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还是肠子
“急诊完全不像急诊，人特别多。很多人不是来看病的，专程来输液的。”李女士告诉“医学界”，因肺部感染，其母亲需要输液治疗一周。但按照就诊医院规定，只有急诊能输液，且必须一天一挂号、一开药。
“医学界”向上海、北京、四川、江苏等多家三甲医院求证，发现皆有相关规定。
“医生和患者怨声载道，说是重复劳动。医生也觉得政策‘变态’，让我们打市民服务热线投诉。”李女士无奈地说。
输液流程复杂，
每天要挂号拿药
2021年五一前夕，李女士发现，感冒四五天的母亲病情在加重。于是，她携母来到离家较远但口碑好的一家大型三甲医院。
当天是工作日。李女士挂了一个门诊内科的号。医生根据拍片和血液检查结果，诊断为肺部感染。随后，医生告知李女士，其母的情况需要输液治疗。但按照医院抗菌药物管理要求，只有急诊医生有权限，能开具抗菌药物输液处方。
“医学界”从陕西省山阳县卫健局副局长徐毓才处获悉，对于输液问题，各地区、医疗机构陆续出台相关措施，以规范、约束这一医疗行为，但还未有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定。2016年以来，江苏、安徽、山西、浙江、内蒙古、四川、江西、广东、广西等多地出台政策，明确限制甚至全面叫停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门诊输液。在深圳龙岗区，禁止门诊输液的范围已延伸至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上海虽未出台政策，但不少医疗机构已主动取消门诊输液。
李女士又挂了一个急诊号。“门诊候诊，等了1个多小时。到急诊，重新排队、候诊，又是1个多小时。”李女士告诉“医学界”。
急诊医生大致问了下情况，开出处方单。但李女士发现，只给了一天的药，便问医生，要输多久、明天怎么办。医生回复：“要输一周。后面，每天先挂号来看一下，再开处方。”
针对李女士“多开几天药”的请求，医生称没办法。“电脑权限是锁掉的。想帮你们多开几天，也开不出来。”
该名医生还称，自己也受不了。“急诊很多人就是来挂号输液的。每天这么给病人解释。有些人不理解，还要和我们吵一架。”
李女士结合就诊记录说：“我对医院规定表示理解。但每天挂次急诊号，算上排队就诊、配药，耽误很多时间。我们早上8点多出门，到下午2点半才输上液。健康人都吃不消。”
第二天，李女士考虑到等待时间太长，对母亲病情不利，便带她到离家较近的一家三甲医院就诊。该院同样仅限急诊输液，且每天要挂号。
但让李女士欣慰的是，这家医院的急诊患者量明显少于此前医院。很快就看上了。急诊医生比对之前医院的检查和诊断结果问诊后，对输液处方稍作调整，就让李女士带母亲输液去了。
7天治疗后复查，医生称血象正常，后续口服药巩固即可。
“哪有输液一天就能好的病？”李女士告诉“医学界”，应该让上面看看，抗菌药物管理不能矫枉过正。
医院回应：
每天一挂号，是为评估病情
“医学界”联系涉事医院获悉，仅急诊输液，已执行很久。随后，“医学界”又联系北京、上海、四川、江苏、广东等6家医院，得到的答复都是急诊科当天挂号当天有效，仅开当天输液所需药物。
北京市某儿童专科医院告诉“医学界”，这其实涉及到一个诊疗过程。每天输液前挂号，那意味着用药前，坐诊医生会评估患者病情，根据变化，考虑是否要更改治疗方案。“尤其是小孩子，病情变化比较快，医生看下情况再用药，是出于慎重使用抗菌药物的考量。”
同时，多家医院表示，对可输液疾病也有明确规定。这与当地卫生主管部门相关规定有关。2014年8月，安徽省在全国率先提出53种不需要静脉输液的常见病清单，包括普通感冒、无高烧的急性支气管炎、轻度结肠炎、急性鼻炎、炎等。此后，这份53种常见病名单在广东、海南、广西等多地亦得到推广、实施。
广东相关规定还提出，只有在患者出现吞咽困难、严重吸收障碍，以及出现病情危重、发展迅速、药物在组织中宜达到高浓度才能紧急处理这三种情况下，才使用静脉输液。
原镇江市卫计委主任、医改专家林枫于2018年告诉媒体，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取消门诊输液，并不能理解为这些医疗机构就禁止输液。“急诊、住院、某些特殊疾病都可能用到输液治疗，但普通门诊存在大量的输液滥用。输液必须要严格做好管控，以避免出现相关医疗质量安全问题。”
输液或该去社区
根据目前公开资料，国内最早取消门诊输液的或是浙江省邵逸夫医院。该院1994年建立之初，曾就门诊输液有过争议。后在美方参与业务指导的院长坚持下，该院二十多年来未设置门诊输液室。
近几年，各地陆续有医院自行取消门诊输液服务。这一方面是要合理控制抗菌药物使用，另一方面是为减少输液服务量，将更多医疗精力转向疑难病、重病问诊，同时将需要输液但病情不是很严重的患者下沉到社区医院，推进分级诊疗。
有医生向“医学界”建议，类似李女士母亲的情况，可以去社区医院就诊输液，离家近，环境好，人也少。“基于过往就诊经历，我妈对社区医院不是很信任。”李女士说。
徐女士则表示，自己的母亲因久咳不愈至社区医院就诊，被诊断为肺部感染，输液一周，病情没有好转。随后，老人至三甲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肺癌晚期。
也有医生指出，若老人、孩子每天挂号输液不方便，或可考虑住院治疗。“我也想过住院。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医疗资源浪费？”李女士感慨。
林枫认为，医院取消普通门诊输液后，要做好流程再造，做好规范化诊疗，引导患者正确认识滥用输液和抗菌素的危害，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医患矛盾和冲突。
目前，不少医院已在流程改造方面有所收获。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自2016年5月起，全面停止门诊输液。彼时急诊患者的输液流程需40分钟以上。此后，医院药学部改造急诊输液流程，简化工作环节，使患者就诊收费后至输液只需15-30分钟，缩短输液等待时间。
此外，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推出输液患者次日预约制度，缓解挂号、排队等压力。
广东省某急诊科医生称，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急诊科首先是保证医疗安全，在此基础上尽量做到就医体验的便捷，医疗安全与就医便利相比，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在上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前，王贺胜最新任职显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湖北省委常委、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
其中，他于2016年8月就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而他在湖北的一连串头衔则来自于新冠疫情期间的临危受命。
2019年年底，武汉新冠疫情暴发，抗疫形势严峻。次年2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王贺胜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2天后，湖北省委常委会决定：免去张晋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刘英姿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上述两职务，由新到任的省委常委王贺胜同志兼任。
至此，王贺胜成为首个兼任省卫健委“一把手”的省委常委。2月10日、11日两天，他连续两次召开防控会议。
10日，他要求省卫生健康委要找准定位，进一步完善疾病防控组、医疗救治组、综合组等部门的职责任务，在“指导、督导、服务”三个关键层面上下功夫。同时，对“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切实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等提出要求。
11日的会议强调，在已制定的工作架构基础上，当前防控工作关键在于“落细落小落实”，从细节入手，确保务实管用，解决实际问题。
医学专业出身，理论实践两手抓两手硬！
坐镇湖北，于一团迷雾中迅速厘清线索抓住关键，得益于其过硬的公卫业务能力和丰富经验。公开资料显示，王贺胜大学本科毕业于天津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后在该校工作了近18年。
2008年5月，王贺胜出任天津市卫生局党高官，随即大力推进区域卫生规划，进一步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两个服务网底的功能定位。
可以说，王贺胜是理论与实践两手均能出成绩的实干型干部。也正因此，2020年2月15日国新办首次在湖北武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王贺胜的表现给全国人民吃了颗定心丸。
全程10分钟的湖北疫情防控基本介绍，尤其是涉及数字的地方全程脱稿。
整场发布会媒体记者一共提了7个问题，其中王贺胜主动回答了3个问题。
谈到具体措施时，他提出推动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精准管理，发挥基层的网格力量，使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确保不出现第二个武汉。
事实也证明，基层的防控到位是遏制疫情蔓延的关键。
履新后，王贺胜会在这个新成立机构中做出什么样令人期待的成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自去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初期病例上报不及时、湖北省卫健委的书记和主任在疫情的初期便双双被免职，所有一切，都凸显了我国疾控部门权责不明、职能定位模糊等问题，疾控体系改革呼声再起。
早在今年1月，就有接近cdc的人士向“医学界”透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正在筹划疾控体系改革方案，预计很快会出台。而备选方案之一，便是将国家卫健委下设的疾控局和cdc整合，组建一个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机构，和国家药监局、国家中医药局同级。
目前，涉及部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人员编制的“三定方案”还未出台。而根据现有消息，上述方案已被采纳，同被纳入新机构的，还有卫健委应急办、卫生健康监督中心。
“减少内耗，职能效率会更高。”一名cdc中层人员如此评价。
四名局长皆有医学背景
担任国家疾控局首任局长的王贺胜，是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此前主要负责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政医管等工作，曾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本科毕业于天津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
去年1月，新冠疫情暴发后，王贺胜作为中央指导组成员赴武汉指导工作。据报道，他带领前方工作组在武汉红十字会医院部署救治工作并看望医务人员，并负责交接联勤保障部队首批防疫物资运抵汉口火车站。去年2月，王贺胜兼任湖北省卫健委主任。
而疾控局的三位新任副局长，也有医学背景。
常继乐是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局长，曾担任原甘肃卫生厅副厅长、原卫生部人事司副司长，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
孙阳是国家卫健委应急办主任，曾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有多年内科医生经历，是原卫生部医改办公立医院改革组组长、原卫计委医管中心主任。
沈洪兵则是一位流行病学专家，现任南京医科大学校长，201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从四位局长的履历中可以看出，新国家疾控局成立对医防结合的重视。前述cdc中层人员表示，结核病、职业病等疾病的防治都是有一部分在疾控中心、一部分在专科医院，“疾控局成立后，预防的地位将更加明确和加强，但和临床也必须保持良好沟通和协调。”
571.今天是肠子专场
祁镜的面前是两个“L”型大书柜，款式老旧，但容量够大。三排木架外加十来个橱窗里满是医书和国外杂志，被人按大小厚薄整齐地码放着，塞得满满当当。
面对引领上千医护职工的丹阳医院的院长，祁镜没有这个年龄该有的青涩，一番慷慨陈词说得祁森愣了好一会儿。
儿子向来贪玩，祁森也早就已经为他铺好了门路。
只要拿下医学院毕业的文凭，卫生系统、医药公司、甚至自己医院里的行政职位都可以任他挑选。
可没想到的是，祁镜在毕业前突然转了性，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这怎么看都不像自己的儿子，听口气反倒像干了十多年临床的学科老骨干，还是最有经验的那一类。
虽然性格很油滑嘴巴也得理不饶人，极尽毒舌之能事，但心里想的都是病人。
过了许久，祁森缓过劲来：“你确定要进临床？”
祁镜点了点头：“确定。”
他三天前刚重生，上一世选了最轻松的行政办公室。结果第一年就因为上班打游戏被人举报了好几次，混了五年后祁森实在迫于压力，一气之下把他扔进急诊，给那些医生打下手。
在咒骂、埋怨、指责和中伤中，祁镜慢慢醒悟，开始在医院最底层打拼。
重新学习知识，积累经验，甚至跟着比自己小五六岁的应届毕业生一起干杂活。熬了七八年，才靠着极强的诊断能力翻过身......
这一世他不想再走老路，行政管理根本就不适合他，只有临床第一线才有他喜欢的东西。
见父亲用异样的眼神看向自己，祁镜又忙不迭问了一句：“你不同意？”
被这么一问，祁森清清嗓子，马上没了平时管教手下医生的威严，反而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我怎么可能不同意，要反对的是你妈。你也知道你妈那脾气，我可斗不过她。”
“再说现在临床不容易，sars还没平息，恐怕......”
回想起03年的sars，祁镜还是心有余悸，突如其来的新型传染病让第一线的中青年骨干损失惨重。
在丹阳医院，半年内就倒下了五位医护。虽然最后都救了回来，可还是有三人落下了后遗症。其中一个还得了股骨头坏死，坐上了轮椅。得等几年后，国内有了成熟的人工关节置换，她才能慢慢摆脱残疾的命运。
但就算科学技术再成熟，她也已经基本和临床说了再见。
不过祁镜更在意的是之后轮番登场在好几场疫情，尤其是十多年后的那次，蔓延速度和摧毁力都是空前的......
他要阻止它们。
祁镜长叹口气，手指轻轻敲着桌面：“爸，让我窝办公室陪那帮老头老太聊天唠嗑，没门！还有，你看我这据理力争的脾气能调解医闹吗？不激化矛盾就不错了。”
“那你自己和你妈说去。”
祁森没有继续聊下去的动力，揽下这活肯定没好果子吃，到时候又得挨一顿臭骂。干了十来年院长了，回到家还得被自己医院里的医生骂，简直可笑啊。
祁镜脸上闪过微笑，他爸还是那个妻管严的爸，一点都没变。
他没好气地来到祁森身边，手臂一抬，搭在了他肩膀上，开口理论了起来：“当初可是你让我填的志愿，怎么，现在要赖账啊？”
“当初说好进行政的，要是转临床，你妈还不得骂死我......”
话没说完，祁镜立刻反驳道：“您这说法就不对了。”
“不对？怎么不对了？”
看着自己爸那畏惧的小眼神，祁镜强忍笑意，解释道：“当初我得了专业选择困难症，老妈也是横竖不满意，给不出‘治疗方案’。后来是您给指了条明路，将来至少可以进丹阳医院跟着混口饭吃，算是种保守治疗吧。”
祁森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打比方，不过细想想也没什么不对。
当初他就是怀着这种折中的想法，毕竟家庭地位摆在那儿，两边都不能得罪啊。
“五年来，疗效不能说没有，一般吧。”祁镜理了理思路，继续说道，“那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病情有了反复，为了预防复发和严重并发症，所以还得您老接着管。”
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甩锅而已，但在祁镜的包装下，就显得格外有逼格。
一套套的说辞往外蹦完，没留给祁森任何反应时间和反驳的机会。最后自己儿子还客气地拍拍他的肩膀，像个没事儿人一样从书架上随手抽走了两本杂志，临走还不忘送上“拜托了”三个字。
祁森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辈子碰到这对娘俩算是栽了。
而祁镜拿着书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反手关上门，然后一个跟头倒在了床垫上。现在是晚上20点55分，时间还早。按父亲一直雷厉风行的作派，再加上关乎自己的工作，这件事绝不会拖到明天。
爆炸一触即发。
祁镜看着手表：应该快了......
果然刚过两分钟，门外响起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咆哮声。
声音很重，带着深深的幽怨，显然无法接受刚听到的事实。话语间充斥着“老不死的”、“这事儿我说了算”、“滚蛋”、“不听”等任性的词汇。
不过还是一如既往的攻击性不足，只是在肆意地抒发内心的情感罢了，让祁镜听着反倒感受到了丝中年夫妻之间的暧昧。
就像在辣椒里掺了蜜糖，尝起来有种泰式甜辣酱的味道。
又过了几分钟，争论声音暂缓，显然祁森打出了拿手的太极神功，成功挽救回了局势。
之后开始传来淡淡的妇女哭声，紧接着就是啜泣和有些语无伦次的不安和无奈。两人在医院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都知道临床代表了什么，同意祁镜进临床就是在把孩子往火坑里推。
很多医学生就算没路子，也会自己找其他出路。
可他们家倒好，路子多的数不清，有太多选择可以避开，但儿子竟然还一头猛扎进去。
过了好一会儿，哭声才渐渐消失，两口子似乎初步达成了共识。
祁镜躺在床上送了口气，不管祁森和肖玉签订了什么不平等条约，总之短期内自己可以做喜欢的事儿了。
唉......
