在获得赛珍珠感激的同时，如果能收获高额的回报就更好了。
在南京金陵大学一幢单门独院的小楼内，赛珍珠看着手中的信件，陷入沉思。
这几年来，她过的并不容易，她的丈夫性格严肃，是一位研究农业的专家，埋首研究从而忽视了家庭。
她的女儿身患重病，在去年，她的母亲也因病离世。
接连的打击让她不堪重负。
看到林子轩的鼓励，她觉得或许自己应该写一本小说来纪念她的母亲和她这些年在中国的岁月，同时也让自己有个抒发情感的渠道。
于是，带有自传色彩的《异邦客》就这样问世了，从此开启了赛珍珠的写作之路。
她在心里自然是感激林子轩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男主人公总带有一丝林子轩的影子。
经过一年的市场培养，流行歌曲逐渐在全国铺展开来，其他的唱片公司也开始尝试制作。
但一些小型的唱片公司只是翻唱百代的唱片，曲调歌词都一样，仅仅换了一个人演唱。
在中国，流行歌曲是新鲜事物，还没有音乐方面的版权保护，根本没办法追究，翻唱和盗版屡见不鲜。
而且这样的唱片价格低廉，这严重影响到正版唱片的销量。
一般来说，新唱片出来半个月内就会有盗版，这是因为在这个年代制作唱片需要这么长的周期，这不是后世的影碟，直接刻录，分分钟搞定。
所以，新唱片的销量就看前半个月的数据了，一旦盗版出来，销量会急剧下降。
一个月后就差不多可以下架了，只有较为偏远的地方还有市场。
这不是林子轩能够预料的，他从唱片中抽取提成的做法恐怕行不通了，除非唱片的销量能够逆天。
随着明月歌舞团的火爆，各地的剧团也开始竞相模仿起来，抢占本地的市场。
不过因为他们没有孟晓冬坐镇，没有炫丽的舞台设计，没有精心排练的舞蹈，所以在名气上无法和明月歌舞团相比。
然而，明月歌舞团不能只有一个孟晓冬，还需要有其他的歌唱明星。
此时的孟晓冬早已没有了生活的压力，随着名气的增加，变得更为霸气起来，要求也更加多了，林子轩觉得当初给她的抽成太高了。
这个小姑娘别看只有十五岁，可久在戏班生活，心性成熟，知道如何给自己争取更好的利益，心思很重。
在林子轩面前，她还是很听话，但在歌舞团里，就是大姐大一样的人物。
这在戏班里很常见，那些名角们都有特殊的待遇，地位分明，就算是戏班班主，对名角们也是颇为恭敬。
在梨园行，这就是规矩。
孟晓冬把这个规矩带到了歌舞团里来，此时的歌舞团早已不是当初的八个人了，而是有几十号人。
人越多，矛盾就越突出。
黎锦挥作为歌舞团的负责人，提议要培养更多的歌星，让她们良性竞争，避免一家独大。
他本身就是作曲家，这些日子也写了不少曲风轻快的歌曲，适合少女们演唱。
第一个推出来的是黎锦挥的女儿，黎铭晖。
这个小姑娘有一张娃娃脸，长的天真烂漫，很适合唱一些欢快的歌曲。
林子轩为她写了《童年》和《世上只有妈妈好》。
《童年》是后世耳熟能详的歌曲，曲调轻松明快，只是要把其中的歌词稍微改动一点。
《世上只有妈妈好》则是一颗催泪弹，曲调简单，歌词易懂，唱出了对母亲的深情厚爱，无限依恋。
这是林子轩在做实验，如果这首歌受到了欢迎，那他就会把《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电影在民国时代翻拍出来，而且故事情节和这个时代并不违和。
可以想见，到时候影院内会是一片哭泣之声。
黎锦挥对《世上只有妈妈好》大加赞赏，认为这首歌比那些靡靡之音更有教育意义。
和郑证秋一样，他们这一代人之所以搞音乐和话剧，都有一种使命感，认为可以教化民众，救国救民。
看起来很理想主义，但他们内心里真是这么想的，而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林子轩其实是准备打造不同类型的歌星，有专门唱抒情情歌的，有唱民族类的，有唱欢快舞曲的，这样才能百花齐放，良性竞争。
至于合作对象，还是上海百代唱片公司。
不过他已经打算成立自己的唱片公司了，等到万象书局在全国各地打开发行渠道，就在上海建造唱片制造厂。
总之，还是那句话，林子轩需要大笔的资金。
第八十九章 一个有益于中国电影事业的人
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筹备多时的《津门大侠霍元甲》终于开机了。
总导演是郑证秋，还有两名副导演，分别是李平倩和顾肯福，说是副导演，其实就是帮着郑证秋打杂的。
因为郑证秋还要同时筹备《大闹天宫》，没有太多时间花费在这部电影上，而且默片拍摄并不困难，只要摆好摄像机的位置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中国的电影导演怎么拍摄电影呢？
