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二章——荷兰也怕他
户部汉尚书戴明说打断了福临和玄烨之间的父子对话，主动跳出来要给小皇子“助力”，如果不是真的对同安王郑芝龙的简历十分了解，那就是自取其辱。但弘毅笃信自己的判断——戴明说应该有两把刷子，所以主动展示自己的本事。
“皇上，臣效命皇上之前，曾是故明的兵科都给事中，职责所在，故而对同安王的过往略知一二。况且，贝勒爷所言句句可信！”戴明说朗声作答，对面的弘毅恍然大悟——此人当时在兵科任职，对往来文书有审查之责，故而可能掌握第一手资料。
“好，那你就说说看。”福临完全无视这位汉臣的插话行为，就像历朝历代“标配”的“明主圣君”一样，给臣下充分的发言权。
“臣领旨！”戴明说回话的时候，分明是一幅如愿以偿、舒坦自如的神态。
“玄烨受教！”弘毅也适时回头冲着阶下之人施礼，同时注意到一处细节：福临对胡世安、李际期两位汉臣都称其表字为“处静”和“符献”，但对余下的三位，无论是戴明说、刘昌，或是卫周祚，都直呼其名！弘毅的直觉告诉他：皇帝并不怎么喜欢戴明说，只是“用其所长”罢了，全然不似对待李际期那样爱才心切。
“贝勒爷，下官不敢受。”戴明说虽对着上面的贝勒爷客气一下，只是没见到任何躲过皇子这一拜的具体动作。
“贝勒爷适才所言不虚。前明天启四年中秋之后，同安王郑芝龙便自倭国迁居台湾。归附倭人首领颜思齐。但此后不久，荷兰人登岛，驱逐了他，郑芝龙遂携妻子返居故里。”戴明说开始讲故事了。
趁着他稍作停顿，弘毅本打算按照自己的思路接回话题，未曾想人家戴尚书根本不给自己这个机会，几乎不换气就接着往下说道：
“第二年，倭人颜思齐死，芝龙联合诸海盗之首领，号称十八芝。坐拥当时福建沿海兵势最壮的一支军力。号称海贼数万人，专事劫掠，横行于台湾海峡。但当时泉州府同安知县写给福建巡抚的文书中却说：郑芝龙‘所到地方但令报水（即通报官府踪迹），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
“哦？同安王倒有些仁慈之心！”福临评价一句。
“吾皇圣明！故明崇祯元年（1628年）。工科给事中颜继祖奏折曰：‘海盗郑芝龙。生长于泉，聚徒数万，劫富施贫。民不畏官而畏盗。’可见其势日渐做大。同年，他自台湾率领十八芝攻泉州，大破明福建水师，燕京震动，故明朝廷遂欲招安。郑芝龙投明，率领原部守备沿海以防海盗、倭寇和荷兰人。其间曾亲率水军讨伐他昔日结拜兄弟之海盗力量，官至总兵。但不久便返回福建泉州南安老家，却日渐成为当地首富。”
“首富？辞官不做却要做商贾？倒也得偿所愿成了首富。看来同安王的确擅长此道！”福临说这话的时候，是看着玄烨的，似乎明白了儿子给自己道喜的缘由。
弘毅刚准备开口转入自己的模式，毕竟后面有几个关键所在，假借戴明说之口恐怕难以言及。可戴明说根本就不给小家伙任何机会，顺理成章结果了皇帝的话头：
“皇上明察！同安王的确有其所长！以微臣看来，其专长者，有二。”
“两处专长？你等等，朕猜一猜……嗯……，一是海运贸易，二是海战破敌！对否？”福临满以为自己聪颖大了去了，抢在戴明说前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就等着下面这位户部尚书带头称颂自己“圣明之至”了。
不料，人家戴明说面无表情的说道：
“皇上，恕臣直言。您说得两处，往往不知其底细的人都是这么以为的，却不知小觑了此人。”
“咳咳……”福临被抢白了一句，虽然留了面子，但自己被等同于一般人物，竟急得咳嗽起来。
“戴明说无状！不守臣礼！”刑部汉尚书刘昌果然再一次“及时”跳出来，以拉开与汉人同僚的距离。
“咳咳……无妨……咳咳！”说着“无妨”，皇帝福临还是咳嗽着，看起来真是被“呛着了”。
“刘大人，稍安勿躁。玄烨请问戴大人，您说的两处专长到底为何？”站在皇帝近旁的弘毅一边关切上前抢着接过吴良辅端来的帕子，恭恭敬敬送给皇帝，一边稳住了好斗公鸡一般的刘昌，还同时帮着戴明说达成他小小的“显摆”心愿。
“微臣愚见，同安王一则是善于与藩邦洋夷打交道，二则就是擅长以夷制夷，敢于和他们在海上硬碰硬！贝勒爷，下官所言对否？”戴明说有些肆无忌惮得望着弘毅，洋洋自得。