他把刚到手的杂志放在一边，轻轻捏了把略微有些凸起的小腹：“还是锻炼锻炼吧。”
临床是个脑力和体力参半的累活，当初他就是冲得太猛，身体消耗太过，又不巧碰上了疫情大爆发。最后身体受不住，倒在了防疫第一线。
重活一世，祁镜给自己定下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那场疫情爆发，同时自然也得保养一下身体。
一身穿戴完毕，戴上耳机，他跑步离开了家。
572.会面
陆巍医生超指南治疗的方案是否合理，是“肿瘤门”事件的焦点之一。在肿瘤诊疗的过程中，到底能不能使用超出指南的方法？
实际上，就在国家卫健委公布“肿瘤门”部分调查结果的同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癌症中心主任赫捷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基于目前比较有限的医学证据所制定的诊疗共识、指南，甚至是标准，不太能够跟得上医学的发展……应该基于较为充分的临床证据给患者一些超适应证，或者是超指南的治疗。”
赫捷同时还是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的主编，而cs指南每年一更新，是中国肿瘤医生能够运用最权威、最先进的诊疗手册。作为判断肿瘤诊疗是否规范的“金标准”，指南的滞后性在业内却是共识，这一矛盾从何而来，又该如何化解？
800位顶级专家，每年一更新，
仍无法满足诊疗需求
国家卫健委公布“肿瘤门”部分调查结果的前几日，国内一年一度的肿瘤界盛事——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召开的前一日，cs监事长、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马军接受媒体访问的文章发布，引起业内热议。
马军在文章中提到，综合考虑现代医学在肿瘤治疗领域的未知程度和临床科研需要，建议超适应证和超范围治疗在国内的一些具备科研能力、承担定向课题的大型医院才可以开展，而地市级以下医院应该遵循基本规范化的治疗原则。
大会召开第二日，文章被删除。
众所周知，肿瘤诊疗指南历来具有一定滞后性，连号称在国内较为超前的cs也不例外，超指南方法在肿瘤诊疗中并不少见。此次大会的主题又是指南更新，于是，指南的先进性与滞后性，成为医生们私下讨论的话题之一。
“假如说你完全按照指南去治疗，很多患者可能在身体状况很好、还有治疗机会的时候你就得停下来了，岂不是对患者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绝望的事情？”大会间隙，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肿瘤科医生向“医学界”表示，“如果达不到指南推荐的高度，我们就会考虑其他比较强烈的循证医学证据。”
在世界范围内，被称为“全球肿瘤治疗圣经”的是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出版的指南。而cs指南在5年前出世之时就被当作是nn指南的本土改良版，“具备了中国证据，兼顾药物可及性”。过去5年，超过800位国内顶级肿瘤学专家参与了指南编写，致力于打造中国肿瘤治疗的“口袋书”“风向标”。
与业内负面话题形成对比的是，本届cs指南更新被报道为“大丰收的一年”，除了23部已有指南全部更新外，还新出版了10个病种的指南。无论业内发生的事件和争议如何，cs指南仍与它首次出版时一样被寄予厚望，是“规范化治疗的有利抓手”。
矛盾的是，正如本文开头赫捷所说，现有指南目前无法跟上医学的发展。cs每年更新，为何有时仍无法满足诊疗需求？
先前落人一步，又赶上“新药爆发的时代”
实际上，cs指南在制定时，已将不同层级的各类证据囊括在内，分为五种：高水平的1a、1b类证据；稍低水平的2a、2b类证据；较低水平的3类证据。
其中，1a、1b类证据都是基于严谨的分析和大型随机对照临床研究，专家支持率分别为超过80和60～80；2a、2b类证据是来源于一般质量的分析、小型随机对照研究、设计良好的大型回顾性研究、病例对照研究，专家支持率同为超过80及60～80；3类证据多来自非对照的单臂临床研究、病例报告、专家观点，这类证据专家无共识且争议大，支持意见小于60。
对于指南的作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陆舜在2019年肿瘤免疫治疗高峰论坛上将其比喻为gps地图，“它能告诉我们从北京开车到上海有哪些路线，哪些是捷径，哪些是弯路，哪些是死路。”
然而，正如赫捷所说，“癌症患者个体差异是很明显的，治疗也是很复杂的”，到了后线治疗或遇罕见病例，指南列举的几种治疗方案可能皆无法满足诊治需求。并且，近年时值马军言谓的“肿瘤新药爆发的年代”，世界范围内相关研究动辄数月内就有重大突破进展，运用新证据自主选择新方案，成为相当一部分肿瘤医生的选择。
——很明显，每个患者个体的“路况”不同，且肿瘤诊疗手段的“公路”又在飞速建设中，一年一更新的“地图”常常会有不够用的时候。
事实上，比起美国的nn指南，中国cs指南的首次发布已落人一步，也可以说不止一步——nn网络于1993年成立，1996年即开始发布第一版指南，如今一旦研究有了新进展，数月甚至数周内就会发布更新版本；cs学会的成立也并不晚，1997年建立，但直到19年后的2016年，cs指南才首次发布。
对此，cs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人民医院教授吴一龙表示，这和我国的临床试验水平发展速度有关。指南工作组组长、cs基金会理事长李进则谈到了我国的“地大物博”：“充分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兼顾药物可行性，兼顾三甲医院等大型学术医院和县乡级医院的巨大差别，综上推荐诊疗级别。”
地大物博，或是cs指南制定落人一步的原因，也是其在部分地区无法被落实的原因。“我国贫富地区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差距极大，主要原因就是不规范的治疗。”马军称，其团队调查了北上广地区的中心医院，淋巴瘤5年生存率可达50—60，和欧美国家基本相同；但是在市级医院和县、地区医院调查的16890位病人，5年生存率只有372。“因此指南的推广必须沉淀到基层。”
而在一些一线城市的大医院，当碰到罕见的或经多线治疗的终末期患者，肿瘤医生们往往敢于在指南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沿循已有的循证医学证据运用新药、新疗法，而这也是医学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如果没有经验治疗，没有创新治疗，没有多学科团队合作的治疗，很多创新根本无法进行，更不会有如今儿童白血病患者高达80以上治愈率、淋巴瘤患者达50的五年生存率。”马军说，“中国的肿瘤治疗历史只有60年……如果扼杀了肿瘤医生积极性，我国的肿瘤治疗水平很可能会倒退。”
要监管，也要增加药品适应证
如果说超指南治疗的情况无可避免，如何防止有医生以此为名义对患者进行过度诊疗、谋取一己私利？
中有规定，医师实施药物治疗应当坚持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用药原则，遵循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临床诊疗指南和药品说明书等。在尚无更好治疗手段等特殊情况下，可以由医疗机构建立管理制度，对药品说明书中未明确、但具有循证医学证据的药品用法进行管理，由医师征得患者明确知情同意后实施临床药物治疗。
也就是说，在我国，若需超指南用药，需要同时具备下列4个条件，缺一不可：
第一，药品具有循证医学证据；第二，没有其他更好的治疗手段；第三，患者知情同意；第四，医院需要建立相关管理机制。
对于以上条例，国家卫健委颁布、今年3月份开始实施的有所细化。办法还规定，医师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开具抗肿瘤药物处方、使用抗肿瘤药物而造成严重后果，或凭借处方牟取不正当利益，均会被医疗机构取消处方权。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向“医学界”表示，要解决中国肿瘤医生超指南、超适应证用药的问题，监管是一方面，尊重企业知识产权利益、增加药品适应证也是亟需行动的事情。
“药企对说明书进行修改，这是需要大量三期临床实验证据和资金投入的行为。”王岳说，因此，医保部门在报销环节不能简单地把所有超说明书用药拒付，而且，对于不同企业、相同化学名的药物，反而应该优先把增加了适应证的药品纳入到报销目录中，以鼓励企业增加药品适应证。
然而，目前国内尚未形成将企业责任纳入增加药物适应证环节的良性机制，“如果企业的说明书中没有这个适应证，但是临床都在超说明书用药，实际风险不在企业了，而是在患者和医生身上。”王岳坦言。
回应“肿瘤门”事件之余，焦雅辉还在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对肿瘤的规范化诊疗已建立了监测和质控系统，下一步将加大工作力度，在行业内开展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的专项整治行动。
而一名几日前从外地赴北京参加cs指南大会的三甲医院肿瘤科医生告诉“医学界”，在临床实践中若需要超指南用药，医院建立机制统一管理、患者知情同意等条件都是“理想状态”：“你能给他讲，你看国家有这个法规，你就这样用，那在临床中真的就很好笑了，咱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给他讲这些。”目前，中国的患者版cs正在规划中，尚未出台。
因此，该医生寄希望于相关法规中的有关循证医学证据的规定，“如果真出事了，它相对保护你。”
充满幸福感的夏天正在缓缓地朝着我们走来，带着冰西瓜和凉爽的海风，同时还带来了蚊子老师和……大太阳。
夏季将至，不少人都开始把户外活动安排上了。而对于户外活动，长久以来，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似乎一直存在：太阳底下好像蚊子少、但晒，阴凉里吧，凉快，但蚊子多……不管是太阳老师、还是蚊子老师，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可真是谁都不敢得罪呢。
坊间流传着不少关于户外活动驱蚊防晒的，今天就来捋一捋，那些，究竟靠不靠谱，先说驱蚊：
穿长袖长裤能防蚊么？
能。无论是何种驱蚊产品，都有可能因为时间、汗液或者其他的蹭拭过程而降低保护效能。所以，物理阻隔一直是我们推荐的最有效的办法。但夏天全副武装可能会比较闷热，也可以辅助使用其他安全的、保证驱蚊时长的驱蚊产品。
驱蚊手环和驱蚊香包能驱蚊么？
驱蚊产品的原理是利用阻隔来保护皮肤。驱蚊手环也只是不让蚊子叮到手环周边上。涂到皮肤上的、浓度有效的驱蚊产品，在有效时长之外都可能会减弱效果，更何况只是局部区域释放出来的保护性气味呢。敲黑板：哪里有保护性气味的味道，蚊子才不叮哪里。
孩子比成人更招蚊子么？
前面讲到，蚊子主要是通过嗅觉来寻找叮咬对象。孩子比成人代谢更加旺盛、基础体温更高，而且活泼好动、运动量更大也容易出汗，出汗时排出的乳酸等因素也会促使蚊虫盯上宝宝们。所以，孩子确实比成人更受蚊子的青睐。
成人用的驱蚊水孩子能用么？
先说结论：能。但是要注意成分以及适用年龄。
根据cdc的推荐内容，结合孩子的非成人体质，一般比较推荐选择这4种驱蚊成分，不同的成分有着不同的适用年龄：
驱蚊酯：2个月以上使用；
避蚊胺：2个月以上使用，浓度不超过30；
派卡瑞丁：6个月以上使用，浓度不超过20；
柠檬桉叶油：3岁以上使用。
但是需要注意，喷涂驱蚊产品时要避开伤口或发炎的地方，同时要远离火源。
正在户外刷手机的你，顿时就感觉有蚊子咬了你的小腿肚子……，咱再接着聊聊防晒，大家对于这件事儿，其实依然存在着许多困惑和误区，就比如：
573.拔牙也是会死人的
在所有国产新冠疫苗中，国药与科兴应该是接种人数最多的，也是授权使用国家最多的。关于这两个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是大家最关注的——毕竟国人接种到这两个疫苗的可能性最高。相比之下，国药又是保密工作做得最好的，除了曾经在媒体上公布过总体保护效力793，中重症保护效力995外，全无三期临床试验音讯。不过4月29日who专门花了一天时间评估国药与科兴疫苗是否符合who的新冠疫苗紧急授权标准。如今国药在该会议上展示的有效性安全性数据也已在who网站上公开，我们不妨为这最神秘新冠疫苗揭一下面纱。
莫混淆了不同目的的试验结果
做出一个疫苗并非易事，其中完成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的验证也是一个大工程。光临床试验的结果都会涉及到不同“类别”。在大家跟踪新冠疫苗的研发进展中，一些资讯内容不幸没有把不同类别的结果解释清楚，最常见如把抗体转阳率误解成有效性。此类误读很容易混淆视听。who的国药评估报告在这点上就做得很好，第一个数据总结就是把不同目的的试验与对应数据量分门别类展示了出来。
看上面这个图，三大类临床试验数据，安全性、免疫原性与有效性，清楚分类，对应的人数也按60岁以下年轻人与60岁以上老人写得明明白白。注意，这些都是接种疫苗的人，接种安慰剂的人没算在里面。
我们先说免疫原性，这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抗体转阳率、中和抗体滴度一类的结果。这是审查疫苗是否引起人体免疫反应以及诱发的免疫反应强度有多大的。要注意的是，对于一个疫苗而言，免疫原性好，比如抗体转阳率100、诱发抗体滴度高等，是疫苗有效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就是说，一个连免疫反应都激活不了的疫苗，肯定没戏。但仅凭产生了免疫反应，我们不能直接推断疫苗一定有效。另外要注意的是，免疫原性一般是用健康志愿者血样在实验室里测得的。所以涉及人数比较少，也往往不会有基础疾病的人。像国药总共只有2890人的免疫原性数据，60岁以上是289人。
如果说免疫原性会是人数最少的，那么人数最多的一般是安全性。即便是来自同一个三期临床试验，安全性数据的涉及人数也会高于有效性，为什么呢？因为疫苗有效性主要是从第二针接种完两周开始算起，安全性从入组打针后就开始了。志愿者入组有先后，来的迟的，可能分析数据时都还不能放到计算有效性的组里，自然造成安全性数据人数比有效性多。
不过这也是有好处的。毕竟一个疫苗最基本的是要安全，这方面数据多多益善。国药的安全性数据有多少人呢？16671人，这个总人数还可以，毕竟像oderna的三期临床试验三万人，一半是接种疫苗，也就15000左右的数据量。但很遗憾的是，老年人只有546人，非常少。
用来分析有效性的人是多少呢？13765人，60岁以上老年人也只有209人。注意，这里分析的有效性是指疫苗真真正正降低了多大的感染风险。这才是我们关心的有效性，千万不要被一些人用抗体转阳率之类的数据给混淆了。
国药有效性到底如何？
国药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疫苗，一个是国药北京，一个是国药武汉。不同的疫苗有效性安全性都要分别评估。之前在媒体上报道过的有效性，国药北京是793，国药武汉是725。然后中重症保护效力分别是995与100。
who这次评估的只是国药北京，有效性数据来自临床试验注册号viv-02nct04510207的三期临床试验，试验点包括阿联酋、巴林、埃及与约旦，总入组人数是45000人。但要注意的是这个试验同时有国药北京与国药武汉。who应该是只评估了国药北京的数据。
国药北京结果如何呢？下面这张表一清二楚。
像之前说的，接种疫苗的有13765人，对应了同等人数的安慰剂组。这些人平均已经跟踪了112天。如果看所有确诊新冠病例，那么在疫苗组有21例，安慰剂组是95例，有效性计算下来是781，置信区间是649-863。
置信区间在以前的文章里略有提及，由于这真是非常重要但又被各种疫苗有效性报道忽视的一点，这里再说一遍。国药这次做试验是781的有效性，这个有效性能重复吗？再做一次会是这个数字吗？置信区间可以理解为重复无数次这样的临床试验，绝大部分的结果会在这个范围内，对国药来说，就是649到863。这个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国药的781有效性有多可靠。
这是所有新冠病例，那么对重症保护效果如何呢？试验里分了两类重症，一类是需要住院，另一类更严重，具体标准没说，个人猜测区别大概在于是否需要吸氧。对于住院病例，打了国药的有3例，打了安慰剂的是14例，对应下来有效性787，置信区间26-939。从置信区间的范围大家也能看出来，重症上由于病例少，评估的误差范围很大。对于更严重的病例，那么只有两例在安慰剂组。要注意的是，由于这个实在太少，是没法单独评估有效性的，所以不能说100防护最重症。
总的来说，国药的总体有效性还是不错的。不过由于试验本身的原因，在重症保护上数据量有限，不能下太多结论。至于之前在媒体上公布的793总体有效性，995中重症保护效力，或许是当时数据如此，如今随着时间推移有了更新，亦或者有些人有别的独到算法吧。
国药的有效性安全性有普适性吗？
除了总体的有效性、重症保护效力，其实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这些有效性以及安全性数据能否推及到所有人群。
比如，万一我有基础疾病，这个疫苗对我还有效吗？还安全吗？如果我年纪大，这个疫苗还能用吗？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疫苗在做三期临床试验时，强调招募的受试者要多样。要知道，感染新冠后最危险的就是老年人以及有基础疾病的人。临床试验里有这些人参与，并获取相关的有效性、安全性数据非常重要。
在这一点上，之前科兴公布的巴西三期临床试验结果就有很大缺陷，只有400多位60岁以上老人，没法判断在这一年龄段的有效性安全性。当然，这是科兴决定招募医务工作人员做试验的必然结果。
很遗憾，国药在这一点上也没有任何改善。60岁以上接种疫苗的只有209人，对应206人的安慰剂组，这415人没有一例新冠，自然也无法评估有效性。
在基础疾病上，只分列了高血压、糖尿病与肥胖。除了肥胖有三千多名志愿者接种疫苗，对应了807的有效性，其余两个基础疾病因为人数少，也没法分析。
总体说来，目前的临床试验数据无法说明国药在老年人与基础疾病患者中安全有效。另外比较让人吃惊的是，国药的入组志愿者中，女性竟然只占15左右。虽然中东地区的习俗或许是招募女性受试者的一大阻力，但真的需要考虑到其它地方做试验来补救这一点。咱总不至于就是为一帮年轻小伙子研发疫苗吧？
其它数据与未竟之事
在临床试验里国药的安全性还是不错的，虽然who未就此列表详述，但也提供了一些总结。比如常见不良反应都比较轻微，主要是注射点疼痛、头痛与疲劳。严重不良反应的总数在疫苗组与安慰剂组间没明显区别。
不过毕竟国药入组人数里少了老人与基础疾病患者，这些缺点大大限制了“安全性好”这个标签的实际意义。
国药也在通过其它研究尽量弥补。比如在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经接种有110万剂国药疫苗，有45例被认为与疫苗相关的不良反应。按这个数据看60岁以上老人的安全性仍然不错。不过要注意的是这种上市后追踪受所在地药物安全追踪系统完善程度影响很大，如果是被动依赖接种人上报的方式，也容易有漏报。who文件中并无太多详情，出于对接种人负责的态度，国药有必要对这类研究做更详尽披露。
另外，根据巴林的一个上市后新冠病例收集数据，国药在60岁以上的有效性有91，与同一数据来源的所有成人效力数值90类似。不过这项研究人数非常少，也没有太多细节，只说了是同一时间段里巴林国家健康系统里的pcr检测结果。里面成年人不到8000人，却有2400多例新冠阳性，如此高的阳性检测率，实在让人怀疑其数据筛选过程。60岁以上老人也不到800人。
用此类真实世界检测报告来计算疫苗有效性时，必须考虑是否存在疫苗接种人比较少做检测的可能。一个接种过疫苗的人，即便感染了有症状，也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可能得新冠，不做检测。所以这类研究都是要定下非常细致的数据选取标准，也往往要很大的原始数据量。who仅公布这一张表格，可以说是毫无说服力。
除了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的数据缺失，我们也不知道国药对于不断涌现的突变病毒株是否还能有效。who应该是引用了之前在上的国药、科兴血清中和实验结果，只说了对南非突变株中和能力下降。这方面肯定以后还需要更多研究。
一些明显的证据缺失who专门总结了一页幻灯片，包括国药对重症保护力如何，保护时效能有多久，是否对孕妇安全，是否对老年人以及有基础疾病的人安全有效。这些从我们上述的分析也不难看出，都是非常有道理的。另外还专门提了现在的上市后安全性跟踪数据还不够。
基于已有的有效性安全性数据，以及这种种证据“缺憾”，who也给出了几个有效性安全性的整体评价，就是下面这个表格。
简单说来就是，对于18-59岁的人，防护新冠的有效性目前证据充分，安全性证据也还可以。但对于年龄超过60岁的老年人里的有效性就信心比较低了。至于在老年人中的安全性，有基础疾病的人里的有效性与安全性，那是信心非常低了。这些评价可以说是完全依照现有证据，无论是让国人听了舒服的地方，还是不舒服的部分，都算客观公允。
现在全球新冠疫情严重，国药作为一个可以防护新冠的疫苗，当然可以也应当作为全球抗疫的重要工具。
但回顾这个疫苗之前的种种宣传与如今才勉强公开的数据，不免让人五味杂陈。从把97抗体转阳率高说成是有效性，再到紧急授权接种几百万人无一人感染因此100有效，此类荒谬的言辞竟出自药企本身，实在让人汗颜。上市之后仍迟迟不公开三期临床试验数据。如今一看，无论老年人还是基础疾病患者都招募严重不足。之前说的995的重症防护作用也是无迹可寻。
当然，任何临床试验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出现差强人意的结果也是常事。但就像人可以穷，可志气不能短，药企也是一样。你可以试验失败——这在高风险的新药研发行业也是正常的，但不能没志气，药企的志气不光是敢于尝试的魄力，还有公开透明的勇气与客观叙事的决心。
中国的医药行业还很年轻，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但能改进的前提是我们自己先把标准提上去，不能一看是自己的娃，考个60分也当100分夸。所幸，现在国药也安排了很多后续试验与追踪，包括在秘鲁、阿根廷的三期临床试验，这些或许能证明国药疫苗是否对盛行南美的巴西突变株有效。还有在中国也定下了更多老年人与基础疾病患者的安全性跟踪——不光有被动收集数据的，还有主动跟踪接种人的，这应该也能解决关于安全性方面的一些疑虑。
希望包括国药、科兴在内的所有中国疫苗，都能以更公开透明、严谨求实的姿态，走进国人的接种计划，也走到国际抗疫的第一线！
574.深夜拜访
不得不说，江玲临床工作的时间还是太短了，缺了点紧急事件处理的经验。
与许多年后互联网信息发达时不同，在这个信息相对非常匮乏的年代，临床工作的经验比学历更重要。祁镜只是稍稍提了一句，坐在座位上的牙科主任脑海里就浮现出了好几个麻烦病例。
有些是他自己的病人，有些则是参与处理的，每个都让他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
这些病例唯一的优点大概就是在遇到相似情况的时候，会一一跳出来提醒他要小心应对。
其实普通人拔牙，如果操作损伤到了小血管也会产生不少出血量，如果救急不及时或者病人的凝血功能有问题，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
除开这种偶然情况，真正让牙科觉得麻烦的其实还是血管畸形和血管瘤。
“恐怕江医生没见过血管瘤破开后的场面吧，用小型喷泉来形容是最贴切的。”祁镜这次不用她上台，自己起身操作起了电脑，“遇到这样的病人，就算凝血没问题都会很难处理，更不用说长期服用抑制血小板凝集的药物的了。”
这时祁镜背后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小视频的定格画面，画面里的一多半被一只铺了巾的嘴巴占据着，嘴里全是血。
祁镜说道：“02年7月一位女大学生在拔牙时，拔牙创出现喷射状大出血，经缝扎伤口及压迫处理后仍出血不止。当时血压就降到了80/40，病人面色苍白，表情淡漠，四肢湿冷。即使用纱块加力压迫，拔牙创依然不断渗血。当时有人有心，把这一幕都录了下来。”
说完他点下了播放键：“应该有不少人去过外科了，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视频有三分钟，在开头的十多秒里年轻医生是傻眼的，拔牙那么多年就没见过出血量那么大的病人。病人嘴里满是鲜血，甚至都看不清舌头在哪儿了。直到视频后半段来了另一个中年人的声音，这才渐渐稳住了局面。
但就算积极压迫止血，还是能明显看到血液往外冒的样子。旁边助手的吸引器就没停过，可病人嘴里的血就像蓄水池一样，怎么也吸不完。
在场最多的就是实习生，见到如此场面无不惊叹，原来拔一颗牙都有这么大威力。
视频很快就结束了，祁镜大致说了下后续的操作：“病人拔的后槽牙，伤到了血管瘤。当时做的血红蛋白一度低于40，红细胞只有1.7，拍片发现左下颌骨体有多房状阴影，下颌管显著扩大并下移，颏孔扩大。”
面对这样的病人，其实处理起来不复杂，唯一要的就是速度快。
好在当时有颌面外科的医生在场，积极抗休克的同时及时做了右颈外动脉结扎术，再用碘仿纱条填塞血管瘤腔，这才控制住了出血。
止血后医生进一步离断下颌骨，结扎下牙槽动脉，把所有血管瘤一一刮除，然后修整残余下颌骨，再做复位，以钢丝栓结固定，最后关闭软组织切口。整体出血在1000ml左右，术后病理诊断：下颌骨中心性血管瘤。
“江医生应该没见过这样的病人吧。”祁镜这次是教与训并行，说道，“咱们医院门诊拔牙好像也是偷懒不拍片直接上手的，就和视频里的一样。”
医疗中心根本没有颌面外科的医生，真要碰到了这种情况很难处理。
“我记得门诊有为牙科准备的颌面口腔x光机，你们平时用得不多吧。”见江玲没回话，祁镜道出了他们的小心思，“我猜你们是怕频繁吃射线不好，所以就尽量避免去用。看在有这层原因的份上，我就没让你上来。”
祁镜选下这份病例，为的就是好好处理牙科门诊可能遇到的风险，其中最突出的也最需要第一时间解决的就是检查不到位，和对风险评估的缺乏。
看似江玲和之前讲的尿毒症病人没什么关联，但其实彼此之间有一层抗凝血药物维系着。
心梗放入支架需要长期常规服用一年的双抗凝药物，这样才能防止支架再次产生血栓。
尿毒症透析也是一样，血液需要进入透析滤过机器，也需要靠吃抗凝药来防止血液在体外凝固。只是两者服药的种类不同，前者常规用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后者用的是低分子肝素钠。
消化道内镜和拔牙对于这两类病人的处理办法其实差不了多少。内镜尽量不要做有创活检，牙科尽量不拔牙，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那也得先把药停了才行。
只要抗凝药的血药浓度降下去，那抗凝作用也就消失了。
“这位尿毒症病人因为上血没能活下来，医院因为一个慢性胃炎做的活检把她送走了。”祁镜点击鼠标，拿出了一份判决书，“当时判了医院赔付25万，不过家属觉得太少，又一次提起上诉。”
“祁老师觉得最后会赔多少？”底下有不少有心的学生问道。
“一个三乙医院的病历漏洞不难抓，多抓几个就能往上加钱。”祁镜叹了口气，“好在消化内科的会诊叫的还算及时，后续止血处理也合规定，最后还是病人的基础疾病拖累了她，我猜个30万左右吧。”
“可这病人不是因为内镜活检才造成胃出血的么？”
“是啊，全责的话起码50万吧。”
“你们还了解得挺多。”祁镜笑着说道，“如果真的全责何止50万，但这个病例中主要问题是在于，尿毒症使用低分子肝素钠并非胃镜检查的禁忌，指南上只是建议不宜做活检。”
“因为这个？”
“法院会严格按照指南来判断。”
“既然只是不宜，为什么又要罚那么多钱呢。”
“前面我说了，慢性萎缩性胃炎没必要做活检病理学检查。既然他做了，那两件不宜叠加在了一起，自然要赔钱。”祁镜解释道，“如果再被查出病历上有什么漏洞，东抓一点西抓一点，价钱自然会水涨船高。”
被祁镜这么一说，再联系上牙科，台下许多学生对牙科非常感兴趣：“那如果牙科检查中是否一定要包括颌面部口腔拍片呢？”
“如果涉及拔牙这种有创操作，常规是需要拍的。”
“那辐射量......”
