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主父偃的死，公孙弘算是出了大力。
公孙弘常常说“君主之患在于心胸狭窄，人臣之患在于不知节俭”。他虽为高官，但盖的是布缝的被子。不光如此，他吃饭时，最多只有一个荤菜。汲黯在朝上公开骂他说，公孙弘位及三公，俸禄之丰厚不在话下，可是他却盖布被子，这明显是沽名钓誉，是欺诈！面对汲黯的怒骂，公孙弘可是脸色不红不白，毫无变化。
于是武帝问他，这都是真的吗？
公孙弘趋前拜谢：“汲黯所说句句是真。我位高权重、家资不菲，可是却盖布缝的被子，这的确是欺世盗名之举。九卿里面，跟我最要好的莫过于汲黯，可是他如今公然在朝上批评我，也的确是一针见血，击中要害。从前齐桓公以管仲为相。管仲这人以前家里很穷，当了丞相后却非常重视享受，他的奢侈程度放眼整个齐国只有齐桓公可以与之相比。因为任用管仲，齐桓公得以称霸，这也是对周君是僭越。到了齐景公时候，晏婴为相。晏婴与管仲不同，管仲奢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却每餐不吃两样以上的荤菜。他的妻妾也从不穿丝织的衣服。晏婴所行，是向平民百姓看齐，能够与民同甘共苦，所以齐国再次强盛起来。现而今，我做了御史大夫，却盖布被，这是使上下官吏泯除贵贱的错误举动。汲黯批评得很对，他若不是忠心耿耿、直言不讳，陛下到哪里能听到这些话呢？”
公孙弘这些话，完全可以配上一段音乐来听，不，他是说的比唱的好听。武帝便听得陶陶然，认为公孙弘这是有意谦逊，修养非常好，所以更加厚待他。
经过了两次出使的打击，此后公孙弘每次朝议，都不再直接反驳武帝，而是自己先拣好几种方案，让武帝自行抉择。武帝更加喜欢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品行忠厚，熟悉律令，更加重要的是，武帝是“外儒内法”“王霸道杂之”的，而公孙弘每每能从儒家典籍中抽取论点对法文律令加以修饰，真是既实用又好看。
有一次他和汲黯一起进见武帝，两人分工明确，汲黯先提出问题，公孙弘则将问题清清楚楚完完整整地阐述一遍，听得武帝非常高兴。又有一次，他与公卿事先约好，一同向武帝提意见。结果公孙弘到了武帝面前，从武帝的脸色语调上发现了蛛丝马迹，于是“阵前倒戈”，净挑武帝顺耳的话说，与几个同僚大唱对台戏。
汲黯大骂道：“齐国人（指公孙弘）狡诈而无真情，他本来与我们一起提建议的，现在临时变卦，真是虚伪至极。”
武帝向公孙弘看过去，公孙弘昂然道：“知臣者明白臣是忠臣，不知臣者便以为臣是奸臣。”武帝听了，心里甚喜，从此对他更加亲厚。后来终于拜他为丞相，又封他为平津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公孙弘病死在任上。他的儿子公孙度继承了平津侯的爵位。
明显就是其爹干的好，其子享福！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接下来我就说一下刘安，此人的所作所为给其后人所带来的结果跟公孙弘正好相反。
祖上无德，子孙有遗殃！
刘安，是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长的儿子。刘长谋反被文帝发配到边疆，因而绝食至死。刘安的造反，不光是因为觊觎皇帝宝座，其中也有为父报仇，甚至帮父亲“圆梦”的成分。
刘安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招致天下贤才以为宾客，修了传世名作《淮南子》（也称为《鸿烈》或《淮南鸿烈》）。《淮南子》共二十一卷，阐述和改造发展了先秦道家思想，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塞翁失马”的典故就是出自这本书。
不过，刘安修书的目的并不单纯。武帝是崇儒的，他接受了董仲舒“大一统”的理论。这个“大一统”就包括政治的大一统，就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就是一般的诸侯王对此也会非常反感，更别说刘安这样有心造反的人了。因此，他修《淮南子》，用道家思想做鼓吹手，是为了从理论上、思想上来对抗武帝的崇儒和大一统。《淮南子》所阐释发展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就是为了反驳武帝的“有为”政治，给诸侯国的存在提供一个理论上的合理性。
当然，造反不可能光凭一本书取得胜利，所以刘安日夜都在秘密地招兵买马，等待时机。武帝刚刚登基的时候，由于他“崇儒抑老”的新政推行太过急切，引起了好黄老之道的祖母窦太后的不满。刘安选择在这时候入朝，就是为了打探长安城里的消息，怕自己错过了夺取政权的时机。
这时候的武帝根基不稳，非常危险，连他的心腹、母舅田蚡都采取了骑墙观望的姿态。田蚡对刘安说：“现在皇上还没有儿子，王爷您是高皇帝的孙子，仁义道德天下莫不称赞。一旦皇上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么继承皇位的舍您其谁呢？”刘安听后非常高兴，对田蚡大加赏赐，田蚡固然也是乐不思蜀，两人都在心里各自盘算。
武帝身体一向强健有力，且当时不过二十出头，何来“三长两短”之说？可见，当时的空气里有着政变的味道，而武帝最终度过了这个劫。
没过几年，田蚡死了。刘安失去了在中央的眼线和助力。不过，他的造反计划还是按着步骤进行下去，并不有丝毫懈怠，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
王娡入刘启太子宫前，与金王孙生有一女，但她为了荣华富贵，毅然将此女抛弃。武帝的宠臣韩嫣提醒武帝有这么一个姐姐，武帝便发动人力将她从民间找了出来。王太后这个叫金俗的女儿也已经生了女儿。王太后出于补偿心理，就想把这个外孙女嫁给皇族，盼她和自己一样得享荣华。于是将她嫁给了淮南王刘安的儿子刘迁。
刘安生怕武帝的这个外甥女将自己的造反计划给抖了出去，那么一家人只有死路一条。刘安想出了一条计策，他让儿子刘迁冷落这位“民间公主”，自新婚以来就不与她“同入洞房”。刘安“听说”此事后大怒，于是把刘迁和公主关在同一个房里。刘迁当然继续拿着冷眼扫视公主，不与她亲近。公主忍无可忍，只好请求刘安把她送回长安。刘安表面上把儿子臭骂一顿，还不停地向公主道歉，不过送还是要送的，而且选了几匹千里马，将公主送回了家。
一场危机，就此解除。
不过，马上刘迁就为刘安惹来另一场危机。刘迁好武，自幼习剑，总认为天下已经没有敌手。恰巧刘安的宾客中有一位天下闻名的剑客名为雷被。刘迁技痒难耐，总想跟雷被一较高下。但雷被深明官场之道，所以总是拒绝刘迁的比武。他明白，赢了输了都不好，赢了的话，以刘迁的小心眼，日后肯定会与自己为难；输了的话，自己从此在淮南王府将无法立足。但刘迁死缠烂打，无奈之下，雷被只好同意比试。
刀剑无眼，雷被一不小心，就刺了刘迁一剑。大失面子的刘迁从此就把雷被记在心里了。
雷被知道自己的处境，于是总想找机会离开淮南。正逢武帝征召天下勇士抗击匈奴，雷被于是向刘安请辞，说要北上参军。害怕谋反的消息漏出去的刘安当然不同意，不光如此，他还封锁整个淮南国，不许任何人离开。
雷被害怕了，于是不顾一切出逃，来到长安，向武帝告状。雷被告的不是刘安，而是刘迁，他告的也不是刘安谋反，而是刘迁阻止自己投军报国——他认为刘安拒绝自己都是刘迁在背后搞鬼。
武帝于是叫人将刘迁拘捕到长安来审讯。消息下达到地方，寿春县县丞却上书武帝，说交通不便，不如在当地提审刘迁。这县丞大概是被刘安收买了。可是朝廷派给刘安的淮南国相却不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坚持要把刘迁送入长安。刘安哪里肯同意！于是搜罗罪证，一纸状书将国相告到朝廷。武帝使廷尉将国相拘到长安受审。到了廷尉署的国相，首先就报告了刘安造反的诸多迹象。
其实，武帝这时候早已零星收到刘安造反的消息，不过现在的淮南并不是景帝时的吴国，刘安根本搅不出多大动静来，武帝看在亲戚情分上，也就由他去了。这时候事情都摆在台面了，武帝于是派了一个“中尉宏”去淮南巡查。
刘安早就收到消息，等到来到淮南，他立马好酒好菜地伺候着，于是中尉宏随随便便地在淮南逛了一圈，转身就回长安复命去了。
事情好像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实情远远比这要复杂得多。朝上百官认定了刘安造反，想要把他法办。武帝就算有心袒护，但也不好太过违拗百官的意思，于是下诏削掉刘安的两个封县。
这下彻底刺激了刘安，他立马决定造反。不过造反也是需要军师的，刘安为自己选的军师就是伍子胥的后人伍被，他曾参与《淮南子》的编著，是个文武全才。伍被根本就不同意刘安造反，因为在他看来，如今海内承平，武帝威望一日高过一日，想凭借着小小的淮南来造反，根本是以卵击石。
刘安这时候根本听不进任何善意的劝解，他把伍被的父母关了起来，强迫伍被一起造反。伍被不得已，只好答应为他出谋划策，但是他仍没放弃劝解刘安的努力，他问刘安，您和当年的吴王刘濞相比，谁更有钱，谁的军力更强大？刘安不说话，他心知肚明自己比不上刘濞。又问，当今天子如今行大有为之政，朝堂之上，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人才济济，请问在这方面，您与当今天子相比如何？刘安看了一眼关在囚牢里的伍被，转身走了。这时候，刘安或许有所醒悟，可是他的孙子却把他造反的消息告到了朝廷。
这个孙子名叫刘建，是刘安长子也是庶子的刘不害所生。世子刘迁是嫡子，深得刘安的喜欢，刘不害则刚好相反，刘安一见到他就添堵，心里不舒服。“这样的家伙怎么能做我的哥哥？”刘迁看着刘不害也不自觉地皱起眉头，因此一有机会就要欺负刘不害。刘不害早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也就无所谓了。但是他的儿子刘建看不下去了，于是把刘安造反的事情告到了长安。
刘安无奈下只好与衡山王刘赐联合起兵。仓促之下造反岂能成功？不久刘安就在绝望中自杀了，而他的王后、世子和一众家人也都遭到族灭的下场。
第94章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在战场上，要想活命，首先就得不要命，“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在普遍运用冷兵器的古代尤其是这样。
霍去病就是“不要命”人物里一个典型的代表。“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掷地有声的豪言，曾激荡起多少代做着英雄梦的少年的热血。
霍去病与武帝有一种特殊的缘分，这不单单是指他的姨母卫子夫做了武帝的皇后，更是因为他出生的那一年，恰恰也是武帝登基的那一年。
霍去病的母亲是卫少儿，也同他的外祖母一样，在平阳公主家做女奴，而霍去病的父亲霍仲孺则是平阳公主封邑内的一个小吏。霍、卫两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并且生下了霍去病。
本来，霍去病该是与其他奴仆的儿子一样，继续做奴仆一了此生的，不过因为他姨母卫子夫受武帝的宠爱，奴仆血统的霍去病从小过的却是贵公子衣食无忧的生活。
可以说，霍去病是武帝看着长大的，也是武帝一手培养的，他与武帝的关系，可比父子。
武帝很早就注意到霍去病的军事天赋，想要亲自教授他孙、吴兵法，不过霍去病的反应大大出乎武帝的意外，他说，行军打仗，靠的是因敌因势，不需要拘泥于古代兵书。这话说得很有见识。
霍去病长到十八岁时，已是一个威武健壮的少年，无论是骑马打猎还是舞刀弄枪，他都是一学就会，一会就精。
公元前123年，匈奴又来犯边。武帝遂遣大将军卫青率李广、苏建等六将军出定襄、击匈奴。这一次，年纪轻轻的霍去病也随军出征。他被舅舅卫青带在身边，做了他的票姚校尉，手下率领精挑细选的八百个骑士，都是勇武擅骑射的人物。
卫青率大军两次出击，共斩杀匈奴一万九千余人。但汉军也有伤亡，苏建所率部队全军覆没，而原为匈奴小王的赵信更是投降匈奴。不过霍去病却在战场上获得了惊人的表现。他率领手下的八百骑士，偏离大部队，在黄沙滚滚的大漠里狂奔数百里偷袭匈奴，斩杀敌人共两千零二十八人，其中就有匈奴单于的祖父，更俘虏了单于的叔叔和国相。
虽说都是精英里的精英，但也只有八百人而已，手上这么点人就敢深入大漠与未知的敌人拼命，除了说明霍去病的勇敢，也说明了他的立功心切。
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虽然苏建的全军覆没和赵信的投降都让武帝颇为心痛，但霍去病的横空出世却让武帝看到了汉军下一代的希望和寄托，他慷慨地封霍去病为“冠军侯”，食邑两千五百户。所谓“冠军”，就是勇冠三军的意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武帝又派霍去病出征。霍去病再次孤军深入，他率着一万骑兵千里奔袭，冲出了焉支山。那里是匈奴休屠王的领地，霍去病与匈奴部队相遇，斩杀了折兰王、卢侯王等匈奴显贵，更获首虏八千九百余级，还得到了休屠王祭天用的金人。这年夏天，霍去病与老将公孙敖再次出击，两人各带一万人马。由于匈奴人被汉朝打得不断西迁、北迁，所以霍去病与公孙敖都是越追越远，他们奔袭两千余里，在祁连山附近杀匈奴兵三万余人，俘虏了七十余个小王以下的匈奴贵族。
这次战争之后，匈奴单于对浑邪王、休屠王的损失非常生气，想要杀他们泄愤。消息走漏，浑邪王和休屠王于是出逃降汉，把队伍带到了汉匈边境。武帝害怕此二人是诈降，其目的是趁机犯边，所以派霍去病率兵迎降。这时候休屠王突然反悔，想要回到匈奴，浑邪王于是趁机将他杀了，又收了他的人马，这时候霍去病刚好渡河赶到。浑邪王的手下见到霍去病来了，大多都不愿意投降汉朝，于是返身北逃的不在少数，浑邪王制止不了。霍去病便率军驰入浑邪王军中，见着逃跑的挥刀就砍，就这样，在杀了八千多人之后，终于没有人敢再逃了。由于这一次的功劳，武帝又增加了霍去病一千七百户的食邑。
这一年下来，匈奴人损失惨重，不光死了很多人，走了很多人，更丧失了植被优良的祁连山、焉支山等天然牧场。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失我嫁妇无颜色。”这是霍去病的屠刀带给匈奴人的痛苦呻吟。
赵信投降后，为匈奴单于分析了汉匈之间的实力对比，他告诉单于说，汉地广大，人口众多，社会富庶，而匈奴则恰恰相反，与之争胜，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此前伊稚斜单于一直奉行与汉朝硬碰硬的战争策略，结果战场上屡屡失败，付出了惨重代价。赵信的话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所以此后匈奴的对汉策略是回复到以前那种来去如风的抢掠，一击不中立马退回大漠深处，不与汉军纠缠。当时，为了避免汉军的远袭，匈奴人向北逃的更远了。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匈奴人入右北平、定襄，杀掠数千人后远遁大漠。武帝决定报复匈奴人，给他们一次致命打击，遂令卫青、霍去病各领五万骑兵远征匈奴。不光如此，还从民间私募了战马近四万匹，而负责接应的步兵和为军队转运粮饷的人加起来竟达数十万。这是武帝发动对匈战争以来的最大手笔。不过武帝显然更看好霍去病，因为配给霍去病的骑兵都是“敢力战深入之士”，想来其装备也要优于卫青部。
但是卫青的威望是多年累积下来的，所以李广、公孙贺等战功卓著的骁将还是归在他的旗下。卫青部出定襄，远走千余里后与伊稚斜亲统部队相遇于黄沙之中，两军列阵相持。当天傍晚，大风毫无征兆地猛刮起来，一时间黄沙漫天，伸手不见五指，匈奴人阵脚大乱。卫青则分出两股部队从左右包抄单于，匈奴大败，单于在数百匈奴勇士的护佑下从西北角遁逃。卫青发轻骑急追，整整一夜衔尾不放，但终无所得。是役也，汉军向北追杀至阗颜山赵信城而还，共斩杀匈奴共一万九千余人。
而在此过程中，李广因为没有向导，在半途迷路，所以当他来到战场的时候，大将军与匈奴单于的战斗早结束了。卫青欲上书向武帝陈明原因，李广却来个一言不发，当长史逼李广去军募府自述之时，李广自杀，“不复对刀笔吏”。一代名将就此身死。李广的儿子认为是卫青逼死了父亲。
上次出击匈奴的时候，苏建部全军覆没，按律当诛，不过卫青并没有杀他，而是将他带回长安，请求武帝亲自发落，最后武帝饶苏建不死，但令他“赎为庶人”。从卫青一贯的与人为善来看，他未必有意逼死李广。
而霍去病的五万大军在沙漠里纵横驰奔，终于在两千里外与匈奴左贤王相遇。霍去病凭着卓越的指挥能力和果敢的进取精神，将匈奴人杀得大败，获王级以上的共有三人，其余将军、国相等共八十三人，得首虏七万零四百四十三级，更在狼居胥山封禅而还，这是史无前例的大胜利。此后，匈奴彻底被打散了，再也无法凝聚成有效的力量与汉朝对峙抗衡了。武帝加给霍去病五千八百户食邑，以嘉奖他的盖世功劳。
可是此次出征，汉人也是损失惨重。出征时共有战马十四万匹，可回来的时候却不足三万；汉人杀匈奴人共九万人还多，可是汉家子弟也死伤数万。战争从来就不是只看谁的血多血少，而是谁能坚持到最后罢了。匈奴人没坚持下来，先败了。
此前的历次对匈战争加起来，汉人共杀匈奴十八万人，其中一大半都是后起之秀霍去病斩杀的。所以武帝日益亲厚霍去病，让他与卫青同领大司马衔。此前的卫青是“一枝独秀”的，所以霍去病的升，也就是卫青的降。对待这些浮云般的名利，卫青一向不在乎，所以他的故交、门客离开他而投奔霍去病，他也只是笑笑而已。
之前说李广的儿子李敢认为卫青逼死了父亲，所以曾暗中偷袭卫青，不过卫青只是受了轻伤，他能体会李敢的心情，没有将事情上报，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霍去病就不同了，有一次霍去病和李敢一起陪同武帝打猎，霍去病在背后放冷箭，将李敢射杀。武帝偏袒，为霍去病隐瞒了事实，只对外宣称李敢是被鹿给撞死的。