“导演的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情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镜头的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
这是张时川后来对民国初年电影拍摄的回忆。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中国导演处于毫无经验的状态。
郑证秋去了一趟美国，在好莱坞片场观摩了几天，才恍然大悟，原来镜头还分为远景和近景，人物还有面部表情的特写，摄像机还能放在小车上跟着演员跑动。
虽然以前看外国电影杂志，了解一些名词，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有亲眼看到才能明白摄像机是怎么拍摄的。
他在好莱坞大开眼界。
还有一个演员的使用问题，在没去美国之前，郑证秋坚持拍摄电影使用以前文明戏的演员，因为这些人有舞台表演经验。
但电影和话剧有很大不同。
话剧演员无论是声调还是形体都较为夸张，也就是所说的话剧腔。
给人的感觉就是脱离生活，过于机械化，拿腔拿调，不够自然，而拍摄电影需要自然和生活化，一个演员想要自如的转换并不容易。
在好莱坞也经常使用从百老汇剧院出来的演员，可这些演员在拍摄电影的时候一定要把舞台表演上的技巧给忘掉。
现在的郑证秋已经不再坚持使用话剧演员了，而是从演戏学校里挑人。
明星演戏学校算是中国第一所教人演电影的学校，不仅招收演员，也招收和电影相关的专业人才，比如摄影和剧务等。
李平倩就是这样进入明星演戏学校的。
他是浙江杭州人，刚刚20岁，在上海沪江大学上学，不过没能毕业，喜好电影和摄像，看到明星电影公司招工，想也不想的就进来了。
郑证秋考察了他，觉得他对摄像很有想法，又有文化，加上正好缺人，就带在身边。
这个时候演戏学校的教学大都不是在课堂上，而是现场实习，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
顾肯福是林子轩从中国影戏研究社挖过来的。
中国影戏研究社是在1920年由陈寿治、邵棚、施彬远等集资创办，是上海市电影爱好者团体，《阎瑞生》就是他们拍摄的。
不过由于《阎瑞生》这部片子受到上海社会舆论的抨击，这个研究社的日子并不好过，接近破产的边缘。
林子轩挖顾肯福是因为此人在1921年12月创办了一份电影杂志，叫做《影戏杂志》，也是中国第一份电影杂志。
这份杂志介绍了国内外电影市场的动态，还有一些对中国电影现状的分析文章。
这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林子轩原本想办一份《明星周刊》，和《影戏杂志》类似，所以他直接把《影戏杂志》收购了过来，同时也把顾肯福拉进了明星电影公司。
顾肯福毕业于江苏东吴第二中学。早年研究法律，曾建律师事务所，执行律师业务。
于是，此人就成了明星电影公司的法律顾问，兼职布景管理和后期剪辑，还有电影杂志的出版发行，可谓是能者多劳。
在刚建成不久的摄影棚里，拍摄正在进行。
拍摄《津门大侠霍元甲》不能真的到天津去，只能在摄影棚里搭建布景，这座摄影棚建在法租界的杜美路上，距离明星电影公司不远，可以容纳两个剧组同时拍摄。
一般来说，大型的摄影棚应该像但杜予的上海影戏公司一样建在闸北区。
因为那里不属于租界，是华区，所以地价低廉，水陆交通便捷，是建设厂房的首选。
不过华区里势力比较复杂，非常混乱，林子轩不想招惹是非，在法租界，有冯敬尧撑着，没有社会势力敢来找麻烦。
此时拍摄的是一段武术，也就是霍家的迷踪拳，扮演霍元甲的是一位梨园行的武生。
拍电影不需要真功夫，只要花架子就可以了，戏曲表演同样如此，这位武生外表英武，一看就是正派人物，还有武术功底，最重要的是薪酬便宜。
在旁边，精武体育会派了一个人来进行武术指导。
虽然林子轩和精武体育会达成了默契，不过精武体育会不会不闻不问，否则拍出来不像样子，有损霍元甲的形象。
特别是武术方面，如果霍元甲不会打迷踪拳，反而打出了螳螂拳，那还不成了武术界的笑柄了。
林子轩对此抱着欢迎的态度，影片质量越好将来越卖座。
不过在一些商业元素上他可不会让步，这部片子的宗旨就是热血和痛快，没有任何不爽的地方。
在摄像机后面掌镜的是道格拉斯希拉，这个美国人对中国武术很感兴趣。
郑证秋则站在一旁，指导李平倩和顾肯福，看看外国人是怎么拍摄的。
因为是默片，不需要录制声音，现场可以说话。
他们说的是中文，道格拉斯希拉完全听不懂。
“在拍摄期间，你们要紧盯着这家伙，不仅是拍摄技术，还有布景和灯光，包括化妆和后期的洗印。”郑证秋交代道，“不懂就直接问，一定要把他知道的技术都掏出来，这可是咱们花大价钱请来的，不能轻易放过他。”
这就是中国电影的现状。
电影毕竟是舶来品，想要学会新技术，就要付出代价，如果是外国电影公司的技术人员，还会进行保密。