“这不用大家担心，我们医院牙科门诊已经在做分隔间处理了。”祁镜说道，“而且接下去我们医院的牙科会加大门诊量，到时候颌面外科方面可能需要靠最近的三院来会诊。”
“三院？”
“嗯，我们两家医院正在寻找合作的点，不过这些医院建设方面的东西不是今天的重点。”
祁镜拿出了一个U盘，插进笔记本电脑后，说道：“最后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我这里有个短片，记录了国外一起类似的病例。国内外医疗制度差别很大，放出视频并不是要比个高低，只是希望多了解了解对方，做到取长补短，可以更好的找到符合我们国情的制度。”
视频里是一位58岁的妇人，身体健康，各项指标都没问题。
经口腔外科医生转诊，来到大型综合性医院拔除右下的智齿，以预防冠周脓肿。一开始，转诊的牙医想在门诊条件下拔牙，但最终还是决定把病人转到颌面外科拔除智齿。
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病人的病史。
病人自出生起就系统记录了她的所有病史，尤其是牙科病史。
小时候医生发现病人有不明原因的牙龈反复出血史，并且经常发生在同一部位，经久不愈。年轻时她还去诊所拔过一次牙，当时牙槽出血也相当严重，好在最后止住了。
有这两条无法排除的危险因素，诊所的牙医最后还是决定做转诊。
来到综合医院后，医生为病人做了一整套的口内检查，右下智齿有深龋，血管瘤的范围囊括了大部分舌，口底，下唇，和右侧脸的颊部。
病人的血管瘤体积巨大，充血，触诊柔软，还带有蓝色斑点，全景片检查没有发现下颌骨有骨内病变。使用经股动脉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进行术前诊断，造影结果显示右侧舌动脉和上颌动脉为血管瘤供血血管。
在完成术前诊断后，医院还是决定让患者在全身麻醉下拔牙。
拔牙后，病人拔牙创出现大量出血，任何可用的局部止血方法都无法控制。
这个突发情况影响了整个治疗方案，大出血迅速导致病人低血容量以及贫血，医生立即给予了静脉输液补充血容量。然后在口内做纱块填塞后，立刻行右下颌下切口，确定颈外动脉分支。
最初结扎右侧面动脉和右侧舌动脉，但仍未成功止血。最终，在结扎颈外动脉后，终于止住了口内出血。
手术结束时，病人口内的出血终于被止住，总过程失血量超过4000ml，术后被送往监护室。最后，病人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康复出院。
纵观视频里的诊治过程，其实和国内很不一样。
国外病人需要先去牙医诊所做评估，如果超出了诊所门诊可处理的范围就会被推荐给特定的综合性医院。主要收治的科室就是颌面口腔外科，这在国内并不常见。
国内很少有上下级医院的推荐制度，医生最多只是给一个建议，然后由病人自行选择医院。这其实避免了一些黑色产业链，也避免了医生被打上拉客黑医的标签。
弊端也很明显，自行求医会走很多弯路，每次转诊也都需要由病人亲自来完成病情表述，无形中加大了转诊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病史记录的重要性。
但视频中病人所在医院的处理是有问题的，引来了台下不少学生的吐槽。
“在确定了病人有血管瘤的情况下还先拔牙？我还以为会先做血管瘤清除，然后再拔牙呢。”
“这是不是有点冲动了？”
“他们可能觉得不会伤到血管瘤吧。”
“我觉得是病人选的，估计是价格问题。”
“可这范围太大了，拔牙的医生又不是神。”
“真是白瞎了那么好的医疗设备和检查，又是做颈动脉造影，又是拍片的，结果却拔了个大出血。整整4000ml，身体里的血基本换了一茬了......”
“大家看来不是第一次来听我的讨论会了。”祁镜关掉了ppt，笑着说道，“看来都会做一些简单的分析了。”
“祁老师，这要是发生在国内肯定会被告死吧。”
“在明知有巨大血管瘤的情况下还拔牙，会私了吧，反正赔钱是一定的。”
祁镜顺势关掉了电脑，说道。“但我给你们看这个视频的主要目的还在于他们转诊时的诊断。在缺乏检查设备的情况下，从‘牙龈反复出血’和‘拔牙后牙槽大量出血’中看出了血管瘤，只能说这位牙医的经验非常丰富。”
......
3点开始的讨论会，直到6点才结束。
这次会议在给周五黄昏定下了基调的同时，也让祁镜触及了不少新的分支。他不再局限于传染病和危重症内科，而是探及了一些平时不怎么会碰到的科室和病历。
肝胆外科、肛肠外科、颌面口腔科、牙科，祁镜展现出了惊人的病例分析能力。
这次不仅给丹医大管理层吃了颗定心丸，坚定了与祁镜的合作关系，也让三院来的副院长看到了两家医院各种合作的可能性。尤其最后祁镜借国外视频的手，展现了推荐制度的高效性。
对于人满为患的三院来说，他们急需这样一个给自己分流的“基层”医院。
只是台下众人想法很多，但做完“周五黄昏”的祁镜却高冷了一把，下台后直接找到了邵莉，并且以最快的速度上了王建军的车。
在他看来，以自己的脾气注定会把一场“和气生财”谈成“诸位皆是辣鸡”，谈合作还是得靠朱雅婷这位院长才行。而且接下去他也有自己的行程，王建军这条线不能轻易错过。
“祁老弟果然人中龙凤啊，小小年纪就已经成了主治，还能把一个个副高玩弄在掌心中，实在是高......”
“副台长客气了，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位？”祁镜看了看表，说道，“时间也不晚，先解决掉你的难题，然后咱们边吃边聊。”
王建军没想到他这么性急，显然是没把自己的“难题”放在眼里。但他这些年见过一大票老专家在这件事儿上栽了跟头，还是忍不住劝上了一句：“祁老弟，我们还是先吃饭，你也忙了一下午了，正好休息一下。”
“那......”
“病人其实并不急，反正也是老毛病了。”王建军笑了笑，说道，“而且对方现在有事儿在身，我们过去不方便。反正我和他定了时间，晚上十点。”
“这可够晚的......”
“哦？祁老弟不方便？”
“那倒不是。”祁镜把头后仰摆在了座位的靠垫上，闭上了眼睛，“晚上夜深人静的反而更能让人集中注意力。”
575.放心，我每样都懂一点点
王建军选了一家还算不错的餐厅，三人吃完饭就聊了些医疗专题和采访的事儿。
作为副台长，有些事儿他还是能说了算的，加上邵莉身后不错的背景，在台里也能拿到很多优质资源。整个谈话其实没用上多久，过程轻松愉快，王建军对两人提及的各个点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只不过，这些支持都停留在口头上。祁镜很清楚，想要得到书面同意，自己这儿的筹码还远远不够。
医疗专题的采访和报道收视率一直不高。
一是因为医疗专题有相当高的门槛。
只靠电视台记者和文案根本说不到点子上，靠医生来解读更是专业词汇频出，观众也听不懂。既然听不懂，那就索性不看了。反正也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浪费脑子去看这种东西，还不如放松心情看看电视剧来得轻松愉快。
二是因为祁镜所要求的医疗专题很难让观众产生共情。
其他电视台也有这种专栏节目，数量不多，走的也都是帮患者对抗医疗体系的路线。当然这条路线往往会往非医疗的路线去走，因为到了节目中期就会变成彻彻底底的医疗法治节目。
到这时，门槛是低是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即使节目有了医疗法治的双门槛也不会影响观看体验。
当不公砸在一个平民老百姓身上，电视前的观众会产生极强的代入感，关注点从一开始就发生了极大的偏移，根本就不在专业内容上。他们要看的是“主人公”如何战胜龌龊黑暗的医疗体系，“主人公”又如何反抗老天爷。
节目最后的结局往往会贴合观众意愿，以“主人公”的胜利告终。这不是篡改结果，而是在既定结果里寻找的病例，一开始就定下了的。
就算个别几位最后搏了个满身伤痕，也能为这种“反抗”精神增添几分悲壮色彩。
这类故事受众并不少，剧情走向如此热血，谁不爱看呢。但祁镜要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内容，在他的设想中，病人成了配角，整个故事会以医生的视角来阐述一个个病例。
换了主角，那节目的基调也会发生改变。
节目既要让观众认清病情的残酷和无奈，也要让他们感受到医生的无私奉献......
“不不，王副台长误会了，残酷和无奈倒没什么，只是我们不用特别去展现无私奉献。”祁镜笑了笑说道，“无私是不可能的，我们医生也要吃饭养家，别搞得我们和圣人似的，直接拍最真实的画面就行了。”
“日常生活么？”
“直接拍病例讨论会吧，我诊断部里的人基本没什么日常生活。”
王建军以前也做过专题报道，根据祁镜的说法，很快就在脑海里绘出了一份电视节目剧情走向的草图。祁镜在这方面是门外汉，不可能全跟着他走，哪儿需要压节奏，哪儿需要调动情绪，哪儿找出爆发点设置高潮，还是他们说了算。
他有了大致的概念，但没有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讨论医疗专题的时候，王建军一直做着陪衬的工作。
“我看问题不大，可以试着做一期看看大众的反应。”邵丽说道。
“第一期的话，病例选择上会有点限制。”祁镜说道，“还是得找个不太复杂的病例才行。”
王建军坐在一旁只是点头，对邵莉的这个提议没有应声的意思。祁镜知道，做专题费时费力，要是能保证收视率还没什么，万一上线后直接跳水，那之前做的东西就全白瞎了。
而且他没理由去帮一个外人。
“这事儿还是先放一放吧，毕竟适合第一期的病例还没找到，先不急。”祁镜给邵莉使了个眼色，然后把话题转向了王建军的“难题”上，“昨晚电话里不方便讲，没法和副台长细聊。现在正巧有空，要不咱们先聊聊这个困扰着副台长的病例吧。”
邵莉一点就透，及时给自己过热的脑袋降了降温。现在说得再吸引人也没用，最后拍板的还是面前这位副台长：“祁医生说得没错，这事儿不急。”
眼看着时间正一步步向十点靠近，在场三人里恐怕就只有王建军最紧张。
邵莉完全是个牵线搭桥的局外人，连上的还是这位副台长，所以没什么好怕的。祁镜看上去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看着他全程带笑的脸就已经让王建军很诧异了，也不知道是迷之自信还是别的什么。
到头来，三人里唯一和对方有直接利益相关的就只有王建军一个而已。
说到底，王建军自始至终关心的还是他自己。
“难题”维系着他和上层的关系，如果真的能靠面前的年轻人解决掉“难题”，对自己的帮助肯定不小，做几期医疗专题节目根本不是问题。但如果解决不掉，那事情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祁老弟，不是我看不起你，实在是病情太过复杂，你不一定接得住。”王建军喝了口清茶，说道，“现在放弃还来得及，我一个电话就能取消约定。”
“那么严重？不会是什么龙潭虎穴吧？”祁镜笑得更欢了，“我听两句简单的病情应该没事儿吧？”
“我就知道，以你的脾气应该没那么容易放手。很多专家当初也是这么想的，最后都......算了，还是说事儿吧。事情要追溯到十多年前了，那会儿我还是个小人物......”
挑了个开头，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火，深深吸上了一口，这才说道：
“一开始应该是头痛，隐隐的那种。我也说不上来，反正不严重，也不是经常出现，所以就没当回事儿。然后出现的是头晕，大概头痛后小半年开始有的，也是时不时出现一次。当时就有人让他做个体检，大概因为公事太忙所以一直拖着。大概过了大半年，他才去做了第一次头部ct，检查结果发现脑子没什么问题。”
祁镜点点头：“查过颈动脉么？”
“查过。”王建军又吸了两口烟，说道，“最早做的颈动脉超声，结果挺好的，没有狭窄也没有斑块。前两年又复查了个造影，也没问题。”
头痛头晕，算是经典的神经症状。既然病情很复杂，这应该只是支先头部队，肯定还有后续。
“然后呢？”
“然后就是些消化道的症状，胃口变差，还有轻度的腹泻和呕吐。呕吐应该不严重，就是人有个很明显的消瘦”
王建华吐了两口烟圈，渐渐压低了声音：“一开始几个消化科医生以为是消化不良，然后又有医生觉得是慢性肠胃炎、胃肠溃疡，还有觉得是肝胆结石的......反正什么都有，查了一通就是没法确诊。这些倒也没什么，但......”
“但？”
“怎么了？”
王建军看着两人瞪大的眼睛，长叹一口气，说道：“大概三四年前，他那方面开始变得比较......比较猛。”
那方面虽然是个暗指，但谁都知道是哪方面。
至于猛......
作为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临床医生，祁镜还是要在邵莉轻笑过后，再多嘴问上一句：“有多猛？”
也不知道是因为王建军在对方眼里地位太过边缘，不知道具体数字，还是因为他本身就比较封建保守。在听到这个问题后，王建华并没有直接说具体的频率，而是报了一个年纪，做了个模糊化的处理：“老头今年快70了，整天还和个年轻人一样。”
祁镜摸了摸下巴：“这倒是有点意思。”
“涉及到了神经内科、消化内科、男科......”王建军说到这儿，自己都觉得复杂，忍不住又吸上一口烟，“最近听说又送去了医院查身体，发现心脏也不太好。”
“那还得算上个心内科了。”
“是啊。”王建军看着脸上毫无怯意的祁镜，告诫道，“病情发展很慢，但太复杂了。儿子帮他找了不知道多少专家医生，就连多专家会诊都做了好几次，结果都查不出病因来。”
这话的言外之意很明显，就是质疑祁镜的水平。
王建军承认祁镜很优秀，但问题是，把他拿到那么多专家面前又能有多优秀呢？
说实话，要不是因为今天这场讨论会见到了那么多大佬在场，让他大致对祁镜有了个定位，恐怕今晚这次碰面都不可能存在。
说到底，王建军还不够了解祁镜，所以一直在担心，生怕这小子闹出问题连带到自己的身上。上一个帮忙牵线最后闹出笑话的家伙，现在不知道被调去了什么鬼地方发霉发臭呢，他实在不想步前人的后尘。
“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出问题......”