霍去病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战绩，并不能因此认为卫青的军事才华不如他。其实，这完全是两个人不同的性格所致。卫青宽厚仁慈，爱惜士卒，所以在他看来，孤军深入这样的冒险行为并非总是可取的，他只有在很有把握的时候才会出击。霍去病虽然出身贫贱，但是一直过的都是贵公子的生活，这让他与下层出身的士兵难免有隔阂，其表现为，当他归来的时候，辎重车里的酒肉都已腐臭了，可是却不断有士兵饥饿而死。与卫青相比，年轻的霍去病不懂得什么是“悲天”，什么是“悯人”。
也许是杀伐过盛，遭了天谴，年纪轻轻的霍去病忽然得了暴疾而死，那一年他只有二十四岁。霍去病死后，武帝非常伤心，将他的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以表彰他的战绩。霍去病的墓，就修在武帝墓的一旁，可见武帝对他的爱惜。
经过卫青、霍去病的连连打击，匈奴人的日子可谓江河日下，他们不断地向北迁徙，躲避汉人的追击，自此以后，匈奴人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对汉朝造成威胁了。
第95章奋不顾身的他
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
汉·李陵《答苏武书》：“然陵振臂一呼，创病皆起。”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奉命率领三万骑出酒泉，与匈奴右贤王战于天山，斩首万余人，然李广利本是庸才，经此一役，汉军亦损十之六七。
李广利回师南下时，又被匈奴军队包围，几乎全军覆没，幸亏假司马赵充国率将士百人拼死突围，打乱敌人阵脚，才终于捡得一条性命。
“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这时主动请缨，说愿意带领五千人出居延，接应李广利。原来，李陵虽有将才，李广利却只要他负责运送粮草，李陵当然无法一展所长。这下机会来了。
可是，打了这么多年，汉朝的府库早已虚了，可用的战马也越来越少。武帝对李陵说，没有那么多的战马。言下之意，是反对李陵出征。李陵这年只有二十出头，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况且祖父李广一辈子威名赫赫，却从未封侯，最后含恨自杀，这成了压在李家人心头的一块大石。所以，为了自己，为了家族，李陵没有退却，坚持要出关一战匈奴。
武帝最喜欢年轻人一往无前的气概，于是点头应允。武帝爱李陵之才，不肯让他白白送死的，于是下诏叫“伏波将军”路博德为李陵后援，在必要时接应他。可是路博德推说，如今是秋天，塞外草肥，正是匈奴兵强马壮的时候，出征不宜，不如等到明年春天，待其匮乏，我愿与李陵一起出征。
武帝阅览了路博德的上书，拍案大怒，他以为是李陵怕了，所以让路博德站出来推搪。
于是在没有战马，没有后应的情况下，李陵出发了。他并不害怕，因为虽然没有战马，但是他麾下的每一个士兵都是千锤百炼的精兵，每个人都配有当时最先进的强弩。然而，李陵没想到的是，这一走，便再也没能回来。
一个月后，李陵军与匈奴三万骑兵相遇在浚稽山。匈奴人多，遂将李陵部围在两山之间。李陵命军士在营前摆上辎重车阵，抵御匈奴骑兵的冲击。紧挨着辎重车后面的，是持戟荷盾的人墙兵士，人墙之后，列的是持着弓箭的士兵。每当匈奴骑兵想要冲过来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尽是如雨的利箭。弓弦嗡嗡之声不绝，匈奴兵应弦而倒，伤亡惨重。于是败退上山，李陵领着汉兵乘胜追击，杀了几千人。
匈奴单于怕了，原先他欺李陵人少，以为片刻就可把他拿下。哪知道他所面对的不是五千血肉之躯，而是杀红了眼的魔鬼。于是急调左右两部共八万余人，希望可以靠人海战术战而胜之。李陵部果然加速伤亡，不支后退。李陵问道：“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
李陵怀疑是兵士耽于妇人之乐而丧失了战斗力。早在一个月前，刚出征时，便有兵士将关东盗贼的妻子抢来，藏在车里，用以安慰“寂寞的旅途”。时士气已衰，需要血的激励，所以李陵将这些女子找了出来，全部杀头。李陵斩杀妇人，与项羽破釜沉舟一样，都是要告诉将士们，想要财货妇人，就冲出去！
果然，士气迅速回升，第二日双方开战，李陵部斩杀了三千余匈奴。
但是，人数上巨大的劣势是不可弥补的。李陵军虽然又杀了数千匈奴兵，但自身伤亡也不小，而弓箭越来越少，于是且战且退。匈奴损失惨重，单于就有了疑虑——这支汉朝精兵战斗力强悍，我们久攻不下，一点点追着他们往南走，难懂他们只是一个诱饵，在前面有着大队的兵马潜伏，就等着我们入套？于是有了退意。匈奴将领倒没想这么多，他们劝道，我们几万人打人家几千人，却打不赢，以后恐怕再也无法叫周边部落臣服，而汉朝也会因此更加轻视我们！
两军相持数日，匈奴又损失两千多人。匈奴这次真的想退了。而其实李陵此时也是山穷水尽，矢尽粮绝。
本来，胜利就在眼前，谁承想这时出了一个叛徒管敢。管敢为校尉所辱，一气之下投降匈奴，把李陵率部外强中干的实情都说了。于是单于不顾一切地发动总攻。汉军的箭矢仍如飞蝗，箭矢不可再生，可是总有射尽的时候。且匈奴军处在高山，居高临下，占尽了地利，他们的箭矢之密，从天上往下看，就像是泼往山谷中汉军的黑水！汉军溃了，“南撤，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如此，也就失去了最后的凭借。
此时的汉军只有三千人了，在没了强弩劲箭的优势之下，他们只能拿起短刀、车辐与匈奴兵肉搏，而他们身在峡谷，被匈奴前后堵住，再无退路！
站着的越来越少，倒下的越来越多，身边尽是狰狞死尸发出的恶臭，耳边尽是痛苦无告的呻吟。夕阳西下，李陵对着天边那一抹凄艳的血色，长叹说：“兵败，死矣！”已有了末路悲意。军吏劝道：“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浞野侯就是赵破奴，他曾被匈奴人俘虏，后来逃回汉朝，受到武帝礼遇。军吏提到赵破奴，其实是要李陵投降。李陵知道他的意思，说：“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
于是李陵“斩尽旌旗”，又将随身珍宝都埋了，慨叹说：“要是仍有几十支箭，我就可以脱身。现在无兵可以再战，明天我们只有受缚一途。所以大家四散逃了吧，各凭天命，定有能够逃出重围的人将我们的经历报告给天子。”
阴云蔽月，李陵与成安侯韩延年领着十几个人突出重围，后面跟着数千匈奴追兵。韩延年战死。李陵仰天长叹：“无面目报陛下。”遂降。
之后，武帝后悔没有及时救援李陵，说：“李陵出塞时，就应让强弩都尉去迎接。在朝廷下诏，才让老将路博德心生奸诈，使李陵军覆没。”于是派使者慰劳赏赐李陵军中逃回的士兵。
武帝误听讹传，诛灭李陵三族
李陵在匈奴待了一年多后，武帝派因杅将军公孙敖带兵深入匈奴境内，迎接李陵。公孙敖之军无功而还，说：“捕获俘虏，说李陵教单于练兵来防备汉军，所以我没有战功。”武帝误听信李陵替匈奴练兵的讹传，夷其三族。
道听途说，不辩真伪，枉杀李陵全家老小，致使李陵彻底与汉朝断绝关系。
其后，汉遣使者出使匈奴，李陵对使者说：“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说：“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李陵说：“乃李绪，非我也。”
陵曰：“归易耳，丈夫不能再辱！”
李陵与苏武交谈中有“我李陵虽然无能和胆怯，假如汉廷姑且宽恕我的罪过，不杀我的老母，使我能实现在奇耻大辱下积蓄已久的志愿，这就同曹沫在柯邑订盟可能差不多，这是以前所一直不能忘记的！逮捕杀戮我的全家，成为当世的奇耻大辱，我还再顾念什么呢”的表白。
这段话表明了李陵暂时委曲求全，以图东山再起，再报汉室的心迹。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汉昭帝即位后，向来与李陵友好的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派李陵的老朋友任立政等三人出使匈奴，借机劝李陵归汉。使节在酒席上抚摸佩刀上的环(寓意“还”)，触碰李陵的脚，大声说“汉朝已经大赦，中原安乐，主上年少，辅政的是霍光和上官桀！”李陵表示“吾已胡服矣！”(我已经是异国人了)而且以“大丈夫不能第二次受辱”的回应。
痛哉！休对故人思故国！
第96章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故事线条转回之前……
当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一传来，朝堂上一片压抑的沉默。
李陵的投降，无疑打了武帝一个响亮的耳光——几十年来，他不惜民力，不恤国本，与匈奴开战，为的不就是争那么一口气吗？可是李陵把他几十年来攒下来的这口气给放了。
武帝的眼睛冷冷扫过阶下的百官，众人立刻闻弦歌而知雅意，一时间“卖国贼”、“没骨气”等的词儿正气凛然地在朝堂上晃来荡去，唯有一人长身而立、一言不发，这个人就是司马迁。
司马迁是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司马氏世代为史官，最早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颛顼时代。武帝时始置太史令一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做了第一任太史令。司马谈学识渊博，其所作《论六家要旨》，对先秦以来的几家显学都做了系统的总结，并分析其短长得失，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司马谈有志于记录历史，很早就开始搜集材料，可是没能够真正着手写作时就病死在洛阳。司马谈死前，司马迁恰好赶到洛阳，父子俩得见最后一面。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说：“我们家世代为史官，难道我们的事业到了我这里就要结束了么？我死之后，你必然接着做太史令，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一直以来想写史书的事，这是扬名后世，光显父母以尽孝的大事！”
司马谈哭了，司马迁也哭了，他哽咽地说：“我虽然笨，但一定继承祖宗事业，不敢忘怀！”这一年，司马迁大约是三十五岁。
其实，司马迁早就为书写历史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司马迁早慧，十岁时便能背诵古书，到二十岁时，他周游全国，亲自到各地搜集历史材料，考察风土人情，所以后来他所写的历史才有那么的翔实而富有感染力。
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守丧完毕，出任太史令。一切都很顺利，他将要在任期内，凭着以往的所学和见闻，凭着广博多样的皇家藏书，写出一部前所未有的史书。没想到，不久便横生大变，改写了他的整个生命。
武帝注意到了静默的司马迁。
武帝问他：“你有什么意见？”
前些天，李陵以少胜多的骄人战果传入长安之时，武帝非常高兴，于是满朝上下一片欢腾，赞誉之声不绝于口。可现在呢？
只有司马迁站了出来，开始为李陵说话，大意如下：
李陵只有二十出头，他不顾个人的生死而赴国家之危难，这已经非常难得。他带着不满五千的步卒，深入匈奴领地，与十数倍于己的敌人交战，前后十余日，杀敌人数早已超过了自己部队的损失，匈奴被他杀得人仰马翻，上下震恐，这是为我天汉打出了威风，理当受奖。但是寡不敌众，李陵不得不节节后退。当箭矢射空，伤亡惨重的士卒仍不放弃，他们不恤身体，与匈奴奋力厮杀，争着赴死，当然是为了报答天子的恩德。李陵所立之功，即使与古代的名将相比，也毫不逊色。李陵是虽败犹胜，他乃将门虎子，这次投降一定不是出于真心，而是等待机会为大汉立功。
武帝听得不住点头，无奈司马迁还没有说完：“况且贰师将军率领三万人出征，随着他回来的兵士却所剩无几，可谓‘虽胜犹败’。”
这句话不说还好，一说就点到了武帝的痛点——贰师将军李广利是武帝一手捧起来的啊，司马迁拿谁比不好，偏偏选上了李广利。“这是在骂李广利吗？这分明是在骂朕，是在诋毁朝廷！”武帝一怒之下，遂将司马迁下狱，判了死刑。
在汉代，被判了死刑不是非死不可，要活下去有两种办法。一个是出钱赎罪，比如李广就曾以此换得一条性命，可是李家世代为将，家资不菲，而司马氏虽也世代为官，却都是“仆、祝之间”的史官，并不富有。此路显然不通。另一条路就是接受屈辱的宫刑。
生存还是毁灭？这要看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
司马迁很明白，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生命的意义全靠我们自己来赋予，靠我们自己的行动，自己的生命轨迹来填充。所以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如果就此而死，一事无成，那就比鸿毛还轻。司马迁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叮嘱，想起了自己未竟的史书，所以他选择了接受宫刑。“活下去！找到我生命的意义！”司马迁在心底吼着。
然而人是社会人，所以人不仅仅是活在天地间，也是活在别人的眼里、心上。司马迁准备好了接受各种各样的嘲笑，可是宫刑的奇耻大辱始终有如一块大石，沉沉压在司马迁的胸口，压得他喘不过气。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这是他内心痛苦的写照。
怎么办？唯有将一腔未冷的血投到笔端。于是有了《史记》。《史记》的史料价值自不必说，那是开天辟地之功，虽与日月争辉可也。
可是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写史而不泥于史，而是下笔常常倾注了自己的感情。于是一个个已为“陈迹”的历史人物都有了血肉，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民族文化的璀璨星空之中。他们有的是冠盖天下的诗人，如屈原、宋玉；有的是百战功成的将军，如韩信、李广；有的是踽踽独行的思想者，如孔子、荀子；有的是雄踞一方的霸主，如齐桓公、晋文公等等，司马迁的笔可谓曲尽其妙，把他们每个人鲜明的性格特点都给勾画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有时恐怕就要对历史稍事“加工”和“改造”。
例如屈原。近代以来，很多人怀疑屈原其人的真实存在，其论证都可谓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是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就活脱脱地写出一个屈原，不止如此，司马迁的“被发行吟泽畔”，与渔父的一场对话更是精彩万分。试问若真有这个渔父，其应为隐逸高人，而古时教育并非如今天这般普遍，所以渔父该是大有来头，可是为何他不见传于史书？
对话现场只有他与屈原两个，且其为隐逸高人，自不屑于外传此事，那么此事司马迁又是从何知晓？可见，屈原自杀之前的这一番“造化”，都是出自司马迁的虚构。
可是，真真假假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读《屈原列传》的时候，分明感受到司马迁和屈原的“灵肉合一”。屈原的“披发行吟”岂非就是司马迁的“出则不知其所往”，他们本是同样的落魄，同样的痛苦不堪啊。而屈原的遭谗言被流放，与司马迁的进言不成而反受宫刑，难道不也是“其致一也”？
司马迁是用生命来写屈原的，他的屈原已经超脱了现实的羁绊，而成了指向更高实在的“现实”，因此甚少有人怀疑《屈原列传》的造假与否，即使明知是假，人们也不在意，人们在里面看到的是一条活生生的灵魂。
宫刑前后的司马迁是两个司马迁。之前的他是“戴盆何以望天”，一心“求媚”于主上；之后的他则被注入怨气、戾气，反成了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因此对很多事都有了自己的看法。
例如，项羽本非帝王，而且最后落败自刎乌江，可是司马迁并没有“痛打落水狗”，他为项羽做传，是把他列在帝王所属的“本纪”中。卫青、霍去病战功赫赫，权倾天下，可是司马迁为其做传，也只是罗列其出征事迹，并不言及其他，反而是“数奇”、一生不得志的李广，受到了司马迁的青睐，所以详述其家世生平，在结尾处又不吝笔墨，赞他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按照世俗的标准，项羽和李广都是失败者，可是他们得到司马迁的“怜惜”，这就说明了司马迁的与众不同的英雄观，他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
这个世界是为规律所主宰的，“成功”一样有其规律，人们违反了它就注定要失败——但有些失败者却更能叫人刻骨铭心，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乌江自刎的西楚霸王，都是失败者，都是规律的叛徒，但是人们喜欢他们，喜欢他们的不正确，喜欢他们撞破南墙头破血流的傻劲儿，因为每当人们凝视他们的时候，看到的不是数目字（算计），而是人的血肉，他们所成就的不是功业，而只是他们自己——天命之谓性，他们原本就是这样的啊。
