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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令人费解的空印案

    空印案，发生在明代洪武年间。空印，就是在文书上预先盖上印章，需要用时再填写上具体内容。此案在当时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相当程度的重视。朱元璋认为官吏可以利用空白文书簿册作弊，所以要严惩使用盖有官印空白文书簿册者，因为牵连人数众多，为明朝初期一著名大案。

    有关空印案的处置，以至于发生时间，所杀人数，存在许多疑点。空印案是惩治贪官污吏还是乱杀无辜，后人对朱元璋评价上亦存在分歧。

    今天笔者就试着详解一番，一探其中的一二。

    首先我们先搞清楚空印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按明朝规定，也就是朱元璋所制定的规矩，每年各部政司、府、县都要向户部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税款账目。户部与各布政司、府、县的数字须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结项。如果有一项不符，整个账册便要被驳回，重新填报，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印章。

    按照原来控制的吴国那么小小的地盘，问题不大，距离也不远。但是新生的明朝，地盘扩充到了十三个省，前文说了，大约是宋强盛时候的版图，这个来回盖章就有些困难不切实际了，为什么呢。

    因为朱元璋时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全国各地官员都要到南京来报送账册。当时上缴的是实物税款由粮食和货币组成，然而粮食自然在运输过程中难免出现损耗，所以出现账册与实物对不上的现象是大概率事件。稍有错误就要打回重报，江浙地区尚好，而云贵、两广、晋陕、四川的官员因当时交通并不发达，往来路途遥远，如果需要发回重造势必耽误相当多的时间，比如说云南到南京的距离，按当时乘船骑马的速度一来一回就得大半年的功夫。

    这样一来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使用。这原本是从元朝既有的习惯性做法，也从未被明令禁止过。

    时间回到案发前的一天，一名检校急匆匆的来到宫门前着急要见朱元璋。检校这个官名可能大家有点陌生，检校就是大名鼎鼎让百官庶民皆闻之色变的锦衣卫的前身。

    检校有事着急求见朱元璋，太监们不敢怠慢火速通报了，朱元璋即刻就见了这名检校。

    检校从怀中掏出一本小账册让朱元璋过目，朱元璋看后雷霆大怒，吓得伺候的太监宫女们即刻跪地大气都不敢出。

    朱元璋平复心情，捋了捋胡子责问检校这本账册是哪里搜出来的，检校如实回报是一名上京城报税的税官下榻的驿站里摸出来的。

    朱元璋即刻下旨检校，令马上秘密彻查全国到底有多少官员使用这样的空白盖了各级衙门大印的。查出来即刻来报。

    朱元璋发现空印这种做法后，极为敌视，认为是有人在藐视他的皇权无视他的尊严，这是欺君大罪，必须严惩不贷。

    它的部分原因是，他非常不喜欢蒙古元朝时代已经出现的官僚们的舞弊行为。他严厉地对付带有这种意味的行为。使用空印会给贪污大开方便之门。对此，我们后文详细分析。

    结果检校秘密彻查之后，发现全国十三个州府一百四十多个县几乎一半以上的官员有这样的行为。

    发生“空印”事件后，史载，朱元璋的反应是“盛怒”，认为这是欺罔行径，丞相、御史都不敢谏言。下令，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

    同年遇到星变，在古代钦天监发现这样的天象相皇帝报告，就是认为是上天示警。古人迷信，朱元璋也不例外。于是下诏求言，就是怎么解释这个天象，庶民百官都可以写折子直接对皇帝说明。

    有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上书朱元璋。郑士利是个生员还在考科举，连个官都算不上，放在平时是没有可能直接向皇帝上书的。

    这个郑士利的哥哥，乃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元，受空印案连累坐牢，为避免被认为是“有假公言私者”，等到郑士元出狱后，郑士利这封上书才上交到朱元璋手上。郑士利上书数千言，言数事，其中空印事尤详。

    郑士利认为，陛下欲治罪这些空印的官员，是唯恐奸吏得到空印纸，弄虚作假危害老百姓，但这是不可能的，并提出了四个观点：其一，空印账册盖的是骑缝印，具体到每张纸上印迹并不完整，与一纸一印不同，即使流散出去，也办不成什么事，何况这盖了章的白纸也是轻易拿不到的。其二，钱粮这些账目数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对错，最后户部说了算。而部省间距离，远则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一旦有错，一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时间。先印而后书，这是权宜之计，且由来已久。其三，国家立法，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而后根据法律惩处违法者。但是，立国并没有针对空印的法律，大家一直是这么做的，并不知道有罪。如今一旦治罪，不能服人。其四，国家培养一个合格的官员很难，能位至郡守的官员，都是数十年培养所成，这些官员并非草菅可割而复生。

    朱元璋看罢郑士利的上书后，大怒，命令丞相御史追查幕后主使者。郑士利笑道：“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最终没查出幕后主使，郑士利被流放。而且不但空印案中的官员没有因此被赦免，就连已经释放的郑士元也受此连累被抓起来流放了。

    下面我们来说处置结果，不同的资料记载说明的涉案人数不一样，至今是个迷题没有统一的说法，我们来看一下。

    《剑桥中国明代史》：“有些材料说，在空印案中有数以百计的官员被处死。”

    《明史·郑士利传》：“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并充军远方。”

    方孝孺《叶郑传》：“行省言臣二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后来朱元璋“竟杀空印者”。

    吴晗《朱元璋传》：“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达七、八万人。”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一》：“叶伯巨郑士利传”载：“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

    柏桦《朱元璋与空印案》：“因此空印案牵连的人数应该超过千人。按照当时的官制，官吏总数约2万人，惩处千人，占官吏总数的5%，足以引起轰动效应。”

    与郭桓案共计杀七、八万人说及杀数万之说，是当前最通行的说法，大多数与朱元璋有关的论著都采取此说。

    空印案的案发时间，以及涉案被杀人数，还存在争议。在案发时间上，有洪武八年即公元1375年说，洪武九年即公元1376年说，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说。在涉案被杀人数上，有杀数万之说，有与郭桓案共计杀七、八万人之说。

    洪武八年即洪武1375年说，中央民族大学陈梧桐教授曾经有《明初空印案发生时间考》一文，进行了细致的考证。洪武九年即公元1376年说，则是根据明人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一“叶伯巨郑士利传”，与《明史・郑士利传》对比而得出的。洪武十五年即1382年说，因为《明史・刑罚志》持此说，所以为大多数明史论著所公认。

    因此明初四大案，按时间顺序无法准确的排出来，所以这里笔者按逻辑顺序来排了。这个时候太子朱标有没有去世，也是值得考证。后面我们要说的是郭桓案，这里暂且不表。

    笔者想说，死亡人数今天无从考证，但是几百到上千官员及其家属这个数字以上是肯定的。那么案发时间笔者暂时按主流说法来排序。

    那么这件事情朱为什么如此发火？又为什么一定要杀人处理，太子朱标劝都劝不住呢？这里暂且看做太子还在世。

    原因很复杂，一点点来分析。

    首先来看《剑桥中国明代史》的评价：“皇帝对任何不忠的表现都是极其敏感的。

    这句话分析得对，也不对。首先我们来分析空印案的性质，朱元璋杀的到底有那些人。

    首先来看郑士利的哥哥郑士元。郑士元是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中的进士，在明太祖时，他做过六品监察御史，为官刚正廉洁，而且行事一丝不苟。

    郑士元任期中，纠弹了不少贪官污吏，其中包括皇侄朱桓的重大集体贪污案件。

    由于朱桓的父亲对朱元璋曾有救命之恩，所以朱元璋想免去他的死罪，但郑士元据理力争，并说：”朱桓已是累犯，如果这次仍不杀他，那干脆订一条皇亲国戚犯法，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朱元璋一听七窍生烟，爰治他违逆死罪，孰知郑士元非但不怕，并准备昂首就义，连刽子手都为之动容。

    后来太子朱标特别援引唐太宗纳魏征谏，与曹操宽待陈琳的典故，来为郑士元求情，朱元璋于是接受建议，并向郑士元说：“治家守规，治国依法，都不得徇一时之意。

    你虽激言顶撞，但仔细思量，仍不失理，所以我已下令将朱桓处死，以儆效尤…。听说你家境清寒，却从不收贿赂；奸贼以死威胁，你却毫不畏惧，你为何能清贫不移志，威武不能屈？”郑士元答称：“为官者，一言一行，都代表朝廷。官贪，百姓则骂国邪；官清，百姓则赞国正。官不敢镇邪，民心则无国。故微臣不敢亵渎职守，惟恐有负朝廷重托。”朱元璋一听大悦，说：“凡为官者，须刚正廉洁。清贫，士之常也；惟俭养德，惟侈荡心。侈则多欲，多欲则贪。违法枉道者，迟早要招祸殃身…。朕以为，见金动心者，不可为吏；见善不扬者，不可为官。郑士元清廉正直，勇于谏言扬善，今调升为湖广按察使司佥事，正五品。”

    后来郑士元一直忙于公务，其妻罹患重病来函，才得以回家探视，但家里实在太穷，不但没钱给妻治病，甚至于妻死后，也无钱为之安葬，他的五个儿子竟央求卖身葬母。最后还是同僚亲友筹钱，才得以办好后事。出殡时，民众夹道送葬，那时正下大雨，民众竟没一人散去。

    早在徐达大军水陆并进进攻元大都的时候，大军经过郑士元管辖的地盘，陆路还好。可是水路由年初干旱，水路水位不高，战船无法快速通过。一个统兵的将领立功心切，你想攻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元的首都这样的功劳能不着急吗。于是强征五千民夫，意图用人力疏通河道，以便于大军迅速通过。

    但是年初又是耕种的季节，谁会统兵的将军会怕你郑士元来胡搅蛮缠？刀一架脖子，你就闭嘴吧。

    传说郑士元心疼百姓，于是跑到河堤上去痛哭，正好这个时候天降暴雨，战船得以顺利通行，百姓也不用去疏通河道用人命眺将军的战功。

    此事肯定是碰巧，但是说明郑士元是个爱民如子，又能直言上谏的好官，清官。

    像这样在空印案里被杀的还有很多，比如方克勤在当地绝对是一个人人爱戴的好官。可是这么个好官却因此冤死在这个空印案上，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分析下来。看空印，就是在空白的文书上盖上印章。这有什么风险呢？大家想想，如果要你在一张空白的纸上签个名将会怎样？别人就可以在纸上写借条，数额随便，可怕吧？

    朱元璋时期的空印不是盖在白纸上，而是盖在“税薄册”上。那个时候的税都是粮食加货币，统称为钱粮。每个县收上来后进行清点，记录在册，然后盖上印章；各县上缴到府，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里，再清点记录，然后盖章；各府继续上缴至布政司，相当于现在的省，清点记录，然后盖章。最终布政司负责把这些税粮运送至南京，上缴国库，由户部清点记录，并盖章。

    空印出现在哪个环节呢？除了户部盖章的时候，税薄册是有数据的，县、府、布政司都是盖在空白税册上。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因为运粮的路途遥远，中途有可能出现损耗，如果到了户部清点出来的数量与税薄册对不上，那么布政司就要回去通知各府，由府再通知县，大家重新填一本税薄册，再一级级地盖章，然后再由布政司将新的税薄册送到户部。

    看到这里，大家想到了空印的风险没？在整个税粮移交的过程中，税薄册数据都是空白的，从百姓那里收上来多少，最终交到国库有多少，中间的经手官员完全不需要核对，每一级官员都可以从中贪污！所以这也是朱元璋知道空印案后“盛怒”的原因。

    还有更深的原因就是朱元璋的出生，开头我们就说过，他是淮西布衣毫无根基。开局就是一个碗，讨饭的混出来的，不是什么魏晋时代的世家大族上位，所以朱元璋最恨别人看不起他，最讨厌官员骗他。

    为什么没有官员敢把事情的真相和朱元璋说，害怕他杀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甚至还有人说老朱不懂财务，任意乱杀人，法外用刑。殊不知他们犯了老朱的逆鳞，空印案，说冤是真冤，说不冤枉也是真的不冤枉。

    老朱要的是绝对服从，连救命恩人的儿子都可以杀，冒着将军在外征战得知儿子被杀，阵前倒戈的风险也要杀的人，有什么是比欺骗，没有上报上级让朱元璋知晓就擅自做决定的事情更让朱元璋动怒的呢？

    关于空印案，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第四十三章 郭桓案洪武惩贪大狱

    要说清楚郭桓案，老规矩先搞清楚郭桓这个人。

    郭桓，明朝初年大臣，官至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即公元1385年四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其他官吏，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史称“郭桓案”。

    我们来分析一下，大臣贪污大案立国之初，历朝历代都有，这不新鲜了。那么为什么郭桓案能名列明初四大案之一呢，我们来好好盘一番。

    元朝末年的官僚机构极为腐朽，官吏贪腐成性，以至于明太祖在建国后就十分注意政风。他一方面提倡廉洁，要求各级官吏遵纪守法，廉政爱民。另一方面对于官吏犯法特下重典，以吓阻官吏贪污腐败。如果有官员触犯贪污罪，则施以剥皮之刑。郭桓案爆发前，空印案、胡惟庸案先后发生，明太祖为了解决官员贪污，逐渐采取法外施刑的方式，而且也越来越重，并且设立锦衣卫以加强监控官员。他曾经感叹说：“朕才疏德薄，控御之道竭矣!”

    上文说到过锦衣卫的前身是检校，拱卫司。后来改名叫“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

    也就是据说现有史料推算来看，上文所述的太子朱标劝说父皇从宽空印案的时候，锦衣卫和太子都不一定在，但是爆发郭桓案的时候，锦衣卫已经确定已经成立了，太子朱标还在世。

    确定了这一点，笔者试着解读一番郭桓案。

    洪武十八年即公元1385年明太祖怀疑担任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与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偕同户部侍郎郭桓等人共同舞弊，下令调查。同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郭桓利用职权，勾结李彧、赵全德、胡益、王道亨等贪污，其事项有：

    一、私吞太平府、镇江府等府的赋税，降低朝廷税收。

    二、私吞浙西的秋粮，浙西秋粮本应该上缴四百五十万石，郭桓只上缴两百多万石。

    三、征收赋税时，巧立名目，征收多种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的赋税，中饱私囊。

    郭桓等人总共贪污两千四百多万石粮食。为此，明太祖决心趁机扫荡全国贪污官员。

    明太祖令审刑司吴庸拷讯，此案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总计一共损失精粮两千四百万担，“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为了追赃粮，演变成全国骚动，民间富人莫不因此破产，史称“郭桓案”。最后，明太祖为了平息民怨，将审刑司吴庸杀了，并称折算赃粮实有两千石百多万石，“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

    郭桓案”促成了大写数字的出现。“郭桓案”后，朱元璋将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以杜绝贪官污吏通过篡改数字贪赃枉法。

    为了追赃又牵连到全国各地的地主，遭到抄家破产的不计其数，地主对此怨恨极深，朱元璋为了平息怨气又将审刑官吴庸等人处死。

    《明史·刑法二》记载郭桓案的起因时，曰：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明太祖在《大诰》感叹说：“古往今来，贪赃枉法大有人在，但是搞得这么过分的，实在是不多！”

    郭桓案与之前的空印案是明太祖重典肃贪的表现，让明朝官员警戒恐惧，时人谓：“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

    朱元璋杀了这么多人，但是人们敬重朱元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虽然杀人，也杀了如上文提到的蓝玉、胡惟庸、空印案诸多清廉官员。在集中权威，肃杀贪腐之风这点上，朱洪武是好样的，宁可错杀也不放过。

    蓝玉案不乏有人替他喊冤的，胡惟庸是他自己倒霉，空印案至今是个糊涂案子，郭桓案却是铁案确确实实的铁案，无冤可喊。可是牵连太广，成就了朱元璋“杀人狂魔”的恶名，也成就了他嫉恶如仇整肃贪腐的美名。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杀人魔和活菩萨往往都是说的一个人，朱元璋就是这么一个不讲道理但是杀贪官，讲道理但是不寻私情的固执的人。

    我们身边可能就有这样的讲死理的人，讲原则的人。没有权利地位的时候刻板的活着，如果有了权利地位如果不是一把手又会得罪同事不容于环境，但是请尊重并支持这样的人，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核心的正能量，最坚强有力的脊梁，涤荡各岗位业的一剂强心针。

    如果像朱元璋这样的人在我们民族里消失了，那么我们距离泯灭于人类文明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受制于那个时代的局限性，看这个问题要两面来看。元末社会动荡不安，明朝初立。朱元璋不用重典无法震慑群臣，无法稳定内部强调集权。

    当然，讲道理冤杀人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到了曾孙宣总朱瞻基即位的时候就把杀人的审核权利收归了中央，让六部反复审理，才动刀杀人。

    这里要还要隆重介绍“杀人魔王”“布衣天子”的发明创新，剥皮楦(xuan)草，又叫剥皮实草制度，至今谈起来都让各路贪官闻之色变的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在《大诰》中首创，灵感来源于佛教传说中的十八层地狱。朱元璋为打击贪污，制定了古代历史上最严的反贪法案：官吏贪污六十两以上就要枭首示众或剥皮楦草。剥皮楦草行刑的过程恐怖得令人作呕：行刑官先用尖刀沿着犯人脊柱将后背皮肤划开，然后从后面往前一点一点地撕剥，整张人皮就像蝴蝶展翅一样慢慢铺开，务必保证人皮的完整！此时犯人还可以活很长时间。胖子受此刑时，据说痛苦程度高很多，因为脂肪和皮肤贴合的紧，过程生不如死。一张完整人皮剥下后，会用针线缝合起来，有的做成皮鼓，鼓风吹起或填充上稻草，悬挂于官府旁的土地庙门前。在月黑风高，阴风阵阵中一面人皮旗帜飘扬于庙前，让人不寒而栗。明开国大将蓝玉，太过高调，终因谋反罪，被朱元璋处“拨皮实草“之刑，且“传示各地”，意为全国巡展！“蓝玉案”共导致15000余人被斩。

    朱元璋曾告诫百官：我以前在民间时，见到州县官吏多不爱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我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官吏凡是贪污蠹害百姓的，严惩不恕。

    洪武二十五年即公元1392年，他颁布了《醒贪简要录》规定：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的枭首示众、剥皮楦草。在哪里剥皮？当时地方各个府、州、县、卫衙门左边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所以老百姓又称土地庙为“皮场庙”。

    剥皮之刑很惨酷，把人皮楦草悬挂则更加瘆人。塞满了草的贪官人皮袋子挂在哪里呢？有两处地方：一是官府衙门的公座两旁，各悬挂一个填满稻草的人皮袋，以警诫在职官员“好好工作”；二是把人皮袋子悬挂于特设在衙门左旁的土地庙中，用刑之各种器械列为庙中仪仗，用作警诫官员。

    此外，朱元璋还创造了抽肠等残酷刑罚，希望以此震慑贪官，涤清吏治。朱元璋杀伐果断，以致于官员每次上朝前都要与妻儿痛哭诀别、交代后事，安全回家的额手称庆，欣喜若狂，庆祝又多活了一天…

    明洪武二十六年即公元1393年，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定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正在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朱元璋深感不安，以谋反罪将其逮捕下狱，并被剥皮实草，抄家，灭三族，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一万五千人。

    为警诫群臣，朱元璋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中国古代的一种司法文书。为《逆臣录》。史称“蓝玉案”。

    《逆臣录》可不是什么好书。

    该书是明初蓝玉党人的供词，明太祖敕命翰林官撰录，故名御制逆臣录。

    本书用血记载了蓝玉党人的供词，并在每份供词前有招供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身份及与蓝玉关系等介绍，是现存蓝玉案的最直接资料。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原书仅存明抄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后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研究明史的宝贵资料。

    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即公元1393五月初一日颁布《逆臣录》，当时挂名“蓝党”者人数已近千，而这还只是开始，莫礼等人尚不在其中。到同年九月初十日，朱元璋发布《赦蓝党胡党诏》。从四月到九月，卷入蓝党“族诛”者就由一千人急剧增加到一万五千人，牵连之广，可见一斑。我们无从知道在这项赦免诏书颁布之后，朱元璋是否真正停止了搜捕，因为诏书中明说蓝党一案族诛者已达一万五千，接着又声称“除已犯已拿在官者不赦”外，其他一概宽宥，但是直到洪武三十一年二月仍在处决“胡蓝党”。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就是在这年闰五月去世的，在二月间他病体缠身时仍作出“凌迟”在押成丁“胡蓝党人”和断没田口家财的决定，可谓至死方休。

    一代名将就因为自己的居功自傲触动了皇权等系列背后的原因被剥了皮。

    如果问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哪个朝代官员待遇最差，大明说自己第二，哪个朝代都不敢称第一。老朱贫农出身，当过和尚要过饭，对政府里的官员实在是打心眼里仇视，所以他坐稳天下之后，对官员的要求极为苛刻，工资低不说。就拿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来说，去世之后家里竟连一副棺材都买不起，最后还是同僚帮忙凑的，处罚措施也很重，明朝官员贪污超过六十两就得判死刑。勿论其他，此一项倒是很符合广大老百姓的心里诉求，在当代仍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乃至于今天网络上都有人喊出恢复朱元璋的剥皮楦草制度，来治理贪污腐败问题。

    易水笑而闻之不言也，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是老百姓的心声。惩治贪污腐化，这是历朝历代直到今天都必须要重视的一个人问题。今天由孙红雷主演的反贪反黑大剧上映，反应不错。

    这就说明长治久安的重中之重是打击和贪腐和贪污实力勾结的黑社会组织，非法官员一个人不是神，他要依托黑恶势力帮他干脏活相互合作。越是立国越久，歌舞升平这样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我们今天研究明朝的历史，也就是从过去的事实中汲取今天的智慧。

    到此明初四大案也就聊完了，按时间线索，朱元璋该下线了。他的故事太多，过于繁杂，四大案是其中集中的表现，他为什么坑惨了他孙子，其实再上文的叙述中已经初露端倪。

    接下来我们综述一下洪武朝的政令法度，对外政策，对内经济政策。

    关于官员的待遇问题，选一个章节来聊一聊。

第四十四章 明初四大案与元朝的遗产

    洪武一朝严惩贪官整肃吏治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为后世子孙万代皆树立起了政治清明严惩贪污的典型。但是在打击对皇权构成威胁的丞相制度亦或是财务管理制度上的灰色地带空印案上有杀戮过多刑罚过重的弊病。

    现在讨论的并不是对错的问题，这个问题前文已经稍微涉及了，也不做结论。因为这个问题难得讲清楚，本章节从更高的唯独更宏观的视野，跳出时代的局限性来理性的分析下更深层次的原因。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非黑即白，任何事情都是需要用辩证的方法去看的，换位思考如果你我是朱元璋，放在他的位置上，也有未必能比他做得更好，事后诸葛亮非是本章的主旨。

    现在解析的是从元朝灭亡的过程再到朱元璋东征西讨建立并安定明朝的最初版图算起，到朱元璋驾崩的这个时间段里，透出过洪武一朝四大案背后的政治军事格局。

    首先说元年明初的时候，当时的人口与土地已经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当时的人们可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知道自己无论如何努力种地，都无法逃出饿肚子的命运。

    马尔萨斯陷阱说的是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

    这个理论就被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是公元1800年左右才提出的，大明早就亡了150多年了，元顺帝和朱元璋是无从知晓的。他们那个年代最高级的知识份子想破了脑袋也想不通这是为什么，除了一句咸鱼皆知的天命如何如何忽悠人的话，可能在难有更高的论断了吧。

    如此一来，即便是没有接连不断的天灾，没有黄河改道，民族矛盾趋于缓和，虽然，后世的马尔萨斯提出了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为我们科学的揭示了许多王朝灭亡的原因。但是，还是有很多王朝的速亡，让我们的心中疑惑重重，而这中间的典型莫过于元朝。

    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尤其是在大一统王朝中，我们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么，强大的元朝，为何只存在了不到一百年便土崩瓦解呢？

    因为大多朝代都是提倡文治武功的，而元朝向来都讲求通过军事的手段残酷暴力的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

    就是在这一系列战争的背后，是无数家庭的黯然。仅据记载，元朝第二次征日本时，派出的十万江南军，因为战事失败，生还者寥寥。并且，当时为了弥补军事开支，元朝更是大量的加派赋税，以至于当时的百姓民不聊生。

    出现了如此问题，元统治者着急忙慌的改革，但是，大多数的改革只是表面上的治标不治本，改革的内部实际上一直都包含着蒙古的旧制。从文明的层面上来说，蒙古文化与宋文化为对比是落后的，即使是和金、西夏这样的政权比，都是落后且愚昧的。

    这种低文明打垮高文明的例子人类历史上不少，匈奴人征服东欧、罗马被蛮族入侵、十字军东征等等，都是这样的例子。只是这一次蒙古人席卷世界势头很猛，真正意义上影响了当时已知的全世界，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国家以继承蒙古帝国的荣光而自豪，即使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被征服者。

    那么凭什么这什么这个壮举是蒙古人做出来的，而不是汉族人掌握国家政权的某个朝代完成的呢？不用怀疑，一定会有人这么问。而且人数不会少，蒙古统治中国的历史本就不是很被全面认可。

    单纯的从古代军事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六个字能回答，第一三个字是“没有马”，没有马很好解释，第二个是“不屑于”，说的是其实中国除了开疆拓土的时代往外扩张以外，其他的时期真的对那些蛮荒之地撮尔小国真的没有任何兴趣，因为治理成本很高，没有必要去拿国运赌和他死磕，隋炀帝在江都被杀的那双眼睛还在死死的盯着后世帝王。

    说回到元当时本身，尤其是到了后期是伯颜执掌朝政大权之际，更是废除了科举制度，并且夸张的要求汉人、南人等不得藏有铁器。

    但凡有一点点历史基础的都知道，初中一年级就学过，铁质农具是农业生产的根本保证，从春秋战国开始出现到汉朝开始普及，铁器改变咯一个时代，让老百姓能吃上种田吃上饭，也是国家赋税的保证。如此逆历史潮流而动，元朝完蛋是历史的必然。你这是不老百姓吃饭呀？不反你反谁。这就是比较蠢的政治家，为了一己私利被造反者当做看得见的现实的罪人。

    从一开始朱八八的成长之路我们不难发现，像朱八八这样的普实农民们，他们只是想活命根本就没有想过要造反，但凡有一丁点活路他们不会造反。彭莹玉、韩山童、徐寿辉、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等他们通通都不会造反，谁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吃饱了撑的天天想干杀头的买卖？反元复宋不是小孩子过家家，要掉脑袋的，而且是全家全村人的脑袋。问题的关键还是一塌糊涂的农业经济使人没反吃。不要说什么海上贸易如何发达，海上贸易再发达，国内垮了，也是无根之木，漂浮之萍有识之士都能看出来可能是命不久矣了。

    虽然，后来那一位我们讲过的顺帝时期文武双全的贤相脱脱帖木儿上台之后，改革了许多元朝的苛政，但是对于已经大厦将倾的元朝来说，本质上是无济于事的。即使是没有奸臣陷害他，元朝的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前文多次提到过根据史书上的相关记载，仅在公元1295年到公元1368年，元朝就出现了十个皇帝，平均下来一个皇帝的执政时间，仅有七年的时间。

    再加上元朝统治阶层的腐化，也间接加快了元王朝的瓦解。尤其是元朝赐田的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很多的民众，直接沦为了蒙古贵族的农奴。奴隶制，这是商周时代就被历史证明要淘汰的制度，怎么可能不拉跨。