祁镜懂他的意思，无非就是想撇清关系。而他也得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这样一个病情种类如此丰富的病人面前，王建华的作用已经可有可无了。
说白了，就算王建华现在单方面放弃，祁镜也不可能放手：“出了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是我自己要来的，和王副台长没关系。真要问起来，我就只能说是你被我逼问出来的，怎么样？”
王建华一愣神，忍不住笑了。
这次是真心的。
他见过不少医生，专业的不少，懂“事儿”的也不少，但既专业又懂事儿就寥寥无几了。而且祁镜还特别年轻，真的很少见。
当然在去之前，王建华还是希望搞清楚一件事儿：“祁老弟，去之前我还是要多嘴问一句。”
“什么问题？”
“你到底是哪个科室的？”王建华笑了笑，说道，“这事儿不弄清除，到时候我也不好介绍啊。”
“额......”
突然被这么一问，祁镜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想了好一会儿只能说道：“我算丹阳医院急诊内科王廷大主任的博士生，应该算危重症急救。”
王建华不太懂到底什么意思，只觉得这个科室挺上档次的：“那是看什么科的？”
这么一问祁镜算是明白了他的意思，马上解释道：“王副台长不用担心，我们科什么都看，我每样都懂一点点。”
“一点点......”
王建华又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把这个叠词放在嘴里好好嚼了嚼，勉强嚼出了点味儿来：“看来祁老弟不简单啊，单是个博士头衔应该就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医生吧。”
“头衔没用，只能算敲门砖罢了。”祁镜脑子里早就被那几个症状填满了，“咱们还是继续聊聊那个病人吧，那么多年下来不可能只有这点情况才对。”
......
晚上十点，三人来到了郊外的别墅区。
576.我能四处看看么
【573已改】
【再次证明了西方只做研究难干正事儿的高科研低政社的畸形生态】
近日，世界顶级科学期刊Nature在线发文回顾了****全球流行一年多以来的重要论文。从去年3月到今年4月，13个月的200余篇权威论文，标题关键词从“传播”“抗体”“无症状感染”到“变异”“疫苗”，反映了人类对****的认知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世界疫情的走向。
据“医学界”不完全统计，Nature列举的新冠重要论文中，有106篇作者来自美国，35篇来自英国，19篇来自中国，其他则来自德国、荷兰、以色列、南非等各个国家。它们发表在Nature、Cell、Science、Lancet等世界权威期刊上，还有一部分未经同行审批的论文率先发表于bioRxiv、medRxiv等学术平台上，以便迅速刊登，供全世界的学者参考。
中国是去年3月率先发布新冠重要论文的两个国家之一，另一个是美国。2020年3月，中国国家联合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杨晓明、深圳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刘磊分别带领团队，各自独立证明了新冠重症患者在接受新冠康复者的血液注射后，病情显著改善。
其余被Nature列入新冠重要论文的17篇中国学者论文，分别来自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广州医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武汉大学等研究机构，涉及发病阶段与病毒浓度、免疫抗体、抗病毒药物、病毒传播场所与规律等主题。
早在去年4月份，北京协和医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所长秦川就已在bioRxiv上发表论文，表明灭活疫苗在猴子身上的有效性，当月该疫苗进入人体安全试验阶段。
南安普顿大学团队的研究还表明，如果疫情控制行动推迟三个星期，那么中国感染的人数可能会高出18倍。
“抗体”“疫苗”“变异”成三大关键词
“医学界”梳理发现，200余篇新冠重要论文的标题中，有50篇涉及“免疫”或“抗体”，34篇涉及“疫苗”，25篇涉及“变异”“变体”或“突变”，17篇提及“传播”，还有十余项研究提及“儿童”“老人”“青少年”等主题。
去年5月，世界范围内发表的新冠重要论文数量达到顶峰，达24篇，此后每月维持在十数篇。而5月也可以被视作人类认识新冠的一个节点，此前研究多涉及病毒来源、病毒传播的场所、途径和阻止措施等，5月，一批关于合成病毒、抗体的生物医学研究开始发表。
此外，去年5月还有一篇被Nature总结为主题是“已错失的阻止病毒在美国传播的机会”的重要论文发布，该研究来自亚利桑那大学图森分校。研究表明，去年2月中旬，本有一次可以阻挡病毒在美国大规模传播的机会，但当局并未把握。
无症状感染者的病毒传播情况，在去年6月开始成为新冠重要论文的主题之一。去年7月，美国东北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很有可能在2019年12月就开始在美国流行。
关于新冠病毒变异的重要论文于去年7月开始在美国发布，除了美国，去年11月至今年4月，位于欧洲、南美、非洲、中东地区的英国、巴西、南非、以色列等国家纷纷发布关于新冠病毒变异的论文，这也与病毒变异株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发展趋势相符。
至于新冠疫苗主题，去年11月以前，其重要研究多为动物实验，零星发布；11月以后，随着疫苗在一些国家铺开接种，一批研究疫苗阻止疫情发展之效果的重要论文开始出现。
与此同时，变异病毒开始对疫苗发起“挑战”。Nature文章显示，今年1月开始，疫苗对变异病毒是否有效的争论开始在学术界出现。一些重要论文表明，疫苗可能对新的病毒变种失去效力；另一些论文则称病毒变体对疫苗效力的影响较小。
截至4月30日，Nature总结的最后一篇新冠重要论文依旧是关于疫苗，来自英格兰公共卫生局。研究发现，一剂疫苗可以将传播风险降低近一半。
据了解，英国是世界上最接近“群体免疫”的国家之一：英国卫生部5月7日消息表明，该国成年人口的三分之二已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而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今年2月的发言，全球范围内仍存在新冠疫苗不公平分配的问题：超过四分之三的疫苗接种发生在占全球生产总值近60%的10个国家，而拥有25亿人口的近130个国家甚至仍未接种一剂新冠疫苗。
结合近日印度、尼泊尔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疫情的暴发，不难预见，全球范围内，关于新冠的重要论文还将继续“批量发布”。大批重要学术成果背后，是人类依旧长远的疫情抗击道路。
辉瑞疫苗的有效性估算来自对上述人群的抽样调查，具体数据如下——
B.1.1.7组当中，完成两针的抽样样本量为515人，其中50人完成两针免疫后两周，仍发生B.1.1.7感染，分析所得辉瑞疫苗完成免疫后，对B.1.1.7的有效率为89.5%，而如果仅注射一针，则只有29.5%。这说明一针是无法实现针对B.1.1.7的群体免疫的。
在B.1.351组，179人在完成疫苗两针接种两周后感染，698人未感染，数据分析得出疫苗有效率75.0%。同样，如果只接种一针，有效率16.9%，无法实现群体免疫。
换言之，按这个数据，只要足够的人及时完成两针接种，辉瑞疫苗对英国变异株和南非变异株都能形成有效的群体免疫屏障。
另一个可喜的信息是，完整接种辉瑞疫苗14天后，针对上述两种变异株，统计得到的重症和致死病例下降至0。即便是涵盖当地其他新冠病毒变种在内的数据也显示完整接种辉瑞疫苗后，对重症和致死病情的保护率达到了97.4%。
排除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孕产妇、哺乳期女性以及重大疾病患者，城中可以接种疫苗的成年人约为27700人，其中，27160人完成了两针免疫。
Serrana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当地新冠感染率已经比3月峰值下降75%，目前，在完成免疫的人当中未出现感染新冠后死亡的病例。此外，根据当地官员的表述，在集中完成第二针免疫之前，当地医院依然人满为患，第二针免疫结束后，入院人数极大降低。今年4月，Serrana因新冠感染死亡6人，其中5人仅注射一针疫苗，剩余1人在完成第二针注射后两天死亡。
由于负责该项疫苗研究的人员暂未公布详细数据，具体的各项保护率尚未正式揭晓，相关人员表示乐观期待。此前的III期临床研究显示科兴疫苗对新冠病毒有症状感染具有50%的防护有效率，对于病死则有100%的防护有效率。本次研究的负责人认为，科兴III期临床试验选择医护人员作为对象，不同于其他疫苗的抽样样本，因为医护人员暴露于病毒的可能性更高，所以数据结果可能低于科兴疫苗在普通人群中的结果，Serrana的真实世界数据将会给疫苗效果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疫苗VS印度变异株，尚能战否？
上述两支疫苗对英国变异株、南非变异株和巴西变异株的战绩，似乎能让人为疫苗的有效性松一口气。那么，印度变异株呢？
暂且还没有结论，包括印度是不是会继续或者已经产生新的变异株，也是暂时未知的。
已知的信息是，B.1.617有三个变种，现在已全部抵达英国。PublicHealthEngland目前认为其中的B.1.617.2最值得留意，因为在英国的感染者中测出这一变种的人员增速在提高，部分研究人员认为其与英国变异株有相似的传播能力。
PHE近期则公布信息称在英国一养老院发生聚集性感染，15名已经完成疫苗免疫的老年人确认感染B.1.617.2，值得庆幸的是感染者都在逐渐康复，未出现死亡人员。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近期召开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中，印度代表团两人新冠检测呈阳性。虽然没有详细公布此二人的病情和感染病毒毒株，但是其中状况也相当令人深思，毕竟，这样级别的印度官员应该是完成了疫苗免疫的，而他们出国前难道不进行核酸检测吗……
疫苗跑得过变异吗，只看人类会不会互拖后腿？
虽说目前全球几大变异株不断轮流霸占疫情新闻版块，但疫苗要对抗的并不仅仅是它们，而是新冠病毒本身不断变异的趋势。
去年，还有研究者信心满满地发出预印本，认为康复患者拥有中和抗体，不会再感染。今年初，巴西玛瑙斯暴发的第二波疫情狂潮彻底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使得这些预印本永远只能是预印本。
当地多角度统计数据显示，玛瑙斯在去年第一波疫情中，集体感染率超过70%，针对当地献血者的研究显示76%携带中和抗体。TheLancet发布的关于玛瑙斯的疫情论文中分析指出，即便考虑到康复患者抗体下降消退等因素，在第二波疫情暴发时，也应有52.5%的当地人携带自然感染后产生的中和抗体，如果这些抗体发挥作用，不可能发生第二波感染狂潮，这意味着很有可能一些携带中和抗体的人发生了再次感染……
TheLancet刊出的巴西玛瑙斯感染数据，可以看到今年年初暴发了比去年5月更剧烈的疫情，入院人数增长和死亡增长都远超去年峰值
由于P.1在玛瑙斯被发现的时间略早于第二波疫情起爆点，部分分析认为，玛瑙斯的情况意味着，过去感染病毒形成的中和抗体，可能无法对抗新型变异。
这也是疫苗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能对抗变异株吗？不能的话，研发和免疫速度追得上变异速度吗？
Science期刊于4月中旬发布一篇关于新冠变异情况的研究，这篇文章带来了一些好消息和一些坏消息。
坏消息：研究发现，即便没有治疗和疫苗的选择压力，新冠病毒在宿主体内也能进行频率充足的适应性变异。
好消息：大多数变异并没有得到传播机会，许多变异株在得到大规模扩散机会之前已经默默消失了。
好消息X2：在感染早期，病毒载量较高的时候，比较难出现增加传播力或者出现免疫逃逸能力的变异。
坏消息X2：虽然拥有增强传播力或免疫逃逸能力的变异株的出现是不规律的，但是一旦获得了传播机会，会快速大规模传播。
简而言之，这篇论文的意思是，新冠病毒变异极快，在宿主体内会进行高频适应性变异，但许多变异株并没有获得传播机会，那些狠辣的有免疫逃逸能力的变异株一旦获得机会传播，很快会“占领市场”。研究者还在结论中呼吁，世界各地应尽可能地分享病毒数据和传播数据，才能更快更好地通过研究来追踪对抗病毒变异。
然而，这也是个问题。且不说现在一些显眼的，疫情明明很焦灼但几乎是数据黑洞的地区，Nature近期甚至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强调并分析许多地区研究者主动拒绝共享病毒数据的问题，是的，不是没有，也不是没条件分享，而是“有，但拒绝分享”……
这样讽刺的情况实在让人叹息，单是对抗病毒已经这么难了，人类还要在互害中互相拖后腿……
目前，疫苗与病毒变异你追我赶的局势存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看谁覆盖人群速度快。感染者越多，病毒越能变异，因此在病毒流行地区，疫苗覆盖速度是关键——逆水行舟——疫苗覆盖得慢了，病毒覆盖更快变异更快；第二是开发新疫苗、开发补充剂的速度和变异速度赛跑，开发完成之后，又是新一轮的打疫苗和变异速度的逆水行舟赛跑。
如果疫苗覆盖速度始终不够，不能形成免疫屏障，那么疫苗和新冠的战斗可能就会像西西弗斯推石头，推上去滚下来，无休止反复循环，还要在这个过程中小心不要引发ADE。
美国《纽约时报》近期刊文指出，想要在美国通过疫苗免疫实现群体免疫已经希望渺茫，专家观测到，在基础数据还远远达不到群体免疫要求的情况下，美国每日疫苗注射量正在下滑。因此，原定于今年夏天可实现的群体免疫屏障，现在基本无望——且由于增强传播力的变异株出现，原定的群体免疫阈值不得不提高，使得目标更难企及。
577.“切磋”
【574，575已改，等明天解禁】
【另一种反思】
在“医学界”对“北医三院张煜医生揭黑”事件的报道中，许多评论提到了临终关怀：
临终关怀，又称安宁疗护，指为疾病终末期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而是否选择放弃“治愈”、接受临终关怀，又和患者及其家属的生死观有很大关系。
“2021北京大学清明论坛”的举办恰逢“张煜揭黑事件”发酵之初，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原主任韩启德在论坛上公开发表观点——过度医疗，很大程度是对死亡恐惧造成的。他将医疗决策的过程比喻成赌博，而恐惧往往会让人失去清醒判断“赔率”的能力：“如果你对生命看透一点、对死亡不那么怕，下赌的时候，就会比较清醒。”
“一些医生对肿瘤病人进行过度治疗，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医学模式还停留在生物医学模式上，没有向心理模式、社会模式转变，依旧把治病救人作为行医的唯一目的。”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对”医学界“表示，“而在许多发达国家，治不好的病人不会拼命地用二代、三代的靶向药物来治疗，而是通过安宁疗护与肿瘤科的衔接，提供最好的、有尊严的、有准备的死亡。”
与一些激进而昂贵的肿瘤治疗方案相比，国内临终关怀的收费并不高。应该选择继续投入成本、承受风险进行治疗，还是走向临终关怀，这往往是由医生、患者和家属各方因素所确定，许多时候我们无法对个案进行简单评判。但无可否认的是，大量过度医疗、医患纠纷的案例背后，时时有我国民众对医学技术之过高期望、死亡观念之落后，以及临终关怀事业之薄弱的映射。
今年清明节前，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执行主任、安宁疗护病房负责人路桂军给自己办了一场“生前葬礼”。
闭眼躺在棺木里的时候，路桂军的所有感觉都变得异常敏锐。他听到音乐柔美，屏幕上变幻的四季影像色彩映在他的脸上。他感觉到自己的好友一个接一个行绕棺礼、献花，注视他。最后，妻子捧着他的面颊，眼泪掉在了他的脸上。
亲人哀痛让他再也承受不住。他崩溃地叫停了现场，坐起身来，试图告诉大家“这个消费亲人痛苦的环节可以不要”。
“你有什么资格谈死呢？你死过吗？”作为一名安宁疗护医生，他常常被这样问。举办生前预演葬礼，本意是去体会患者临终前的感受，而此刻，他感觉到“血亲的离别无法面对”，对亲人的不舍与愧疚，让他无法安心“离去”。
如果说别的科室都是负责“救命”的，那么安宁疗护就是负责“送命”的。路桂军负责的安宁疗护病房成立于2019年，团队包括医护人员、临床药师、医务社工、心理咨询师等，负责用医疗技术、人文关怀等手段来缓解疾病终末期患者身体与心理上的痛苦、提高其生命质量，至今，他们已帮助上千名患者安详离世。
虽然成立安宁疗护病房才三年，但在探索安宁疗护的道路上，路桂军实际已行进近20年。他1993年开始成为一名麻醉科大夫，而后成为国内最早一批专注于疼痛治疗的医生。
“身上插满管子，连接各种仪器设备，一大帮医护人员奋力拼搏，试图挽留那具已经毫无生命力的躯体。病人死亡之时，整个抢救场面狼狈不堪，气管可能已经被切开以开放气道，心肺复苏可能已经压断病人的肋骨……这就是现代工业社会里个别死亡特有的孤立性、非社会性，甚至非人性。”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生死教育专家王云岭描述的这种医院里“经典”的肿瘤患者临终现场，路桂军见到过许多次。他想，死亡不应该这样毫无尊严。
在自己的病房中，路桂军逐渐不再主张用极端手段抢救病人，并开始做一些临终关怀的简单尝试：嘱咐家人在患者弥留之际握住他的手或是搂着，轻声告慰；患者离世后，医护团队向遗体鞠躬告别，表达尊重，同时也是一种对家属的哀伤关怀。
在长年的学习和尝试中，路桂军形成了一套更为完整、成熟的安宁疗护模式。患者或其家属多数是经人介绍或循着媒体报道慕名而来，如音乐人赵英俊、“错换28年人生”当事人姚策，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宗教信仰者等，但大部分是普通人，临终期从几日到一月不等。路桂军将团队作为“患者临终之前最后一段路程的方案设计师”，酌情为他们制订安宁疗护的方案，包括疼痛纾解、生命理念引导，以及利用节日等时机与家人互诉衷情、满足临终者生前愿望等。
他还向“医学界”描述了自己的一套与患者交流的方式：和患者“推太极”，即悉心询问和引导，一步步打开对方的心扉；向团队成员强调，与患者沟通时要做到颔首慈眉，宽广、包容、和缓，以天使角色引领者患者渡过生命尽头的恐惧，以这样的方式换取患者信赖和安心。
这样做，有其文化和心理上的依据：传统文化下的国民心目中是有信靠和仰望的，且春秋时期之前，我国巫师、医师是一家，古人多求助于鬼神以治病，故巫医往往并提。路桂军认为，若在病患的生命尽头能恢复医生的悲悯神性，助其理解人世间的生死诱惑、苦难真谛，那也未尝不可。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西方医学体系的严格训练，在路桂军身上交汇并融合。此外，路桂军在疼痛科摸索实践了将近20年的经验、国人死亡观念的日趋进步、所在医院的包容与支持，这些都为2019年清华长庚医院安宁疗护病房的建立提供了较为成熟的条件，也让路桂军有了尝试举办“生前葬礼”的底气。
不过，不是每一个临终关怀机构都能如此幸运。
“名不正言不顺”
有临终关怀医院被迫迁居7次
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可能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成立于1987年。2014年其院长李伟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因为周边居民无法接受“晦气”，医院曾在27年间被迫迁居7次，“上百个居民堵住医院门口，不让老人入住，老人们被迫坐在马路边，护士们抱在一起哭”。
类似的事情，直到7年前还在我国一线城市上演：2014年，上海推广临终关怀进社区工程遇市民抵制；同年，杭州一小区内欲建临终关怀中心，但因居民反对最终取消。《新京报》在2017年曾报道，北京多家临终关怀机构出现亏损，其中，北京隆福医院为经营临终关怀项目一年亏损两百多万元。因为相关机构少、临终关怀“一床难求”。