“顺贱逆贵”，这大概就是司马迁对人事的看法——人怎能不尊重自己呢，司马迁直言犯谏，死不认错，他本身就是一个“逆”。所以这些与命运或说规律相抗衡而最后失败的人，司马迁都投以同情，他不仅是怜惜他们，更是怜惜自己。
司马迁是“逆”，所以他在《孝景本纪》里毫不客气地描写了景帝的优柔寡断和残忍冷酷，景帝是武帝的父亲，武帝看了自然是非常生气。当然，对于迫害自己的武帝，司马迁更是毫不留情，所以这篇《孝武本纪》早已被刘汉王朝所查禁，我们今天看到的《孝武本纪》，都是后人从《史记》的《封禅书》里摘出来拼凑而成的。
在浩瀚的官修史书里，《史记》是绝唱，司马迁其人也是绝唱。后人评价《史记》，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第97章巫蛊之祸的社会文化背景
巫蛊之祸是发生在武帝晚年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持续的时间长达数年，为此而死的人多达数万，其中包括了皇后、太子、公主等皇室贵族，也包括了丞相、御史大夫等朝廷重臣，既有地痞无赖，也有死刑囚犯，即使巫蛊之祸结束，其“伤口”也远远未曾愈合，甚至影响到“后巫蛊时代”武帝的内政与外交。
“巫蛊”的“蛊”古音通“鬼”，又通“诅”，是一种诅咒之术。其具体方法，是在桐木制作的小偶人上刻写被诅咒者的名字和生辰八字，通过一定的仪式施以魔法和诅咒，然后把它埋在被诅咒者的住处或经常去的地方。人们相信，行巫蛊可以控制和摄取被诅咒者的灵魂。
汉代浓烈的巫风，可说是巫蛊之祸发生的一个社会文化背景。
不论是因嫉恨而行巫蛊，还是因为恐惧而搜巫蛊，源头都不在巫蛊，而是在嫉恨和恐惧。可是一旦嫉恨和恐惧借着“巫蛊”这种“公共文化”的形式表达和展开，就往往超过个人的控制范围，造成一种恐惧和猜疑的社会气氛，引起疯狂的运动，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更糟的是，如果巫蛊发生在权力中心的皇宫里，为“有心人”所利用，则往往掀起血雨腥风，造成人间惨剧。
前面讲过，武帝的第一个皇后陈阿娇，因为妒忌卫子夫而行巫蛊诅咒她。事发后，武帝大怒，诛杀了三百多人，又废了陈阿娇的皇后位，把她打入冷宫。
此后，陈阿娇的母亲、扶助武帝登基的关键人物、长公主刘嫖也心灰意冷，退而寻欢作乐，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发挥其在朝野上下的巨大影响力了。这件事真相到底怎样，现在已经很难说清。
巧合的是，因巫蛊而“扫清道路”、被封皇后的卫子夫也因巫蛊而自缢身亡，可谓成也巫蛊败巫也蛊。不光是她，巫蛊之祸中，原来权倾天下的卫氏家族也跟着集体败亡。所以说，巫术只能算所巫蛊事件的一个“起点”或者借口，事件的背后，是各方势力的博弈和荣辱沉浮。
太子刘据是武帝二十九岁才得的长子，也是唯一的嫡子，曾一度受到武帝的宠爱。刘据甫一出生，武帝就命人为他写《皇太子赋》一文，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七岁时，刘据被立为太子，武帝又建了“博望苑”——“博望”即博闻的意思，出使西域的张骞就曾被封为“博望侯”——让他在里面与宾客往来，又找来天下的名儒向他传授《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
武帝兴儒学的理论靠山、一代大儒董仲舒就是《公羊春秋》派的传人。所以，武帝让太子学《公羊春秋》，是为了太子将来治国做准备。
一切都很好，迎接刘据的将是一个金光灿灿的宝座和一片雄壮的河山。只可惜时间是世上最强的毒药，在它的腐蚀下，任何东西都要面目全非，所以古人有沧海桑田之叹。
等到刘据长大成人，越发地公瑾仁恕，这本是好事，可是武帝是一个大有为的雄主，温良的刘据实在不对他的胃口。卫子夫老了，武帝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对她感兴趣了，而新受宠的王夫人和李夫人都为武帝生了男孩。于是卫子夫母子两个渐渐失宠，心中生出了不安之意。
武帝察觉了他们的心思，就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比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卫青听了叩首拜谢。卫子夫听说这件事，也向武帝脱簪谢罪。
武帝在乎太子怎么想，而且还不直接告诉他，而是通过军功赫赫的卫青来安抚他，足见武帝这时候还非常地爱护刘据。
太子是将来的皇帝，他的身边自然会聚集一批人。《资治通鉴》上说，“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
武帝周围的人却不同，他所用的人中，有很多文法吏，这些人与汉初军功集团里的那些贵族很不一样，他们多是出身底层。这样的人，如果要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就只有立功。功从何来？不立杀贼之功便不是英雄，而贼不是时时处处都有的，没有的时候只好自己把他“造出来”，于是该收监的就判杀头，该杀头的就严刑逼供，诱他把别人也牵进来，于是一杀杀一片。当皇帝看到这些文法吏呈上来的密密麻麻的工作报告时，当然会惊叹这人怎么如此地能干，于是大加褒奖，加其官晋其爵。
当然，武帝的严刑峻法，根本上是因为他的性格和一系列政策。武帝骨子里是一个极端专制的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力被别人瓜分，所以扶植底层出身的文法吏，让他们以法令绳墨贵族，乃是要打击他们，把权力从贵族私门收归自己手上——朝上文法吏的数量和比例不断增多，文法吏不像贵族那样有家族依靠，所以武帝把生杀予夺的大权握得更紧了。而武帝的政策，如打击豪强，以及为了充实国库强行征财产税（算缗，告缗）都须以强力推行，否则根本进行不下去。文法吏正好满足了武帝的这种需要。
武帝严苛，太子却宽厚，他是反对武帝的严刑峻法的，于是每有判狱，太子多为其平反——这是堵住了文法吏立功的门路啊，所以太子虽得到了百姓的爱戴，却得罪了这些文法酷吏。卫子夫这时已可算饱经沧桑，他怕久而久之，太子会因此获罪，所以劝他不要总是坚持己见，而应该与武帝的步调保持一致。
武帝听说这件事，反应很奇怪，他赞扬了刘据，批评了卫子夫。可是，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听从太子的轻徭薄赋，不事征伐的劝谏呢，还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不听也就罢了，他继续任用文法吏，但没有加强对刘据的保护。等到卫青这个卫氏家族最大的支柱倒了之后，文法吏的春天来了，他们肆无忌惮地公开诋毁太子。
这时候的武帝已经老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了，人也越来越多疑，他长期躲在甘泉宫里不出来，皇后和太子难得见他一面，这就给这些人在父子俩之间制造裂痕和对抗留下了空间。
武帝晚年宠爱的一个宦官叫做苏文，他也是“深酷用法者”的一党。有一次太子入宫探望皇后，半天时光才从宫里转出来。苏文就向武帝“告密”说：“太子在皇后宫中调戏宫女。”武帝于是将太子宫里的宫女增加到二百人。卫皇后听说这件事，就让刘据向武帝禀明实情，请求诛杀苏文。刘据说：“清者自清，我何必怕这种小人的污蔑？更何况父皇英明，不会相信这些谗言，母后无须忧虑。”
常融是苏文手下的小太监。有一次武帝病了，派他去召见太子。常融回来报告说，太子听了皇上身体违和，面有喜色。武帝冷笑，没有说话。等到太子来了，武帝发现太子脸上挂有泪痕，可是当着武帝的面仍然强颜欢笑。武帝这才发觉常融的挑拨，于是将他处死。
由此可见，“深酷用法者”的毒计手段是一波接着一波的。而刘据对武帝的信心也太过了，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若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长此以往，即使他对武帝有信心，武帝对他也没信心了。
第98章巫蛊之祸患
卫家是因卫子夫得宠而发迹。卫家有美女，别人家就没有吗？李家就出了一个李夫人。
李夫人能被武帝看中并收入后宫，着实是她哥哥李延年的一番心思。李延年早年因犯罪而被施以腐刑，作为一个精通音律的歌者，他善作曲，屡屡为司马相如等文人新写的诗词配曲，“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佩二千石印绶”。
太史公和班固都将李延年归入《佞幸传》，大概就是因为他凭借这歌艺而不是建功立业博得宠爱，这在太史公和班固等恪守礼义的正统知识分子看来，当然不是正途。但是另有一种解释，说李延年是因为做了武帝的男宠所以得到武帝“特别的关照”，因为太史公对佞幸的解释是“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而史书上也确实有“与上卧起”的记载。他真与韩嫣一样，是武帝的男宠吗？
李延年长年在武帝身边，知道他“求美若渴”的心理，于是宴饮时在武帝面前唱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顿时起了兴致问，世上真有这样的佳人吗？平阳公主就说，这佳人就是延年的妹妹啊。后面的事可想而知。
不过李夫人红颜薄命，不久就病入膏肓。武帝前来看她，她却蒙着被子躲在宫帐里不肯相见。武帝问她有什么愿望。李夫人就说自己命不久矣，只希望自己的兄弟在自己死后能够显贵，这样她就可以放心地走了。武帝说，你让我看一下，稍慰相思之情，我当着你的面立刻封赏他们，这样不是更好吗？李夫人却不答应，只说，封赏与否，全在陛下，见不见面都没关系。
武帝只得怏怏离开。
于是左右宫人问李夫人，为什么要拒绝武帝，让他不快？李夫人于是说了那段著名的话：
“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
果然，在李夫人死后，她的哥哥李延年封为协律都尉，李广利也做了贰师将军。卫青死后，对匈作战都有李广利来主持，李广利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李夫人之后还有钩弋夫人。
这年武帝已经六十一岁了，他巡游河间的时候，“望气者”说这里有奇女子，“天子亟使使召之”，看来很急迫。
这个女子就是著名的“钩弋夫人”，那年她只有十五岁左右。她的奇就在于两手始终紧握成拳，任谁也掰不开，人们都叫她“拳女”。武帝看她两拳垂在体侧，就叫宫女上前查验。宫女费尽气力，就是没办法掰开她的拳头。武帝更加好奇了，亲自上前“动手”，还没用力，这女孩的手就松开了，叫人啧啧称奇，更奇的是她的手里攥着一对玉钩，这莫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豆蔻年华，青春妖娆，惹人怜爱，武帝把她带回宫，封她为“钩弋夫人”。
“钩弋夫人”本姓赵，在她见到武帝之前，她的父亲已经因为犯法而被处以宫刑，在宫里做了宦官。
这事就可疑了。李延年也可说是一个宦官，与武帝亲近，李夫人就是通过这位兄长“得见天颜”。钩弋夫人的“进宫”会否与李夫人相同呢？李延年谱写了一个“北方佳人”的传说，钩弋夫人的父亲就“模仿基础上另有创造”地编造了一个“拳女”的神话。
打开钩弋夫人拳头的人是武帝，“发现”她的人却是“望气者”。而所谓望气者其实不过相当于现在风水师，其所言多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岂足以相信？其实，“望气者”与钩弋夫人的父亲之间早有勾结，一起来欺骗武帝。而这种欺骗是毫无“风险”的，他们早已摸清了武帝的夸饰的性格，知道要逗起他的好奇心实在是太容易了，而一旦他双眼放光地去找这个“奇女”，事情就好办多了。为了不让武帝失望，深知武帝脾气的左右之人在一种十分奇妙的“气场”里自然不会去揭破谎言，再加上钩弋夫人手上可能确有些力气，于是“神迹”诞生了。
古人说“无欲则刚”，又说“有所求必有所失”。武帝多欲，遂让近臣佞幸牵着鼻子走，他们对晚年的武帝的影响有多么大啊，武帝此后犯了一连串的错误，其祸根都在这里。
钩弋夫人入宫后非常受宠，受封为婕妤。两年后，钩弋夫人诞下麟儿。这里又有一件奇事，这位皇子弗陵在钩弋夫人的肚子里“徘徊”了足足有十四个月。后世每有臣属向主子献媚，都必要把主子比喻为“尧舜禹汤”，其中的尧的母亲也是怀孕十四个月才把他生下的。武帝认为弗陵的诞生跟尧很像，非常高兴，于是就赐名钩弋夫人所居为“尧母门”。
武帝一生做事全凭自己的喜好，也许赐名“尧母门”不过是一时冲动，但这也的确是武帝的一个大失误。这些年来皇后卫子夫、太子刘据连见他一面都难，而他偏偏在这个时刻弄出一个“尧母门”，下边的人会怎么想呢？也许最尴尬的就是刘据吧，他已做了几十年的太子，谁想到人到中年突然出现了一个“尧”皇弟？
武帝与太子政见不合，而李广利的受宠，钩弋夫人的得封“尧母”，在他人看来都是太子将要垮台的信号。从此以后，宫里的左右佞幸更不把刘据放在眼里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刘据的皇太子的位子迟早要拱手送给尚在牙牙学语的弗陵。所以苏文、常融等人才敢诬陷太子，他们的气焰正盛。
终西汉一朝，做过丞相的共有四十六人，其中武帝一朝就换了十三个丞相，其数量和换相的频率不仅在汉朝，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史，都是罕见的。这十三个丞相里，除去景帝安排辅佐幼主的卫绾，和武帝晚年任命并延至昭帝时代的田千秋，剩下的十一个人，三人死在任上（其中田蚡是精神错乱致死，亦属非正常死亡），三人被免职，两人有罪自杀，三人下狱处死。
可见武帝的丞相不好做，已经隐隐有了“高危职业”的苗头。
公孙贺是武帝的倒数第三个丞相。
公孙贺，字子叔，北地义渠人。贺的祖先本是匈奴人。其祖父公孙昆邪，景帝时曾为陇西太守，因率军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有功，被封为平曲侯。
汉武帝一改先代的和亲政策，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起发动了持续几十年的对匈战争，公孙贺有了用武之地，他在卫青手下，三次参与重大战役，七任将军，两次封侯，为武帝一朝抗击匈奴的著名将领。
公孙贺娶了卫子夫、卫青的姐姐卫君孺为妻，因此算得上是以太子刘据为中心的“卫家圈子”里的一分子。
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丞相石庆死在任上，武帝意欲让公孙贺接任。升任丞相，按常理本是好事，公孙贺的反应却很奇怪。“不受印绶，顿首泣涕。”
武帝很疑惑。公孙贺说：“我本是穷乡僻壤出身的粗人，因为在战场上杀敌立功才做了官，丞相一职干系甚大，我的才能实在不足以胜任。”武帝还是太子时，公孙贺就做过他的舍人，可谓是陪伴着武帝成长的同龄人；而武帝一生的事业此时也做得差不多了，因此也是武帝一朝文治武功的见证人。这一年的公孙贺大约有五十岁了，古人的寿命远较我们为短，所以公孙贺是实实在在的一个老人了。他泪流满面地跪在地上，同样不再年轻的武帝垂首看着他，这里就有一种触动人心的老人独有的暮年悲凉。武帝哭了，左右也陪着哭。
但对于为政者来说，这小小的情绪波动不过是一个小浪花，武帝很快“醒”过来了，要求左右扶起丞相。公孙贺还是磕头如捣蒜，不肯起身，武帝不管他，起身走了。公孙贺只能对着悬在头顶的印绶发呆——这个丞相他是做定了。
别人问他为什么如此，公孙贺说：“皇上贤明，我却是愚鲁的人，怎么能追上他的思路和步子？当了丞相，责任更大，我此后危险了！”
公孙贺的悲戚并非是杞人忧天，获罪而死在任上的丞相确实太多了，多得叫人害怕。前一任丞相石庆一生谨小慎微，但也数次受到武帝的训斥，更有一次靠着出钱赎罪才得以免死，所以他这个“善终”来的并不容易。
武帝喜怒无常，公孙贺如履薄冰地伺候了十一年，大祸终于降临。
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夏，时在建章宫的武帝看见一个男子佩剑走入龙华门。武帝认为这是刺客，就命人去捉他。男子把剑扔掉，跑了起来，转瞬不见。于是命人大搜建章宫，结果还是找不到。武帝遂“以为奸鬼为祟，疑为巫蛊”。这件事可谓后来祸事的前奏。
公孙贺的儿子叫做公孙敬声，他是卫君孺所出，他的姨母就是皇后卫子夫。公孙贺是由太仆升任丞相的，他做了丞相，太仆的位子就由公孙敬声补上，父子俩同时做了公卿，一时尊荣无比。公孙敬声却是个贪财之人，他挪用了北军一千九百万的军费，给人告发，按罪当诛。
恰好武帝一朝竭力不渝地打压豪强游侠，公孙贺向来溺爱公孙敬声，为了救儿子，他上书武帝，说要捉拿在逃的阳陵大侠朱安世，以此来赎儿子的罪过。武帝应允。
公孙贺果然把朱安世抓捕在案。两人本无仇怨，公孙贺以丞相之尊，倾全国之力来抓朱安世，只是为了给儿子赎罪，于是没有仇怨也有了仇怨。朱安世大笑说：“丞相要灭族了！我要说出来的事情，即使砍尽南山的竹子也不够书刻。”于是狱中上书武帝，告发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通奸，又说他们行巫蛊诅咒武帝，巫蛊所用的木偶就埋在甘泉宫的驰道旁边。
如此有声有色，有板有眼之言，形如真的一般。武帝派人一查，果然都如朱安世所言。于是将公孙贺捉拿下狱，并灭了他一族，连同阳石、诸邑两位公主，以及卫青的长子、长平侯卫伉也一同株连砍头。