果真有才！——弘毅心中赞叹。可惜太过张扬乖张又颇有功利之心，否则定当大任了——弘毅同时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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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请大人明示。”弘毅把福临用过的手帕放到吴良辅的银盘之中。继续谦虚问道。
“其实皇上所言不差。同安王特别善于在海路行商，但皇上有所不知，郑芝龙以倭女为妻并诞下海澄王郑森（郑成功），故而仍能往返中土与倭国，大行海运独揽之贸易，以致富可敌国。但换做他人，却不能似他一般如鱼得水。这是因为郑芝龙常年行走于海上，与倭人、红毛往来密切，颇有圆滑周到之能。正如汤大人适才所言，倭国封海锁国。连佛郎机人的生意都不做了。却唯独准许郑氏与荷兰往复贸易，不单单是因为他娶倭女为妻，而是因为同安王世故老成、左右逢源罢了。所以，微臣说其善于与藩邦洋夷打交道。”
戴明说几句话。甚是说到弘毅的心里去了。
“皇上所言海战破敌者。同安王确能如此。不过微臣以为。海战不比陆战，其耗费颇巨。可谓‘水师一出，银如雨注’。战船打造、船炮火枪、水手粮饷、耗损修补等等。样样都要耗费大量的银子。当年郑芝龙曾于福建沿海之金门海战中击溃荷兰水军，从此把控海路，并收取各国商船舶靠费用，也因此迅速富可倾国，实乃以战养战、以夷制夷之策也！当年兵部曾有公文言及，说‘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自筑城安平镇。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八闽以郑氏为长城’。荷兰人数度率众合取芝龙，但芝龙仍次次败之。”
戴明说第二大段话一出口，弘毅惊为天人一般——好家伙，真是把我的台词抢了个一干二净呀！
“哦！荷兰人也怕同安王！”弘毅急忙给出原来自己准备好的“点睛之笔”，期望引起福临的重视。但除此之外，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
“贝勒爷所言正是。至此，郑芝龙水师广及东洋、南洋各地：大泥、浡尼、占城、吕宋、魍港、北港、大员、平户、长崎、孟买、万丹、旧港、巴达维亚、麻六甲、柬埔寨、暹罗等地。其兵卒广涵汉人、倭人、朝鲜人等，高达二十万人的军力，拥有超过三千艘大、小船的船队，甚至还有黑番鬼为其役使……”戴明说按照自己的想法阐述着，却被皇上打断了——
“黑番鬼？”福临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忍不住发问。
“正是，皇上。故明万历年间，曾任职广东布政司的蔡汝贤著有《东夷图像》一书，其中专有“黑鬼”一目，载曰：‘黑番鬼，号曰鬼奴。言语、嗜欲不通，性悫无他肠，能扞主。其色如墨，目圆髪鬈而黄，有牝牡。生海岛中，食生物腥秽，与以人，因生啖之，火食则洞泄，过此则易畜矣。绝有力，一人可负数百觔，临敌不畏死，入水可经一二日。尝见将官买以冲锋，其直颇厚，配以华妇，生子亦黑。久畜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为诸夷所役使，如中国之奴仆也。或曰：猛过白番鬼云。’[1]”
既然是皇上插话，戴明说只好暂时中断自己的思路，却也信口拈来背诵一段他人的专著，可见博览群书的功底厚实！
福临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头。
“皇上，天佑兵线国安等复克桂林后，发给兵部的战报之中，也曾提及当日有些佛郎机火枪兵与黑奴长矛手与我交战。”
兵部尚书噶达浑说了一件自己掌握的与“黑番鬼”有关的信息，却未曾料到一旁的汤若望瞬间神情黯淡起来。
噶达浑这一句话，却让福临突然想起当日在位育宫，玄烨劝谏自己设立领海的时候，谈及佛郎机人对南明小朝廷的种种助力，瞬间有一种清算他们的冲动。