虽然在中国发展历程有30余年，总的来说，安宁疗护在我国大陆尚属新生事物。它的前身是12世纪欧洲一种专门照料朝圣途中病饥之人的驿站，柏林修女玛丽·艾肯亥在1879年将一所安宁院改为收容晚期癌症病人的场所，除了药物，还用祈祷等手段为病人祛除苦痛。1967年，西西里·桑德斯在英国创建全世界第一所现代化的临终关怀院，而后，安宁疗护服务遍布英美等发达国家。
上世纪80年代，安宁疗护传入中国台湾、香港地区，而后在当地达成高覆盖率，被纳入全民健康保险或免费医治，具有健全的法律保障和丰富的资金支持。而在大陆，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设有临终关怀科的医疗机构有上千家，但多集中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安宁疗护覆盖率不足1%。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王云岭表示，将西方传入的“Hospice”概念译为“临终关怀”实际上是准确的，但也造成了这一事业在中国发展的观念障碍：缺乏死亡教育传统的中国公众拒斥死亡，对“临终”事业缺乏好感，甚至充满敌意地抵制。
王云岭注意到，中国政府自2013年开始在正式场合开始使用“安宁疗护”这个概念，“相比较来说，它的人文色彩更浓一些，言说生命更委婉一些，不易让人直接联想和言说‘死亡’。”
人固有一死，逃避谈论和应对死亡，也许只会让死亡变得更加痛苦。2015年，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临终患者死亡质量进行评价，包括终末期患者的照护环境、人力资源、照护质量、照护负担及可及性5个方面。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台湾排名第6，中国香港第22名，而中国大陆排在了第71名。
死亡观念落后的，不仅仅是普通民众，还包括很多医护人员。2013年，一项对洛阳市某医院150名医护人员安宁护理从业意愿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7.33医护人员表示愿意从事安宁护理，62.67表示不愿意或不确定。而“医护人员的死亡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从事安宁护理的意愿，影响效果仅次于“受教育程度”，高于“对安宁护理的了解程度”。
而在路桂军的经验中，常态下医疗医护人员与家属相约一同向临终患者隐瞒病情，似乎已成为我国医疗界的一种“传统”，更别提做到向患者和家属普及正确的死亡观念。
一次，他发现一位来疼痛科就诊的患者已时日无多，建议他下次用视频的方式就诊即可，患者惶恐道：“大夫，你是不是觉得我下一次可能没有机会再找你看病了？”他虽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但每个科室的医生都告诉他“没事”。
“我看你现在的情况，或许下一次不一定有机会亲自来。”路桂军坦言，“大家都在这条路上走着，关键是要自己想明白，没有什么遗憾就圆满了。”
后来，这位患者向路桂军表示了感谢，他说与路桂军的相遇是一种缘分，如果有来世，希望未来与他在另一个世界“不见不散”。那天，路桂军与学生一同出诊，“他们觉得这一幕很瘆人，但我却感觉很温暖，是我与患者之间坦诚的温暖。”
“精准医学立足于细胞组学、基因组学，眼睛只盯着靶点，失去了对生命关怀的全貌。”谈及临终关怀，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说，“高消耗、高技术的尝试，或许可以暂时对付疾病因子的消长，却难以疗愈那些受伤的灵魂，这是现代医学的盲点与痛点。”
有研究指出，在中国台湾地区，安宁疗护事业的发展，反过来影响了生命与医疗观念在当地的变化。“随着安宁疗护理念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人签署生前遗嘱，放弃不必要的抢救，在临终阶段选择了安宁疗护……避免了很多无效及过度医疗。当医疗面临极限、死亡无法避免时，安宁疗护给了患者和医疗人员另外一种最人性化的选择。”
中国并非没有发展临终关怀的文化资源
王云岭认为，在中国发展困难重重的临终关怀，是西方事物在中国本土化不成功的典型案例。而一些专家指出，虽然从西方传入的临终关怀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但在中国，并非没有发展临终关怀的文化资源。
“中国文化是富有诗意的文化……《桃花源记》其实就讲的死亡的过程，入洞就是生死之间，到了那边不知时间、空间，不知有秦汉，不要交税，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地方。包括像庄子的‘化蝶欲仙’，包括‘驾鹤西去’。”王一方在清明论坛上说，他将对这类此岸与彼岸的叙事理解为一种消解死亡的手段，或称对死亡的“悬置”。
“安乐死是要‘解决’痛苦的人，而安宁疗护是解决人的痛苦。”路桂军说，“这可以用中国的‘善终’文化去解释，即身心灵三位一体，在天人物之间实现一种共荣，寻求到永恒的生命意义价值，在不断超越和整合中得到平安的感受。逝者安详，家属安宁，环境也平安顺遂，多美。”
578.不能忍
【576，577已改，明天解】
【护士节快乐】
全球****新增确诊数和死亡数再度快速上升。网上出现不少救治重症患者的图片和视频。他们大多接着呼吸器，胸部用力地起伏着。也有人被翻转，俯卧在病床上。
俯卧位是一种沿用已久、对呼吸道疾病患者大有好处的姿势。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建议，感染新冠、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者，每天俯卧12-16个小时，有助肺扩张、增加氧气量。
ARDS病人采用俯卧位，最早于1976年报告。医学界认为，这是重症监护医学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这是谁的主意？”美国护理科学院主席、纽约大学护理学院院长艾琳·苏利文-马克斯近日于《科学美国人》杂志发文，唤出她的名字：注册护士，玛格丽特·皮尔。
彼时，玛格丽特·皮尔就职于美国密歇根州东南部一所小型社区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其日常工作包括给重症患者擦拭身体、翻身。
玛格丽特·皮尔发现，即使是短暂俯卧，ARDS患者的呼吸状况似乎有所改善。于是，她邀请医生罗伯特·布朗联合研究。他们在5位ARDS患者身上，验证了俯卧位对氧合指数的积极影响。1976年，两人将这一开创性发现，发表在《重症监护医学》杂志。玛格丽特·皮尔是该文的第一作者。
文章发布后的几十年间，多位ICU领域大牛不断研究，陆续确认了最有利的俯卧时机、最佳持续时间和适用人群。
2013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布重磅文章称：俯卧位作为重度ARDS患者的早期干预手段，可显著降低28天和90天的死亡率。“相较于其他ARDS治疗，如肺保护、低潮气量通气和持续静脉输注神经肌肉阻滞剂，俯卧位对生存的影响更大。”
“新冠疫情初起时，病毒夺走无数人性命，医学界没有灵丹妙药。但我们至少能利用俯卧位这一方法，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的生存几率。”意大利米兰国立大学麻醉和急救学教授卢西亚诺·加蒂诺尼告诉BBC。
“全世界的重症患者都应该感谢她。”艾琳·苏利文-马克斯称，****大流行凸显了护士不可替代的作用。“现有研究表明，护士们在传染病暴发期间，不舍昼夜地奋战在抗疫第一线，挽救生命和保护全体公众。同时，他们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非传染性疾病日益增多所带来的卫生挑战。还要结合自己的职业经验和临床观察，进行专项科研，以改善和提高患者生存状况和生存率。”
医疗任何一个领域，都有护士们的不懈努力。
护士做研究，能追溯到“现代护理学之母”佛罗伦萨·南丁格尔。1858年，她创新使用类似于饼图的“玫瑰统计图”，按照月份列出克里米亚战争中不同死因的士兵人数。清晰的图表成功说服那些懒得看或看不懂统计分析的军方高层，促使其决策，以及时增加战地护士和增援医疗设备。
她还根据调查资料，对医院环境卫生管理、病房建设、陈设、床位数量、清洁设备和管理布局等，提出较详尽的论据。相关举措使伤病员死亡率从42%降至2%。
而在****大流行期间，护士们的“科学素养”持续在线。艾琳·苏利文-马克斯介绍，纽约市新冠疫情最严重时，ICU注册护士亚当·哈达斯阅读大量关于****的最新期刊、文章，了解病毒如何影响肺部，并在护理工作中探索呼吸机参数设定。他将自己参与心肺复苏救治的患者数据收集、分享出来，和其他学科医生一起，摸索“提供最高生存率”的复苏方案。
护士们的“发明创造”还体现在人文关怀中。路透社4月中旬报道，在新冠重疫区巴西，染疫老人接受治疗时痛苦不堪。他们常请求护士握住自己的手，以得到心灵慰藉，并温暖自己的手臂。为尽量满足更多患者的“握手要求”，护士SemeiAraújoCunha和VanessaFormenton将两只橡皮手套捆扎、形成上下两层，然后将温水灌进手套，再套到患者手上。巴西媒体称之为“爱的小手”。
“此举不仅能温暖患者的手、提供情感支持。它还有实际的医疗意义，包括加速血液循环，避免手太冷影响血氧监测读数。”路透社称。
在疫情期间的发明创新中，中国护士不曾落后。
2020年三四月间，山西支援湖北医疗队员护士李亚琴和同事潘博一起构思，发明“医用防飞沫压舌取样装置”。这能在新冠病毒检测时，阻止病人咳嗽或呕吐产生的飞沫飞溅。
2020年“国际护士节”期间，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举办“护理创意发明展”。在展出的103个护理创意中，有16件“出生”于武汉抗疫一线。比如“能喝水的氧气面罩”，缓解辅助通气者的口干口渴。吸管被设计成“变色特制管”：未使用状态下，吸管呈现透明；水温正常或偏高，吸管颜色不一。
还有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马璐研发的一次性带有定量冲洗装置的密闭式吸痰管，在护理患者的同时，降低医务人员暴露风险。
此外，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麻醉科护士长胡玲发明的“一种全麻俯卧位头部支撑装置”，对改善****重症患者俯卧位通气大有裨益。这一发明获得2021年度“中华护理学会创新发明奖”一等奖。
“护士也是科学家，其课题从代谢性疾病到痴呆症，再到新兴的症状科学。在医疗每一个领域，都有护士们的不懈努力。”艾琳·苏利文-马克斯说，自2001年，美国护士连续15年在职业道德和诚信民调中，被评为“最值得信任的专业人士”。2020年，根据美国护士协会发布的年度调查结果，护士再度成为“美国最受信任的职业群体”之一。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护士也应获得这巨大的社会荣誉和极高的社会地位。
2021年5月12日，是第110个“国际护士节”。这一天亦是中国445万注册护士的节日。
从机构内护理到社区和居家护理，你们为群众提供了医疗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理、心理护理、安宁疗护等高质量护理服务。
借用WHO总干事谭德塞说过的，“护士是各个国家卫生体系的中坚力量”。祝大家节日快乐！
【临终关怀】
新的文化观念也正在形成。王一方在近年提出了“围死亡”的构想，他表示，就像妇产科将孕妇、生产、新生儿问题前后一体化发展的“围产”一样，人们也应该做到“围死亡”：在濒死、临床死亡、生物学死亡、社会学死亡几个阶段予患者和家属不同的照料，将临终关怀、器官捐献、殡葬仪式囊括在内。这既是一个新的医学概念，也是一个生命文化概念——死亡，也可以充满温暖、情意和希望。
在临床实践中应用传统文化的同时，路桂军也对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意识到，家文化往往会与死亡观念纠结在一起，影响着中国人的临终决策。
比如，家属以为患者好的名义不告知其真实病情，而患者也无法与家人诉说对死亡的恐惧并得到疏解，进而出现焦虑、抑郁甚至谵妄。又如，患者在人世间尚有牵挂，大多是关乎家人，但在“别说这种话，不会死”的逃避中，双方始终不能有坦诚的爱意表达，最终只能抱憾而去。对此，路桂军团队会注重用引导的方式让患者与家属互诉衷情，共同做好临终决策。
在中国，不管实际达到的效果如何，家属的隐瞒都会被理解为一种“别告诉她”电影式的善意的谎言。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此种做法可能会触及法律的红线：美国《病人权利法案》于1973年出台，我国台湾也在2015年通过了《患者自主权利法》，是亚洲第一部患者自主权利专法，确保了患者有知情、选择和拒绝医疗的权利。
能不能允许一个死亡率
100%的科室存在？
不同的或许不仅是文化和法律。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张云龙记得，他在参加“第二届海峡两岸安宁疗护高峰论坛”时，来自台湾的苏文浩医师说：“对姑息治疗来说，没有正确的模式和错误的模式之分，最佳的模式是由当地的资源和需求决定的。”
比如在台湾，安宁疗护病房并不单指一个房间，而更像是一个为病患和家属打造的综合场所，设有交谊厅、餐厅、空中花园、祷告室等。而在大陆地区，一线城市床位紧张，在北京的三级医院里，路桂军在疼痛科开设安宁疗护病房，并争取到单人单间，已经很不容易。
实际上，病房只是安宁疗护的一种模式之一。在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肿瘤内科、国际医疗部内科等科室成员被招募进培训小组，集中培养他们进行安宁疗护的理念和能力，而后得以将安宁疗护模式融入各科室的临床实践中。院内还会进行缓和医疗会诊，帮助患者减轻症状、帮助家属释放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对减缓重病患者的紧张医患关系起到很大作用”。
不只是北京，近年，全国多个省市开展了安宁疗护试点。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实现从胎儿到生命终点的全程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障，加强安宁疗护等医疗机构建设。2017年，卫健委颁发《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管理规范及安宁疗护实践指南》，其中提到，发展安宁疗护有利于节约医疗支出，提高医疗资源效率。
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贺苗曾总结，中国大陆的安宁疗护的发展已形成三种模式：安宁疗护医院或病房、居家服务、社区安宁疗护。在路桂军看来，从医疗资源层面考虑，安宁疗护应该在基层社区大力发展。但开展安宁疗护工作不仅需要人文精神，还必须有一定医疗技术作为基础，需要一些大医院的资源支持。
“可以充分利用国家正在大力建设的医联体，各级医疗机构形成互动机制，加上医务社工等社会力量的协调，形成中国特色的安宁疗护体系。”路桂军对“医学界”表示。上海实际上已经在实践这种模式，其于2012年把设立“舒缓疗护”病房和“临终关怀”列入市政府实施项目，全市已有近百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肿瘤晚期患者提供居家和住院相结合的舒缓疗护服务。
不过，在体系和模式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发展安宁疗护还需突破一些医疗体制的壁垒。
首当其冲的是绩效标准问题，若用传统医疗评价体系来考核床位周转率、死亡率，那所有安宁疗护机构都会是不合格：临终关怀需要一定时间，病房床位周转率差，而死亡率是100%。“能不能在决策层面形成一个认识，允许一个死亡率100%的科室存在？”路桂军发问。
其次是费用问题。安宁疗护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成本，在现行医疗体制内却没有收费标准，相关项目在大部分地区没有纳入医保。“安宁疗护应该属于社会福利性事业，对于社会的发展、稳定、文明以及人的尊严都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一事业无法带来利润，在一个一切以经济指标为风向标的市场经济时代，这一事业很容易被忽略，更难获得民间资本的支持。”王云岭说。
而在利用生前葬礼的契机再次反思、总结这些问题之余，路桂军仍在回味自己在葬礼上的崩溃一刻。“我躺在棺木中内心诚惶诚恐、泪目气促。貌似此刻真的要走，而我还未见证子女精彩人生的开启，此刻涌上心头的尽是对孩子们的放不下、难释怀、怎舍弃、后悔做得太少……”但这也让他和在场嘉宾更能深刻理解，生命走到尽头，最放不下的是爱。
“即便有死亡准备的人，死亡心理防线松动甚至崩溃几乎是必然的……生死安顿没有尽头、没有止境，只有尽力而为。”路桂军的好友、死亡问题研究学者雷爱民感慨。
579.分析
【577没通过解禁......估计太过暴力，我今天值班太忙了，没空改，得等明天】
【几个医疗讯息，后面是同性问题】
2021年5月13日10时，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4号，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正式挂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成立，意味着疾控机构职能从单纯预防控制疾病向全面维护和促进全人群健康转变，新机构将承担制订传染病防控政策等五大职能。
5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新冠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发布最新报告。报告显示，预计到2021年底，新冠疫情会给世界带来10万亿美元的损失。2020年全球至少17000名医务工作者死于新冠。过去的一年半，全球至少1.5亿人被感染，超300万人死于新冠。小组在报告中建议，促进疫苗公平分配，建立由国家元首领导的全球健康威胁理事会，加强防范工作以应对下次危机。
5月1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建立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意见”称医务人员是战胜疫情的中坚力量，是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守护者。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建立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的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医务人员权益，“意见”从保障工作条件、维护身心健康、落实待遇职称政策、加强人文关怀、创造安全的执业环境、弘扬职业精神六个方面出具了指导意见，并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高度重视医务人员保护关心爱护工作。
《性学观止》说：“性不是游戏，它是快乐之源泉，也是至悲之出处。”
集悲喜之大成的莫过于“同志群体”。性是他们的“不能言说”，更是其被关进集中营的理由。
德国联邦议院数据显示，1933年-1945年，德国警方登记在案的同性恋者约10万人。根据一本记有同性恋者姓名、住址的名册“按图索骥”，约1.5-2万人被关入集中营。处罚从一开始的阉割，发展到后来的死刑。约60%的同性恋者被折磨至死。这使得同性恋成为集中营内，除犹太人外死亡率最高的群体。
前述名册被称为“粉红色名单”，是柏林“性学研究所”的访客记录。
它本是性学家、医学家进行社会学调查和医学研究的宝贵病案，却成了**党的猎杀名单。
悲剧始于19世纪末的一个深夜。犹太人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关上诊所大门，往家走。
赫希菲尔德有多重身份：哲学家、医生、性学家，及“同志运动”先驱。他曾公开出柜，并主张“对同志群体的社会差别对待和法律迫害，是非人性的、错误的”。