阳石公主、诸邑公主都是卫子夫所生。这一次巫蛊大屠杀对“卫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武帝连自己的女儿也杀了，这就表明了他搜巫蛊的决心。
公孙贺一家是被人诬告冤死的吗？
很难说。只是四年前，同是卫青的好友、同是卫家集团的公孙敖也是因为妻子行巫蛊而被杀。这未免太过巧合了。巧合得就像是拳击擂台上的两个回合。会不会是公孙贺看到了公孙敖的下场，所以就行巫蛊想要先行结果了武帝？
不管如何，太子刘据不会对此无动于衷，他必会想，父亲很可能已经把矛头指向了自己。
第99章父子反目
治公孙贺家族巫蛊案的人是江充，他也是整个巫蛊祸事里的一个关键人物。
江充本名江齐，是赵地邯郸人。太史公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燕赵两地地薄人多，“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女子名琴鼓瑟，穿着舞鞋到处“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江齐的妹妹也是能歌善舞，江齐就把她进献给赵世子刘丹，因而做了赵王刘彭祖的宾客，终日与刘丹厮混。江齐发现，刘丹秽乱赵王的后宫，并与自己的同胞姐姐通奸。
时间一久，嫌隙渐生，刘丹怀疑江齐将自己的阴私告诉给了父亲刘彭祖，就派人去捉他，却被江齐给跑了。刘丹惊怒之下，就杀了江齐的父兄。江齐向西逃入长安后，改名江充，于是上书朝廷告发刘丹的乱伦秽行，还说他结交地方上的奸猾，为祸一方。武帝闻之大怒，立即派兵逮捕刘丹，并判其死罪。
这时候，赵王刘彭祖上书说：“江充不过是一个在逃的小吏，他奸诈无常，此次上书激怒皇上不过是为了报复私怨，就算把他烹了，也没什么可惜的。我愿意挑选赵地的勇士从军出征匈奴，在战场上冒死尽忠，用以为太子刘丹赎罪。”经赵王这一劝说，武帝才赦免了刘丹的死罪，可是也不能再让其做赵世子了。
经此一事，江充受到了武帝的重视，武帝认为他不畏强权，于是把他招来。江充本来英俊貌美、体高健壮，他为了见武帝，又特地带着高冠，披上羽毛。果然，性格夸饰猎奇的武帝一下子对他“惊为天人”，心里喜欢得不得了，还赞叹说，燕赵之地果然多有奇人。
武帝有意栽培，就以时政考校江充，江充对答如流，武帝心里更加高兴。这时江充提出一个很奇怪的要求，说要出使匈奴。武帝就问，要用什么办法对付匈奴人。江充只以一个满不在乎的“随机应变”来应付武帝，大有孙武子的气度，武帝非常满意，于是拜江充为谒者，叫他出使匈奴。
匈奴并非是乐土，而是苦寒之地，江充出使匈奴可能是为了立功而谋一个出身。而赵地自古与匈奴相接——战国时的赵将李牧就是因长年戍守边境、抵御匈奴而著称的——江充是赵人，难道他与匈奴另有什么渊源？不得而知，只知道后来江充大搜巫蛊时，身边总跟着一个“胡巫”檀何。而这个“胡巫”檀何就是江充向武帝推荐的，江充吹嘘说此人能望云气，哪里有巫蛊一望就知。这檀何很可能是匈奴人。
一年后，江充从匈奴载誉归来。武帝拜他为水衡都尉，不久又升他为“直指绣衣使者”。
“绣衣使者”的任务是“督三辅盗贼，禁查逾侈”。“三辅”指的就是京畿重地，“督三辅盗贼”就是缉拿不法分子，保卫京师安全。“逾侈”之“侈”就是“奢侈”，“逾”就是“逾制”，也就是“过分”，“越过了自己的本分”。
比方说，身为臣子，出行时却排出天子才能有的排场，坐了天子才能坐的车，这就是“越过了自己的本分”，也就是“逾制”。
皇权社会貌似等级森严，其实只要拥有皇帝的宠爱，很多人都明目张胆地“逾制”，甚至这“逾制”都是得到皇帝的赞助的。例如景帝宠爱弟弟梁王刘武的时候，就赐给他天子旌旗、车马，既然赏赐下来，难道是用来摆设的吗？所以是否逾制，就看皇帝怎么想了。
江充这个“绣衣使者”自然也查盗贼，禁逾侈。但他的这些工作，从后面看都是为了“搜巫蛊”做准备的。使者任上，江充“不畏强权”的精神品格接着发光发热，这点跟他的前辈郅都、张汤很像。
驰道是专为皇帝铺设，只供皇帝专用的。《汉书》里说：“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若能在上面策马飞驰，确是人生一大快事。很多王公贵族都禁不住这个诱惑，都想在这个“皇帝专用”的御道上跑一跑。于是这里就成了禁逾侈的绣衣使者江充长期“蹲守”的地方。
这时候，助武帝登上皇位的长公主刘嫖还未死。有一天，刘嫖也驱车闯上驰道。这已是个无甚势力、整日只与面首董偃厮混的可怜虫罢了，江充当然不会放在眼里，于是把长公主训斥了一顿，又收了她的车马。后来又有许多骄奢中长大的贵族青年都“误入”驰道，江充自然要重办他们。于是这些人都向武帝交纳赎金，希望能够从轻发落。而由于连年的征讨匈奴，当时的国库已经是十去其九，这些“赎金”对武帝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当然，武帝不会把那些“逾侈”的贵族子弟当做送炭人，他心目中的送炭人是江充。于是江充日益受宠。
江充越来越“正直”，越来越“不畏强权”，也因此越来越受武帝的宠幸，因果相生，他于是也更加“正直”、更加“不畏强权”起来。这时候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来突显自己的“功绩”。
这个对手就是太子刘据。刘据的使者也“误入”驰道。江充毫不客气地扣下了车马。刘据闻讯后，立即赶到江充这里向他道歉，解释道：“我并非是爱惜车马，而是对左右约束不够、管教不严。希望您能为我隐瞒，不让皇上知道此事。”太子或许不知道，他这种示弱的姿态真是应了那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江充嘿然冷笑，转身就把这事上奏武帝。
“人臣当如是矣。”武帝的褒奖毫不吝啬。其实，这也是江充自保的手段——做都做了，索性把事情闹大，这样就算太子怀恨在心，也只能闷在肚里，因为任何对抗性的行动都会被武帝视作报复。
江充是小人，太子刘据却是个仁厚君子。所以江充这样做就叫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说“宁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但其实不只不能得罪小人，连被小人得罪也是不成的——他会担心你报复，所以通常会纠缠下去，直到把你这个潜在威胁消灭为止。
刘禹锡有一首《竹枝词》：
瞿塘嘈嘈十二滩，
人言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
等闲平地起波澜。
刘禹锡所叹的就是人心之险恶。
江充得罪了这位未来的皇帝，料想将来必定不会有好下场，于是他决定先发制人。
有一天武帝午睡，梦见无数小木人拿着木棒劈头盖脸地打过来，他想躲却无处可躲，想醒又怎么都醒不过来。好不容易醒来时，已是一身冷汗，连衣服都湿透了。自此，武帝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记性也越来越差。
江充趁机进言，说这是因为虽把公孙贺灭族，可是仍有人在暗中以巫蛊诅咒皇帝。又找来胡巫檀何望气。檀何仰头看天好一会儿说：“宫中有蛊气，不消灭这蛊气，皇上的身体不会好转。”还没享受够权力富贵的武帝只能点头。江充于是主动请缨，说要大搜巫蛊。武帝准奏，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和曾经诬告太子的黄门苏文等人做江充的助手。
江充的目标是太子，可是他非常聪明，没有直奔主题，而是先从宫里被冷落的妃嫔居处入手——这些人被武帝冷落，心中少不了怨恨吧？果然一路斩获颇丰，搜出不少偶人。有人大喊冤枉，江充却冷笑森森。
这一次，他搜得更加理直气壮了，终于搜到了皇后和太子的居所。前面费了那么多的波折，就是为了来这儿，不搜到什么，江充是不会停手的。于是掘地三尺，原本富丽堂皇的宫殿霎时变得千疮百孔，泥坑满地，连放床的地方都没有了，而木偶们一个个十分配合地从地底踊跃跳了出来。
刘据目瞪口呆，卫子夫的脸色一片惨白。这一会儿，太子真是怕了，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却只能吃哑巴亏。他想要亲自去甘泉宫面圣，洗刷自己的不白之冤，可是少傅石德劝住了他。
石德问太子有多久没见到皇帝，刘据愕然以对，说不出话。石德说：“皇上恐怕已经不在甘泉宫，就算仍在，江充等人逼得这么急，岂会给我们辩白的机会，你难道忘了秦朝太子扶苏的旧事了吗？”（注：秦始皇驾崩后，胡亥欲夺皇位，于是矫诏赐死戍守边疆的原太子扶苏。）
太子想起了自己的姨父、前丞相公孙贺，又想起了表哥卫伉。于是发了狠，派人假冒使者矫诏收捕江充，江充的副手韩说不肯受诏，“使者”遂砍了他的脑袋。又与母亲卫皇后商量，打开武库，将兵器分发给侍卫，全城戒严，搜查涉嫌巫蛊之人，并诏令百官江充谋反。缚手缚脚的江充狼狈地跪在刘据面前，再无半点此前的嚣张气焰。刘据吼道：“赵虏！前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于是亲手砍了江充，又把江充身边的胡巫聚到上林苑中活活烧死。
但是，苏文侥幸活了下来，他跑到甘泉宫向武帝报告说太子杀死江充，谋反了。武帝不信，他认为太子仁厚老实，一定是江充逼人太甚，太子才有此激烈的行为。于是命使者召太子前来。这使者大概也是苏文一伙，他不敢面见太子，所以半路跑了回来，言之凿凿地说，太子确实反了，想要杀我，天幸我回来了。
至此父子俩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沟通机会。武帝的怒火砰地一下蹿了起来，“刘屈氂在干什么！”病中的武帝大喝。
原来，公孙贺死后，武帝任用了名声不太好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子刘屈氂填补相位。《汉书》上这样说，“不知其始所以进”，就是说，不知道他有什么才能，也不知道他有过什么功绩，所以班固对他当丞相有些莫名其妙。
其实，武帝在任命刘屈氂的诏书中早已明确表示——“分丞相长史为两府，以待天下远方之选”，这说明他不是武帝心目中丞相的理想人选。所以挑选刘屈氂只是一个过渡的权宜之计。刘屈氂也很尴尬，更何况前面的“前辈”丞相公孙贺的血还未干呢，所以他自始至终都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主张，当然，也许他本来也没有什么主张。
刘屈氂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他听闻城中惊变，吓得连夜抛出长安城，连丞相的印绶都丢在家里。他派自己的属官长史前来向武帝报告，长史向武帝说：“丞相想封锁消息，暂时还没发兵。”武帝更加生气：“现在除了死人，天下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事的，还保什么密？丞相没有周公的气度，周公难道没杀掉弟弟管叔和蔡叔吗？”（周公是管、蔡的兄长，而刘屈氂是刘据的堂兄。）
于是下诏给刘屈氂：“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紧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走出甘泉宫，亲自到建章宫督战。又征调三辅的兵，二千石以下的官员都归刘屈氂调遣。
刘据这时已经没有退路，只能一条道走到底，他诏令百官，说皇帝病在甘泉宫，久已没有消息，恐怕已遭不测，现在江充等奸臣想要作乱，又命少傅石德和宾客张光放出长安城监狱里的所有囚犯，发给他们武器，准备跟城外大军打下去。
此刻，朝野上下，很多人都是一片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无论是城里还是城外，双方都在争取各路军队。长安囚徒里有个如侯，刘据把旌节赐给他，叫他去发动屯驻在长水和宣曲的匈奴军队（他们早在多年前已投降汉朝，被安置在长水等地）。侍郎马通进了长安，听说此事，立即抓捕如侯，又告诉匈奴将领说，“旌节有诈，是太子冒发的，你们不要听信（太子的指挥）”，于是把如侯砍了。又在赤红的符节上加了一道黄旄加以区别。
太子来到北军大营，希望得到北军的支持。北军首领任安，虽然受了太子所赐的旌节，但是受节后转身就回了营，从此闭门不出。太子无法，只得发动长安城里的群众。太子素有仁厚的声名，因此百姓纷纷支持，跟随他一起作战的共有四万长安市民。城内外，矢石往来纷飞，几天下来，死者数万。这时候太子造反的言论在民间传开了，很多人拒绝再为太子出力，甚至不少人开始转向支持刘屈氂的军队。
不久，太子兵败，慌乱中逃往长安南门。戍守南门的是丞相的属官司直田仁。田仁是田叔的儿子，他认为武帝和刘据终归是父子，没有过分地逼迫太子，于是太子得以逃出生天。
刘屈氂想要斩杀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劝道，司直是二千石的大官，要杀他也要先向武帝禀明，岂可擅自做主？软耳朵的刘屈氂于是就把田仁给放了。武帝大怒，将暴胜之下狱，让审案的文法吏问他：“司直田仁私放叛贼，丞相要杀他，合理合法，为什么要阻拦他！”暴胜之恐惧自杀。
大乱一平，武帝开始算账了。他先是遣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去收卫子夫的玺绶，卫子夫跟了武帝这么多年，知道他的手段和性格，于是含恨自杀。下一个轮到了任安，这位北军使者护军的两不相帮，被武帝看成是骑墙坐观成败，然后依附胜者，于是把他跟田仁一起腰斩。其他如石德、张光等太子身边人和宾客，全部诛杀，一个不留。而抓捕石德他们的人，都因功封侯。
第100章罪己诏
太子外逃，武帝担心他有什么阴谋，所以在长安各城门都屯有重兵。其实这完全是多此一举，刘据还能掀起什么浪呢，更何况他本就没有篡逆的野心。
武帝的怒火未息，所以朝中虽有不少人都知道太子是冤枉的，但没有一个人敢在这时候站出来为太子说话的，因那无异于自己找枪口去撞。这时候，壶关三老冒死站了出来。
所谓“壶关三老”并非是指三个人。壶关是地名，在今山西省东南。三老是长管教化的地方官。这个壶关三老的名字叫做令狐茂。
令狐茂向武帝上书的内容大致如下：
我听说父亲如天，母亲如地，而子女就如同天地间生长的万物。所以，天地平安，阴阳调和，万物才能茂盛生长；父慈母爱，家庭和睦，子孙才能孝顺。皇太子是陛下的血脉，皇位的继承人，他要承担万世的基业和祖宗的托付。江充不过是一介平民，街头巷尾的流氓，陛下使他显贵，任用他，他秉承皇帝的诏命来逼迫太子，那么一定会横生是非、掩盖真相，于是父子日益隔阂。太子进不能面圣陈情，退则为江充等小人逼迫，冤屈无告，愤怒难忍，于是杀了江充，畏罪潜逃。儿子盗取父亲的兵卒，不过是为了救难自免。我私下认为太子并无篡逆谋反之心。《诗经》上说，“营营青蝇，止于籓。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江充谗言惑上，想杀太子立功，天下人莫不知晓。陛下不省察自己，只把罪过推给太子，盛怒之下又亲自上阵，发大兵抓捕太子。智者不敢申说，辩士也只好闭嘴，我私下为陛下感到心痛。只希望陛下能够宽心解疑，体察父子亲情，不要继续责备太子，停止搜捕，别让太子长久地流亡在外。臣不胜惶恐之至，随时准备给陛下杀头，现在正待罪在建章宫门外。
这封上书写得可谓情理并茂。“毕竟是自己的儿子”，武帝有些醒悟了，不过没有明言赦了太子之罪。这可能是为了要“面子”，一时低不下头。他没想到的是，就是因为这一时的徘徊和犹豫，他和刘据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刘据带着两个儿子逃到湖县（在今河南灵宝县附近），躲在泉鸠里的一个人家里。这家人非常穷困，主人靠贩卖草鞋为生。刘据三人的到来，无疑给主人家增加了不小的负担。刘据想起了附件一个有钱的朋友，就叫人去通知他说自己在这儿，以求得到接济。刘据是皇太子，史书上关于他的生平记述非常简略，他长时间住在长安，怎么突然多了一位家住河南的朋友呢？此人也许是曾到博望苑、与太子交游的宾客吧。可是这个有钱的朋友却让太子失望了，因为不久就有了官吏前来围捕，消息只可能是这位有钱人放出去的。
门外的脚步声砰砰响起，每一下都像是踩在刘据的心上。突然间，他摆脱焦虑，静了下来，过去到现在那一条隐蔽而崎岖的路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再无任何神秘可言。昨日受尽荣光的太子，今天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囚犯，一切都是命，没什么好怨的。
厮杀声响了一会儿，卖鞋的主人终于不支战死。这个没有留下名字的人是真正的英雄，因为他无愧于“义”这个字。
当山阳人张富昌踢开了穷人家的破烂的木门之时，悬在梁上的刘据和两个皇孙都已经断气多时，他愣住了，不知如何是好。张富昌的身后是新安令史李寿，他推开张富昌，把刘据解了下来。刘据的身体是软的，面容也很安详，这年他只有三十七岁。
武帝伤痛太子的离世，于是封李寿为邘侯，张富昌为题侯。
刘据死了，年老的武帝也奄奄一息。
剩下的几个皇子之中，以燕王刘旦年龄最长，他是武帝与李姬所生。本来一辈子只能在地方上做一个诸侯王了，没想到现在突然得到登上皇位的机会。于是刘旦遣使上书武帝，说入长安服侍在武帝的病榻前，以尽孝心。
受伤而行走的荒原孤狼是不能露出疲态的，因为无数饿狼都在盯着它，等它软下去的那一刻，那些饿狼就蜂拥而至，将它剥皮拆骨。在权力争夺中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武帝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道理？
就这样，在武帝冷笑中，刘旦使者的脑袋被砍了。同时武帝顺藤摸瓜，查出刘旦的违法事实，削了他三个县的封地，后者的如意算盘就这样被打破。
