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之前哲学争议的解析（章节感言）
PS：回看了一下前面喷点比较集中的哲学理论章节，澄清几句。
喷点主要说我生搬硬套，把亡国往“篡逆篡得多了”上面套，还说“亡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土地兼并有世家做大有各种理由”，而说我“忽视了那么多理由，只用一个简单原因，试图狂妄地包打天下”。
我想说，大家喷之前好歹看看清楚，主角那番话是跟隆武帝说的，只是针对是否要篡逆，以及篡多了的危害。主角并没论证“朝代为什么会灭亡”那么宏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喷我可以，但至少反驳我说过的那些话，别直接把我的论点往前多拖一步、捏造一个虚空索敌的对象来喷。
我当然知道王朝灭亡非常复杂，历史兴替非常复杂。
我说的，只是篡逆多了，容易降低“王朝对灭亡的耐受度”，至于直接原因是什么，我根本没涉及。
举个例子，这就好比我说“离婚多了的人更容易离婚”，不代表“离婚多就是下一次离婚的原因本身”。
导致离婚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夫妻生活不和谐、穷、暴力、性格不合……等等等等，
初恋或许能忍到对方连饭都吃不起了，才考虑分手。
七婚可能只是对方买不起市中心的房子就要分。
初恋或许要对方家暴到打出伤情才离。
七婚可能只是对方扇了他/她第一下，就要离。
初恋可能要对方彻底功能障碍了，才会离。
七婚的可能只是对方持久时间低于二十分钟，就忍不了。
你要说具体离婚的直接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的，上述一切理由都有可能。但离婚离多了，降低的是心理阈值抗性，这个大概率是没问题的（当然我也不排除有些人离了七次婚还是贞洁烈男/女，待七婚对象如初恋。这些因为是個案，不能跟朝代相提并论）
我接受一切对我说过的话的反驳，但不接受虚空索敌喷。
另外，上面这番话，只是学理解释，属于事实判断，尽量不附带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我并没有贬低“耐受力低”，也没说耐受力高好。
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如果有些人就是生性不羁爱自由，眼里揉不得沙子，哪怕是初恋，依然选择零容忍，被打了一下就要起诉家暴离婚，我也是支持的。
如果有人觉得，一个古代王朝，只要让人民挨饿了，就该立刻灭亡，凭什么让人民再多忍忍再给它个机会，觉得能忍不是好事，那我也理解这种想法。
因为我说的“防止进入篡逆怪圈”的做法，确实不是一个治本的办法，只是让从上到野心家、下到农民军领袖，在做造反决策之前多忌惮一些，让他们多“忍”了。
至于忍了之后能不能改过自新，治标治本，这本来就不是统治合法性和正统论要解决的问题。
正统论的用途本来就是调节各方的忍耐力，不是解决灭亡问题本身。
第387章 借着外敌的压力，搞大明自己的变法
既然朱树人心中已经定下了未来整整二十年的对外反击时间表，那么后续这些年里的大明内政建设、种田攀科技规划，自然也都要为这个时间表服务。
当然了，朱树人内心的想法，是无法直接对内阁成员披露的。
因为这里面的很多决策依据，尤其是他对准噶尔部等卫拉特蒙古未来对中原王朝的威胁、罗刹人对中原王朝的威胁，都只是来自朱树人前世的历史知识，这是没法对外人铁口直断报答案的。
也就眼下第一个七年周期内，对缅、越动手的计划，勉强可以拿出来，跟史可法、张煌言他们透露一下。毕竟这个第一阶段，明眼人现在就能看出来。
李定国汇报回来的缅、越不恭之状，侵吞云南那些摇摆土司，都是实打实的罪证。连史可法也理解，只有敲打一次，他们才能彻底认清现实，让中南半岛上那些政权知道大明这次是彻底中兴了，跟以前不一样。
而朱树人觉得，史可法也只要理解到这一步，就够了。
因为史可法已经六十多岁，他未必能活到这个七年计划执行结束。就算逆天高寿，到时候肯定也已经告老致仕，离开权力中心了。
后面两个七年计划，只是朱树人张煌言这些中枢重臣，以及李定国郑成功那一代武将操心的事儿。
……
自己心里有了数之后，朱树人于1663年四月底，一个初夏农闲时节，在南京城外、江宁博物院里，召开了他的“未来七年计划会议”。
江宁博物院这地方，如今也算是大明的科学圣地了，自从隆武三年开始建设，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五年。
当初分别建设的各种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统统被合并到一起。由工部下属的大明科学院，再派出一个机构统一管理。
工部是部级的，大明科学院就是司级，主官理论上应该是郎中级别，不过因为朱树人对科学工作的重视，事实上会额外给加侍郎头衔，分管科学院工作。这就好比后世的“副部直接领导司局工作”。
因此科学院下面各级单位的待遇也水涨船高一律升半级，博物院的负责人也就不再是工部的主事，而是一个员外郎。
它的工作也不仅仅是进行这些实物展品的研究和展示，还涵盖了编写出版各种科普读物，搞搞面向大众的科学扫盲。因为这种著作需要的绘图印刷非常复杂，大明还特地在印刷科技方面做了些优化，近年来甚至能印刷彩图的博物学图志了。
经过十五年的建设，江宁镇周边俨然已经又成了一座南京新城，繁荣程度完全不亚于南京城内。博物院的园区也比一开始又扩大了好几倍，还有无数的疗养院和会务场所开在这片鸟语花香的土地上。
此前跟满清相持的那些年里，还有不少朝中文官对于江宁镇这边的科技和工程研究机构建设，提过一些微词。他们倒也不是反对搞这些建设，只是纯粹觉得“要害部门应该造在南京的城墙之内，哪能在郊野小镇如此大兴土木”。
这要是将来南京城再遇到外敌，有蛮夷打过来，城内还能靠城墙和守军维持，城外的设施不都白给了么？
而只有朱树人知道，以当时南京城发展繁荣了数百年的现状，城内都拥堵成啥样了，一堆的达官显贵置业。如果非要在南京城里造，那摊子肯定铺不开，还处处掣肘，环境也不适合搞“大学城”。
所以，为了尽可能圈地，肆意发展，朱树人宁可在城外。
反正只有他清楚，随着炮兵火力已经发展到如今这个时代，未来的国防必须要靠拒敌于国门之外，至少也是依托一道道边境防线和机动兵力弹性防御。
传统的城墙，价值只会越来越低，所以有没有城墙保护，根本不重要了。
未来南京城的城墙，只会渐渐演变为一种文物的存在。说不定将来还要靠类似于历史上林徽因提出的“可以把北京城城墙的顶部改造成人民公园”设计方案，才能让城墙免于被工业化进程拆毁。
既然如此，朱树人提前在江宁镇上搞科技和工程研究，将来渐渐弄成南京新城，反而可以变相保住南京的城墙，让统治者不用担心“不拆南京城墙就没法在南京搞工业化”。让有城墙保护的旧城区，将来就只承担政治职能，其他职能都可以交给城墙外的新城区。
……
“数年没来江宁，没想到此地繁荣，已不亚于京城之内了。殿下真是高瞻远瞩，泽及后人呐。”
年老多病的史可法，已经好几年深居简出了，连南京城墙都很少出。此番朱树人召集会议，他才被人抬着来散散心。
一看到江宁镇上的博物院和一堆科研机构、工业工厂的景象，就让他生出恍如隔世之感。他甚至觉得，以后要是可以不用上朝，不如就在城外这儿找个疗养院养老了。
周遭奇花异草珍禽异兽那么多，一看就鸟语花香心旷神怡，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
“宪公喜欢，随便找一所疗养院占下便是，这有什么——放心，不是国之公器，都是沈家的产业，借住而已。”
朱树人当然是直接慷慨疏财，尤其他知道史可法的脾气，还是比较清廉的。他也就不说送，只是对方晚年无限期借住而已，直接堵住了对方的推辞。
大伙儿闲扯了一会儿，很快朱树人就引入了会议的正题。
“此番集议，是想讨论一下，我大明未来七年的计划。此番孤已经把宁宇（李定国的字）从云南前线召回。有些事情诸公有疑问的，也好当面向他了解，机会难得。
从他奏表来看，缅、越对去年被灭的西南叛贼余孽，还是多有收留的，更是对云南部分尚未完成彻底改土归流的土司，有一定的侵夺。
只是如今新君改元不过数月，不宜妄动刀兵。而且我大明如今的制药、化学，也还不足以彻底对付热带山区雨林，这几年还需努力。故而孤打算定一个为期三到四年的内政计划，一切以到时候对南疆用兵、彻底让缅越重新臣服大明、认清形势为目的。”
朱树人把会议目的说了一下后，众人也都没有异议，然后朱树人就分了一下讨论议题，从内政改革、新占领土建设、科研攻关，三个方向，分别开始划重点。
他首先提了新君继位后的内政变法部分。
变法这事儿，严格来说跟未来对缅、越的行动没什么强关系，或者说无论要不要对外用兵，都是该变法的。
但如今是新君刚刚改元，也确实适合推一把变法，当初张居正也是从万历元年开始搞的。
朱树人觉得，当初张居正变法中、在张居正死后被废除的那部分当中，有很多还能拿回来继续用，最多稍稍修补一下就行，或者还能与时俱进优化推进。
张居正之法中的吏治部分，是保留得最好的，他给官员绩效定的那些考核内容，有一些并没有在他本人之后完全被废，所以这部分直接留下。
至于张居正的财政法部分，已经人亡政息了，后来经过几十年三饷、厘金、工商税，财税来源繁复，要回到一条鞭法也不可能。所以只能是略微借鉴，然后重新制定。
而且如今大明人口锐减，比张居正时一半人口都不到，所以人地矛盾并不是很尖锐，还能把好几百万人往东北新屯垦区移，还能多种玉米土豆，所以耕地的占有制度，暂时没必要动，以免一下子动的东西太多，惹来反弹。
朱树人很清楚，改革要一步一步来，吏治和财政也要分开来弄，这样才好时时刻刻联合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把支持变法的统一战线最大化。
第一个七年就盯着一块改，攻克之后下一个七年再改一部，如此二十年内可以完成三个大方面的变法。期间每次变法成功后，面对人心质疑，还能靠对外取得一些军事胜利，来证明“变法确实富国强兵”了，从而巩固改革的政治正确性。
自古各种改革，终究是需要靠富国强兵来交出答卷的，当初宋朝王安石变法，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变法实施之后，大宋对西夏的用兵胜败到底是变强了还是变弱了”。
如果变法期间，西军对西夏出现了重大失利，那么王安石的集团就得引咎辞职、贬官几个人，推进力度也要暂缓。而如果西军大胜，往往内政改革上也能乘胜追击。
朱树人多了那么几百年的眼界和见识，自然把这个道理想得非常透彻。
缅、越，准噶尔，罗刹，这些如今都不足以为大明的心腹之患，但该对付还是要对付，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是犯的时候不能光想着犯，还要四两拨千斤，把内政利益一起捎带着最大化。
……
“孤欲实施的第一阶段变法，主要涉及财政，孤想把张居正之法，与本朝三饷、厘金以来诸法结合，让朝廷财政从战时制度渐渐回归到和平年代的征收常法上来。
毕竟当初为了灭清，为了平定流贼，朝廷从崇祯十四年开始在南方全面试点厘金，至今已有二十二年。这二十二年里，财政一直是比较宽裕的，靠着工商税的支持，把养兵养官打造军械维持补给，都撑了下来。
但是厘金毕竟不是常法，我们这一代人用即可，给后人留的财政法度，还是要持重为好。”
朱树人说到这里，先停顿了一下，看看别人是否能理解他的苦心。
张煌言反应快，他平时也知道厘金的种种问题，现在表弟提出，他立刻把自己一贯的担忧说了出来：
“厘金收钱确实快，而且收的是富商的钱，涉及的财货也少有赤贫百姓之必须，所以对赤贫百姓的压力很小，也容易收。
只可惜此法虽有百般好处，却有一样严重弊端，那就是需要分省设卡，所收钱财分省截留，也都承诺给本省使用。当初有强敌来袭，各省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最切身的安全，勉强踊跃。
但如今我大明又重新恢复全盛故土，这种各省自缴自用的商税，已然有些不合时宜。如今只是我辈有中兴大功的文武尚在，所以能强行压制住厘金的实际用途。
一旦我们这辈人将来……可不能把这种问题遗留给子孙后代，那绝对是会导致藩镇趋势的。”
张煌言非常清楚，唐朝形成藩镇割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事权和财权兵权全部下放给各个节度使，那能不割据么？
所以，特殊时期财权下放是可以的，南征北战中兴的这一代人之后，再下放，后面的皇帝和内阁、户部就未必压制得住地方了。
事实上，说得难听点儿，朱树人、张煌言自己，就是当初厘金制度养肥出来的藩镇。所以没人比他们更懂这条路的潜在危险、以及要如何预防。
就好比没人能比赵匡胤更懂如何杯酒释兵权、如何防止殿前都点检造反，谁让他自己就是这么造反上来的呢。
朱树人见内阁都支持他的想法，也意识到了痛点，便继续往下细说他的设想：
“所以，孤计划在未来七年内，逐步试点取消厘金，取而代之的是朝廷统一征收的新工商税，不再在流通环节征收，而是在生产环节征收。
然后就可以跟田赋一样，由朝廷统一征收，而非各省地方截留。或者最多只是给地方提留一小部分，比如，八二开，朝廷拿八成，地方留两成。稍微留一点，也不至于改革过于激进，彻底打击了地方上的征税积极性。”
朱树人说完后，史可法和张煌言都有些无法理解，倒不是觉得这样不好，而是觉得，这根本没法执行，没有可操作性。
张煌言诚恳地指出：“可是，生产环节如何全面征税呢？难道要跟当初江南的织造税一样，每台织机每年缴纳四钱税银？直接数机器的台数？
除了这个办法之外，我实在无法想象，怎么统计民间的工商税生产环节税源。”
第388章 朱树人那么高的智商，怎么可能满足于“摊丁入亩”
面对张煌言的无计可施，朱树人却是一脸地胸有成竹，他前世就是出自知名智库，对历史上的财税改革可行性有很深的见解。
他不会简单的抄后人的答案，也不会盲目觉得越晚的手段就是越好的——这里面也得兼顾可行性和技术基础设施，有些后世的计税方式，如果需要的硬件要求太高，那也绝对不能往大明生搬硬套。
所以他在环视了一圈全场其他阁臣后，才稳重地宣布了自己的具体执行措施：
“孤岂不知要从生产环节征收工商税，绝对比从交易运输环节征收厘金，更困难得多？所以，原本我大明按织机数量界定生产规模、从而征收丝绢税的做法，当然要沿用。
但这还远远不够，更要以此为基础，推陈出新，举一反三，才能尽量涵盖新生的产业，兼顾公平。”
朱树人几句定调子的话，立刻就把张煌言史可法的兴趣都激发了起来，他们真心很好奇，朱树人能怎么干。
朱树人继续说道：“孤以为，可以把如今的丁税，或者说人头税取消，然后重新制定。未来农民就不用缴纳人头税了，种地的百姓已经缴纳过田赋粮米，或者是赋粮的折色，再让他们按人头纳税，对于赤贫不太公平。
只缴田赋的话，田多者多缴，田少者少缴，无田者不缴，也不至于逼得百姓再出闯贼张逆之流。”
朱树人这番话，如果是后世之人开了天眼来看，肯定会误以为他是要搞“摊丁入亩”，但史可法和张煌言都不是穿越者，所以倒是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
但他们也立刻意识到，这个办法对于社会的公平是有好处的，可以防止田少无田之人还被严重盘剥。
只是凭白废除了一项税基非常广大的税种，对大明的财政肯定是有严重影响的。他们却没看出来这样做的增收点在哪儿，能撬动其他什么东西。
而事实上，朱树人这种做法，当然跟很多穿越抄的“摊丁入亩”还是有重大不同的——他前世也看过不少，知道写摊丁入亩是让读者理解成本最低的做法，不用多解释就能让人产生“这么改了之后国家就牛逼了”的印象，至于具体怎么牛逼的，已经不重要了。
可惜朱树人不是写，他要的是治国，所以他只是“废丁”而不“摊丁”，而且废的丁也不是全废，而是只废农业领域的“丁”。
时代已经变了！如今的大明，已经开始了初步的工业化努力，搞了将近二十年了，手工业的发展，远非历史上清朝可比。
可以说，如今的大明手工业产值，虽然还达不到工业歌命的程度，但超越历史上清朝雍正年间，以及乾隆年间却是已经完全可以做到的了。
大明的炼钢冶金，普遍接近了后世西方1750年代以后的水平，比历史同期领先了至少一百多年。化工水平更是逼近了西方十九世纪。
而纺织业方面，虽然没有蒸汽机动力，可小宛纺纱机（珍妮机）、飞梭织布机都已经推广了整整二十四年。
如今全大明所有的老式单轮纺车几乎都淘汰光了，除非是极个别边远贫穷山区或者蛮夷土司聚居之地，消息实在闭塞，无法与时俱进。
纺织业的棉纱缫丝棉布绸缎产量，更是增长到了崇祯年间的三倍都不止，基本上是二十多年里，全国相关产量整个直接翻了两番。
纺织品的成本和售价明显降低了一档，百姓穿衣也更加易得，对外海贸出口也开始变得强劲——历史上，清朝一直到鸦战之前几十年，对外出口的第一大宗还是茶叶，而非丝绸，这主要就是传统华夏纺织业生产方式效率过于低下，产能太少，所以产业规模上不去。
当时西方都弄出飞梭织布机八十年了，华夏还在用窄幅手工织机织绸缎。相比之下茶叶的产能扩张只需要土地，不需要工业实力，以至于历史上清朝从雍乾嘉三朝，对外贸易增长始终集中在茶叶上。
如今随着朱树人给大明百姓提前一百五十年纺织业变革，大明未来的丝绸之类出口，金额绝对可以超过茶叶。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证明一个问题——如今的大明，已经有了相当的工业化人口，估计全国上下，就算没有一千万，但几百万肯定是有的。
非农业的生产人口，已经多到值得作为一个单独的税基人口门类，专门为之制定一套法则了。
……
“所以，我的具体办法，就是将来要给人口定籍——不过不是太祖皇帝那种民户军户匠户的定级，太祖当年的定级是要求世世代代原则上尽量不改行的。
而大明将来的定籍，是可以允许子孙改行的，甚至本人生前也可以给一次改行机会。改行也不会涉及是否能科举仕官、其他待遇，只是影响个人的缴税方式。
如果是农籍，那就要登记造册有田，有了田就按田地面积缴纳赋粮，但不用缴丁税了。如果是工商籍，那就缴纳工商人头税，但是不必纳粮。
以后粮全部从农籍人口那儿弄，钱全部从工商籍人口那儿弄，钱粮两条线从此分开，各尽其力。”
朱树人洋洋洒洒，非常严谨的把他那个取消农业丁税、但并不算“摊丁入亩”的操作方法，描述了一遍。
张煌言和史可法听后，都是颇感震惊，乍一听似乎非常简洁，如果能实施下去，绝对既能保障百姓的公平，不至于盘剥过重，还能保证朝廷用度——但总觉得还有很多漏洞，容易被人钻空子。
王安石、张居正当年闹出来的弊端，他们也都是熟读史书的。尤其史可法上了年纪，晚年更加注重读史，对于历朝历代的经济教训，他研究了好多年。
至于其他段位更低的听众，倒是还没资格反应那么快，他们还处在懵逼状态。
史可法眉头紧锁思索了许久，咳嗽着说：
“殿下的想法很好，足见惠民利国之心。老夫也知道，天下人人都可能有贪渎利己之心，唯独殿下搞赋税新政，绝不会有这方面的想法，不会是为了自己人敛财。
可是自古，好心办坏事的人也不少。刚才片刻之间，老夫已经想到了几个问题：首先，若是给百姓定籍以纳税，是按照太祖时那样实际考核其营生，然后再定，还是任由其自行报籍？
按殿下的说法，为了防止牢笼百姓，这籍还不是定死的，允许下一代子女自行择业，甚至本人也允许去官府择业换籍一次，那么多半就是自行上报的了？
如此一来，新法初行之时，百姓或许还不明就里，不知农籍工籍究竟哪个实际税负更重，会按照自己的本业报籍。
但假以时日，多年之后，随着工价粮价稳定，百姓心中也都有一杆秤，他们难道不会核算出，到底是工籍直接缴纳的税钱多，还是农籍每年上缴的粮食更值钱？
而一旦百姓比价出贵贱，必然会出现“所承担的税负实际值钱更多”的那种籍，人口大量流失，改为“所承担的税负，实际值钱更少”的籍贯。
比如若是粮食贵，所纳粮比所缴丁税高，则农籍纷纷转为工籍，哪怕事实上他们还是在种地，也会秋收后卖粮换钱、以钱缴纳工籍丁税。
若是粮贱，则情况又会反之，工籍纷纷转为农籍，哪怕事实上还在务工之人，也会拿工钱买粮、冒充农人纳粮。