    并且当时的工商业，大多也被统治阶层所把持。所以看似强大的元王朝，实际上早已经虚弱不堪。

    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更多的时候与人的死亡是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情况在于，一个王朝的灭亡，往往是多种原因共同的作用下产生的后果。人如果速死，一刀可以毙命，慢慢的病死总有个主要的的致命的病因。

    像元这般糟糕诸多导致灭亡的原因，任何一点一但没搞好就足以致命，还能撑了快百年之久。

    不得不佩服其强大武力，同样是武力强大，大一统秦朝14年就彻底完蛋了。两者一对比，蒙古人也是真的“强”，这么作都没能把自己国家迅速作垮。

    正是在前文分析的种种原因的作用下，元王朝最终在坚强的撑了了不到一百年，才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灭亡。

    继而时间来到朱元璋明朝建立初年，就此一举跳出元朝的种种弊端问题了吗？我们宏观的从更高的视野来分析。

    然而这一切问题就伴随着元朝的灭亡明朝的建立彻底消散了吗？

    没有，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元朝灭亡之时就好似是一台中毒很深的电脑。现在明朝建立了，就好像是杀毒，不管你再怎么杀毒，是没有用的。那么什么办法管用呢？

    朱元璋的办法简单暴力，就是直接格式化！直接格式化也是有些仓促，搞不好就直接死机，电脑烧了cpu直接报废了，这种例子历史上不是没有，最典型的就是咱们汉朝末年王莽的新朝。

    格式化太着急，直接就把自己搞死了，直接变动统治阶级的利益，商鞅的眼睛就死死的在那里盯着，王莽还不汲取教训，这不就是等于是自己找死吗？

    那么老朱是何等狡猾聪明，他是怎么“格式化”元朝，明初的政治格局，为后世打下坚实的基础，使得明朝动而不乱享受了近300年国祚的呢？

    回过头来看。四大案，第一案胡惟庸案，他不是一个偶然这是缓慢格式化的第一步。

    废除丞相制度，在原来建立的军政搜集情报机构，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洪武十五年的时候，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设成的锦衣卫，锦衣卫是干什么的？相信大家稍微看点电视电影的都知道一点。但是他设立的初衷只有一个：监视百官。

    格局是明面上有御史台的言官们，暗底里就看锦衣卫了。谁乱搞，就嫩死谁。

    干掉胡惟庸，以谋反的大罪把这个倒霉蛋和丞相制度彻底搞死。让中国历代皇帝头疼了近2000年的的丞相制度彻底覆灭。

    原本丞相是百官之首，直接对皇帝负责，处理好政务把大事上报皇帝拍板处理。就等于是CEO下面的职业职业经纪人，这个职业经理人拿CEO的薪水忠心的办事，按秦始皇的设想挺好的，三公之一的丞相管理政务，太尉管理军事，御史大夫监察百官。汉朝基本也沿袭了这套制度。

    可是到了汉朝末年就马上变了味儿。王莽、董卓、曹操等等这般权相搞得天子是头疼不已，不是搞衣带诏垂死挣扎，就是等着毒酒留一个体面的死法。用而已之就是禅让改朝换代而已。

    朱元璋就充分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他心里明白他是淮西布衣出身，没有世族大家那种底子，即使是汉朝、晋朝、唐朝等等王朝那种大一统帝国皇室折腾了百年，家族势力盘根错节都避免不了被人斩草除根连根拔起的命运。

    怎么办呢？等，等待机会，搞死胡惟庸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彻底搞掉这个隐患丞相制度。

    因为他心里清楚，并不是是所有子孙都是秦始皇，是他朱元璋一般的人物。为了王朝千秋万世搞死一个胡惟庸杀万把人在他老朱的眼里，这笔买卖太划算了。

    搞死了丞相制度，下一个倒霉的就是被一直喊冤的蓝玉，蓝玉他冤也不冤这个问题，相信后世还会一直为他喊下去。

    但是问题的根本本就不在他一个蓝玉死也不死。他的生死前文说过，是和太子朱标绑定在一起的。太子如果顺利登基，那么万事大吉，蓝玉会是新皇帝最好的助力。可是他倒霉的地方是太子死了。帝国未来的继承人，选定了太孙朱允炆。

    为什么会是朱允炆？其实如果他大哥朱雄英不死，皇位怎么也不可能是他的，一辈子老老实实当个闲人王爷也挺好的，他可能会去就番。

    然后大哥朱雄英缓缓的削番，以他自己的性格，他是不会反抗的，本来就没有什么权利，削番就削番嘛。然后享受一辈子，每天儒学道统，之乎者也。说不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儒学大家王爷会有他的名字。

    但是朱雄英死了，十岁就死了。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他被这么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聚光灯下无完人，任何的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被无限的放大。以为后话，无论如何他的最大威胁蓝玉必须死！

    任何威胁朱元璋对皇权顺利交替的人都要死！如果朱元璋料到朱允炆打不过朱棣，直接把皇位传给朱棣不就完了。

    大明关于皇位传承的根本法律文献《皇明祖训》明文规定，嫡长子继承制。朱棣即位，他的二哥三哥还活着呢？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所以这一局，千算万算只有略显尴尬的朱允炆合适。

    这一局，蓝玉必须死，他不死朱元璋不会安心的。至于是什么罪名，并不重要，朱元璋只关心怎么斩草除根不威胁皇权。

    空印案，看似荒唐不合理。根本原因其实很简单。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你到一个公司当领导，上任没有不到几年，结果底下员工议论纷纷说你什么都不懂，又没有什么根基，还这里那里的指手画脚，你看就这么一点前领导留下来心照不宣你老毛病何必大惊小怪的。

    有能力的，没能力的，一大半人在下面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还有人跑到你面前来大放厥词，你屁都不懂！潜台词是什么？你让位吧。

    你会怎么做？你会比朱元璋更大度更仁慈？还是直接全部干掉？

    杀不杀清官，从更高的全局的纬度来看，细节并不重要，你是不是清官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领导的绝对权威，并不是那个帝王都是唐太宗，魏征都把唾沫星子喷到他脸上，他只是擦了下脸，然后微笑着说爱卿你继续说。

    只要是人，就有弱点，管你什么雄才大略开国之主。放在皇帝那个聚光灯下，都会被无限放大。皇帝为什么是孤家寡人？皇权为什么是冷血无情？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简单的仁义道德可以统治好一个国家的。

    其实儒家是最没用的学术，又是最有用的统治手段。孔老二那一套仁义礼智信，其实就是开历史的倒车，恢复周礼？

    历史上搞恢复周礼的帝王就没有一个善终的，搞恢复周礼？王莽的脑袋还在那里没入土呢？

    没有什么反贼权臣是被仁义感化死的。

    外儒内法，法家确定的统治手段就是大刀片子一挥，谁不听我的，就是死。群舌聒噪一下子就闭嘴了，再加上儒家那一套恩抚一下。大家就你好我好大家好了。大刀片子下没有任何意见。还有会所嫩模灯红酒绿谁还造反有意见呀？对不对。

    统一了思想，就是真正的格式化了，郭桓案。笔者相信郭桓只是一代贪官的代表，这群人代表的是明初官员们和地主阶级勾结的一个缩影。

    他们贪赃枉法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长久才搞出这么大一个动静来。元末搞烂这个国家根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地主阶级搞土地兼并的野心太大了。搞得老百姓没有土地，没有土地就不能活，不能活就只能附庸大地主。直到有一天马尔萨斯陷阱彻底爆发，帝国轰然倒塌。

    朱元璋不知道什么马尔萨斯陷阱，但是他清楚的知道元朝是怎么完的。他出身于民间，太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重新划分土地和生产资料，重要的爆发点就是土地的问题。

    郭桓他们这些人必须死，不论是几千人还是几万人，乃至于上十万人，他们都必须死。因为这是朱元璋格式化大明的重要一步。

    老朱快下线了，他的帝国会平稳的走向下一个盛世吗？老朱建立的明朝在格式化元朝的同时，也在收割元的遗产，通常来说一个朝代灭亡前一个朝代，通常会继承前朝的领土，可是明朝是其中一个例外。如此说来，可以说明朝，什么都没捞到吗？也不能这么说。

    朱元璋灭掉元朝后，数百万蒙古女子的下场如何呢？

    要知道早在元朝政府垮台的过程中，有很大部分蒙古人跟随元朝宗室逃亡塞北，其中还是有有很多蒙古人留在中原。一些蒙古人习惯了中原地区的生活，不想离开，所以明朝的政策对他们至关重要。

    除此之外，明军多次北伐，也俘虏了大量蒙古人，其中有士兵、有官员、有家属，也有很多女眷，那么这些蒙古女子下场如何呢？

    根本原则就是：能存活下来的，就不会被滥杀。蒙古人在灭金、灭宋、灭西夏等政权之时，常常屠城灭族，手段极为残忍，而明军在统一的道路上，大多采取怀柔政策，尽可能避免过多杀戮。 朱元璋在小时候受尽困难，父母兄弟相继惨死，很大程度上源于元朝的暴政，但在朱元璋统一的道路上，却没有过多受到仇恨的影响，这也是朱元璋能成就大业的原因之一。 

    在攻下集庆后，朱元璋就曾告谕百姓： “元朝统治腐败，战事频发，我是来为民除乱的，请大家安于职守，有能力的人我自当礼遇，不合适的旧政会一律改掉，官吏不允许虐待百姓。”

    百姓闻听朱元璋所言，大喜过望，从此朱元璋改集庆为应天史料记载“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

    要知道，战争是要死人的，也是残酷和无可奈何的。朱元璋的部队军纪再好。朱元璋也不是神，不可能完全做到没有任何对妇女怎么样的情况出现，只能说是尽可能的避免她们受到伤害。

    朱元璋主要对付的是那些顽固的蒙元军队，而并非平民百姓，朱元璋清楚一个道理，如果将城中百姓杀光，不仅不得人心，且没有人的城池也就失去了价值，要之何用。

    所以，朱元璋时常告诫将领，要善待百姓，在城破之时，最重要的就是约束好士兵，不要抢掠民财，乱杀百姓，禁止掳掠子女，如果有失散的孤儿，一定要还给孩子的亲属。

    一经发现即刻严惩法办。鬼头大刀一挥，让那些打这个主意的士兵将领从心底开始害怕。

    但是不能百分之百说，没有任何这种现象，灯下黑的事情。只要是人治，就有可能发生，但是从历史的走势来看，终归是少数。

    朱元璋手下将星如云，最厉害的两位就是徐达和常遇春，徐达有长者之风，做事稳重，军纪甚严，而常遇春锋芒太盛，也有些嗜杀的毛病，在攻城略地之后，常常杀掉俘虏。

    正所谓杀降不祥，常遇春这样做，既违背了朱元璋的宗旨，也让明军的信誉受到了影响，对于这一点，朱元璋一再叮嘱常遇春不要屠城。当然了，当时正是战时，常遇春这种将才可遇而不求，朱元朝对此也只能委婉告诫。

    朱元璋是这么说的：“克城无多杀。苟得地，无民何益？”在此之后，常遇春收敛了很多，朱元璋大喜，还才曾赐书嘉奖。

    生在乱世，最悲惨就是那些女子，都说让女子远离战争，但事实上，这根本不可能办到，很多女人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甚至被百般虐待。

    然而在明初，那些遗留下来的蒙古女人，大多保住了性命，这全赖于朱元璋开明的民族政策。

    为了生存下去和汉人通婚，虽说朱元璋设立了开明的民族政策，但不代表就没有任何限制，历朝历代，异族入侵，乃至亡国灭种事也时有发生，所以对于这些蒙古人，也要加以提防。 在西方，人们对民族的认同感大于国家，而在我们这里，对文明的认同感高于种族。对于这些遗留下来的蒙古人，朱元璋采用了同化政策。 史料记载“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诏曰：天生斯民族属姓氏，各有本源，古之圣王尤重之。所以别婚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朕起布衣定群雄，为天下主，已尝诏告天下，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 通过各种方式增加蒙古人对国家的认同感，逐步与汉人无异。如果有才能的人，同样可以参加科考，跟汉人一视同仁。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通婚。如果放任蒙古人继续在自己小团体内生活，本族人通婚，那么时间长了，也可能出现变数。想要加快同化的速度，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和汉人通婚。

    史料记载“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

    朱元璋规定，蒙古人要和汉人通婚，当然了，还有一个规定，那就两厢情愿，可见明初的政策有多么人性化。与此同时，通婚也需要一定的强制力，如果不按照要求做，可能会面临仗刑或者入宫为奴。

    为了鼓励汉人和蒙古人、色目人通婚，朱元璋本人也做了表率，他的一些妃嫔也并非汉人，比如翁妃，就是弘吉剌人。

    有意思的是一直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弘吉剌人有可能是朱棣的真正生母。

    换言之，蒙古女人留在中原没有问题，只要和汉人通婚，就都是明朝的子民，时间长了，这些蒙古人、色目人也就融入了汉民族的大家庭，那些种族分歧也就会越来越少。

    不惜严惩爱将，保护王室妃嫔。除了普通百姓，还有很多蒙古皇族宗室的女子被俘，妥善处理她们也是很重要的。新王朝推翻旧王朝，新的统治者一定要率先拉拢地主、官宦阶层，否则是难以长久的，毕竟那些地主、官僚掌控着大多数资源，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史料记载“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帝切责玉。” 蓝玉是朱元璋手下大将，他的才能不次于常遇春、傅友德等将领，公元1388年的捕鱼儿海之战，蓝玉取得大胜，俘虏了大批元朝宗室妃嫔女眷。 蓝玉虽说才能突出，但人品有待考量，在回兵的路上，他侮辱了一名妃子，以至于这名妃子自杀身亡。朱元璋对蓝玉这一举动十分不满，原来要封的梁国公，改为了“凉国公”，蓝玉的嚣张跋扈，也给他之后的惨死埋下了伏笔。

    这一点在说蓝玉的时候说过了，对于这个事，史学界一直存疑。

    史料记载“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厚待那些元朝宗室女眷，便可以争取到那些地主阶级的支持，这对于稳固明朝统治是有帮助的。所以那些遗留下来或被俘虏的妃嫔，也得到了相应的礼遇。

    总而言之，在朱元璋开明的民族政策下，明初的根基打得很牢固，不论是汉人、蒙古人、色目人都得到应有的尊重，那些遗留下来的蒙古人可以安心地生活下去，有才能的也可以到朝廷为官，不论朱元璋做过多少错事，但他在我们民族融合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或许就是留给当代后世最大的遗产吧，人口在任何时代都是立国之本，光有领土而土地上的人民十不存一有什么用？要多久时间国家才能回复元气？

    没有融合，哪里来的今天强盛的大种花家呢？

第四十五章 朱元璋留下的烂摊子

    平心而论朱元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其实不重要，他因为出身性格等原因而缔造的大明帝国的内核能正常运转这才是他后半辈子的意义所在。

    常言道人无完人，能做到这一步已经难为他老朱了。即使最初他只是想混口饭吃而已，然而历史选择了他，知道自己是泥腿子没文化，善于广纳人才，虚怀纳谏，团结愿意归附的地主阶级，严惩鱼肉百姓的地主豪强，赢得了民心。

    当了皇帝也是兢兢业业，

    老朱的奋斗史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人人都明白，但是心魔所致人人都多多少少无法逃脱的梦魇。就是往往立了大目标，不能踏踏实实的做做下去。

    只有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人，那些真的办实事的人才能真的受人尊重，获得真的成功。

    不信可以问一下身边那些真的成功的人，最初的时候想过自己能干到领导吗？投机取巧，走门路固然是一条捷径，但是并不稳固，现在的人都不是傻子。

    当皇帝，如果不是天生的福气，开国君主没有两把刷子，早就被人干掉了，看一看王莽就知道了，他有什么话说。

    朱元璋不知道自己设立的番王制度会翻车吗？按逻辑推测朱元璋他心知肚明，只是他有他自己的小九九，就是国内无论如何闹，矛盾都是朱家自己人闹，无论谁当皇帝都是朱家子孙，只要没有大的变化，朱家的江山永固。不得不说，这是那个时代，唯一不出乱子能治理偌大的国家的一个好办法，世事无常，龙生龙再生龙，结果生了只惹事的绵阳，生了一只要成仙的狐狸，生了一只懒猪。

    一代不如一代，最后各种因素让满清捡了一个大便宜，国运这个东西玄而又玄，今天的解释自然是科学的，但是那个时代不知道呀。此为后话。

    说回朱元璋，弥留之时，皇长孙朱允炆，抚面痛哭泣不成声，他心里知道他爷爷是真的爱他呀。

    朱允炆立志要当一个好皇帝，爱民如子像汉文帝那样的明君。

    朱元璋恍惚看见老哥们来找他了，一生仿佛经历在他脑子里闪过。

    儿时放牛，牛丢了。去找时儿时汤和安慰他，对他说，有责任一起承担。后来当了和尚风餐露宿有一次要不到饭，差点饿死。看见别人家里升起炊烟，使出最后的力气去老百姓家里要饭，因为脏坐在蒙古富人家墙根儿被人以坏了他家院子的生气，借故图开心，被他家仆人毒打，不敢还手。因为蒙古法律规定打伤汉人不需要太多赔偿，即使是有钱也不赔偿，和打一只狗玩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被打的人还手，就有理由被人杀死，即使是杀死了，和杀了自己家的羊一样没有区别。官府也懒得管。

    和尚当得不舒坦，时常被欺负。可是好歹能活着有口饭吃，虽然半饥不饱的，总比没命强。汤和来信，不小心被人韩妮，改变了人生。后来被逼造反，与元兵浴血搏杀，好几次死里逃生，与马氏突如其来的的婚姻等等等清晰的在脑子里过。

    一个身材壮实身穿龙袍腰挂宝剑脸上有虽有疤痕，但是一双锐利眼神咄咄逼人的人似笑非笑的走了过来，坐在了床边。

    他步伐沉稳，双目似电。面沉如水，又似乎嘴脸挂着高深莫测的笑意。

    朱元璋开不了口，那人笑了。端起杯子仰头喝了一大口酒。哈哈大笑：“老友，竟然把朕忘了。朕来接你了，老友一场，朕与尔的恩怨还未了乎？”

    话刚落下，又有一个身穿蒙古族样式的龙袍但是身材更为壮实的圆脸汉子走了进来，东瞧瞧西看看也不说话，似乎看什么都新鲜。

    这二人也未交谈就这么诡异的和谐共处，两人尚未有眼神的交流，又有一个身穿龙袍的人走了进来。

    屋里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互道好友，相逢一笑，言语中都是来接老朱走的。

    徐达来了，朱元璋认出了他。身穿战甲腰垮战刀，比起那飞鱼服绣春刀的锦衣卫指挥使一比虽然白花胡子多了，但是英雄气概不减。

    与那个蒙古式龙袍的汉子对视一眼，互相施礼。弥留之际的老朱，明白了，他们是元顺帝，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有定等等。

    心中释然了，老朱笑了，和他们对视一笑，心中放下了。

    我朱元璋不曾后悔过这一生，不怕背这杀人狂魔的骂名，你们都败在我手里，而今在此相视一笑，让我们去泉台召集旧部，再干一场。

    我朱元璋不后悔当这个皇帝，你们是我最好的对手，去到另一个世界咱们再轰轰烈烈争斗一场！

    “皇爷爷！~~”

    “快扶太孙下去休息。”

    “皇帝驾崩了！”

    后宫哭声一片，一时间诸多官宦送无所出的娘娘们为大行皇帝殉葬。

    “吧嗒”

    凳子一撤，香消玉殒。陪伴皇帝于地下，是她们的幸运还是不幸呢？

    公元1398年6月24日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日

    一代开国圣主朱元璋驾崩于南京紫禁城，享年七十一岁。

    皇太孙太朱允炆即皇帝位，上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朱元璋一生武功赫赫，当得起仁文义武四个字，大仁显大恶，杀人为救人。不乱就是救人，至于杀多少人？天子一怒无冤魂。

    为大明确立了卫所制度，这是他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而制定的，朱元璋时代把源于汉朝时代的拓边军屯制度发挥到了极致，他曾经意气风发无不自豪的说过，大明不用老百姓的米，自己养活了白万大军。

    朱元璋时代守御山河的伟大在于，是以巩固自然天险为远猷。对此明人颇为自诩，宣称“我国家驱逐胡元，混一寰宇，东至辽海，西至酒泉，延袤万里。中间渔阳、上谷、云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灵武、皋兰、河西，山川联络，列镇屯兵，带甲四十万，据大险以制诸夷，全盛极矣”

    这一段话中虽全用秦汉旧名，但洪武朝卫所的全貌勾画得波澜壮阔，豪情万丈。

    朱元璋还通过宗室的婚嫁，联姻文武勋贵，企图以血缘和裙带关系来达到屏藩帝室的目的，如周谊、翁吉剌、邓愈、扩廓帖木儿；常遇春、常升、蓝玉、曹震等；傅友德、谢成、冯胜、王弼等；徐达、阿哈出、把都帖木儿等；徐辉祖、李景隆、耿炳文、沐晟、郭英、吴高、吴杰、张杰、胡观、李坚、梅殷等。即朱元璋所称的“中外配合”

    建立塞外的生产模式，首春气和坚氷渐觧，塞草将萌，胡马瘦而弓力弱。而秋高马肥，草谷结成正是胡虏出没之际。所以朱元璋认为秋高马肥后，北卫当控弦执矢观衅而动，正合古人谓致人不致于人。故敕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昔汉唐之御胡虏，每秋高马肥，知其入寇，乃设谋定策，伏兵以待之，否则必为边患。”朱标死后，朱元璋以塞王代替国公。要求塞王“岁出塞上，抚绥军士，以备将来与胡大战。”“即目世子长成，塞上调兵，令世子还国，父子更相轮替，往来塞上，帅大势军马，以练风霜。亦且父出，子守其国；子出，父守其国。”东西十三卫依次排列韩王、沈王、辽王、宁王、齐王、燕王、谷王、代王、晋王、安王、秦王、庆王、肃王。“

    皆塞王也，莫不敷险隘，控要塞，佐以元戎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同时，为对付秋高马肥后南下的骑兵，塞王还要沙漠巡狩。《皇明祖训》披露:“凡王出猎演武，只在十月为始。

    至三月终止。”以及《圣君初政记》记载：“皇祖一统后，每高秋严冬，分命诸王帅兵巡边，远涉不毛，校猎而还，谓之“肃清沙漠”，岁以为常。”

    朱厚熜亦说：“皇高祖考岁一驱廵”。十三塞王中佼佼者是被誉为“燕王善战，宁王善谋”的燕、宁二王。朱棣出师即降故元太尉乃儿不花等人，被誉为“肃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朱权“数会边镇诸侯，出师捕虏，肃清沙漠，威震北荒”，被誉为“一世之雄也。”

    洪武末年，朱元璋下旨除郡王外，都是百姓。拨镇虏城子与周（王）府；晋王在塞外规划营建东胜城时，朱元璋又下圣旨叮嘱“选草场时，留着东胜，要着一个兄弟在那里住。”

    通过这些办法奠定了明朝几代人坚实的国防基础。

    打退蒙古的反扑的同时注意国内的建设。安定版图的同时，还多注意与民休息、兴修水利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加强农业建设，提高生产力的建议，地方官吏须及时奏报，否则加以处罚。

    官绅富户想尽办法偷漏税，在明朝前期已形成风气。江浙一带的富户为了逃避赋役，想出了许多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将名下的财产分割，再假托在别人名下，降低户等，这种方法还有专称，叫“铁脚诡寄”，甚至在当地形成了“通天诡寄”的风俗。朱元璋自然不会听之任之，除严厉打击外，他下令编造土地簿册——“鱼鳞图册”，按照其税粮多寡，定为几区，每区设粮长四人，让他们集合里甲耆民测量田亩，绘制成图，写上田主的名字及田地之面积与四至，编类为册，由于图上所绘的样子像鱼鳞，故号“鱼鳞图册”。

    经济上发行宝钞，朱元璋于洪武七年1374年立钞法，设宝钞提举司，并于宝钞提举司下设抄纸和印钞二局，宝钞、行用二库。从洪武八年即公元1375年，起印发纸币“大明通行宝钞”。面额分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计六种。币值每贯等于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明代印发的“大明通行宝钞”为明代发行的唯一货币。

    明初洪武朝全力印造宝钞，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洪武十九年之后各项临时支钞迅猛增长，造成了明初的通货膨胀，这是要说出来的弊病。虽然如此，瑕不掩瑜，受制于当时的经济理论知识不高，不能及时发现问题。

    明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实施“食盐开中”新政，即开中法，将实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盐专卖制度网开一面，允许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朝廷让利于民，“淮盐价贵，商多趋之”，边防军需难题一举解决。

    实行大移民政策，由于明初，由于连年战乱，加上疫病流行、河水连连泛滥，中原人口锐减，而山西却未经大战，人口稠密。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人口相加，还不及山西人口的一半。中原大地赤野千里，人迹罕见。为此，朱元璋下决心从山西大规模移民整修河堤、恢复盐场、发展生产，史称“洪武大移民”。

    在文化当年复兴礼俗，元朝时期，中原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蒙古及其他民族的影响和冲击。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制定《大明集礼》，力图恢复汉族礼仪文化，并采取一系列去蒙古化的措施。服饰方面“复衣冠如唐制”，并制定了具有明朝特色、等级严格的冠服制度；礼仪方面革除胡跪，恢复汉族传统的稽首、顿首、空首的跪拜方式，并按等级实行五拜、四拜、再拜之礼；姓名方面严禁胡姓，甚至连汉族复姓都遭池鱼之殃；语言方面杜绝胡语，钦定《洪武正韵》；婚姻方面禁止收继婚。通过复兴汉文化，朱元璋成功驱除了蒙元的阴影，并建构了新政权的合法性。

    极为重视教育，朱元璋从元朝灭亡中看到，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因此，登基后，就采取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

    洪武九年即公元1376年六月，山东日照县知县马亮任职考满，入京觐见皇帝，州里给他下的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针对这个鉴定，朱元璋的批示是：农桑乃衣食之本，学校是风化之源，这个县令放着分内的事不做却长于督运，这是他的职责吗？结果，那位马县令不但没有晋升反而被“黜降。

    对待国子学官，朱元璋的标准更高，除了关注国计民生，还要具备参政议政的素质。有一次朱元璋召儒臣谈治国之道，大家畅所欲言，只有国子学官李思迪和马懿沉默不语。朱元璋极不高兴，把他们给贬了。之后，在下发给国子监的“通报”中说：身为人师，应该“模范其志，竭胸中所有，发世之良能，不隐而训……”李思迪和马懿，出身草野，能与皇帝议论国事，皇帝这么虚心请教，他们竟连一句话都不愿说，对皇帝尚且如此，还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教学生吗？

    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无定规。

    文科考试内容主要局限于四书五经，考试文体通用八股文，虚内容而重形式，因而明代科举制又称八股取士。

    元朝统治者虽把阿拉伯书籍引进中国，却束之高阁，“其间西域书数百册，言殊字异，无能知者。”于是，朱元璋决定派遣使臣去西域再聘专家，他说：“尔来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所未备，此其有关于天人甚大，宜译其书。”

    《聚真堂马氏宗谱》载明初礼聘满觊天文学家：“洪武元年，为创立政府，成立钦天监，派钦使到阿拉伯满觊即今天麦加政府聘请精于历学专家，乃聘到准带地方古来氏族学者”。

    洪武帝翻译引进的科学图书即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中的一部分书籍，使这些“远出夷裔，在元世百有余年，晦而弗显”的著作能够“为中国之用，备一家之言”。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诏禁胡语、胡服、胡姓名，蒙古色目纷纷改名换姓，与汉人无异。在听从大臣曾秉正防患于未然的建议后，又以“有悖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为由，禁止蒙古色目改换姓名，以便识别。并颁布法令，限制其内部通婚；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只有在“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的情况下，才允许他们自相嫁娶。