“皇上，故而微臣说郑芝龙善于以夷制夷，他用倭人、朝鲜人、黑番鬼等充作兵士，甚至还雇佣了西洋水手，赖以冲锋陷阵，却也收到了奇效——海战之中硬碰硬，同安王可谓胜多败少、鲜有吃亏。”戴明说说完之后，没有如饥似渴望着皇帝等“赞”，反而直勾勾盯着御阶之上的弘毅，让小家伙莫名其妙。
“嗯，朕知道了。”福临轻描淡写地一句，不置可否。
“皇上，微臣判断，皇二子道喜皇上，正是因为同安王有此两处所长。如若让郑芝龙重操旧业，不必说佛郎机人，就连荷兰人也自然甘拜下风，倭国锁禁也形同虚设。到那时，万里海疆实乃我大清皇帝领海，万国藩邦必定纷至沓来。”
戴明说终于让弘毅恍然大悟——句句说在点子上，通篇下来就是赞同我所说的让郑芝龙率领船队通商图霸！怪不得刚才肆无忌惮盯着我看，你这是要给我送一份大礼呀你！
[1] 我国古代所谓的黑人，名目有“昆仑奴”、“僧祗奴”、“黑厮”、“黑小厮”、”乌鬼” 、“乌奴”、“番【藩】奴、玄夷、黑番、黑番鬼、鬼奴等多种称呼，实际上分为两种。一为尼格罗人，即非洲黑人，大多生活在非洲大陆撒哈拉沙漠以南。二是尼格利陀人，即矮黑人种，现零星分布于菲律宾、马来半岛、泰国和印度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在中古时期，他们曾大量散居于东南亚一带，甚至在今海南岛、台湾岛也有其生活的痕迹。上述两者都是体黑卷发，只是尼格罗人较尼格利陀人身材高大、肤色更黑一点。
嘉靖朝及其后历代，大量黑人陆续进入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地区，由此引发了与其发生接触的明朝士大夫的兴趣和关注，对黑人的文献记载逐渐增多起来。如嘉靖四十年（1561）编订的嘉靖《广东通志》记载，“鬼奴者，番国黑小厮也。广中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其色黑如墨，唇红齿白，髪鬈而黄，有牝牡。生海外诸山中，食生物，采得时与火食饲之，累日洞泄，谓之换肠。此或病死，若不死，即可久畜。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种近海者，入水眼不眨，谓之昆仑奴，唐时贵家大族多畜之。”《通志》采摘地方风物，这一记载说明当时的广地已然豢养黑人成风，富家大户争相买养彰显身份。而根据对其体貌、习惯的记载，猜测是时黑奴应多为矮黑人种。
同样的记载还见于叶权《贤博篇》【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成书】，书中记述澳门街头的葡萄牙人身边常“随四五黑奴，张朱盖，持大棒长剑。”以显示身份的尊贵。“役使黑鬼，此国人贫，多为佛郎机奴，貌凶恶，须虬旋类胡羊毛，肌肤如墨，足趾踈洒长大者殊可畏。”按其体貌可能为非洲黑人。“海水苦恶，中国人溺须臾即死，黑鬼能镇日坐水底，取堕物如拾诸陆。”间接的说明他们应该自沿海地区掳掠而来。“亦有妇人携来在岛，色如男子，额上施朱，更丑陋无耻，然颇能与中国交易。”这些被带来的黑人妇女有“施朱”即额头上点红点的习俗，猜测可能来自印度，又多善于做生意，可能是来自印度南方贸易港口的“黑番”人。【葡萄牙人称来自印度的 “黑人肤色浅黑，具有其他人所没有的智慧，他们有一个恶习，他们是优秀的窃贼。黑色非犹太人毫不吝惜自己的体力，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仆人。”】(未完待续。。)
第一百六十三章——雅俗共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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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汉尚书戴明说这一番对于同安王郑芝龙的议论，信心满满、言之凿凿而且深入浅出、精准透彻，引起了大伙儿的足够重视，却许久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每个人都是沉思不语、心事重重的样子，这让戴尚书变得有些气馁起来。