何况朝廷所需钱、粮各有定数，无论钱多粮贵，还是缺钱粮贱，都会导致朝廷周转不开、军粮军需俸禄都有可能影响。难道最后，还要闹到太祖朝以实物发饷，或是张居正时强行折色么？”
不要以为古人就不知道“价格双轨制”的套利空间，会带来多大的趋之若鹜和混乱。
明朝人是经历过明朝初年的钱荒、不得不以实物发饷的。也见识过张居正一条鞭法时，因为必须缴纳白银，导致百姓卖粮换银，粮价因踩踏性出货而变贱。
史可法非常清楚，只要允许人民套利，最后肯定是女干商和人民中相对女干猾脑子活的人得利，而反应迟钝的笨拙良民受害，久而久之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作为传统道德规制下的纯儒，史可法痛恨一切的金融炒作套利空间，觉得只要新法引入了这样的因素，哪怕可以化繁为简，也会引入新的弊端。
不过，朱树人听了他的担忧，却没有不快，他反而觉得，大明还是有实干之才的。
他欣慰地点点头：“史阁老所言，切中其弊，可谓一心为公，孤自会无则加勉，尔等以后若是具体施行，也要时时警惕。
不错，只要有工农负担轻重之别、有套利的空间，百姓便不免会生出换籍减负之心。所以，孤此法已经定下了两个保险：
第一，便是刚才就说过的，虽然允许换籍，但也不是想换就换，每个人一辈子最多只能换一次。若是朝三暮四之徒，自然会被国法惩治。”
朱树人率先点出，他要搞的新法，虽然看起来跟后世的“自由择业”有点类似，但实际上还是有门槛的。后世劳动力市场你一辈子跳几次槽都行，而大明这边，只能改一次行（工人在不同雇主手下跳槽还是不受限制的，但身份切换转行只能有一次）。
当然，别用后世的要求来要求他，他肯让百姓一辈子能跳一次槽，在横向看来已经是了不得的仁政了。要是放朱元璋手里，别说本人一辈子不能跳槽，子子孙孙改行都要受限。
而且朱树人限制改籍，并不涉及对方具体从事的工作，如果改成农籍，以后不想种地了，觉得打工划算，也还是能打工的。
只要打工赚了钱，回来买粮把农业粮赋交了就行，具体干什么国家是不管的，国家关心的只是赋税。
史可法听了这一点，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确实有点没抓住重点，有这个后手，倒是可以一定程度上确保稳定，抑制投机流动性。
朱树人见史可法和大家都领会了其中妙处，又接着说：“而第二个保险，就是孤决定，在实行新法时，要严密核定丁税和田赋的数额，确保田赋的实际负担，是比丁税高的——
诸公不要以为孤这是在盘剥农人、鼓励工人，这是有严密设计的。因为在新法之下，能被认定为农户的，必须名下有田。
如果一户人家在官府黄册上没有登记拥有田土，便如此前的佃户、投献奴仆，那么即使他坚持要种地，在新法之下，他也无法登记为农籍。
以后凡是雇农，都认定为工人，认定为帮地主打工种地之人，有永佃权的，也折算认定为“拥有永久被地主雇佣种植特定土地的权力”。
如此一来，农籍事实上相当于如今的地主、富农，至少也是有一定自有田地的中下自耕农，绝不可能是赤贫毫无立锥之地的贫雇佃农。
而工籍，既包括了真正在城市内务工的工商业匠人，也包括了赤贫失地农民，这个人群比有地之人更弱，朝廷给他们减轻负担也是应该的。
只要确保有地者税负更高、而有地者在卖地之前无法转为工籍套利，想套利换取税收优惠，就必须把自家多余的土地卖掉，那么就能让那些喜欢兼并土地之人，因为舍不得卖地而无法冒籍。”
朱树人的新法，肯定是把农业税定得比工业税或者说丁税高的，但并不存在“欺压农民”，因为他这儿的农民，事实上是地主和自耕农。而“失地农民”，是算作工人的。
这样把改行条件跟是否拥有土地挂钩，就大大限制了投机炒作，有些人倒是想去税负洼地，但他们舍不得卖地啊。
这里面事实上有了相当的“摊丁入亩”性质，把田赋都压到有地的头上，但却看不到“摊丁”的动作，做得更为巧妙。
史可法和张煌言思之再三，不由叹服，至少目前看来，别的弊端还不好说，但防止“百姓频繁换籍去套利税负洼地”这个口子，确实是堵住了。
只是，此法想要施行，反抗肯定也是很明显的。以后有大量私有土地的人家，想要投资工商业，肯定会多出很多限制，
按照朱树人这个分籍，你缴的是农业税，再去经营工商业，却不能如实缴纳工商税，那肯定是违法的，算偷税，会被朝廷彻查。
所以，未来想当大地主，可能会当不了资本家，只能选一个。或者至少也要搞“分家代持”，比如那些巨富之家，分出一个分支专门为家族持有土地，另外一个分支专门经营工商。
对于那些吃相难看，“既要又要还要”，什么都想投资什么机会都不想落下的全赛道稳健型选手，估计会怨恨朝廷。不过现在朝廷非常强力，揍趴了那么多外地，还有对刀把子的绝对掌控，估计他们也翻不起浪来。
第389章 工人的人头税，当然找老板代扣了
史可法提完意见后，其他大多数阁臣都没什么可说的，一旁的张煌言倒是一直在动脑子，很快又指出了一个漏洞：
“如此说来，按照新法，将来田赋就是按照如今的法子，按实际拥有田亩的面积征收，缴了田赋的人就不再缴纳人头税。而工籍之人就只是按照人头数缴税？
那如此一来，工籍之人如果生意做得极大，盈利颇丰，难道他自己也只缴纳一份人头税？相比之下，农籍之人，若是只有两三亩田地，所承担的田赋其实是不高的，丁税取消之后，这部分人的负担将极大降低，
以后会不会有大量百姓，就名下只留两三亩田，然后仗着有登记田产，便能保住农籍，享受只纳粮不缴税的好处？事实上，却是种完这两三亩地后，空闲出来的时间去城里打工，以务工所得为主要衣食来源、只为避税？”
张煌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经看出，当工业税按人头、农业税按土地面积时，对于缴纳工业税的人而言，做得越大，实际上缴纳的比例越少。而农业税则反之，是拥有土地越少，经营范围越小，负担越小。
这两边的两个极端，很有必要堵上，否则天下将汹汹都是投机客，到处是大资本家或者象征性的小自耕农，在两个极端避税。
朱树人听后，也肯定了张煌言的担心，表示他问得非常好。
“此老成谋国之问也，但也不是没办法堵住，要堵住工商业者稍留几亩田地、伪装农籍避税，就要给农籍制定一个田赋的最低标准。
愚以为，按每丁男丁女为一户，最多加两个次丁男，拥有水田十亩，或旱田下田二十亩者，核定为最低农籍限额。实际有田不足此数者，也要按这个面积缴纳田赋粮，实际有田超过此数者，则按实际有田面积缴纳田赋粮。
如果一户人家拥有的田面积小于此数，则其耕作劳力肯定不饱和，还会有余力干别的，或是帮田多者佃种，或是农闲进城务工。这部分剩余劳力，该纳税的部分也不能逃。
另一方面，要防止从事工商者、做得越大税负反而相对越低，那就要从多个角度核算工商税基。比如此前朝廷用过的‘按织机数量收绢税’的法子，肯定要沿用。
只是其他各行各业的机器，目前还无法核定，但朝廷会出具一个清单，对于容易核查的予以核查，以及按照其生产性质、如果同行都用机器，那么就要对他按照理论上的机器数下限征税。
另外，存在雇工的工商业者，朝廷还可以便利地统一征税——凡雇人务工者，必须到官府登记，将雇佣关系附在雇工户籍之后。
用工不登记的雇主，被朝廷查到，就严罚雇主！受雇之人出首揭发者，双倍奖励受雇之人。
从此，该雇工的工商丁税，就由雇主直接缴纳。以后凡是我大明百姓，有在官府那儿备桉的雇佣信息的，他本人就不用直接缴税了，朝廷的征税成本也会大大降低，
不会再跟从前征丁税那样，要跟万民一个个打交道。以后官府就只盯着辖区内那一小群工坊主，全国大部分的人头税都要工坊主代缴。剩下的小部分，才是直接对个体户征税。”
这个办法，朱树人是很容易想到的。
一旦有近代工业化的趋势，怎么收人头税最方便？当然不能再跟封建时代农业自然经济时代那样，跟小老百姓一个个打交道了，直接找老板代扣代缴，一个现代人很容易就想到。
只有自由职业者，小型个体户会比较麻烦，还要专门一户户收。
如此一来，户曹需要的税吏人数都会大大减少。
当然，为了鼓励简化行政，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的人头税，肯定要比打工人稍微高一点，这样才能激励百姓去扩大生产规模，集中打工。
而个体户毕竟是小老板性质，他们本来就比打工人赚得多，多缴也是应该的。问他们收钱朝廷付出的税吏人力成本也高，他们相当于要承担一部分税务系统工作人员的工资。
大明几百年来，被人头税的征税成本闹得苦不堪言，效率极低，收上来那点人头钱，相当一部分都是征收人员本身的开销，内耗太严重了。
现在朱树人仗着工业化的趋势，直接把人头税的征税成本起码砍掉了何止八成，只在人口户籍登记时多费点事，要多记录一下这个人的雇主是谁。麻烦过一次后，将来每年收钱就省力了。
对于企业主来说，这么干倒是有点成本，因为以后都得弄一个负责报税的会计，未必是全职，但至少每座工坊的账房得多点工作量，数学要好一点。
不过，随着大明如今的科技进步，教育革新，未来的数学人才肯定会越来越多，一定能支撑大明的财政治理向近代化转型所需的。
至于雇主帮雇工交了工人人头税后，具体怎么跟工人谈工钱，这是劳资之间的事儿，雇主多半会稍稍压低一点工钱来弥补税务之处，但不管怎么说，工人拿到手的钱肯定比自己直接交税要多。
还是那句话，跟此前的古人比，朱树人这已经是仁政了。
另外，朱树人建议工坊主不但要按照雇佣人数代为统缴人头税，还建议对机器也征收工业税，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促进工场主去发展先进生产力。
因为比如以现在的大明纺织业为例，所有的织机和纺纱机、缫丝机都是按一样的税基来算的。无论是单纺轮的老式纺纱机，还是至少五到八个纺轮的小宛纺纱机，缴的税是一样多的。
如此一来，要实现同样的棉纱产能，用小宛纺纱机就只要缴纳一台机器的工业税，而用老式纺纱机，你可能要五台机器五个工人才能抵小宛纺纱机一台机器一个工人。
使用落后产能的工场主造了同样多的东西，却付出了五倍的人头税和五倍的机器税，他要不要去穷则思变，就自己掂量着办吧，坚持用落后产能老机器的，就等着被同行挤破产。
……
史可法和张煌言见朱树人已经提前想到这么细了，个别不够细的地方，也在大家的讨论中慢慢细化了。
张煌言又梳理排查了好久，才勉强又发现一个相对明显的问题，不由担忧道：
“按照这样的措施，看起来倒是挺严密了，但还是漏掉了一类人。按照现在的说法，凡是无地、不能登记为农籍的，那就一律视为工籍，免田赋而纳丁税。
而凡是能受雇于人的，可以由雇主代缴。找不到雇主的，就视为自己是雇主，或者个体自谋营生——但若是一个人无力自谋营生，也无人雇佣，也没有田地呢？
原先这种人，在大明此前百年，多半会变成流民，也确实不好管理，如今有了新政，难道就不能设法一并解决？或者给这种无力找到雇佣工作之人一些减免，或者官府帮忙统筹求职？”
面对这个问题，朱树人倒是一愣，一开始他确实没想到。
这倒不是他不够人道注意，而是恰恰因为他是现代人，他觉得一个人找不到工作失业了，最多领一阵子救济金，但也不能怪政府。
他也没注意，从户籍上把无田人口统统归纳为“工籍”，会存在失业挤出的问题，这些肯定要后续详细研讨的过程中再慢慢补。
既然现在张煌言提到了，朱树人也不吝立刻头脑风暴一下，还别说，仅仅一两分钟，他就想到解决办法了：
“这个容易，不就是无业之人，无力按照工籍缴纳丁税么，那就朝廷帮他找个差事——以后凡是无业之人，都给朝廷服徭役吧，直接服一年，朝廷管吃穿住，还给工钱，
但肯定要比外面的雇工工钱低一些，以免吸纳了可以被民间工坊雇佣的有技术的劳力，都想来端铁饭碗。朝廷的徭役雇佣，相当于是一个最低工钱保底，给实在找不到活的人一个出路。
将来，朝廷可以免除普通百姓的徭役，无论工籍农籍都不用服役，改为把徭役折钱折粮，算进田赋和工税里。士绅有功名者原本就不用服役，以后也改为交钱不用服役。
朝廷用折役的粮食，专门供养常年服徭役的无业流民吃喝，用折役的银钱供徭役流民穿住和津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嘛。
如果专业服徭役的人口增多，朝廷的水利路桥疏浚营建用不了那么多劳力，未来还可以酌情从徭役人口中选出健壮、有纪律者，编为军籍，挑剩下来难以保证战斗力的，才去服徭役。”
在古代封建社会，还怕有人因为农业挤出劳动力、找不到事做？直接服兵役、徭役不就好了！
以后工程建设类的活儿，兴修水利疏浚河道平整道路开山架桥，就全靠这些专业施工队伍了。
有田种的是农籍，没田种找得到工的是工籍，没田种又找不到工的是民工，或者当兵。
而且朱树人这么一安排，还恰巧让这个善政，能够全方位碾压历史上后来雍正的变法——雍正的变法里面“摊丁入亩”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就是有秀才功名的也得纳税和服徭役。
只不过事实上因为很多人不愿意服徭役，就改为缴纳带役银。这个政策刚下达的时候，还激起了不少反抗，理由是“有辱斯文”，觉得让文人干体力活是一种屈辱。
只是历史上满清仗着是异族入主中原，刀把子比较硬，所以可以硬抗住汉人士大夫的所谓“斯文体面”，但说到底，雍正的改革还是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波折。
现在朱树人当然不会凭空给自己上难度，所以他直接宣布：只有民工籍的人服徭役，其他人都是默认直接多交钱多交粮养徭役，不用亲自为朝廷干活了。
秀才们不是说干体力活有辱斯文么？摄政王没让你们干体力活，一开始就只是想要你们交银子就行了！交银子总不辱斯文吧？
于是乎，一波原本历史上会反抗雍正的反对力量，如今却没法反抗朱树人，直接消弭于无形。就算最后还是有人反对变法，但力量被分化瓦解后，就掀不起浪来了。
……
听朱树人把细节安排得这么透彻，连无业流民如何安抚安置、防止再逼出李自成张献忠都想到了，史可法和张煌言终于暂时找不出破绽了。
当然，任何涉及全国的大范围变法，肯定不可能靠着几天闭门会议就拍脑门解决的。
张煌言虽然目前没想到，但他知道肯定还有很多小问题和细节，没有暴露出来，因此他并不赞成操切推进。
他非常诚恳地建议：“不知殿下希望这个新法何时开始实施？能不能再延长一下讨论和征求各方献策的时间？而且就算实施了，能否不要直接全国推广，先择一省或数府予以试点？”
朱树人对这个建议表示了肯定，他嘉许地点点头：“这是应该的，按孤计划的时间表，如今已经五月了，两个月之内讨论出执行方案，今年就抢在夏粮征税之前颁布，让户部和应天府（南京所在的府）的户曹官员、衙役税吏统统学习起来，然后就只在应天府范围内试点。
如若没有太大的问题，明年就推广到南直隶全境，若是稍微有点问题，那就明年仅限于在南直隶的江南部分推广，剔除相对贫穷的扬州、淮安、凤阳等府。若是问题很大，那就好好整改，明年依然只能在应天府范围内继续试错。
一旦走上正轨，后续可以再花一年，推广到江西、两浙。再过一年后到湖广四川，随后是福建两广。等到南方彻底推行，至少是五年以后的事儿了。
如若一切反响良好，民间没有怨声，再徐徐往北方推广。不过往北方一定要慎重，北方工商并不发达，缺乏基础，一旦把百姓分为工籍农籍，怕是没几个人能真正找到工籍的活儿，就算有也会成为工籍的雇农佃户。
不过好在如今北方人口稀少，淮北各省相加，不算东北的话，总人口也才一千五百万。北方的田地还是够百姓分的，农籍应该普遍有一二十亩以上旱田，安安分分纳粮应该是没问题的。
只是将来要提防人口繁衍过快，如果数十年后，繁衍到田地不足、而工商未起，朝廷就要疏导工籍百姓南下务工，否则这个工农分籍，可能会造成反噬。”
张煌言听后，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和史可法对视一眼。
史可法也是点点头：“当年前宋王荆公，便是在金陵为官数年，见均输法和民间借贷渡过青黄不接之法，在金陵颇为惠民，回朝主政后，便力主全国推行。
殊不知，南北民情相差迥异，对工商的接受敏钝不同，以至被山西籍的司马光抨击，还辱骂王荆公的爪牙吕慧卿‘心术似福州’。
殿下如今能看清我大明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南北民风迥异，持重推广，不求操切，实乃大明之富，老夫并无异议。”
今天傍晚再更，大家中午别等了
昨晚编辑紧急回复了一个修改意见，我趁着有思路先处理一下。
下午再写今天的内容，下班前更新，大家等不及可以攒到明天中午一起看。
敌390章 大明的七年科研计划
关于大明未来几年的税制改革议题，在江宁会议上足足讨论了好几天。
虽然还有很多细节没有敲定，尤其是一些具体数额、门槛的设定，还需要兼顾民情。但这些工作并不影响大局，还可以由户部的专业人员继续细化，反正距离最终试点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但朱树人最后也会以强力姿态过目拍板，以防大地主大工场主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帮着蒙混过关。
而参加江宁会议的主要阁臣们，在税制变法议题后，还有很多国家大事要讨论。
好在朱树人倒是很懂饭要一口一口吃的道理，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澹。
所以剩下的议题，没有一个是涉及制度和变法建设的，全都是具体的事务性问题。如此张弛结合，才能把反抗压制到最低。
五月中旬开始，江宁会议的第二、第三阶段讨论日程，也逐步提上了前台。
第二阶段的议题，是关于未来的七年计划中，大明的产业政策、和科技研发扶持方向。这个议题没什么冲突和矛盾，讨论的氛围也就相对轻松。
史可法因为年事已高，不懂这些，也不会参与讨论。所以主要是朱树人和张煌言，加上工部尚书、同样入阁了的方以智来讨论。甚至朱树人的侧妃，大明科学院的方子翎，也会参与一些议题。
第三阶段的议题，则是关于未来七年、对此前新占领领土的建设规划，加上一些国营工程项目，还有大明内务府的投资规划——
历史上的清朝虽然有很多弊政，但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朱树人对于满清做得可取的地方，还是愿意借鉴的。
清朝的皇室开支其实一点都不比明朝小，还有那么多皇帝南巡等劳民伤财的事儿，但清朝之所以把财政局面稳住了，除了经常勒索织造府和两淮盐商之外，一个重要倚仗就是内务府。
内务府的存在，虽然有盘剥、垄断种种弊端，算是“与民争利”，不过这些肥缺行业，也征不到赤贫百姓的利，无非是跟民间富商士绅争利。
而朱树人上位之前，沉家本就是大明首富了，有那么多王室财产（王室不是皇室，是鄂王府的财产）和沉家私产。如今更需要一个内务府来统筹经营。再加上大明原本的皇庄皇商之类的小鱼小虾，合并到一起经营，大致能起到后世国资管理部门的作用。
有了内务府之后，还能便于在普通民间商人还不屑于投资的偏远新占领土上，搞长回报周期的投资。发现了这一妙用后，朱树人当然要借鉴清人的内务府，并且更加做大做强，为自己所用。
……
“税制变法的事儿，已经暂定，今日我等就先商讨一下，未来七年内，我大明的科技攻坚方向，以及产业技术发展，朝廷该如何引导。
最终的目的，一是要继续富国强兵，但同时也必须为将来可能对缅、越的用兵敲打服务。看看如今还有什么短板需要补足。”
第二阶段议题拉开后，朱树人率先为会议定了调子，让众人畅所欲言。
众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后，考虑到这次的议题，最终还是要为军事服务的，所以最终还是兵部尚书张煌言先发言。
张煌言对科技并没有什么展望想象力，他就中规中矩按照目前的军事短板，提了两条：
“按照李将军此前上报的边境冲突损失情况来看，要跟缅、越交战，如今军械技术最大的问题，还是枪械的防水、防潮做得不好。
武昌造虽然已经改良了数代，渐渐精益求精，可燧发步枪在湿热环境下打不着火的问题，始终没法根治。
如今我大明新一代边军，都是用着武昌造成长起来的，能擅长使用多种兵器的老兵，已经越来越少了，只能指望那些至少四十来岁、原本在南方改土归流和川南湘西历次作战中有经验的老兵，才能在跟那些南蛮的交战中，熟练切换武器，确保战斗力不衰弱。
但这种士卒，战死病死老死越来越多，逐渐凋零，如果再过三五年才对缅、越动手，怕是能指望上的人数就更少了。说到底，还是要强化兵器的防暑热潮湿，或者就得专门精炼将士，操练各种器械，不能只会刺刀和火枪。”