    朱元璋还对北元蒙古官民采取劝谕归降、恩惠怀柔的招抚政策。一大批故元官民归附明朝。这些归附官民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并对明朝有了新的认同。

    朱元璋采取“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统治政策，“制御”雪区。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明朝派人进藏诏谕各地首领。洪武六年即1373年，一些藏族首领到南京，明朝对他们授予官职，并设立朵甘卫、乌思藏卫和河州卫，后来朵甘卫和乌思藏卫升为朵甘都指挥使司和乌思藏都指挥使司，上举措对后世版图的贡献极大。

    海外示统

    从汉朝临淮海贼出现，经孙吴朱应、康泰出使扶南(今柬埔寨)，至唐朝杜环、杨良瑶、达奚弘通往返西洋，沿海地区逐渐形成重海贸、流行学习诸蕃外语和追逐海外时尚的风俗传统，所谓“巷南巷北痴儿女，把臂牵衣学蕃语。”即此种海贸风俗的体现。明代元立，洪武为此昭告天下。洪武朝正是运用东南沿海地区的风俗优势得以出使密斯儿今天的埃及、阿拉伯满觊即麦加、西洋琐里、琐里等西洋国。西洋琐里，洪武二年，命使臣刘叔勉以即位诏谕其国。

    三年，平定沙漠，复遣使臣颁诏。其王别里提遣使奉金叶表，从叔勉献方物。赐文绮、纱罗诸物甚厚，并赐《大统历》。琐里，近西洋琐里，而差小。洪武三年，命使臣塔海帖木儿赍诏抚谕其国。五年，王卜纳的遣使奉表朝贡，并献其国土地山川图。正因为有洪武朝下西洋使臣的开拓，所以永乐元年宁善即宁宗美出使西洋琐里时，闻良辅、宁善、马彬等使臣才能如此顺利的“历占城、爪哇、暹罗、真腊诸番，穷夫西洋绝域。”刘叔勉、塔海帖木儿及宁善出使海外恰好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可谓有奠基之功。

    外交上，朱元璋为后子孙后世设立“不征之国”，在皇明祖训中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他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国列为“不征之国”。

    也就说，后世大明的军事重点还是在蒙古，对于这些小弟们，能不打就不打，可以多多赏赐，就不要动刀兵，当年一个高丽就拖垮了大隋朝。教训尤在呀。

    朱元璋作为中国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特别是创设了大量的制度典章，不但打下了明朝近三百年基业，促成明朝前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还影响到清朝。自明到清，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渐趋完备。

    朱元璋最重要的功绩是推翻元朝统治，除暴乱，平定天下，废除了蒙古人制定的种族等级及压迫政策。他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村，一直到南京登基，和他的文臣武将所走的这条道路，不仅仅是为私人和某个阶级的利益，如同他的自述——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

    朱元璋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善于驾驭战争，掌握主动权。注重招贤纳士，广采众议，严格治军，完善军制，练兵育将，强调将领要识、谋、仁、勇兼备。主张寓兵于农，且耕且战，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朱元璋下线了，和老友们勾肩搭背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留给孙子的大明江山。看似铁通一般，皇位稳当得很，其实是一个隐藏起来的烂摊子，最大的危机，他自己也没算到。

    “朱老四，你老小子敢不敢和老子再打一场潘阳湖大战呀？”

    “你们打，我肯定破你后路。”

    “有我徐达在，你们不是对手。”

    “莫吹牛，走走走。牛头马面，好酒好肉伺候着！”

    “让你们那些小鬼快些收拾好房间，和阎王说，老子陈友谅的老友来了，好生伺候！”

    南京城，白色的海洋，皇帝的葬礼隆重肃穆的进行着。

    远在北平的朱棣，深夜醒来。为什么胸口突然这么疼，莫非是有什么事儿？赶快把老和尚叫过来。

第四十六章 略显尴尬的皇长孙

    说起建文帝，大多数人都是表示同情的，因为他被四叔朱棣抢夺了皇帝的宝座，其人也不知所踪。历史上向来都是鄙视篡位夺权的皇帝，哪怕是李世民这样的雄才大略的君主，也难免被后人诟病一番杀兄夺位的瑕疵。

    要知道在法统森严的古代，尤其是两宋以来朱陈理学的持续发酵。嫡长子继承制以及法定继承人的皇权交替为大多数读书人认可，为主流皇族以及官员认可。

    如此说来，其实朱允炆的地位有些略显尴尬。

    那么略显尴尬在哪里呢，前文说过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皇长孙，他的前面还有一个朱雄英呢。只是他早夭还不到十岁就死了，朱元璋痛失去长子，又失去了长孙，所以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这个孙子身上。按照法统他不是正儿八经根正苗红的皇长孙。

    朱允炆的母亲是谁呢？是朱标的二老婆吕氏，这是不是也显得有些尴尬？在现在看来。

    朱允炆在历史上的主流评价是仁德，有一部20年前的老片《穿越时空的爱恋》徐峥还有头发的时候饰演的朱允炆，形象深入人心。

    人们大多同情他，似乎他就是被四叔抢了皇位的倒霉蛋，他真的是这么一个历史形象吗？

    本章逐步分析分析。

    首先理清楚朱家皇位继承的官方法统纲领性文件，朱元璋钦定《皇明祖训》怎么说：

    《皇明祖训》是明太祖朱元璋主持编撰的明朝典籍。内容是为巩固朱明皇权而对其後世子孙的训戒。初名《祖训录》，始纂于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

    原文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要谈清楚这个问题，就要从早就被历史淘汰的西周分封制说起了。

    提起朱元璋的安排的继承人，就不得不从如何安排天子的继承制说起。很多人都知道有“嫡长子继承制”一说，也知道“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一说，然而很多人都是直至其表，不知其里。那么今天我们就由西周宗法制谈开来，详细说明为什么朱元璋传位给朱允炆是精心策划的合法传位。

    在谈论西周宗法制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纣王的成皇之路。

    商朝最后一个人皇是商纣王帝辛，他是帝乙的小儿子，而帝辛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帝启。但是因为帝辛的母亲是帝乙的正宫，所以帝辛作为嫡子取代了虽为长子却是庶出的帝启，这一点和清康熙时期太子是二阿哥胤礽而不是大阿哥胤禔如出一辙。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

    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

    中丁是商朝的第十任人皇，中丁死后，诸弟争夺王位，造成堪比九世之乱的局面，商朝中衰就源于此。因此可以看出在商朝中期“嫡长子继承制”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制度，但是到了商朝末期，嫡长子继承制已初见雏形。从纣王帝辛的继位之路来看，我认为西周宗法制肯定是借鉴了商朝末期的继承制。

    西周时期，从上至下建立了完善且精于细微的礼法制度，那么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天子的继承制度自然是重中之重，否则就重蹈商朝九世之乱的覆辙。

    《左传》桓公二年中写道：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

    虽然只有短短二十余字，却道出了西周宗法制的整体结构，周公灭商，为了维护周王室对天下的统治力，将周族原本的族内家长制度进一步发展，从而诞生了完善的宗法制度。

    西周宗法制简单来说就是遵循以下几条准则：

    1、周天子作为最高政权的领袖，是天下的大宗，分封儿子们为诸侯，相对周天子而各诸侯为小宗；

    2、诸侯中也分为大宗小宗，嫡长子为大宗，相对于周天子是小宗，但是相对其他兄弟们则是大宗；

    3、诸侯将儿子们分封为卿大夫，其中嫡长子为大宗，相对诸侯为小宗，相对本家其他卿大夫是大宗；

    在这里面无论是诸侯还是卿大夫，只有嫡长子才世袭官职权利，就是“嫡长子继承制”的本源了，而诸侯中的嫡长子也就是后面王朝的“太子”之位了。

    值得强调的是，有周一代，同辈分中的大宗和小宗虽然是亲兄弟，但是大宗的地位远高于小宗，甚至远高于上一辈的小宗，只要大宗没有绝后，小宗是永远无法上位的，这句话是重点要记下来，后面讲到朱元璋传位一事要用到。

    西周之后，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常年战乱，华夏大地出现了无数位“天子”，礼崩乐坏使得西周宗法制的威望愈来愈低，皇帝们的传位越来越随便，尤其是唐朝更是一塌糊涂，民风开放，可见一斑。

    有鉴于此，各种前车之鉴下“父死子继，兄终弟及”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这8个字最早见于《公羊传·昭公二十二年》：

    其称王子猛卒何?不与当也，不与当父死子继、兄死弟及之辞也。

    宋朝的时候“父死子继”已经成为继承制的常规操作，《史记·宋世家》中明确写道：

    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之通义也，我其立和。

    而结合朱元璋依据宋朝及以前的制度在《皇明祖训》中立下规矩:一条一条来解析。

    有嫡立嫡：正宫皇后的儿子都是嫡出，如果有嫡出，就不会考虑庶出作为继承人。这四个字也就是西周宗法制的大宗小宗论，皇后这一脉都是大宗，地位远高于其他侧室子孙。

    无嫡立长：如果皇后没有儿子，那么就取侧室中最年长的儿子作为第一继承人。在西周宗法制中，侧室的长子相对于其他兄弟是大宗，地位远高于其他弟弟们。

    父死子继：字面意思是父亲死了，儿子世袭。这一条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特别的，实际上要结合最后“兄终弟及”一起来看才好理解。

    兄终弟及：这个要重点强调一下，这里的“终”指的是绝后，而不是去世，否则就应该叫“兄死子继”，意思是兄弟没有子嗣的时候，才能轮到弟弟接替兄长从而由小宗成长为“大宗”。

    这就是朱元璋的16字核心继承制，接下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为什么朱元璋传位给朱允炆是合理合法的”！

    皇帝旨意钦定的皇位继承人，法统上似乎是挑不出毛病来，可是在朱元璋在“老朋友”的陪同下，咽了气，这十六个字却要了他乖孙子的皇位。

    要知道历史上看似年轻的建文皇帝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尔雅，他继承了他父亲的温和和好思考的脾性。他腼腆，且又毫无国政经验;且不说和他的前皇祖考相比，甚至比起他的雄才大略的叔父们，他也没有那种自信心和坚强的性格，甚至也没有那种能力。

    说到这个法统问题，正儿八经的说。朱元璋的儿子里到朱棣为止，朱元璋有4个儿子，老大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棡、燕王朱棣，其中朱标一脉是大宗，其他三个是小宗。只要朱标未绝嗣，那么秦王晋王燕王就不需要考虑皇位的事情了，跟他们无关。

    也就是说似乎朱棣这一被子注定了和皇位没有一毛钱关系，老老实实在北平做个打猎守边的王爷挺好的。

    前文说过朱雄英8岁就死了，没有子嗣；朱标嫡次子朱允熥活了39岁，被朱棣废为庶人并囚禁，据传有一个儿子，但正史没有记载其下落；吕氏的三个儿子，朱允炆成为建文帝，其他兄弟在靖难之役后都被囚禁或者下落不明。

    笔者认为“朱元璋传位朱允炆是‘强行’合法”，这个强行二字就是因为老三朱允熥实际上地位是比朱允炆高的，那为什么朱允炆拿到了皇长孙之位呢？能合法即位呢？朱元璋钦定的就可以自己打自己脸吗？他可以，前提条件是他活着的时候，谁反对，谁就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

    按照西周宗法制和朱元璋制定的16字继承制，朱元璋的继位人应该这么安排：

    朱标死了，根据“父死子继”朱雄英是第一继位人，不过朱雄英夭折了，而且没有儿子，相当于“兄终”。那么根据“兄终弟及”，朱允熥作为朱标的嫡次子成为第一继位人，朱允炆全程看戏才对，毕竟他相对于朱允熥是小宗，没资格世袭皇位。

    这是说的就是“朱允炆强行合法继位”的来历了，朱标原配常氏死了以后，朱允炆的母亲吕氏也得以扶正，那么这一下朱标的5个儿子全部变成了“嫡出”，就不存在大宗小宗说了。那么根据兄终弟及，朱允炆年长于朱允熥，自然顺理成章的称为“建文帝”，这其中是否有朱元璋对朱允炆的偏爱就不得而知了，这一点是历史迷案，至今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西周宗法制在“立长立贤”两者中选择了“立长”，虽然不符合大自然优胜劣汰的法则，有可能因为继位人昏庸致使朝代中衰，但是却从根本上杜绝了兄弟相争、皇权分裂的可能性，相对于家道中落来说，家无宁日或者家不成家显然后果更严重。

    要知道这个制度在秦汉、魏晋南北朝以及唐、宋、五代十国、元等朝代等历代于一张废纸，有的是权臣的干预下父子、兄弟为了皇位杀得血肉模糊一塌糊涂，有的干脆连这个遮羞布都不要了。内政安稳的一点一朝还好，稍微动荡各路王爷各显神通凭什么你当皇帝？

    只不过可悲的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王朝中虽然表面奉行“宗法制”，但真正施行到底的却屈指可数，皇位和权利的诱惑远大于礼法，诚可谓“无情最是帝王家”。

    直到清朝康熙时期太子胤礽被废止后，康熙首创的“秘密立储”才彻底终结了无奈的宗法制，至此宗法制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成为史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要说这个宗法制虽然有弊端，但是好歹是在那个中央集权皇帝专治时代维护帝国稳定的比较有效的手段。

    如曰本天皇好似万世一系，其实也就是个摆设，所以没有人会去想做毫无权利天皇，还落下个骂名。也算是一种学习了中国的“无为而治”吧。

    朱元璋驾崩，定下了看似无解的铁律，就能安安稳稳的当皇帝吗？

    故事真的如传说的一样，真的是朱允炆仁慈到了近乎软弱。导致自己都赔了进去吗？

    客观公正的说，燕王朱棣一开始就没想过造反。因为按照上述铁律，皇帝的位置轮不到他当。为什么他会在建文朝一开始就起兵造反呢？

    原因还得从朱允炆说起，正因为他地位尴尬，到处都是手握重兵的番王叔叔们。正所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如果拖久了，尾大不掉？各位叔叔们带兵进京来个晋朝那样的戏码，自己地位不保不说，怎么到地下和皇爷爷朱元璋交代？怎么和父亲交代？

    先介绍两个人物。

    首先是齐泰，原名德，明太祖赐名泰，字尚礼，别号南塘。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应天乡试解元，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兵部主事。皇宫三大殿的谨身殿不幸被雷击中，明太祖去郊外的祖庙进行祭拜，选择朝中为官九年并且没有过错的官员陪同祭祀，齐泰符合这些条件所以陪同明太祖前去祭祀，明太祖为他赐名泰。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齐泰被提拔为兵部左侍郎。明太祖曾经询问边境将领的姓名，齐泰一个不错地说了出来。然后明太祖又询问各种图籍，齐泰拿出袖中的手册给明太祖，简要而详细地说出了各种图集，于是明太祖很重视他，并且皇太孙朱允炆也素来很重视他。

    成为建文朝的重臣之首。

    然后是黄子澄，名黄湜，以字行，分宜澧源，今为大岗山乡大坑村人。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中会试第一，殿试第三俗，称探花郎。

    伴读东宫，累官至太常寺卿，曾与皇太孙谈论削藩之事。

    皇太孙问黄子澄：“诸叔藩王皆拥重兵，如有变端，怎么办？”黄子澄答道：“诸王仅有护兵，只能自守，倘若有变，可以以六师监之，谁能抵挡？汉朝七国不可谓不强，最后还是灭亡了。大小强弱之势不同，而顺逆之理更相异啊！”

    皇太孙认为他说得对。后来，每次叫黄子澄，必尊称他为黄先生。

    就是这两个人，搅动风云搞出了不可收拾的大事件。

第四十七章 搞事情？还是真忠臣？

    朱允炆登基之后，安顿好了爷爷朱元璋的后事。少年意气风发开始君临天下，可是面对的几乎和当年汉武帝登基时候面对的局面是几乎一样的，各路叔叔番王，手里都有兵，多则近十万，少的也有几万。虽然朝廷的实力也不弱，但是总觉得不踏实。

    愁得这位少年天子成天睡不好觉，自己的皇位虽然是爷爷钦定的，但是自己的地位有些尴尬，各位叔叔都是手里有兵有地盘，这可怎么办才好？

    齐泰是朱元璋亲自拍板留给建文帝的人才。黄子澄，是跟过太子的老人，现在尽心尽力的辅佐朱允炆。对于这个问题，这两个饱读诗书的大儒给年轻的天子的建议，只有两个字“削藩”。

    削藩可不是小事，要知道太祖高皇帝的《皇明祖训》里明文写了，封分诸王拱卫皇室，设置行省县制安定地方，设置卫所安定边疆。

    分封诸王这是朱元璋定下的政策，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定下来的。朱允炆一上台就要削藩，莫不是对统治基础产生了动摇？

    少年天子是犹豫的，而齐泰、黄子澄不是这么想的。她们的建议也很简单：“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只要动手迅速果决，番王们没有犹豫的机会，三下五除二用用最快的速度解除番王们的兵权，好吃好喝的供应养起来。既维护了皇权的统一，又不会造成动乱。

    然而，想法很丰满，理想很骨感。平心而论他们的计策狠辣，有朱元璋的遗风，大刀片子一挥，大明朝就消停了，建文帝的烦恼就终结了。从此以后兄友弟恭，叔侄和睦其乐融融岂不美哉。

    前有汉武帝推恩令千古阳谋瓦解诸王实力，后有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快狠准解决问题，虽然都留下了隐患，但是哪一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安宁的。

    朱允炆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他的决策是权威且在法理上是正确的，这个时候他是狠毒的，并且毫不手软。

    明洪武二十五年即公元1392年，其父太子朱标病死，朱允炆被朱元璋立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即公元1398年五月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文。朱允炆即位后，力行削藩政策，以罪相继废黜周王、代王、齐王、岷王，湘王不堪受辱自焚而死。这一系列操作不可谓不雷霆毒辣。

    下一个就轮到四叔朱棣了，此时的朱棣可不是后来的朱棣，如果说他不怕，那是假的。瑟瑟发抖呀，怕得要死呀。造反？可行吗？全家的命赌上一把？

    当年朱棣青年时，遇到了一个和尚，说要送他一顶白帽子。吓得他闭门谢客好多天。白帽子？什么意思？忙年太子朱标虽然身体不太好，但是也还在世。白字加上王字是什么字？他能不怕吗？

    这个和尚，现在有话说，他就是未来的大明国师“黑衣宰相”姚广孝。

    姚广孝早年曾游览嵩山寺，相士袁珙对他道：“你是个奇特的僧人！眼眶是三角形，如同病虎一般，天性必然，嗜好杀戮，是刘秉忠一样的人！”姚广孝大喜。

    介绍一下刘秉忠这个人。公元1216年－公元1274年，初名刘侃，法名子聪，字仲晦，号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人，祖籍瑞州。大蒙古国至元代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刘秉忠出身世宦之家，自幼聪颖，十三岁时入都元帅府为质子，十七岁为邢台节度府令史。之后一度弃官隐居，拜虚照禅师为师。后入大蒙古国忽必烈幕府，以布衣身份参预军政要务，被称为“聪书记”。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升任光禄大夫、太保，领中书省政事。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刘秉忠逝世，年五十九。累赠推诚协谋同德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常山王，谥号“文正”。

    刘秉忠兼备释、道、儒之学，活跃于蒙元初期政坛，对元代政治体制、典章制度的奠定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对元大都的规划设计，奠定了北京市最初的城市雏形。刘秉忠兼擅诗文词曲，有《藏春集》《平沙玉尺经》等传世。

    说姚广孝像刘秉忠一样的人，自然是很高兴的。一般来说，僧人都不重提俗家姓名，例如三藏法师、鉴真法师、弘一法师等皆用法号而俗家姓名鲜有提及，因为以示出家了，和红尘俗世划清了界限。就连唐朝那个敢和高阳公主偷情的辩机和尚历史上都只提辩机两个字。

    每每读史至姚广孝三个字，总是觉得奇怪的，至于原因后文详解。

    总而言之年轻的建文帝，终究还是选择了先下手为强。第一个倒霉的就是周王朱橚，建文元年即公元1399年，以朱橚是燕王朱棣同母弟，害怕他支持朱棣，特意提防他。

    朱橚本身也蓄有异谋，长史王翰数谏不纳，诈作发狂而离职。朱橚次子、汝南王朱有爋向朝廷举报父亲图谋不轨，朝廷遣李景隆突袭开封逮捕朱橚，把他贬为庶人，徙云南蒙化。

    建文四年即公元1402年，朱橚被召到首都应天就是南京禁锢。反正关起来了，后来四叔成功，他也没什么好果子吃，还是禁锢起来。

    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朱橚薨，谥号“定”。

    朱橚在明初藩王中，不仅在传统文化上有所建树，而且从发展封地农业经济出发，搜集整理了医药、农事等方面的材料，编辑成了《普济方》、《救荒本草》等著作，为明代农业和医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等认为，朱橚等人的工作是中国人在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个很大贡献。朱橚既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也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反正他一开始就被干掉了。

    第二个就是十三叔代王朱桂公元1374－公元1446，明太祖第十三子，母郭惠妃，九大攘夷塞王之一。建文帝朱允炆降罪将其废为庶人。

    第三个是七叔齐王朱榑，这位叔叔公元1364年12月23日－公元1428年，南直隶应天府上元县今江苏省南京市人，明太祖朱元璋第七子，母达定妃。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受封齐王。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就藩青州，后命出镇开平。

    洪武年间曾参与北征，因此以军功自傲。建文帝登基后，因罪而被建文帝借机削藩，因而被废为庶人与那位为中国医药学做出贡献的周王朱橚禁锢在一起。

    第四个倒霉蛋是朱允炆的十八叔岷王朱楩，公元1379年—公元1450年。朱元璋第十八子，母妃周氏。洪武二十四年即1391年，受封为岷王，封国在陕西岷州卫是今天的甘肃岷县。洪武二十八年即1395年就藩云南府即今昆明市。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西平侯沐晟上奏朱楩不法，被削除王爵废为庶人，迁居福建漳州。

    接下来是朱允炆的十一叔湘王朱柏，公元1371年9月12日－公元1399年5月18日，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四年其第十一子出生，母为胡顺妃。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5月18日，自焚而死，时年二十八岁，谥曰戾。无子，国除。

    短短几行字，能解读出的内容实在太多，铁骨铮铮可能是所有读者的第一感受。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柏受封湘王，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就藩封国荆州府。

    他自幼聪慧，朱元璋在分封诸王准备就藩到封国时，曾赐给每名皇子一条玉带配戴在身上，朱元璋命诸王转身，让他看看腰带后方的装饰品，诸王都转身背对皇父，唯独朱柏将腰带转过来给父亲查看。朱元璋问他为何要这么做呢？朱柏回答说：“君父不可背也！”朱元璋听罢甚感欢慰。

    朱柏性好学问，常读书至夜半时分，并设立“景元阁”招纳贤才去校雠就是校对、整理书籍，朱柏亦喜爱谈论军事，他的膂力过人，弓矢刀槊运用自如，骑马飞快，有豪侠之气，而朱柏每出入，则缥囊载书以随，遇寒暑，仍不废讲诵。过山水胜境，便徘徊终日，必为之赋诗作文，铭刻于石上。朱柏尤善道家言，自号“紫虚子”。

    朱柏曾数次率军出征，洪武年间有降兵于常德发起叛乱，流窜至荆州虎渡河一带，朱柏曰：“敌军士气正盛，必须先挫其锐气，使他们的军队士气低落，若让敌军逃往塞外，祸害将会更严重。”朱柏随即调兵遣将，奋勇作战，成功击败敌军前锋，并率兵沿路追击，使叛军无法逃入塞外，敌军屡次战败，最后败退至延安被殱灭，明太祖对朱柏甚是嘉奖，特地召朱柏至京师慰劳其功。洪武三十年即公元1397年，朱柏奉命担任副将与楚王朱桢共同讨伐古州蛮就是贵州少数民族，但担任主帅的楚王朱桢向朝廷索要军粮三十万石，却又不亲临战阵指挥军队，使这次征讨蛮寇的军事行动颇不顺利，明太祖后改命二人修筑铜鼓城后率军返回封国。

    洪武三十一年即公元1398年，得知其父朱元璋驾崩，朱柏哀痛万分，因此萌生了弃世之意。建文元年即1399年，朱柏遭人指控有意图谋反、伪造宝钞及擅虐杀人等罪名，建文帝降旨切责命朱柏入京师讯问，朝中大臣在开会讨论后，决定派遣军队把兵器藏在装满木材堆的车子里并伪装成商队，直到抵达荆州后，准备逮捕朱柏的兵士出其不意的包围了朱柏的府邸。

    朱柏闻讯既惊且怒，仰天叹道：“唉！我观前代大臣，遇到昏暴之朝而下狱，往往多自尽而亡。身为太祖之子，父皇逝世，我既不能探望病情，亦不能参与葬礼，抱憾沉痛，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乐趣呢！今日又将受辱于奴仆之辈吗？我岂能如此苟且求生！”朱柏说罢痛哭不止，在与家人饮酒诀别后，朱柏随即亲手放火焚其宫室妃妾，并穿戴好亲王的衣冠，手执弓箭骑着白马跃入火中自尽，阖宫皆从朱柏而死。

    朱柏无子，死后封国被撤除，恶谥曰戾。

    朱柏风度儒雅，善于书画诗词，其书法遒劲，才子解缙称其“书法深绎晋人，精思动合矩度。”因朱柏书法精湛，其父朱元璋每有诗作，皆喜爱让朱柏来书写。

    朱柏也颇通画艺，《明画录》称他善绘婴儿，惜已无画作存世，朱柏亦与画家边景昭往来，在边景昭的名作《三友百禽图》中便盖有“湘府殿赐”之印。朱柏的诗歌丰腴，清丽飘飘有出尘之想，有《赞张真仙诗》、《赞赵元帅》、《赞真武》等数首诗作留存。

    这样一个能文能武别人家的孩子，朱元璋在世的时候怎么能不喜欢，朱允炆登基后又怎么可以留他？即使建文朝他不死，朱棣的性格会留他吗？这是个问题。

    他的短短的一生，到底是就藩荆州，为国分忧，“惟王幼而美异，长而通明，温恭粹德。”同时又“善弓矢刀槊，驰马若飞”，是一个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最终慷慨激昂，铁骨铮铮，以死明志的优秀王爷。

    还是建文元年，四月，有人向朝廷密告湘王朱柏意图谋反，证据是其所造王宫即太晖观擅自使用蟠龙柱和铜瓦，事涉谮越，大逆不道。

    建文帝在对其诏书中说：“去年，周庶人橚僭为不轨，辞连燕、齐、湘三王。”这里指的是洪武三十一年八月，以谋反为理由抓捕太祖朱元璋第五子周王朱橚。“今年齐王榑谋逆，又与棣、柏同谋。”这里指的是建文元年四月，同样以谋反为借口抓捕朱元璋第七子齐王朱榑。在这中间，矛头都指向燕王朱棣和湘王朱柏，可见在朱允炆心中，二王就是谋逆的幕后主使人。

    上文提到过，朱允炆的皇太孙册封大典，在外亲王中唯二被召回南京的就是湘王和燕王。而在朱允炆登基之后，朱棣、朱柏兄弟二人，一个被生生逼反，一个被活活逼死。恐怕真的不能用巧合来解释。