快到自家门口时，他看见一位年轻的德国士兵。后者手足无措地说：“我是一个深柜。”
在19世纪末的德国，谈论“出柜”是非常危险的事。于1871年5月15日颁布的德国刑事法第175条明确规定，男男性行为是应予以惩处的犯罪行为，可判处最高6个月的监禁。
1896年，赫希菲尔德用笔名，出版手册《怎样解释男人或女人爱同性者》。其中，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诱骗女教师的已婚男人“无罪”，但两情相悦的同性伴侣却要被关进监狱？
1897年被性学界认定为“全球第一次同志运动”的开端。赫希菲尔德联合志同道合者，创办世界首个“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作为委员长，赫希菲尔德向德国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废除刑法第175条。“我们能从学术上证实，同志不是‘异类’。”
3000余名医生、700多名学者，大批功高望重的作家和诗人等，都在请愿书上签字。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等名人。
赫希菲尔德竭尽全力地安慰这个紧张、局促的小伙：“科学是通往公平之路。很快会有一天，科学将战胜错误，正义战胜不公正，人类之爱将战胜人类的仇恨和无知。”
几天后，赫希菲尔德收到士兵寄来的一封信。里面是他的遗书，写道：“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太阳再次升起时，我要结婚了。法律规定，只有两个不同性别的人才能结合。我无法接受，亦没有选择。只有死亡才能让一切好起来。”
“他期望我多做一些。希望有一天，德国能更公正地对待同性恋者。”赫希菲尔德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场孤独的死亡后，他辞退诊所工作，专门研究性学。
1899年，赫希菲尔德以“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委员长身份，编辑出版《“中间性”年报》，并率先提出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概念：“同志”是第三性，介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中间性”。
在那样一个年代，男女性别的认定与其“生理属性”必须对等、不容改变。而赫希菲尔德提出的概念，模糊男女“生理性别”的界线。
“第三性”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印度宗教中。公元前8世纪的印度神话就有许多关于“第三性”群体的描述。比如《梵书》记载过一个“既不是男人又不是女人的长发者”，出现在宗教的仪式上。
为了解同性恋群体在德国总人口中的占比，20世纪初，赫希菲尔德设计、完成史上首个大规模性行为调查。1903年，柏林工业大学3000名学生参与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756份。结果显示，异性恋占比达94%，同性恋占比为1.5%，双性恋4.5%。次年，他向5721名钢铁工人发放同样问卷，有效回复率达41.6%。结果和大学生们的回复差不多。
“我们的调查显示，个体自我的性别认同是天生的，绝不是此前所说的‘性变异’。有些人天生具有与其生理性别相反的天性。”赫希菲尔德解读称，苏格拉底、米开朗基罗和莎士比亚可能都是“中间性”者。
此后10年，赫希菲尔德的学术成果不断：1910年出版《异装》，首次提出术语“异装癖”，并将之与同性恋者进行区分；1913年，出版《男性同性恋和女性同性恋》，“同性恋”一词由此被广泛使用；1914年出版《同性爱》，这被誉为同志群体的“百科全书”；1917年-1919年，出版《性病理学》。
“人具有无限多样‘性’。”赫希菲尔德称，已被觉察的人类性行为有千万种，这说明“爱与人一样多变”。基于此，应该提供一种科学的方式，帮助“中间性”者成就自身，并重获社会认可。这应惠及所有二元性别以外的性别，包括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等。
1913年，赫希菲尔德携手伊万·布洛赫等人，在柏林创办“性医学和优生学会”，展开一系列学术研讨。
1919年，他用全部家当，购买一栋楼，挂上“性学研究所”的门牌。史料记载，研究所工作包括三方面，开展性学、社会学研究，提供包括婚前指导、性保健等临床服务，以及医学法律援助。
来自欧洲各国的研究人员、医生、同志们，到访该研究所，为的是增加对性的了解，以及免费咨询自己的性关系问题和性功能障碍问题。开业仅1年，研究所就积累了近2万份病案。
1921年，研究所扩建礼堂、图书馆和实验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图书馆。10年间，其收藏书籍达2万余卷，照片5000余张，各类艺术品3万余份，以及保存约4万份“中间性”者自传体材料。
1930年，研究所又创出一个“世界首例”：赫希菲尔德邀请妇科医生路德维希·莱维·伦兹和外科医生埃尔文·格尔班特，共同完成第一例性别重置手术。
接受手术者名叫莉莉·艾尔伯。手术成功切除其男性生殖器官，用其自身皮肤进行**再造。外科医生试图为其做卵巢移植，以失败告终。1931年，艾尔伯再次接受子宫移植手术，期望达到真正的“变性目的”。不幸的是，术后因严重的排斥反应而病逝。
这一开创性手术引起国际关注，也吸引大量“中间性”者的关注。此后，陆续有人找上门，希望接受性别重置手术。因技术所限，当时研究所仅能完成男性到女性生殖器官的重置，包括用**皮肤再造**。术后，医生会医嘱使用激素药物，使术者上围更具女性特征。
但遗憾的是，有些性别重置为“女”者，难以获得工作、维持生计。有5名术后女性因此成为研究所的雇员。
在赫希菲尔德的努力下，20世纪头30年里，德国对“中间性”者的态度非常宽容。到1920年时代，同志文化在柏林等城市蓬勃发展。德国国会传出消息，称在考虑废除刑法第175条。
1930-1932年，赫希菲尔德开始“环球巡讲”。他的足迹遍及美国、日本、中国、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埃及、巴基斯坦等。各国医学界、科学界盛赞其为“性学爱因斯坦”。
在研究所“成立十周年”庆典上，与会嘉宾都认为，一个更大胆、更美好的未来或将开启。
但1933年，一切戛然而止。**上台伊始，就开始严厉打压同性恋群体。同年5月，希特勒政府下令关闭性学研究所。**党徒、士兵蜂拥而至。他们推倒赫希菲尔德的铜像，把所有书籍、资料堆成山，扔出一个又一个火把。
和藏品一起付之一炬的，是赫希菲尔德所有的家当。彼时，赫希菲尔德恰好在海外巡讲。他被驱逐出境、逃亡国外。
也是在翻查过程中，**看到了性学研究所的病案资料。那些过往前来寻求帮助的人们，陆续被列入“粉红色名单”。
“一战时，德国战败，尸骨如山。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孩童，德意志民族如何万古长青，同性恋必须被连根拔除。”在这暴虐认知下，集中营设立专门的识别体系。每个囚徒都要佩戴三角形章，黄色代表犹太人，红色为政治犯。粉色则是同性恋。
士兵们兴之所至，会到集中营里拉出一群同性恋，让其站在远处，以粉红三角章为靶，练习枪法。**的军队医生开展“人体研究”，活体切割男同性恋的身体，试图寻找其同性恋基因，以求治愈有同性恋倾向的“优秀日耳曼少年”。
1935年，**当局对刑法第175条做了更严厉的“修正”：“违背自然的淫乱行为”中“违背自然”这一定语被取消。同性之间接吻或“抛媚眼”，都可以被定性为“淫乱”，从而被投入监狱。根据同一时期出台的刑法175条附加a款，“严重同性淫乱”的最高处罚可达10年监禁。
二战后，德国政府释放犹太人，却继续收押同性恋囚犯。直到2002年，德国政府才向受**迫害的同性恋群体道歉。
赫希菲尔德至死都没能再回到德国。
1935年，他于法国尼斯逝世，终年68岁。身兼学生和爱人双重身份的李修棠，陪其走完人生路。两人结识于1931年的中国上海。“我曾想学业有成后，去中国香港开性学诊所。但赫希菲尔德走了，带走了我的一切。”李修棠书写回忆录道。
尽管赫希菲尔德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但它向人们提供一种思路，拓宽人们描述和理解性偏爱。这具有开创性意义。
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大会决议，将同性恋自疾病分类中删除。5月17日后来成为“国际不再恐同日”。
2001年，中国亦实现“同性恋”去病理化。中华精神病学会推出第三版“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
德国刑事法第175条在赫希菲尔德死后60年，终告废除。
2011年，德国政府成立“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德国联邦基金会”，以消除对同性恋及跨性别群体的歧视。“赫希菲尔德在争取性少数群体权利方面的贡献，是公认的。他是将性学当作独立学科进行研究的创始者之一，是一位积极为同志争取权利的先驱，更是一位将性学与人性、权利连接起来，并奋战不懈的科学家。
580.我还是很善良的
眼下对于浙大儿院来说，正处于一个当口：新冠疫情深刻改变了国际国内医疗环境，医院获批“双中心”后面临新一轮跨越发展。“此时‘科技强院’理念显得尤为重要。”舒强书记认为。
而医院也正通过多种方式、多维度地来推进医学科研发展。
医院对于科研的重视和投入，从目前正在进行的多院区规划建设中可见一斑——
首先是医院和德清人民政府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一个000张床位的儿童医学中心，投资30亿，占地200亩，该中心主要用于建设四大中心：研究中心、医疗中心、儿童公共卫生中心和教育教学培训中心。
其次，医院和义乌人民政府合作建立的一个儿童医学中心，有600张床位，鉴于当地人口结构多样化，利于收集不同样本进行研究，该研究中心致力于发展胎儿医学。
此外即将建成的滨江二期院区，有一栋万平米的0层大楼，专门用于科学研究；以及很快开建的莫干山院区，也将建立一栋3万平米的科研大楼，同样是为专业科研人员提供科研平台。
“这些科研平台的建立，对医院发展很重要”，舒强书记笑到，首先是有科研论文的产出，其次对培养学生很有帮助，因为儿科学院每年培养出六七十个硕士、博士，在对他们进行科研培养时，这些科研平台将发挥大作用。“此外，这也利于更广泛意义上的儿科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总是希望留住自己培养的人才，只要留下来，无论他们最终是做科研还是临床。”
鉴于临床医生业务忙、分身乏术做科研的现实情况，近三四年来浙大儿院采取了“临床+科研”型深度合作模式，即鼓励临床医生观察、发现、提出问题，而后科研人员去分析、研究问题，深度合作，最终发布论文时共同署名。
“这样一来，临床医生发现问题的积极性、驱动性更大了，因为有人帮助研究，还可以共同署名。”舒强书记笑称这种团队合作模式，临床医生很喜欢，不会加重科研负担，同时对他们的职业成长很有帮助。
从医院角度来说，施行这种合作模式之后，“效果非常明显”，舒强说。他以中国医院科技量值排行榜为例，浙大儿院去年在儿童专科医院中排名第二，而既往几年都是在第三、四、五之间徘徊。
说到医院影响力，舒强感慨2006年自己去辛辛那提医院学习时，当时只有一栋楼，而现在已经矗立起三栋科研楼了。辛辛那提作为一家全美排名第三的儿科医院，只有五六百张床位，但他们做到了临床很小、科研很强，著名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就是该院发明的。
“他们制度和我们不一样”，舒强介绍，国外医院科研经费多，且可自行决定怎么花，包括可用于支付工资等，因此医院对此没有负担，只需提供场地即可，国内在这块还是欠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他说，目前只能随着国家进步，强化意识，努力在临床上发力超过。
“人才难题是最大挑战”
“人才最重要，如果没有优秀人才，再好的平台、想法，也没人去推动实现。”
谈及儿科人才，舒强脱口而出这句话。
为了解决普遍存在的儿科人才稀缺难题，浙大儿院算是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
不妨先从医学院人才培养说起。
“十三五”期间，医院还下大力气从学生阶段开始培养儿科人才——成立浙江大学医学院儿科学院，对儿科人才进行全链条式职业发展培养，打造了从医学生在校教育到毕业后规培、专培以及在职继续教育的闭环。
“这些都在儿科学院组织下开展，以此为高水平儿科人才培养提供很好的基础。”舒强说。
业界周知，儿科医院向来收入少，政府补贴也很有限。为了人才培养，浙大儿院想方设法多途径地吸引“活钱”，包括企业的、社会的、政府的、个人的。而浙大儿院近两年“双中心”平台的获得，更是极大地推动了这类公益性资金的注入。
206年，浙江大学成立“儿科人才培养基金会”，希望通过社会基金等形式，为儿科人才培养提供资金支持。很快，香港邵逸夫基金兑现承诺把捐赠给浙大3000~4000万港币，用于浙大儿院人才培养，并追加7000万港币，总共个亿港币，系统地用于儿科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
“这个亿资金使用灵活度比较大，儿童医院提出需求，经过基金理事会批准通过即可。”舒强说，目前这笔钱主要用于人才引进——医院在“十三五”期间引进了六七十位科研人才，这笔资金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支撑，避免影响医院内部医生的收入和绩效。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最大力度吸引争抢人才，浙大儿院对人才的引进政策，既有共性的高薪引人，又有个性化的“一人一策”，万一在博士期间科研产出不够、能力尚有欠缺，允许有过渡阶段。
此外，像即将开建的莫干山、义乌两个院区，在和当地政府沟通时，医院也谈到了人才培养经费，两地政府最终在建院区之外，还分别答应支持儿科人才培养的经费，分别斥资几个亿。
“这些资金也将用于人才培养、引进，毕竟两个院区在3年内建成后，需要大批医生，而这些医生不可能从目前院区调过去，所以现在就要做准备，要花钱来引进医生、培养医生。”舒强说。
至于个人捐款，舒强院长透露，医院正在争取更多爱心人士来帮助医院发展，目前已有进展。“如果事情进展顺利，获得的捐款也会同样用于引进、培养人才，学科建设等。”
凡此种种，医院多方化来的缘，将着重投入到以人才为核心的项目上。目前亦取得一定成效，据了解，“十三五”期间共引进60多位科研人员，包括兼职、双聘、全职。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医院跟企业一样，每年靠医生、护士辛辛苦苦看病治病挣的收入，如果仅仅指望这笔钱来养科研人员，一二十个养的起，上百个是绝对养不起的。”舒强说。
你敢不敢砸金3000万引入机器人？
对于舒强来说，创新不是可选项，是必选项，尤其是晋级国家儿科医院第一方阵之后。
“能在第一方阵的医院，基本上医疗、教学、科研水平都差不多，我们只有全方位创新，才有更好更快发展的机会。”他说。
而引进第四代达芬奇机器人来进行临床技术突破，可以体现浙大儿院在“创新”上的迫切和魄力。
2020年，浙大儿院决定投入3000万元，在全国率先引进第四代达芬奇手术系统。在此之前，业界对于小儿外科是否适合开展机器人手术是打问号的——因为既往用于儿童的机器人手术，首先量很少，其次多是在综合医院使用第三代机器人做的，由于医生缺少经验，加之手术器械比较笨重，致使很多医生认为机器人手术只适合大龄儿童、而禁用于小龄儿童。
所以当时即便在浙大儿院院内，对于该不该投出这笔3000万，也是观点不一的。在引进第四代达芬奇手术系统之前，舒强带领团队谨慎地做了多方调研：
首先是达芬奇在小儿外科领域运行的可行性、必要性，医院领导班子和院内院外的专业科室、专家进行了多轮讨论分析。
其次，论证经济性，一套设备投入3000万，引进后每年能做多少台手术？手术量是否能达到最低要求？
最终经过重重分析论证和估量，尽管依旧认为存在一定风险，但医院领导班子还是拍板：引进！
“创新，有时拼的就是胆力。”舒强说。
引入第四代达芬奇机器人后，医生更直观全面地感受到了机器在很多方面比第三代有很大改进，比如械臂更加精细。于是在对医生进行专业培训后，浙大儿院于半年时间内在国内儿童外科领域率先开展多学科的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目前完成360多台手术总量，并在肿瘤、泌尿外科、普外科等多个方面实现了突破：
心脏外科团队完成了全国首例PDA结扎机器人手术；
泌尿、肿瘤等多个学科利用四代机器人吊臂灵活、器械适应性强的特点，实现经脐单切口机器人手术；
新生儿外科开始探索新生儿十二指肠梗阻的机器人手术治疗……
浙大儿院胸外科副主任谭征医生创造国内外小儿心胸外科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数字奇迹，完成00多例手术，是目前该领域手术量最多、开刀频次最高的儿科医生
“我们亲身实践后，发现有很多好处。”舒强举例，原来很多患者通过常规手术，需要至少住院7~0天的，现在采用第四代机器人操作后，由于创伤很小，患儿术后第二天就可以回家，很多疾病可以做到日间手术，且手术费用也较能接受。
“既往人工手术后，相关费用加一起要两三万元，现在采用机器人手术后，费用在五六万。”舒强介绍，虽然费用翻了倍，但家长基本都能接受，主要原因还是考虑对患儿身体的创伤和恢复、心理压力、长时间住院带来的各种不便等等。
此外舒强还分析总结了机器人手术对医生们的好处：
减轻医生疲劳：医生可以坐下操作，不必一直站立；
动作更稳：医生长时间手术容易手颤，而机器人有除颤功能，使得动作很精准稳定；
视野清晰：原来肉眼手术时，最多通过放大镜放大3~5倍，现在通过机器人可以放大近20倍，且立体呈现，视觉更清楚；
灵活性很好：机械臂可以360度球体旋转，更灵活便捷。
舒强介绍，在去年的全国小儿外科年会上，浙大儿院分享了引进机器人后5个月的手术经验，会场听众反映很强烈，会后多家儿科专科医院、专家都在尝试机器人在小儿外科方面的手术，“有的已经购买了设备，打算开展了。”
这对于舒强和浙大儿院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目前我们正在努力探索，看看能不能把第四代机器人手术运用到小儿外科领域各个专业、各个年龄段”，他同时表示，还在计划做一些赋能行业的事情：
成立机器人手术联盟，为业界人士提供学术交流机会，推动机器人在全国小儿外科同质化发展；
在莫干山院区建立儿童领域机器人培训基地，需和公司合作，并拿到动物实验资质；
编写一本机器人在小儿外科领域运用的专著，内容聚焦浙大儿院半年多来的临床机器人手术病例和经验，目前已完成内容编写，计划于5月出版。
虽说引进第四代机器人为小儿外科和医院的发展打开了一片天，但回看当时的决定，舒强依旧感到不易，“万一花费3000万买来机器后，发现只适用于少数几个科室，那浪费就大了，”他笑着感慨：创新，没那么简单。
新冠疫情后，由于疾病谱和就医模式的新变化，许多公立医院都在调整发展战略，浙大儿院也不例外。
“我们决定进行结构性调整，丰富内科领域，大力发展外科。”舒强书记介绍，疫情使得相关呼吸系统疾病锐减，原来一床难求的内科病房现在空出不少，倒逼医院对内科做出调整：
首先，放开专科门诊，取消限号。譬如医院耳鼻咽喉科，患者很多，但一个专家之前每天只看50个号，再多就限号不看了，现在则是放开不限号。如果专家在每天看完50个号后，后面还有50个号，就让整个科室共同来解决。总之是只要患者来，就给解决，看完为止。
第二，抽调患者不饱和科室的医生进行培训，转战号源紧缺的专科，如皮肤科、五官科。
第三，鉴于内科患者不满的情况，积极开拓内科新领域新项目，如脱敏治疗。
581.又见面了
【577刚解，内容改了两次......导致后面内容都需要大改，578马上改好，好累....】
有的人“看上去”明显比身份证年轻。或是因为他们找对办法，改善了“代谢年龄”。
“代谢年龄”关乎身体在静息状态下燃烧的热量，或机体维持日常功能所需的能量。其核心构成要素之一，是基础代谢率。简言之，就是人躺在床上一整天，身体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全部能量。而我们每天消耗的热量中，约60-75就发生在“似乎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如果您的代谢年龄低于实际日历年龄，那是个好兆头，说明你比同龄人年轻。而本文将带你了解代谢年龄的计算方式，知道怎样让自己“年轻，再年轻点”。