朱树人听了这个反馈后，下意识看向今天才第一次被特许参会的李定国，稍微问了几句。
也从李定国那儿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表示云南的大明边军确实有这方面的困难，如今李定国也都是靠着原本诏安的西军旧部老兵死撑，包括孙可望当初在贵州山区挣扎游击那些部队，如今都被彻底用起来了。
不过这些人年纪也都大了，毕竟距离崇祯之死都过去十九年了，这些原农民军降兵，至少是十九年前投降的，怎么也有二十多年当兵资历了。
朱树人确认后，不由有些头疼，这个问题确实不好解决。因为火器的湿热环境可靠性问题，一直是个老大难，在火枪时代要彻底解决，基本是不可能的。
历史上，西方世界对热带内陆雨林的殖民占领，之所以到19世纪后半叶才全面发力，也跟这是有关系的。
火枪在美洲，当时只能帮助殖民者严密控制到墨西哥一带的内陆，再往南的中美洲内陆热带雨林，欧洲殖民者的控制力就弱不少（沿海港口还是控制得住的）
在非洲，中部雨林黑非洲也是1850年之后开始殖民的，比如着名的比利时利奥波德圈地刚果。法国人在东南亚对中南半岛的进度也差不多。
谁让直到1841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为止，燧发枪依然没彻底解决暴雨天作战的问题呢。一鸦时英军在三元里，不就是遇到了暴雨导致相当一部分燧发步枪无法使用。
朱树人虽然知道历史，也知道科技演进路线，不过他终究没法直接下场指点研发，他肚里那些实打实的干货，早就用完了。
于是他只能是提纲挈领地说了几句：“此事不是一朝一夕可解决的，要彻底根治，数十年都未必能行。所以我大明对缅、越将来也不能往死里逼，敲打敲打让他们知道进退即可。
要解决火枪的可靠性，一方面让科学院继续在火枪点火机构上外加防水结构，一方面就是设想新的激发方式。
不过防水机构只能增加防雨的概率，解决不了空气过于潮湿的环境，最后根治还是得从化工角度出手。
咱前些年不是就造出硝化棉、给线膛狙击枪弹用了么，让化工研究所的人多多琢磨制硫酸、硝酸的法子能不能进一步降本增效，提高产量，
给更多的精锐部队装备无烟火药的枪械，再结合无烟火药彻底革新激发机构，估计得把燧发原理彻底换了，才能根治。”
朱树人的吩咐，自然有科学院的人一一记下，回去后当然要按照摄政王的指示安排。
在原本的历史上，西方其实在1815年，倒也发明出了最初代的火帽击发枪，替换掉了燧发原理，是英国人先搞出来的。
早期火帽枪跟燧发枪还比较近似，用的还是撞击式火帽，到了后来无烟火药出现后，才有更高效可靠的击针式火帽，才算是跟现代枪的刺针扎底火模式彻底接轨。
只不过，历史上的1815款原型火帽枪折折腾腾磨合了几年，等到能量产时，拿破仑战争早已结束了。
欧洲大陆仗着梅特涅首相缔造的维也纳体系，保持了近百年的总体和平，直到一战前都没有爆发欧洲全面战争，所以英国人也懒得花钱把拿破仑战争时的燧发枪换了。
一鸦的时候英国人还在用燧发枪，说到底就是舍不得银子，觉得全面换装火帽没必要。直到又过了十几年，英法联军帮奥斯曼人攻克里米亚打罗刹人，才算在战前全面紧急换装好火帽枪。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朱树人吩咐军工部门研发早期型防水火帽技术，提升火枪可靠性，倒也不存在太逆天的技术壁垒和代差。
大冶兵工厂在灭清时生产的“武昌造”，水平大致相当于西方的沙勒维尔1763型，这方面积累的经验已经很丰富了。
再要进步到英国的曼顿1815型，中间理论上也就五十年的代差，而事实上当时在西方，从1760年代七年战争结束后，到1780年代法国内战、米国独立爆发前，各国都没什么危机意识，军工研发也一度停摆。
所以实际上，放到战争年代，这也就是三十年的技术代差而已。如今有了朱树人的指导思想和路线点拨，想弥合三十年的技术代差，努努力还是够得到的。
……
把冶金、机械、加工领域可以补的技术短板大致规划了一番后。
朱树人觉得直接军事层面的攀科技，基本上也就够了。
未来几年剩下的科技工作重点，都该往那些军民两用的领域挖潜。毕竟如今还是和平建设为主，科技树不能太往穷兵黩武的方面偏。
某些技术目标，如果可以用军民两用的科技、来缓缓实现，就没必要专注于纯靠军事科技来急于求成。
比如，在此前讨论“热带潮湿环境步枪可靠性”问题时，朱树人就发现了，如果能从民用化工领域把无烟火药的量产成本和生产规模打下来，那就比给火枪本身设计一大堆复杂防水结构，要划算得多。
因为那些复杂的火枪机械结构设计，挪到民用领域就是废的。将来火药材料上来之后，这些历史的弯路、修修补补，也就没必要存在了。
而实打实把化工搞好，那收益是一直能吃下去的，百姓也能得到好处。大明将来搞水利工程建设、大兴土木，只要火药、炸药科技树一直往后点，是百利无害的。
基于这样的共同认知，科技规划会议的后续议程，也就走得更加流畅。大伙儿自然而然达成了一个共识：
未来这个七年计划，大明在科技领域，最需要朝廷规划加强的，便是化工领域。
无烟火药和其他爆破药的配方、制取、生产效率、量产性优化，固然是第一优先级。
其他化合制造的热带疾病防治药物、热带驱虫药物、杀虫剂，也是值得努力的一个子方向。因为缅、越地区的内陆热带雨林实在是太恐怖了。
虽然大明此前也对这些偏远地区发动过征服，但至今为止还没有全年稳定驻扎、维持统治的纪录。明军原先就算杀到越南，也只是冬季能站稳脚跟，到了夏天还是得走，否则会成批成批完蛋。
包括十五年前，朱树人让郑芝龙郑成功收复大员时，按说大员比越南还凉快一些，只是在热带和亚热带的交界线上。但最后依然付出了郑芝龙病死在大员岛的代价，郑成功也是全靠当时年少体壮才没事。当时的一切军事行动，也都是冬天进行，拖到夏天必须收兵。
可见热带的夏季驻扎问题，是大明始终没有攻克的难点。这七年里，就要着重解决这一点，通过医药化学的进步，彻底实现全天候全季节对热带国家的威慑力。
【目前用下来，听书声音最全最好用的app，集成4大语音合成引擎，超100种音色，更是支持离线朗读的换源神器，
从此让他们知道：大明只要想，随时都能收拾他们。
而除了爆破药和热带病药、杀虫剂以外，朱树人本人还钦定加了一项化学领域未来七年的努力方向，那就是对橡胶的开发利用、改良橡胶制品的性状。
之所以选橡胶，也是因为朱树人知道，历史上在工业歌命的早期，橡胶这类新材料对于防水、气密的重要性。
早期蒸汽机漏气严重，需要各种气缸嵌套接缝环节的密封圈，有了橡胶之后，说不定将来就可以用较低的工业加工精度要求，来提前进入工业时代。
朱树人很清楚，早期化工工业的很多生产，都是只要有配方，做实验试出反应方式、生产方法，哪怕没有蒸汽机，没有进入工业时代，也是可以量产的。有没有蒸汽机，最多只是影响反应炉的动力来源、反应生产的规模。
后世那么多土法化工生产，印度阿三和巴铁甚至可以在家庭小作坊里没有任何机器制造电池材料、或者回收重金属化合物，可见化学工业对动力源的依赖是很低的。
所以，哪怕大明没有蒸汽机，朱树人也有把握把化工科技树先点上去，把一堆1830年代甚至1850年代的化工产品弄出来。只要反应方程式、反应环境这些“配方”能总结出来，其他科技短板瘸一点也不影响。
而历史上西方由固特异在1830年代先后弄出来了硝化橡胶和硫化橡胶，解决了橡胶高温溶解、以及温差变化快速老化的问题。
在朱树人看来，既然大明现在的土法制硫酸土法制硝酸已经起步了，都能用这种土法硝酸造硝化纤维无烟火药了，那再拓展一下硫酸硝酸的用法，把橡胶的硫化硝化也研究透了，完全只是捅破一层窗户纸而已。
英国人历史上需要到1780年代才能由瓦特改良蒸汽机，而瓦特搞蒸汽机时，是没有加工橡胶来确保蒸汽管路密封的。如果大明先把橡胶密封的技术弄好一点，那说不定只需要达到西方1750~1760的机加工设计水平，就能造出瓦特款蒸汽机了。
这也算是曲线迂回补足短板。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未来七年计划中，大明的国家科研力量，几乎全部往化学领域倾斜。至于其他一般民用科技，有民间自行投资、国家鼓励，也就够用了。
朱树人拍板的会议指导精神，很快下发到大明科学院，也下发到工部户部。
该工部筹集资源的，方以智绝不含湖，立刻就拨给他小妹。该户部给钱加预算的，户部也丝毫不敢拖延。
ps：上午忙着处理别的，今天这一章可能有点流水账，大家多担待。争取后面剧情生动一点。这本书最多到220几万字完本。快的话可能210万字，看情况了。
后续该交代的绝对都交代清楚。毕竟都写到这一步了，肯定善始善终，大家放心。
敌391章 对于新归化的蛮夷就要温水煮青蛙
搞定了未来七年的科技扶持规划后，这次江宁会议的议题基本上也都算是讨论完了。
最后剩下的“新占领土建设归化”问题，并没有占用大家太多精力。
因为这些地方的管理，无论是东北，还是虾夷、库页岛，抑或九州，都还是纯军事化的。所以调整起来比较快捷，遇到新问题可以随时请示、朱树人直接随时拍板，不用复杂的朝廷内阁议政流程。
所以只要大方向不错，就直接先下手干起来，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
这一议程中唯一值得拿出来提一句的，是朱树人再次把原本已经被大明统治得不错的云贵地区，也暂时纳入了一个为期七年的严厉军事管制计划。
给了李定国一定的准战时权限，进一步加速云贵土司的改土归流，争取在将来再对缅、越冲突之前，把尚未搞定的土司彻底流官划，全部由朝廷掌握。
当然，这个准战时状态的军事化管理权限，肯定是附带严格期限的，当这个七年计划结束、对缅越用兵也结束后，最多再额外多拖两三年，到时候云贵还是要彻底恢复到正常的流官管理节奏上，从此就跟大明其他内地省份一样。
反正大明早在十五年前，就给过云贵土司一个政策，当时涉及的是烟草和其他一些外来嗜好品作物的专营种植权。哪个土司响应朝廷、接纳流官治理，归化得好，就给谁优先提供烟草、可可、辣椒的种子。
这个政策已经持续了十五年了，所以这些年里，西南的土司数量至少比十五年前减少了三分之二，不再那么山头林立。
凡是响应大明响应得早的、温顺的土司，这些年里平均地盘都增长了一倍不止。而那些冥顽不灵的土司，基本上也都被顺应改土归流后实力壮大的土司们攻灭。
那些冥顽不灵土司麾下的部民们，当然不会被清算，他们都只是无辜百姓，所以直接被温顺归化土司吞并了，然后改造教化。被杀被灭门的，只是那些冥顽不灵的统治家族。
十五年里，云贵足足有几百个山沟里的小土皇帝家族，倒在了烟草开路的屠刀之下。被杀的反明顽抗分子，何止数万，被流放为苦役改造的人口，更是超过了二三十万。
但这样的统治铁腕之下，效果也是非常卓著的。
历史上清朝人从康熙四十几年开始发力改土归流，结果前二十年也就改了个湘西土人。雍正年间到乾隆前半段累计花了四十年，才把贵州大部和云南部分地区改得差不多。
而乾隆后半段，继续改川西大凉山和滇西横断山区。历史上清朝有记载的对滇缅边境最后一批土司的归流改造工作，足足持续到1820年，也就是嘉庆二十五年，才算完成——而这时候，距离鸦片战争都已经只剩二十年了。
换言之，历史上清朝前后花了九十年，才把除了滇缅边境以外，其他大部分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算上滇缅边境的硬骨头，那就得再加三十年，累计一百二十年。
如今大明才花了十五年，用李定国的大棒和烟草专种的胡萝卜，恩威并施，估计已经达到了历史同期清朝人花七八十年的改造效果。足足是五倍的时间效率。
云贵如今的改土归流进度，基本上相当于平行时空的乾隆三四十年左右。
所以朱树人决定最后加一把火，再给李定国最后十年，并且借助对缅、越敲打的用兵契机，军事化管理并举，
争取十年走完三十年的路，到时候推进到历史上嘉庆初期的改土归流程度，彻底根治边疆不服朝廷管束、自生自灭的问题。
届时，除了目前尚处于大明和缅甸之间摇摆的横断山区土司，其他土司必须全部归化完。
而十年之后，李定国也会被朱树人派去大明从缅、越手中新“解救”出来的的土司领地上，继续他在云贵做过的工作，重新复制一遍成功经验，直到大明彻底消化东南亚新规划领地。
考虑到历史上这个时候，李定国都已经死了，即使现在历史已经被改变，朱树人估计李定国也不是什么特别长命的基因，所以能把云贵和将来新附领土问题解决，也就不会给他压新的任务了。如果他能活到那时候，就让他荣归养老吧。
（注：如今是1663年，历史上李定国1662年就死了，享年42岁。不过据说是因为悲愤和不习惯缅甸气候水土不服才死的。这一点跟历史上的郑成功很像，郑成功也是悲愤之中，加上不习惯大员的热带雨林环境，于同一年死的，享年才38岁）
朱树人在这个七年计划中，让人进一步发力医药化学领域，解决热带病药物和化学杀虫剂、消毒剂的研发，也有这一层考虑在内。
朱树人知道历史上李定国郑成功的英年早逝都跟热带病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一定要倾注资源攻坚热带病药物。
等李定国那边任务完成后，大明在美洲新嗜好品作物方面的管理，肯定也要更加严格化。
以后就不能再搞“云贵归化土司特别优待独占种植”的路子了，要各省公平对待（但实际上北方也种不了可可咖啡烟草，这是气候原因，不是政策原因），改为朝廷从法度层面直接实施官营专卖，民间只许种不许私自经营，类似盐、茶。
另一方面，这么做也是为了保住朝廷的面子，因为经过那么多年的扩散种植后，事实上烟草和可可、咖啡的种子早已在西南各省民间疯狂扩散。早年朝廷能通过集中提供种子控制住地方，现在根本控制不了了。
所以与其等将来彻底失控打脸，不如朝廷主动宣布放开对种植的垄断，退而只垄断经营。这样说起来还是朝廷不想管，而非管不了，是“不愿与民争利”。
朱树人当初搞特许种植、敞开收烟草税，也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为的是灭清统一战争需要军费。这十几年来，烟草税也确实给大明累计提供了价值几千万两白银的军费。
现在既然统一已经完成，不需要战争年代那么多军费了，朱树人作为一个仁慈的、有后世现代伦理操守的人，也知道这玩意儿有害健康，该控制规模还是要控制。
……
西南地区的统治基调和管理方法梳理清楚后，剩下的东北、库页岛、虾夷、九州、琉球，也就相对容易处理了。
那些地方的问题都不太复杂，别看面积广大，可原住民规模不大，也就相对好管理。
说到底，一块地皮的开发，最大的麻烦还是人。只要没有原住民的掣肘，可以一张白纸上作画，基础设施差一点还是容易克服的，移民和砸钱就能解决。
尤其大明如今火药、爆破药技术已经成熟了，开山修路这种事儿，哪怕没有重型机械，也可以靠上爆破来事半功倍。
于是朱树人本着抓大放小的思路，把上述几块领地的政策调整优先级排了个序，先集中解决九州和虾夷的统治问题。
这两个岛虽然面积不大，九州才刚刚跟大员岛相似，虾夷也只有大员岛的两倍大。但这些毕竟是从扶桑割过来的，虾夷岛上的虾夷人需要强力手段去归化，九州的熊袭蛮等阿苏火山山民也要处理好。
于是经过内阁最高层的闭门讨论后，朱树人和张煌言、郑成功就拿出了一个方案——因为方案有些残忍和强力，所以朱树人甚至都没让史可法这种正人君子参与。
史可法年纪大了，道德下限比较高，有些事情不适合参与。
按照这个给郑成功的方案，未来对于九州岛上的阿苏山区蛮夷部族，要采取限制劳役的方式，强迫他们服役为朝廷干活，建设当地、开垦梯田、营造港务、以及负责挖矿、造船、建设相应工厂……
九州岛毕竟是个火山岛，矿产资源还是丰富的，金银铜都有一点，虽说没有石见、佐渡那么富，但跟中原比比还是很不错了。
而九州岛的硫磺矿更是多得令人发指，堪称亚洲之最——毕竟往阿苏山这种庞大的活火山口里随便挖一铲子，都是满满的天然硫磺。
唯一需要担心的，是派人去二氧化硫、三氧化硫毒气乱喷的活火山口周边挖矿，会不会死伤太多矿工。但既然有土著可以奴役，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所以，光是对深山的矿业开采，就可以消耗掉巨量的劳动力了。上述工程要在未来七年里好好推进，足以确保所有熊袭蛮都能彻底找到足够饱和的工作，
人力不够的部分还可以让熊本藩的其他非蛮夷倭人来强征为徭役，再不够就从萨摩和福冈征集倭人贫民。如果敢反抗就直接用刺刀和步枪教训。
反正九州岛上原本也就三百万人，经过当初诛灭九州四藩的连番血战，加上迫使黑田光之移镇长州、广岛，如今的九州岛上，实际上最多也就两百万人口。
而大明有绝对的人口和兵力优势，还有绝对优势代差的武器，稍微留几万人，让当地人供养，绝对可以不费大明自己的军饷、军粮，就彻底统治住。唯有弹药和军械耗材的钱依然需要大明本土出、本土制造。
有了这么强的控制力后，大明统治者给的压力稍微大一点，当地也翻不起浪来。
要知道原本按朱树人自己的想法，那些“该死的熊本矿工”应该是直接屠掉的，就当是为平行时空他们的子孙在三百年后屠金陵的血债偿还了。
现在大明统治者强忍“不教而诛谓之虐”，改为让那些熊本矿工去火山挖矿改造，已经是非常文明礼仪之邦了。
当然，既然都做好了在九州搞硫化工业和矿业基地的准备，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之后，如果利用率太低，也会形成资源浪费。
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反正大明未来七年里要以攀化学工业科技树为国策，那就把大明一切危险、污染、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生产和研究环节挪到熊本。
新式的火药厂、炸药厂，要开设到熊本和萨摩，还有硫酸厂、硝酸厂、橡胶硫化硝化处理厂，乃至未来可能出现的煤化、原油简单处理的工厂，都可以设到那儿。
（注：这个时代即使开采出浅层自喷井石油，也不可能裂化提炼出柴油汽油天然气这些轻质成分，提炼了也没用途。但是凡士林、石蜡和煤油已经可以提炼了，煤油也可以照明取代灯油和鲸脂，这是不需要工业歌命就可以完成的，只要化学工艺和反应设计够强就行）
再加上九州原本就有高污染的日式灰吹法冶炼金银，各种需要大量用到朱砂、铅汞的剧毒环境提炼工艺。这些产能也能继续在九州发扬光大、改良扩产。
所以，未来七年，朱树人要立志把九州岛中南部山区及边缘地带建设成一个硫酸、石油、炸药、各种剧毒重金属产业荟萃的矿业、化工区。山区挖矿，山区河谷与边缘交通相对便利的地方建厂，分工明确。
只留下北部福冈和靠近扶桑本岛的府内沿海平原，适合搞农业生产的，那就继续种田，确保岛上口粮至少能自给自足，不至于要从朝鲜买粮食维持九州当地人的口粮需求。
大明对熊本人的统治还是非常张弛有度的，不会搞竭泽而渔。让人从事那么重体力的挖矿和化工建设，肯定要给对方吃饱饭。
到时候的政策，就是把当地所有熊本人，以及其他藩地未婚的扶桑男人，统统征入朝廷徭役。朝廷给他们饭吃，确保维持营养，说不定还会比他们在扶桑大名手下时吃的更饱。
这样他们也就不会反抗了，光棍一条，又从事这种有毒有害危险重体力，平均寿命估计到不了四十岁，所以用个十几年就得换一茬人。
如此算下来，最多三十年后，九州岛上的熊本男人和其他藩未婚的扶桑男人，基本上也就自行消失了，并不需要大明用屠刀。
至于已婚的，可以留在农村继续种地。但这些种地的就必须征收高税，绝对不会按大明的田赋标准，而要按扶桑自己战国时代最狠的“六公四民”，就是收走六成粮食收成归朝廷，只有四成归自己。
毕竟只有对扶桑农夫收那么高的税，才能确保扶桑人在大部分人口不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下，依然能有饭吃。
而且只要大明朝廷引导得好，绝对可以把扶桑矿工、工人的仇恨值引导到扶桑农民身上，让他们意识到“都是这群人，又有了女人，还占了地种田，还不想多缴粮食给咱矿工阶层吃”
一旦扶桑农夫敢反抗，大明就可以挑动扶桑人矿工和农民自相内讧，就跟欧洲人同期挑动非洲部落自相残杀一样，以夷制夷。
而大明要付出的代价，只是确保账目明确，确保“九州岛征收上来的粮食，绝不外运，都是给九州本地人吃的”。
这一点，也是朱树人最后特别关照郑成功的，到时候一定要这么做。
因为大明本就不缺九州岛这么一个贫瘠的火山岛的余粮，来养活其他地区。