    面对朱柏以死明志的刚烈举动，朱允炆到叔叔朱柏死讯后，朱允炆勃然大怒，下诏赐朱柏谥号为“戾”。不思顺受曰戾，这是个十足的恶谥。这个就叫“不思顺受”。

    他到底是忠于大明，死得冤枉且壮烈。还是罪有应得没有负隅顽抗选择自焚来畏罪呢？后文有近年的考古发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们自行解读。

    后来朱允炆在奉天殿自焚之时，脑海中不知有没有闪现过他这位十二叔的音容笑貌，这算不算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此为后话。

    现在磨刀霍霍，心中只有皇权一统大页的建文君臣管不了那么多了。下一个就是朱允炆的好四叔，朱棣了。

第四十八章 Judy为何不投降？

    此刻让少年天子朱允炆魂牵梦绕的四叔Judy，他现在在北平过得可好？来南京与侄儿一起琴棋书画，找个大宅子多多赏赐美姬给你享受着岂不美哉？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朱允炆的四叔朱棣，元末至正二十年即1360年四月十七日，朱棣生于应天府今南京市，五月，陈友谅兵寇池州，不久又传来陈友谅进攻太平今天安徽省当涂县的文书。如果陈友谅攻陷了太平，与其相近的应天府就岌岌可危，朱棣便是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出生的。

    洪武三年即1370年，朱棣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就藩北平，洪武二十三年即1390年公元，率军招降北元乃儿不花，声望日隆，屡次被朱元璋授命总领北方军事。

    因为父亲朱元璋一直忙于军务，没有功夫管孩子们，直到七岁朱棣才有名字。

    事情是这样的至正二十七年即1367年旧历年底，朱元璋将在下一年称帝，十二月二十四日，祭告太庙，为自己渡江后生的七个儿子逐一命名，为咱们的朱棣命名为“棣”，此时朱棣已经七周岁，才和众兄弟一样有了自己的名字。朱元璋不仅为儿子命名，还制定了后世子孙取名的规则，每一支拟定了二十字辈分，朱棣一支的字辈为：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这里提一句，因为朱家子孙大明立国之后，国家相对平稳富足，所以子孙发展得极为迅速且近乎膨胀，原来那些古书上的生僻字都不够用了。没办法，只能自己生生造字出来取名字。

    所以朱元璋同志在世的时候死活没有想到。他为子孙后世的命名方式间接的为中国后世的元素周期表用字的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却是诸藩王中令朱元璋最放心的人。

    明朝建文四年即公元1402年，燕王朱棣率领军队攻下帝都应天府，成功篡夺了皇位。许多人把朱棣篡位的原因归结于建文帝试图削藩，结果才导致了朱棣被迫起兵。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建文帝不削藩，朱棣会反吗？

    之前分析的齐泰、黄子澄搞事情的这种说法，能不能站得住脚呢？接着继续分析。

    首先实事求是不带任何同情色彩的来说，齐泰、黄子澄的计策不可谓不是一条好计策。快速的清除掉手握兵权的这些番王叔叔们，不用搞汉武帝的推恩令，对于恐惧地位不稳的新皇帝朱允炆而言，快狠准如果坚决的执行下去，不可谓不是一件好事。

    取得全国政权统一之后，再实行仁政，安定海内。积蓄国力，待国富明强，等后世子孙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征伐四方，扩大大明的疆域，也不失为一代明君。

    坏就坏在，他们君臣都是一帮腐儒，方法虽然好，但是执行起来起初倒也顺风顺水，改地名官名搞复古那一套，历史上要找一个奇葩来和他对比，也只有一代民选皇帝王莽了。

    建文帝一改朱元璋重武轻文的倾向，优容文士，提高其品级。同时“锐意复古”，甚至要实行井田制，对官名、宫名、殿名等仿《周礼》频繁更改，徒增纷扰。这给行政体制完成的混乱可想而知，今天叫这个地名，明天又改了。后天官明变了，大后天又改了。公文怎么写都不知道，这么个搞法大明朝还不乱了套。

    原本开局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因为他们遇上的是朱棣。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圣旨就直接下到了燕王府，朝廷的官员直接就进驻了王府，看样子无论如何朱棣都在劫难逃了。

    事已至此，燕王朱棣为何还不束手就擒？乖乖的和朝廷的使者一起去那金陵胭粉之地，给您安排一个大大的王府，每天莺歌燕舞岂不快哉？

    遥想洪武九年1376年，还是十六岁的朱棣与魏国公徐达长女徐氏即后来明成祖仁孝皇后成婚。

    父亲朱元璋以秦王朱樉、晋王朱棡、燕王朱棣即将前往封地，便派遣朱棣和秦、晋二王前往“中都”凤阳，观摩祖宗肇基之地，使他们了解明朝的基业由何而兴。

    自此之后，朱棣先后三次被派往凤阳常驻，在练兵演武的同时，还要充分了解民生疾苦和民间生活，对他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史载朱棣在凤阳时“民间细事，无不究知”，在凤阳的这段生活可看作是朱棣宫廷教育的实习阶段。

    后来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朱棣就藩北平。每位亲王拥有被称作“护卫”的少量军队，少的三千人，多的一万五千人。名义上，亲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亲王可调遣王国所在地的镇守兵。每有军事行动，诸王都要带领护卫随军出征，那些在疆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帅，虽身为大将军，有时也要受到亲王的节制。

    朱元璋笃信佛教，诸王初封时，都要为他们选一名僧人加以辅佐。有一位僧人法名道衍，由于朱棣赐名姚广孝，道衍这两个字似乎鲜为人知，之前介绍过他。

    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道衍随朱棣北上燕邸，后来与他交往密切，十分投缘，还向朱棣推荐了一位术士，名叫袁珙。这两人都成了朱棣的谋士。朱棣还设法结纳地方文武官员，以培植自己的力量。

    洪武二十二年即公元1389年正月，朱元璋改大宗正院为宗人府，命朱棣担任右宗正。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正月，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大将军，率列侯赵庸、曹兴、王弼、孙恪等赴北平，训练军马，听燕王节制，以出征漠北。山西的军队归晋王节制。燕王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侦知北元太尉乃儿不花等驻牧迤都，遂麾师前进。这时适逢大雪，诸将欲待雪止再进军。朱棣却认为天降大雪，敌军必然意料不到明军将至，应当乘雪速进。大军进抵迤都，与元军仅隔一沙碛，竟未被发觉。

    虽以重兵压境，朱棣仍欲智取。派部将观童前往敌营劝降。观童与乃儿不花是旧识，正在劝降时，明军已大败元军，乃儿不花想乘马逃走，观童告诉他这是燕王的军队，不必害怕，邀请乃儿不花一同到明军营帐中请降，果然被设酒款待，乃儿不花深受感动，便带领部落和马驼牛羊，一起归降了明军。捷报传到京师，朱元璋高兴地说：“肃清沙漠者，燕王也！”自后，朱棣威名大振，更受倚重，屡次被朱元璋授命参与北方军事，节制士马。

    诸王之中，以晋王、燕王最被倚重，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元璋命朱棣率颍国公傅友德出征，收捕番将阿失里等人。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三月，朱元璋命晋王节制山西、燕王节制北平各卫将士，凡军中事务，都要启奏朝廷和晋王、燕王。洪武二十九年即公元1396年三月，朱棣率军北征至彻彻儿山，擒敌将孛林帖木儿等数十人，又追击至兀良哈秃城，遇敌哈剌兀，打败敌军凯旋。洪武三十一年即公元1398年晋王死后，朱元璋命朱棣节制北平都司、行都司、辽东都司及辽府护卫兵马，令他总率诸王防备边患。

    朱元璋虽立长子朱标为太子，但诸子之间早已开始了明争暗斗，其中，第三子晋王朱棡与朱棣之间的斗争尤其激烈。洪武二十三年，朱棣招降乃儿不花后，晋王忌惮朱棣的功劳，到太子朱标处发告朱棣不听自己的约束“劳师冒险”，使朱标将此事汇报给朱元璋。朱棣入朝，晋王又言语冒犯朱棣，还派人在燕王府内监视，搜求朱棣的“国中细故”，意欲倾陷朱棣，其剑拔弩张之势十分明显。

    洪武二十五年即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去世，朱元璋接受学士刘三吾的建议，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以杜绝诸王对皇位的觊觎。不久，洪武二十八年即公元1395年，秦王去世。洪武三十一年即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前夕，晋王去世，朱棣成为了诸王中最年长者。

    这时朱棣的羽翼已经丰满，不但有久征惯战的护卫军，权限上也早已超出了“列爵不临民”的规定。

    晋王死后一个多月，朱元璋曾给朱棣一道敕谕：“朕诸子独汝才智，秦、晋已薨，系汝为长，攘外安内，非汝其谁……尔其统率诸王，相机度势，防边乂民，以答天心，以副朕意。”

    无疑，这时朱元璋已把朱棣看作维护朱家皇朝的一个支柱，对他寄予很大希望。然而，朱元璋毕竟精明过人，他也虑及燕王及诸王权势过大，对继任皇帝构成威胁，所以，朱元璋临死时下遗诏：“诸王临国，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正显示出他的这一忧虑。

    如此手握重兵，又是按长幼序在世的朱元璋目前在世的最大的亲儿子，又是马皇后所生，是否马氏所生历史存疑，这里暂不讨论。

    这样一位文韬武略的王爷，怎不会从原来朱元璋在世的时候最放心的儿子，变成孙子朱允炆最大的威胁。

    笔者猜测朱元璋定没有事先想到朱棣敢起兵造反，并且还成功了。要知道历史上番王造反能成功的人几乎没有，如果早想得到，直接传位给朱棣就可以了。

    给朱允炆更多的赏赐，安置起来。皇权的平稳内部的和谐与一个孙子的前途命运起来孰轻孰重应该朱元璋是能想明白的。他疼爱太子，要太子一系当皇帝，善待诸位叔叔。朱元璋自己都没想到，孙子会如此心急。

    这都是猜测，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有待于更多的考古证据和文献资料来佐证了。

    洪武三十一年即公元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去世，皇太孙即位，遗诏诸王在封国，为了安稳政权的平稳过渡，下旨不得到京师奔丧。此刻燕王朱棣自北平去南京，因朱允炆诏令而停止。就是怕诸位叔叔们闹出什么幺蛾子，奔丧孝顺都是做给百官百姓们看的，那实实在在的利益才是诸王关心的。由此不难看出，朱允炆也不是毫无政治斗争的手段的。

    前文说过朱允炆用书呆子中的狠人齐泰、黄子澄之议削藩，不到一年时间，周王、岷王、湘王、齐王、代王先后被废。

    害怕极了的朱棣则在加紧活动。他挑选壮士充实自己的护卫军，以勾逃军为名，收罗异人术士。表面上，朱棣藏起锋芒，假称有病，暗中则加紧练兵。他还利用燕府崇深之便，赶制军器。

    接着，朱允炆令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以谢贵控制北平，另以都督宋忠、徐凯、耿瓛屯兵开平、临清、山海关一带，并调检燕府护卫军士，加强对燕王防范措施。

    朱棣的佯狂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为了在大军到来之前做好准备，他命令亲信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将士八百人入卫王城。这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已经接到朝廷的命令，带领在城的七卫军队和屯田军士包围了王城，并用本栅截断了端礼门等的通道。朝廷削夺朱棣王号和逮捕燕府官属的诏书也在这时到达北平。

    建文元年即公元1399年六月，齐泰将燕使邓庸下狱审讯，具得朱棣将举兵反状，乃发兵逮燕府官属，并密敕张信逮捕朱棣。张信为朱棣旧部，此时遂降朱棣，朱棣随即为备。

    七月，朱棣以计以装疯麻痹张昺、谢贵二人。朱棣直接跑到猪圈里和猪一起通吃同住，二人长期观察，觉得朱棣真的疯了。趁着二人迷糊不清的时候。

    一举擒杀张昺、谢贵，并命燕府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兵乘夜攻夺北平九门，遂据北平。后以尊祖训、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为名，誓师出征。革除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

    他谕令将士，同时上书朝廷，声称根据《皇明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从此便开始了一场历时四年之久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朱元璋钦定的《皇明祖训》最终还是坑了好孙子建文帝朱允炆呐。

第四十九章 大事不好Judy真的搞事情了

    朱棣是忍无可忍被迫起兵造反？还是要有预谋包藏野心？通过现有的史料分析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历史学家研究文史文献细节，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当然就历史事件本身而言，死磕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最终的结局早已尘埃落定。

    “奉天靖难的口号一打出”决定起兵之初，因北方诸将多朱棣旧部，降朱棣从战者甚多。

    在誓师大会上，燕王朱棣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主要内容有四点：

    第一、我，朱棣，太祖高皇帝和孝慈高皇后的嫡子，自受封藩王以来，一直遵纪守法。

    第二、如今幼主就是指朱允炆嗣位，信任奸臣，就是指的黄子澄、齐泰一班人。挑动削藩，屠戮我家，公然违背太祖高皇帝的“祖训”。

    第三、正义与奸邪不共戴天，我将遵循“祖训”，奉行天命清君侧，以安社稷。

    第四、天地神明，日月永鉴。

    就在亲信将士被朱棣的发言感染，一个个激情燃烧的时候，突然天气大变。刚刚还是万里晴空，一下子就电闪雷鸣，暴雨如注。

    传说当时雷电还震落了燕王府宫殿上的一些瓦片。

    在场的人无不大惊失色，连刚才自信爆棚的朱棣，整个人也有点蔫了：如此不祥之兆，是上天在警示我等的“靖难”计划吗？

    众人开始耳语，夹杂着沉重的唉声叹气。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信心似乎动摇时，一个年老的僧人站出来，示意大家安静，别嚷嚷了。根据正史记载，老僧接着说：

    “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

    三言两语，信息量巨大——风雨是吉利之兆，说明现场要出真龙天子了。真龙出现，故而风雨相从。殿瓦坠落，则预示着要换黄瓦了。

    按明朝的制度，藩王的宫殿用绿瓦，只有皇宫才能用黄瓦。

    经此一番解释，现场情绪又由低落转为亢奋。众将士对他们的领导者朱棣，重新报以膜拜的目光。

    对于老和尚道衍的这出漂亮救场，朱棣在心中默默记了一笔。

    可是就算北方支持的朱棣当皇帝的将领再多，也没有建文帝控制的全国资源多呀。用一个省的力量打一国？睡在地下的朱元璋用脚指头的想不出来，他的四儿子能赢。

    朱棣先后下居庸关、怀来，捕获南军将领宋忠。趁势攻下遵化，永平投降。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八月，朱允炆以太祖旧将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师30万伐朱棣。大军到达真定即今河北省正定县，先锋抵雄县，为朱棣所袭，九千人全部战死。复战于真定，又大败。

    朱允炆遂以勋戚李景隆代耿炳文。九月，江阴侯吴高带领辽东兵马围困永平。李景隆合兵五十万，进军至河间扎营。

    这个李景隆的父亲是明朝开国大将李文忠，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被朱元璋列为功臣榜第三，仅此于徐达和常遇春。

    所以李文忠和朱棣算是表兄弟，那李景隆就是朱棣的外甥，朱棣是李景隆的表叔，通常会喊四叔的吧。

    好了，两个侄子和他四叔较量了，小的打老的，也算是逆袭之战了吧。可惜的是李文忠如此名将之后，确是一个“勇气”有余智谋差得远的活脱脱赵括马谡式的人物。

    十月，朱棣亲自率精骑袭大宁，控制宁王朱权及其妃妾世子，得其部朵颜三卫骑兵。其实就是相当于雇佣兵，均为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兵力骤增。蒙古人被明朝打得没饭吃，现在有一个老板给饭吃，还不是效死命打仗。

    “大明战神二代目”李景隆乘虚攻北平，但不能克。

    朱棣长子朱高炽镇守，用冰冻住城墙，使李景隆无法破城。

    本次如果能这一局乘虚偷了朱棣的水晶，那么朱棣这一局输了。后来当皇帝的当时的燕王世子，儒雅大胖子朱高炽用城内的军民百姓愣是挡住了李景隆大军的拼死进攻。

    要知道根据记载当时守卫北平的军民加起来才不到一万人。而李景隆大军有五十万人，就算是虚数报出来吓唬人，怎么算都有二十多万人吧。这个时候不能围城困死守城的燕王世子朱高炽，只能全力攻城，形势危急可见一斑了。

    但是世子朱高炽拼死率领残兵守住了朱棣的老巢，为父亲朱棣回兵救援赢得了时间。其实李景隆这一招“围魏救赵”用得很好，只要破了北平城，朱棣的燕军就成了无根之木，断了根基。朱棣父子孙儿全部都没有活命的道理。

    朱高炽为什么能守住，抵挡住李景隆的五十万大军攻打，事后诸葛亮的话总结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北平是元朝的大都城，城防历来比较坚固，也相对来说易守难攻。

    第二点，北平是当年朱棣的老巢，朱棣在打天下的时候，北平就一直是他的大本营，他已经在北平深耕多年，对北平的城防人文有相当了解。

    第三点，就是历史上后世一直被埋没的朱高炽个人的高超军事指挥能力。

    话虽如此，要知道当时战争迷雾笼罩，换做笔者读者中的任何一个人去那个历史时期站在朱高炽的位置去守一守，想来不一定可以住的。结局兵败身死，朱棣一脉全家死光光，不是开玩笑的。李景隆的无能是因为朱棣一家子太能打才显得他无能。

    燕王师自大宁返回后，于郑村坝大破李景隆军。李景隆退军德州。朱棣趁机攻打蔚州、大同，引李景隆派兵救援、劳师无功。朱允炆被迫罢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职，以缓燕师。

    建文帝就是不惩处战败的李景隆，这是什么原因呢？

    建文二年即公元1400年四月，双方又战于白沟河， 李景隆再次战败，燕师乘胜围攻济南。

    山东参政铁铉固守济南，以逸待劳，燕师久攻不下，败还。铁铉守卫济南，至今济南人都还在大明湖畔立祠纪念他。

    李景隆与他四叔互有胜负，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全力围剿，朱允炆不下那一道蠢猪一样的“勿伤朕之叔”的圣旨，朱棣早就不知道被杀了多少回了。当然他那骁勇善战的两个儿子多次救他于生死之间也是重要原因。

    九月，朝廷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改命盛庸代李景隆。

    李景隆无能，推荐他上来对付朱棣的人无能，都是建文朝的罪人。这似乎是共识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李景隆遇上了朱棣一脉造反能打的，朱允炆和李景隆都要叫朱棣一声四叔，虽然皇权斗争残酷无比，但是朱允炆不想背一个弑叔的罪名，他李景隆就想吗？建文帝平定了燕王朱棣造反以后，他李景隆作为打败叔叔的主将，会不会被拿出来当替罪羊？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他心里没数吗？这里没有给李景隆平反的意思，历史上做了什么就是做了的什么，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究竟李景隆是怎么想的，还真的只能是考古工作者们再努力才能知道了。反正李景隆现在败了。

     十二月，盛庸率师与燕军会战于东昌就是今山东省聊城市，燕师大败，主将张玉战死。

    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建文帝恢复齐、黄官职。二月，燕师再度南下。三月，在滹沱河打败盛庸，再在藁城打败吴杰等。

    朱允炆以放逐齐、黄为名，使他们外出募师勤王。其实这个时候朱允炆还想用齐、黄用天子的名义招募军队，如果朱棣兵围南京。只要南京守住了，他们的生力军，就可以来一个更大的包围圈，把朱棣的大军围死在南京城下。计划的关键就是南京城一定要守住。

    当时，朱棣虽多胜，但损失颇重，而朝廷军源颇广，燕军于河北、山东一带所攻下的城邑，兵回后又为朝廷兵所据，等于说一路开视野，一路反被占领，这些土地除了大本营北平，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年底，有内臣自京师告密，多数人认为是宦官所为，朱棣得知南京空虚可图，决计改变战略。

    “你和你侄子之间争夺皇位，充其量也就是朱家人自己的事情，攻入南京，逼小皇帝退位就是了。天下会臣服的。你们自己的家事，他们跟着起什么哄？有不服气的，杀了就是嘛。”

    黑衣宰相僧人姚广孝的话让朱棣茅塞顿开，对呀！这是一场打水晶的游戏，杀的人头再多有个p用？直接率领大军，直入南京。

    各路围剿的军队，一时间慌了神，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建文四年即公元1402年正月，朱棣率师南下。四月，连破何福、平安大军。 五月克泗州、盱眙， 兵指扬州。建文帝遣庆成郡主至燕师，乞割地求和，燕王不许。

    有人说这场创造奇迹的战役全部归功于朱允炆的瞎指挥，和“大明战神”李景隆的“间谍”大功。

    李景隆是明朝开国功臣李文忠的儿子，由于他在“靖难之役”中的“优越”表现，常被后人“亲切”的称为“大明战神”。又由于他在“靖难之役”时战无不败，败无不逃，因此后人又“亲切”地称他为“逃跑大王”。还由于他在“靖难之役”时每次战败必会给粮草匮乏的朱棣留下充足的物资，因此后人又“亲切”地称他为“运输大队长”。

    靖难之役：朱棣从造反到登基的过程就是李景隆不断给朱棣输血的过程，这个剧情是不是看着有点眼熟？蒋某人是不是也干过这个活儿？

    别人可以不在乎卧底的身份，但是李景隆不行，因为这和他的能力有关。如果李景隆真的是朱棣的卧底，那么李景隆一定是朱棣最大的功臣，什么张玉、朱能、姚广孝都要靠边站。但是如果李景隆不是朱棣的卧底，那么李景隆真的就是是无能到不能再无能的废物了。

    持有这种李景隆是卧底的观点的，也并不是空口无凭，而是种种事迹的表现，从这原因来看不得不怀疑李景隆是朱棣的卧底，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朱棣与李景隆自小便相识，并且感情很好。出于这个原因，李景隆是有可能对朱棣心慈手软或者说刀下留情的。如果李景隆慧眼识珠，他选择朱棣那一边也是有可能的。

    二、朱棣登基后，选择重用李景隆，朱棣五次北征，李景隆参加三次，并赐予李景隆高官厚禄。这是疑点最大的，朱棣和李景隆不止一次交手，按道理来说李景隆有几斤几两，他心里自然有数。如果李景隆真的是军事白痴的话，朱棣没道理这么做。

    三、朱棣对于李景隆非常宽容。《明史》中记载，永乐元年张信等人曾经弹劾过李景隆。但是朱棣却以李景隆自**好，敷衍而过，并未对李景隆做任何处罚。这点也是非常可疑的，朱棣的性格是睚眦必报的，诸位可以看看朱允炆的旧臣在朱棣手里有多惨，总是找各种理由杀他们。而李景隆是和朱棣正面对抗过的，朱棣就这样既往不咎了？

    说实话，笔者并没有要给李景隆洗白的意思，诸位可以这么想。如果李景隆不是朱棣的卧底，而后人却坚决认为他是朱棣的卧底，那他该有多悲哀，这应该是对李景隆最大的侮辱了吧。

    但是如果李景隆真的是朱棣的卧底，这样也算是给他“讨回公道”了，他也该瞑目了。

    各位读者持卧底说，还是废物说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其实，先抛开李景隆是不是卧底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正确看待历史。如果李景隆真如他父亲那般有勇有谋的话，哪里还有永乐大帝？没有永乐大帝，哪里还有《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迁都北京、万国来朝等惊世壮举？

    真的让朱允炆这一系的子孙当官帝治理大明，能比朱棣做得好吗？历史没有如果，我们不得而知。

    成王败寇，朱棣赢了。其实他赢了，要感谢几个人，就是他侄子的左膀右臂之一的黄子澄，让他造反没有后顾之忧。

    1399年四月，朱棣回到北平后，就向朝廷告病，过了一段时间，病越来越重，居然成了病危。

    这场病并不是突发的，而是酝酿了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在即将到来的五月，朱棣有一件不想做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

    公元1399年五月，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忌日，按照礼制朱棣应该自己前去，但朱棣敏锐地感觉到如果这次再去京城，可能就回不来了。同时朱允炆下了一道看似聪明实际上很愚蠢的旨意“番王不得入京吊唁”，本意是怕叔叔们回来添乱，可是朝廷有兵，番王带兵进京就是谋反，可以合理合法的削藩干掉。带几个侍卫来，朝廷怕什么。

    直接软禁控制起来，削藩岂不是顺利。诸王都被控制了，封地起兵造反还不是几个月就平定了，他们吃饱了撑的？

    其实按道理来说，既然决定强制削藩，就应应该从实力最强的几个王开始削。秦王、晋王、燕王。这几个从封号上看，稍微了解一点战国历史的朋友就会知道，实力强不强，先把实力强的干掉。其他势力弱的哪里还敢动？朱允炆的“仁德”或许就考虑在这里了吧。

    可是父亲的忌日不去也是不行的，于是他派长子朱高炽及另外两个儿子朱高煦、朱高燧代替他祭拜。一下子派出三个儿子，除了表示自己重视此事外，另一个目的就是告诉朝廷，自己没有异心。

    但当时的形势已经很明，朱允炆摆明了就是要除掉藩王，此时把自己的儿子派入京城，简直就是送去的人质。

    当时这几个朱棣的儿子都知道自己的结局可能是什么，但是都在大哥朱高炽的带领下毅然决然的去了南京。留下了疯癫的父亲在北平被建文帝派去的官员监视。

    果然，朱高炽三兄弟一入京，兵部尚书齐泰就劝建文帝立刻将此三人扣为人质。

    建文帝本也表示同意，但黄子澄竟然认为这样会打草惊蛇，应该把这三个人送还燕王，表明朝廷并无削藩之意，以麻痹燕王。

    建文帝拿不定主意，此时魏国公徐辉祖出来说话，按亲戚关系算，这三个人都是他的外甥，他看着此三人长大，十分了解此他们的品行，他对朱允炆进言，绝对不能放这三个人回去，因为此三人不但可以作为人质，而且都身负大才，如若放虎归山，后果不堪设想。

    紧接着，徐辉祖特别说到了朱高煦这个人，他告诉朱允炆，在他这三个外甥中，朱高煦最为勇猛过人也最为无赖，他不但不会忠于陛下，也不会忠于他的父亲。

    未卜先知还是一语成谶，未来这位汉王爷朱高煦闹出的乱子其实也不小。

    书归正传，可是决定权在建文帝手中，他最后作出决定，放走了朱高炽三兄弟。这不是妇人之仁是什么？既然动手了，就要决绝，都已经干掉了前五个叔叔，还差他一个四叔吗？历史就是这么诡谲。

    后来的故事前文都说过了，其实朱棣造反被围困在济南城下，一场血战的时候，他动摇过信念，怕是真的撑不下去了。

    如果没有诸多神助攻，他是无法当皇帝的。

    神助攻的黄子澄后来结局怎么样呢？前文说过不久后朱棣便在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起兵叛乱，上书朝廷。要根据《皇明祖训》奉天靖难清君侧，称黄子澄和齐泰为奸臣。

    明惠帝派老将耿炳文讨伐，初战不利。明惠帝也就是建文帝了，历史上的谥号惠帝的一般都是倒霉蛋。汉惠帝刘盈也是第二位皇帝，一辈子都活在吕后的阴影下，驾崩时年二十三岁，在位短短七年。