刘旦不过是个出头鸟，想争皇位的大有人在。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匈奴寇犯五原、酒泉，杀汉朝都尉两人，武帝遂使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七万人出征匈奴。丞相刘屈氂送他到渭河边，两人饮酒饯别。这两人之所以如此亲密，是因为他们本是亲家——李广利的女儿嫁给了刘屈氂的儿子——于是无话不谈，李广利对刘屈氂说：“若昌邑王（即李广利妹妹李夫人所生刘髆）能够继承大统，你我终身富贵岂非指日可待？愿君侯（刘屈氂被封为彭侯）早作打算。”
李广利和刘屈氂分掌军政两界，若他们联合起来，拥立昌邑王确有可能。无奈他们太心急了，并没有从刘旦的身上吸取教训。
令长郭穰向武帝报告说，丞相刘屈氂的夫人请巫师在家行祭祀，日夜诅咒武帝，用语非常恶毒；贰师将军李广利有时也参加祭祀，焚香倒拜地祝昌邑王早日登基。
武帝这时候最爱惜的是自己的命，他为了搜巫蛊，连亲生女儿都可以杀害，甚至间接因此逼死了“造反”的太子。可是他怎么也想不通，已经死了这么多的人，竟然还有人行巫蛊来诅咒他，难道他真的这样招人嫉恨？怒不可遏的他将刘屈氂全家下狱。刘屈氂后来被装在菜车里，在长安城里游行了一圈，才拖到东市腰斩，而其妻也被枭首。长安城里心向太子的百姓都暗暗拍手称快。
至于带兵在外的李广利，武帝怕把他迫反了，于是先将其家人下狱，并不急着斩首。李广利在北方取得了几场胜利，可是损失惨重，这时有亲信从长安奔过来，告诉他长安城里的惊变。李广利又惊又怕又怒，于是投降匈奴。没有做戏引诱的必要了，武帝遂将他全家处死。
李广利在匈奴得到上宾的待遇，单于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这就招致了匈奴大将卫律的嫉妒。
这卫律本是汉人，说来还与李广利有些渊源。卫律本是李广利哥哥李延年的好友，在李延年的推荐下出使匈奴。可是延年的弟弟李季淫乱后宫，武帝遂将延年一并诛了。卫律听到延年身死的消息，害怕回朝后被株连，所以投降匈奴。
恰逢单于母亲病重，药石无效，单于于是找来巫医。巫医早被卫律买通，于是装作被去世的老单于上了身，语调疯癫地告诫单于：“我的儿啊，李广利杀我族人至多覆山填海，你却友待他，怎么如此敌我不分？祖先怪罪，你母亲怎能不生病？”
单于遂斩李广利。行刑前，李广利破口大骂：“就是化作厉鬼，我也要剿灭匈奴！”原来他也信有鬼神存在的，他不知道自己就死在“鬼”的手里，因此到死也没有开悟。
有人说，刘据之身陷巫蛊之祸，江充的角色只是一个打手，背后的主谋，其实是结为亲家的刘屈氂和李广利。这种说法并不是不可能成立，关键是刘屈氂在田仁的杀头问题上表现得太没主意了，若他真是迫害刘据的幕后主谋，田仁将刘据放了，可算是站在刘据这边的，即使是做贼心虚，也该将田仁收监，为什么那时却当场把将田仁放了？从他那唯唯诺诺的性格看来，他实在不像有造反的魄力，况且他与李广利的结亲，应该是在刘据自缢身亡之后，所以两人只能算是短期投机者，而不大可能是长期蛰伏的阴谋家。不过真相到底如何，现在很难弄清楚了。
满朝文武，看着武帝一路杀过去，早双腿筛糠，牙关打战了，哪敢说一句话？这时候又出来一个不怕死的，此人即是田千秋。
田千秋原是田齐后裔，后徙居长安，做了高祖刘邦的守陵人。他上书说，儿子盗了父亲的兵，挨了一顿鞭子也就罢了，皇帝的儿子为求自保而过失杀人，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话不是臣说的，而是昨晚一个白头老翁托梦告诉我的。武帝对刘据的死早有悔意，田千秋给了武帝下台的台阶，于是武帝召见了千秋。
“千秋长八尺余，体貌甚丽”，这是武帝对田千秋的印象。武帝望着他，感叹地说：“父子之间，清官难断，只有你所说深得其昧。这是高庙（刘邦祠庙）神灵教您开示我的，您必须辅佐我处理政事。”于是为太子平反，又擢升千秋为大鸿胪，掌诸侯及少数民族事务，几个月后又拜为丞相，可算是古往今来官员升迁的奇迹。
既然太子是被冤枉的，那么是谁冤枉了他呢？于是那些征讨太子过程中立下功劳，荣享富贵的人纷纷被武帝诛杀。宦官苏文更是在渭桥上给活活烧死。
不管怎样，天子总是不会错的，要错一定是臣子错——当然，苏文等人自有其取死之道，也不算冤的，而最重要的是，巫蛊之祸到此终于告一段落。
在巫蛊之祸全面爆发之前，由于武帝对匈奴的频繁征伐，平时又奢侈用度，还喜好四处巡幸封禅，国库早已空虚，再加上天灾不断，国内时有起义爆发。可是武帝师心自用，一意孤行，并不反省。
可是经过了巫蛊之祸的恐怖、杀戮、狂乱，经历了老来丧子的悲痛，又经历李广利的投降背叛，武帝的志气消磨了，岁月无情流逝，如今只剩下一个白发体衰的老者。
武帝拜田千秋为相的同时，封他为“富民侯”。“富民”二字，显示了武帝心态和政策方向的变化。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上书武帝，建议在轮台（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戍兵垦田，以防备匈奴。武帝驳回了他的奏疏，说：“轮台在车师以西千余里，以前我们派兵征讨车师，虽然侥幸取得胜利，迫使他屈服，可是路途太远，士兵返回途中无法带够足够多的粮食，所以多有老弱病残者死在途中，再也回不来了。如今又要在轮台戍兵垦田，压榨民力，这不是爱护百姓的举措，我不能同意。”
武帝接着又反省了自己这些年的穷兵黩武和访仙求道——“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是著名的《轮胎罪己诏》。
武帝开了“罪己诏”之先河，在这篇诏书的数千字背后，是一个老者筋疲力尽的心。
发布《罪己诏》后，汉朝的政策重新回到了汉初的“休养生息”上来，缓和了国内的矛盾，几年之后，国家重新繁荣富庶起来。因此司马光说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这里值得一说的是田千秋。“无他才能，又无伐阅之劳”，这是史书对他的评价。其实有无才能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时局能否发生有益的影响。武帝晚年启用千秋，就是要恢复与民休息的政策，而千秋的“守静无为”，恰好符合了武帝的要求。所以出使匈奴的使者回来报告单于对千秋“上书得相”的评价，武帝就以为他有辱使命，想要杀他，过了很久才打消这个念头。
这年武帝七十岁了，渐渐地有了将死的预感。武帝看中了年仅七岁的弗陵，他聪颖乖巧，甚得武帝欢心。可是弗陵太小了，难以承担皇帝重任，武帝于是找来霍光、上官桀、金日磾、桑弘羊等四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
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这年刚刚二十出头，武帝认为他死后，钩弋夫人定然守不住寂寞，秽乱后宫，且子幼母壮，极易重蹈吕氏专权的旧辙。武帝即位之初，深受祖母窦氏和母亲王氏的掣肘，至今仍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于是将钩弋夫人赐死。不久，武帝也病殁了，这对老夫少妻又重逢地下。事在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
武帝既殁，弗陵在霍光等辅助下登基称帝，第二年改元始元，是为昭帝。
第101章忠心耿耿霍子孟
忠心耿耿霍子孟
昭帝年幼，朝堂上真正掌权的乃是霍光。
霍光生年不详，字子孟，西汉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是名将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兄弟，十几岁时跟随哥哥霍去病来到京城。
霍光之父霍仲孺曾在平阳侯手下为吏，与平阳侯的侍女卫少儿私通生霍去病，归家后娶妻生子霍光。至霍去病在京城任将后，方知他的生身之父为霍仲孺。二十一岁时，霍去病已经立下战功。他以骠骑将军之职率兵出击匈奴，路过河东，方与其父相认，并为其购买了大片田地房产及奴婢。当时，霍光仅十多岁。
霍去病把霍光带去长安，安置在自己的帐下，并保举他入朝做了郎官。后霍光被升为诸曹侍中，参谋军事。皇帝很快就开始注意这个忠厚可靠、端正严谨的青年，并逐渐重用他。两年之后，霍去病去世，汉武帝已经封霍光做了他的奉车都尉，享受光禄大夫待遇，“出则奉车，入侍左右”，以负责保卫汉武帝的安全。
霍光做任何事情都谨小慎微，所谓“伴君如伴虎”，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在残忍好杀的汉武帝身边笑到最后。据传，他每次出宫、下殿时，起止步都有固定的点，有人曾暗中跟随做出记号，事后再算量丝毫不差，可见他的审慎。他这些品质得到了汉武帝的嘉奖。
公元前88年，汉武帝已经年逾古稀，一日，武帝将霍光找进皇宫，给了霍光一张“周公背成王朝诸侯图”，图画的涵义，直指古代周公曾背着小成王临朝，会见诸侯继承大统、最终辅佐年幼成王时的故事。其用意很明显，就是要霍光将来像周公辅成王一样来辅佐幼主弗陵。
霍光临危受命，自然感到责任重大。一方面，霍光要负责辅佐少主，不能够让他犯下大的错误；另一方面，霍光还需要治理国家，维持旧帝驾崩、新帝继位之时天下的稳定。尤其是要防止一些心怀不轨而又拥有反对当朝的实力的人或者家族。
汉代特别注重天人合一的思想，如果天降祥云，人们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会以为国家幸甚，皇帝有道，未来一片光明；但如是天降异象，则普天之下都会认为，一定是皇帝治国不当，灾异将生。恰好这一天，天上出现了不一般的怪异现象，于是，百姓纷纷议论，连群臣百官也对此惶恐不安。如此下去，宫中定然会出现祸端，霍光当机立断，召见保管皇印的郎官，要他把皇印交出来由自己保管，以防不测。但是，这位郎官也忠于职守，皇印乃是代表着天子号令，霍光此举，不得不让郎官担心，怕他有图谋不轨之心，遂不肯把皇印交给霍光。霍光眼见此人竟然如此迂腐，便决定强夺皇印，哪知这郎官也是一个狠角色，他见势不妙，遂手握剑柄，按住皇印，对霍光说：“头可断、血可流，要皇印绝不可能。”
霍光一怒之下，当即转身离开，心中不禁暗想，自己位居第一辅政大臣，对皇室的忠心天地可鉴，此人不过一个小小的郎官，竟然不信任自己，真是气煞人也。但是事后，霍光也觉得，换了自己，也肯定不会将这个皇印献出，如果真的遇到了心怀不轨的人，实在非社稷之福，从这个层面讲，郎官非但无过，反而有功。第二天，霍光就下令给这个郎官连升两级。霍光这种不计私怨、秉公办事、赏罚分明为朝廷的精神，受到朝中官员的敬佩，威望日渐提高。
霍光公正严明，即使是对自己交厚或者亲近的人，也一点都不例外。当时的辅政大臣除了霍光以外，还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太仆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三人。其中，尤其以金日磾和霍光关系最好。昭帝继位第二年，金日磾因病逝世，留下两个儿子金赏、金建。此二人是和汉昭帝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霍光也比较喜欢这两个人。于是，汉昭帝决定封这二人为侯。
按规矩，长子应该继承其父亲的爵位，次子金建就不能再被封侯了。于是，霍光直接对皇帝提出反对意见，皇帝不以为然，认为自己堂堂天子，封侯拜将不过是小事一件，不需要考虑什么规矩。
这时，霍光性格中刚性的一面便显露出来，他正色道：“臣和金氏家族相熟，陛下和他二兄弟亲厚，然而臣深刻地知晓，不能以私废公，否则就会遭到天下人的诟病，此外，无功者不能封侯，此乃高祖皇帝立下的规矩，皇上虽然贵为九五之尊，也不可以因为一己之私，而擅自废黜规矩，否则，天下定会大乱。”皇帝闻言，感到霍光一片赤诚之心，遂决意罢了封侯之事。霍光遂乘机教导皇帝道：“百姓至今还在想念着汉孝文帝、汉景帝以及先帝，每逢清明时节，都有很多人在家中将其奉若神明的祭拜。”汉昭帝不大明白，好奇地问道：“何以百姓会如此爱戴他们呢？”
霍光欣然一笑，转身拱手说道：“因为他们爱民如子，对百姓之事，从不推脱责任，他们驾鹤西去，百姓自然会心有不舍。”于是，皇帝心中暗自决定自己也要励精图治，和前任的各位皇帝一样，成为受万民景仰的皇帝。
在霍光的提议下，二人遂联合商议出四条安抚百姓的措施：第一，查办失职的官员；第二，要各郡县推荐贤良的人才；第三，为受诬陷的人申冤；第四，安抚孤独疾苦的贫民。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每当春耕时，霍光就派人到各地去查看生产情况，政府把种子和粮食贷给缺粮少子的贫民。
秋天还下诏：“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令年田租。”“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诸给中都官者，且减之。”
昭帝为了改革吏治，选拔任用有才德的人，皇帝下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
霍光自辅政开始，就一直很在意处理好自己和君主的关系。否则，不但会败坏自己的声名，为政敌所乘，更会贻害天下。
霍光当政之时，其最大的政敌，就是左将军上官桀和燕王刘旦。本来，按照上官桀和燕王的计划，如果霍光在当政之时，有什么不轨的行为或者过激的举动，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清君侧”，然后废帝自立。可惜，这霍光最大的长处，就是为人谨慎，他们想尽了办法，却依然抓不住霍光的任何把柄。
上官桀觉得，如此下去也终非长久之计，要成大事，就要不择手段，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于是，他们便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了昭帝之姊盍长公主。此人年长于昭帝，自幼便得到武帝的喜爱和恩宠。而公主此人虽然智谋上不比上官桀等老奸巨猾之辈，却也是素有野心。于是，上官桀和燕王决意，先与公主打好关系，然后一步步逼近皇朝的至高权力。当然，直接和公主接洽，太惹眼了，很容易使霍光有所防范，而且也难保公主会理睬他们，所以上官桀首先去巴结公主之近亲丁外人，并极力为丁外人求官晋爵。公主得知此事大为高兴，于是日益亲厚上官桀，上官桀遂与丁外人、公主等结成死党。在第一步完成之后，通过与公主的关系，上官桀遂紧锣密鼓的布置其孙女入宫的事情，最终其孙女被封为婕妤。明眼人一下就能够看出，上官桀此举，是意欲通过公主和孙女，来取代霍光与昭帝的地位。
太子刘据死后，燕王刘旦本以为，天子之位定然非自己莫属，岂料会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让昭帝抢了先机，遂心怀不满。无独有偶，御史大夫桑弘羊在武帝时理财有功，不甘居于霍光之下，遂想推翻昭帝，赶霍光下台，由自己和上官桀主持国家大事。如今上官桀已经找到了长公主这样一棵大树作为靠山，撇开了自己，桑弘羊遂与燕王刘旦勾结起来。这就形成以燕王刘旦和长公主为首的两股政治势力。
而眼下霍光手握天子，实力上较他们任何一方，都要强上半分，于是，这两股势力为了达成共同的目标，便联合成为一股势力，以谋取政权。自然，要谋取政权，首要的绊脚石就是霍光，因此，上官桀制定了以下计划：一者，先利用燕王刘旦的身份，发动政变；二者，在政变成功之后，除去燕王旦，废掉长公主的权力，由他一人独立掌握朝政。一时之间，京师长安的局势，恰如搭弦之箭，一触即发。
一场政变，所要进行的准备工作十分繁杂，来自下层的支持必不可少。所谓下层就是那些普通官员，他们如果支持一方，一方就能够充分利用许多的资源，从而增加政变成功的可能性。于是各方势力集团都开始着手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
第102章昭帝改革
自王朝初期以来，朝廷习惯于对个人赐给某些名誉官衔（如侍中）。这些人没有特定的职责或官俸，不过是荣誉或受宠的标志，接受官衔的人数也没有正式限制。他们能随意进入皇宫，个人可以伴随皇帝，从皇帝那里分得一部分权力，渐渐地形成一个势力集团。这个集团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内廷，而被正式任命和有官俸的文官组成的势力，就被称做外廷。
如果一名侍中，得到皇帝的任命，去领导少府的一个下属官署尚书，他就有条件可以不顾正式职官的指责和权限而行使其权力。久而久之，皇宫大内最有权力的人物，不是丞相，不是将军，而是尚书令，因为他能直接觐见皇帝，能由此获得对他的行动的必要的认可。而在这一群人中，以大司马的名誉头衔最高，因此所获的权力，也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刻的霍光，便是出于内廷之中的官员，能够直接和皇帝接触，也就掌握着甚至比长公主和燕王刘旦还可怕的权力。