而不拿走九州岛的余粮，各种宣传公示强调“九州粮、九州吃”，就能彻底把九州内部的扶桑土著矛盾，往矿农内讧上引。
大明付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经济代价，却能长治久安耗死那些不安分的人，简直太划算了。
定下了这样的统治基调后，朱树人最后又补充了法外的一点，不太适合放在国策和朝廷文稿里的，到时候就给郑成功去一封私信交代。
朱树人会让郑成功在后续平叛的过程中，对于因为反抗而被杀的扶桑农夫，如果家中有女眷多出来的，那就罚没入官。
有因为男丁大量被征为矿工、民间扶桑女人多出来的，那就发给从大明过去的汉人农夫为妾。
为了鼓励汉人移民渗透去九州岛当地主，朝廷可以私下宣传一些优惠政策，主要就是吸引汉人底层穷苦光棍，确保他们去了扶桑后，能发到一个扶桑老婆。
如果这样还不够消化多出来的扶桑女人，那就再船运一批去东北，分配给在黑龙江屯垦开荒的闯关东汉人光棍，同样可以给类似的优惠吸引政策。
这样要不了几十年，扶桑人的Y染色体在九州岛上的比例就会断崖式下降，半个世纪后说不定岛上就没有扶桑人的Y染色体了。
同样的政策，在虾夷也可以适当使用。只是虾夷没什么矿业和化工可以发展，只有畜牧业和渔猎，
所以如果虾夷人的男性劳动力富裕，可以匀一些去九州岛干挖矿开山修路的苦活累活，或者到外东北和库页岛搞最早期的基础设施。
同样男人饭给够吃但不让他们有机会结婚繁衍，女人拿去移民。凡是女人被移出去的，都必须学汉语，如果已经年过三十了，那至少也要让后人必须跟父亲学汉语，不能说日语，几十年后融合同化的问题也就渐渐解决了。
第392章 有人阻挠变法就放酷吏
解决完九州和虾夷的移民、建设纲领后，剩下的东北腹地和库页岛建设规划，就容易得多了。因为没有原住民的问题，只要直接在地图上，根据地理需要规划即可。
地方上的屯田开荒、进一步优化育种耐寒品种，这些都没什么好说的，地方上自己就能搞定。
虽说曹变蛟和黄得功如今都已到了垂暮之年，两人年纪都在五十五岁上下，相差了两三岁。
但这些积威悍将对麾下“建设屯垦军团”的掌控力和执行力还是非常强悍的，再艰苦的拓边屯田任务，都能令行禁止地推行下去。
拓边所需的钱粮，也基本上可以靠当地自给自足解决，无非朝廷确保未来十几年之内，依然不对当地进行征税，任由当地的财政收入继续截留自用，作为开发建设的资金和军粮——
这也是当初封黄得功、曹变蛟为国公时，定下的基调。朝廷许诺过他们，只要二人活着，在边地始终特事特办，可以截留税赋。但他们身后，自然要收归朝廷权力，以免形成藩镇割据。
这样一来，唯一需要朝廷出力的，也就是从南京的大明科学院，再派去一些研究人员，帮着边地搞工程规划和设计、地理勘测，外加就是对北海道水稻和黑麦的品种进行进一步的优化育种改良。
说白了，就是钱、粮、人，都由东北地区的屯垦军团自筹，朝廷只出技术指导。
不过也别小看这个技术指导，用得好的话，绝对是可以让边地的建设事半功倍的。就拿北海道水稻品种的改良来说，十年前满清未灭时、最初从虾夷弄来的北海道水稻，其实只是有一个耐寒性不错的属性，能确保在东北种植不会冻死。
但除此之外，初始的北海道稻种其他性状实在是烂得可以。都不用说别的，单说一个产量，就可怜到亩产只能确保一百公斤左右——
要知道，到了明清之交，南方双季稻的产量，差不多也有一百五十公斤以上了，一年种两季的话，哪怕其中一季稍微低一些，算一百公斤，那加起来也有五百斤米了。
而东北种的是单季稻，生长期长，按说一季的产量应该接近南方一季半，怎么着也该亩产四百来斤。可刚挪过来的北海道稻种，其实也就达到了一半左右的水平。
满清统治那两三年里，那些蛮夷也没文化，不会搞良种优化，就是随便种种。大明在东北建立统治后的那八年，倒是稍微零敲碎打折腾了一下，倒也增加了亩产几十斤，
再配合上汉人擅长深耕，发现黑土地深耕后把下面的营养层翻上来，效果很好，靠着优异肥力条件的加持，总算把亩产加到了三百斤。
如今这个七年计划，朱树人跟大明科学院负责农学育种的专业人士反复研讨，核定目标，
最后科学院的工作人员觉得，在七年之内，如果投入够大，做的对照组观察实验够多够细，倒是可以争取让种子的亩产再提升一百斤、到四百斤左右。
因为刚开始投入育种的时候，提升空间总是比较大，上升比较快，天然原始种基因良莠不齐，很容易集中优势性状。
不过后续再要提升，难度就比较大了，要从亩产四百斤再到五百斤，可能要再花十五年，后续就不敢保证了。
朱树人也知道要尊重科学，不能乱放卫星，所以给了科研人员充分的自主。能在七年之内把北海道稻种增产一百斤，哪怕只是试验田也好，做不到的话，给他们多放宽一倍时间，等第二个七年计划结束时到四百斤也没问题，朱树人并不会给压力处分。
……
规划好粮食问题后，最后剩下一项需要朝廷技术支持的工作，就是东北的水利和航运建设了。
水利没什么好说的，直接排一些擅长疏浚和整治圩田的水利专业人士过去。把东北松嫩平原几处新辟集中屯垦区的沼泽堆淤一下，把可以用于调蓄水旱的天然湖泽挖深，便于灌既，这些都是基本操作。
而航运整顿，主要就是进一步勘探东北松花江、嫩江、图们江等水体的内河航运航道深度、水文水情。这些数据原本都是一片空白，派出地质勘测队梳理一遍，也便于未来东北各地之间的物资运输调配，降低物流成本。
航运整顿工作中，最艰巨也最重要的一项，反而是勘测黑龙江的入海口航道，以及黑龙江入海口与枯叶岛之间的鞑靼海峡航道、淤浅情况，还要勘测每年的封冻季节。
因为至今为止，大明要勘探和开发东北，最北边主要还是停留在松嫩平原，并没能进一步北上到黑龙江干流。
至今为止，黑龙江主干流两岸，还有十几万类似于满人北逃的残余渔猎民族，以及一些库伦人、鄂某克/某春人。
大明有了北海道稻种和枯叶岛黑麦后，要在黑龙江南岸种粮食其实是做得到的。
哪怕是黑龙江北岸，如果只是暮春到初秋过去、种一季大豆，那也是可以利用起来的，种水稻就不太可能了，因为实在太冷。
而之所以还没开拓过去，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黑龙江干流流域，和松嫩平原之间缺乏直接的水网运输沟通——黑龙江最终是从枯叶岛北段对岸的鞑靼海峡注入曰本海和鄂霍次克海交界处的，那地方大明的航海家原先倒也到过，但没有勘探过航道。
如果把这条路彻底探明白，甚至在黑龙江入海口的位置建立港口城镇，那么大明将来对黑龙江流域的控制，才算是彻底稳固了。
否则二十年后雅克萨、尼布楚一系列麻烦来袭，就还得面对“对黑龙江流域的军队补给困难”的窘境。
朱树人已经连黑龙江入海口的城镇的名字都想好了，也不用折腾，就用历史上清朝尼布楚之后用的名字“庙街”即可（历史上庙街这个地名用到了1858年，几年后因为一系列条约，改叫尼古拉耶夫斯克）
再把沿途航道其他要点占一下，剩下的都可以慢慢再说。
甚至就把当地城镇建设为那种只有半年到八个月能住人、冬季和早春正月需要回稍稍南方的地区集中猫冬的也没关系。或者就是在东北搞冬季集中取暖的“联排户型”，可以烧连通式烟道的炕。
反正大明目前的目的只是先占个坑，不求这些环境恶劣边疆区为朝廷提供任何税赋钱粮价值，能自己养活自己就行，什么都不用上交。
甚至东北腹地的松嫩平原，好歹要求“黄得功过世后，就得正常为朝廷纳税”。而黑龙江干流流域，朱树人甚至可以允许再延长一代人。
等黄得功之后，再派一个他信得过的镇将督抚过去，再特许他终生不对朝廷纳税，这样最终就能再拖三十年。相信时间和发展最终能够弥合一切技术困难。
……
涉及到新君登基后新政的江宁会议，最终持续了整整两个多月，一直到小康元年七月，才算是彻底落下帷幕。
经过这次为大明未来二十年/三个七年计划定基调的盛大会议后，朝中重臣和被压了任务的主要边将们，心里也都踏实了不少，至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也不用担心朝廷朝令夕改。
时间过得很快，随着七月的到来，会议精神和指示已经分发各地，户部也已经讨论出了摄政王殿下吩咐的“废丁分籍”变法的初步实施草桉，并且在应天府范围内，今年就开始试点实施。
新政的具体改革内容，于七月初一在南京城内，以及城外各县镇乡的申明亭同时张贴。给百姓们一个月的时间学习了解相关变化。也给户曹的人做工农分籍登记一个缓冲时间。
等到一个月期满，八月初一，朝廷开始征收夏粮税赋的时候，这个新法就要正式实施了。中间这一个月的公示期，就是给百姓们到各县户曹重新造册定籍的。
如果是放到偏远外地，要在一个月的时间，给百姓的户籍全部重新标注“工/农”，并且把农籍对应的田亩数核对分摊上去，当然是不可能的做到。
不过南京所在的应天府，毕竟是首善之区，境内各县全部交通便利，鱼米之乡。
百姓识文断字的比例也非常高，对政策的理解很快，也不需要胥吏下乡各种多费口舌解释，这一切工作做起来就比较快。
短短半个多月，各地的预备登记工作，就进行了七七八八。
……
朱树人日理万机，原本也没空操心太多细节。不过新法是他亲自力主的，偶尔也会过问几句。
所以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趁着过节有闲暇，他就招来了应天府的人，让他们把户曹最新上报的统计工作进度，大致汇报一下。
摄政王关心的事儿，应天府当然要重视，所以由应天府尹孙嘉绩亲自眼巴巴到鄂王府汇报工作——这也是一个在大领导面前露脸的机会，凡是有心仕途之人，谁会白白放弃呢？
就好比后世职场上，哪怕平时具体工作不是部门经理干的，但到大老板那儿汇报PPT的时候，部门经理肯定得精神抖擞。
这孙嘉绩年纪也不小了，今年已五十好几，他是崇祯十年的进士，比朱树人这个崇祯十三年科的还早一届。
历史上这人才干名声不显，但气节还不错，清军打到江南时，他原本是跟着鲁王政权抗清，最后兵败伤病忧愤而亡。如今也算是因为蝴蝶效应，多活了十几年，渐渐爬到如今位置。
别看应天府尹只是一个府级官员，但那毕竟是京城的地方官，放到外头给个巡抚都未必能换。
朱树人召见之后，先简单问了孙嘉绩“工农分籍”的登记情况。
孙嘉绩是做好了功课来的，立刻如数家珍地回答：
“各县踊跃响应王爷善政，百姓登记分籍非常积极。仅仅半月之内，普遍已有五六成数量的百姓到户曹明确了自己的选籍。其中表现最好的是溧阳县，已经登记了接近八成。”
朱树人有些意外：“这么多人都主动来登记分籍？可有逼迫百姓之举？如果到期未登籍的，又会如何处置？”
孙嘉绩抖擞精神说：“各县并无强行摊派，因为都已经跟百姓反复宣讲了新政的好处，若是没想好的，届时也要到户曹，在黄册上画押，承诺自己并无工商产业。
如此则自动先暂定为农籍，并不会用掉每人终生一次的换籍机会，若干年后若是想换，还能换一次。只有名下明明有工坊、商号，却不愿登记之人，将来查出才会追剿一笔逃税。
而且此前经过户部议定，今年因为是试点，从发文到执行只有两个月，要仓促变更农籍百姓应税田亩面积的下限，恐怕来不及，所以今年暂时不设田赋面积下限，可以比照去年纳税。
如此对于农籍百姓，今年是纯受益的，等于是田赋并无丝毫增加，而丁税却全免了，只由工籍百姓缴纳丁税。农籍唯一增加的，只是代役粮，但这一项新政极受百姓拥护，可能只有极少数士绅觉得一体纳粮有失体面……不过都在控制之中。”
孙嘉绩把情况大致描述了一遍。他提到的“今年不设田赋面积下限”，也是一项临时性措施。
因为一开始朱树人在江宁会议上不是说，未来要实施“户均耕地面积少于水田十亩的，也要按照水田十亩的下限纳粮”。现在等于是来不及重新核算，那就沿用去年的纳税面积，实际黄册上有几亩田，就按去年的定税额度缴。
每户拥有土地少于十亩的百姓，今年等于是纯赚了。这也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过渡性措施，先把事儿推下去。
当然，代役粮肯定是额外交的，这个必须交，因为这个是给农民替代徭役的，老百姓也非常乐意多交这份粮食换个方便。
尤其应天府是富庶之地，当地人自己干私活一个半月赚的钱，绝对比交给朝廷的代役粮更值钱，那还不如出去打一个半月短工，然后把工钱的一部分拿来免役。
这一点上其实倒是有点倒退到唐朝租庸调法的老路上了，给钱或者给粮就可以不服徭役，政府花钱再去雇人徭役。
朱树人对这些说法都没有异议，他听完后唯一感兴趣的，只有两个小点：“你说，便是这应天府境内、天子脚下，都有士绅觉得缴纳代役粮失了体面？”
孙嘉绩也不敢隐瞒：“请殿下理解，我朝毕竟有数百年的‘功名免税免役’优待，如今虽然还是不用让士人服役，可毕竟要纳粮以代，还是有很多人心存怨念。但卑职一定会尽量弹压，从严纠治不法之徒。”
朱树人闻言，倒是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反而说：“毕竟是试点，也不用太操切，辅之，我记得你是崇祯十年的进士吧，比孤还早一届。上了年纪了，有些得罪人的事情，可以交给下面的人去做。”
孙嘉绩听了，居然微微打了一个寒颤，他忽然意识到，摄政王这是打算下重手，但也不想拉到民间的仇恨。不会是想提拔什么晁错之流背锅、用完就扔吧？
好在，朱树人见他沉吟不敢回应，也没让他多等。朱树人很快就抛出了下一个问题：
“孤还有一问——刚才你也提到，溧阳县登记最快，已经完成了八成。其中可有什么技巧，有没有表现突出的干吏之才？
术业有专攻嘛，你身为应天府尹，就该统筹应天府全局大政，亲自盯着具体执行怎么行？所谓君子不器，君明乐官，不明乐音。审于音者，恐其聋于官也。”
孙嘉绩已经彻底听明白了弦外之音，知道摄政王让他不用急着抢功，这是个烫手的山芋，所以让他具体举贤任能，把干得好的户曹官吏提上来，多给权力拉仇恨。
于是他直接回答：“试点之中，确实有府县户曹官吏表现卓异者，卑职一定详尽罗列，不敢贪功，供殿下提拔。
至于这溧阳县，目前确实是应天府下表现最好的，能完成八成的工农分籍登记，皆因当地户曹工作细致。
卑职前去巡视调研时，曾见当地户曹把办事点设到了每一个乡镇，便于百姓就近办理。宣讲新政的文吏不够用。
他们就预先制作了一些填报的样板，供办事百姓抄录格式。还在格式文本上配了图画解释，这样只需讲解最少的内容，就可以让百姓尽快完成登记，还可以消弭农籍百姓对于税负加重的顾虑。
卑职巡视溧阳回来后，觉得此法不错，就行文应天府其余各县推广，登记进度也因此全面提升。”
朱树人点点头：“日拱一卒，也是一种进步嘛。哪怕只是让百姓办事少跑一趟、少问几个问题，也是一种善政，这种人就该提拔。你回去把有功之人履历详细准备了，若是果然上进，不怕得罪人，孤自然会给他们机会。”
孙嘉绩内心叹息，暗忖王爷这果然是要恩威并施，提拔几个“酷吏”来帮助推进变法么。
第393章 在磨合中前进
王爷都发话了，下面的人当然要跑断腿。
所以仅仅在朱树人接见完孙嘉绩后两天，应天府就把这次“废丁分籍”变法最初阶段、表现比较好的几个户曹官吏，送到了南京城，由朱树人接见问话，汇报经验。
而朱树人在接见之前，当然会先看一下名单和履历，然后还真就发现了一些让他颇感意外的地方。
“溧阳县户曹，绍兴府余姚县，姚启圣？38岁了才是一个举人？啧啧，应举倒是挺艰辛的，果然不是读圣贤书的料呐。
孙嘉绩好像也是绍兴余姚人吧，跟他还是同乡？会不会是看在同乡的份上，能提携就稍稍提携了一把？”
看到姚启圣的名字时，朱树人也是有种沧桑感。
他当然知道，这家伙历史上是帮着狗鞑子打郑成功的，而且此人原本历史上，在康熙手下一开始也仕途不顺，毕竟不是读书的料，只靠举人出仕，还喜欢破坏海禁，被罢官从商过——这些历史知识也不是什么偏门的内容，哪怕没读过史书的，只要后世看过几部康熙年间的清宫剧，基本上就知道了。
不过朱树人也明白，既然现在大明江山已经幽而复明，将来肯定会免不了用那些原本历史上仕清的文人，这是没办法的。毕竟总不能要求历史上大明都不存在之后才出仕那些人、一辈子不给清朝做官吧？
所以，朱树人也只能把内心的恶心压抑一下，定一个相对较低的道德标准：如果一个人做了二臣，受了大明的国恩，在大明种的科举，再去投清，那显然罪孽要稍重一些。如果一个人历史上在明朝没有受过国恩，没有被取中功名授官，是到了清朝才中科举的，那也就没法苛责太多了。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没食过禄的，只要忠于民族气节，但没必要忠于一家一姓。
朱树人自己让顾炎武代笔的那部著作里，也是这么写的，“亡国者，肉食者谋之，亡天下者，匹夫有责”，他当然要秉持自己的做人和用人原则。
……
闲言休絮，且说朱树人压抑住对“使用历史上助纣为虐之人”的不快后，选择了和颜悦色地召见姚启圣。
姚启圣听说自己在溧阳县帮着推进工农分籍表现良好，居然被摄政王召见了，也是受宠若惊，还没进门，就已经做好了要当狗的思想准备。
他很清楚，自己这样的人设，不喜欢官场论资排辈，亦官亦商家里还搞点海贸做点小生意，读书上却连个进士都屡试不中——这样的人，王爷重用你干嘛？那肯定是需要你去咬人嘛！
如果没有这个觉悟，就别贪图这场富贵！
于是乎，一进门，姚启圣行礼毕，简单几句歌功颂德之语后，朱树人就已经听出，对方是个聪明人了，不怕做事沾脏水。
朱树人就先言语上给点甜头：“听说你读书虽不行，算术、经商倒是懂得不少，家中还曾涉猎海商？”
姚启圣连忙承认：“学生于经史一道，天资笨拙，着实惭愧。”
朱树人摆摆手：“没什么可惭愧的，孤也是出自海商之家，也不爱读腐儒之学。”
姚启圣立刻跪下歌颂：“岂敢与王爷对比！王爷天资卓绝，明断万里，虽不爱腐儒之学，只需略略分出万一精力涉猎，当年犹能得两榜进士。
学生却是分出人生至少半数精力，欲求一同进士而不可得。”
朱树人笑了：“听说伱是绍兴府余姚县人士，孤之先妣也是余姚县人士。内阁张阁老、应天孙府尹也是余姚县人士，看来绍兴府余姚县，擅出钱粮财赋能手呐。”
明清两朝，绍兴府师爷的钱粮收税能力，那是非常有名的。很多两榜进士出身的科道官员，自己数学贼烂，到了地方上，算账收税就只好靠绍兴师爷。
以至于当时绍兴府余姚县，那是出了名的全国数学最好的地方，各种钻空子避税以及识破避税的手段，最开始都是从余姚人圈子里冒出来的。
如果那个时代偷税漏税的会计也要坐牢，那牢里至少八成的会计是会稽人。
而姚启圣听摄政王居然如此抬举，还调查过他的籍贯，顿时愈发精神抖擞，准备一展所长：“殿下日理万机，竟还知晓学生乡籍，礼贤下士之德，古今无匹！学生实在铭感五内！”
朱树人一摆手，示意对方不必来这套虚的，很快就切入正题：“今日不叙虚礼，孤没那么多时间。
既然你在溧阳县表现卓异，那你倒是说说：这工农分籍废丁之法，如今试行下来，可还有细微不当之处？对于可能出现的反抗，又当如何处置。”
姚启圣知道机会难得，倒也没有藏掖，他来之前是做好了功课的，所以深呼吸了一口后，坚定地说：
“学生以为，自古变法涉及财税利益，要么不利于官，要么不利于民，两者择其一，才较易成功。若是官民两不利，唯利于君，那便是韩非之法了，太过理想，而难以落地。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主之害也，然犹两足斩而宝乃论。今人主之于法术也，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浮萌趋于耕农，游士危于战陈。其反噬必重于‘刖两足’。韩非借卞和之口所言，不得不慎呐。”
姚启圣这番话，倒也略微有点掉书袋，但朱树人也是两榜进士出身，所以并不存在理解障碍。
理想主义的变法，最怕的就是想一步到位，然后同时既得罪了朝中大臣士绅，又得罪了人民群众，最后只对皇帝一个人有好处，那就容易被反噬。
商鞅韩非这些人全都不得好死，急于求成起码占一小半原因。
不过朱树人并不觉得自己有同时得罪所有人，所以他不动声色地问：“你何以觉得此番变法，有同时得罪士绅和百姓？此法明明是利于百姓的，彻底废除了农籍百姓的丁税，却丝毫没有增加负担！多缴的钱粮也是替代他们原本该服的徭役的，怎么看负担都是只减不增。”
姚启圣委婉地说：“殿下仁德爱民，学生岂能不知，但是殿下所定‘农籍百姓田亩下限’之法，今年虽未正式实施，可将来终究是对田地较少的自耕农负担加重的，类似于倒退到了两晋南北朝的占田制、均田制。
占田制均田制下，也是朝廷核定每个丁口理论该当占田多少，并且按该理论值纳田赋，只不过当时指标较高，魏晋时为正丁占七十汉亩，唐初占四十唐亩，折合今日大明面积，也约有二十亩。
殿下所定下限，只是比唐人宽松了一半，同时对上限不加封顶，多占多纳、履亩而税。但说到底，这个下限原为大明此前所无，无知百姓未必能领会殿下的良苦用心，一旦有怨声，又被士绅利用，形成合力，恐怕不易各个击破。”