一般情况下，要准确计算代谢年龄，首先要了解BMR。后者受性别、身高、体重、肌肉质量等因素影响，会随生长发育的进程而升高，在二三十岁后持续下降。一般，BMR越高，“代谢年龄”越佳。
美国营养与饮食学会发言人罗宾·福尔顿表示，甲状腺、线粒体健康、营养状态和代谢灵活性等因素，也影响BMR高低。
此外，代谢年龄还与代谢健康相关。反映代谢健康的指标，包括腰围、血糖、甘油三酯和胆固醇、血压等。这些均与总体健康状况密切相关。一些研究显示，较低的BMR与不良健康结局有关，包括与年龄相关的死亡率和糖尿病。
值得注意的是，体重正常不意味着“代谢健康”。超重也未必是不健康的表现。
在美国，仅1/8的正常体重者符合“代谢健康”的标准医疗专业人员在测算BMR数值时，会给手指和脚趾佩戴传感器，向身体发送电荷，测量身体含水量、脂肪及骨骼等相对体重占比。一般，肌肉质量较大者的组织代谢较活跃，相较于脂肪含量高者，前者需要更多的能量，来推动机体运动。但本文为大家准备了代谢年龄的“快速计算”公式，只包含身高和体重，不考虑肌肉和脂肪的含量。可以直接套：
男性：BMR=10×体重+6.25×身高-5×年龄+5
女性：BMR=10×体重+6.25×身高-5×年龄-161
改善代谢年龄的7种方式要想代谢年龄永远18，核心目标是通过整体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更理想的BMR。BMR的70%是由身高、体重和遗传因素决定的，剩下约30%可通过干预改变。换句话说，调整一些生活方式，或对代谢年龄产生积极影响。一个小型研究发现，通过8周的睡眠、营养和运动干预，加上放松技巧和营养补充剂，参与者的生物学年龄下降3岁。这表明我们调整身体代谢后，“返老还童”了。为促进代谢、防止BMR下降，可以看看以下7条建议：1.让运动贯穿整天，减少坐下来的时间每天的基础活动量决定个体在静息时能燃烧多少热量。步行、慢跑等任何有氧活动，都有助于改善BMR。即使在家时多走几步路，也好过大部分时间躺着坐着看手机。这就是实现每天1万步的意义。慢慢走、多多走，BMR就上去了。2.多提重物力量训练是提高BMR的最佳方式之一。这会增加肌肉质量。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应该进行更多的力量训练。3.高强度间歇训练HIIT有助于促进新陈代谢。一项小型研究表明，约4周的短跑间歇训练能增加健康成人的静息代谢率。与长时间的耐力训练相比，HIIT耗时更短，可以将力量和HIIT训练结合完成。4.多睡一会儿已有研究支持这一点，睡眠不足者的BMR会变慢，难以代谢脂肪并促进脂肪堆积。此外，睡眠不足会改变葡萄糖代谢，影响调节代谢的激素分泌。5.保证足够的热量摄入“减少热量摄入、保持BMR稳定”的想法，看起来合理。但能量摄入长期低于机体需要量时，身体基础代谢可能会减慢。另一方面，摄入足够的蛋白质，能为肌肉增长提供营养原料，避免肌肉组织随着年龄增长而丢失。可以确定的是，同样质量下，肌肉的每日基础代谢率是脂肪的数倍。6.多吃有营养的食物试试营养密集型食物。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和其他营养素对线粒体健康至关重要。且这些营养物质摄入不足，会干扰人体细胞工作的效率，导致代谢迟缓。适量的碘和硒也是甲状腺正常工作和保持新陈代谢的两种营养素。7.控制压力慢性压力会加速衰老，就像火上浇油一样，对身体产生各种负面影响，包括炎症聚集，进而降低BMR。总体而言，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降低代谢年龄并促进新陈代谢。但有一点要格外提醒，每个人应该和自身历史数据对比，而不是与其他人比较。“日子是自己的，年轻、健康也是自己的。”
新一轮本土疫情仍在扩大。
5月15日0时至19时，辽宁省新增4例本土****确诊病例，其中沈阳市1例、营口市3例。新增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均为营口市报告。
截至本文发布，安徽暂未发现新增本地确诊和疑似病例。安徽合肥消息，至15日12时，当地共调查密接、次密接1031人。除最新送检的3人结果待出外，其余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目前，安徽确诊病例的密接人员，已涉及辽宁、甘肃、山西、河北、北京等7省市。相关省市已发布初步流调结果。
第一问：感染源在哪儿？
安徽省前期通报称，安徽一感染者在大连曾接触入境人员。
15日，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赵连表示，安徽感染者李某某在大连行程轨迹较为简单，近似于点对点转运过程，无入境人员接触史，并全程佩戴口罩，没有接触大连其他社会面成员，排除在大连被感染的可能。
流行病学专家、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姜庆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安徽疫情应该和辽宁有关联性，因为安徽多个病例都与摄影培训有关，而本地病例也没有外出。“营口、六安两个地方是比较值得担心的。”
第二问：谁感染谁？
5月13日-5月14日，安徽省相继通报张某某、李某某、吕某、李某4名确诊者流调结果。
目前，4人的传播关系尚不明确。其中，李某某与张某某、吕某、李某3人均有接触。李某某于5月2日在六安市某影楼开展培训，张某某就职于该影楼，培训期间曾听课，并与李某某共同就餐。李某与张某某是同事，共同接受李某某培训。吕某是李某某的同事，同为某摄影基地员工。两人曾入住同一酒店同一房间，并同车外出吃饭。
辽宁营口报告的2例确诊者和3例无症状感染者，同为某摄影基地员工，是李某某和吕某的密切接触者。5月15日，营口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李岩接受中新网采访表示，当地正积极开展溯源工作，以确定“零号病人”。
第三问：3人确诊前有症状，为何没查出？
在安徽报告的4名确诊者，有3人在确诊阳性前出现症状。
吕某最早出现症状，5月3日因嗓子疼在当地诊所就诊、输液，一共输液4次，此后于13日确诊。张某某于6日晚出现发热症状，11日就医，13日凌晨核酸检测阳性。5月9日18时，李某某因发热至发热门诊就诊，当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5月13日再次采样、结果为阳性。
第四问：疫情规模会如何
感染者李某某和吕某足迹遍布多个省市。其到访各地时，疾病的进展状态将决定传染性、传播范围。如果是发病早期，症状不明显，那传染性就低。如果咳嗽、打喷嚏等症状较重，就有可能在旅途中导致病毒传播。考虑到五一假期，以及病毒在影楼传播，或因婚礼等因素产生进一步放大效应，目前还不好说疫情规模，需要再观察一周左右。
第五问：哪些地区已报告密接者？
北京：判定确诊病例在京密接者28人，具体为丰台区7人、西城区5人、海淀区4人、顺义区2人、房山区2人、朝阳区2人、东城区2人、通州区1人、昌平区1人、大兴区1人、密云区1人；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167人。目前，包括网约车司机在内24名密接者和141名次密接者，以及231件环境样本经过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安徽铜陵：接到确诊病例吕某的一名密切接触者的协查函。该名密切接触者于5月10日中午12时乘坐K1071次列车从北京西站出发，5月11日凌晨4时许到达桐城站，在站外乘坐一辆非营运出租车回枞阳，司机为女性，桐城人。车上另有3名乘客，均为枞阳人，其中2名男乘客在杨湾岔路口前下车，1名女乘客在杨湾岔路口下车。
山西祁县：已对安徽省确诊病例李某某的1名密切接触者王某某施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两所机构不同检测试剂的血清抗体检测和鼻咽拭子、深痰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已排查王某某在晋中的密切接触者8人，落实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核酸采样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江苏淮安：淮安市淮安区一居民被判定为安徽合肥一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曾于2021年5月13日上午约9时30分乘坐车牌皖AA3585的长途汽车，约16时在淮安汽车客运东站公交车站牌下车，约16时30分乘坐206农公交车至溪河段，下车时间约为17时30分。
湖北恩施：发现安徽确诊病例的1名密切接触者，曾和确诊者同车厢同时段乘车，涉及高铁G348与火车K1067。
甘肃兰州：追踪管理确诊者在兰期间密切接触者17名，包括酒店工作人员7人，工作场所人员9人，出租车司机1人，两次核酸检测及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河北盐山县：该县户籍的赵某某、王某某，和安徽省合肥市5月13日报告一例无症状感染者曾同乘一航班。经调查，赵某某和王某某系未婚夫妻关系，二人目前已在甘肃省集中隔离观察中。二人在盐山县活动轨迹涉及水果店、医院、饺子馆等。
辽宁大连：截至5月14日24时，共确定确诊病例李某某密切接触者178人，判定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160人。所有人员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离连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信息已第一时间全部横传相关省市。
第六问：中风险区有哪些？
目前，辽宁营口市9地为中风险地区。包括：盖州市陈屯镇杨店村，鲅鱼圈区熊岳镇宜城社区、和平社区、站前社区、北关社区、幸福社区、胜利村、丽华村、黎明村。营口市市长许桂清介绍，两名安徽确诊病例在营口停留时间较长。从确诊病例公布情况作出研判，有可能疫情链条会比较长。
安徽有3地为中风险区。包括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浙东商贸城、裕安区百川明庭小区、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卫星社区金云国际商住楼。
自5月4日云南瑞丽市中高风险地区清零，10天后，国内再现中风险地区。
第七问：现在打疫苗，来得及吗？
安徽确诊病例中有3人，及辽宁营口的5例感染病例，均未接种过新冠疫苗。
此轮疫情出现后，全国多地接种疫苗意愿激增。截至14日晚12时，合肥市接种疫苗36.41万剂次，再创合肥单日接种最高纪录。今日，安徽省疫防办已调拨一批疫苗到合肥市。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消息，截至2021年5月14日，31个省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8063.3万剂次。相较于美国超1/3人口完成疫苗接种，和以色列62%人口至少接种1剂疫苗，中国的疫苗覆盖仍处于较低水平，还有很大的接种提升空间。
有专家指出，在处置此次疫情过程中，要找到疫情防控存在的薄弱环节，这将使我们对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582.随便聊两句
【忙了一天，晚上陪夜，可以慢慢改文了，479在半夜】
【HIV志愿工作还是要宣传一下的，就当看短篇小说了，转自医学界】
2009年，我从医科大学毕业，回到老家县城工作。母亲像着了魔一样，每天趁我还没起床，便跑到床头边抹眼泪边念叨：“你这么大年纪不结婚，让我和你爸在邻居面前都抬不起头！”其实我喜欢男生，但那时没胆量，加上读医科大学时连老师都说同性恋是一种病，于是硬着头皮结婚了。
婚姻只持续了不到一年，唯一一次亲热，是妻子提出来的。我虽然抗拒，可在心里劝自己：试一试，万一成功了，就可以要一个孩子。
但我失败了。
失败的不仅仅是婚姻，还有接下来父母对我的冷暴力。他们对我不理不睬，在极度苦闷中，我和新认识的几个朋友在县城里乱逛。当朋友们问我为啥离婚时，我忍不住说了实话：我是同性恋。
第二天，这几个人居然逼上门来，让我拿出五万元“封口费”，不然就把“秘密”告诉单位、告诉家里。
我没有办法了。想来想去，在害怕与忐忑中，我很快考到离家很远的青岛，在一家综合性医院工作。
本以为自己跑了，一切都会好起来。谁知道，敲诈我的几个人居然半夜来砸我父母家的窗户。母亲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只能撒谎说是借了高利贷。最后靠着大舅拿出的五万块钱才结了这件事。
从那时起，我决定做一个“‘同志’活动中心”，让和我一样苦闷的“同志”有个地方抱团取暖。
我总觉得冥冥中天意或也是一种使命。刚来青岛几个月，我忽然出现了淋巴结肿大、拉肚子等艾滋窗口期的症状。我一下子懵了。
我不敢去自己所在的医院检查，万一被人知道了，我就抬不起头了！于是我找到了一位草根组织志愿者，在他的陪同下，去疾控中心验血。三天后，结果出来是阴性。那一瞬间，我想唱、想跳，连眼睛鼻子嘴都不知道放到什么地方好了。
那次检查以后，我邀请疾控中心的主任来“活动中心”看看。或许那个时候，我在潜意识里已经觉得要做点什么了，只是自己还不清楚。
我们简陋的活动中心让疾控中心的主任有些惊讶。这个房子很旧，里面只剩一台老电视，还是房东不想要的“破烂”。而这个电视，也是用了两年之后，我才舍得卖掉，一共卖了二十五块钱。
主任建议我可以给“同志”作艾滋检测。那时我还不清楚自己该怎么做检测，虽然我在一家草根组织做过志愿者，也知道采血和使用检测试纸，可就是很难开这个口。我太知道“同志”朋友听到“艾滋病”三个字，心里一哆嗦的感觉。我希望来这里的朋友都能舒服自在。
但疾控医生的话最终仍让我花了两天收拾了厨房，我把厨房打扫得干净透亮，一丁点油烟味都没有。又花五块钱买来一大块白布，把堆放在角落的杂物盖好、隔开。这就是后来接待过近千人的检测室。虽然空间小，我还是鼓起勇气在门口贴上了“VCT检测室”的标签。
我真正接待的第一位检测艾滋的“同志”，是一位从事夜班工作的朋友。以前他一下夜班就会回宿舍睡觉。自从知道了我这里，下夜班都不睡觉了，从家里拿杯子、拿玩具，到这里玩。
那天夜里九点多，只剩下我们俩。我对他说：“我们可以做艾滋检测的，要不要做一个？”那是他第一次听说“艾滋病”。当我用采血针把朋友的血滴到试纸板上，两人一开始都没当回事。不到五分钟，试纸上出现两条线。阳性！我的眼泪当时就夺眶而出。
“你咋还哭了？我都没哭。”朋友是一个话很少、很能吃苦的北方汉子。他不仅发现感染了艾滋，同时还发现了性病。那时他不愿回宿舍，害怕传染，要跟我挤在一起。或许在他的认知中，我既然能检测艾滋，一定知道怎么保护好自己。
我没想到的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但就算如此，我还是没太多“拉人”检测的经验。我比较喜欢聊天的时候，顺口问一下，“我们这里可以做艾滋检测，你要不要测一下？”
2014年，我做了四五百人次的艾滋检测，已经觉得很多了。谁知到2015年破了一千人次，2016年逼近两千。越来越多的艾滋感染者开始浮出生活的“水面”，从最开始的一年几十个新发阳性，到后来的近百个、近两百个，我才知道艾滋病早就不是“同志”群体才有，只要有高危性行为，就会存在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2017年春节刚过，一对年轻的小夫妻通过互联网找到我们。这对从农村出来的小夫妻，丈夫在年底去外地时发生了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春节前出现了艾滋急性期症状。
犹豫挣扎几天后，他硬着头皮、带着妻子找到了我。“不敢去医院，害怕泄漏个人的隐私，也实在难以启齿，不知道咋告诉妻子。”在我面前，男人终于鼓足了勇气，说了实话。整个过程里，妻子一直用一只手紧紧地挽着丈夫的胳膊，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在不停地搓。看得出她很难过。
为他们采血并当场做了快速检测后，丈夫的两次快检结果均为阳性，妻子为阴性。妻子当场就哭了起来，眼泪一直往下掉，但人却不出声。她不去擦眼泪，手还挽着丈夫的胳膊。
我本以为她是庆幸自己没感染而激动，但她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该怎么照顾他？他要好好地活着，我还要给他生孩子。这一下把我也给说哭了。
如今，这位妻子在青岛当地疾控和医院的指导下怀孕产子，母子均平安。丈夫给我送来了象征喜庆的红皮鸡蛋，说他们两口子商量好了，让我做孩子的干爹。
其实那几年，我压力挺大的。“艾滋检测”这件事，跟我在医院的本职工作“冲突”越来越大了。
我们医生工作起来没有上班下班。通常下了手术台、查房之后，时间就靠自己安排。一般有不少病历要写，还要接待病人的咨询。但我在这家医院工作几个月后，就把重心放在了“艾滋检测”上。
那时，我下了手术、查了房，就溜回来，给“同志”服务。医院觉得我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兼职？开始“监督”我。我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其实很容易被发现。每天别的医生护士们都在一起，就少了我，能不被“抓”嘛！加上我总是写不完病历，领导就找我谈话，要我“收收心，别不务正业。”
这样的压力下，我和几个年轻的同事说了实话，“我自发成立了一个草根组织。”“什么叫草根组织？”“就是公益组织。”“那你做什么？”“做艾滋病。”“你是不是吃饱了撑了没事干？养老助残你不干，干个艾滋病。”
不怪他们，连我租的“‘同志’活动中心”的隔壁大爷，也觉得我有问题。老大爷不知道自己隔壁住了什么人，但看到每天很多陌生人、基本上都是男人进进出出，于是频繁地找物业，说我扰民。
物业第一次找上门来，并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我决定去和隔壁大爷说清楚。没想到，大爷只是把门开了一条十公分的缝，不等我开口，客客气气又十分不耐烦地说，“你有什么事，就去和物业说。”说完就关上了门。这可给我气坏了，但又拿他没办法。
后来，有志愿者在世界艾滋病日时把象征着“艾滋病”的小红丝带贴到了门外的LOGO上。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名字，叫做“青同社区”。物业一看，这还了得，急忙跑来让我写承诺书，保证不会给小区带来不好的影响。
从那时候起，我坚定了一定要正规发展的决心。于是，我进行了民政注册。还特意把“青岛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服务登记证的复印件交给物业。物业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你们是个正规单位，不是干传销的。”
后来有一天，隔壁大爷家的水管漏了，还挺严重。大爷焦急地从家里出来求助，一出门就遇到了我。换作平时，他一定不会搭理我，但那天是真急了，同意我和同事一起去家里修水管。也是从那天起，大爷的态度转变了：原来你们都是挺好的小男孩。
2017年7月，我正准备吃晚饭。手机铃声响了，是一个青岛本地的陌生号码。“是虎子哥吗？”电话里的声音说不出成熟还是稚嫩。“我是个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我怀疑自己感染HIV了。”如果不是他说，我真难以想象电话那头的男孩会如此冷静，听不出恐慌也察觉不到难过。
这是一个单亲家庭的男孩，母亲打工拉扯他长大。他连着复读了两年，今年是第三次高考，再一次感觉发挥失常，心情压抑到极点，不知道怎么面对母亲。
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一个网友邀请邀他去“放松心情”。等进了快捷酒店房门的那一刻，男孩马上反应过来：这个房间绝对不止来过他一个人。地上的拖鞋、浴巾横七竖八。
男孩想走，但网友挽留他。男孩经不住劝说，边和网友哭诉高考失利的痛苦，边吸了冰毒，并发生了性关系。男孩唯一能记得的是他一直笑，全身轻飘飘的。
几天后，男孩出现了发热、淋巴结肿大、腹泻等症状。从网上搜索到艾滋病的信息和我的手机号。