但“抢话插入”的戴明说，却实实在在、毫无差池地把弘毅要表达的都给代劳了，着实让小贝勒爷大喜过望，也终于明白刚才人家直勾勾盯着自己的用意了！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弘毅早就大加赞叹、果断附议，进而在这个基础上扬长避短、为我所用，争取形成会议决议了。可偏偏这位是戴明说戴大人，功利心极强之人。如果弘毅结果话茬，必定抢了风头，所以不能这么办，否则怎么体现人家的功劳大大的呢？还是等一等皇帝的态度吧，留一点时间给福临亲做表扬。
皇帝福临也听明白了戴明说的主旨：同安王郑芝龙善于洞察诸夷之间的矛盾和利益纠葛，并能从中牟利，更善于“以夷制夷”，可以用他“武装贸易”于海上而万无一失！更是经噶达浑的提醒，皇帝想起当年佛郎机火枪兵帮助南明“助纣为虐”的暴行，如果郑芝龙果真如戴明说所言，率领大清战船纵横海上、展布国威，好好惩戒红毛一番，倒也是一件十分痛快的事情。只是既然定了从速北进征剿罗刹的事，再在海上兴师动众。似乎有些忙不过来……
汤若望却是左右为难：郑芝龙再次出海，无异于鱼跃深潭、龙潜大海，对荷兰是极大的打击，而且对于自己传教事业的幕后金主葡萄牙也绝非什么好事！可自己是一名教士，要将主的福音更多地在这篇古老繁华而且自成一脉的土地上广播开来，就必须依托当局者的支持和信赖。更有甚者，天主的使者、小皇子玄烨刚才似乎已经察觉了自己对葡萄牙人的偏袒，明确表达了对自己排斥荷兰人的不满……孰重孰轻，一时真是拿不定主意。
满臣在这件事情上基本没有太多抵触：即使郑芝龙再次扬帆出海，其船队中满人少之又少、几乎没有。只要皇帝给郑氏船队的将领中留下足够的满洲缺和蒙古缺。也就无所谓了。退一万步讲，海上航行之人势力再强大，终归还是要上岸的，只要满蒙八旗保持战力。谅他郑芝龙也不敢动了反复之心！
汉臣却是各自玩味：
李际期早对清廷敬而远之了。如今只是在得过且过、混口饭吃。闻听这些人动了郑芝龙的念头，感觉就像“同是天涯沦落人”，终归都成了人家的旗子、家奴。任人摆布罢了，夫复何言？
刘昌今儿个连续参劾了胡世安、戴明说两人，思量着现如今自己在皇帝眼中应该算作半个御史了，早些日子那个“党同伐异”的印象应该淡化不少。可如果继续“狗咬狗”，恐怕就有点过分了，不要弄巧成拙。况且私下里，那些同朝为臣的汉人风议也不能轻视，还是暂且收敛一二为好。
卫周祚一直在扮演着专业领域技术人才的角色，求的也是平安度日。对于去不去海上、谁去海上这些“大事”，抱定了不掺合、不排斥的态度：你们好自为之，我明哲保身就好！
只剩下一位胡世安了，恰巧只有这位年逾六十的礼部汉尚书对戴明说的一番高谈阔论不以为然，甚至颇为反感。但自己刚刚被刘昌参劾失职之罪，现如今也不好在皇帝没有征求意见的情况下就贸然进言。
“皇上，臣奉旨回奏已毕，恭听圣训！”不甘寂寞的戴明说主动提醒福临，强烈要求“点赞”！
“呵呵，你说得有些道理。同安王果若如你所言，善于纵横捭阖、周旋诸夷，又能以夷制夷、攻伐果断，的确是我大清的人才。”福临不得不出言肯定一番，戴明说立即喜上眉梢了。
“只不过，让他率众出海、通商倭国嘛……兹事体大，尚需详议！玄烨，你刚才言还要思虑周全才好呀！”福临看来不太愿意伤了这位好面子的人的脸面，于是拿起弘毅说事儿。
“皇阿玛教训的是！玄烨谨记！儿臣愿意听闻诸位大人对此事的议论，潜心学习！”弘毅可不想让一只强大的海上舰队胎死腹中，故意想要“软性增加”一项会议议程。
还没等福临有所表示，殿外传来了“咚、咚、咚”紧紧密密的鼓声，却听得弘毅心中也一阵近似一阵：不巧！钟鼓楼击鼓了，这急促的十八声“急鼓”之后，必然再是慢悠悠的十八下“缓鼓”，表示“日落而息”的时候到了。难道要散会不成？
“主子，已经酉时了。”后边侍立的总管太监吴良辅闻听鼓声，小心翼翼走到皇帝身旁，轻生提醒。
弘毅有些失落，不自觉就想到拿这个老阉奴出气，故而盯着他一脸不悦之色。吴良辅似乎有所察觉，反而冲着小爷微微点头！
其实也怪不得吴良辅，他这是职责所在。
今天这次御前会议，从下午未时三刻一直整到酉时，足足开了一个时辰还多，两个小时大伙滴水未进，议题众多，可谓高效了。但按照紫禁城宿卫制度的规定，到了酉时就是夜间了，宫城四门必须紧闭，而且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开启。如果还在这位育宫继续开会，这十几号大臣今儿个夜里可就甭回家了！