恰逢此时，霍光有感于苏武的志气，将被匈奴扣留十九年之久的他召还京都长安，任为典属国。燕王着手布置诛除霍光的事宜，知晓霍光竟然做出如此举动，遂心中大喜，忙向皇帝上书，诬告霍光意欲借助匈奴兵力，同时暗自调动京城兵力，封锁都城，目的就是为推翻昭帝，自立为帝。燕王刘旦继而请求皇帝准许自己带兵入宫，旨在为了防止霍光，拱卫皇帝和京师。上官桀企图等到霍光不在朝堂时，将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而后再由他按照奏章内容来宣布霍光的“罪状”，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共同胁迫霍光退位，进而废掉汉昭帝。这封信很顺利的递到了昭帝的书桌上，然而他们却没有料到，昭帝虽然貌不惊人，平时也没有什么很明智的举动，但实际上却聪明得很。所以揭发信到了昭帝手中，他没有做出任何表示，一方面，他不相信燕王所说；另一方面，他也想顺势看看，霍光对于自己的忠诚度到底有多高。霍光很快就知晓了这件事情，于是，到了第二天他便故意不上朝，而是站在先帝所赠“周公背成王图”的图画面前，以示清白，同时也要昭帝表明自己的态度。果然，昭帝见霍光竟然没有上朝，遂当朝问道：“霍卿家何以会不来上朝？”上官桀乘机说道：“这正证明了霍光的心虚，他定然是知晓了燕王刘旦的告密信，由此可见，其情报网络的严密，陛下危矣，请责罚于他。”哪知昭帝竟然一点也不为所动，他诏来霍光，淡然笑道：“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你是没有罪的。如果你要调动所属兵力，时间用不了十天，燕王刘旦远在外地，怎么能够知道呢！况且，你如果真要推翻我，那也无须如此大动干戈！”
上官桀想不到，己方几个人苦心经营的计谋，竟然叫这个年方十四岁的小子给一语揭穿，不禁对昭帝心生恐惧。朝臣见皇帝如此聪明果决，心生赞叹之余，也不禁生出了死心塌地跟随皇帝的心思。
一计不成，自然又生二计。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在昭帝的火眼金睛之下，自然不攻自破。于是，上官桀等人遂决定铤而走险，用最后的武装手段解决问题。上官桀给燕王献计，要长公主配合自己，先麻痹霍光，让他降低防范之心，继而宴请于他，在宴会上杀了他。如此，则昭帝就成为没有翅膀的鸟，只能任由他们宰割。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上官桀等人万万没有料到，事情会出在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身上，可谓百密一疏。那人听闻上官桀的计谋，遂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向大司农杨敞（司马迁之婿）告发，杨敞为人正直，忠于朝廷，但是为了明哲保身，遂将此事转告了谏大夫杜延年。此人专门行别人不敢行的事情，他毫无顾忌地将此事告诉了昭帝和霍光。于是，事情败露，霍光和皇帝决定，在这一政变未发动之前，就先发制人。昭帝连夜下令，将上官桀、桑弘羊等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上官桀还没有明白疏漏出在哪里，就落得个殒命灭族的下场，而长公主、燕王刘旦也自知不得赦免，遂自杀身亡。
这场由上官桀发动的政变，还没有开始实施，就被霍光粉碎了。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幼小，又是霍光的外孙女，所以未被废黜。纵观全局，其实上官桀等人能成功的可能性很低，一者，他们手中没有实际的权力；二者，燕王虽然是武帝子嗣，但由他继承皇位则名不正言不顺，因为天下都知晓，武帝遗诏，是立刘弗陵为帝；第三，则是御下不严，发动政变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他们却布置得一点也不严谨，到了事发之后，还不知道疏漏出在哪，而且没有任何可以抵挡一时的措施。
从此，霍光独大，权力的膨胀也刺激了野心的生长，霍光渐渐从一个“忠臣”转变为一个“权臣”。
从性质上说，霍光与上官桀、燕王旦等人的斗争，乃是封建官僚集团以及宗室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也是宗室内部争权夺利和官僚集团长期互相倾轧的总爆发。霍光等人，在武帝时期虽可以长期出入宫禁，但仍属朝廷中默默无闻的官吏，无论是实际的权力还是财富都难以和许多名门望族相提并论，他所代表着的，正是当时社会上中小地主的利益。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受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压制，以上官桀、长公主和燕王旦等人为代表的势力集团，对于霍光辅佐的昭帝的不满，就显示了这种情况。从双方斗争的结果来看，上官桀、长公主和燕王旦的政变在无形之中被粉碎，也就使汉朝中后期大地主、大商人阶层整体利益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这就有利于抑制落后腐朽的势力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前进。
此后，霍光权倾朝野，同时还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让其弟弟、儿子、女婿等人也纷纷担任要职，霍氏一门的势力达到高峰。此时此刻，昭帝才只有十四岁，后人评价说：“汉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书之诈，诛桑弘羊、上官桀。高祖、文、景俱不如也。”
眼见昭帝如此大才，霍光心中也暗自想到，这昭帝将来如果不出意外，必然能够成为一代明君。
因此，霍光决意，一心辅佐昭帝，在他的辅佐下，昭帝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一者，霍光看到，武帝末年因对外战争、四处封禅，造成了国力的严重损耗，农民负担沉重，大量破产，使得国内矛盾不断激化。于是，霍光建议昭帝，多次下令减轻人民负担，裁汰冗员，减轻赋税，与民休息。二者，则是对匈奴的战和关系，昭帝继位之前，霍光就对武帝穷兵黩武的做法心怀不满，只是那时候霍光实力太小，不敢表露心迹。如今，霍光大权独揽，遂和昭帝商议，一改过去武帝时对匈奴长期作战的政策，一方面重新与匈奴和亲，以改善双方的关系；另一方面加强北方戍防，多次击败进犯的匈奴、乌桓等，从而使得武帝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停止下来，有助于国内的经济恢复与发展，也有助于皇朝内部政治体系的稳定和专制权力的巩固。三者，则是主要在经济方面进行了改革，在上官桀等人未被诛除之前，霍光与他们便存在着巨大的政治分歧，那就是关于盐铁是否进行专卖。武帝时期，就实行盐铁专卖，引起天下议论，所以到了昭帝继位不久，霍光便于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对武帝时各方面政策进行讨论。桓宽所编著的《盐铁论》一书对于此次关乎汉朝经济政策的讨论，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其实汉武帝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的推行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当时武帝正全力反击匈奴，国家财政陷于空虚之境，此等政策乃广开财源、增加赋税收入的临时政策。但是武帝没有预料到，官营盐铁、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行，随着国家体系的延伸和战争的迁延，政策施行的结果逐渐违背了武帝的初衷，中小地主的利益深受损害，大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之手。于是出现了官吏“行奸卖平”，而“农民重苦，女红再税”的状况，以及“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的局面，大官僚大地主财富愈积愈多，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却日趋贫困。
因此，早在昭帝即位之初，霍光就依此要求改变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为了给盐铁会议的召开做准备，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闰十二月，霍光就派遣当时的廷尉王平等五人出行郡国，察举贤良，访问民间疾苦，搜集事关盐铁政策的材料证据。经过争论，昭帝下诏依然保留盐铁专卖，但取消了酒的专卖。后来又逐步废除了盐铁官营、均输等政策，从根本上抑制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整了阶级关系，最终使汉朝的经济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总体而言，这三项措施的严格施行，使得武帝后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大的方面所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衰退趋势得以扭转，国力得到增强，史称“百姓充实，四夷宾服”。班固在《汉书》中也评价道：“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愎文、景之业。”
第103章同命不同运
武帝穷其一生的努力，将匈奴人打怕了，却并没有将它打死。而只要有一口气在，匈奴人便如原上草一般，“春风吹又生”，所以很快地，恢复力量的他们再次向着南方的汉朝卷土重来。
公元前101年，匈奴新单于即位，希望与大汉王朝重归于好，并富有诚意地把过去拘留的中国使节，一并遣回长安。汉王朝接受其诚意，于是第二年，汉匈之间就恢复邦交，大汉派遣正使苏武、副使张胜赴匈奴汗国报聘，以此获取两国之间的长期友好。
然而，历史上总会有一些棋子，会在关键时刻，影响到全局的亏赢胜败，这个棋子就是张胜。张胜在到达匈奴帝国之后，与一起投降匈奴的汉人合谋，密谋乘匈奴单于外出打猎之机，杀掉匈奴的智囊卫律，然后劫持单于的母亲，逃回大汉，立下不世奇功。虽然从个人角度出发，此计划并不光彩，然而出于汉匈之间的利益，则显示出了张胜为国的勇略。可惜，后来的一系列变故，张胜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了。他完全低估了匈奴单于的警惕，在他到达匈奴之后，单于就对汉朝使者有所防范，所以他的所谓密谋，不久就被单于知晓了。结果单于大怒。一场流血杀戮下来，张胜见取胜无望，竟然恬不知耻地投降了匈奴，可见他虽然有报国之心，但其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功名利禄。
苏武对此毫不知情，却由于张胜的擅作主张而遭受鱼池之殃，在匈奴的威逼利诱之下，苏武毫不为其所动，坚决拒绝投降。匈奴一来敬佩苏武这样一个有骨气的人，二来，则是不想和汉朝彻底地翻脸，所以没有杀害他，而是把他放逐到冰天雪地的北海（贝加尔湖）。当时的汉朝居中央，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四周乃是蛮夷之地，汉使遭受如此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两国重新以兵戎相见。
而苏武在这期间，一直在贝加尔湖之畔以牧羊维持生计，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没有亲人、朋友的支持和慰藉，有的只是冰天雪地的空旷无声，匈奴也曾数次遣人前来劝降，但他始终拒绝投降。匈奴宣称他早已死亡。历史记载说，当初，苏武被匈奴放逐到北海边以后，得不到粮食供应，便挖掘野鼠，吃鼠洞中的草子。而符节上的毛都已经全部脱落，苏武却仍然把它紧紧抱在怀中，拿着它牧羊，从不毁弃。到李陵投降匈奴，苏武已经在北海边生活了十多年，匈奴知道李陵和苏武在汉朝之时，都为侍中的官衔，而且也有一定的私交。李陵虽然知道苏武没死的消息，敬佩之余，心生愧疚，不好意思去见他。后来单于大摆宴席，将苏武和李陵都请到一起，无奈，李陵只能劝降苏武，苏武一片赤诚之心，忠肝义胆、天地可鉴，李陵的劝解、匈奴单于的威逼利诱，自然难以起到一点作用。
及至武帝驾崩，李陵将消息告诉苏武，苏武一连数月，每天早晚面对南方号啕痛哭，甚至吐血。虽然他知晓，自己的两个兄弟，先前已都因罪自杀；自己的母亲也在不久之前不幸去世；甚至连自己的夫人也已经改嫁他人，只剩下两个妹妹、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不知道是否还尚在人世之间。但是，他同时也提醒自己，全靠汉室明达、武帝栽培，自己才得以身居高位，与列侯、将军并列，且使其兄弟得以亲近皇上，因此，一定要肝脑涂地，报答皇上的大恩。即使是斧钺加身，汤锅烹煮，也必当无怨无悔，自己为臣，侍奉君王，就如同儿子侍奉父亲一般，儿子为父亲而死，没有遗憾。
苏武的一生，真的就会这样终结吗？
草原上的春秋
一朝天子一朝臣，壶衍单于取代旧单于即位，准备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新单于刚刚继位，不了解汉朝，于是常常害怕汉军前来袭击，谋士卫律为单于定计，要求与汉朝和亲。其实，早在上任匈奴在世之时，卫律便产生了这个想法，特别是他在劝降苏武之时，苏武曾对他言说道：“你身为人臣人子，却背主背亲，在匈奴这里给人做奴隶。单于对你言听计从，可是你却教唆他杀害汉使，蓄意挑起匈、汉战争，真是其心可诛。此前，南越王、大宛王、朝鲜王都曾杀害汉使，但他们最后都被讨平。如今，匈奴灭族的祸患，怕是要从杀我开始了。”
卫律本是汉人，却做了汉朝历代死敌匈奴的谋士，心中不免有所愧疚，如果能够使汉匈双方罢兵言和，也算是偿还自己的罪恶；同时，卫律也意识到，匈奴南下中原，只能是劫掠而不会久居，而且匈奴要彻底打垮大汉朝，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如今匈奴衰微，时机已经成熟，相信单于也希望汉匈之间能够握手言和。果然，壶衍问卫律计策，当即大喜，并命卫律全力去做这件事情。
公元前81年，汉匈复交，汉朝派到匈奴的使节听到苏武仍然活着的消息，要求放苏武等人回国，匈奴单于遂假称苏武已死，由于此刻苏武尚自远在北海，使者也没有办法，只得先行离去。不久，汉使又来到匈奴，有个叫常惠的暗中面见汉使，为汉使献计，教使者对单于说道：“汉天子在上林苑射猎，射下一只大雁，雁脚上系着一块写字的绸缎，上面说苏武等人在某湖泽之地。”使者大喜，按常惠之言责问单于。
单于环视左右侍从，他没有料到，汉天子竟然有如此神奇的能力，遂大吃一惊，然后向汉使道歉说：“苏武确实还活着。”并言及苏武此刻正在北海之地放牧。使者遂与匈奴单于派遣之人，一同前去迎接苏武。此刻，除了苏武之外，汉朝使者还迎回了另外一个人，他就是马宏。
马宏何许人也，他先前是汉朝派往西域各国的使者，与光禄大夫王忠一起出使西域，并担任副使，只是在半路上受到匈奴军队的拦截，王忠力战战死，马宏被俘，但他没有投降匈奴。在汉朝使者的要求下，匈奴将苏武、马宏放回，向汉朝表示他们的善意。消息传到李陵处，李陵高兴不已，遂决意为苏武摆酒庆贺，他对苏武说，你回到祖国，自当名垂青史，而我身败名裂，亲人也都被杀害，还能有什么指望呢？本来，我希望忍辱负重，有朝一日能够返回故乡，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明日黄花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此番李陵见苏武终于得以带着荣誉返回中原故土，自然高兴、难以自矜，然而转念想到自己有家难回、有志难伸，不免心中百感交集，泪流满面，背过脸去，挥手与苏武告别。
二人可真是同命不同运，惋惜之至！
在汉朝使者的要求下，单于召集当年随苏武前来的汉朝官员及随从，除先前已归降匈奴和去世的以外，共有九人与苏武一起，携同汉朝使者的队伍，回到汉朝。苏武一行来到长安后，汉昭帝为了表彰苏武的节义，以最隆重的仪式祭拜汉武帝的陵庙，这在当时而言，是为人臣子莫大的荣誉。此外，汉昭帝还封苏武为典属国，品秩为中二千石，并赏赐苏武钱二百万、公田二顷、住宅一所。可谓恩宠并加，一时之间，苏武心中百感交集。
苏武被扣留匈奴共十九年，去时正当壮年、一头乌黑的头发，归来时头发、胡须全都白如冬雪。妻子早已改嫁，家人也早离散。十九年的孤独寂寞是常人无法忍受的，远离家国的苏武以坚强不屈的毅力承受着身体的摧残，精神的折磨。十九年的威逼利诱从未使他屈服，纵然妻离子散、白发如雪，也从不曾动摇过其忠于大汉的决心。所以他最终归来了，带着一身傲气和志气，这身志气虽已经历千年的风霜，至今仍令今人肃然。
而此刻的李陵，尚自屈居在时势构筑的监牢之中。霍光、上官桀一向都和李陵关系很好，听说李陵的志向和心迹之后，特派李陵的旧友陇西人任立政等三人一同前往匈奴劝说李陵回国。同时还让他们带去苏武写给李陵的一封书信，李陵对前来迎接自己的人说道：“回去容易，但大丈夫不能两次受辱！”
此刻的李陵已经是心灰意冷，匈奴已经衰弱，自己已经老朽，大汉朝再也不需要自己四处征战了，而汉朝的亲人们都已经死去多年，唯一的牵挂就是故土江山，可惜他已经投降了一次匈奴，不管是什么原因，忠臣不侍二主，他已经被迫受辱一次，若回去情何以堪。有此念的李陵没有回汉朝，终老死于匈奴……
第104章西汉废帝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四月，汉昭帝驾崩，享年二十一岁。昭帝突然发病死去，这使得主管帝陵营建的官员非常狼狈，因为皇帝的陵墓还没有认真营建，于是他们赶快租用了三万辆牛车，从渭河滩拉沙，构筑地下墓室。仓促归仓促，昭帝平陵的随葬品仍是十分丰富的。当时由霍光主持昭帝丧事，墓室中金银珠宝，应有尽有。