说心里话，听完他的讲述，我心里已经有点慌了，不愿让他看到我的心疼，只能埋头消毒采样。我给他使用了两种试纸快检，特别希望这个孩子不会中标。但当两个试纸的第二条线都出现的时候，我的手开始哆嗦，舌头开始打结。
那天，我陪这个刚满十八岁的男孩走了很久。他的情绪在我的宽慰下慢慢平复。他说要好好服药治疗，给妈妈养老送终。
就在拿到确诊HIV阳性报告后的第三天，男孩收到了国内某985重点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这几年，我从不主动联系他，希望他能回归平静的生活。但男孩每年都给我拜年，他生活得很好，正在准备考研。
也许很多人“谈艾色变”，但艾滋感染者是我某种意义上的“亲人”，他们时不时会温暖我。
我接待过一位七十八岁的李大爷。老人退休后生活条件不错，也挺乐观，喜欢年轻小伙子。可老人起了带状疱疹，身上老是痒。一个小伙子对他说，“去楼上做个检测吧！”知道我的朋友都把我这简称“楼上”。
李大爷检测后，果然是阳性。喜欢旅游、经常参加夕阳红团的李大爷，发生过不少次没有防护的性行为，他自己根本记不起到底是什么时候感染的。
我挺犹豫的，毕竟老人年纪太大了，还要服药吗？疾控中心征求李大爷的意见，大爷说他相信我，我让他服药的话，他就服药。
老人当时CD4特别低，我跟医生商量，先预防机会性感染。于是老人开始服用复方新诺明。
在得到“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后，在经费的支持下，我被朋友们半开玩笑地称为“华丽转身”：逐步得到更多业务技能上的支持后，检测目标群体也扩大到监狱人群和药物滥用人群。
一位从日本打工回来、从事性工作的女孩感染艾滋后，一直回避这件事，甚至发病后不吃不喝，连母亲劝她也听不进去，饿得皮包骨，不想活下去了。她的母亲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联系到我。
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女孩的心理状态已经崩溃了，让女孩的母亲带她来办公室。女孩说什么都不肯，连门都不肯出。我和同事商量，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孩发病。为了让女孩能服上药，我的一位同事开始每天和女孩聊天。一个月后，女孩终于同意这位同事去她家采血。
就在我们还在收拾新办公室时，这一次的隔壁大叔来“串门”了。他看着我们墙上粘贴着的、做艾滋检测和服务的照片后，竟然没有害怕，反而伸出大拇指：“你们真伟大。”
我从没觉得自己伟大，我不过就是这么活着。
583.在画画的到底是谁
【580已改】
【AI技术在骨折摄片诊断中的应用，估计以后会成为一种趋势】
AI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将为医生的临床工作带来极大的帮助。
骨折诊断有着庞大的医疗需求，在各大医院的急诊和夜诊中，因骨折前来就诊的患者始终占据着很大的比例。
据统计，我国每年骨折发病人数不少于500万次。而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有1.9亿，占13.5%。站在中度老龄化社会的边缘，不少专家推测，未来我国骨折高风险人群的比例还将进一步扩大。
在临床需求的推动下，AI医疗影像市场开始纷纷涌入辅助骨折诊断这一赛道。而作为医疗人工智能领域的头部企业，汇医慧影近年来专注X射线骨折人工智能辅助筛查，历时4年覆盖人体80%骨折部位。
5月10日，汇医慧影的DR骨折AI产品获批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三类证，这是国内同类产品的首次获批，也是国内唯一手握NMPA三类证、欧盟CE双重认证的X射线骨折AI产品。
辅助医生介入骨折诊断金标准AI如何发力？
临床上，骨折诊断的金标准一直是X射线影像设备。DR能显现出病灶周边整个外部结构的改变，空间分辨率高，且价格低廉，在对骨折病灶的识别上明显优于CT等其他影像检查。
通常情况下，训练有素的医生基本都能通过DR影像判断是否骨折，可具体到不同场景中，依旧会存在漏诊的风险。据统计，X线平片骨折的漏诊率高达15%，特别是在关节较多的四肢骨部位。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李爱银医生告诉“医学界”，DR片作为一种整体结构的成像，有时候会出现骨折部位和正常部位结构重叠的情况，影响判断。此外，由于骨折患者数量较多，且“随机性”强，对放射科医生来说，想要在高疲惫、急诊断的情况下保证影像检查的时效性和准确率，尤其是在手、足的众多关节中找准骨折部位，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1999年，李爱银从中山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专业毕业，来到了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作为一名放射科医生，在从业的21年里，他见过太多因漏诊而险些酿成事故，导致医患纠纷的案例。
“曾经有一位患者在夜诊时来到医院，主诉踝关节疼痛，医生根据患者的描述开具检查单，而放射科医生在拍完片子后就只盯着踝关节观察，结果这个患者的骨折部位是在跗骨，并且有结构重叠并不明显，就被漏诊了。”李爱银说，“后来我们及时地与患者家属进行了沟通，好在也并没有引起严重的后果，最终得到了对方的谅解。”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它反映了目前放射科在急、夜诊影像诊断时存在的难题：患者主诉模糊、年轻医生经验缺乏、夜班的生理疲惫也会影响医生的专注力。”
据介绍，千佛山医院目前每天只有三位放射科医生轮班值守DR班，24小时内需要看完将近1000张各类DR影像片，每张急诊DR片都需要在半个小时内出具报告。
放眼全国，放射科医生人才的缺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有统计数字显示，医学影像数据年增长率为63%，而放射科医生数量年增长率仅为2%，而这一缺口，在乡镇医院、卫生所等医疗机构更为严重。
为了缓解医生的工作压力，弥补低年资医生经验不足造成的缺陷，并提高骨折影像检查的准确率，2020年，千佛山医院引入了汇医慧影的X射线骨折AI产品。
但在产品引入之初，包括李爱银在内的多位骨科和放射科医生，对这一“新鲜事物”的可靠性，还是存有疑虑。
为此，千佛山医院还专门做了一项试验，通过每个月的病例追查，将过去的骨折DR片重新进行AI产品辅助筛检，并且和之前出具的报告进行对比。
在这次结果中，李爱银和他的同事惊喜地发现，在三十余例年轻医生无法准确判断的DR片中，AI辅助筛查软件精准地标注出了病灶部位，其中还包括此前险些造成纠纷的案例。这让大家意识到，AI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将为医生的临床工作带来极大的帮助。
李爱银向“医学界”介绍，患者拍完DR片后，人工智能软件会直接在后台出具一份报告，将所有怀疑骨折的部位全部标红，这一过程用时低至“秒级”。在此基础上，医生会进一步对标注的区域进行二次判断，最终出具报告。
“这款产品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其对全身骨骼检查的覆盖率基本上达到了80%以上，这将在疑似多部位创伤患者的检查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如果说在单部位骨折患者的检查中，人工智能还只是起到了对年轻医生阅片水平的‘补漏’，那在多部位损伤的病人里，人工智能直接将全身疑似骨折的部位一起识别了出来，缓解了医生需要挨个部位详细筛查所花费的精力，节省了时间。”
李爱银认为，基于这款软件的临床优势，它可以成为医生最得力的助手。尤其是在基层医院中，人工智能软件可以算得上是年轻医生的“半个指导老师”。
三年心血一场临床试验给出答案
从2017年开始，汇医慧影就正式对骨折X射线辅助诊断软件立项，目标是建立基于深度学习算法，实现手部、足部、腕关节、肩关节、髋关节、踝关节、股骨、胯关节、盆骨、尺桡骨、胫腓骨等区域的骨折全自动识别，快速判断X射线中是否存在骨折，辅助影像科医生降低骨折漏诊率，帮助临床医生对骨折患者的及时治疗。
汇医慧影联合创始人&COO郭娜女士表示，国内此前尚无一款类似产品上市销售，是因为骨折检测类产品的临床试验非常复杂，对算法的表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此，在上市前，汇医慧影与天津市人民医院开展了关于骨折X射线辅助诊断软件的一项临床试验，旨在评估这一新技术辅助低年资医生诊断四肢骨折区域的准确性。
天津市人民医院放射科刘学焕博士向“医学界”介绍，此次临床试验在4家三级甲等医院随机抽取2017至2018年期间拍摄的数百张四肢X线平片，其中骨折和无骨折的X线平片各半。设置低年资医生单独阅片和联合AI软件辅助阅片两组进行比较，判断该软件的效用。
“在参与试验的10位医生中，5名医生先单独阅片，逐一对所有X线平片进行诊断，而后联合AI软件再次进行诊断。而另外5名医生的流程则正好相反，先联合AI软件进行诊断，随后再单独诊断。”刘博士介绍：“为保证研究准确性，我们设置了记忆消除期，规定两次阅片需间隔1个月以上，避免阅片记忆残留影响试验结果。”
而最终的数据显示，低年资医生单独阅片的准确率为87.5%，而联合AI软件阅片的准确率达到了91.1%。
对于这一结果，刘博士推断，在基层医院，联合AI软件阅片会带来更大的准确率涨幅。
“我们医院即便是低年资的放射科医生，学历也都达到硕士以上，他们在学校和规培学习期间已经接受了良好、系统的专业化训练。”刘博士说，“而对于基层医院的年轻放射科医生来说，他们日常工作中见到的病例相对较少，接受培训的机会也更少，导致专业水平相对较低。这一AI软件的应用，更能够帮助基层医院放射科提高诊断准确水平。”
天津市人民医院院长刘筠向“医学界”介绍：“X线设备是医疗行业中普及度最高的，但是越往基层，对应的影像专业人才越是缺乏。而类似汇医慧影DR辅助诊断软件的AI产品不断出现，有效地缓解了基层医院人才缺口的压力，也让更多患者能够得到高效并且准确的诊断。”
“我们之所以和汇医慧影开展合作，也是希望在深化医改的探路中，对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起到更好的专业推动作用。”刘筠说，“我们希望未来能通过不断引入AI技术，助力分级诊疗的推动和基层医院的建设。”
搭建智能平台铺平未来科研之路
除了与天津市人民医院进行临床试验项目，早在推出这款骨折检测产品之前，汇医慧影就与急诊科、影像科、疾控中心等部门深入沟通，进行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工作和产品预销售的尝试，在正式推出前，这款产品就已经迭代了超过10个版本。
AI骨折智能诊断系统通过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算法，发现传统DR、CR等设备不容易发现的骨折影像，并进行智能辅助诊断自动识别勾画骨折处，以几乎一秒一张的速度进行筛选，为医生诊断和治疗提供辅助性支持，可以大幅提高医生阅片的精度，有效降低漏诊、误诊的发生。目前，该产品自动识别率与敏感度均已超过95%。
刘筠告诉“医学界”，汇医慧影在医疗人工智能应用的逻辑非常完整，不仅仅专注于末端辅助筛查，还涵盖了数据的规范清洗以及整理等相关基础工作，同时还具有开放的科研平台和网络。
目前，汇医慧影的骨折X射线辅助诊断软件已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地正式落地应用。在骨折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应用的基础上，这些医院还有着更长远的目标——建立院级大数据科研平台。
郭娜向“医学界”表示，汇医慧影拥有以影像数据为驱动，融合深度学习、放射组学分析方法，引入多种影像模态数据以及影像以外的基因数据、蛋白数据、病理数据、随访数据，进行有效管理并挖掘分析影像数据的隐形特征，激活数据价值；辅助医生高效完成高质量的科研工作，输出高水平论文，提升医院科研能力，增加学科力量，让医院的数据“活起来”、“用起来”。
“我们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希望将人工智能的算法、算力和数据工具赋能医院，为医院建立院级大数据科研中心。医院的数据是‘宝藏’，如今在国家政策大力推动下，我们已经能实现医院全量数据的存储，而接下来这些数据如何利用？如何产生更大价值并反哺临床、科研？这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大展拳脚的时候。”郭娜说道。
据悉，汇医慧影将人工智能平台的生产力提供给医生，让医生进行各细分疾病领域的探索，对于一些优秀的科研工作之后还可以合作开发向产品化转化，形成一个孵化生态。科研平台到目前为止已经为国内700多家三甲医院，提供了超过2000个课题的科研支持，将优秀科研成果转化成新的AI产品，新的AI产品之后又回到医院使用，进行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从而不断地丰富辅助筛查和辅助诊断的病种类目，为医生和患者更好地服务。
“通过这样的科研平台和网络，医疗专业人员可以将相应的数据共享，从而按不同的临床科研需求进行整合再利用。”刘筠说，“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够保障数据的安全性，为未来进行其他具有临床意义产品的研发打下基础。”
【新华儿科还是强啊......】
长三角地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联盟1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成立。
在这个联盟中，医学专家、教育界，以及心理学专家们将跨界联合，共同搭建儿童心理干预三级网络，让更多的孩子在出现心理问题后被早期发现，得到早期干预。联盟将共同开展更广泛而深入的儿童心理健康促进工作，惠及长三角地区的广大儿童，助力儿童阳光成长。
584.违和
祁镜的面前是两个“L”型大书柜，款式老旧，但容量够大。三排木架外加十来个橱窗里满是医书和国外杂志，被人按大小厚薄整齐地码放着，塞得满满当当。
面对引领上千医护职工的丹阳医院的院长，祁镜没有这个年龄该有的青涩，一番慷慨陈词说得祁森愣了好一会儿。
儿子向来贪玩，祁森也早就已经为他铺好了门路。
只要拿下医学院毕业的文凭，卫生系统、医药公司、甚至自己医院里的行政职位都可以任他挑选。
可没想到的是，祁镜在毕业前突然转了性，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这怎么看都不像自己的儿子，听口气反倒像干了十多年临床的学科老骨干，还是最有经验的那一类。
虽然性格很油滑嘴巴也得理不饶人，极尽毒舌之能事，但心里想的都是病人。
过了许久，祁森缓过劲来：“你确定要进临床？”
祁镜点了点头：“确定。”
他三天前刚重生，上一世选了最轻松的行政办公室。结果第一年就因为上班打游戏被人举报了好几次，混了五年后祁森实在迫于压力，一气之下把他扔进急诊，给那些医生打下手。
在咒骂、埋怨、指责和中伤中，祁镜慢慢醒悟，开始在医院最底层打拼。
重新学习知识，积累经验，甚至跟着比自己小五六岁的应届毕业生一起干杂活。熬了七八年，才靠着极强的诊断能力翻过身......
这一世他不想再走老路，行政管理根本就不适合他，只有临床第一线才有他喜欢的东西。
见父亲用异样的眼神看向自己，祁镜又忙不迭问了一句：“你不同意？”
被这么一问，祁森清清嗓子，马上没了平时管教手下医生的威严，反而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我怎么可能不同意，要反对的是你妈。你也知道你妈那脾气，我可斗不过她。”
“再说现在临床不容易，sars还没平息，恐怕......”
回想起03年的sars，祁镜还是心有余悸，突如其来的新型传染病让第一线的中青年骨干损失惨重。
在丹阳医院，半年内就倒下了五位医护。虽然最后都救了回来，可还是有三人落下了后遗症。其中一个还得了股骨头坏死，坐上了轮椅。得等几年后，国内有了成熟的人工关节置换，她才能慢慢摆脱残疾的命运。
但就算科学技术再成熟，她也已经基本和临床说了再见。
不过祁镜更在意的是之后轮番登场在好几场疫情，尤其是十多年后的那次，蔓延速度和摧毁力都是空前的......
他要阻止它们。
祁镜长叹口气，手指轻轻敲着桌面：“爸，让我窝办公室陪那帮老头老太聊天唠嗑，没门！还有，你看我这据理力争的脾气能调解医闹吗？不激化矛盾就不错了。”
“那你自己和你妈说去。”
祁森没有继续聊下去的动力，揽下这活肯定没好果子吃，到时候又得挨一顿臭骂。干了十来年院长了，回到家还得被自己医院里的医生骂，简直可笑啊。
祁镜脸上闪过微笑，他爸还是那个妻管严的爸，一点都没变。
他没好气地来到祁森身边，手臂一抬，搭在了他肩膀上，开口理论了起来：“当初可是你让我填的志愿，怎么，现在要赖账啊？”
“当初说好进行政的，要是转临床，你妈还不得骂死我......”
话没说完，祁镜立刻反驳道：“您这说法就不对了。”
“不对？怎么不对了？”
看着自己爸那畏惧的小眼神，祁镜强忍笑意，解释道：“当初我得了专业选择困难症，老妈也是横竖不满意，给不出‘治疗方案’。后来是您给指了条明路，将来至少可以进丹阳医院跟着混口饭吃，算是种保守治疗吧。”
祁森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打比方，不过细想想也没什么不对。
当初他就是怀着这种折中的想法，毕竟家庭地位摆在那儿，两边都不能得罪啊。
“五年来，疗效不能说没有，一般吧。”祁镜理了理思路，继续说道，“那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病情有了反复，为了预防复发和严重并发症，所以还得您老接着管。”
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甩锅而已，但在祁镜的包装下，就显得格外有逼格。
一套套的说辞往外蹦完，没留给祁森任何反应时间和反驳的机会。最后自己儿子还客气地拍拍他的肩膀，像个没事儿人一样从书架上随手抽走了两本杂志，临走还不忘送上“拜托了”三个字。
祁森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辈子碰到这对娘俩算是栽了。
而祁镜拿着书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反手关上门，然后一个跟头倒在了床垫上。现在是晚上20点55分，时间还早。按父亲一直雷厉风行的作派，再加上关乎自己的工作，这件事绝不会拖到明天。
爆炸一触即发。
祁镜看着手表：应该快了......
果然刚过两分钟，门外响起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咆哮声。
声音很重，带着深深的幽怨，显然无法接受刚听到的事实。话语间充斥着“老不死的”、“这事儿我说了算”、“滚蛋”、“不听”等任性的词汇。
不过还是一如既往的攻击性不足，只是在肆意地抒发内心的情感罢了，让祁镜听着反倒感受到了丝中年夫妻之间的暧昧。
就像在辣椒里掺了蜜糖，尝起来有种泰式甜辣酱的味道。
又过了几分钟，争论声音暂缓，显然祁森打出了拿手的太极神功，成功挽救回了局势。
之后开始传来淡淡的妇女哭声，紧接着就是啜泣和有些语无伦次的不安和无奈。两人在医院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都知道临床代表了什么，同意祁镜进临床就是在把孩子往火坑里推。
很多医学生就算没路子，也会自己找其他出路。
可他们家倒好，路子多的数不清，有太多选择可以避开，但儿子竟然还一头猛扎进去。
过了好一会儿，哭声才渐渐消失，两口子似乎初步达成了共识。
祁镜躺在床上送了口气，不管祁森和肖玉签订了什么不平等条约，总之短期内自己可以做喜欢的事儿了。
唉......
他把刚到手的杂志放在一边，轻轻捏了把略微有些凸起的小腹：“还是锻炼锻炼吧。”
临床是个脑力和体力参半的累活，当初他就是冲得太猛，身体消耗太过，又不巧碰上了疫情大爆发。最后身体受不住，倒在了防疫第一线。
重活一世，祁镜给自己定下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那场疫情爆发，同时自然也得保养一下身体。
一身穿戴完毕，戴上耳机，他跑步离开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