    晋惠帝司马衷是个著名的傻子，说出了历史上著名的“何不食肉糜”的“名言”，一辈子活在皇后贾南风的控制下，最后被毒去世。

    说他是傻子吧，他又说出了“此忠臣血勿去也”的明事理的语言。

    归根结底这哥们也是个可怜人。朱元璋自信他设立的番王制度，不会重演晋这个晋惠帝时代的的八王之乱。

    根据《周书·谥法》记载：爱民好与曰惠。柔质慈民曰惠。

    总之盖棺定论，惠帝惠帝，也就是个中庸粉饰一番的谥号而已。就像是生活中形容一个人是老实人，其实老实人就是懦弱无用的人的文雅称呼而已。

    自从听从黄子澄的建议，以曹国公李景隆接替耿炳文，齐泰极力反对但无效。

    李景隆不愧是名将之后，表现没让他四叔失望。

    表现更令朱允炆极度失望，但是又拿他没有办法，谁让朝廷能打的将军都被他皇爷爷杀了个干净，李景隆“战神”屡战屡败，损失数十万人。朱元璋坑惨自己孙子的第一个方面揭晓，无将可用都几乎杀光了，年轻的又不能服众，老的呢又打不动。

    朱棣乘着李景隆战败之时，上书朝廷，极力批评黄子澄和齐泰，建文帝便免去二人官职，但仍暗中与二人议事。

    建文二年即公元1400年，李景隆在济南战败后被撤换，建文帝赦免了他，黄子澄哭着请求建文帝治李景隆的罪，明惠帝没有接纳，黄子澄便说：“大势已去了，我举荐景隆误国，万死不足赎罪！”

    你也知道你自己误国了，可是事已至此，为之奈何？现在后悔有什么用？或许用李景隆是当时矮子里面拔将军的最优解了吧。

    当盛庸在建文二年即公元1400年十二月在东昌大破燕军后，朱允炆于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正月恢复了黄、齐二人的官职，可是三月盛庸在夹河战败后又再次免去二人官职。

    这期间，在靖难造反的紧要关头，朱棣的燕军攻打建文帝的盛庸部队态势不太妙，多亏二儿子朱高煦及时带着援军赶到，才化险为夷。为了勉励朱高煦，朱棣对他说了一句话。

    “世子多病，汝当勉励之”，关于这句话的具体措辞也有一些差异性说法，但意思其实都差不多，那就是“努力，世子身体不好”。

    这句话中的世子指的就是朱棣的长子朱高炽，这句话隐含的意义也不难理解，那就是“你哥哥身体不好，你努力帮我打下江山，将来太子的位置你是有机会的”。

    朱高煦果然备受鼓舞，奋勇作战，朱棣最终能在决胜局取胜朱高煦功不可没。然而从后来的历史中我们也不难得知，这句话只是朱棣给出的一张空头支票，其实是在给朱高煦画饼。

    当然，汉语的魅力也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单就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来说，朱棣并未给出明确的承诺，朱高煦要想埋怨他却也埋怨不着。

    建文四年即公元1402年，燕军逐渐逼近南京，朱允炆谋求与朱棣谈和，便把黄子澄和齐泰眨谪到外地，仍密令二人募兵。

    南京陷落前，建文帝召黄子澄回京，未至而南京已失守。

    建文帝的穷途末路到了，结局容后再说。总而言之就《明史》的记载就是简单的一句话而已，概括起来就是：南京城破，皇宫也没守住，太监内侍、锦衣卫、守城军队有的战死，有的逃了，有的直接投降了。最大的boss朱允炆，不知所踪，用今天流行话说就是“神隐”了。

    建文孤臣黄子澄密谋继续募兵反抗朱棣，始终不承认朱棣的皇帝地位合法。结果行踪被人告发，因而被捕。

    后燕王朱棣即明成祖永乐帝亲自审问，黄子澄抗词不屈，怒火中烧的朱棣将其肢解而死。

    虽然是一代腐儒，但也算得是半个能臣，朱棣为反之时计策既定建文皇帝也相信他的话，但是他有的关键决策过于妇人之仁，以至于他太过于替皇帝考虑所谓仁义面子问题，导致兵败身死。

    但是他也死得轰轰烈烈，不曾屈服于强权，不曾有一刻怀疑过自己的坚持，也可谓是建文一朝的忠臣。

    朱棣夺得帝位后，将黄子澄逮捕并处死，株连九族，女眷世代充官妓。

    明正德十五年后来直到公元1520年，黄子澄获得平反，清朝乾隆年间，追赠谥号为忠悫。

    其实少年读书时代的黄子澄，才思敏，少年时便发愤读书，他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勤斋”。

    黄子澄在精通经史的同时，对文学也肯下功夫。他的诗文委有造诣，且才思敏捷。据《曝书亭诗话》记载：他去蒙山石门初次拜谒梁寅时，梁寅令他作《枯梅》诗，他稍事想索，一首好诗就出来了。

    曾阴差阳错状元成探花，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黄子澄考中乡试第二名，第二年参加会试、殿试，考中进士第一名。

    明太祖问他的年龄，他说是34岁，再问他是哪年出生的，他一时紧张答不上来。

    于是，明太祖把他从第一名换成第三名，就这样，状元变成了探花。

    诸多历史上的名人对于黄子澄的做出过评价。

    乾隆帝评价他说:当时永乐位本藩臣，乃犯顺称兵、阴谋夺国，诸人自当义不戴天。虽齐泰、黄子澄等轻率寡谋，方孝孺识见迂阔，未足辅助少主；然迹其尊主锄强之心，实堪共谅。及大势已去，犹且募旅图存、抗词抵斥；虽殒身湛族，百折不回，洵为无惭名教者。

    张廷玉《明史》：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是岂泄然不恤国事而以一死自谢者所可同日道哉！

    由于黄子澄惭臣节，不降服朱棣，被朱棣残酷地杀害，还祸连十族，所以旧时的士子都歌颂黄子澄的节义，鞭挞朱棣的凶残。如赵逊颜的《过太常祠》诗：

    如公节义振义秋，不负科名第一流。

    晁错计纾忧更切，景隆荐误恨难收。

    一朝鼎镬君臣薄，异代蒸尝奸宄羞。

    最是伤心株连处，还多十族入双眸。

    此诗在赞叹疾风劲草、百折不移的黄子澄，针砭鼎镬臣僚、株连十族的朱棣的同时，还对黄子澄参与这场斗争的得失作了评价。

    朱棣登基后当皇帝后，黄子澄被杀，祸及满门，株连九族，家属被杀65人，异姓致死者54人，外亲400余人皆充军。

    黄家的女眷则遭到惨无人道的凌虐。 黄子澄的妻子和妹妹被送教坊司其实就是官方妓院充妓，每天遭20人轮奸，奸后生的孩子，继续充妓。

    南京城破之前，黄子澄的妻子许氏与儿子黄圭、黄玉、黄润、黄泽从老家来到苏州府，决心与黄子澄共赴国难。

    苏州知府姚善见局势难以挽回，有意要为忠臣义士留下血脉，就改变了他们的姓名、户籍与身份，以便能逃脱即将到来的大屠杀。

    黄圭改名为田立微，户籍改在苏州府昆山县，身份是位道士；二儿子黄玉改名为田彦修，身份是昆山县一农村的里正；三儿子黄润改名为田彦温；四儿子黄泽还是少年，也是改名换姓。4人均学会了昆山方言，逃脱了朱棣的屠杀。

    后世有子孙黄表在明武宗时考取了进士。

    建文朝的另一位大忠臣的齐泰、还有死守济南的铁玄结局如何？咱们下回接着分析。

第五十章 建文的忠臣≠永乐的忠臣

    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又让人唏嘘的翻页了。无奈的是后来的永乐大帝朱棣貌似这棋局执子者，逆天改命推翻了建文皇帝这样的“宽厚仁慈的真命天子”。永乐大帝本人也难逃出魔咒一般的棋局宿命。

    朱允炆或许是命中有这一劫无缘帝位，亦或是天道轮回他无德可做这太平天子。

    朱棣他和他父亲一样胜天半子，夺了天机。但是他从来就不曾内心安宁过，此为后话。

    总而言之朱允炆败了，倾巢之下其实也有苟活能逃命的人。朱允炆的拥护者里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中华哲学博大精深，顺势而为良禽择木而栖有何不可？除了后世名声不太好听之外，一切都是老样子嘛，无所谓什么评价了。

    开开心心大开城门归附新朝，跪地臣服山呼万岁，恭迎新帝朱棣进城就是了。还不是歌照唱，舞照跳，搞不好能闹个安度晚年，再不济也能多活几年，何苦来哉？多几年青楼高坐，多娶几个小老婆。生下儿子来，趁着官府没有登记在册，托心腹送出去，隐姓埋名的藏起来或许将来有一天无常来到，全家死光光的时候，还可以活后代不至于绝嗣。

    做一个闲散的官职，能有口饭吃，也不错。不过明初的官员确实没有太多钱，太祖朱元璋留给朱家子孙的铁律就是官员不能给他们发太多工资，需要他们勤俭节约忆苦方能思甜，用而言之就是不能吃太饱了，饱暖思那啥。能活命就行，要钱有什么用？反正你也没命话，60两以上就会被直接做成标本了，买多点纸钱东窗事发之前通通烧给自己，去那边富贵算了。

    60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大概等于今天2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根据《明史·食货二》大致推算出来的。

    要钱有什么用？真当太祖夜留下来的锦衣卫的眼睛是瞎的吗？或者是当六科给事中的鼻子不够灵？

    没关系，朱棣还有让人闻风丧胆的东厂在。没事儿也给你搞出点事儿来。

    或者自污一把，贪污是不行的。因为第一投降以后不太可能有实权，那就只能天天会所，夜夜嫩模逍遥快活几天算了。前提条件是你得要有充足的存款可以花销，只要你没有野心皇帝又不是神经病，或许不会把你怎么样？历来统治者杀的，都是有能力，有野心的人。

    笔者比较倾向于会所嫩模，又能活命岂不美哉。

    第二条道路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中华自宋开始发扬光大的程朱理学不支持饱读儒家诗书的官员做出如此厚颜无耻的事情来。铮铮傲骨，铁血大明可不是崇祯一朝才做出来的。传承千年的文脉本来就是文死谏武死战的。

    老子读的是孔夫子的书，就要做文天祥一样的人物。管你当了皇帝又如何，你就是乱臣贼子！区区小利怎么诱惑老子！给老子当首辅，老子就是不认你朱棣是正统！你可以杀我，但是不能让我屈服！

    四叔害怕呀，做梦都不安稳呀。这帮乱臣贼子，依旧拥戴建文帝朱允炆当皇帝，不肯臣服。

    建文旧臣不服，好办，株连九族全部杀了就是了，若是天下读书人不服，正统就永远不是他朱棣的。朱棣能不害怕吗？

    哪一支才是大明朱家的大宗正朔，朱棣的行为到底是不是正确的，这个口水战现在还在打。笔者的一直以来的观点都是搁置争议，从更远更高的角度来看问题，唯心论，唯结果论都不是笔者的核心观点。

    “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它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它由此产生的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这些阶级互相博弈的结果。”

    这一切背后根本的原因才是本书探讨的关键所在。那么秉承这一基本原则来看黄子橙、齐泰、方孝孺、铁玄等大臣他们的结局，印证了些什么。

    不可否认朱棣诛杀建文朝的官员的手法确实残忍，话说回来“一朝天子一朝臣，朝朝天子都杀人。”朱棣杀人是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拥戴建文为皇帝的旧臣们不臣服，又不能确定朱允炆到死了没有。

    万一哪天无常来到，他朱棣要驾崩，建文比他年轻，回到南京重召旧部，这个天下还是不是他睿智但是肥胖的好太子朱高炽，或者野心勃勃的朱高煦的呢？

    建文回来，江南世族大家支持他重新登基，天下读书人认为他是正统，那么他朱棣造反到底算什么？到时候子孙后代是去亡命天涯，还是学建文帝的举家自焚一了百了？

    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另一位忠臣齐泰。

    自从削藩的建议开始出现，建文帝听从了齐泰、黄子澄的进言，说以天下制约燕王一隅之地非常容易。但是燕王起兵之后南军屡屡失败，建文帝非常后悔听从了齐泰等人的削藩之议，以导致进退为难。等到燕军步步紧逼之后，建文帝又将齐泰召回京师。

    齐泰还没有回到京师，就已经被燕军攻破了，齐泰逃到了外郡图谋兴复建文帝的基业。当时燕军非常急切地抓捕齐泰。

    齐泰将白马涂成黑色出逃，走出很远之后，白马出汗导致墨色脱尽。燕军士兵见了之后说：“这一定是齐泰的马。”

    于是被擒拿到了皇宫。齐泰同黄子澄、方孝孺不屈被朱棣杀害。齐泰的堂兄弟齐敬宗等人都被连坐诛杀，他的叔父齐时永、齐阳彦等发配边疆。齐泰的儿子仅仅六岁，免死发配，明世宗的时候才被赦免。

    嘉靖年间，知县谢廷茞设祠祭祀。南明弘光初年即公元1645年，追赠太保，谥号“节愍”。

    《明史》：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是岂泄然不恤国事而以一死自谢者所可同日道哉！由是观之，固未可以成败之常见论也。

    朱允炆建文皇帝自己评价说：二卿，是指齐泰、黄子澄如此尽心谋国，何忧天下不治。

    此话为天下笑，正是因为这帮腐儒提出的办法，狠毒的你没有好好实行没有第一个拿燕王开刀，搞一点无关紧要的，打草惊蛇。专门搞点改地名官名的形式主义，还要恢复周礼？那是奴隶制的制度好吧。

    清初著名学者谷应泰，字赓虞，别号霖苍，评价说:齐、黄用兵，罪自难逭。母怪齐泰、黄子澄辈，拊膺厝火，握手阁门，次第芟除，计安宗社。然而忠则竭矣，算亦稍拙焉！

    盖章达人乾隆帝评价：当时永乐位本藩臣，乃犯顺称兵、阴谋夺国，诸人自当义不戴天。虽齐泰、黄子澄等轻率寡谋，方孝儒识见迂阔，未足辅助少主；然迹其尊主锄强之心，实堪共谅。及大势已去，犹且募旅图存、抗词抵斥；虽殒身湛族，百折不回，洵为无惭名教者。

    用而言之就是几个字：有谋略的有气节的腐儒。

    接下来重点要讲的是方孝孺。当初，朱棣率军从北平出发时，为朱棣坐镇后方遥控天下的“黑衣宰相”姚广孝跪在朱棣年前求朱棣：“南京城攻下之日，我知道方孝孺，他一定不会投降的，希望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灭绝了。”

    朱棣点头应承。

    方孝孺这位大儒就是当初建议朱允炆恢复《周礼》里的井田制的人，还好没有实施，不然天下后世人就要笑死。

    要知道，当初朱允炆没本身的儒学水平不高，生于帝王家，从小接受儒家教育，父亲也是属于那种儒学素养很高的人，养于深宫妇人之手，身边不是宫女就是太监，所以导致父亲早亡的他，变得优柔寡断，毫无主见。皇爷爷在世的时候，因为有皇爷爷的溺爱，有什么事儿可以找爷爷做主，现在爷爷不在了，爷爷留下来给他的大臣，他自然是听他们的话的。

    这样就导致，谁有学问就听谁的，所以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这种有大学问的人，自然是听他们的。

    最让后世笑话的是其中黄子澄推荐的有“大本事”的表兄弟李景隆一直得到重用，他是历史上著名的可以和赵括、马谡齐名的“名将”。

    南京城金川门，朱允炆几乎把身家性命全都给了李景隆，对他极为信任。可是他李景隆守金川门的20万大军，直接望风而降。如果李景隆拼死抵抗，就是20万头猪，朱棣杀也要杀一阵，朱允炆就可以逃离南京，继续调集全国的资源继续平叛。

    李景隆和朱棣说到底是还是自家亲戚，以至于后来朱棣登基后并没有过于难为他，难怪后世说“铁定就是间谍”。

    这个问题确实存疑，但是本书的宗旨就是不评价也不定性。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活法，或许站在朱允炆的角度他十恶不赦，站在朱棣的角度属于“神助攻”，对于他个人而言，对于他的家人而言，他是为了保命，保家人的命。他李景隆到底是一直无间道“间谍立功”，还是先废物无能后当“二五仔”有待后世更多的证据考证吧。

    回过头来说方孝孺的结局：

    南京城破，朱允炆自焚。原本宣传说我只是要奉天靖难，清君侧的朱棣马上就变得态度暧昧起来了。

    当初官宣说我朱棣是要当周公伊尹霍光绝不会自己当皇帝，靠着这个理由笼络了大批追随者的他。现在皇帝死了，该怎么办呢？对，自己干！

    至此，朱棣想起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

    方孝孺被架汉着到朝廷，一身丧服哭朱允炆，悲切哀恸的声息响遍大殿的台上台下。

    朱棣走下卧榻慰问他说：“先生不要自取忧苦，我的打算只是想要仿效周公辅佐成王的方式。”

    方孝孺问：“周成王在哪里？”

    朱棣答：“他自焚而死。”

    方孝孺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

    朱棣说：“国家有赖于成年的君王。”

    方孝孺说：“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棣面色难看的答道：“这是我们朱家的事，先生就不要多操心了。”

    回头示意左右侍者授予方孝孺纸笔，说道：“诏示天下，非得由先生您来起草不可。”

    方孝孺把笔掷到地上，边哭边骂道：“死就死了罢，诏书我绝不能起草。”

    朱棣和转而强忍怒气假装颜悦色的说：“先生这是何苦来哉？”

    见方孝孺依然死硬怒呵：“方孝孺道，你不怕死我知道，难道你不怕我诛你九族吗？”

    方孝孺怒斥朱棣：“你就是诛杀了我十族，我都不会认你当皇帝。”

    朱棣当庭发怒，命令速速将方孝孺车裂于街市。

    诛九族，就是杀上掉罪犯的上四代下四代和本人这一代。而诛十族，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个说法，他是传说中唯一一位受此刑法的人。

    诛杀的第十族就是方孝孺的学生们还有朋友们，但是方孝孺的门生故交里有诸多皇室子孙，杀了他的学生？岂不是也要把朱家子孙杀掉？这一点至今存疑。

    建文四年六月二十五即公元1402年7月25日，方孝孺慷慨赴死，作绝命之词说道：“上天降下战乱忧患啊，谁知道其中的缘由，奸邪的臣子如了愿啊，求取国柄耍弄计谋。忠正的臣子愤怒悲怨啊，血泪淌流；以此血泪为君殉葬啊，还有什么企求？呜呼哀哉的悲鸣啊，大概不是我的怨尤。”

    时年四十六岁。他的门生、德庆侯廖永忠的孙子廖镛与其弟廖铭收拾他的遗骨，掩埋在聚宝门外的山上。

    方孝孺有位兄长方孝闻，他致力学问，举止淳厚，先于方孝孺去世。弟弟方孝友与方孝孺一同赴刑场，也赋诗一首而死。妻子郑氏及两个儿子中宪、中愈事先自缢身亡，两个女儿跳进秦淮河溺死。

    而方孝孺的著作从此也被列为禁书，永乐年间凡藏书者皆为死罪。但是，仍有人冒死藏之，如《侯城集》等，使方孝孺的文章得以传世。

    如此唏嘘血腥的故事，实在是不忍心评论，功过是非自有人去评说。

    没有方孝孺起草登基召书，朱棣也登基稳稳的当了皇帝，可是当了皇帝之后，他内心一直不得安宁。第一就是父亲朱元璋九泉之下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支持？另外就是这个允炆侄儿到底是死了还是跑哪里躲起来了？

    还再提一位建文一朝短短4年却举足轻重的大忠臣，他还是四叔的姻亲正儿八经的天潢贵胄徐辉祖。

    徐辉祖，原名徐允恭，是明代开国大将徐达的长子。徐达是明太祖朱元璋宠信的忠臣，并且在明朝开国的过程中履立功勋，深受朱元璋信任，身为徐达长子的徐辉祖，也有着很高的地位。因为他和朱元璋嫡长孙朱允炆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允”字，为了避讳，特意改掉自己的名字，而徐辉祖一名，也是朱元璋赐给他的。

    在徐达病逝之后，徐辉祖于洪武二十一年承袭了徐达的魏国公爵位，成为明朝的第二代魏国公。在他承袭爵位之后，朱元璋对他十分信任，派他到陕西、北平、山东等地练兵。期间，他还发现了燕王府的阿鲁帖木儿意图不轨，便将其擒杀。

    建文帝朱允炆登基之后，徐辉祖受到了建文帝的重用，被任命为太子太傅。值得注意的是，朱棣的王妃徐氏也是徐达的女儿，她是徐辉祖的姐姐，因此，徐辉祖也就成为了朱棣的小舅子。

    但是，徐辉祖对建文帝高度忠诚，在建文元年的朱元璋忌辰之时，朱棣派自己的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进京。

    对于朱棣三子的到来，齐泰建议建文帝将三人扣留以为人质，被黄子澄所劝阻，而此时的徐辉祖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三甥中，独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为大患”。

    前文重点提过这一段细节，对于徐辉祖的建议，建文帝并没有完全听信，而是询问徐辉祖的弟弟辉徐增寿及驸马王宁，徐增寿与朱棣关系极好，在日后的靖难之役中还曾向朱棣提供官军的情报，他自然会反对扣留朱棣三个儿子的建议，于是，建文帝没有扣留三人，而是让他们返回北平。

    其中，朱高煦是盗取徐辉祖的马逃跑的，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徐辉祖还曾派人追赶，但未成功，也因此事，他被建文帝所信任。

    在靖难之役中，徐辉祖一直坚定的支持建文帝朱允炆，多次率军与燕军作战，立下不少战功。在朱棣攻占南京后，徐辉祖就在父亲徐达的祠庙中，拒绝迎奉朱棣入城，当时“武臣无一人不归附者，惟辉祖不屈，帝亲召问，辉祖不出一语始终无推戴意”。

    徐辉祖的不配合激怒了朱棣，朱棣大怒并要诛杀他，但因为徐辉祖是元勋之后，并且还有国舅之尊，朱棣在思考后没有杀他，而是将他“竟从宽典，止勒归私第，革其禄米而已”。永乐五年，徐辉祖在幽禁中去世，朱棣不忍徐达无后，遂令徐辉祖的儿子徐钦继承魏国公爵位，此后，魏国公爵位一直传承，直到南明弘光元年十一代魏国公徐文爵归降清廷而止。

    朱棣登基之后，虽想劝降徐辉祖，但终究未能如愿。只得削去官职，但却没有杀他。因为徐辉祖的父亲徐达，在太祖创业时，曾立战功无数。贸然杀了，有点说不过去。

    很显然，朱棣绝对算得上是一位人狠话不多的皇帝，当然如果他不够狠的话，那么他也不可能会造反篡权成功。那么，徐辉祖竟然多次打败朱棣，成为他造反道路上的绊脚石，朱棣在取得胜利之后为什么不杀他呢？

    其实，之前说过的。朱棣非常的恨徐辉祖，在靖康之难的时候徐辉祖站在了朱允炆身边，如果不是徐辉祖的话，朱棣早就攻破南京城了，别看虽然朱棣最后确实是打进南京城，但是他付出的代价同样也是不小。

    靖难之役战争爆发后，徐祖辉带领南军攻打燕军，可以说胜多败少。最经典的两场战役就是白沟河之战和齐眉山之战。

    前者成功掩护南军重要将领李景隆成功撤退，后者斩杀燕军重要将领李斌大获全胜。此时恰逢天气暑热，北方燕军又损失一员大将，气势正值低迷。只要徐祖辉继续进攻，收复朱棣占领的北方失地指日可待。却不想建文帝听信了“北方燕军已经大败，京城中没有大将守护很危险”的谣言，要求徐祖辉迅速撤军回京，这就导致了北方的军队孤立无援全军覆没。

    不过，徐辉祖和朱棣本来就是亲戚，在加上朱棣是一位很惜才的皇帝，所以他也有意招揽徐辉祖，只可惜徐辉祖并没有给朱棣面子，直接就气的朱棣判了徐辉祖死刑的命令。

    据野史说没有杀他是因为他有朱元璋御赐给徐达的丹书铁券，就是免死金牌可以免死。可是野史上说因为一只烧鹅，徐达本人都被干掉了，更何况后代？其他的功臣那个没有免死金牌的，不都是被干掉了，免死金牌最终解释权属于大明集团董事长裁决，现在前人董事长死了，朱棣我接任新的董事长。

    “徐辉祖，你用前朝的牌，挡当朝的刀，徐大人！你好大的官威呀！”

    所以其实有没有所谓的丹书铁券免死金牌，对于朱棣这样造反铁血帝王来说，真的要杀人，除非他老子朱元璋从地里爬出来呵斥他，谁能拦得住他？至于为什么没有杀？朱棣是真的怕朱元璋，但是也不至于朱元璋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破铁牌他也怕。

    就连为朱棣坐镇北平亦师亦友的“黑衣宰相”姚广孝拦马下跪哭求朱棣不要杀了方孝孺，明说他不会投降的。但是他对天下读书人的意义非凡，可以说是保留天下文脉，朱棣新朝的人才基础就在于这个方孝孺的情况下，还是把方孝孺全家上下杀了个干干净净，更何况是一个徐寿辉？

    亲戚又如何，即使是朱允炆如果被抓住了，按他的性格来说，岂会有朱允炆这个前朝最大的隐患好果子吃？杀是杀不得的，但是下场不会太好。

    亲戚在绝对的皇帝宝座的诱惑下，真的算不得什么。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徐达的旧部将领还分散在全国各地，如果朱棣把徐达的孩子杀了，势必会造成全国各地的叛乱，出于这点他也不能杀徐祖辉。

    后世大致推测，使得朱棣不敢诛杀朱允炆旧臣徐祖辉。无奈之下只能让他回到家中，革去了他的魏国公身份并派人暗中监视。而徐祖辉也在永乐五年因病去世，享年四十岁。

    至于是不是被暗中干掉的，这个就不好说了。

    讲建文朝忠臣里面，漏掉了一位济南城里大明湖畔立祠堂纪念的铁铉，这位可了不起。

    笔者有幸走马观花游历过大明湖畔，去过铁玄祠。它几乎是和道家主神之一东岳大帝观在同一个方位的铁铉祠，可见在济南人民心里的地位。

    铁铉公元1366年—公元1402年，字鼎石，邓即今河南邓州人，元代回回人后裔。明朝初年名臣，洪武年间，由国子生授礼科给事中。历官山东布政使、兵部尚书，在靖难之变时不肯投降造反夺位的燕王朱棣，并召集溃败的士兵坚守济南，击退燕王朱棣，在朱棣夺位后被施以磔刑，就是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凌迟，受刑时时年37岁。

    后人尊敬其忠义不屈，在各地建立铁公祠来纪念他。南明朝廷追赠他为太保、加谥号忠襄，清乾隆时重新谥为忠定。

    在山东各地，有很多“铁公”祠庙，皆是祭奉铁铉，济南人民更视他为乡土神或城隍爷。河南荥阳、陕西西安、辽宁沈阳等地铁姓回族都是铁铉后裔。

    后来朱棣即位登基当上了皇帝。他虽然痛恨铁铉，但每每激赏他的忠义，还对群臣称赞他。

    南京城的大火还在燃烧，浓烟依然冲天。一片残砖断瓦中，朱棣骑着战马，缓缓自洪武门经过奉天门缓缓进入皇城，看见曾经父亲朱元璋办公的奉天殿，一片大火，残垣断壁瓦砾不时的从尚未燃尽的建筑残留上落下，激起一阵灰黑。

    朱棣攻下南京以后，下令第一件大事情，就是把那一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当做侄儿建文帝用皇帝的礼仪建造陵墓安葬了。

    每每读史至此，笔者就非常奇怪，朱允炆葬在哪里了呢？查了诸多文献资料也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地址。真相最有可能的是确实修了，但是并不宏大哀荣。随着历史的变迁，即使是曾经宏伟至极的南京紫禁城现在都成了遗址公园，只留下一片残砖碎瓦。