“哦，酉时了都，朕这一时用力，诸位爱卿跟着受累了！”福临站起身来，伸出双臂舒展了一下，底下大臣们也赶紧悄悄微动一番酸麻的四肢。
“主子，奴才刚才已让御膳房准备了茶点。您是否歇息一下？”吴良辅及时提醒一句。
老阉奴，你还真是心思机敏呀，准备茶点？那就是宵夜[1]喽！也就是说可以继续开会？管不得冲着小爷我点头呢！那老阉奴是让我放心的意思呀！哈哈！——弘毅明白过来，收拾服帖了的吴良辅，的确是调度事务一把好手！
“好，就传到殿内，给诸位爱卿也都设了案席，我们吃了再议！你这一说，朕还真是饿了！诸位，你们是不是也都饿了呀？”福临十分关切的走下御阶。来到了众人之中。弘毅和汤若望也只能急忙跟着下来。
“奴才不饿。皇上辛苦！”抢着巴结的自然是郭科。
“哦，还有。吴良辅，你去景运门找今日当值的侍卫大臣，让他们将合符送来。会议之后也好让诸位爱卿顺利出宫。另外。安排人通知宫外候着的各府仆从。让他们先回去通传一声，别让诸位家里惦记着，还以为朕拿你们如何了呢。呵呵。”福临站在躬身垂首的众人中间，昂首挺胸、器宇轩昂，却布置了一个极尽人情的任务给吴良辅。
“嗻！”吴良辅应声而出。
“奴才（臣）谢主隆恩！”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甩下马蹄袖，跪颂皇帝体恤！
“起来起来吧，咱们君臣边吃边说，来来，都坐！”看着一群太监搬来几幅桌椅安排停当，一众宫女端来各色糕点酒水摆放端正，福临这才回身走回御座，其时面前御案也已琳琅满目了。
这次弘毅可不能再回御阶之上吃喝了，而是和汤若望一起，与几位觉罗大人、老资格分别落座于五六张八仙桌前。当然，北边一处都是要空着的，总不能把后脊梁冲着皇帝、自己大吃大喝吧。
弘毅和汤若望两人单独坐了一桌，一位儿子一位爷爷，比觉罗、奴才要亲贵一些，被安排在御阶之下、最靠近福临的位置。十分有心的吴良辅的确不凡，单独给小玄烨准备了一碗温热的人乳，给老玛法上了一杯金贵的葡萄酒。
说是用“点心”，却不仅仅是沙琪玛等糕点。满人喜食酒肉，“宵夜”自然少不了一些牛羊肉和白酒。不一会儿，满人为主的多数几桌早已经热络起来，推杯换盏、大快朵颐。
外围的汉人桌席却是安静得多，每人都是正色端坐，一手掩面一手持物，轻轻咬一口点心，慢慢咀嚼之后，再呷一口酒水，仪态落落大方，根本不动那些附着于大大骨架上的肉食。偶尔有满洲官员过来寒暄敬酒，也只是恭谦附和，应付了事。对于满人的“粗陋”，汉臣大多是在心里鄙夷，而满人对汉臣的“拘谨”，也都是哈哈一笑，不以为意。
弘毅饶有兴致得观察着满汉大臣的吃相，愈发感到满汉文化差别在小小一个“吃”上都体现得如此明显，若要统和出一个全新包容的满汉文化，任重而道远呀！
其实，清王朝立国初期虽战事未息，但其对文物礼乐却已是相当重视了，突出表现在“尚孔崇礼”上：
早在关外皇太极时期，满清即已对儒家思想采取了认同的态度，入关后才一个多月的六月十六日（1644年），即派员祭先师孔子。十月，正式袭封孔子第六十五代孙孔允植为“衍圣公”，依明朝例兼太子太傅。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更赐予孔子“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新名号。于是，孔子摇身一变而成为满清王朝的“至圣先师”。
对于朝会、典礼，以及接待属国使臣等“朝堂大仪”，清室也是十分重视，几乎全盘照搬前明礼仪，并对所有规制流程都详加规定，不可谓不重视。但在一些细节之处却无可避免的增加了自己的东西，使那些庄严肃穆的朝堂活动掺入了鲜明的“满洲特色”，特别是有“酒场”的宴礼活动，更是变得“不拘小节、热情奔放”！
在历次朝鲜使臣觐见清帝之后而编纂的《燕行途记》、《燕行录》等文献史料中，我们可以对着这种情况有所了解：“其宴礼也，不行酒，乍进乍撤，左右纷纷，专无纪律，酷似华担契会，牛羊骨节堆积殿宇”。在他们看来，富丽堂皇的殿宇之上牛羊骨节堆积，大小臣僚尽为饕餮，实在有失体统。他们往往在感叹“可惜神器，误归天骄”之余，对于明朝文物亦只有“想象之际”，“徒切慨惋”而已。