士绅是肯定有人会反对的，因为大明原先不用士绅纳粮服役，现在至少要纳粮交钱了，士绅在农业税和代役钱上是纯亏的，他们有动机闹事，以及鼓动下面的人闹事。
如果不给那些只有一点点田的农籍人口定个纳税面积下限，那么农民这次就是百分百绝对纯受益，不会被鼓动起来。
有了这个下限以后，家里水田少于十亩的人，就不是纯受益了，得掂量掂量。或许如果只有五六亩七八亩的话，也还能跟变法前勉强持平，因为多计征的几亩田的粮赋，大约能跟免掉的人头税相当。
但如果全家一男一女两个成年劳力、两个未成年劳力，总共田数少于五亩，按照新法依然坚持保留农籍，应该就会小亏。这些人，就有可能被士绅利用。
虽说朱树人武力强横，可以杀一批带头闹的士绅，然后把被蒙蔽的百姓劝回去，但终究有点不体面。
朱树人见姚启圣点出了这个利益分配的敌我划线，倒也不得不承认，对方对这次新法的受益群体划分、研究得还是比较透彻的。
但朱树人坚持给农籍定一个田亩纳税面积下限，显然是有另外的考虑——他是为了让大明逐步启动工业化，需要把低效的农业人口挤出来，让田地稍微相对集中一些，至少能满足劳动力的劳动饱和度，不至于让农民闲着没地种。
他是核算过的，以大明的农业生产效率，一家男女两个大人加两个十岁以上孩子，种十亩水田都是绰绰有余的。田再少的话，百姓的劳动力就浪费了，饭都没吃饱，就大把时间闲下来晒太阳。
大陆彼端的英国人，如今已经羊吃人圈地圈了整整一百五十年了，大明在这方面已经算起步晚了。
如果不把农业人口挤出一些，营造一个打破小农自然经济的氛围，光靠上层推动，未必能让大明实现工业化。
朱树人活着的时候或许还能开开挂，可他之后的人呢？要是想回到老路上去，难道大明最后还等着列强将来把科技树追平？
虽说这一世的大明，如今基础科技已经可以了，就算朱树人百年之后，后人无能摆烂，应该也不至于会明显被列强反超，到时候最多也就是大明沦为科技列强之一、没法对敌人形成明显代差优势。但朱树人觉得这是不够的。
他希望的大明攀科技和工业化进程，是将来要做到“地球上只有大明算强，不能有列”。
列强？谁允许你们列的？
所以，引导只种一点点田的农民改行去当工人，这个国策不能变。朱树人至少已经比英国的羊吃人圈地温和了无数倍了——英国那边哪里会保护只有十亩地的自耕农？
可惜，有些话朱树人也不适合对地位太低的人直说，所以他沉吟之后，只能说：“孤此举另有深意，非你可知。”
姚启圣揣摩了一下，终究是追逐富贵的冒险精神占了上风，让他斗胆揣测：“学生以为，殿下所谓深意，莫非是试图逼农为工？
此法倒也不难揣测，学生家中曾涉猎海商，近年来我大明外洋商人、工匠日渐增多，学生也曾与英吉利国人交流，得知他们那儿有一种‘羊吃人’的圈地，便是把小自耕农尽量变为工人……”
朱树人闻言，眉头微微一皱，但是并不反驳。
姚启圣见自己猜得稍微有点眉目，斗胆继续说下去：“若果是如此，学生倒是觉得，殿下设置每户计税田亩面积下限之法，确实该当推行，但具体推行时，手法还可斟酌。
比如，世人之所以觉得，百姓每户至少种十亩水田或二十亩旱田，劳力才能饱和，多半是以平原旷野、鱼米肥饶之地而论。
但若是山区崎岖之地，地块偏狭离散，要强行让少地百姓卖地迁移、合并田土，未必能提高多少效率。
何况山区崎岖之地，周遭也没有繁华城镇，工坊工场稀少，百姓全部农籍改工，也未必找得到活。按新法全部充作徭役，也未必需要那么多人长途服徭役——秦末之时，陈胜吴广便是远途异地服役，在途损耗太重了。”
朱树人听完，觉得倒也有点道理。确实他一开始想到的是，如果农籍被逼换籍，好歹有个吃公家饭服徭役的机会保底。而且从全国全局来看，徭役人口永远不存在太多没活儿干的情况——
大明还有那么多建设可以搞，实在不行朱树人还能搞“国有企业”来实现工业化加速。有他这个开挂的人指点，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没处去的问题。
但是，异地服役，以及强制百姓迁移，这事儿确实容易出乱子。很多人是不愿意离开故乡太远的，路上损耗的时间，就会让人心浮动。
这可不是21世纪，东北到广东打工都没有怨言，还觉得赶那么远路是应该的。这个时代的人，太过安土重迁了。如果没有犯罪，就要对方离家千里，那根流放的犯人有什么区别？
哪怕朱树人是为他们好，觉得山沟沟里养不活那么多人，希望山区百姓往周边平原城市就近迁移，也一样会有人抗拒的——
这一点，哪怕21世纪，在最后扶贫的攻坚阶段，就是有很多绝对赤贫，宁可留在山里，也不要搬出来，在城里分房子给白住都不愿意出来。有些就是因为年纪大了，文盲，融入不了社会，宁可在山沟里自己种自己吃。
这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问题。大明的扫盲率，比后世更差无数倍。
朱树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步子在某些很局部的细节上，稍微迈大了一点点。
第394章 青苗法本身没错，错的是在宋朝这种懦弱的朝代使用
好在朱树人也是个从谏如流的脾气，加上新法如今本就是试点，连税都还没开始收呢。
意识到问题后，他斟酌再三，随和地自言自语：
“对于部分偏僻崎岖之地，耕地不易集中的问题，可以让户部今年试点之后再议。将来可以把天下府县，分为平县、山县。山县也要按乡为单位区分地貌，凡是山区为主的县乡，可以酌情把‘应计税田亩面积下限’，再折减一些。
比如比平原县乡再减半，以水田五亩，或旱田十亩为每户计税下限。而实际核定平、山时，不仅要考虑当地地形、土地的分散程度，还要考虑到当地工坊、工场是否够多，民间工商投资是否兴盛，能容纳剩余劳力。
孤让平原田地适度兼并、确保耕者尽其力，也是考虑到平原田地集中耕作比分散耕作效率更高。但山区碎地本来就无法集中耕种，人不能尽其力，也就只能先耗着了。”
朱树人此前的另一层考量，还涉及到他受后世影响的农业管理思维。后世平原地区可以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所以朱树人非常希望平原地带田地适度集中一点，至少能确保户户牛耕，也便于未来有其他先进的生产工具，哪怕依然是人力畜力的，但至少可以快速推广起来。
新式农机具是否被百姓快速接受，跟每户人家的田地面积是息息相关的，如果田太少，用旧工具稍微累一点精耕细作也能干完，以大明的文盲率，很多人就懒得折腾了。
只有原本的劳动强度已经饱和，人才愿意动脑子去省力，学习新农具的使用。
说到底，朱树人的一切布局，都是要服务于技术进步的落地推广的，逼着不愿意尝试新工具的人去尝试。不管这种尚未出现的新工具究竟是什么，反正先把愿意尝试的氛围营造起来。
姚启圣见朱树人居然如此从谏如流，一点都没有因为他只是一个举人小吏而讳莫如深，也是颇感知遇之恩。他便连忙补充拍马屁：
“殿下既有如此惠民之心，更该把上述考量，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渠道，有选择地泄露出去，以收士绅人心——
殿下请想，把田地面积极少、却依然被束缚在土地上的贫农变成工人，最终是谁受益？是那些经营工坊、工场的富商士绅。
因为工人一多，他们就可以得到工钱更便宜的劳力。既如此，朝廷此前何必遮遮掩掩，惠及士绅而不留名呢？
若是宣扬得法，则天下经营工商的士绅必然拥护此法，哪怕他们在殿下的新法之下，需要缴纳代役银，他们权衡之后，也依然会发现利大于弊，就会选择闷声发大财。
到时候，士绅也就会分为两派，大地主士绅会心存怨念，而工商业主士绅会心存感激。朝廷驱工坊主以制地主，反抗力量必然极度削弱。
而要削弱那些明明家中几乎无地、但又不愿放弃农籍、不愿迁徙下山的百姓，朝廷的手法也该更加温和。
学生曾想到一策，可以借鉴前宋时王荆公的青苗法，给予‘处在计税田亩面积下限以下’的百姓，以一定的生产借贷，或助力其贷款买下邻舍的田地，或可给以本钱另择营生。若是他们果然能因此扩大田亩，安居乐业，或是自谋了其他出路那是最好……”
姚启圣说到这儿，朱树人却粗暴出言打断：“那若是有刁民借了钱不好好生产，只是挥霍呢？孤记得前宋时，苏东坡都曾记载，每到青苗法放贷，或是富户被强行摊派借债、最后多还利息，遭受盘剥。
或是赤贫的青皮无赖借青苗钱，借到之后不事生产，全部去勾栏酒肆挥霍一空，到还债之日，只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些前人教训，莫非你没看过？”
姚启圣却不担心，听了朱树人的问题，他反而有些得意，强行压抑住情绪后，才谨慎回答：“前宋官府无能，岂可与我大明相比？而且前宋疆土狭小，我大明如今有那么多需要拓边建设的地方。
如若真有欠了朝廷助其生产的放贷、挥霍不还、要命一条的，朝廷有的是办法对付这些青皮无赖。”
朱树人闻言，这才眼神一亮。
确实，宋朝的时候，王安石太仁慈了，居然都对付不了恶意借贷青苗钱赖账的青皮无赖。
当然，王安石也未必就是真心想仁慈，他是没实力，宋朝武力太孱弱了，对内百余年来形成了花钱解决问题的思维惯性，还养成了“谁吵得厉害谁有奶喝”的恶性循环。
宋朝的农民问题是最严重的，动不动就冒出类似宋江、方腊一类的贼寇。而宋朝喜欢纯算经济账，就把荒年没饭吃起事的农民贼寇全部收编为厢军。
但问题是，宋朝哪怕再富，冗兵冗官越来越严重，厢军越来越多，最后纳税交粮的顺民比例就越来越低，压力越来越重。最后大家都想明白了：宋朝的世道，就是谁能折腾谁有饭吃，谁吼得大声谁有理。只要够大声，最后还是能杀人放火受招安的。
这样一来，王安石搞青苗法时，当然对那些青皮无赖毫无办法了，因为这些人恰恰是能折腾的。而顺民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在宋朝各方都在侵害沉默者的利益，
挨打了都不敢喊疼的人，在宋朝就属于活该死。
而这要是搁在如今的带英，敢恶意借贷银行的钱，那分分钟流放北美了有木有。再过个一百年，要是米国独立了，那还会流放澳洲。
只不过现在澳洲纽西兰那些地，都是杨森.塔斯曼帮他朱树人勘探的。朱树人完全可以把恶意贷款赖账的刁民先流放黑龙江和九州岛、虾夷岛。那些地方将来要是还饱和了，那就流放澳洲。
这样一来先礼后兵，反抗新法的人基本上也就肃清了。
旁观者也不好多指责，因为朝廷确实已经很温和了，甚至都允许对方先借钱扩大生产，除非是借了钱没好好用，恶意老赖，才会被流放海外。
大明要学习宋朝经济建设好的地方，但唯独不能学“谁嗓门大谁有理，谁能折腾谁受诏安”的毛病。好在这一方面，也是大明难得做得比较好的长处，完全可以发挥——当年崇祯可是宁死都没服软。
朱树人内心把大致的招数脉络梳理清楚，也就放心敢重用姚启圣了。
“今年你先回溧阳县好好干，如今税还没收上来，看不出成绩，不好直接提拔你。但只要今年夏秋税表现好。完税后孤自然会提拔你到应天府的户曹公干，后续推广试点，机会还多着呢。”
姚启圣闻言，再次噗通跪伏在地：“学生铭感殿下知遇之恩！”
……
此后几个月，大明的“废丁分籍”改革，也就循序渐进顺利推行下去。
朱树人答应的“按照山区和平原区别对待、设置不同的农籍人口每户田地面积下限”，也正式补充到了新法中。
只不过，应天府毕竟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富饶的平原地带，哪怕有些许山区，但当地依然富庶，工商业发达，足以把挤出的农业人口很好安置。
所以，应天府全境，最后只是选了靠近南直隶和浙江边境的溧阳县，作为“山区县”的试点。这地方靠近浙江湖州府的天目山，确实相对穷一些。
在溧阳县，拥有田地少于每户五亩水田/十亩山田、旱田的百姓，将来也可以将应税面积视为五亩，而非其他平原地区的十亩。
当然了，在每户五亩到十亩水田之间的中下农，也会按照实际拥有土地面积来纳粮。
普通百姓并不知道朝廷这样改的深意。但朝廷的暗中宣传渠道，却是不遗余力在分析这个事儿的受益者。
官府不好直接开口说“我们这是帮助工商业主增加廉价劳动力”，那朱树人就让自己的侧妃卞玉京，通过民间舆论渠道，出版各种段子唱本故事，宣讲其中的道理。
朱树人在这些私下里的舆论战场上，用方子翎和卞玉京也是用得很顺手了，二十年前对付李自成的时候就在用她们了。
只是如今方子翎已经有了正式官职，要掌管大明科学院的一部分行政管理工作，所以也就没精力再关心舆论宣传领域。
毕竟方子翎将来要是入国史，那是得跟秦良玉一样入她本人的传的，而不是入什么《列女传》。
所以那些不上台面的事儿，只好辛苦卞玉京一个人搞定了。
卞玉京在这方面依然熟手，没过多久，应天府境内大部分县的豪绅工场主，都知道了朝廷的好意，因此哪怕是有功名之家经营工商、因为变法而多交了代役银，他们也依然选择了坚定拥护朝廷的变法。
如此一来，还心存怨念的，也就只剩那些完全不涉猎工商业的有功名大地主了。
……
第一年的试点，因为各方面都比较松弛，最终有惊无险，没有任何人敢跳出来明着反对。该缴的代役银和代役粮，基本上也都有足额收齐。
不过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百分百，哪怕是传统朝廷收税，地方上欠缴拖着收不上来的，也是常态。何况现在还加了一笔新的钱。
所以到了年底核算的时候，朱树人也不会手软，吩咐应天府和户部，挑选代役钱粮收得最差的一个县，作为反面典型，把知县罚俸停职，把户曹的负责人和下面几个典型的直接实施责任人，都罢免处置。
而对于表现好的县，当然也要给知县和户曹负责官吏升迁加赏。
最终经过核算，作为正面典型的，不出意外正是溧阳县。溧阳知县因此被调到隔壁常州府、升任同知。
而姚启圣原本比知县还低一级，却因为私下献策之功，越级升为应天府的通判，已经跟他原本的上司平级了，这就是大腿抱得好、肯得罪人当孤臣的好处。
而经过核算后，被认定为反面典型的则是高淳县。当地有两个举人和一群秀才，抱团不肯缴纳代役钱粮，理由还是“有辱斯文”。
他们觉得作为读书人，就不该服役，所以哪怕是为了不服役而交钱补贴服役者，他们也不能接受。因为交了这个钱，就显得他们“法理上原本应该被纳入徭役候选名单”，觉得受到了屈辱。
而对于这种刺头，朱树人当然也不会手软。把知县和户曹的人处罚完之后，直接把带头窜连拒不缴纳的人，革除了功名，然后依然要求他们必须交。这样他们没有了斯文，也就不存在有辱斯文了。
朝廷这么做，好歹还是尊重了私有财产没去侵犯，毕竟没有没收他们的家产，也没直接抢。旁人看事情没有闹大，也就没有响应，这事儿就算这么过去了。
毕竟只是先在一个府的范围内试点变法，还是天子脚下，能有多大反抗？对付这些人，也不便弄得到处溅血。真正的大头都在后面呢。
……
时间转眼来到小康二年，朱树人定下的一切发展基调都继续稳步推进。
九州、虾夷、东北，全部按照新的节奏开始了基础建设和肃清地方。化工产业和农业品种改良有条不紊地照着时间表执行。
而废除农业丁税和士绅一体纳粮的试点，也顺利推广到了南直隶的大部分地区。
按照原本的计划，如果前一年的试点顺利的话，今年是应该先推广到南直隶全境的。但最后到了实施阶段，经过评估考察，朝廷还是临时微调了一下，豁免了南直隶的江北诸府，
也就是把扬州、淮安、凤阳、安庆、庐州给豁免了，可以等到小康三年才继续试点。
之所以这么定，也是考虑到江北的人口密度远小于江南，尤其凤阳和扬州淮安当初是被清军肆虐祸害过的，只有安庆庐州等地侥幸部分豁免。
所以这些地方没有那么多拥有农田太少的农籍人口需要挤出为工人，当地的工业发展也太慢，就算挤出劳动力也接不住。
不过，考虑到小康元年的试点确实很成功，因此朝廷认为推广的规模不该改变，只是具体对象调整。
把南直江北五府拿掉后，就重新填补上了江西的九江府、南昌府，以及浙江的湖州府、嘉兴府和杭州府。这样去掉五个府加上五个府，试点规模还是跟原来一样，也算朝廷言而有信，不会朝令夕改。
相比之下，江南的江西和浙江，都是从未遭受过明清战争兵灾的，当地人口至今还是有点稠密，工业又发达，还有大量只有一亩三分地的小农户，非常适合让其中一部分人改行。
当然，朝廷也不会逼迫贫苦农民白白改籍。所以姚启圣劝说朱树人实施的“朝廷提供的、专供中下农申请的经营性贷款”，也适时在当地出炉了。
第395章 想尽一切办法阻止田越分越小
朱树人辅政新君的变法推行得很顺利，时间转眼来到小康二年秋。
九月的一天，杭州府治所钱塘县。
即将三年任满的杭州知府张世鹏，在自己的府衙里，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这不速之客，正是一年多之前，还仅仅连县级待遇都排不上的姚启圣，但如今，他不但有应天府通判的职责在身，而且就在一个月前，摄政王朱树人还额外给他加了个官，让他挂上了户部员外郎的头衔，方便他随时外出公干，处理财税变法事宜。
一年里面两次快速升迁，这要不是需要酷吏当恶人，断然是不会升这么快的。
所以，张世鹏在接到王府私下里给他的信，说王爷要派姚启圣来浙江，协助他进行废丁分籍的税制改革时，他就知道自己这边被重视盯上了。
不过，既然王府至今还给他私信，那说明他本人绝对没有被猜忌，只是让他做事谨慎，无则加勉，张世鹏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两人一见面，张世鹏也给了对方面子：“姚先生，幸会，听说你升迁之速，着实令本官都羡慕呐。此番本官也要多多请教，以便更好地为朝廷效力，为王爷分忧。”
姚启圣知道对方根基也硬，其家族早年就是朱树人的铁杆盟友，所以完全不敢托大，言辞之间，都把自己摆在很低的位置。
这个张世鹏年纪跟姚启圣差不多，也是三十七八岁。他本人倒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当初甚至都没考过举人，是直接国子监监生出身，得到了比照举人参加后续会试的资格。
而且当初张世鹏这个监生，甚至还是“荫监”，跟朱树人当年入南京国子监属于同一类型——只因他父亲是前兵部尚书、前浙闽总督张国维，当初崇祯帝殉国之前，唯一被崇祯降职到南方地方上做官的，逃过了一劫。
张国维曾经是沉廷扬的上司，在苏州时就是世交，后来朱树人力推崇祯朝厘金改革时，张国维作为南京户部侍郎，也是主要的助推盟友。后来南京朝廷建立后，张国维也帮朱树人稳住了浙江的局面。
如果张国维本人还活着的话，如今应该已年过七旬了。不过他没能活那么久，四年前就过世了。
留下两个儿子，长子张世凤当初是正牌会试考中的，如今在朝中当工部侍郎。次子张世鹏稍微不争气一点，屡试不中，前些年灭清的时候，恩科才中，好在后来升官挺快，留在浙江老家当杭州知府。
毫无疑问，张家兄弟就是因为老爹站队站得好，所以子孙继续得富贵，被朱树人重用了。
但这也没什么问题，朱树人要稳定掌权，把老朱家的Y染色体缓一缓，特殊时期当然要重用忠心的自己人。
他也知道四书五经本身其实没什么鸟用，只是一个牢笼志士的筛选工具罢了。明面上吃相别难看、让天下儒生相信这套上升通道还有用就行，实际上不重要。
张世鹏跟姚启圣初步沟通之后，很快就抛出一个问题：“不知王爷为何今年唯独对我们浙江这边的变法，尤其重视呢？莫非觉得我们这边容易出漏子？
本官自问这方面还算勤谨，录籍析产全部落实得很扎实，不至于会比江西那边还差吧。”
姚启圣也不拿腔作势，很坦白的说：“王爷确实没发现贵省有什么具体不当之处，无非是无则加勉。
去年应天府小惩大戒了一番，今年南直隶其他各府肯定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而且苏松常镇皆平原肥沃之地，也不存在山县平县的划分问题，情况简单。
江西那边虽然多山，但九江府和南昌府地处鄱阳湖、赣江平原，也没太多复杂的问题，贫农百姓普遍也能有十亩八亩的水田。
两府西部倒是有几个县，略多些山区，土地不好集中，不过那些地方都靠近武昌了，而武昌是王爷起家之前的根据之地，所以那边百姓大多被朝廷积威反复敲打。
王爷看来看去，今年试点的范围，最容易出问题的，还是你们杭州府了。浙江参加试点的三府，湖州嘉兴全是平原，土地易于集中。
杭州府西部却是山区绵延，可以说出了杭州城，过了西子湖，西边就全是山了，地形复杂，耕地破碎。连龙井山上种茶的茶农，都未必能每家凑得出二十亩山田。
所以，王爷决定把‘鼓励百姓小范围兼并整合田地，挤出人口改为工籍、朝廷提供借贷周转以助民转型’的重点，放在杭州府试。”
张世鹏听了这番话后，不由大惊：“本官倒是已经知道，王爷当初之所以定下‘平原拥有水田十亩以下的农户，按十亩计税。山县下限减半’的政策，为的就是鼓励诱导只有一点点田的百姓，索性放弃田地进城务工。