    更何况是一座，修的时候就没怎么用心修的前皇帝的陵墓呢。这个只能有待更多的历史考古发现来揭开谜底了。

第五十一章 盛世开启还是至暗时刻

    一般来说，历史学界公认的是朱棣攻入南京城，建文帝在紫禁城的大火里自焚，或者说不知所踪。

    自北平从龙，决定跟随朱棣父子扯旗造反的武将，或者半路投降，心里不安急着表忠心的大臣们“劳心劳力”的连续劝进了五天后，朱棣才“勉强”答应登基称帝。

    我朱棣本意是没想自己当皇帝的，我本意是想当周公的回来辅佐侄儿的。可是现在你们看看，曾经被奸臣蒙蔽了的我的好侄儿，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就把他烧死了。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给大行皇帝陛下发丧，再狠狠的惩治奸臣。

    哎，我的允炆侄儿呀。四叔我可真没想过要害你呀。

    罢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大哥，二哥，三哥都走得早。如今我允炆侄儿又……我也就只能勉为其难的接受你们的请求，挑起这个担子了。他日允炆侄儿的儿子若是寻找到了，我就退位。用心辅佐于他，也不失为一桩美谈嘛。

    朱棣的这番告白，差点大家就信了，这还了得，还政给朱允炆一脉？开什么国际玩笑，哥们几个拼了命把脖子上吃饭的玩意挂在裤腰带上拼来的富贵。你倒是千古美谈了，我们怎么办？你们都是朱家人一起的，我们这些造反的可怎么办？可是又不敢问。

    直到朱棣暴怒杀了方孝孺，瓜蔓藤杀了方孝孺十族，大家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新皇上在忽悠天下人呢。

    有一个在靖难之役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团体，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那就是宦官们，这里提醒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不是那个阉人宦官都可以叫太监的。太监，原指宦官中等级最高的人。

    汉朝的宦官乱政，读者应该都熟悉。三国演义都写很多了。

    唐中后期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接触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宦官专权几乎贯穿了唐朝的中后期。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皇帝的禁卫机构，其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宦官掌握皇帝的禁卫机构，甚至废立皇帝。

    明帝国的缔造者朱元璋立国之初充分的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还特意在南京紫禁城里立了一块铁碑，用铁律规定下来。严令内廷宦官不得干政，违令者斩。

    朱允炆作为朱元璋的法定继承人，自然是严格执行爷爷朱元璋的政策严格控制所有宦官，不允许他们读书认字，只要做好奴才的本分就可以了。所以遭到宦官们的强烈不满，甚至是怨恨，朱元璋在世的时候他们不敢。

    这个时候自然有很多心怀不满一心想投个富贵的宦官们投奔到燕王朱棣的燕军中。南京城防空虚的消息就是原来朱允炆宫中怨恨朱允炆宦者冒死逃出南京城把消息送给朱棣的。

    朱元璋这里算不算坑了孙子，大家各有评论。

    不然以燕军的实力，怎么敢直接攻击城高粮草充足的南京城的？南京自古就有长江天险守护，要不然六朝皇帝都是脑子进了水把首都建在这里。当初朱元璋创业的时候，高筑墙守的就是南京城，陈友谅那么多军队也没能把南京怎么样。

    南京城破，宦官们的功劳可不小，宦官们上阵杀敌立下了战功的人在朱棣军中可不少，最著名的全世界都知道名字的就有马保，就是郑和，号称三宝太监，此为后话。

    可是父亲朱元璋坟头的草还没有一人头高吧，就把父亲定下的铁律改了，这里可窥见不杀徐辉祖绝不是因为亲戚关系，更不是因为什么狗屁免死金牌，连朱元璋的铁碑他都敢动了，何况是一个破牌子？更多的考虑应该是全局的，更高的纬度上的东西。

    朱棣登基当皇帝，今天推测肯定是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所以建文帝顺着朱元璋给的地图袈裟自己剃度搞得满头是血，狼狈的走地道逃出紫禁城从而亡命天涯的故事是后世的浪漫想象，同情这个想给这个失败者，给他一个美好的结局。

    但是这种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前文提过，如果知道朱棣要造反，还可以成功，直接传位给朱棣就好了，何必搞成这个样子。一个孙子，一个儿子都是自己骨血，搞得帝国血流成河不是朱元璋的本意吧。

    从历史发展的结果看朱棣最后还是起兵造反了，但为何当初朱元璋最放心他？让叔叔拱卫侄子，共保大明江山？最初朱元璋的设想很完备，番王权利是很大，可以节制地方全员军权财政等方方面面，可是也有诸多限制，监察管控无孔不入。想来这个双保险万无一失，朱允炆的皇位稳稳的，没有传位给番王，也是不想开这个恶头，既然大家都是王爷，那就都可以当皇帝喽，八王之乱重新来一次，甚至是十几王混战都不无可能。

    之所以让朱允炆当皇帝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朱允炆的母族没有根基，如果是父亲朱标当皇帝，母家的蓝玉大将军是很好的助力，朱允炆当皇帝蓝玉肯定权倾朝野，朱家的大权会有可能迅速旁落，上演外戚当国的情况是朱元璋极不愿意看到的。朱允炆当皇帝，也许是当时帝国平稳传承的最优解。

    所以说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却是诸藩王中令朱元璋最放心的人。朱元璋生前确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过：“棣儿类我”。

    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如“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确对朱棣之器重，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部尚书鲁思俊的个人笔记。

    具体情节是洪武二十一年即公元1390年明军北征蒙古，朱棣率燕军深入不毛之地，大破蒙古军，迫降北元大将乃尔不花，招降五万人。捷报传到京城，朱元璋喜不自胜，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棣儿类我”。

    这段典故也就被鲁思俊收录在其个人文集《西子丛话》中。靖难之役时，鲁思俊已然作古。联想到其曾身为太子朱标以及皇太孙朱允文讲师的身份，可见这段记录的可信性是极高的。而朱棣也再接再厉，两年后的三月，朱棣再次受命出师北征，先破元将索林帖木儿的大军，再乘胜追击，打败当时北元“柱石”哈刺兀。在彼时明朝功勋宿将纷纷遭到屠戮的情形下，横空出世的朱棣，实为大明九边最卓越的“将星”。时人“燕王善战”的评语，诚为实情。

    而战功冠绝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当时的诸藩王里，却是个口碑甚好的人，既无秦王的骄横，更无晋王的奢靡腐化，早在洪武九年即公元1376年随朱元璋巡视老家凤阳时，就留心民间疾苦，史载“民间细事，无不究知”。

    当年朱棣可是接受父亲朱元璋的指示，在那个“十年倒有九年慌”的时候，回倒凤阳老家三年“上山下乡”接受劳动改造，体验民间疾苦的。后来当了皇帝后，深情的缅怀过这段在民间吃苦的日子。

    成年后自就藩以来，在其属地爱惜民力，巩固军屯，协助地方官员发展生产，在洪武十八年，二十年两次调拨军队，协助地方府衙兴修白沟河，滦河水利，多次亲临工地“带头示范”，终使当地“灌溉千里”。

    营建北平城时，动民夫数万，“补恤甚厚”。边境操练演军时，但凡有践踏民田，毁坏百姓财物的行为，一律重金补偿。划定军队屯田范围时，强调“不与民争利”，曾将怀来附近千亩良田让与附近农户，“另择低洼贫瘠之地屯耕”。

    和他父亲朱元璋一样对待麾下兵将以及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也毫不手软，多次接受乡民诉。

    上书朱元璋揭发当地府衙的不法行为，惩治多名贪官污吏。对其军中兵将的扰民行为也毫不姑息，先后重办数名曾追随其出生入死的亲兵。

    特别是洪武二十二年即公元1391年，掌管北平军械钱粮的司谷通俗说就是后勤部长刘通贪墨事发，朱棣令刘通持刀，与麾下遭克扣的三十名士兵相搏，顷刻间刘通就被剁成肉酱。甚至就在多年后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派大军征缴前，国公徐辉祖就建言：燕王“深得民望，军纪严明，冠于九边，不可轻视也。”

    在洪武朝时代，不仅朱棣属地的官民对朱棣称誉有加，甚至连当时朝中以“忠直敢言”著称的几位“直臣”，对他也赞不绝口。敢于纠劾权贵的监察御史韩宜可，一生揭发权贵重臣无数，却惟独对朱棣推崇不已，其弹劾晋王的奏章里写道：“若诸王以燕王为楷模，凡事以安民俭省为首任，实为大明之福”。

    太子朱标巡视北方，归来后在位晋王，秦王开脱的同时，也称赞朱棣“四弟安民营边，仁勇兼有，为边陲柱石也”。对于素来痛恨贪官污吏，崇尚简朴，重农爱民的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自然增加了不少“印象分”。

    但朱棣的目标显然不是做“柱石”，而心怀大志的他，能让朱元璋彻底放心的，却是他的“不争”。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两次北征得胜，卓越战功，却只得到朱元璋“宝钞十万贯”的封赏，与他的那位临阵脱逃的三哥晋王无二，然而晋王得赏后却尤嫌不足，时常牢骚满腹，朱棣却毫无怨言，相反屡屡上书，坦言自己“功不及赏”。如此“谦虚谨慎”，自然让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倾斜。

    洪武二十五年即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朱标之子朱允文被立为皇太孙，朱棣侦得朱元璋对蓝玉日生不满，遂向朱元璋进言：蓝玉是“跋扈将军，日久将尾大不掉，恐祸及太孙朱允炆”。

    终令朱元璋杀心顿起，次年大兴“蓝玉案”，株连数万人。而朱棣却凭此举，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场”，彻底打消了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又除掉了日后自己起兵夺权的最主要对手，上文说过蓝玉是太子朱标的舅舅，也就是未来建文帝朱允文的舅爷，可谓一举多得。

    但纵使朱棣巧妙“表现”，朱元璋也对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里，朱棣最终只是个“柱石”，却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儿类我”的一句话上，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是一个宽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刚猛治天下”的翻版。“类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

    而就实力而言，朱棣尽管权镇一方，在当地“深得民望”，其军队也“骁勇冠九边”。但若对照一下孟森在前文关于朱元璋中央与藩王的关系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朱棣的边上，是两个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晋王。且不说中央以全国治一隅的优势，单是这两个已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镇对他的牵制，就令他难有动作。这个“权力的平衡”，若无意外，朱棣是无法打破的。

    但意外偏偏发生了，洪武二十八年即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病逝，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朱纲病逝，在令朱棣这个中央的“最大威胁”扶出水面的同时，却也扫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碍。秦，晋两王的继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纪尚轻，防卫蒙古勉强可以胜任，出兵与朱棣争锋却并非对手。

    两大藩镇对朱棣的牵制不复存在，最终有了“靖难之役”三年的战火连天。清赵翼就曾为此感慨：天佑燕王，祸及苍生。

    大哥，二哥，三哥都死了，我朱棣就是事实上的嫡长子了。那么我凭啥要听朱允炆的被削藩送命还不反抗？

    但对苍生来说，这样的“天意”究竟是“福”还是“祸”，清大儒谷应泰对此却有另类的看法：“靖难三载，虽杀戮甚重，藩镇之患却终消解，倘无此役，任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据恐重演也。”

    此言确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夺嫡之争而造成的“靖难之役”，其结局虽令建文帝丢失宝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厉行“削藩”，不断解除藩镇的权力，终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权”，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否则，若干年之后，明朝很可能演变出唐末五代十国的乱象。靖难之祸的结局，确实是“福所依”。

    但这场变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靖难之役后，登上龙位的朱棣为防诸藩王“有样学样”，下诏将九边“藩王”逐一内迁，导致北方防务大损，长城以南明朝防卫蒙古的各类“缓冲地带”逐渐沦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边关。“土木堡之败”的伏笔即由此而种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将驻扎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及其属下“三万精兵护卫”，尽数南迁至福建，在当地任命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大明“建州卫指挥使”，世袭镇守。二百多年后，这个世袭镇守的家族，崛起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尔哈赤。福兮，实为祸所伏。

    不管有没有方孝孺写他的登基召书昭告天下。朱棣还是登基称帝了。

    建文四年即公元1402年六月己巳。

    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革除建文年号，改当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为永乐元年即公元1403年。从此开始了他二十二年的统治，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朱棣即位后的首要任务是宣传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和处置政治反对派。建文四年即1402年，朱棣攻占南京后，开列“奸臣榜”，诛杀了一部分建文朝臣，例如方孝孺及其宗族亲友被杀者八百七十三人，其门生卢原质、郑公智、林嘉猷皆殉难；黄子澄、齐泰等被诛杀灭族，练子宁之死，弃市者一百五十一人，家族被抄没戍远方者又数百人；陈迪之死，远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司中之诛，姻族从死者八十余人；胡闰之死，全家抄提者二百七十人；董镛之死，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与此同时，朱棣并未将“奸臣榜”上的人全部诛杀，如张紞、王钝、郑赐、黄福、尹昌隆等人皆被宽宥任用。

    与此同时，朱棣诏告天下：建文时期更改的成法，全部恢复旧制。凡建文年间贬斥的官员，一律恢复职务。建文年间制定的各项法律规定，凡与太祖相悖的，一律废除；并大赦天下，除了犯谋反、大逆，谋杀祖父母、父母等重罪不赦外，其余罪无大小，通通赦免。

    朱棣即位后，大规模对靖难功臣进行封赏。永乐元年即1403年四月，再论靖难的功劳，封驸马都尉袁容等三人为侯，陈亨子陈懋等六人为伯。并广求贤才，对山林隐逸的怀材抱德之士，令官府寻访，量材擢用。

    首先，我认为朱棣算不上特别厚道的人毕竟慈不将兵，但他对下属那是真仗义，说封赏就真的是升官加饷，改善待遇，一点儿都不玩虚的。

    绝对不会像今天一些精明的老板，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大谈光明的未来，大玩非物质激励，大灌心灵鸡汤，宁可请小明星一顿饭花好几万，也不肯给员工加一百块工资，更不肯给他们升职。

    朱棣也不是过河拆桥的人，更不会把帮过自己的人当成潜在威胁。他知道自己最应该感谢的是谁，可惜，这个人对高官厚禄实在没有什么兴趣。

    难道他只对美色动心？也不是。朱棣让他还俗，还送了几个美女照顾其日常生活，他一概拒绝。

    他白天穿着官服上朝，晚上依然住在寺院里。谁这么没眼色啊，诚心让新皇帝不自在。要是在朱元璋时代，不接受赏赐的大臣，肯定得脑袋搬家。这牛人是谁呢？

    他就是前文中提到的道衍大师历史上著名的“黑衣宰相”，姚广孝是他的名字。

    朱棣对道衍在过去二十年里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永乐二年即1404年封其为太子少师，恢复了本名姚广孝。朱棣骨子里并不喜欢太有个性的人，他自己就太有个性了，但对于姚广孝，他不会有任何厌恶情绪。他们的友谊，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也是不害怕小人离间的。

    既然道衍功劳第一，那论功劳第二大的，恐怕是朱棣的亲儿子了。

    朱高煦作战十分勇猛，经常能以一当十，更在东昌、灵璧和浦子口几大战役中，发挥了扭转战局的重要作用，甚至有过直接挽救老爹生命的功绩。因此，朱棣迟迟不立太子，似乎是想送给老二一份世界上最重的大礼包。

    当然了，这位仁兄之后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他仗着自己在老爹的反叛之旅中，建功立业后来又因为没有立自己为皇太子而学老爹造反，但是最终失败告终，而且脑回路清奇的摔了自己哥哥一个跟头，下场之惨就不在这里展开了，但是他老爹对他还是不错的。

    同时，还有朱能，也是在朱棣的开国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朱能曾经创造了用三十人打跑几千人的嚣张纪录，绝对堪称燕军中除朱高煦之外的第一猛将。他被封为“成国公”，年俸二千二百石，同时担任左军都督府大都督。要知道，朱能这一年才三十三岁，在一众武将之中绝对只能算小朋友，可人家已经走到了人生高峰，未来的发展更是无法估量。朱棣当然希望，朱能再为自己服务三十年。

    当然，朱能没有为朱棣服务三十年，就在朱棣夺得皇位的第四年，朱能担任征夷将军，征讨越南，不幸病死于军中，追封东平王，谥号武烈。

    这是对部分活着的将领和王子的奖励，对待死去的，朱棣更可以说是推翻了祖制。大明朝有着明文规定，功臣的子孙想要继承死去先辈的爵位，一定要经过武科考试，确保本人素质能够达到带兵打仗的标准。这当然并不是什么不合理要求。但朱棣确实等不及了，因此政策一再放宽，考试成绩差点儿也无所谓了，这也让烈士的后代们相当感动。

    我们再来看看他老爹朱元璋对功臣的封赏。

    前文说过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十一月，在北伐蒙古的明军主力班师返回南京之后，朱元璋也曾经大封功臣，封李善长为韩国公，徐达为魏国公，常茂常遇春之子为郑国公，李文忠是朱棣之舅为曹国公，邓愈为卫国公，冯胜为宋国公。汤和、唐胜宗等二十八人则被封侯。这份功臣名单，我给起了一个别名，叫作《有生之年一定要收拾的三十四人》。据统计，三十四位开国元老之中，被朱元璋直接处死的有十五个，儿子继承爵位之后被处死的有五个，因罪充军革职的有两人，儿子继承爵位之后充军革职的有九人。也就是说，没有善终的高达三十一人。

    朱棣的“靖难”成功，其实与建立一个新王朝没有多大区别。大赏功臣肯定是必须要做的。而且这些人应该感到庆幸，现在的皇帝和他老爸真的不同。

    他封赏过的大多数人，还真的都得到了善终—当然死在战场上的除外，那是没办法。自始至终，朱棣也没有像老爸那样亲自出马残害功臣，既体现出了为人君者的大度量，又展示出了极其强烈的自信心。

    朱棣封赏的，并不只是那些冲锋在前的军官和士兵。在北京、保定等地，曾经帮助燕军守城的普通市民，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奖励。在保定征发的运送砖石的妇女，每人都得到了赏钱一百、绢一匹、棉三两，这些人激动得语无伦次。

    朱棣过长江时，为他开船的船夫周小二，从一介草民提升为巡检，得到了彩帛二表里、钞百锭，这不算完，还免征徭三年。

    对于帮过自己的人，朱棣是滴水之恩必涌泉相报，而且不管职位高低，身份贵贱。在那个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时代，皇帝的善举会通过口口相传的模式，让千家万户知道和感动，由此可见朱棣的营销功夫实在是了得。但对那些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朱棣处理起来也不含糊。

    也就是从朱棣开始，像朱元璋开国通过政治手段对文臣武将通过大清洗的手段来巩固政权的事情，在朱棣以后再无发生。

    单从朱棣登基为帝，大封群臣，竟连帮他过河的船夫都被提升为巡检，不曾遗漏他的功劳。由此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朱棣对功臣和违命者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吧。

    人是复杂的残暴和仁慈往往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笔者有一个认识的朋友的他们家里单位上有一个领导，是厂区远近闻名的好领导模范丈夫，乐于助人常年资助贫困学生。同时也笃信佛教是一个和朱棣一样虔诚的佛教徒。可是谁也不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做出了贪污巨额公款，还策划买凶杀人，准备杀死关键知情人还有自己老婆的事情。如果不是事情败露，被依法调查审判，谁能想到人心的两面性能复杂到这个程度？

第五十二章 “大明风华”show time

    真实的大明风华即将展开，朱棣登基了。他身上的一个谜团也随之而来，他的母亲到底是谁？

    笔者看过许多关于大明历史的纪录片，也查阅了很多资料。里面对于这一点似乎讳莫如深，甚至是互相矛盾大相径庭。

    根据《明史》里记载朱棣是马皇后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

    上文说的孝慈高皇后即马皇后。后世史学家一般都认为，这里的“母”指的是嫡母，而非生身之母。

    也许是朱棣的行为在封建时代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关于他的身世一直存在着争议。

    朱棣的生身之母究竟是谁，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疑似朱棣的生母的有马皇后、碽[gōng]妃、李妃、元顺帝妃洪吉喇氏、翁氏等人。

    登基称帝后的朱棣在正式场合时常有句口头禅：“朕高皇后第四子也！”

    意思是马皇后生的第四个儿子。

    有专家认为，这是朱棣在为自己篡位捞取名正言顺的资本，既然是马皇后嫡子，继承皇位就是合法的，为此，朱棣不惜篡改正史。

    最开始修纂的时候第一稿，明初公认的大才子解缙只是反复强调朱元璋是如何多次说“朱棣类我”也就是说朱棣这个儿子很像我呀。

    就算解缙固然是杨修式的人物，但是也没有单子大到敢妄议当朝圣天子的生母问题，即使是听过一点流言蜚语，也不敢直愣愣的往上写。

    拿到初稿预览的时候，朱棣对这个修改是不满意的。书接上文提到《太祖实录》就是由当时的大才子解缙还有“黑衣宰相”姚广孝主持重修的，目的主要是为新皇帝积累足够的继位合法性，看过初稿后的朱棣发话“朕乃高皇后第四子也。”定了基本调子，修改才得以顺利进行。

    得到这么一个大政方针，迅速心领神会写的东西深得朱棣那颗没有安全感的心些许安全感，最终成册的《太祖实录》朱棣较为满意。由于工作出色，解缙一时间获得朱棣的青睐和赏赐，风光无两。

    而后世的清朝人修《明史》又是根据《皇明祖训》、《明太祖实录》等细节明朝当朝史官记录亦或是后来出于某种目的修改的。面对早就面目全非的史料，没有那个闲工夫去考证究竟，浪费朝廷资源，对于政治正确也没有一点帮助。满清当权者也没有这个闲工夫去命令底下人修史的时候去注意一个前朝篡位君王的母亲是谁。

    更何况《明太祖实录》中又有这样白纸黑字言之凿凿“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标，次秦愍王樉，次晋恭王棡，次上，次周定王。”这样的记录，费劲去考证干什么？得不到一点好处，说不定还要惹出事端来。索性就按这个说法来就好了。

    所以后世更加难以在正史文献中一探究竟了，更莫说当时的百官百姓，即使是知道点是什么，也只能烂在肚子里。朱棣杀人的手段，比起他父亲，可是花样又翻新了许多。敢在当时，或者是明朝尚未结束时候传这种皇家秘闻真的就是活得不耐烦了，“诽谤非议大行高皇帝生母”这种大型等同谋反的大案，锦衣卫、东西厂又有大活干了，没有问题某要给强行找出问题来。

    即使这样还不够，朱棣始终没有安全感，就只能在有形的事物上寻求安全感。

    朱棣关于这一件事极为用心，相传他耗费白银近三百万两建造了一座大报恩寺。

    由于白银并不是明朝的官方货币，白银的推广是由于明代官方钱法，钞法的崩溃才得以逐渐货币化的。

    永乐年间，恰恰是大明宝钞流通最为畅通的一个时期，明史学者万明曾对明代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交易契约使用通货进行统计，发现永乐年间的103例交易中，仅有1例用银，81例用钞，可见永乐年间宝钞的坚挺，不过也反映出来永乐年间严禁金银交易。

    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总数后世推算纸面上的现银是2000万两百白银，可是加上税粮的3000余万两还有纱钞等2000余万左右折算起来。按《大明风华》里的说法7500万两大致不差。

    但是永乐皇帝修皇家庙宇等于朝廷皇家搞大工程，动用府库里的白银作为计量单位计算也不算有违正史。

    那么大概300万两等于今天的什么概念呢？永乐年间，税收米麦折银每石合二钱五。也就是一两银子四石，大概八石稻米可以换成一两银子，那么现在一般的大米是3元左右一斤，我们用这个作为一个大概的计算标准。明初的一石大概等于今天125斤，那么125斤乘以3元/斤等于375元一石，八石才为一两银子，那么一两银子就等于3000元，250万两就等于750亿元。

    750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著名的广州塔俗称小蛮腰建造大概花费30亿，我们考虑一下通货膨胀的问题就算他等于31亿，那么750亿也就等于是造了24座广州塔。

    广州塔建造了4年，那么20年的工期就等于是把24座广州塔叠在了一起造。无法想象，朱棣这位铁血帝王的内心是多么的孤独。想要生母得到宽慰，在另一个世界得到朱元璋的认可，即使不认可，也过得好一点，所谓视死如事生的道理。

    著名表演艺术家雍正皇帝的扮演者唐国强老师在演之前前研究了雍正的一生看了很多关于他的书和资料后评价，之后才把雍正演得如此传神，唐国强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说：雍正帝他的一生是人格上孤独，行为上孤独，由于一直被人怀疑得位不正所以一直缺乏安全感，兢兢业业一生，就是为了能够得到父亲康熙帝的认可。

    以此作为参考，不难发现对比下其实朱棣的内心是有多么的煎熬。他这一辈子造反前当燕王的时候杀敌，造反时杀人，当皇帝即位前疯狂杀人，即位后又是各种大手笔。

    私下以为他其实最终为了的，不就是那一天阎罗勾魂，他去到地下，可以获得两位母亲的支持，父亲朱元璋的认可。哪怕是默认而已，他只是想着证明自己能做得比别人好。

    中国的父亲大多都愿意承认男孩子的优点，一味的指责男孩子这里不如人，哪里做不好。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好，其实是为了能孩子能更加优秀，无形中给与压力，乃至于说你这里不如我，哪里也不如我。

    不愿意正面的肯定孩子，潜意识里或许只是为了激励他，所以很多男孩子穷其一生只为得到父亲的认可。朱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里不是为朱棣的篡位行为平反说好话，是对于这个历史事件本身，不带任何主观感情色彩，站在一个上帝视角来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个问题。

    朱棣修建的应天府南京城里的大报恩寺，这个皇家寺庙，然而大殿的门常年是关闭的。只有朱棣亲临祭祀的时候才打开正殿的大门，里面供奉祭祀的就是他的真正的生母，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

    几百年来穷尽考证也无人知晓，至今成谜团。但是说是碽妃的说法流传最广，根据的考证是：

    碽妃在《明史》中不见记载，姓氏不详，“碽”也许是姓氏，也或许是封号，这位地位高贵却又不见于正史记载，令人生疑。

    明代史学家张岱也曾去过孝陵，亲眼看到了孝陵神位的排列顺位。

    张岱在《陶庵梦忆》一书中记载：“近阁下一座，稍前，为碽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姙，为己子，事甚秘……”

    张岱考证认为，明成祖朱棣出生的时候，马皇后也有孕在身，于是就把朱棣收养在自己身边，对外宣称是自己所生的儿子，这件事在当时属于宫廷秘密。

    正史没有碽妃的详细记载，笔记类野史则振振有词。不是百分之百，这个话也不是笔者说的。实事求是的说，很多正史上的东西看他记载的出发点，或许真实度存疑。但是往往是文人墨客无意中留下的记录也许才是历史真正的真相。

    后世的人们，或许能在这一块有的文献记载中，翔实考证，几方对比，通过文物或者其他文献佐证才能得到真正的历史真相。

    其中民国学者陈作霖在《养和轩随笔》一书中记载：“予幼时游城南大报恩寺，见正门内，大殿封闭不开。

    问诸父老，云：‘此成祖生母碽妃殿也。妃本高丽人，生燕王，高后养为己子。”

    陈作霖说他幼年时到南京大报恩寺游玩，发现正门内的大殿一直封闭不开，咨询一些当地老人得知，这个大殿是祭祀碽妃地方，碽妃本是高丽人，生下燕王朱棣，后被马皇后收为养子。

    明朝时任主管礼仪太常寺官员撰写的《南京太常寺志》记载了孝陵神位的排列顺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是皆享于陵殿，掌于祠官，三百年来未之有改者。”