好在道格拉斯希拉不属于电影公司的职员，所以还是很好相处的，而且他对做导演颇有兴趣，大家算是共同讨论，一起解决各种拍摄过程中的难题。
林子轩觉得这个外国小伙很有国际主义精神。
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中国电影事业的人。
第九十章 两种不同的道路
1922年5月12日，林子轩来到了复旦大学，他要在下午讲课。
眼前的情景让他有些错愕，和后世复旦大学的宏伟气派不同，此时的复旦大学显得过于寒酸，和教会办的上海沪江大学没有可比性。
复旦大学位于上海虹口区的江湾镇。
1918年，复旦大学校长李登绘先生去南洋集资15万，在江湾买了块地。
1920年冬在江湾建造校舍，至1922年落成。
计有教室楼一座，名简公堂，办公楼一座，名奕柱堂，第一学生宿舍一座，教师宿舍一栋，此时建设工程尚未完工，显得较为杂乱。
1921年，复旦学生为482人，教职员34人，设有文、理、商三科。
这就是林子轩看到的情景，和后世上万人的大学相比，规模实在是太小了。
学生人数少是这个时代大学的普遍现象，在民国时期能够上的起大学的学生并不多，从各个大学的学费就可以看出端倪。
北京大学一个学年的学费是六十块大洋，清华大学只需要四十块，复旦大学是一百块，同济大学则高达两百块大洋。
教会学校和医科大学的学费是最高的，收费项目也很多。
设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每学年学费高达两百块大洋。
此外，还要收取二十块大洋的书籍费、十块大洋的校服费，学生去实验室做试验，还要缴纳二十四块大洋的试验费，去图书馆查阅图书，也要花十块大洋办一张借阅卡。
当然，教会学校收费虽高，校园环境和教学质量也相当优越。
比如，北大的学生六个人一间宿舍，宿舍楼里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冬天没有热水供应，学生冻得瑟瑟发抖。
而教会学校燕京大学，两个人一间宿舍，每间宿舍都配备了浴缸、饮水器和洗衣设备，学校不间断供应热水，每个楼层都有一个小厨房。
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是一流的，大多数教科书都用英文编写，任课教师也多为外籍教授。
相比较而言，民国时代普通百姓的收入，低得可怜。
1932年，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北平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做调查，发现当地居民家庭年收入不到两百块大洋。
一年到头最多只能攒下十几块大洋，碰上年成不好的时候还得欠债。
学校这样的收费标准和老百姓的收入对比，别说是一般的人家，就是小业主的家庭也很难负担得起，所以大多数年轻人选择了免费的师范类院校就读。
林子轩的到来得到了复旦大学的欢迎，他毕竟是享誉国内外的小说名家。
文学系主任亲自来迎接，随后林子轩还和复旦大学的校长李登绘见了一面，闲聊了一番。
这位校长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印尼爪哇岛，是印尼第七代华裔，曾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和林子轩谈起在美国的往事，很是高兴。
看着谈笑风生的林子轩，一旁的文学系主任心里颇为苦恼，他本来想让林子轩讲一讲新文学的，这也是青年学生喜欢听的内容。
林子轩被称为新文学的三杰，新诗写的极好，在学生中有极大的影响力。
然而，林子轩给他的课表竟然是讲《红楼梦》。
你这不是新文学，而是复古好不好，就算不讲新文学，谈谈文学创作的技巧也是好的。
不过林子轩非常坚持，这位系主任也没有办法，客座教授不是本校的老师，讲什么内容是林子轩的自由。
他在学校里给林子轩做了宣传，鼓励大家都去听课。
否则没有学生听课，林子轩面子上过不去，如果是讲新文学，系主任相信学生会挤满教室，至于《红楼梦》……
好像国内还没有大学教授在课堂上专门讲过《红楼梦》，大家都是私下里研究，讲课的时候会提到，却不会单独开出一门课来讲。
这个林子轩实在是不走寻常路啊！
下午一点半，林子轩来到了教室，他朝下面一看，清一色的男生。
复旦大学从1927年才开始招收女学生，他是没有机会享受女同学崇拜的目光了。
教室里来的学生不少，粗略看下来有六七十人，算是很给面子了，系主任满意的点了点头，开始介绍林子轩。
所谓介绍，自然是一阵吹捧，说了林子轩的主要成就。
教室里的学生对林子轩颇为好奇，他们就在上海，学校里也有报纸可以看，对林子轩的事迹了解很多。