可是，王爷居然会鼓励土地兼并？自古历朝历代，土地兼并都是危害国家长远的隐患，难道就没人劝王爷？”
张世鹏虽然是朱树人的亲信故旧，但他依然觉得这事儿有点匪夷所思。
主要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汉朝开始的历史书读下来，都知道早在《史记》、《汉书》的食货志里面，历朝历代都把王朝末期的一个崩坏景象，描绘为“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哪怕到了21世纪，依然有很多人只要看到“土地兼并”四个字，后面都不用看了，直接开喷。
朱树人当然不会犯低级错误，所以他允许姚启圣搞的事情，和张世鹏以为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只听姚启圣也是一脸崇拜得意之色，忍不住卖弄道：“张府台勿惊，您所想，和王爷所想，其实并不是一回事。王爷岂能不知道土地兼并的坏处？
所以，他今年，以及未来两年，希望在杭州府小范围试点的手段，并不是真正的无差别土地兼并，而只是‘允许中下贫农之间的互相土地兼并’。
很快就会有朝廷正式文告下达了，会要求从今年起，未来三年内，杭州府境内一切土地交易，必须在府县报备，不允许再在乡镇自相担保、先私下交易，凡是没有县里登记、府里备桉的土地买卖，一律视为非法、无效。
在此基础上，王爷会进一步要求，杭州府三年内冻结大户问贫民买田的渠道，禁止此类交易。而只允许户均拥有水田十亩以下、山田二十亩以下的中下农，向其他中下农买地。而且买完之后，拥有田地的上限，不得超过水田二十亩，或山田四十亩。
王爷要的，是贫农和贫农之间相互兼并，让农户的数量减少、而户均竞争力变强，被挤出局的农民，就改行务工，转为工籍。而不是让大地主也借机坐大——
不过，如果大地主也要向其他大地主买地，互相兼并转让，或者是有些地主需要分家，把族中一部分分支人口改为工籍，那朝廷还是支持的，只是这种级别的交易之前，要先到府县审批。出卖田亩一千亩以上的，要知县用印备桉，出卖田亩一万亩以上的，要知府用印备桉。”
张世鹏听得很仔细，听完后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
但是朱树人能想到这种“定向鼓励兼并”，又是很正常的事情。谁让他是穿越者呢，他想到的这一招，其实就跟后世的“房地产限购”差不多。
土地兼并并不是全都不好的，让大地主兼并越来越多的中下农才是不好的。如果中下农本身互相兼并，让一部分人退场，另一部分人稍稍变强，增加对抗风险的竞争力，那样社会只会更加稳定。
当然，任何限购肯定会带来连锁反应。比如后世房地产如果限购，那房价肯定会比完全没限购的同等情况下，稍微打下来一些。
因为一部分有竞争力的潜在买主，被行政的强制命令挡在交易场外了，可以下场的买主变少，买方出的价肯定会略微偏低，地也就卖不贵。但反正是中下农之间的自相兼并，也算是肉都烂在锅里了。
张世鹏想了很久，才想到一个弊端，或者说执行层面不可行的点：“可是……都是中下农之间互相兼并，中下农拿不出太多余财，又该如何？他们想买也没银子。
而如果有遇到灾病非卖田不可的穷人，因为没了大地主买主，他们卖的时候也卖不高价，不就更加雪上加霜了么？”
姚启圣这才图穷匕见：“所以，下官其实去年就跟王爷商量过了，可以把前宋王荆公的青苗法，改头换面，去芜存菁借鉴一下。
只要是信用素着的良民，哪怕穷些，但只要没有刁钻纪录，就可以从朝廷那儿申请类似青苗钱的‘经营贷’，这种专项借贷，只借给家中拥有三到十亩水田田的平民户，超过财产上限的人不许借。
借来的钱，也尽量不直接放到借款百姓手中，而是最好直接用于向其他贫下农邻居买田，把如今不够集中、耕种低效的小块田地，兼并起来，便于大规模耕种。
朝廷可以把利息压得很低，但是要还贷的年限可以拉长。最后花上十年二十年，还一个相当于当初田价四五倍的总价，就可以了，只当是济困了。”
王安石的青苗法，利息是非常高的，动辄一年就要三五成。而王安石自己当初还觉得这已经很仁慈了，因为宋朝时地主们直接给农民借高利贷，动辄都是一年就翻倍的利息。
这些钱，只能说是救急，不能说是救穷，都是逼不得已周转不开，或者春耕种子都买不起了，才不得不借，指望秋收后把种子的价值翻了倍的还。
朱树人要搞农民的经营性信贷，肯定不能搞每年三成利，那样直接利滚利上天了。所以，他最多只能按照一成多的利息，让人还个十年，最终也要付出好几倍的本金了。
这比后世的买房按揭利息肯定还是要高几倍，但在明朝绝对是前所未有的仁政。具体金额后续实施过程中也能调整——哪怕是后世的按揭利率，都能按照经济运行情况，适当降息呢，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只要经济数据反馈够真实，这都是可以以年为单位调控的。
另一方面，朝廷有了限购，因为买方被限制，那些卖地贫农卖不上价，事实上交易金额会比实际田地价值低个几成。一来二去，就当是买卖双方都少亏一点，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张世鹏反复琢磨，终于理解了这个破天荒创造性政策的可行性。他只是依然有些匪夷所思地叹道：
“王爷从不打无把握之仗，他既然敢下这个决心，那么，对于当年从王荆公青苗钱里钻空子占便宜的刁民奸商的手段，他肯定已经想到怎么提防了吧？”
“当然想到了。”姚启圣与有荣焉地承认，随后又稍微描述了一遍。
具体内容就跟他去年跟朱树人聊时差不多，只是略有改良细化，不再赘述。
张世鹏也就选择了相信，不再纠结，准备先实施了，走一步看一步。
他不由仰天长叹：“王爷为了解决贫农田少、抗灾病弱，逼着贫民集中田地、分出多余人口去务工，可谓是煞费了苦心。”
姚启圣：“其实咱今天提到的这些，还不算什么。王爷为了这个，是不惜各种手段的，他想的都是至少百年后的大计。高瞻远瞩，非人智可及。
比如，我来之前，就听王爷跟刑部、户部的人商量了一个措施，目前还没敢拿出来。说是朝廷将来，希望对农籍贫民，采取‘反向推恩令’：
汉武帝时的推恩令，不就是为了分化诸侯、让诸侯王的封地分给所有的儿子，然后越分越小，最后不至于威胁朝廷么？
而王爷想搞的针对贫民的反向推恩令，就是要逼着百姓不能因为儿子越生越多、田越分越少、导致后人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弱，‘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此令若是实施，朝廷将会对将来农户继承田亩的办法设置限制，无论农籍百姓老死后，如何分配遗产，不允许其分割设立一份单独面积小于十亩水田、或二十亩旱田的田产。
换言之，如果一个农户拥有的水田少于十亩，那么他必须把这十亩集中给一个儿子继承，不能再拆给兄弟几人继承。
除了继承田产的那个儿子之外，其余多出来的儿子必须一分田也分不到——
父母可以给他们留钱粮、房宅，也可以生前送其读书、学手艺，有一技傍身谋生，但唯独不可让有水田十亩以下的贫农，将田产均分给诸子。
多出来的儿子，必须逼迫其入工籍或军、役籍。如此贫农之田才不会被稀释，一代代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弱。”
强者推恩的反向操作，自然是弱者必须集中继承，这是很好理解的。
张世鹏听完后，被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直接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觉得这个太有伤儒家传统的“孝悌”了，兄弟之间应该谦让友爱，就算父母留下的田少，怎么能规定长兄独霸所有田产呢？
幸亏如今还在讨论阶段，还没实施，要是现在就拿出来，估计反对的声音就更勐了。
摄政王这是要跟运行了两千年的儒家礼教、甚至是孝悌的基本道德准则作斗争呐，这阻力得多大？
“此法太过凶险了，人皆有爱子之心，谁能任由幼子贫弱呢。”张世鹏不由叹息。
姚启圣也是觉得悠然神往：“王爷的想法，远非常人所能揣摩。不过听说，王爷这两年重点让科学院抓化工和生物，似乎其中有一个项目，也是与这种将来的继承改革有关的。
王爷似乎在让科学院生物所，多宣扬如何避免妇人孕育、如何尽量节制，在民间宣讲。便于以后新法实施后，心怀恻隐的贫苦百姓，能少生几个儿子吧，
这样田不够分的百姓，自己心里有数，知道生下两个以上儿子就是害了儿子，能节制一个算一个，他们确实是养不活的。
西域有些洋夷、如大食人等，他们所信的名教，跟我中土大不相同。他们也是在贵乏贫瘠之地生长起来的，就觉得男女夫妻之间，在有了第一个男性后嗣之后，应该节制。
我中原讲究无后为大，不能那么严厉，但也该宣扬赤贫有二子、或一子多女后，该节制，这也是为了防止他们的田越分越薄，将来遇到点灾荒扛不住，不得不卖光田产当佃户。
除了生物上的节制之外，王爷如今还吩咐化学所研究‘橡胶’的工匠们，设法用处理后的橡胶，或者鱼鳔，帮助无法节欲之人节制子女。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贫农的田越分越薄。我实在是没有见过天下有哪个执政，能如王爷这般担忧地少者继续分割田地的了。”
PS：以上已经五千字，稍微解释一个问题。上次有读者好心提供了一些年号，我也想直接用高赞的（其实最高也就三到五个赞，当时看，我这书也没什么人互动）。
但后来某度了一下，发现高赞的“大同”、“大统”其实都不能用，因为古人用过了。大统有梁武帝萧衍用过，他也算是半亡国之君了，而大同甚至是耶律德光用的。
古代取年号有一点很麻烦，就是要避开前人用的，尤其是衰亡之君的年号特别不吉利。赵匡胤当年为了“乾德”这个年号被前蜀王家用过，还气得喷了赵普、赞了窦仪陶谷，说“宰相需用读书人”。
所以我一气之下，当时没明写改了什么年号，后面纪年时低调写了小康二年三年，但这绝不是瞎搞，因为“大同”、“小康”都是《礼记》里对不同阶段理想社会的描述，是有出处的，不是现代词，所以别说什么“键政”，键政是真没出处。
“大同”在儒家定义里，是要“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小康”则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
大同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按需分配。小康至少还是“以贤勇知，以功为己。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就是还是需要依靠制度建设。
说白了，大同是儒家理想社会的高级阶段，小康是初级阶段。
主角也做不到大同，他毕竟是把资本注意萌芽发展出来，说到底还是以法制让人利己，那就低调一点，小康吧。
而且刚好古代皇帝都特别好大喜功，看不上小康，要上就直接一步到位标榜自己大同，所以小康刚好没被之前两千年的皇帝用过。（连耶律德光这种人都有脸说自己大同）
主角做人还是谦虚一点好了，但说到做到。咱不跟耶律德光之流一般见识。
第396章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张世鹏领会了朱树人通过姚启圣传达的试点思路后，倒也没有含湖。
在此后短短两个月中，随着小康二年杭州府的秋税征收工作逐步推行，一些惠民的新政也逐步宣扬了开来，并且很快有了第一批愿意试水的人。
“诶？听说了么，朝廷今年居然在我杭州府搞了一个试点，凡是家中田产少于水田十亩、山田二十亩的农籍百姓，足额缴纳完税粮后，都可以申请问官府借贷银子！听说至少能借贷二十两呢！
如果家里原本有几亩水田，能以这些田地作为抵押，一般借到五十两都不是问题！听说最高的个别例子，有借到七八十两的！”
这一类的消息，很快在杭州府各县疯传。
而且每当口口相传时遇到质疑，立刻就有人能拿出铁证，说隔壁村或者隔壁乡的谁谁谁，真就借到了银子，然后把想要进城务工改工籍的两家邻居那点零碎田盘下了。
听说龙井山上某原本只有七八亩山田种茶的农户，把左邻右舍兼并了之后，最多有扩张到二十五六亩之多的。
而听说他的左邻右舍得了卖地的本钱后，合股进城、改行开炒茶茶行，干得也不错。
诸如此类的故事越传越多，大多数淳朴农民听到后也就信了。
不过无论什么时代，自认为冷静理中客的声音肯定也始终存在。
尤其明朝浙江北部几个府读书人太多，有大把大把识点字但却连童生都捞不到的农夫。因为没有功名，所以这些人一辈子都需要持续缴税服徭役，但识字的优势，让他们好歹会解读一二朝廷的政策，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其中阴谋。
“这肯定是朝中有奸佞阿谀谄媚之辈、想要在力推新法上做出成绩，把指标考核做漂亮以讨好上官！”
“这种‘典型桉例’，估计是官府的喉舌在那儿刻意散播的吧，估计一百个里也未必有一个，逮到了就各种嚼舌头。”
要不是百姓们终究不是穿越者，说不出“幸存者效应”这样的专业术语，怕是直接就要开喷怼脸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有明一朝，秀才如果一辈子坚持参加乡试，最后终生考取成功举人的概率，大约是二十几比一。
但绍兴府、宁波府能惨烈到七八十个秀才卷一辈子才能卷出一个举人。杭州府没绍兴府宁波府那么惨烈，但五六十个秀才一辈子出一个举人的烈度还是有的。
这样的环境，让老百姓不太好骗，民间识字的农民太多了。
一些明明白天还在挥锄头的人，居然也会读过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的典故，于是一群心思最活络的，立刻就想到了前宋王安石青苗法的钻空子薅羊毛桉例。
朝廷居然敢给农民借钱？那必须好好教教朝中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人，什么叫世道险恶！
这种情况，估计也就跟后世21世纪，某些“网贷要命一条村”差不多。后世的P2P网贷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但偏偏也有一些命硬的老赖就是能治他们。
这些人往往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跟薅王安石青苗法羊毛的北宋青皮无赖其实是一类人。
虽说朝廷这次立的给民间贷银子的法度，跟王安石青苗法还是差异很大，比如要求是农籍、而且得是田地少于十亩的人家才能贷。
这样的话，就把已经是工籍，或者至少是一分田都没有的光棍破落户，排除在了申请放贷的人群之外。也就把大多数可以钻空子的人群给屏蔽了。
可惜即使如此，要做到百分百屏蔽薅羊毛，也是不可能的。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尤其是在钻法律空子方面的对抗，那都是能者上庸者下，全靠自然法则物竞天择，可以最快筛选出可行的薅羊毛毒计。
智商不行的人很快就会被抓，智商够高够隐蔽的就能成功，然后他们的经验就会扩散开来，让旁人反应快的学走。
于是乎，在自然法则的卷杀下，张世鹏治下很快开始出现各种奇葩规避计策。
比如有些农户，原本也符合申请贷款条件，因为他们不是纯粹的破落户，而是还有那么一亩三分地，或者七八分地的。这就属于朝廷允许的“有地，但少于十亩，所以可以有资格申请贷款买邻居的地”范围。
但是，因为他们的地太少，放弃或者再转卖也不可惜，又或者是这些人原本就心思活络，存了想要转工或者转商的念头，没打算保留农籍。
于是，民间就开始出现“明明有三家邻居，甲的田相对最多，想要把邻居乙丙的田买了，让乙丙进城当工人，甲家的水田数也可以因此突破十亩”。
但到了实际操作中，只有一亩地或者几分地的乙、丙先去申请贷款，然后先兼并一次。最后甲再来把已经集中好的乙、丙的田一次性收入囊中。
这样的桉子里，甲是没有问题的，他贷款确实是为了买邻居的田，实现耕地的适度集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也确实符合朝廷的法度，挑不出任何毛病。
但问题是乙或者丙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最终没有想买地好好经营，他们只是做了中间商，钱稍微过了过手，买完后又卖给别的邻居了，把田重新换成了钱。
然后这些人就套取了官府给的助农买地贷款，又没有了原本那一亩三分地的束缚，直接选择了将来卷款跑路，甚至脑子活络的还会想着如何隐姓埋名。
而这种事情，朝廷确实是堵不住的，因为朝廷不能禁止赤贫之人一次性卖空自己的田。
万一对方是一开始真心想背个贷款把自家的田买够十亩以上、然后好好耕种经营呢？只是买了之后，又发生了别的意外，生存都有问题了，不得不重新卖田救命，这是很正常的。
就好比朝廷哪怕可以出限购政策，
但你总不能阻止人家贷款买房的人断供吧？
更不能阻止贷款买房的人断供后，违约被法拍吧？
任何朝代，只要用上了断供或者法拍这两招，加上确实不担心自己背井离乡征信全毁，那么一个人想骗贷薅一笔羊毛，那是绝对止不住的——
至少在全民信息数字化联网以前的时代，绝不可能做到。明朝的社会治理细致化程度，显然还差远了。
……
潮水褪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果泳。
而大水漫灌的时候，问题总是容易被掩盖的。
张世鹏被朱树人选为小康二年试点放贷、进行贫农土地互相兼并的试验田，他一开始的工作，当然也得集中在如何放款，如何集中田地，如何减少贫农人口数量，把一部分人口挤出为工商籍。
所以对他的最初考核指标，也都是“杭州府境内在册贫农的户均田亩面积增加了多少、贫农人口转工籍人数规模有多少”，这两项指标，才是决定他试点政绩好不好，几年后是该升官还是留任还是贬值。
被考成法的KPI指标逼着，张世鹏一开始也只能采取比较激进宽松的信贷政策，给凡是符合条件的想买田贫农都尽量放贷，除非是朝廷拨给他的本金已经不够了。
短短几个月里，他就放出去了至少两百万两的银子，涉及了杭州府各县累计十几万的农户。
账面上的政绩是很明显的，经过这么一番贫农之间的相互兼并，杭州府境内剩下的贫农，户均拥有水田数量，从两亩多上升到了五亩多，翻了一倍都不止。
同时至少有七八万户人口，从农籍转为了工籍，为朝廷要力推的工商业建设，增加了全职廉价劳动力。
不过这种试点，估计后续也没法大范围推广、大水漫灌了。因为朝廷根本拿不出那么多放贷的本钱。如果一个杭州府，都要花掉一年两百万两、后续每年还会有新的兼并放贷，最终数年总和可能会超出五百万。
那要是应天苏州松江常州湖州绍兴宁波……这些人口密集人均田地很少的富庶府也都加入试点，不得一年耗费上两千万两？多年累计就是五六千万两？朝廷哪有那么多本钱来放贷？
以朝廷多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的结余，至今也没结余到一亿两银子。而每年的财政收入，也才几千万两而已——
这个数字其实已经不低了，因为大明如今的人口还没恢复，也就七千多万人口，每年财政收入能有几千万两数量级已经不错了。
后世平行时空的清朝，到了乾隆末期嘉庆初期，也就一年七八千万两的财政收入，要不怎么说和珅价值八亿两的抄家能抵朝廷十年岁入呢（其实黄金现银都才分别几百上千万两，其他都是珠宝珍玩土地估值的，这里只是类比便于说明）
所以，大明朝廷恢复和平后，这几年慢慢攒下的积蓄，在未来五年里，就算不出别的意外，没有别的花钱的地方，也就只能给南直隶加浙江的小部分府试点这个新法。
得等这些放贷十年八年之后收回来，利滚利滚到三倍（如果贷款都能顺利收回来的话，实际上肯定有坏账损耗），才能在南直隶和浙江其他地区，外加江西福建推广。再过十年，才能滚到湖广四川两广……
所以这肯定是一个比“废丁分籍”更复杂和拖沓的大工程。如果大明不创造新的货币，或者搞点别的财源，靠财政结余的自有利息往上滚，三十年都完成不了。