既然连国宴也要“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崇尚热闹、觥筹交错，“小小”一场夜宵就更是“毫无礼数、杯盘狼藉”了！
“吴良辅，玄烨年幼，不可贪食牛肉。给他换了朕的莲子羹去。”福临坐在上面关心儿子，尽展慈父关爱。
“儿臣叩谢皇阿玛圣恩！”
弘毅闻听此言，却突然急匆匆端正形色，倒头便拜——哈哈，这机会来得真是个再好不过、好上加好！
[1] 夜宵 （又称宵夜、消夜），是指在晚上时吃的餐，为晚餐之后的餐。宋人《梦粱录》载：“除夕，内司（内务府）意思局（宫中机构）进呈消夜果子盒，盒内簇（集合）诸般细果：时果、蜜饯、糖饯等品。”“消夜”雅称“宵夜”，这名号古已有之。(未完待续。。)
第一百六十四章——夫子罕言利
福临享受美食的时候，还不忘关心一下未成年子女的饮食，原本是很温情的一刻，却被玄烨郑重其事的叩谢弄得不明所以。不仅是皇帝，就连乱哄哄的满人饭桌那边也立即安静下来。
“玄烨，起来用莲子羹吧，怎么这么客套？”福临只好硬着头皮发问——这小家伙又要弄出什么阵仗？
“回皇阿玛的话，儿臣这不是客套，而是遵循‘大成至圣文宣先师[1]’的教诲。”弘毅跪在那里恭恭敬敬、一本正经、煞有介事、虚张声势的回奏。
这一句话让福临差点喷出口中之物，几位铁杆满人也是哈哈笑起，但却让了无生气的一班汉臣和图海、折库讷等汉化颇深的满臣为之一振。
“哈哈，喝碗莲子羹也要遵循孔子教诲吗？朕怎么不知道，你说来听听？”福临忍住笑，故意诘问，权当给这顿宵夜增加一个娱乐项目而已。
“嗻！儿臣曾听闻师傅范承谟说，孔子曰：‘有盛馔[zhuàn]，必变色而作’。皇阿玛赐羹，岂不是盛馔【饮食，吃喝】？赶明儿儿臣和范师傅说起来，他一定会给儿臣作揖，说我知礼呢！”弘毅卖弄一句《论语》，眼睛却偷偷瞥了一眼四周：
满臣绝大多数依旧木知觉也，汉臣却有一个算一个如坐针毡起来！
“有盛馔，必变色而作……好！我大清最重礼法，也推崇孔圣之道。玄烨说的不错。皇阿玛我也夸赞你了！你一并和范承谟说一说吧……哈哈！诸位爱卿，三岁乳儿尚且知礼，咱们也‘食不语’吧，赶紧用完点心再早些会议，也好让你们早些回府。”福临笑呵呵表示认可，带头低头吃饭，不再言语了。
于是，宵夜的进程明显加快，过了不久，满蒙大臣酣畅淋漓、汉人臣僚如坐针毡的夜宵。终于在福临放下手中最后一块羊排的时候告一段落。
“诸位爱卿。吃饱了我们继续会议吧！”福临接过热手巾擦了擦口、手，开始后半段的御前会议。
不多一会儿，在太监宫女的高效服务下，位育宫正殿恢复了会场应有的秩序。只不过皇帝开恩。令人留下了宫凳。让满汉大臣分列两边坐着“会议”了。
“适才玄烨想听听诸位对同安王率船出海贸易一事的高论。朕也想听听。你们谁先说？”福临给出议题。
“皇上，臣以为不妥！”这次毫无犹豫，礼部汉尚书胡世安果断起身回奏！
好！有言语交锋就有思想火花！你放马过来吧——弘毅十分欣慰得等着被“炮轰”……
*
会议开到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了，弘毅愿意铺排开的议题，如果福临不再临时增加的话，也只剩下郑芝龙入海和开设海关两方面、一件事了。
作为今天年龄最长的礼部汉尚书，胡世安不会不知道会议进展到什么程度。若不是有明确的反对意见，应该不会在这个时候出来节外生枝。而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反对，而不是在宵夜之前戴明说长篇大论的时候，弘毅自有自己十拿九稳的判断——感谢孔老夫子的那两句围绕“吃”的话吧！
其实，胡世安原本打算老老实实“听完”这冗长的会议之后，就赶紧回家睡觉，明天起来一坐堂，就在礼部满尚书恩格德的指挥下，开始将今天领受的诸如叱问朝鲜使臣罪责、勘定私贩军需之物、拟定战略物资名录等等任务一样一样铺排开来，如若朝鲜行使私贩禁物之事验证清楚，后面还少不了锁拿一些涉事的大小官吏和监事人员，谁去谁留也都要好好思考，所以后面要做的事情还多了去呢！
但会议最后这一件事却触动了向来以儒学卫道士自居的前明进士那敏感的神经。如果说身为华夏正统的汉人服侍胡虏满洲清室也是无奈，满朝上下文武，除了自己也不乏他人，而且何其多哉？皇帝想让那个被自己颇为诟病的海盗郑芝龙去重拾旧业，自己管不着——虽说他是海匪出身，降明复叛再归大清，可自己不也是前明的进士？哥俩一般儿高，谁也别说谁了！