林子轩出生于1900年，商人家庭出身，小学毕业于上海虹口爱国小学，后在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也就是后来的上海中学。
民国时期，上海中学、苏州中学、扬州中学和杭州高级中学并称为江南四大名中。
林子轩18岁中学毕业后到美利坚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学习经济学，两年后留学归来，获取经济学学士学位。
在他二十岁之前可以说是平淡无奇，除了较为聪慧外，没有展现出任何文学上的天赋。
而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写了数百万文字的小说和几十首新诗，可以说是文思泉涌，一下子爆发了出来。
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世界性的荣誉。
这样的人不由得这些学生不好奇，不过也不是所有学生都是如此，有些郭沫偌的支持者就对林子轩不屑一顾，特别是听说林子轩讲《红楼梦》更是不愿意来听。
在这个年代，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
以鲁讯为代表的人继续走新文化的道路，在小说和新诗方面开拓前行。
而胡拾则转了个身，开始“整理国故”。
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的态度来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国学，通过“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
这一思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视传统，却意在创新，相当平稳。
这也是他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但有学者认为这是复古、守旧，是对新文化的背叛。
这是关于新文学方向性的问题，我们是该一往无前的朝前走，还是应该回头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然后继续前行。
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青年们没有耐心回头看，时代在召唤他们，使命感在召唤他们，他们没有时间停留，只能拼命的超前奔跑。
林子轩此时选择讲《红楼梦》，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整理国故”。
在新文学的倡导者和支持新文学的青年们看来，就是一种复古，一种倒退。
第九十一章 出风头
林子轩对成为青年人的领袖和导师的兴趣不大，那样的话太有压力了，他可能会失眠。
何况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他目前取得的成绩都是抄袭后世的成果，自己本身才疏学浅，学识是需要时间积累的。
如果太过出风头，被人拆穿的话就英名尽丧了。
不过这一次到复旦大学上课，林子轩准备小小的出一次风头。
民国时期的大学可以说是国学大师云集，随便一个名字在后世都被无数人追捧，他们上课的方式也是各有特色。
按照后世的说话，这就是个性。
王国唯上课从不迟到早退，上完课就走，风雨无阻。
有回，王国唯讲《尚书》时，当堂告诉学生：“这个地方我不懂。”可当讲到他研究有素的问题时，他则说：“我的研究成果是无可争议的。”
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梁时秋上课，黑板上从不写一字，他说：我不愿吃粉笔灰。
章泰炎的学问很大，门下弟子众多。
有次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优渔、钱轩同、刘半侬等，都是一时俊杰。
章泰炎的国语不好，由刘半侬任翻译，钱轩同写板书，马优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
他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胡拾讲课更像是演讲，鲁讯则率直犀利。
他们的风格林子轩学不来，不过他要有自己的风格，才能镇住这些复旦大学的才子们。
在这个时代，能够考入复旦大学的都是一时俊彦，或者说是天才，想要镇住这些天才，就必须比他们更天才。
林子轩环视一周，看到还有几位复旦大学的教授坐在后面，想必是来听他水平如何的。
如果在讲课期间，这些教授或者学生离开了，就是他的失败，说明他讲的内容很差，如果学生都走完了，他以后也不要再到学校讲课了。