国不可一日无君，霍光在处理好昭帝丧葬事宜之后，便开始着手选拔新君。昭帝并无子嗣，他死后，朝中许多大臣主张立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广陵王刘胥为帝。但是霍光知道刘胥品行不端，所以当时汉武帝才未立他为帝。现在由自己辅政，反而选立一个失德的皇帝，怎么对得起死去的汉武帝呢？霍光只得再冒得罪许多大臣的风险，决定另选继承人。
他和皇太后商量，迎立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为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广利、刘屈氂等因为策划谋立昌邑哀王刘髆为太子，被汉武帝识破而灭族。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正月，刘髆驾薨，他五岁的儿子刘贺成为昌邑王。刘贺却是个不争气的人，刚即位就做了很多荒唐事。
霍光甚为为难，这个皇帝是在他的主持下册立的，如此贻误社稷，让霍光感到既对不起武帝的托孤之恩，亦对不起先帝的贤明名声。
朝中早年的辅政大臣，都已经在立燕王一事中伏诛，而现在的丞相又是一个明哲保身、难堪大任的人，因此，只有霍光的好友，当朝大司农田延年可以与之商量定议。
田延年对霍光说道：“大将军乃国之中流砥柱，既然已知昌邑王不适合做君主，不如禀报太后把他废掉，另选一个贤明之人当君主好了。你应该向商朝的伊尹学习。做一个安定汉室社稷的重臣。”
此事，还有一段渊源：霍光要废肆意妄为、不能担当国家社稷的刘贺，又怕日后担“忤逆”的骂名，便想援引古例，看看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典故，于是向田延年问了一句“于古尝有此否”。没想到即此一问，也就开口见喉咙，叫人看出“光不涉学”了，“不学无术”一说就是这样来的。此后，历代政治家都试图避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深浅，而且高官和学者一般都能画上等号，当然，除了那些开国元勋外。
霍光见此，其实心中已经有了定议，只是担心仅仅凭借他二人之势，不免会落人口实，霍光对于政治从来都是谨小慎微，他怕田延年的意见不合礼法，最终还是选择和其他两个重要大臣商量。
其实，在大家的心目中，对于刘贺的胡作非为，都已经产生了不满，于是，众大臣一致决定要废掉这个无道昏君。霍光和群臣一起去见太后，陈述废掉昌邑王刘贺的理由，太后也同意了众臣的意见。于是只当了二十七天皇帝的昌邑王就被废黜了。
他也是汉朝历史上唯一没有帝号的皇帝。
后世统称其为汉废帝！
昌邑王既然被废黜，皇位又空了出来。忠心辅政的霍光，日夜为此焦急不安。光禄大夫丙吉上书给霍光，推荐寄存在民间的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刘病已，后改名为刘询，字次卿。戾太子（刘据）孙，史皇孙刘进子。出生数月，即逢刘据巫蛊事件。刘询被祖母史家所收养，一直居住在民间。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昌邑王被废后，大臣中有人进言说，皇曾孙刘询有德有才，可接回宫中继承皇位。霍光亦对刘询做了一段时间的考察，发现此人心怀仁慈、志向远大，遂携同大臣将他从民间迎入宫中，先封为阳武侯，将此事禀报皇太后，接着就把刘询接回宫中，拥立为皇帝，他就是有名的贤君汉宣帝。汉宣帝于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七月即位，时年十八岁，第二年改年号为本始。
被废的刘贺，此后的生活可谓潦倒不堪，霍光新拥立的汉宣帝刘询，在即位之后，心底到底有些忌惮，他害怕刘贺会不甘心，进而产生反叛的心思。
于是，刘询在即位的第二年就让山阳太守张敞专门监察刘贺，此刻刘贺已经被软禁，张敞发现，刘贺终日沉迷酒色，早已经变得毫无斗志。刘询知道刘贺从此难以成为自己的敌手，遂生出恻隐之心，没有伤害他的性命，而是打发刘贺回到山东昌邑国，过着被监视的日子。而刘贺带去长安的两百多个官员除了三个正直的人，其他的都被斩首。
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为防止刘贺死灰复燃，宣帝遂下诏给山阳太守张敞道：“谨备盗贼，察往来宾客。毋下所赐书。”
第二年，刘贺被贬斥为海昏侯，封地就在江西省永修县一带。此时，他已经被解除了软禁，但皇帝和霍光却依然对其进行着秘密监督。一次，扬州刺史“柯”就上报朝廷一件事情：刘贺与一个叫孙万世的人交往。
孙万世问刘贺：“在被废除皇位前，君为什么不坚守内宫，关闭宫门，斩杀霍光，却听凭他们夺取皇位玺绶呢？”
刘贺说：“是啊，当时太年幼，真是大大的失策啊。”孙万世又希望刘贺做豫章王，绝不要一直做这么普通的海昏侯。刘贺说：“道理是如此，但是这话不宜说啊。”
刘询因此震怒，下令查办刘贺，其实刘询已经看出，刘贺只是说说而已，根本没有实力反对自己的统治，遂只削减了其封地的人口和赋税。四年之后，刘贺在愤慨中死去，终年三十四岁。
霍光拥立了宣帝刘询，更力保其帝位，为朝廷鞠躬尽瘁。宣帝即位后，为了表彰霍光的拥立之功，对其大为嘉奖。此后，霍光便忠心耿耿地辅佐年轻的宣帝，为其献计纳策，以求君主圣明。汉宣帝在他的辅佐下，继续遵照“与民休息”的方针来制定政策，处理国事，使西汉王朝再次兴盛，史称“昭宣中兴”。这段时期西汉王朝能够再次兴盛与重臣霍光二十多年的忠君辅政不无关系。霍光对汉室忠心赤胆，且知人善任，做事果断，是个颇具智慧的谋略家。他上任后调整了武帝末年赋税无度的政策，与民休息，缓和了朝廷与百姓的矛盾，所以汉代的经济出现了又一个发展时期。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病逝。汉宣帝和皇太后为感念其为汉室立下的汗马功劳以极其隆重的礼仪亲自为霍光主持丧礼。死后的霍光被埋葬在茂陵汉武帝陵墓的旁边，这正体现了汉室对这位忠心辅政安定社稷的重臣的尊崇。
霍光已经死去，但他身后却留下了一个足以颠覆朝野的家族。
第105章“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刘询能够登基为帝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皇帝刘贺的无法无道，使得官员外戚都生出了废黜他的决心；二是霍光等人有实力废旧立新。
这次皇位变动经过了以下几个步骤：
1.大臣提出建议，建议通过诏旨形式被批准。
2.根据规定的程序颁布命令昭示天下。
那些建议虽以全体高级官员的名义提出，但是并不能指望它们获得即将被废除的皇帝的批准。于是这些建议就被提交给皇太后，皇太后是昭帝的十五岁的遗孀，也就是霍光的外孙女。自然，她对于霍光为首的官员的提议做出了批准，以皇太后的名义颁布批准让位建议之举是沿袭了吕后的做法，虽然这种做法多少有些争议，但是因为前朝有旧例可循，所以就被霍光等人毫不犹豫地采用了。与此同时，朝廷在言辞上对连续性的原则作了允诺，并且采取措施向开国皇帝的宗庙禀告了帝位继承变动的情况。
所以刘询得以继承帝位，不过是西汉“废旧立新”的一项尝试，甚至在霍光死后，霍氏家族还尝试着借此控制新的皇帝刘询，可惜事与愿违。既然霍氏家族与当朝皇帝的利益出现了冲突，宣帝刘询自然要对霍氏一门动手。
宣帝能够成为西汉中兴之君，自然有其非比寻常之处，他虽然身在民间，但对于皇朝内部的事情，却了若指掌，十八年来，他一直在史家的教育下，不断成长着，他要的只是一个机会。可是在他刚刚登基的时候，政府仍牢牢地控制在霍光手中；霍光的至亲和助手控制着禁军；他的儿子霍禹和侄孙霍山是朝廷的领袖。所以宣帝避其锋锐，对霍氏采取了怀柔拉拢的手段。
据传，当时刘询观察宫中局势，了解到自己很有可能会被推上皇帝宝座，然而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傀儡，沦为霍家独掌大权的工具，因此，他才取许平君为妻，以防霍氏一门外戚权力的进一步扩大。许平君之父曾一度侍候武帝，后来又被委派到废帝刘贺的昌邑国任职。在昭帝死前不久，许平君为宣帝生一子，他就是后来的元帝。
宣帝刚即位，围绕皇后大位的问题，就出现了许多争议，大多数人赞成将霍光的一个女儿挑选出来，承继皇后大位、母仪天下。但皇帝坚决不同意，一者是为了防止霍家权力的进一步扩大；二来，他和许平君是结发妻子，感情深厚，不忍叫她受委屈。
因此，宣帝刘询坚持立许平君为后。宣帝把握时机，下了一道莫名其妙的诏书，声言自己在贫微之时曾经有一把旧剑，现在自己十分地想念它，众位爱卿能否为他将其找回来。
“旧剑”就是暗指许平君。群臣揣摩上意，开始一个个请立许平君为皇后。许平君于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被册立为皇后，不久，皇后怀孕。这就是“故剑情深”的典故。从此，这一浪漫典故开始流传，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浪漫的诏书，一个王子对贫女的许诺。
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许平君生下一女后，霍光的妻子霍显与御用女医淳于衍相勾结在滋补汤药中加入附子，让产后的许平君服用。许平君不久毒发，在痛苦中死去。汉宣帝非常悲痛，追封她为“恭哀皇后”，葬于杜陵南园（也称少陵）。一年后，霍光之女霍成君如愿以偿取代她为后。
此后，宣帝便一直韬光养晦，暗中积蓄实力，但是霍家的人却日渐嚣张。例如，霍光死后，他的埋葬奢侈豪华，随葬的陈设和服饰，如玉衣等，都是只有皇帝才能用的。而在霍光的葬礼上，霍氏一门的族人行为傲慢无礼，大事铺张，炫耀他们认为掌握得非常牢固的权力。不知不觉之间，宣帝仅存的对于霍光拥立自己为帝的感激之心，也在霍氏一门族人的嚣张跋扈之中消磨殆尽。
在霍光死后，皇帝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最为典型的就是：将张安世任命为尚书令；并且任命当时最干练的魏相为相，而霍光死后，丞相的权力和尊严正在迅速地恢复；继而任命丙吉为御史大夫，又委以他的岳父许广汉以重任，逐渐把权力收归己手。
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霍光刚刚死去一年的时间，汉宣帝封许平君的父亲许广汉为平恩侯，同时册立与许平君在民间所生的刘奭为太子。霍显非常恼怒，甚至“恚怒不食，呕血”，并授意霍成君伺机毒杀刘奭。但因为太子的老师（一说保姆）先试菜验毒，所以霍成君几次下手均未成功。
这正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霍光虽为大汉立下汗马功劳，但霍家人却不知惜福，日益骄横，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霍氏一门族人虽然身居高位，却不知为官之道，“朝请”时却“数称病私出”，“朝谒”也叫“苍头奴”代劳，最后连家奴都狗仗人势，竟因与人争道而入御史府踢大门，还动不动就扬言“县官（指汉宣帝）非我家将军（指霍光）不得至此”。
贵为天子的刘询已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首先，宣帝解除了霍光两女婿东宫、西宫卫尉的职务，剥夺了他们掌管的禁卫军权，这样，就将保卫自己的势力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中。
其次，宣帝还将霍光的两个侄女婿调离了中郎将和骑都尉的职位，让自己的亲信担任南北军和羽林郎的统帅，继而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此一来，霍家要是有什么动作，宣帝也可以用武力镇压。
再次，宣帝还提拔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大司马，明升暗降，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实权，其右将军屯兵的权力从此付诸流水。
最后，宣帝为了将霍山、霍云领尚书事的职务架空，还大力改革上书制度，下令吏民上书，直接呈皇帝审阅，不必经过尚书。
霍家的酒囊饭袋开始时并没有察觉，还以为这是宣帝对霍家的恩宠。此时，霍家掌握的权力被宣帝剥夺殆尽，特别是军权逐渐集中在汉宣帝的手中，霍家人终于明白，这个皇帝绝不是个头脑简单的人，而一想到宣帝对于许平君的深情，霍家还将其谋害，几个知情人就感到不寒而栗，惶恐不安之下，霍家最终决定铤而走险，举行叛乱，推翻汉宣帝，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设计了两次阴谋，一次是谋害丞相，另一次是废黜皇帝而以霍禹代替。
这两次企图都得到了以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书的支持。太后为霍光的外孙女，她的诏书曾被非常有效地利用过，但这一次霍家却不走运。阴谋的消息泄露到宣帝的耳中，不仅政变没有达到既定目标，霍氏一门还遭受了灭门之祸。参加叛乱的人都被处以极刑，其中霍光子霍禹、霍云，侄子霍山，都被杀或者自杀。而阴谋毒害太子的霍成君也被宣帝废掉，令其迁往上林苑的昭台宫。
十二年后的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再度令其迁往云林馆，霍成君自杀，葬于蓝田县昆吾亭东。
废后诏书原文：
皇后荧惑失道，怀不德，挟毒与母博陆宣城侯显谋，欲危太子，无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庙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呜呼伤哉，其退避宫，上玺绶有司。
至此，刘询终于为发妻许平君报仇，比起吕太后、卫子夫等人，许平君总算得到了宣帝的真感情，从这点看，许平君是幸运的。自此，在西汉朝廷中盘踞了十几年的霍家势力一朝覆灭，汉宣帝最终确立了他的绝对统治。
第106章“昭宣中兴”
在太子大位确立的同年，即公元前67年，一位小人物路温舒走进了大汉的历史。
路温舒，巨鹿（今河北平乡）人，此前一直默默无闻，因为他只不过是廷尉一名低级的廷尉史，位卑言微，只是默默地尽着自己的本分。但也正因为身在廷尉任职，所以路温舒比普通人更为深刻地了解酷刑的可怕。他认为刘询是个仁君，遂大胆地向其上了一份奏章，暴露司法的黑暗，要求废除酷刑。路温舒指出，造成冤狱的原因在于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当酷刑将人的尊严都碾碎踩烂之时，认罪是唯一的解脱，尽管他可能是清白的，什么也没做过。
刘询见到路温舒这一纸奏章，深感有理，遂下一道诏书，命全国法官办理案件时要宽大公平。路温舒的这份奏章很温和，很微弱，虽然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刘询为帝者的胸襟气度。
自霍氏一门被诛除以后，刘询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对国家各项政策进行改革。因为刘询在早年，一直生活在民间，也时常受到吏治腐化所致的官员的欺压，因而及至登基，改革吏治便成为他心中最为迫切的愿望。
对于吏治改革的必要性，宣帝说道：“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所以，他即位后，宣布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除此以外，宣帝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为此，刘询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他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察结果，宣帝对其进行奖赏或者处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因此，在宣帝当政的二十余年间，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而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
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符合汉宣帝价值观的“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服务于大汉朝的各项职能部门当中。
经过宣帝时期的改革，吏治呈现出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即官吏“久任”制发展到较为完备的时期。
一方面，官员“久任”的实施范围已经从原本的朝廷大臣扩大到地方高级官员。以前只有侍中、尚书等参掌朝政的亲信近臣得蒙荣宠，到现在，连郡太守一级的高级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
汉代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郡守起承上启下、上传下达的重要作用。郡国守相的好坏，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的同时，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