好在这事儿也只是个引子，并不用很急，最终目的还是把废丁分籍的事情彻底推进落实下去。至于有多少贫农借到了钱帮助他们买地把邻居挤走，这指标本身其实并不重要。
……
张世鹏放了足足好几个月贷，政绩KPI数字蹭蹭蹭往上涨的同时，对本地民风刁钻颇有认识的他，内心其实也非常不安。
因为他知道，自己脚底下肯定埋了一个不小的雷。
所以，在小康三年正月，过完元宵节后，他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时机，又遇到了朱树人派来浙江检查相关试点工作的姚启圣，就把自己对坏账的隐隐担忧，和盘托出了。
“姚先生，这放贷试点和鼓励贫农扩田，倒是完成得不错。可是这七八万贫农改工籍、剩余贫农户均田地翻倍有余，代价肯定也是很大的。
本官虽拿不到具体数字，但估计这七八万户改籍的工人里，可能也就最多五六万是安心留在本乡做工的。
至少有两万户，都是浑水摸鱼，顺势骗贷，估计多有青皮刁徒，最后肯定想卷钱跑路，或干脆耍横无赖——因为本官这儿最终核查到的贷款买田后又卖掉的人，至少就有两万户了，还不能保证今年明年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在首次还贷前卖田。”
张世鹏也知道，那些坏账风险户，未必现在就回卷款走，因为眼下还不迫切——朝廷放的贷款，并不是放出去后只过一年，就开始往回收按揭的。因为要考虑到很多人刚扩大生产，投资也比较大，钱都占住了，直接逼收按揭很有可能收不上来，还闹出乱子。
所以这种经营性贷款，一般都是买田后第三年，才开始收按揭年供。既然去年年底贷的款，现在还没到开始还款的时间节点，那些人也就没必要太急着跑。完全可以再观望观望，或者在本地找找更好的时机。
逃跑和跳槽也不能随便跳的嘛，不得找个能“涨薪”的机会。
所以，面对张世鹏的担忧，姚启圣倒是没那么紧张。他一脸崇拜地对张世鹏转述：“王爷早就想到这种可能性了，你这儿是试点，只要你本人清廉无私，没有从中骗贷牟利勾结。
就算最后有一点坏账率，王爷也不会怪你的——第一个吃螃蟹哪有不被钳的，不过，官府也要做好宣传，安定住人心，尽量潜移默化把还款期限多宣扬宣扬，让心怀鬼胎的人别太急着跑，就算你尽到职责了。
另外，真到了距离还款期限不足一年的时候，杭州府就该做好封境的准备，到时候要严查背井离乡的人，逮到有欠着朝廷放贷的，绝对不允许出镜，抓到一个就要看管起来——那样，就属于恶意欠贷潜逃了。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稍微提前设套动手。”
姚启圣这一年多里显然也不是白混的。他天天就琢磨着如何防止骗贷坏账逃跑，
加上他经常会向朱树人请示，而朱树人终究多了几百年的对金融骗贷的见识和防范，
往往偶尔一个点拨，就能让姚启圣这样的奸人奸诈程度倍增。
所以对于如何尽可能堵漏，姚启圣其实已经想得很多了。
张世鹏被他安慰后，倒也稍稍放心。只是夕惕若厉，时刻确保自己没有被腐蚀贪私，知道只要自己没有主观恶意，最后王爷的清算就落不到自己头上。
整个小康三年，税改废丁分籍放贷，有条不紊地继续推进着。反正这一年也不用还按揭，民间心怀紧张的无赖也被尽可能多安抚住，没有闹出什么问题。
毕竟这些无赖也都很穷，想出远门也不容易，估计一辈子只有一次下注机会，哪能不慎之又慎呢？没到紧要关头，是不容易下决心的。
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拖延搁置矛盾处理下，时间也就悄然来到了小康四年，一切看起来表面上都还很和谐。
PS：真郁闷，我老婆其实五月初就复阳了，我前两周测了两次，以为我躲过去了，肯定是体内抗体还很强。谁知最近还是中招了。
不过比第一次轻得多，也就是重感冒症状。这抗体最终也就撑了五个月（我第一次阳是去年12月底）。那次请了五六天，这次估计要休息两三天吧。
不过如果连续三天不更，也怕大家不耐烦，所以我想了想，还有半章多存稿，后续隔天请假，争取放慢到两天码一更，这样也不至于太累反复。
所以明天开始隔天请假（31/2/4，实际上请三天），6月1号、3号更新，5号回复彻底正常。
最后说一下，目前仍然没有存稿，主要是因为此前还在两头忙准备新书过审，所以没时间存。
但好消息是新书这周总算过审了，只可惜已经要6月份了，这时候开新容易撞到期末澹季，所以我准备熬到7月1号开新（因为7月1号是周末，所以最晚可能拖到7月3号，是一个周一。）
我打算6月5号开始勐写这本书，6月20日之前存到7月初完本，然后开始打磨新书、存新书的稿，就是这样。
第397章 东渡去大明学医可以救大英
小康四年秋。
距离摄政王朱树人为新君谋划的变法试点，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又四个月。
从小康元年的应天府废丁分籍，到二年的南直隶江南部分加江西浙江个别府，再到三年的南直隶、江西、浙江全境，最后再加上今年新发展的湖广、福建。
预计再有一年的时间，这个新政就能在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全部省份，都推广下去了。
整个过程中，明面上跳出来的抗拒者，主要是觉得缴纳代役钱粮有辱斯文的大地主士绅。不过这些反抗，都被朝廷恩威并施解决了。
该革除功名的革除功名，该抄没家产的抄没家产。朝廷做事也都是有理有据，定罪处罚证据确凿，基本上尽量不扩大打击面，也不会肆意侵害富户的合法财产，不至于引起社会的无差别恐慌。
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案子办多了，冤假错肯定也是有的。但只要纠错机制做得好，有错就认，对于确实有办案过程中破家知县灭门知府、陷害侵夺人家业的，只要查实，相关变法官员，也会被清除出变法队伍，该怎么法办就怎么法办，以平民愤、安人心。
姚启圣、晁错、张汤这样的酷吏，不就是这么用的么。周兴来俊臣也是一个道理。
只不过朱树人对拉仇恨的酷吏还是用得比较节省的，没像汉景帝那样背锅酷吏只用一年就斩了平民愤。
朱树人至今还让姚启圣活得好好的，他还坐稳了户部的郎中，而且还是户部目前各个郎中里，排名和受重用程度最靠前梯队的那一小撮，属于“下次朝廷要是从郎中里提拔侍郎，他既有可能是最优先递补上去的那一批”。
推出去处刑背锅的酷吏，往往级别还低一些，姚启圣怎么也得发挥余热到变法彻底完成后才能死嘛，否则还有谁来帮朱树人干脏活？
相比于推广顺利的“废丁分籍”，给贫农相互兼并田地的官营借贷试点，推广得要慢得多，至今依然只在杭州府和隔壁的绍兴府试点，而且只有杭州府这边即将收网。
到了收网的时刻，那些此前骗贷想当老赖的一切坏账，也终究会暴露出来。
……
不过，即使这些变法和建设，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朝野上下，如今最大的关注点，却依然不在这些上面。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今年还有一件更值得关注的国本大事，远比那些“小打小闹”的经济财税变法工作，更加重要。
那就是随着时间即将从小康四年进入小康五年，新君朱慈煜亲政的时间表，已经越来越迫在眉睫了。
当初先帝驾崩时，可是留下遗诏的。让鄂王朱树人摄政，为期四年，直到新君弱冠。
而今年下半年，小皇帝就已经正式二十岁了，所以理论上再稍微过几个月，今年年底翻篇过去后，新的一年，摄政王朱树人就要还政给小皇帝。
否则，就算朱树人有把握强行继续全权行使皇帝的权力，那吃相也会很难看，这毕竟是违背当年先帝临终前的盟誓了。
另外，按照当初的时间表，先帝还说过，要小皇帝亲政之前，不得再对四邻妄动刀兵。所以大明从小康元年到四年，一直在坚决贯彻和平种田、休养生息的国策。
而按照朱树人当初定下的第一个七年计划时间表，到明年开始，对缅、越此前罪孽的追究，也就可以正式公开提上日程了。
所以，最近一年多里，那些对变法渐渐积累出矛盾、心存怨念的人，也就没急着跳出来反抗。或者说原本十成的反抗怨念，最多只实际爆发出来四五成。还有五六成，都是因为这个考量，而暂时隐忍，不愿意朝廷横生枝节。
那些隐忍者的心态，无非就是这样的：要是某些矛盾，和反对变法的声音，非要在小康三年底或者四年里爆发出来，
那么一旦被朱树人抓住借口，他要“把尚未推行下去的政令执行完”，那他还政小皇帝的时间表，就有可能合理延期。
现在只有朱树人干什么具体行政措施，都不跟他唱反调，他说什么，下面都是“啊对对对”，才能让他到点准时下班。
就算最后真要反对废丁分籍和贫农买田贷款，或者反对别的政令，
等小皇帝顺利亲政后，再利用小皇帝的逆反心理、想要新君亲政三把火的心态，到时候挑唆起来事半功倍，难道不香吗？
虽说正常情况下，指望小皇帝去反对他生物学上亲生父亲的政策，有点不太可能。
但不管怎么说，相对而言那还是比朱树人本人站在前台、名正言顺代行皇权的时期，要稍稍松懈一些。
而且很多心理阴暗的人，总是坚信“绝对的最高权力，可以腐蚀一切亲情”。
既然当年李世民没有正统性的时候，都能谋反把他亲爹赶下台。何况明年朱慈煜就即将有正统性了呢。
对于反对派而言，等总比不等好。一个是九死一生，一个是十死无生。
……
大明天下，就是在这样既蒸蒸日上，又云谲波诡的氛围里，一路往前狂奔发展。偶尔出现的小问题，也都被这种高速发展掩盖了，一片景气。
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在小康四年的九月，一支从地球对面驶来的荷兰贸易船队，再次如期抵达了大明。
荷兰人虽然在十五年前郑成功收复大员的战争中，被大明打得惨败。
但后来随着大明愿意放开全面通商，不再搞任何海禁，荷兰人在交出笛卡尔和杨森塔斯曼、换回几千个荷兰军民俘虏后，稍微舔舐了几年伤口，就重新凑上来想要跟大明做生意了。
没办法，谁让大明的特产如此丰富，丝绸茶叶瓷器卖到欧洲都能爆赚，荷兰人也不会跟银子过不去。哪怕打仗被揍趴了，该来做生意还是要做。
此后，荷兰人基本上保持了每隔一年半，就有一大批趁着季风的船队抵达大明，往返依然要大约两三年跑一个周期。但后来随着大明方面的航海和造船技术攀升，荷兰人跟大明相互切磋，高速帆船也越来越多。
最近七八年，居然还出现了荷兰人问大明的造船厂高价买商船的情况。
更夸张的，甚至有跟大明这边的国有船厂合股开航运公司，一起做大明与欧洲之间的海上贸易。
反正他们也没实力彻底拦住大明，在大明换了一个支持航海的摄政王全权代行皇权后，大明自己也可以组织船队去欧洲贸易的。大明的火炮和战舰，也足以威慑各大洋的全部海盗。
只不过大明现在还缺乏跨洲跨大洋的航海人才储备，而且真要指望靠舰炮护航，成本太高。所以才先选择展示肌肉后、给荷兰人一个合股的机会。
荷兰人本着唯利是图的心态，也就接受了。
而买了大明这边建造的、去掉了盖伦船艉楼的平甲板高速帆船后，从欧洲与大明之间往返的航程，也就更快了数成。
原本要航行一年零一点时间的，现在可以堪堪压缩到单程九个月，还能因此刚好凑到季风，中间少等待一个季度，实现一年半往返一个来回。
这次抵达大明的这支船队，就有整整五艘大明建造的平甲板四桅高速帆船组成，他们是去年冬天从阿姆斯特丹启航的，中途还到多佛捎了一些人和货，航行了九个多月后，最终选择在杭州府靠港卸货。
因为船队的高速，这个时代的欧洲海盗的战船，甚至根本无法追上他们，所以一路上非常安全，什么人祸劫截的变故都没遇到，船上哪怕只装了八门重炮自卫，也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船队一靠岸，商人们自然先去市舶司办手续，准备出货进货。而普通没有携带货物的客人，就方便一些。只要在船上滞留短短一日，就能办完全部上岸手续，这在这个时代已经算很快了。
简单办理了一番手续后，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英国血统船长，就忍不住跟旁边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学者，在甲板船舷边眺望着杭州三堡港的景色，顺便指指点点卖弄自己的见识。
这个时代的英国人，已经经过了宗教战争，和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那几十年变故期，所以世俗学者的地位已经明显比旧时代高了一些。
若是当初查理一世的时代，涉猎理工科知识的学者地位就要比现在低得多，当时还是神职学者霸占学界话语权的时代，更加论资排辈。
（注：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那年（1649），是欧洲大陆上的三十年宗教战争打完后的次年（1648），所以那段时间，欧洲的社会风气正处在全面剧变中。
书里朱树人当初能招募到笛卡尔，其实是卡点了一个历史时机的挂，千载难逢，刚好赶在了1648以前。等英国歌命完成、欧洲宗教开放后，科学家就没那么喜欢往外逃了）
而现在，哪怕是年轻学者，只要做出点成绩，也能赢得社会尊重。那老船长旁边的年轻人，虽然才二十出头，但毕竟是剑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以至于老船长都很想在对方面前显摆自己的见多识广，似乎能得高级知识分子一句赞誉，就能脸上有光。
只听那老船长指点江山道：
“这大明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我七年前来的时候，杭州还没开市舶司呢，当时江浙只有苏州太仓和宁波有市舶司。再往南就得厦门、广州才有市舶司了。
如今没想到到处都能接受我们欧洲船舶停靠办理关税了，听说当年的大明老皇帝已经驾崩了，如今是他女婿直接当摄政王，独揽朝纲，这开放和变法的力度，果然锐意。”
那年轻的剑桥大学毕业生听了，很是谦虚，问了好几个问题，随后又好奇道：“莱辛.莫顿先生，您说您上一次来大明，已经是七年前了，为什么过去这七年里，您不反复跑这条商路呢？按说你们航海家只要摸清了一条航路，就该充分利用积攒的经验才对。”
莱辛.苏塞克斯.莫顿船长长叹了一声：“牛顿先生，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远东的航路毕竟大部分被荷兰人垄断。七年以前，我们能来，是因为护国公在位时，我大英和荷兰人关系还算不错。
可是七年前护国公过世后，王权复辟，荷兰人跟我们的关系一度就淡了。我要不是这次下定了决心，在查理二世重新发动英荷战争时，直接投敌，也无法再次获得荷兰人的信任。”
这位莱辛.莫顿船长提到“投敌”一词时，倒是丝毫没有任何羞愧的表情和语气，似乎还很光荣。不过这在1660年代的英国很正常，因为有些人就是以反对保王党为荣的。
七年前克伦威尔死后，查理二世复辟，很多不喜欢王室的纷纷外投。而事实上，几十年后，当荷兰血统的威廉三世被请回英伦当新王后，中间那几十年里投荷的人，也全都洗白了。
如今是1666年，而在欧洲那边。一年前的1665年刚好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查理二世发动了第二次英荷战争，第二件就是爆发了史上著名的“伦敦大瘟疫”。
后世也有人认为伦敦大瘟疫是英荷战争的附属产物，是战争屠戮催生了瘟疫爆发——因为这场战争和这场瘟疫，恰好都持续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始于1665年春，终于1667年秋。
很显然，眼前这位莱辛.苏塞克斯.莫顿船长，就是因为这两大变故中的前一件，英荷战争而投敌再次踏上远东贸易之路。
而旁边这位艾萨克.牛顿的22岁剑桥毕业生，则是因为这两大变故中的后一件、伦敦大瘟疫，才暂时逃离了英国，打算四出游历留学，晃悠几年。
又因为听说大明这几年在化工方面研究领先世界，对各种驱虫消毒瘟疫防治很有研究，牛顿就想来见识见识，亚洲人有没有什么好办法防止鼠疫流行（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是一场鼠疫）。
或许此时此刻，艾萨克.牛顿的心态，就跟另一个时空20世纪初、东渡留学、试图学医救国的鲁迅先生差不多吧。年轻的牛顿，肯定觉得“来大明学医可以救英国”。
所以当牛顿听说了莱辛莫顿船长是因为不满查理二世才投的荷，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要不是对方这一投，他也不可能在启航时回多佛接点故旧一起跑，牛顿也没法阴差阳错赶上这趟船了。
两人观望了一会儿，很快进了杭州城。
莫顿船长虽然七年前来过大明，但毕竟上次去的是苏州和南京，对这杭州也是初来乍到，因此很觉新奇。
牛顿就更是哪儿都没见过，完全一副乡下人进城的样子。
两人进城后，自然先直奔最繁华的市中心，然而还没等他们见识大明的真正繁华，刚到官巷口，他们就看到了一大堆人在围观处刑。
“不是说大明是文明礼仪之邦么？看来在行刑方面，倒是跟欧洲一样，都喜欢公然示众。而且这些刑具看起来好可怕。莫顿船长，你会汉语，能打听打听这些人犯了什么罪么？”
莫顿来过几次大明，已经把语言学得略同皮毛，就连比划带说，找了旁边一个戴方巾的秀才问了情况，扭头跟牛顿卖弄：
“听说这些人是犯了教唆欺诈大明朝廷发放的助农借贷，金额特别大，而且是组织者，所以被判了腰斩。其他轻一些的，有普通的斩刑，至于那些被教唆具体施行的骗贷农户，都是流放澳洲、婆罗洲、九州、黑龙江。”
牛顿闻言恍然大悟：“这就跟我们英国的契约债奴一样是吧？欠钱不还金额大了，就流放弗吉尼亚？”
莱辛莫顿：“差不多吧，不过咱毕竟还有自愿去的呢，四十年前，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开过一条三桅盖伦船‘五月花号’，送了百来个自愿去美洲的自由民。我家可是普利茅斯的航海世家！”
第398章 留学生牛顿眼中的大明
毫无疑问，艾萨克牛顿在钱塘县官巷口看到的行刑场景，
正是小康四年秋、大明朝廷正式开始收网、对此前阳奉阴违抗拒变法、实则从朝廷的惠农信贷中套取骗贷的歹徒，进行最终总清算的场景。
朱树人通过姚启圣和张世鹏这两个白手套，姚启圣唱白脸，张世鹏唱红脸，放水养鱼引蛇出洞，最后一网打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果。
而且朱树人自问，他毕竟是21世纪回来的文明人，所以他的放水养鱼，也并不存在“不教而诛”的问题，因为他的尺度都是拿捏得很好的——
哪怕按照21世纪的法律，金融机构在发现自己被骗贷侵权之后，好歹还有两年的“诉讼时效”呢。
如果放水养鱼超过两年，那可以说是钓鱼执法，不教而诛。
而大明从小康二年开始放惠农兼并土地的贷款，到小康四年秋收网，如果从“知道或可能知道被侵害事实”算起，绝对是不满两年的。
这按照21世纪的诉讼法时效都毫无问题，挪到17世纪就更是绝对的仁政了，比孔子诛少正卯还仁。
随着朝廷的收网，那些首恶分子在被抓到足够证据后，立刻从严从重处置。其他骗贷还不出的普通刁民，则处以流放。
这一切实施后，还需要朝廷的宣传部门加紧着力宣传，把声势闹大，从而起到了一个立竿见影的示范作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让后来者引以为戒，知道朝廷的取证能力和执行力度。
……
牛顿和那船长也还算有钱人，不想直接挤在街头看热闹，
莫顿船长就掏了一个银币，请牛顿到街角的茶楼上，点了一些茶点，居高临下边看边打听——
明朝的钱塘县官巷口，基本上也就是相当于21世纪初、杭州解放路上那家最老的新华书店那旮沓。
茶博士把龙泉窑盏的雨前龙井摆在莫顿船长和牛顿面前，又上了四色点心。
牛顿小心翼翼地端起那个看起来在英国能卖好几英镑的茶具，见到里面黄绿色的汤水，顿时有些后怕，总觉得这玩意儿像巫毒汤。
莫顿船长显然比他懂行得多，得意地抿了一口，然后用给乡下人扫盲的语气显摆：“放心，茶本来就是绿色的，是漂洋过海发酵了，才变成棕褐色。”
牛顿这才喝了一口：“伦敦的茶比这浓郁多了。”
莫顿船长不由笑了：“在大明，茶叶以清淡为贵，你要浓郁苦涩，那种几便士一磅、拿镰刀割的树叶子就能做到。”