    正中的神位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左边第一位是淑妃李氏，她之所以排在左侧的首位，是因为她生了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三个儿子；右边首位是碽妃，生明成祖，这个顺序三百多年没有改动。

    再如《枣林杂俎》记载：“孝慈高皇后无子，即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亦李淑妃产也。”从这段记载可以得知，马皇后没有生育，她所谓的四个儿子，都是嫔妃生育。

    《南京太常寺志》这本书后来遗失，但是《国史异考》、《三垣笔记》等史料延续了这一说法。

    《三垣笔记》还特意强调指出：南明弘光元年即公元1645年正月初一，学者钱谦益到孝陵拜谒，他发现孝陵神位的排列顺位和《南京太常寺志》所记载的完全吻合。

    也就是说，右侧首位是碽妃，很显然，碽妃的地位仅次于李淑妃。

    然而关于明成祖的生母，还有元顺帝妃洪吉喇氏、翁氏等说法也有，反正此事是千古谜团皇家秘闻，关乎朱棣一系的统治合法地位，后续的明朝帝王也没有这个闲工夫去动摇太宗皇帝后来改成成祖皇帝的合法地位，也没有必要去动成祖皇帝的帝位，动摇朱棣的帝位，那么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又从何而来？所以这个问题至今是个悬案。

    传说朱棣心心天天晚上做噩梦，梦见朱元璋责罚打骂他的母亲生了这么一个忤逆的儿子，心魔作祟久久心不能安。

    虽然尽管今天的人们大体无从确信的知道朱棣的生母到底是谁。但是我们能从文献的记载上，大体窥视出朱棣的亲生母亲应该不是马皇后，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让解缙改史，或许就是为他自己寻求那一丝丝的安全感吧。

    提起永乐大帝人们晶晶乐道的还有编纂《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万国来朝，五征漠北，迁都北京等等大手笔。

    后文会有讲述，这里要再早早写出来的是，朱棣刚登基时候的一系列大案。

    靖难之役以后，朱棣初步坐稳了帝位，然而忠于建文皇帝的旧臣余部依然忠于建文帝，他们不甘心失败。认为朱棣这一系的人抢了皇位，就算是朱棣再如何安抚，忠于建文帝的旧臣，有血性骨气的那一批人，就是死也不可能去当朱棣的官。

    更何况这个时候，朱棣的基本政策是只要是与建文帝有关，只要是靖难余孽。认为通通都是不安稳的因素，这是皇权之争，不可能不做，做就要做到底，本着宁枉勿纵原则办事的官员，一下子抓了大几万人。全部搭配到奴儿干都司去给戍边的军士做苦力活。

    搭配充军路上被饿死的，冻死的无算。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奴儿干都司是什么地方，真的这么恐怖吗？

    在明初的时候，奴儿干都司真的很恐怖。前文介绍过，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虽然向外扩张，却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也没有任何高尚情操的动力。元朝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是掠夺财富和满足征服欲望，一个以旋风般快速崛起的元朝帝国，一座巍然耸立的、庞大的帝国大厦，以同样旋风般的速度轰然倒塌。

    后来起义造反成功的朱元璋时期建立的起初的明朝版图是相当于宋朝鼎盛的时代那个版图面积在中原大地，任何一个朝代，在兴起之后大部分会继承前朝的领土，甚至会有所开拓。但明朝却没有做到。元朝那么大的疆域，明朝控制的非常有限。

    当时的疆域也就是人们常说两京十三省的疆域范围。

    之前父亲明太祖朱元璋设置辽东都司以经营辽东。并多次进军黑龙江流域，招抚当地土著部落，势力一度抵达大兴安岭、松花江流域。

    明成祖永乐七年即公元1409年开始设奴儿干都司，下辖130多个卫所，将东北疆扩充至外兴安岭、库页岛等地。

    奴儿干都司就是如今东北的苦寒之地，要知道大规模开发东北使得北大荒变成北大仓还是新中国建国后的事情了。

    当时的北方之地只有戍边的将士，还有流放的罪人才放到哪里去，犯人们可谓是面对的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加上水土不服，又缺医少药，又是属于内地强制迁移过去的罪人，不但要面对恶劣天气及自然条件的挑战，还要应付野兽的袭扰。因为法律意义上，原来这养尊处优的官宦子弟都是朝廷的罪人，所以要再加上军士们的奴役。生活可谓是极为艰苦。

    那么活下来的人，仇恨的矛头自然就指向“十恶不赦，造反弑君，千古罪人”朱棣了。

    前朝余孽到底该不该处理，怎么处理？其实也是朱棣头疼不以的一个大问题。显示自己的仁德，他们不会认的，只要有机会还会到处联络搞出事情来。惩罚重了，将来史官会要记的永乐一朝杀人无数，又株连无辜残暴无道。即使这一朝的人不写，将来也会有人写的。

    朱棣本来就是打着清君侧的幌子起兵造反的，天下谁都不怕，会怕到地下去见朱元璋吗？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可以预见的是他最害怕的就是这帮大多数的读书人搞事情，乱了他儿子孙子的江山。

    真的会是这样的吗？“大明风华”showtime

第五十三章 孙若微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说起明朝孙若微的这一辈子，太过于精彩。简直是可以用明朝版的“慈禧太后”来形容她成为太后当权之后权倾一时的霸气，这个形容准确应该是比“慈禧”还要厉害。

    算起来她的一生经历过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六朝。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大明风华”以至于最开始的名字叫：《大明太后孙若微传》。

    与武则天比孙太后没行“牝鸡司晨女主越权”的事，和慈禧比她没有为了权利荣华而把国家的前途葬送。

    北京保卫战，续了明朝200年国祚，保存大明金瓯无缺，奠定了后世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爆起暴揍丰成秀吉的入侵朝鲜的军队，狂妄野心，被打得大明服服帖帖，上一次日本被打服帖，还是唐朝时候的白江口大战。被打服帖的日本后来近500年不敢对中国有异动。

    常言道没有过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巧的是笔者对这三个历史女强人都有过无论是文字还是影视亦或是文献资料的研究。

    关于这六朝皇帝们的的后续故事，除了以孙太后的一生为线索，后续文字也将以更高的纬度将大幕徐徐展开。

    朱元璋励志故事是现代成功学的教科书试的必须学习的人物，可是他的成功之路普通人学不来。

    这口陈年老心灵鸡汤，一般人学个皮毛必定受益无穷。就说心狠手辣干掉所有合作伙伴这一条，心怀不满的人可以就把学的人门堵死。

    现在要说的大明一代贤后孙若微的人生鸡汤，那也是开挂逆袭之路。

    而且是那种超强大女主逆袭：在靠夺权成功的超级霸道总裁的束缚下强行逆袭成功。然后在在人格上征服继任的霸道总裁，可惜生下的儿子是天真的纨绔子弟，轻小人信不争气，把大明集团几乎赔了个精光。为了集团的全局利益把位置让给别人的儿子当总裁，光是这份曲折和魄力，一般人能学到三成，都是非常成功了。

    故事从孙氏这个名字说起，也就是电视剧中的孙若微，孙皇后在史书上并没有留下名字，孙若微只是电视剧杜撰的不要当真。

    孙皇后是山东邹平县人，她的父亲孙愚曾经在永城县做过主簿，幼年的孙皇后就以美貌闻名永城县，没有人不知道。

    而宣胖胖朱瞻基的外祖彭城伯张麒恰恰是永城人，张麒夫人自然也听说过孙皇后，在某次进宫探望闺女太子妃张氏即后来的诚孝皇后，闲聊中谈到孙主簿家美丽的小孙姑娘。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太子妃就命人把才十来岁的小孙接进宫中养育。小孙可能比小太孙朱瞻基小两岁，小太孙朱瞻基生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小孙大约在永乐六年到八年进宫，两人的确算是青梅竹马。

    还有一种说法是：

    河南永城县主簿孙忠之女。孙氏自幼在永城长大，并因容貌绝美、恭谨贤淑而闻名县里，渐渐地便引起彭城伯夫人的注意和喜爱。彭城伯夫人是诚孝张皇后即明仁宗朱高炽之妻，朱瞻基的母亲，时时出入宫廷，某次在跟女儿闲聊时，偶然间提起了孙氏，并对她大加赞扬，张氏听后颇感兴趣。

    这里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后世正史《明史》上记载的和当时实录的《明会要》、《明英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明史后妃传》等史书资料记载的事情，就连她的父亲叫孙忠还是孙愚，还是名忠字愚都搞不清楚？那为什么孙氏连个名字都没有呢？

    反观第一任皇后胡善祥，宣宗恭让皇后胡氏，名善祥，兖州府济宁州人。就记载得这么清楚？是刻意为之，还是另有隐情？

    以上问题没有解决，新的疑问又来了。按照《胜朝彤史拾遗记》中的记载，孙氏入宫后由太子妃张氏亲自教育宫廷礼仪长达七年时间。

    这一点值得怀疑，因为历史上以贤惠闻名的张皇后并不怎么喜欢孙氏，后来还处处给孙氏难堪，照理说如果孙氏是出自她的门下，断不该如此。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张皇后为了应付母亲的安排，所以勉强承担抚育任务。

    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司天监禀报说后星将出现在山东，朱棣当即命太监前往寻觅，结果发现赋闲在家的前锦衣卫百户胡荣三女儿胡善祥就是天象所示的后星，于是便诏她入宫。同年，朱瞻基大婚，胡善祥被册封为皇太孙妃，孙氏被册封为皇太孙嫔。从胡善祥和孙氏的出身来历来看想必大家就能很清楚，这两人并非“大明风华”中所说的姐妹关系。

    评心而论，文学创作毕竟不是正史，笔者反复强调所写的本书尽量还原历史的事实，在有限的历史资料文献考古发现上较真，尽力还原。“大明风华”无可厚非在笔者看看是视野比较全面，改编得比较精良，在尽量尊重历史原型的前提下改编的一部好剧了。虽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在文学改编的大框架下，是一部好剧。但是不是一部严谨的历史剧。完全还原历史，尚需要更多人，更细致的努力。考古研究，文献考据，文物修复等诸多学科的一起努力。

    成年人的字典里，没有容易二字，正如笔者写如此冷门的主题，自然是没有多少人看的道理。尽可能的还原历史，要知道考古研究等枯燥乏味的工作又赚不到很多钱，博不到很多名的工作，很多人不愿意穷尽一生去做。

    暂时先不梳理她们的关系，把视野先拉回到既雄才大略又毁誉参半的朱棣永乐大帝和一路辅助他上位的“黑衣宰相”——道衍和尚姚广孝。

    登基称帝之后，这位人格上孤独一心只求内心安定的帝王，据传最好的朋友是僧人姚广孝，最乐意去的地方是老和尚的鸡鸣寺。

    原来在北平的时候本来就崇信佛教的他就喜欢往还是小和尚的姚广孝主持的庆寿寺跑。

    老和尚早年，那还是元至正八年即公元1348年，年仅十四岁的姚广孝剃度出家，法名道衍。拜道士席应真为师，学习阴阳术数。

    一个僧人出家后，不老老实实吃斋念佛居然还曾跑去跟道士学习阴阳术数。看来明朝的和尚都不怎么甘于寂寞。

    所谓阴阳术数内容庞杂，包括算卦、占卜、天文、权谋机断等等，在古代所谓阴阳术数都不是正经人学的事情。比如苏秦跟随鬼谷子学习纵横术，苦读《阴符》；张良从黄石公那里得到并学习《太公兵法》；刘伯温学习《六甲天书》和《奇门遁甲》。话又说回来，哪一个正常的和尚会拜道士为师呢？

    前文提过事实上，他本就不甘心做一个“正常人”。

    他。登山，则必达绝顶；击水，则随江入海。做谋士就要让主公主宰天下，自己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可与孔明、张良并肩的超一流谋臣。

    做，就要做最厉害的。即便为此要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后来公元1375年即洪武八年，朱元璋诏令精通儒书的僧人到礼部应试，姚广孝以通儒僧人的身份被明太祖召入京师，但却没被授为僧官，只获赐僧衣。1380年，经僧录司右觉义来复、右善世宗泐推荐，入天界寺，谋一僧职。

    公元1382年即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的最爱大脚马皇后病逝，也是朱棣法统上的嫡母。明太祖伤心之余马上下旨挑选高僧随侍诸王，诵经祈福。当时，道衍得到僧录司左善世宗泐的举荐，并与燕王朱棣相谈甚欢，便要求随朱棣前往北平。姚广孝到北平后，任庆寿寺住持，时常出入燕王府，与朱棣密谈。

    有一次，这个少年和尚正在嵩山寺游历，路上遇到了明代相面大师袁珙。袁珙一看见这小和尚吓了一跳，相士袁珙见到他说：

    “这是哪来的奇异僧人！三角眼，形态如同病虎，必然嗜好杀戮，是刘秉忠这类的人，将来一定是位大人物啊！”语出《明史·姚广孝传》。

    前文说过，袁珙相士说他是刘秉忠一样的人物。刘秉忠是什么人？元朝开国元勋，元帝国的设计师、曾规划了北京城。而后来老和尚也负责了迁都北京事宜，并一手规划了今日北京城布局。

    按说佛门弟子应该慈悲为怀，听别人说自己喜欢杀戮，早就跟你开撕。可是这和尚听了居然哈哈大笑，喜不自胜。可见这和尚还真就是个危险分子，心里装的不仅有佛祖，更有许多的血腥。

    他，是要站在高山之巅，以天下为棋盘，以王侯为棋子的男人。

    他的法号叫做道衍，后来明成祖朱棣赐给他另一个俗家名字——姚广孝，人赠外号“谋僧”，又叫他“黑衣宰相”。众所周知是他一手帮助朱棣策划了“靖难之役”

    如今老和尚靖难建功，要知道帮朱棣谋的帝位，就是犹如文王的姜子牙一般的人物。如果不是大明有铁律异姓不得封王的话，朱棣恐怕要封他一个王当当，朱棣本来是希望他还俗在朝为官的，还赏赐千金美女给他，老和尚都不为所动。

    每天都是穿上官服，过午门进奉天门去到奉天殿上朝议事。下了朝又脱下朝服穿上僧衣袈裟回到寺院打坐念经。

    有一年他到苏湖赈灾时，前往长洲，将获赐的黄金全部分发给宗族乡人。

    在外人眼里是一个十足的怪人和蛊惑番王起兵造反阴险恶毒的坏人，可是在朱棣这么一个极度孤独缺乏内心安宁的铁血帝王的眼里，姚广孝是最可以信任的人。

    洪武年间，姚广孝途径北固山，赋诗缅怀古贤，抒发志向。诗云：谯橹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萧梁帝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同行僧人宗泐听后说：“这岂是佛家弟子说的话！”

    与其说朱棣与姚广孝的相处是心心相惜志趣相投，还不如直白的说是阴谋家与野心家的相遇，如鱼得水那真是一拍即合。

    前文有说公元1382年即洪武十五年，跟随朱元璋一生最爱的女人马皇后病逝。朱元璋下令选拔高僧陪同皇子王爷们，一同为马皇后诵经祈福。

    这也许是道衍和尚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机会。当时担任僧录司左善事的宗泐举荐了他，而他由此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男人——燕王朱棣。所谓“金麟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道衍与朱棣见面后相谈甚欢，这两个不凡的男人已经相遇，一番大事业已经在冥冥中注定了。这一年，道衍48岁，他已经熬的够久了，一肚子智谋憋得没处发泄。燕王朱棣挑选随侍僧人，经过道衍和尚的时候，道衍马上说了句话，立刻吸引了朱棣的注意力。

    “燕王殿下，贫僧愿意追随您。

    燕王没有料到有和尚会这样，问道：“为何要追随我？”

    “贫僧有大礼相送。”

    “哦？”尚属于年轻的燕王更好奇了，一个和尚能有什么礼物可拿来送给他这位王爷呢？

    “贫僧要送王爷一顶白帽子。”

    朱棣脸上变色，低声问道：“你到底是何人？想找死么？”

    道衍把不便说的话玩了个文字游戏。“王”字头上扣个“白”字，乃是“皇”。朱棣自然会意。

    道衍把不便说的话玩了个文字游戏。“王”字头上扣个“白”字，乃是“皇”。朱棣自然会意。道衍面对朱棣的斥责笑而不答，开始自顾自的打坐。他太了解燕王这种人了，作为朱元璋的儿子，怎么可能没野心？果然，不一会儿，朱棣自己就找了回来。“跟我来。”事实证明，野心家的朋友也只会是阴谋家。不久后，道衍跟随朱棣前往北平，任庆寿寺住持。如果他真的老老实实做主持，日后可能就不会发生那场战争了。偏偏道衍这个住持并不满足于每天青灯古佛、木鱼念经。他经常出入燕王府，与朱棣密谈，旁人都要退避。谈的自然是朝堂大事。

    朱棣需要道衍这样的谋士来帮助他，因为虽然贵为燕王，但接近权力中心的他处境并不安稳。

    若是天要你当皇帝，管民心作何？

    前文说过尤其在开国皇帝朱元璋驾崩后，皇位传给了朱棣的侄子朱允炆，史称建文帝。

    朱允炆上台后，为了集中自己的皇权，听从齐泰和黄子澄的建议，开始实行削藩。可是，要知道，削藩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件棘手的大事。

    之前，西汉初年，汉景帝听从晁错的《削藩策》，要将刘邦当年分封给诸侯王的领地收归中央，结果引发了“七国之乱”。汉景帝皇位都不稳了，不得不腰斩晁错。之后，清代有康熙削三藩，惹得平西王吴三桂举兵造反，半壁江山沦陷，大清险些被推翻。

    但年轻的朱允炆显然没有充分考虑这些。他上台一个月，龙椅都还没坐热乎，就开始动手了。周王朱橚、湘王朱柏、代王朱桂、齐王朱榑、岷王朱楩相继获罪，被废除藩国、贬为庶人，其中湘王不愧是朱元璋的儿子不堪受辱，举家自焚而死。建文帝并不在乎，他只是想巩固自己的权力。满满的成就感和自信心在他的胸膛中膨胀起来。一切都那么顺利，看起来似乎还会一直顺利下去……

    但他低估了自己另一个其实实力最强的叔叔朱棣，更没想到在叔叔背后有着一个智谋无双的和尚。

    其他藩王被削后，燕王朱棣唇亡齿寒。为了躲避朱允炆的注意力，采用了装疯等方式。唯独与姚广孝相处之时卸下了伪装，有一天看着窗外的冬日景色出了神，随口吟道：“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在一旁的姚广孝马上接了下联：“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

    朱棣犹豫不决，说：“此时民心都在朝廷那边，我能怎么办呢？”

    道衍的回答是：“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我只知道上天要让你做皇帝，管它所谓的民心作何？

    道衍又让当年给自己看过相的袁珙和占卜奇才金忠前来，为朱棣预测吉凶。朱棣这才下定决心，要向皇位进军。

    道衍需要一个乱世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如果没有乱世，他就要创造一个！这就是道衍和尚的志向。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道衍和尚的力劝，朱棣也许就会在所谓的“民心”面前屈膝，将自己的藩国交出，而沦落为一个不知名的皇亲国戚，何来历史上的永乐大帝？

    公元1399年6月，燕王府的护卫百户倪谅告发朱棣谋反，朝廷下令要逮捕燕王官属，幸亏都指挥张信向他偷偷报了信。

    事到临头，已经没有退路，反！

    朱棣决意立刻起兵，这时，忽然风雨大作，燕王府屋檐上的青色瓦片被吹落下来，砸得粉碎。碎瓦，历来都是不祥之兆。朱棣大惊失色，难道天意注定他起兵必败么？要知道在古代封建迷信思想可是非常重的此时，又是道衍出来为朱棣定心。他说：“这是大吉之兆啊，此乃飞龙在天，才会有风雨相从。青瓦落地，说明要换成皇帝用的黄瓦了！”

    民心阻碍朱棣起兵的时候他不管民心只管天道，如今天意不祥，他又生生把凶兆解释成大吉之兆。管他呢，反正就是要造反。

    心一旦有了方向，整个世界都要为他让路。这也许是成大事者的相通之处。

    在道衍和尚的鼓励下，朱棣竖起“清君侧”大旗，以诛杀齐泰、黄子澄为名，号称“奉天靖难”。而道衍则负责留守北平大本营，辅佐世子朱高炽。这年十月，朱棣带兵攻下大宁城，而朝廷的南军主帅李景隆则趁机攻打北平。道衍指挥将士守城，丝毫不乱。又在夜里用绳子将军中勇士从城墙系到城外，与朱棣派回来的援军内外夹击朝廷军队，斩首无数。

    然而，尽管陆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造反三年后，朱棣的大军仅仅占据了北平、保定、永平三个郡而已。而朱允炆仍然占据全国大部分地区。当时朱棣的军队正在攻打济南，可苦战那么长时间，都打不下来。

    论兵力、人才资源、物资储备，朱棣都远远落于下风。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朱棣的燕军势必被朝庭围困剿灭。当不上皇帝倒是次要，能活命就算老天保佑了。这可咋整？所幸还有道衍！这个当初极力劝他起兵的人，关键时刻终于又送给他一份大礼，让他一飞冲天。

第五十四章 迁都大事、老和尚和皇太孙

    说在前文，一直以来笔者都强调。本书解读历史更应该像李贽一样，摆脱陈旧和愚昧的思维，才能客观地评价一个人物。如果我们今天还像明清时期一样，以有没有帮助篡没篡位来衡量历史人物的道德，那我们依然是皇权的奴隶。

    前文说过，姚广孝也就是道衍和尚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大战略：不要再跟这些人耗下去了，我们应当直取京师！那里兵力空虚，一定可以攻打下来。进军虽然有抵抗，不是很顺利。但是有官宦内侍通风报信，燕军还是直逼南京。

    “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三》

    意思前文解释过：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场战争说白了就是朱家人自己抢皇位的战争，天下那些图名图利的人，才不会管什么正义不正义。只会最终看是谁当了皇帝。

    现在说来道理其实简单得不行，只要玩过类犹如梦三国、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等类DOTA游戏的读者都知道这个道理。杀人头，死死磕纠缠通通都没有意义，自己方死丢的人头再多，只要推掉对方基地水晶就赢了。纠结人头什么的那都只是都是战术问题，不是战略问题。如果没有拿下对方基地，输在了和别人争人头上，被人磕得输了游戏，那不是不是就是被拍键盘骂的对象？

    这就是这个最简单的道理。

    另外还有就是大明朝立国初年建文朝的忠臣死硬份子毕竟只是只是少数的，绝大多数还是考虑自己的身价性命富贵的。都是朱元璋的子孙当皇帝，谁当不是当？那也正统卫道士们反对，又有什么用？直接拿下南京城控制了朱允炆，让他禅让，接下来不就是朱棣说什么是什么了？

    天下的番王，诸将还说什么有什么用？说到底也就是内部的皇位之争而已。老朱家的最高皇位之争，关你们什么事？大刀一挥，奸臣的下场看见了吗？知道方孝孺老和尚求情都没有用了吗？

    在姚广孝的战略部署下，朱棣转战徐州，后来在淝水、灵璧接连大胜朝廷军队，而后直捣黄龙，渡江夺取京师，一举成功！

    老和尚这一手，有赌的成分在里面，也有他坐镇后方辅佐世子朱高炽守北平的功劳，也有他布局全国的谋划。三管齐下，然后朱棣没有后顾之忧，挥师南下。

    可见，当遇到困境的时候，一味撞南墙并非最佳选择，转换一下思维也许就会海阔天空。

    攻取京师后，建文帝在大火中下落不明，而朱棣登基称帝，姚广孝则被任命为僧录司左善世。姚广孝终于实现了他的承诺，将”白帽子“送给了朱棣。

    但道衍自己，却并没有享受荣华富贵...

