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晚期的那拨“文人”，相比比他们晚生数百年的“西学东渐”或“抱残守缺”的“文人们”，在点评《水浒》这类小说上，他们明显更“自信”，文艺理论更扎实与践行，传承与打破边界能自成体系。为何？
这拨文人们，如李崆峒、王世贞、李开先、李卓吾等类，在文艺评论这块，占大国居高心理，且他们社会地位大多不低啊！
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嘉、隆间，一巨公(可猜猜是谁？），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
首先，他们均极自觉地当个“读者”，从小说剧情人物去评价，这是小说评论的正道。
至于水浒被近世评成“经典凑数”、叙事不如西方云云……”
王重阳以指刻壁说：
“重阳一生，不弱于人。”
《水浒》在入清后，哪怕披着“忠义”书名前缀，也时被“诲盗”被禁书。
水浒在明朝顶流文人阶层虽不吝赞美居多，但涉及小说主题，则也有嘉靖八子如李开先的“奸盗诈伪”，李卓吾的“愤怒忠义”，似泾渭分明的评价。
在我看来，前后出现的评价不同，不外乎：
一、李开先等嘉靖八子看到的是未经明人“忠义或忠君”美化修饰的文本，李卓吾看到的则是美化修饰过的本子(比如郭勋本）。
二、评论者的才学、价值观、际遇……不同。不过，殊途同归，比如：李开先按照《三十六人赞.赞序》写的以林冲为主角的《宝剑记》，倒也符合李卓吾点评水浒的“身在元，心在宋”的“愤”与“忠义（忠君）”的水浒主题价值观。
三、小说的主题价值观点评，必然依托小说中的主角及主要角色言行动驱动的剧情。以天朝普世的大众层面印象来看，“诈伪”？代表人物正是《三国演义》曹操。“忠义”乃刘备、关羽。其实，无论曹操、刘备，皆乱世枭雄，如元末的张士诚、朱元璋。
至于《水浒》文本中的“宋江”为何会予读者出现如此读感“偏差”，或《三国演义》的曹操、刘备的“乱世枭雄”为何出现“偏差”？不外乎：
一、也许明嘉靖时，《水浒》、《三国演义》均被按照某种意愿“忠君”（如：李开先以“忠君、义”的价值观意愿在《宝剑记》中美化他以自家人生际遇代入的林冲）“美化修饰”过一回。又或者说是罗贯中以三国演义或是他的价值观“忠义”修饰了《水浒》二十卷（百回本）未完的章节。
二、就好比，无论那谁代笔将阿紫写瞎搞出八荒六合唯我独尊把武侠彻底玄幻，也改变不了《天龙》的“淤泥井抱美人归”的超级yy与箫峰的“生为辽心在宋”的“不忠不义”故事结局。《水浒》貌似价值观发生“偏差”，哪怕被金圣叹腰斩70回，被毛爷爷以百回本点评“好就好在投降”，均改变不了《水浒》成书的一个事实：
一个在历史长河中关于《水浒》作者的极小概率事件发生了。
显然有位1、极有天赋的具备“说书人”、“文人”、“会拳脚枪棒”等多重技能于一身的家伙。2、亲身实践参与到比“曹操刘备孙权三国争霸”还轰轰烈烈的“张士诚、朱元璋”的元末争霸中去了。3、在“争霸”即将揭晓的前夕，作者必须及时且冷静地从失败的那方枭雄阵营抽身隐退。且更骇人的附加条件还必须具备：这人的“弟子？”或“忘年交？”也极大可能具备前3项条件，且最关键的还在于：如瞿佑在《华亭故人重逢》描述的“全、贾”二子的“相同际遇不同感慨”，也就是李卓吾点评水浒人物刻画的“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辩。”
这在全世界的小说史关于某部作品成书作者身份条件设置，估计是条件要求最高的吧！
至于李卓吾评论水浒主题的“愤”，个人意见原由在于：水浒把几乎虚构的历史事件写成“史实”般的效果。
“读史多愤，此乃读史之乐。”
《水浒》的作者显然有“愤”，虽然他们俩作为“集撰”、“编次”的身份，铁定看了《三十六人赞.赞序》与《大宋宣和遗事》，但他们的愤怒，尤其是那位前七十回署名耐庵的写书之“愤”，当起于“湖海散人”罗贯中1364年离开杭州后，个人猜是源因“13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