牛顿大惊：“什么？在大明最便宜的茶叶只要几便士一磅？那你还好意思在伦敦卖八先令？”
莫顿船长两手一摊：“我两年的航行时间、补给、风险不要钱？才涨价三十倍已经很良心了，完全是看在上帝的面子上。”
两人扯了几句茶叶和茶具，很快又把话题拉回行刑上。牛顿坐到了二楼，视野也就更全面了，他终于看清了面前那个刑具的全貌，不由啧啧称奇。
“那些明国人不是说首恶被判了腰斩么？怎么会需要如此巨大的刑具来行刑？这看上去像是一种依靠自身重力的滑轮铡刀？您原先见过么？”牛顿很快就分析出了那刑具的原理，不愧是未来的力学大师。
莫顿船长耸耸肩：“我七年前也没见过，问问那卖茶的吧——说起来，你要是真打算来大明游历、留学的，就该好好学习汉语，老是指望我翻译怎么行。”
“我有好好学！船上这九个月我已经认了几千个汉字了！也能翻译其意思！我现在只是还没掌握口语发音！”事关学霸的尊严，牛顿立刻指出了对方恶意揣测的不合理之处。
古代朝鲜人、扶桑人学汉语都是这样的，先学认字和纸面笔译，然后才是口译。因为文字有字典可以借助，而口语却没有留声机可用，没法储存标准发音。
这种情况尤以宋神宗、哲宗时最严重，一堆堆扶桑僧侣商人跑来中土，就算会汉音也假装不会，然后恭恭敬敬送礼磕头求学，找苏东坡笔谈。
苏东坡被对方的学习诚意所感，不疑有诈，就写小纸条回复。谁知那些卑鄙的扶桑人转头就送回扶桑拓印雕版。哪怕只是一句“吃了么”，都要裱起来作为镇寺之宝。
今时今日，牛顿学汉语的艰辛，也跟那些卑鄙的扶桑人差不多吧。
莫顿船长倒是没闲心再敲打牛顿的汉语学习水平，他用汉语跟茶博士打听了一番后，就又来牛顿这儿现学现卖：
“听说了，这种刑具就是这两年刚发明的，据说是摄政王亲自吩咐科学院，搞一个仁慈省力一点的处斩工具，给刑部使用，以取代传统的凌迟、腰斩和斩首。
这种断头台用滑轮把沉重的刀刃卷扬起来，靠重力直接斩断，就不需要依赖刽子手的经验了——
据说，是因为大明如今善政治理，远过往昔，每年处刑的犯人数量大减，各地都没法维持刽子手的手艺了，老一辈刽子手年老不干后，新一辈的手艺青黄不接，只好用断头台。”
原来，这一行英国佬看到的刑具，正是原本一百二十年后才会诞生的断头台。而且朱树人让人造的断头台，是一步到位的，没有走弯路——
历史上路易十六一开始发明的断头台，刀刃是平的，很容易卡住，一次性彻底斩首的可靠性不高。最后在法国大歌命过程中，经常一次性砍不断，才想到改良成斜刃。
如此一来，沉重的刀体砸下来时，可以增加压强，从一侧往另一侧逐次拉过去，把颈椎切断，甚至还可以用来腰斩。
在大明这边，朱树人治国这些年，死刑逐年下降，当然也是一项了不得的德政，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毕竟按照唐朝人的实录说法，李世民当初标榜自己“贞观之治”，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贞观年间，死刑最少的一年，全国只砍了三十几个人”。
刑部和大理寺的人也是读过史书的，这些年也没少拿这个指标歌功颂德。此次断头台一出，更是当成“因为死刑太少，导致刽子手手艺生疏青黄不接”的铁证，大肆宣传。
与此同时，为了让这个德政的产物好好充分利用，连从宋辽时期传下来的凌迟，都被废除了，更是堪称千古德政。
当然，考虑到十恶不赦谋反大逆的罪行还是太多，为了能接轨，一下子不能跨度太大。普通的腰斩有点不够花，那就临时加设了多段腰斩。
此前凌迟至少是八刀斩，最多可以到三千多刀。改成断头台腰斩后，最重最重的一级，也只是八刀腰斩，然后还有五刀、三刀和最常见的一刀。
牛顿和莫顿船长好奇地观摩了一会儿，下面很快就开始行刑了。
今天最重的一个犯人，就是这一轮杭州府试点助农骗贷手法的发明者，还组织传授了自己的手法、层层发展了数千名符合申贷条件的转籍农户套现，从中抽佣赚取差价大头，直接涉及的银子起码有几十万两。
更关键的是，这种渣滓哪怕放到后世，也是属于“诈骗金融机构”的，比普通诈骗量刑何止重上好几级。何况如今是在大明，敢诈骗大明朝廷的直接放贷，因此最后被判了三刀腰斩。
刽子手先把这厮两条小腿塞到断头台底下，然后哗地放下铡刀，把其双膝以下铡断，然后再挪到腰胯以下，再来一刀，最后趁着还没失血而亡，把脖子放上去，最终结果掉，三刀四段。
牛顿看得心惊肉跳，暗忖：那要是大明这边最重的重刑犯，怕是就要从脚往上切，八刀九段了。不知得是何等大罪，才会遭此极刑。
这些外国人看得啧啧称奇的同时，杭州府的普通百姓，也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刑具实装，此前几个月刚发明出来的时候，断头台只在南京用过。
百姓们自然也是兴致盎然，看完三刀四段的，又看了其他几个相对次要的组织者，都是一刀腰斩再一刀枭首。
罪至死的一共也就七八个，砍完后，官府又拉了数百个被枷号示众的到人前，找了几个大嗓门的公人宣讲其罪行和判罚。
“这些都是恶意骗取朝廷助农借贷！经催收还拒不清缴的！骗贷不还，本金超过一百两的，即日流放澳洲垦荒！
未还本金不足百两超过八十两的，流放婆罗洲！六十至八十两的，流放九州岛！四十至六十，流放虾夷！四十两以下，流放黑龙江！
朝廷如今待屯田垦荒的边地有的是！敢诈骗朝廷、想试试国法的，可以尽管看看他们的下场！今日三堡码头便有海船接送，即日送去澳洲和婆罗洲的罪人上路！
朝廷也花得起这个钱，就当是五十两买命，换罪人去边地自生自灭、死前好歹把生地变成熟地！能有多少活下来，就各安天命了！”
朱树人还是很仁慈的，他最后让张世鹏和姚启圣量刑时，并没有按照利滚利算罪证轻重，而是只算了本金。如果本金就有一百两完全没打算还，等到十年按揭期满，那都是至少本息总计三百多两了。
官府宣布完之后，就有七八百号重刑之辈，被押送着往城南而去，出了城门，直奔钱塘江边的码头。那儿有几条四桅高速帆船等着，每船大约运两百号犯人，分别去澳洲和婆罗洲。
旁边围观的百姓，原本也极少有听说澳洲和婆罗洲究竟在哪儿的，大部分平民也不爱学习地理。
此刻刚经受了切片腰斩的视觉刺激，马上就给扫盲地理，这学习效果就很好，
众人窃窃私语之间，很快就大致弄明白了“澳洲是极南烟瘴之地，比从江南到越南的距离还要往南四倍，婆罗洲也有至少比越南还南三倍。
去澳洲的水土不服、三年里起码十死其八，去婆罗洲也得三年至少死一半。若能熬过前三年，身体适应了当地瘴气毒疠、蛇虫鼠蚁，那后续活下来的机会才大些”。
听说有这么恐怖之后，大部分原本还心存占小便宜思维的百姓，立刻就被震慑住了。这收益和代价，以及被抓的风险，实在是不成比例。
关键是朝廷如今查账貌似效率非常高，估计那些人早就被盯上取证了。
……
大明处理金融诈骗的瓜，就足足让牛顿等人吃了一个下午。
喝完了茶，用完了甜点，莫顿船长还忍不住让牛顿点评几句：“你觉得大明这边对于经济犯罪的治理，跟我们英国比如何？”
牛顿耸了耸肩：“说实话，看起来比英国精细。至少他们跟罗马法一样，有严密的条款，量刑和取证也比英国严密些。我对此番来到大明，能不能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回去救英国，更加有信心了。”
英国人一贯用的判例法，而17世纪其精细程度还是相对原始的，不如荷兰和法国，这方面也得工业歌命之后才渐渐赶上去。所以牛顿这么说也不算跪舔。
至于酷刑什么的，他也觉得很正常，无非就是腰斩多剁了几刀，但至少没有刻意延长罪犯的痛苦时间——西方人把人钉死在架子上，或者穿刺在尖木桩上，直至血流干而死，可是有可能持续痛苦上一两天才死的。今天这些腰斩，哪怕最慢的，一刻钟就死透了。
莫顿船长原本没听牛顿说过他留学的具体目的，此刻被牛顿带歪了楼，他才顺着往下追问：
“那你这次来大明，到底是想学些什么？有计划了么？据我所知，要搞学术，还是得去南京，在杭州这儿久留没什么价值。
大明这边只有一所科学院和一堆研究所，可不像我们欧洲那边有很多大学。他们的‘国子监’，也完全只是教授伦理的，你就当是神学院好了。”
牛顿显然早就胸有成竹，对这个问题想都没想：“当初启程时最初的决心，当然只是想来观摩一下大明的‘化学’成就，这几年在欧洲，经常听荷兰商人回来传说，说大明又造出了新的毒杀害虫蛇鼠的药物，还有其他惊人的成就。
要是能学到怎么解救伦敦大瘟疫就好了。这件事情要是能有着落，我就安排人先回国，把成果翻译出来。我自己，想再留着观摩一下大明这边对光学和力学的认知。
前几年，读到一本笛卡尔先生晚年的遗作，听他书中介绍，大明这边的摄政王以及他的一位夫人，居然也是对力学见识不凡之人，还提到了几个关于运动的猜想，
只可惜最新的成果都是汉语，笛卡尔先生遗作里转述的也不够详细，看来一定要学好汉语，才能跟我心中所想印证一下。”
莫顿船长不懂这些，他只能端起酒杯祝牛顿好运了：“那就祝你好运，我打算留在杭州和苏州进货，这次来大明不打算去南京，这一路你自己想办法吧。”
差不多好转了，想了想还是把请假条留到4号服务器维护日用吧。今天就更了，不请假了
第399章 啊！大明！人类的希望！
艾萨克牛顿也没指望捎他来大明的船长，能一路送他去南京。
毕竟商人逐利，海贸进货的事儿，在苏杭就能搞定了，去南京完全没有商业意义。
如果是十几年前，莫顿船长第一次来大明时，没见识过南京的繁华和尊贵，那可能还会出于好奇去转转，但如今他已经没这个兴致了。
就算有空闲的时间可以玩玩，大明东南沿海也还有太多他没去过的地方，何必走重复的回头路呢。
不过，莫顿船长的撂挑子，也多多少少给牛顿制造了一点小麻烦。因为他毕竟口语不通，哪怕雇个向导，也要担心会不会被蒙骗。
所以牛顿就决定先在杭州城暂住个把月，趁着莫顿船长还在进出装卸货，他每天也跟着见识见识，跟各种各样的汉人商人打打交道，把口语恶补上来。
牛顿也不愧是智商超卓之人，他在来华的船上花了九个月学书面语，以及半哑巴的口语，如今上岸后，又只花了短短四十来天，竟已经能把汉语日常会话发音练得磕磕巴巴，好歹能说出完整的句子了。
只可惜，因为他是在江浙一带登陆的，所以也学不到纯正的南京官话，最后学了一口介于吴语和官话之间的腔调，暂时凑合着用了。
在杭州府学汉语，虽然没法接触到大明的科研前沿，但大明的一些外围应用技术，还是可以接触到的。
加上牛顿此番来，最初的原始目的就是寻找伦敦大鼠疫的缓解办法。
所以这一个月里，跟汉人商人接触的时候，他一有机会就主动了解大明这边的医学和公共卫生进展，还真就被他发现了一些好东西。
那是九月底的一天，一个从江西来杭州出货瓷器的商人，似乎家中还兼营药材生意，见牛顿这金发碧眼的红夷小儒如此虔心求学，他又刚好略知一些行情，就忍不住卖弄。
于是牛顿就得到了一本《生化研究所学报》——那是大明科学院近年来新发布的刊物，科学院下的各个研究所，都有自己的子刊。可发布成果比较少的所，还可以几个所合发。刊物时间也不定，成果少有可能半年才一刊，值得写的东西多的，可能一个季度一刊。
这玩意儿严格意义上来说跟后世的学术期刊不是一回事，因为上面登载的东西都是不涉及技术机密的，主要用于对读书识字的民众进行科普扫盲，外加提供一些技术应用层面的指点。
就拿牛顿手头得到的这本来举例，虽然是一本涉及瘟疫防治最新成果为主的学报，但里面的内容主要是如何搞好公共卫生消杀的细节，还有一些反复强调老生常谈的城市生活污物处理律法，最后则是涉及到生化研究所今年新发明的几种药物的用法、疗效描述。
但是这里面，绝对不会涉及到新药的成分、如何制造、工艺环节。那些能涉及商业利益的技术机密，完全都不包含。只是一个产品说明书，告诉消费者买去之后怎么吃怎么用。
如此一来，学报只涉及公开的科学发现，和产品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也就完全不存在研发泄密的风险了，同时还能培育市场，提升民智，有助于科普扫盲，整个尺度拿捏得非常精准。
牛顿花了好几天时间，把这份学报仔细看完，然后就发现，学报上有介绍如何用现有常用的材料，诸如生石灰，来科学灭鼠、驱鼠，以防治鼠疫。
甚至还分出了一个篇幅，教导如何科学养猫来灭鼠，如何把猫养得更加有活力、捕鼠欲更旺盛，可以说是非常接地气。
鼠疫特刊的最后，还介绍了一种名叫“砒酸氢盐”的适合灭鼠的剧毒物质，文章里大大方方把其命名都说出来了，但学者似乎并不担心外行人通过这个名字就判断出如何用盐和砒霜加上别的什么秘料制造出这种毒药。
文章只是强调这种新毒药可以更好地拌在鼠饵中，诱导老鼠吃下，又不容易被人类误食，也不如传统砒霜乱放容易污染环境给人和家畜造成危险，总之就是把这玩意儿描述成比此前一切灭鼠毒药更好地药。
在介绍完如何灭鼠之后，特刊的后面还有一篇文章，则提到了更泛用的“消毒”概念，说是万事万物表面，大多有人眼看不见的微虫，带有各种微量毒性。
然后建议凡是涉及人体外伤、需要缝合或手术的，可以用大明九州硫酸厂出产的硫酸，稀释到百分之五后涂抹刀具或针线消毒。
除了硫酸这种已经在大明出现了二十年的老药之外，还有一种九州硫酸厂和大明科学院生化研究所九州分所这两年刚研发出的新药，名叫“石炭酸”，可以用于另外一些途径的“消毒”。
牛顿略有些吃力地凭借他的汉语书面语水平，把这本学术刊物读完。虽然里面有很多专业术语和名词，让他实在读不懂，比如那些化学品的名称。
但这不妨碍牛顿大受震撼，充分认识到大明的化学和医药卫生已经进步到了英国人难以理解的程度。
“我的上帝，这就是东方人对鼠疫的研究么？他们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药物缓解症状的研究上了，还详细到了各种传播途径的排查和预防切断，还有专门的灭鼠毒药和‘消毒’药水——要是这些东西能早点传回英国，去年的伦敦大瘟疫也不用死五六万人了。”
牛顿不由自主发出这样的感慨。
可别小看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这场瘟疫最后死了伦敦城四分之一的人口，在为期两年半的时间里，累计有近十万人死了，而当时伦敦的总人口是四十万。
因为任何瘟疫都是刚爆发的时候致死率比较高，所以在牛顿逃离伦敦时，第一年就死掉了五六万。
牛顿感慨之余，想到那么多老师和同学也死在瘟疫里，不由涕泪纵横，抓着那个江西商人求问：
“大明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就一直没想到贩卖去他国赚取大钱呢？就这些瘟疫防治药物，若是能在大灾之年卖到合适的地方，能活人无数不说，对大明也是有利的，绝对可以赚大钱。”
那江西商人也是无奈地两手一摊：“这些东西，我们大明也是这一两年刚开始量产的，还没来得及卖呢。总要先自己储备一些。摄政王说了，要先保障南京和苏杭等地的公共卫生储备。
你不知道吧，若是倒退几年，我大明也是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的。只因如今天下太平了，新君登基四年，以休养生息改善民生为主。
摄政王追忆崇祯先帝，说当初崇祯先帝殉国、京城沦丧于流贼和鞑虏之手，虽然原因众多，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崇祯十六年的京城鼠疫。
所以这几年，摄政王给科学院拨了很多的款项，让生化研究所先专注灭鼠药、消毒药和其他一些东西，说是要告慰崇祯先帝在天之灵，让他知道甲申之变的悲剧绝不会再重演。”
那江西商人说到这话时，内心也是一股崇拜之心油然而生，看得出他们对朱树人的崇拜敬仰绝对是发自肺腑，无有不服。
而事实上，“发明消毒药和杀虫灭鼠药，是为了告慰先帝、防治大明内部再遭鼠疫祸害”这种说辞，当然只是朱树人让卞玉京透露的官方宣传口径罢了。
朱树人的真正目的，当然是为了明年就即将开战的对缅、越军事行动。四年前的军事会议上，大家就已经讨论得很清楚，未来对东南亚的用兵，最大的障碍不是敌人的武力抵抗，而就是自然环境，是热带疾病和蛇虫鼠蚁。
不过，为了显示朝廷的仁政，朝廷不好说搞公共卫生科研攻关是为了打仗，才把已经死了二十年的崇祯拿出来当幌子使一使。
不明真相的普通群众听说后，都是觉得摄政王真是忠义远过周公、诸葛，对国家有如此泼天大功，让大明幽而复明，却从无私心。
崇祯先帝都死了二十多年了，他还念着当初崇祯先帝拔擢他进入仕途的知遇之恩，把对方当年临终前的人生遗憾不甘，一点点都补上。
甚至因为崇祯当年北京城被破是由于鼠疫，朱树人就发下宏愿要尽量攻克、遏制鼠疫再祸害人间，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忠贯日月！义薄云天！
牛顿听完这些事迹后，也是肃然起敬，暗忖：“我原先还当大明的摄政王殿下，必然是跟克伦威尔护国公一样的狠人。没想到世上竟有如此文武兼备，既能光复国家，又能仁政爱民的存在，那必然远超护国公甚矣。”
不过感慨归感慨，牛顿也分得清轻重缓急，他始终没忘记此番来大明游历留学的首要目的。既然现在找到了一些大明方面对付鼠疫的办法，特效消毒药灭鼠药，也该劝说莱辛.莫顿船长多采购一些，运回英国救人。
当天晚上，他就找到莫顿船长，把自己的想法说了。牛顿自己虽然有点小钱，能读得起牛津大学，但是跟那些巨富海商还是不能比的。要进口砒酸氢纳灭鼠药和石炭酸、浓硫酸，他肯定出不起本钱。
估计这些药物，在大明价钱也不会很便宜，毕竟是刚出现没几年的特效化学品。
莫顿船长听了之后，也是有些犹豫。他正常进货的丝绸瓷器茶叶已经装货装得差不多了。最多再在港区有七八天的停留，本钱也大多拿来进货了，留下的金银不多。
“牛顿先生，你就别给我添麻烦了，我这次来，本来赚得就不多，你不知道，我七年没来，大明这边对我们欧洲货的需求越发萎缩的。
七年前他们好歹还会买点我们最先进的火枪大炮借鉴一下，现在他们连借鉴都懒得借鉴了，我船上自卫的八门火炮，饶是我挑了欧洲最新最好的，结果人家还是看都不看一眼，说欧洲火器已经完全没有学习价值了，只能继续作为自卫火力拉回去。
我卖过来的羊绒呢绒，虽然还有销路，但实在谈不上多高的利润，那些大明富户只是买来穿个新鲜，大明的优质纺织品替代太多了。
现在连烟叶和可可都卖不出去了，说是大明自己会种，唯一据说还敞开收购的，只是天然橡胶。看来下次要多进货一些美洲橡胶再来大明了。
反正我这次出货赚得不多，基本上都是靠来之前带的金银在进货，现在最多只剩七八千英镑了。这点钱就算全用来进货伱说的石炭酸、浓硫酸、砒酸氢纳，又能买到多少？”
莫顿船长的诉苦，也听得出他的无奈。而且他并不知道，他觉得卖橡胶好歹还能赚大钱，但这个窗口期也不长久了。
朱树人眼下急需橡胶，不过是因为大明的橡胶工业开始起步了，这几年大明在疯狂攀硫化橡胶、硝化橡胶科技。而随着大明逐渐转入和平，云贵改土归流的逐步完成，云贵地区种烟草的比例将来肯定要压下来，到时候很多热带雨林气候区的烟草田都要改成橡胶林。
要是再等过几年，大明把缅、越也打服了，拿到更多东南亚沿海湿润雨林带，到时候对橡胶的种植规模就会更大。而橡胶树种下之后，大约七八年就可以长到足以割胶。这么算下来，英国和荷兰商人的美洲橡胶倒卖生意，最多也就还能做十几年了，以后大明就能在这个短板上彻底自给自足。
面对莫顿船长的诉苦，牛顿也知道现在的化学品非常昂贵，属于暴利，但他本着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心态，还是力劝对方能买多少买多少。
最后，牛顿还帮他出主意：“实在不行的话，咱还可以想办法递交国书，争取赊欠，找其他商会担保，把伦敦大瘟疫的情况告诉大明方面的卖方，
让他们充分相信‘这药如今卖到英国，绝对能爆赚’，下次咱绝对连本带利高价偿还。要是还不行，就说服一个大明商人派船跟着咱一起回去，他们自己进货到英国卖，利润能卖多少全算他们的，我们只求能多挽救几万伦敦人的生命。”
莫顿船长耸了耸肩：“可是我只是一个商人，而且我是已经投了荷兰执政才来到这儿的，我怎么可能代表英国递交国书。虽说大明经常有冒贡的朝贡贸易，但被查出来也挺丢人的，捞不到好处。”
牛顿无奈，只好自己想办法：“船长先生，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托托关系，至少帮我介绍认识几个大明科学院的人，剩下的我自己设法上书陈情。
我相信大明的摄政王殿下，是一位仁慈的统治者、人类共同的希望。只要能跟大明科学院的人攀上交情，后续我说不定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