    在朱棣登上皇位的过程中，道衍可称居功至伟。后来，朱棣几次远征蒙古时，姚广孝依然选择都留在南京，辅佐那位胖胖的但是心地仁厚的太子朱高炽监国，为朱棣免除了后顾之忧。

    永乐二年，朱棣加封道衍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并赐名“姚广孝”。但是，跟姚广孝交谈时，朱棣从来不直呼其名，总是称他为“少师”。可见朱棣对姚广孝有多敬重。后世多称呼他为姚广孝就是如此来的。

    如此一来就说清楚了，老和尚和太子朱高炽的关系。那么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自然和老和尚平日里亲近的时候多。

    官方正史里关于朱瞻基的基本资料还是很全的：

    明宣宗朱瞻基公元1399年3月16日－公元1435年1月31日，号长春真人，和那个铁木真时代的丘处机道长是一个道号，明成祖朱棣之孙，明仁宗朱高炽长子，明朝第五位皇帝公元1425年5月29日-公元1435年1月31日在位、书画家，年号“宣德”。

    开上帝视角来看这位“蟋蟀天子”的命不长，他们仁宣父子的命不不长，可是当时是看不出来朱棣的这个大胖孙子会命不长的。说他孙子命不长，那就是嫌自己命太长了。

    朱瞻基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是朱高炽当时是燕王封地的继承人，这个世子的帝位是朱元璋钦定的。朱瞻基是朱高炽与其嫡妻张氏所生的长子。

    在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父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曾经作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的父亲洪武帝朱元璋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在古代，大圭象征着权力，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并对他说：“传世之孙，永世其昌”。

    朱棣醒来以后正在回忆梦中的情景，觉得十分吉祥。忽然有人报告说孙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马上意识到难道梦中的情景正映证在孙子的身上，他马上跑去看孙子，只见小瞻基长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脸上一团英气，朱棣看后非常高兴，忙乎：“此乃大明朝之福也”。这件事对朱棣下决心发动靖难之变有着很大的作用。

    既然天命在我朱棣，咱这一脉的子孙后代能坐上那个大明最高权利宝座，拼他一把全家都是享福！赌输了全家一起上路。

    笔者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西晋时代的八万之乱，八位藩王反了十六年，可是谁也没有当皇帝，最终的结果是导致西晋政权的亡国。再比如，西汉景帝期间的七国之乱，七个王爷造反，结果汉景帝只用了三个月，便将这场叛乱平息了下去。以后，唐、宋和元朝，也还有很多的藩王造反，直到明朝的建文朝朱棣清君侧靖国难以前，可以说没有一例是成功的，以后也没有。

    要知道朱棣这是在豪赌，番王起兵成功就只有他朱棣一人而已。

    靖难之役的成功老和尚姚广孝居功至伟，辅助世子朱高炽坐镇北平，幕后遥控天下时局，前文重点说过很多次了，为什么一直强调。就是因为朱瞻基与姚广孝在野史上有的记载很多，而不见于正史。

    姚广孝有多厉害相信读者有目共睹，那么朱瞻基得了和尚的指点，在权谋方面有没有不为人知的手段？咱们慢慢讲来。

    打下南京后，朱棣其实一直不喜欢在南京待着，说是南京湿润多雨到处发霉，不如北平干爽。

    实际上朱棣决定迁都北平是大手笔，奠定了中国后世的首都格局，1949年10月1日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为全世界瞩目。

    定都北京的决定，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不迁都？为什么是旧都？为什么不是南京或者其他地方呢？直到现在都有说法要迁都云云。

    为什么如此说，其实早在朱棣时代就有了解释：

    永乐迁都又称明成祖迁都北平，是指明成祖朱棣将明朝的首都从南京迁往北平，是具有中国历史重大意义的事件，其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迁都北平，有利于控制全国的政局，同时有利于抗击北方蒙古人的南侵，也有利于经营东北地区。

    前文重点说过，自公元938年石敬瑭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后，北京一带已有约430年不在汉族政权的控制之下；而靖康之难后，整个华北地区也已经有近250年由异族统治。永乐迁都后，北京及其周边成为明朝的核心统治地域，汉族政权对华北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赞成成祖迁都的意见认为，由于首都距离长城很近，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管理和调动军队抵御侵略。成祖就曾以北京为基地五次北伐北元的残余势力，北京在军事指挥上的优点是处于后方的南京无法比拟的。同时，天子戍边的气势以及皇宫和先帝陵寝俱在前线的事实，使朝廷上下在面对危机时更有抵抗的决心，例如土木堡之变明军覆灭及皇帝被俘之后，明朝坚决地组织了北京保卫战，而不是像西晋、北宋一样放弃北方。

    而反对者则认为，一方面迁都北京给明朝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北京地位陡然提升，令整个北方防线在向内收缩的同时也向北京集中，反而破坏了明太祖时北方边防的均衡配置。明宣宗放弃开平等三卫后，长城以外明军再无据点，令北京暴露了两翼，也失去了战略纵深，使京师长期处于外敌的直接威胁下，同时也是明中期鞑靼在大漠、明后期女真在辽东坐大的重要肇因。

    无论正反双方的依据意见如何，定都北京都奠定了中国后世至今600余年的基本领土格局。对于控制北方领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要知道北方有个不安分的邻居也在极速扩张，几百年后就会与中国接壤，它以前只是被成吉思汗打趴下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国家而已，在中原王朝眼里只是化外夷狄而已，蒙古人此刻才是心腹大患。

    选定北京，这里边有着太多的理由和依据。而且一代伟人以其见微知著的远见卓识，对新中国首都的选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伟人对北京信心十足：“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于是，***带着他的班子“进京赶考”了。他说：决不当李自成，要“考个好成绩”。

    把都城迁到北平，就是的原来的大都，重新建一座宫殿。这不是一件小事。

    要知道原来朱元璋心目中的帝国中心不是南京，元璋晚年曾多次派朱标去考察长安和洛阳哪一个更适合作为都城，只不过这事还没定下来，朱标就薨了。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朱元璋小农思想作祟，富贵不还乡，锦衣如夜行。想把国都迁到凤阳，现在的凤阳还有一座规模远超北京、南京的明中都遗址，现在考古发掘依然在继续，相信不久的将来就能彻底解开为什么朱元璋突然停建中都凤阳，花力气补建南京紫禁城的原因了。

    很遗憾，这两座故宫现在都只留下残垣断壁，其中的故事后续再讲。

    现在朱棣想要迁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问老和尚的意见。

    回到标题迁都大事、老和尚和皇太孙，这一个事儿两个人似乎扯不上关系，就是要扯也是太子和老和尚的事儿。

    朱标当年不就是权倾天下的太子吗？这种大事怎么还有隔代布置的？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太子身体确实不好，老和尚老了，只能提意见，朱棣不太信任其他的儿子。反而是对这个尚未册封，空有一个太孙名号的孙子朱瞻基比较疼爱。

    于是永乐七年即公元1409年，尚未被正式册封的朱瞻基跟从明成祖巡幸北京，明成祖令好孙儿朱瞻基观看农家耕种所用农具及田家衣食，并作《务本训》赠给他。

    这里暗示的意思很清楚要他好好体会民间疾苦，当年朱棣的老爹朱元璋就是这么培养老大太子朱标和四子朱棣的，现在作为爷爷的朱棣就这么培养孙子。

    如此明示暗示迁都事宜，其实暗地里的原因，就是和尚头上的虱子，谁都清楚。南京不是新皇帝朱棣的根基。朱棣的原来的封地在北平，只有在北平他才能安心，南京城里那些潜伏在暗处的建文的余孽们，无时无刻都在想干掉这个无父无君大逆不道的篡位者。

    他们全家人的性命，大臣们的命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威胁，都老了谁还天天穿着软甲，带着刀剑上街。指不定什么时候路上就被干掉了。

    老和尚作为迁都事宜的总策划人，心里是有本帐的。他想做超越吕尚、管仲、乐毅那样的人物。蜀汉的诸葛亮、曹魏的司马懿、本朝的刘伯温其实都不是他的目标。

    后世人们说起明朝，津津乐道的是“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或是认为大明朝廷有骨气，比后来的朝代强得多，治隆唐宋一点都没说错。也有人认为明朝末代皇帝是真的蠢，不会跑嘛？非得死扛。这些功过且不评说，单说这个格局，就是朱棣的魄力、老和尚的智慧一起谋划的。

    而最初被默认为执行人的，就是尚未被册封的皇太孙朱瞻基。

第五十五章 “好圣孙”大明可旺三代

    永乐七年的一日。

    顺天北平之行回程结束的路上，路途上燕山盛景，雄关豪迈的情景让人皆为之一振。

    爷孙二人骑马而行，感情融洽说笑一路，略为前行半个马身的朱棣穿了一身为了方便骑马没有护臂的龙纹明光甲，腰挎一柄十字龙纹错金银鱼腹刀。朱棣胯下坐骑为颜色墨黑身材高大健硕的西域马，战马半身披甲，蹄子扬起一层灰尘。

    朱瞻基则是一身无华丽纹饰的鱼鳞铁甲，腰悬一把普通的雁翎刀，马鞍处坠一副十五力装饰雕刻精良好劲道的槽壩弓，箭囊里白羽箭矢满满当当。骑着一骑枣红色的未披甲咱大明自个儿养的战马，慢半个马身伴随朱棣的步子。

    他们身侧护卫的亲军卫队都是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挑选出来的好手、锦衣卫，绵延数里。皆身具戎装高度戒备。一股肃杀之气扑面而来，好一派皇家威严。

    一路走的是官道，官员行人皆下马下车下轿匍匐在路边让开道路。

    朱棣兴致不减，心里妥妥的是欢喜，可就是登基称帝一来关于迁都事宜就一直是他心头的大事，于公于私也皆是大事。

    “猴崽子，爷爷这里带你重游顺天，感觉如何呀？”

    朱瞻基则一脸谦恭顺从的样子，脸上带着一副刻意“谄媚”的笑容，规规矩矩的回话。

    “在爷爷的圣明领导下，顺天长城一线防务稳当，且不说固若金汤，也是铜墙铁壁的。那些个鞑靼，瓦剌，兀良哈部的人能老老实实好些时间，不敢南下袭扰我大明边疆。”

    听朱瞻基如此回答，朱棣有几分嗔怒道：

    “猴崽子，爷爷我是让你说顺天老家如何，谁让你说防务了。”

    一边从马鞍处抽出马鞭，做就要势向朱瞻基举起来。

    “嗨，爷爷您是说这个呀。老家挺好的，听说爷爷打算迁都，孙儿我第一个赞成。您看呐，顺天府的位置正好顶在长城防线的后腰上，只要哪里有异动，只要关城前线卫所依托城防能顶住，我京师三大营就可以快速前往支援。”

    听罢了朱瞻基的回话。朱棣颇为满意的点了点头，收了收缰绳。

    “算你猴崽子总算是没把打仗的战略忘到狗肚子去了。”

    “爷爷圣明”

    饶是如此，朱棣心里依然拿不定主意，他心里明白。太子身体不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蹬腿走了。如果把皇位传给太子朱高炽，他二叔朱高煦是不会服气的。

    太子万一那天不声不响的提前走了，汉王势大，消息泄露。即使是太子登基了当上课皇帝，也难保汉王朱高煦不会反了，朱棣活着的时候他就敢搞小动作，更何况是朱棣身后事。

    由此观之自己的孙儿朱瞻基是极有可能打不过军中威望甚高的的汉王爷二叔朱高煦的。

    这个时期他心里一直没有底，一直在想办法帮孙子铺路，化解这一难题。他不想他的儿孙里再重现一次靖难之役。老子造反得的天下，儿子也是有样学样。依样画葫芦夺了哥哥或者是侄子的天下。

    一个儿子的位置、孙子的位置真的无关紧要，帝国动乱，好不容暂下来的稳定局面，又乱了。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

    这个让朱棣一直朦胧头疼的问题，迟迟下不了决心正式册封太孙。

    前文多次提过，朱棣这个皇帝是人格上孤独的皇帝，他不太信任自己的儿子，因为汉王爷朱高煦野心勃勃。

    生怕自己百年以后，后世子孙会唱自己的反调，有样学样搞太子的事情。自己两腿一蹬尘归尘土归土，管不了身后的事情。儿子们搞事情。原来朱元璋钦定的燕王世子现在的大明太子朱高炽，身体不好，史书上说他有消渴症，其实通俗说就是高血糖及尿糖病，导致很肥胖。

    《明史》、《成祖实录》上都有记载，说太子需要有太监搀扶才能走远路。消渴症只能养，不能断根，在明初的时候这个病是绝症，就是今天看来也很棘手。

    这一日，朱棣实在是为这个事情头疼，就问他比较看好的文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

    可是这三杨通通都是太子府出来的属官，通通都是铁杆的太子党，朱棣不是昏君自己都想不明白的事情，不能听一家之言呐。

    前文提过的解缙，洪武二十年即公元1387年，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名列榜首称解元，可谓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

    明初洪武二十一年即公元1388年中进士，而且是时人公认的大才子。曾经主持编修过为朱棣找即位合法依据的《太祖实录》，现在可谓是受宠一时，好不风光。

    早在朱元璋在世的时候就非常器解缙，命其常在身边。一天，朱元璋在大庖西室，对解缙说：“我和你从道义上是君臣，而从恩情上如同父子，你应当知无不言。”

    次日，解缙即呈上万言书，主张应当简明律法、并赏褒善政。朱元璋读后，称赞其才。不久，解缙再次呈上《太平十策》进言。

    解缙初入仕时，曾指责兵部僚属玩忽职守，尚书沈潜对此极为恼怒，上疏诬告解缙。明太祖朱元璋由此也责备解缙“散自怒”并贬他为江西道监察御史。韩国公李善长因罪被朱元璋处死，解缙代郎中王国用上疏为李善长辩冤，他又代御史夏长文革疏《论袁泰奸黠状》，历陈御史袁泰蔑视朝纲，贪赃枉法，陷害忠良之罪。袁泰受到处罚，对此怀恨在心。

    朱元璋认为解缙还缺乏涵养，必须修身养性，闭门思过，否则会成为众臣攻击的对象。其实是朱元璋在有意保护解缙。

    洪武二十四年即公元1391年，朱元璋召解缙父亲进京，对他直说：“大器晚成，若以尔子归，益令进，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话里的意思是：事业晚些成就也不是什么坏事。今天让你儿子回去，让他好好精进自己，再过十年以后再来表里，成就仕途也不晚嘛。其实这里是朱元璋看透了解缙性格里的缺陷，希望他能藏自己的锋芒，老练一点日后留给儿孙有大用。

    解缙只好随父回归吉水。在老家八年，他闭门著述，校改《元史》，补写《宋书》，删定《礼记》。这八年里，其实他的内心是一直向往建功立业的。

    洪武三十一年即1398年，朱元璋病逝，解缙进京吊丧。时明惠帝即建文帝朱允炆临朝，袁泰乘机进诲言，攻击解缙“诏旨，且母丧未葬，父年九十，不当舍以行。”

    朱允炆听信诲言，贬解缙为河州今甘肃兰州附近卫吏。所以就为以后解缙投朱棣铺了一个钉子。

    建文四年即公元1402年，当时的礼部侍郎董伦为朱允炆所信任，在朱允炆面前为解缙说了不少好话，这样，解缙才被召回京师复职，任翰林待诏。

    永乐元年即1403年，明成祖朱棣登基，解缙升任翰林侍读。随后成祖建立文渊阁，解缙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等进文渊阁参预机务，明朝内阁制度由此开始。

    不久，又迁为翰林侍读学士，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列女传》，这本《太祖实录》编纂修改的重要性前文提过了。书成朱棣大赏赐其银币。银币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得到的赏赐，前文说到过银子不是永乐朝的流通货币，这是一种荣耀。其后又主编朱棣视为自己文脉传承的《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后明成祖亲自撰写序言并赐名《永乐大典》，由朱棣亲自赐名可见它不是一套普通的书，它的成书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书本身而已。

    它是朱棣决心修一部巨著彰显国威，造福万代。宗旨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最初令解缙主持编纂最初时规模147人，一年后修成《文献大成》，但朱棣亲阅后甚为不满，钦点姚广孝担任监修，同时编纂队伍扩大到了2196人累计达3000多人，直到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全书于永乐六年即1408年才抄写完毕。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永乐大典》有关宋元的史料极为丰富，清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准，并专门成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开始时人员为30人，后又增加9人。清人修的《四库全书》就是为了压制它的光芒，可是《永乐大典》的成就是抹杀不了的。

    《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元代的堪称一代宏典的《元经世大典》，虽《大典》中仅存片断，亦可为研究元代典章制度者用以取证。元代另一部巨籍《元一统志》，原书近八百卷，记载元代地理区划、沿革以及山川河渠、物产土贡、往古遗迹等甚详，也是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永乐大典》作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最为成熟的类书，其价值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几点。即便是现存的残卷，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医学、语言、地理等方面也堪称丰富的宝藏。

    《永乐大典》为朱棣的文治提供了巨大的依据，传说朱棣常说修好了《永乐大典》我也好去地下见太祖高皇帝。

    说回到解缙这个人。

    早在永乐二年即1404年，解缙晋升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为内阁首辅，这是他仕途最得意之时。

    朱棣曾经召见解缙等人说：“你们七人朝夕相处，我经常在宫中称赞你们的勤勉谨慎。要知道呀。往最初谨慎容易，而最终仍然能保持下去的则很难，希望你们能够共勉。”

    于是各赐五品官服等。恰逢立春时，朱棣赐其等金绮衣，与尚书地位相同。此后内阁进言，朱棣均虚心采纳。

    早在永乐三年即1405年就是顺天府之行的三年前，朱棣召解缙入宫。

    “去！把谢学士给朕叫过来。”

    陪侍的宦官赶紧的一路小跑去找解缙过来面圣。

    虽然磋商立太子之事。当时明成祖的意思是想立次子朱高煦为太子。因为朱棣心里清楚得很，朱高煦军中威望很高，又有军队的实权在手。将来如果老大登基，朱高煦发难造反，当了皇帝的太子一家绝无活命的道理。

    见到朱棣的解缙仍直言说：“为长，古来如此。皇太子仁孝，天下归附，若弃之立次，必兴争端。先例一开，怕难有宁日，历代事可为前车之鉴。”

    朱棣听后面有些不悦，脸色有些难看，挥袖背过身去，对此议犹豫不决。

    解缙为说服朱棣，只说了一句话：“好圣孙！指的就是朱瞻基！”两人相视而笑。

    最后朱棣同意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次子朱高煦为汉王，并令解缙撰写立储诏书，以告天下，从此朱高煦深恨解缙。

    当时恰逢朱高炽带领明朝大军讨伐安南，解缙上疏劝阻，朱棣不听。随后讨伐成功，并设置郡县。当时太子虽立，朱高炽表现并不令朱棣满意。此时朱高煦更受隆宠，礼秩超过了嫡亲标准。

    解缙上疏劝阻朱棣说：“启争也，不可。”朱棣随即大怒，称解缙是在离间骨肉，对解缙很有意见。

    到了永乐四年即1406年，朱棣赐黄淮等人二品纱罗衣，而独不给解缙。淇国公邱福将朝廷机密“传达延外”，朱高煦却嫁祸解缙“禁中语”五年，解缙又被诬为“试阅卷不公”贬为广西布政司参议。

    临行前，礼部郎中李至刚因与解缙有宿怨，又诬陷解缙，故即改贬交趾今越南，命他去督饷化州。

    等于就是打发到了帝国边陲地段去了，皇家传位的大事轮不到你一个外姓人来指手画脚。

    如此一来可怜的谢学士历史上就背上了一个“杨修”式的人的恶名。如何客观公正的看解缙这个人，相信史料都摆出来了，各位读者老爷自有公论。

    总而言之，这一场立储风波就由“好圣孙”这三个字定下来了。也为后来谢学士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这里暂且不提。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个小小的个人的荣辱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无足轻重，谁还会记得解缙高中解元乡试的那一刻第二名是谁；即使地位高如皇帝，谁还能准确的记得前朝的元宁宗叫什么。

第五十六章 劈波斩浪深蓝大洋 成就大明海疆

    郑和下西洋，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重要篇章。今天的海上丝绸之路，有的航线就基本与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契合，如此壮举怎的不让人神往呢。

    其实我们走向海洋的历史自古有之，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已能用火与石斧“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说的是先祖们可以横截断大型木材做成独木舟，用于航行。

    船舶技术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木帆船的逐步诞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海上运输与海上战争。到秦汉时代，出现了秦代徐福船队东渡日本和西汉海船远航印度洋的壮举。有甚于日本人本身都承认徐福是他们的先祖之一，格外隆重的礼敬。至于日本列岛的先祖起源世界考古学已经有定论，这里暂且不表，有兴趣可以自行查证。徐福有没有到过日本至今存在争议，但是他们本国主流是承认的。

    继续发展到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东吴船队巡航台湾和南洋，后秦、东晋高僧——法显从印度航海归国，中国船队远航到了波斯湾。从随唐五代到宋元时期，中国航海业全面繁荣、海上丝绸之路远届红海与东非之滨。

    到了大明永乐宣德年间的咱们常说的“郑和七下下西洋”就更加波澜壮阔！大明市舶司正使郑和率领浩荡的宝船船队，遍访亚非各国。这一航海盛举，不但将中国古代航海业推向顶峰，而且在整个人类航海史上，竖起了一座永垂史册的丰碑。

    那么如此壮举是如何开始，又为什么戛然而止呢？怎么就有说法说中国因此错过了大航海时代的史诗征途，又对我们今天的人们有什么启示呢？

    如此种种追本溯源，要说清说起郑和下西洋这一大明永乐皇帝朱棣直接下旨支持的伟大航海行动，就无论如何绕不过大明市舶司正使、宝船船队指挥使郑和这个人：

    郑和，公元1371年-公元1433年，出生日期死亡年月至今存疑。有一主流说法本姓马，唤作马保。为明成祖朱棣赐姓郑，世称“三保太监”又作“三宝太监”，云南昆阳州今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人。明朝太监，航海家、外交家。

    郑和年轻时从侍燕王朱棣，有智略，知兵习战。后在靖难之役中有功，升任为内官监太监。

    公元1405年即永乐三年至公元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郑和六次作为大明市舶司正使太监、宝船队指挥使下西洋。

    公元1425年即洪熙元年后，郑和任南京守备太监，公元1430年宣德五年受命第七次下西洋，一说在途中于公元1433年即宣德八年卒于古里国，今南京牛首山南麓郑和墓或为其衣冠冢。

    郑和能文能武，披甲上马可以杀敌，扬帆下海可以搞外交。作为朱棣的从北平顺天府起兵时候的老人了，一生不怎么信任臣下的朱棣，对郑和是极为信任。

    前文说过，内修永乐大典、疏通大运河、迁都顺天府，下西洋五征漠北讨伐安南，从这几件大事是上帝视角看朱棣二十二年的功绩，也是我们后人臆测朱棣能有脸面去地下见朱元璋的大功绩。

    然而我们朱棣这个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出了名的不择手段的君王，对儿子都大臣都格外猜忌，事事都要掌握于鼓掌之中。但是对于郑和他第一是极为信任，第二是经济上大力支持。

    要知道几万人的船队出海，若是哪波涛浩渺浪极风高，船队完蛋了。大明永乐皇帝投资的的银子就等于是丢到了海里。若是郑和有私心，几万人的武装力量，在海洋的那一头建个小国也不是不可能的，为何朱棣如此放心郑和，他作为一代雄才大略的君主，难道就不知道秦朝的赵佗几十万岭南军团带出去直到大秦要完了，都未见匹马回来救援。直接就在西南立国了。

    大明朝当时一年就大约7500万两白银的收入，通运河为迁都做准备，修缮黄河堤坝，震灾。筹备北征的战事，这些处处都要花钱。支持郑和需要的是真金百姓，贯彻永乐大帝的意志。布国威于四方，寻找建文帝的和下落，最重要的是开拓明朝的海防版图。这着固然重要，但是机遇和风险并存，朱棣他这么一个心机控制欲极强的人，怎么就如此放心呢？

    另外就是在明朝初年那个时间阶段来说，一个汉族为主体的陆地型国家形态里出现对海权贸易的建树是很难能可贵的。

    朱棣为什么要支持郑和下西洋？真实的原因是去声势浩大的去找寻建文帝吗？恐怕就是苏门答腊一个普通的没有任何文化的种甘蔗的蔗农都不会相信。

    解答以上的种种疑问，必须从明朝最初的政策开始刨根问底。首先说来明初的外交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但在邦交理念上有所不同。

    先搞清楚，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以后积极、主动发展与藩国的邦交关系，对周边国家采“不侵占”的态度，并在《皇明祖训》中开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有等级秩序的、和谐的理想世界秩序。

    有观点认为，明廷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和平外交模式，影响有明近三百年。也有观点认为，“不征”是明朝对内设定的最优外交目标，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武力；明朝的目的在于以武力为后盾，力争以不动兵戈的方式实现威服众邦，构建以明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格局；而具体交往模式的选取，又与交往对象在明朝外交层级中的位置有关。

    靖难之役中夺得皇位的朱棣，锐意沟通域外国家。早在郑和之前，朱棣就派遣尹庆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出使了古里、满剌加这个小国当时尚未建国，又于永乐二年即公元1404年，出使了爪哇和苏门答腊。

    在郑和下西洋初期，明成祖又南征安南，将之纳入明王朝版图。“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后续的下西洋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

    对于朱棣这种实用主义的帝王而言，朱元璋的《皇明祖训》对他没有什么约束力，刚即位就把十五个“不征之国”的安南打趴下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没有永远的那啥只有永远的那啥，任何条约保证在历史上永远都是一张废纸。小孩子才看对错，大人之间只看利益。

    明代初期，由于布衣天子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此外，元末时江南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海船建造业，到明初更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官营造船业，除南京龙江宝船厂外，在苏州、松江、镇江等地均设有官厂。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

    其实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受到西洋诸国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中国对不能自行生产的香料等物，也有较大的需求。

    所以在这种供求关系的促使下，沟通南洋诸国的任务就应运而生了。有需求也需要技术的支持，就而言科技条件。

    当时明朝承接元朝的技术积累，造船业的发达，罗盘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航海知识的增加，明太祖于公元1389年编制的《大明混一图》就是实例，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条件。

    先进的造船技术，在郑和下西洋前，中国造船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约在唐代，中国人已经发明水密隔舱、车船、平衡舵、开孔舵。

    在船型方面，宋元时期，中国海船的船型已经定型，其中以福船、沙船、广船最为著名，被认为中国古代的三大船型，又尤以福船应用最广、影响最大。在海船船壳结构上，中国海船采用搭接法，形成“鱼鳞式”结构，亦称“错装甲法”结构，从而使船壳板联结紧密严实，整体强度高，且不易漏水。

    咱们的船舶载重量也相当可观，南宋时已可达万石以上，万石是什么概念呢，换算成今天的计量单位大概是1000吨的水平，要知道在后世1000吨的舰艇也是大船了，当时的欧州最大的最先进的卡拉维尔帆船才50吨的样子，只能载50人以内，如此规模只配给当时的大明宝船当救生艇。

    在载客量上，大海船可载乘客千人，在船舶人居环境上，中国海船可以做到生活设施齐全，配备洗漱设施，设有可以携带家属的幽雅客房，备有充裕的食品，甚至在船上养猪、种菜、种药材、酿酒，以及种植盆景以供观赏。

    与同时代任何国家的航海规模和探索范围，大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可以说得上的翘楚。那么这次伟大的远洋行动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寻找建文帝下落的说法主要出于猜测，莫须有而已的话。那么宣扬国威说则有原始史料根据。对于宣扬威德这一点，学界有多种解读。其一，认为下西洋是为了“通好他国，怀柔远人”，践行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并认为所谓“耀兵异域”的说法应该有所修正。其二，认为这从根本上出于朱棣本人的好大喜功，即有脸下去见朱元璋。即以天朝上国自居，而令蛮夷国家畏威怀德、输诚纳贡。使得周围小国臣服，历来都是帝王们的理想治国目标，能做到的皇朝帝王真是屈指可数。其三，认为下西洋并非出于“夸多斗靡”的目的，而重在宣扬德化。

    另外还有持军事目的说得的说法，据此有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是针对帖木儿帝国而采取的行动，具体又包括联络印度抗击帖木儿等说法。但郑和下西洋开始时，帖木儿本人已经去世，其继承者则同明朝关系友好，加之该国已经开始分裂，帖木儿帝国不再对中国西陲形成威胁。

    此外，朱国祯，明朝万历崇祯年间学者高级官员。朱国祯他认为郑和下西洋有避免张士诚旧部通倭的用意。郑一钧，当代学者与，其父合编有《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郑一钧进一步指出，明初对南粮北运采取海运方式，永乐年间则先后改为海陆兼运和单行漕运，让不再负责运粮的海员参加郑和船队，可以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并避免他们铤而走险、勾结倭寇等等；但他同时认为，这些只是郑和下西洋的积极效果，而非其动因。

    李新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明史学会理事。过往研究方向有明代政治史、制度史、历史地理，近期研究方向为明代科举与官僚文人。李新峰则结合下西洋与明成祖北伐在时段上的关系，推测朱棣或许对以南方军士为主体的水军缺乏信任，故在皇帝离京、北伐时尽量派水军出洋以消除隐患。

    笔者认为寻找建文帝或许有，但是做给当时的所有人看的，上述列举所有经得起推敲的的原因，或许才是下西洋的真实目的。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即公元1405年7月11日，大明提督市舶司正使太监郑和，第一次受命下西洋。

    一艘艘艨艟巨舰展示大明威严的宝船从母港刘家港缓缓扬帆起锚，一艘艘宝船主桅杆上“朙”字大旗迎着海风飘扬。

    上百艘大小宝船缓缓离港，向着大洋深处驶去。

    永乐三年即1406年六月，郑和宝船船队，顺风南下，到达爪哇岛上的麻喏八歇国。

    爪哇古名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为南洋要冲，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商业发达。

    当时，这个国家的东王、西王正在打内战。东王战败，其属地被西王的军队占领。郑和船队的人员上岸到集市上做生意，被占领军误认为是来援助东王的，被西王麻喏八歇王误杀，计一百七十人。郑和部下的军官纷纷请战，说将士的血不能白流，急于向麻喏八歇国进行宣战，给以报复。

    “爪哇事件”发生后，西王十分惧怕，派使者谢罪，要赔偿六万两黄金以赎罪。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师不利，而且又无辜损失了一百七十名将士，按常情必然会引发一场大规模战斗。然而，郑和身负永乐皇帝的秘密使命，怕一旦大开杀戒，沿路西洋各国恐惧明朝前来侵略，之后又得知这是一场误杀，鉴于西王诚惶诚恐，请罪受罚，于是禀明皇朝，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处理这一事件。明王朝决定放弃对麻喏八歇国的赔偿要求，西王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感动，两国从此和睦相处。

    爪哇岛三宝垄纪念郑和六百周年活动组委会成员向记者谈及此事，都十分敬佩，说郑和对各国不论强弱亲疏，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即时两国发生冲突，仍能保持极大的克制，委曲求全，以理服人，表现出对邻国的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使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我们定居在这里也感到脸上有光，我们以郑和为骄傲。

    印尼的学者认为，郑和舰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特混舰队。而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仅有锡兰今斯里兰卡一次，而且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的防卫性作战。郑和在处理“爪哇事件”中，不但不动用武力，而且不要赔偿，充分体现了郑和是传播和平的使者，他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礼仪，以及“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