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个考验。
好在林子轩早有准备，从随身带着的提包里拿出一本书。
这是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版的《红楼梦》。
他走下讲台，把《红楼梦》递给一位学生，让这位学生随便翻开一页，然后告诉他页数。
看到林子轩的举动，台下的学生和教授都莫名其妙，连系主任都不知道林子轩要做什么。
那个学生也不怯场，翻开《红楼梦》，说了一个二百三十四页。
林子轩站在讲台上，闭上眼睛，过了五秒之后，他张口开始背诵那一页的内容，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错漏。
当底下的学生弄明白林子轩在做什么的时候，顿时轰动了。
也就是说，林子轩把整本《红楼梦》都背诵了下来，这是多么惊人的记忆力啊。
背诵完毕，林子轩让那位学生再选一页，那位学生选了五百一十二页。
让学生们更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这次林子轩是在倒着背，从最后一个字一直往前，还是一个字不差。
倒背如流！
底下复旦大学的学生们无法淡定了，连那些教授都惊讶起来。
这可不是一个记忆力超群就能解释的，这要对《红楼梦》研究到什么程度才能做到倒背如流的境界，就算是那些整年钻研《红楼梦》的学者也做不到啊。
林子轩才二十二岁吧，那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红楼梦》的。
怪不得他敢在复旦大学讲《红楼梦》，人家都研究到这个地步了。
他们不知道林子轩脑海里有个搜索系统，他闭着眼睛就是在看着书本读而已，可在不知内情的人看来，这就是能耐和水平啊。
林子轩睁开眼，看着下面乱哄哄的景象，心中颇为自得。
这下唬住你们了吧！
其实，能够背诵《红楼梦》的人不在少数，沈燕冰，也就是文学家矛盾，也能背诵。
1926年的一天，章系琛、钱军陶和郑震铎等人在谈话之间，谈到沈燕冰会背《红楼梦》，郑震铎怎么也不相信。
于是，几人打赌，请沈燕冰喝酒。
酒至半酣，有人说这么喝酒没意思，不如做点什么助兴，沈燕冰喝的有点多，酒兴正浓，就欣然答应下来，另一人就说听说你会背《红楼梦》，不如背一段给咱们听听。
当即由郑震铎点回目，并翻开早已准备好的《红楼梦》进行对照。
沈燕冰遂按所点回目琅琅而诵，一口气背了半个多小时，将近一个回目，无一错漏。
众人膛目结舌。
在这个年代，背书是学习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很多大学问家对一些经典著述都能背诵如流，碰到一个问题，立刻就能滔滔不绝的讲出出处。
这不仅是记忆力的问题，还有对文章的深刻理解。
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就是背书的重要性。
在后世，有了电脑，可以随时在网上查看，也没有人去背书了，对很多知识都是不求甚解，这或许就是中国很难再出国学大师的原因之一。
不过，正着背诵和倒背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正着背诵可以通过对小说的理解来记忆，倒背考验的就不仅仅是记忆力和理解力了。
这时候的学生较为大胆，有学生不相信，拿过《红楼梦》随便翻开一页，请林子轩继续倒着背诵。
林子轩来者不拒，不怕挑战。
最后，文学系主任不得不站出来阻止学生们，否则这课就没法上了。
林子轩成功的给了复旦大学学生一个下马威，让这些天之骄子们明白谁才是天才。
“我这么做不是要显摆什么，而是告诉你们，研究一门学问首先就要从背诵开始。”林子轩拿回《红楼梦》，在讲台上认真说道，“如果你连背诵都做不到，怎么才能理解，不能理解，谈什么研究。”
这个观点很容易理解，学生们被镇住了，都没有意见。
“好吧，下面开始讲课，我要讲的是《红楼梦》，或者叫做红学。”林子轩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三个词。
分别是“1921年”、“旧红学”和“新红学”。
“红学发展到现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1921年之前的是旧红学，1921年之后的是新红学。”林子轩不容置疑的说道。
这是红学史上第一次进行断代，如果说胡拾的考据派开启了新红学的大门，那么林子轩就是给新红学的大门上加上了一块匾额，确定了它的名分。
从此，红学翻开了全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