但小皇子说“民人海商、开税增利”，甚至戴明说口口声声郑芝龙什么“世故老成、左右逢源、善于与藩邦洋夷打交道”、“以战养战、以夷制夷”等等的奇谈怪论，有哪一句是圣人之言？归根结底还都是满口利益，这就让老学究胡世安颇为不齿。但人在屋檐下，皇上没让群臣评议，咱也权当没听见，回家自己恶心去罢了！
但一场“雅俗共赏”的“宵夜”，实在是让人倍感煎熬。满洲大臣的酒肉行色原本早已见怪不怪，可是小皇子明显有所指的一句“有盛馔，必变色而作”，再加上皇上推波助澜的那句“大清最重礼法，也推崇孔圣之道”，着实让人情何以堪！
或许表面上听起来，人家父子二人是在嘲弄满臣吃喝起来好不文雅，但其背后的意思，或许就是——我们满洲皇室都知道明礼尊孔，可你们孔门弟子、汉家儿郎却任凭我们在这里大谈牟利之事，毫无信守孔孟之道的**与气概，连个申明“君子不言利”的人都没有呀！
这种完全合乎逻辑的分析，却让最最崇尚礼制、恰恰又身兼礼部汉尚书的胡世安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胡世安是什么人？那可是曾经第一时间发觉福临要废后，接着就联合汉臣集体上书劝解的，最最讲求大义的礼法领袖般的人物！恰恰是看好这一点，弘毅才抢抓机遇，拿着孔圣人的高论来刺激他的，现在看效果明显！
再也看不下去了！胡世安挺身而出。
*
“处静。何处不妥？”福临的确还在犹豫是不是依了玄烨和戴明说关于让郑芝龙出海贸易、维护大清海上权威的主意，听到礼部尚书反对，决定再汇总意见综合判断。
“皇上刚才说过，我朝推崇孔圣之道。《论语》有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亦有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故西汉大儒董仲舒尤其主张‘君子不言利’。但戴大人适才所言，无非就是要我朝大开贸易之门，而且以官商大行其道。如此一来。民间行船所获必减，岂不是与民争利？况且中国富庶，远夷贫瘠，攫夷人之资产而尽入我中华。岂不是以大欺小之举？还请皇上三思！”胡世安说的义正言辞。却十分礼貌的没有过多攻击戴明说。对于其幕后元凶小玄烨更是“选择性”回避了。
弘毅闻听胡世安寥寥几句的论述，心中叹服这位儒士的高义与大才：夫子罕言利，是说我们学着孔圣做君子的。不能看重了利。你若是反驳说“君子爱财取之以道”，那么人家后几句的“与民争利”也好，“以大欺小”也罢，都是指代出海贸易就是获取“不义之财”，不辨自明了。
“皇上，臣以为胡大人所言谬矣！”不等玄烨出言争辩，早有戴明说抢先反驳。
“所缪何在？”皇帝准许展开辩论。
“回皇上的话：夫子的确‘罕言利’。臣通读《论语》，识得全篇孔圣言及‘利’者，不过六处，的确‘罕言’。但此‘利’到底为何，却要辨识清楚。”
戴明说此时分明看到：已坐回御阶之上的小贝勒爷，满眼期待望着自己。
“臣以为，子非轻利，而求合理！”说完这一句，戴明说继续从玄烨那里得到了莫大的鼓励。
“论语有载：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那些对圣学一知半解的秀才对这三句话往往会说：从中可以明白看出孔子对‘利’是轻视鄙夷的。然而臣并不如此认为，因为这些‘利’都是相对而言的。孔子是提倡‘获利’的，只不过他所提倡的，乃是三种特定情形之下的‘利’。”
戴明说拿“秀才”指代胡世安的学问不如自己，这让同为进士出身的胡世安身子猛地抖动了一下，最后却还是生生克制下去了。
“臣所说的三种情形，可分为：其一，孔子主张‘见利思义’。如若在‘利’与‘义’之间作选择，必然选择‘义’而舍弃‘利’，就如‘舍生取义’。”
“其二，孔子提倡‘目光长远’，反对‘唯利是图’。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臣以为之所以‘小人喻于利’，是因为小人唯利是图、凡事趋利、放利而行。因而，孔子所鄙夷的不是追求利，而是不顾一切、不择手段来逐利。”