刘询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他在选任郡国守相，对于标准的制定和施行十分慎重和严格，其间规定：郡国守相首先必须由朝中大臣举荐，其次则需要皇帝亲自召见考核，考察其治国安邦之术。
另一方面，不轻易提升调动上述重要官员，不管他们有多大的功劳。国家只会另外寻求对策，给良吏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奖励和褒奖。
《汉书·宣帝纪》记载说道：“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这是当时宣帝对于亲信近臣升迁贬谪的做法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对此，上至朝中一品大员、小到地方郡守县令，在政令施行之初，都不太理解皇帝的心思，宣帝于是坦言道：“郡守是‘吏民之本’，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如果实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
为了表示对治理地方确有优异政绩的郡太守的奖励，宣帝会向其颁布玺书嘉奖勉励；在原有的薪俸基础上增加俸禄；赏赐金钱若干；甚至拜爵至关内侯，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誉与经济利益。
胶东相王成就在“考绩”中被认为安抚了大量流民，“治有异等”，因此得到了明诏褒奖，被宣帝提升其俸禄为“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而此前被贬的一代名臣黄霸，在出任颍川太守的八年里，励精图治，使得郡中大治。考核结果出来，宣帝遂下诏称扬，并给予“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他们的职务尽管没有升迁，但是因为政绩得到肯定，自然会更加励精图治，以报浩荡皇恩。
与此同时，皇帝此举，还可以让他们成为为官者效仿的榜样，可以刺激了政风吏治的改善，其意义之长远远远高于一般人所能预见。这些循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所居民富，所去被恩”，故而得到当世之人的一致好评。
“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人们将对于各处廉洁又能的官吏的好印象，都转化成为对于宣帝的崇敬和支持，一时之间，刘询的伟大形象，直追汉武帝。
从汉宣帝对吏治的改革良臣的奖赏可看出其的确是个勤政爱民，拥有着雄才大略的好皇帝。但是，仁政之君也有铁血的一面。
及至霍家被诛、宣帝当政，刘询便开始在刑罚上进行改革，强调严刑峻法，着手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汉宣帝时，作用非凡，就连他也因为贪污而被告发。刘询震怒，田延年有功，并且一直被刘询引为重臣。这次他犯罪，正值宣帝改革刑罚之际，万万不能够因他一人而耽误了国家大事，虽然朝中大臣多为他说情，认为“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刘询最终没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诣廷尉”受审，拟以重罚于田延年，田延年无奈之下畏罪自杀。
刘询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他认为，对待官员的贪赃枉法行为，必须要施以严惩，然而对于平民百姓的治理，则需要一些善于明断同时又有宽大胸怀的官员，他们在定罪量刑之时，往往可以在怀着同情心的情况下，让百姓切实地得到利益。因此，宣帝在任用地方官吏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大多数则是任用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社会矛盾也得到了极大的缓和，政治局面亦得以稳定。
其实在刘询入宫之前因为一次诬陷而被告盗窃送入大牢之中，幸好他妻子许平君的父亲是当地的官员，在他的斡旋下，刘询才得以逃脱责罚。但是，前人之事、后人之师，刘询对于朝廷官吏不分青红皂白、经常判出冤假错案的做法，深恶痛绝。
在他掌握国家大权之后，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刘询亲政后不久，还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刘询在朝廷增加了四名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的廷尉平一官，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次年，刘询接着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
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他派二十四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除此以外，刘询还先后十次下令，大赦天下。一时之间，天下人人对刘询的所作所为感恩戴德。
昭帝也曾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只是，对于盐、铁，依然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革。宣帝亲政后，加大了改革力度。他在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九月下诏道：“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
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帝时期仍然存在部分施行，经过宣帝的大力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和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以及国力的逐渐恢复和强大。
一时之间，“昭宣中兴”被人们口耳相传，遂载入史册，被史家认为是自汉朝立国以来，最繁荣兴盛的时代。
第107章第二战场的开拓
西域，历来是汉族与匈奴的第二战场。早在汉朝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匈奴就已经在西域建立势力，并设有西域总督（撞仆都尉），驻扎在焉耆一带，管辖西域诸国。可见那一时期匈奴所掌控的区域范围已经是极大的了。
汉武帝时期推行了一系列扩张政策使得大汉王朝声威远震，特别是张骞通西域后，汉使开始在西域各国间往来不绝，并屯田渠犁。汉匈关系愈发复杂，二者在西域展开了拉锯战，你来我往，此消彼长。
汉匈的强弱关系也很明显地体现在西域各国对待使者的态度上，匈奴强盛时，所有匈奴使节到西域，一切费用，都由所在王国供应。汉朝出于弱势时，其使节在西域的一饮一食，却要用钱购买，这让汉朝情何以堪？再加上各国在匈奴的压力下，往往截杀汉朝使节，遂使汉朝终于发动一连串报复性的战争。
傅介子是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人。昭帝登基、霍光辅政之时，面对西域龟兹、楼兰均联合匈奴杀汉使官、掠劫财物的现状，傅介子遂要求出使大宛，汉昭帝和霍光准许了他的请求，并让他路过楼兰和龟兹时，责备两国国王背叛汉朝，杀害汉朝官员和使者的行为。到达西域之后，傅介子以汉帝诏令责问楼兰、龟兹，并杀死匈奴使者，返朝后被任为平乐监。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又奉命以赏赐为名，携带黄金锦绣至楼兰，于宴席中斩杀楼兰王，另立在汉楼兰质子为王。以功封义阳侯。最后，还由汉朝向其送去一位宫女做新王的王后。傅介子以百人入虏廷，取番王首级如拾芥，其过人的胆略和高超的智谋为世人所推崇，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仍然在其故乡有“傅家巷”流传，可惜后来被拆毁。
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汉朝与乌孙王国（吉尔吉斯伊什提克城）最终达成一致，决意联合出兵，夹攻匈奴，企图使匈奴在两面作战的苦境中崩溃。其中，汉朝派遣了田广明等五位大将，发铁骑十六万余兵马，分别自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西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张掖（今甘肃张掖）、五原（今内蒙古包头）、酒泉（今甘肃酒泉）五路出兵。乌孙王国方面，则派遣校尉常惠前往，节制乌孙骑兵五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
匈奴得到消息，立刻做大规模紧急撤退。以致汉朝声势浩大的五路大军，深入沙漠一千余公里，仍捕捉不到敌人主力。惊惶西逃的匈奴主力，竟然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后大败而归，乌孙俘虏匈奴亲王以下四万余人，常惠也因此被封为长罗侯。第二年冬，匈奴不甘心自己竟然败在曾被自己奴役的小国手中，遂率领大军袭击乌孙，然而天不佑匈奴，待得大军行至半途，却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乌孙、乌桓与丁令等闻讯，急忙调集大军乘势攻击，匈奴“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也。”
自此不久，汉军三千骑北击匈奴，都能捕得几千匈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遂产生了与汉朝和亲的意图。这次胜利不仅是武帝以来坚决执行联乌击匈政策结出的硕果，更是张骞断匈奴右臂的西进政策在半世纪之后显出的功效。从这一点而言，张骞敏锐的眼光能远瞻到六十年之后，这样的智谋表明他不仅是伟大的探险家，更是伟大的政治家。自此，匈奴更加衰弱，此消彼长之下，汉朝更加强盛，也就直接决定了西域诸方的局势，大部分国家从此就归附于大汉朝麾下。
位于天山以北的面积广袤的车师王国（新疆吉木萨尔），是汉朝前往乌孙王国的要道之一。车师国王乌贵娶了匈奴的公主，所以跟匈奴结盟，继续遮杀汉朝使节。
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汉朝在渠犁王国的屯垦长官郑吉在汉宣帝的授意下，率领屯垦兵团一千五百人，同时调发各国军队，集结一万余人，攻击车师，不久便将其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匈奴派兵来助阵，郑吉领兵迎击，两军遭遇，匈奴竟害怕退去。乌贵自知不能抵抗，但投降又恐惧匈奴报复。两难之下，乌贵索性放弃王位，向西投奔乌孙王国。汉朝就把车师国民东迁到交河城（新疆吐鲁番），而在车师故地屯垦，并派遣三百汉兵屯驻车师。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南道的莎车王弟呼屠徵，杀了亲汉国王万年。
万年何以会被其王弟呼屠徵杀害呢？
这涉及西域各国与汉朝和亲的公主地位。无可厚非，当时的冲国和亲公主，虽然可能是汉朝皇宫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宫女，但是到了西域，却成了西汉帝国的象征，可想而知其地位的高贵和显赫。
刘细君作为西汉的第一位进驻西域的公主，嫁给了乌孙王岑娶。及至刘细君逝世，汉朝再将另一位公主刘解忧嫁给继任的乌孙王翁归靡，生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嫁给龟兹王绛宾，绛宾亦深以当大汉的外孙女婿为荣。汉朝公主还有一位侍婢冯氏，嫁给乌孙王国大将，她是历史上被誉为最美丽而且最成功的女政治家之一，经常代表公主和汉朝政府，出使西域各国，调解纠纷，各国对她有崇高的尊敬。
公元前65年，龟兹王绛宾夫妇为了加强汉朝和龟兹的关系，一同到长安晋见大汉宣帝刘询，刘询为其忠诚，感动万分，赐予了他们大量的钱财。等到绛宾夫妇返回西域，隆重的队伍让各国都羡慕不已，连远在西域西陲的莎车王国（新疆莎车）也心向往之。因此，在此之后莎车国就百般与汉朝使者交好，希望得到汉朝的大力支持，莎车国国王死后，没有子女，为倚仗大汉国威，就迎立刘解忧最小的儿子万年当国王。想不到万年是一个不成才的流氓，使国人大大地失望。故王的弟弟呼屠徵就把万年杀掉，自己继位。
与此同时，呼屠徵还杀掉了汉使奚充国，还煽动南道诸国叛离大汉，南道因此阻断不通，大汉震动，因为他不仅杀死了汉朝在西域的象征，更是直接侵害了大汉在西域的战略利益。于是，汉宣帝决意让汉朝在西域的使者，严厉地打击呼屠徵。
当此之时，大将郑吉还在北道屯垦区，恰奉宣帝派遣冯奉世正出使大宛途中。冯奉世果断行动，在郑吉的支持下，冯奉世以大汉使者的名义，征发西域诸国兵一万五千余人，进攻莎车，不久便打下了都城，平定了南道，并把惊惧自杀的呼屠徵首级一路传送到长安。冯奉世顺势进驻大宛国，国王畏惧大汉天威，对他尤其礼敬，冯奉世更因此还得到该国名马“象龙”，带回了长安，汉宣帝大悦。
可惜，郑吉在北方的屯垦区大大地威胁了匈奴的利益，因为此前匈奴和汉朝都是以天山南北为界限，分开治理的。此次汉军深入到匈奴势力范围内，匈奴便不断派兵骚扰。三年后，汉朝认为在天山以北不可能保持据点，便把屯垦区撤销，退回天山以南，与渠犁王国的屯垦区合并。
此屯垦区虽然不复，但天山以北郑吉所部的中心交河城，并没有就此损坏，被称为车师前王国，故地则称车师后王国，而且对于天上北麓的控制，因为不需要担心匈奴的骚扰，遂变得更为方便。
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仰慕汉朝天威，遂带着数万人投降大汉，宣帝特派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五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郑吉破车师，降日逐王，声威大震西域，宣帝乃拜之为西域都护，封安远侯，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郑吉遂在西域中心，大汉政府任命郑吉担任首位西域都护，都护府设在乌垒王国（今新疆轮台东北），并修筑乌垒城，距阳关两千七百余里，统领天山南北，大汉号令得以正式颁行于辽阔广大的西域地区。
西域都护的设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从此之后，汉匈相斗七十余年，东自车师、鄯善，西抵乌孙、大宛，西域诸国尽归大汉之列，匈奴在对汉的交锋中，则处于弱势。
有人评论道：“张骞之始，郑吉之终，汉武之愿，汉宣实现。”
大汉在西域势力，不断增强，连一向强势的匈奴也不得不甘拜下风，不敢再与汉争锋西域，以前设置的僮仆都尉，也在形同虚设之后，被废除了，从此以后，天山南北广袤之土，雄阔之地，终属大汉之域。
经过不断的和亲、战争等出色的外交政策，汉朝在天山南麓的统治逐渐巩固，匈奴对于汉朝的压力也有所降低，使得汉朝得以将触角一度伸到了天山以北的匈奴控制地区。
匈奴在经历了西域的沉重失败之后，其颓败的趋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匈奴为了巩固自己在西域的势力，与汉朝军队在天山南北展开了生死角逐，然而，匈奴没有料到，自己没有被强大的汉军击败，却在曾经的弹丸小国、自己的附庸乌孙王国的迎头痛击下，兵败如山。匈奴本希望东西两面同时进军，可以花开双朵，皆大欢喜，及至西域的失败，他们不得不将目光重新锁定在东方。因为此时的西域，已经逐渐被汉朝铸炼得如铁桶一般，匈奴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天山北麓地区不断袭扰，同时构筑一定的防线，防止汉军的乘胜追击。
毫无疑问，匈奴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汉朝军队其实并不想在这时候彻底地打垮匈奴，因为他们找不到一个理由，可以允许汉王朝以举国之力去霸占一个贫瘠的草原荒漠构成的大陆。而且匈奴此时还是很强势，汉朝军队和西域联军的攻击，并没有伤害他们的元气。马上民族灵活机动的性能，使得过去吃过无数次亏的汉朝军队不敢轻举妄动。即便如此，匈奴竟然也未能够挽回颓势。它在东方的战争中，被新兴的乌桓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击败，国势日渐萎缩。国势衰微，单于的权威也日渐下降，国人对此怨声载道，又加上此时在位的单于暴虐好杀，更促使危机加重，匈奴帝国陷入了即将四分五裂的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