“其三，孔子亦求利，但求利国利民，不伤和气，所谓‘求利有道’。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国家统治有序，必须安民以足食，无利何来足食？子又有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是故，孔子为民谋利而利国。自然，谋利需有道，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戴明说说出自己理解的三种情况，所有能听懂的人都在微微点头，不论政治立场、人品素质如何，人家所说的学术问题毋庸置疑！
“皇上，开放海运贸易，小民无有余资者，自然不能造船出海。官船有无，本就与他无干。民船下海，贝勒爷所言派官吏随船而往，非但不伤其贸易，反而以为护持，保其平安。官民船只缴纳买卖官家物资之后，所余之物又可商贾于市、惠及万民。故而，大行海运贸易实在和与民争利毫不相干，反而是皇上珍惜民力、体恤民情之大义，所谓见利思义也！”
“若皇上令同安王出海贸易，看似求利，但假以时日，大清领海属海之内，自然任由我水师驰骋往来，再也不是夷人逞强之处。中国之威，广布海外，万国来朝不在话下，此诚为万世基业也！皇上鸿鹄之志，实非臣等燕雀能知！”。
“行海之事多有折损，船只水手旦夕命丧鱼腹也是常有。但同安王郑芝龙于海上多用倭国、红毛及黑番鬼等，大清民人自是少有风险。当今宇内尚未平定，西南战事犹酣，假若贸易倭国而获厚利，又可充盈府库军资，民人自然绝少负担，岂不是利民之举？不加赋税、不征徭役而能国泰民安，岂不是最大的求利有道？”
“胡大人，道默[2]如有错漏，愿闻其详！”戴明说慷慨激昂中结束了反论，还不忘主动出击、要求继续！
这可乐坏了自始至终一言未发的弘毅——戴明说所论及的观点，自己都是赞同并准备用来对付老夫子那一套“君子不言利”的言论的，但说实话，要是论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精彩反驳，现在的自己还真是不如“天启丁卯(1627)科举人、崇祯甲戌(1634)科进士”得心应手呢！如此一来，省事多了！
[1] 孔子去世后，历代帝王为彰显对孔子的尊崇，不断追封追谥：
鲁哀公：尼父
汉平帝：褒成宣尼公
北魏孝文帝：文圣尼父
北周静帝：邹国公
隋文帝：先师尼父
唐太宗：先圣、宣父
唐高宗：太师
武则天：隆道公
唐玄宗：文宣王
西夏：文宣帝（这一封号是历朝历代最高级别的）
元朝 大德十一年（1307年） 元成宗 大成至圣文宣王
明朝 嘉靖九年（1530年） 明世宗 至圣先师
清朝 顺治二年（1645年） 清世祖 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清朝 顺治十四年（1657年） 清世祖 至圣先师
中华民国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国民政府 大成至圣先师
[2] 戴明说（音yue，通“悦”），河北沧州人，字道默，号岩荦，道号定园，晚年自号铁帚，行一。(未完待续。。)
第一百六十五章——论点极吻合
戴明说一番关于“见利思义”、“布威四海”、“求利有道”的论断，逐条批驳了胡世安所谓“见利忘义”、“以大欺小”和“与民争利”三个论据，从三个方面肯定了官民出海贸易、广开利益的举措，可谓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最后还要主动“挑衅”一番，十分自信的让胡世安给自己挑错，可谓得理不饶人了。
最讲究“大义”的胡世安无语了。
弘毅清楚，单凭当年福临废后之时胡世安带头上书进谏，就足以说明他是重义之人。重义之人最怕什么？他们最怕的就是高义无存！广开贸易说白了就是要赚钱，如果从“君子不言利”的角度去分析，的确不能占据道德制高点，也就是没有高深大义。
但戴明说的论点，根本不和胡世安这类的高义之士去纠缠什么作为个体的“君子”所秉持的“义利观”，而是将贸易之“利”上升到了后世所谓的“国家利益”的高度，出人意料的指出：无论是大行贸易还是纵横海上，无论是充盈国家府库还是减轻民人负担，无论是逡巡大清领海还是遏制红毛西人，都是占据了最大的义理，而且巧妙地与小皇子玄烨在会议前半场、宵夜之前所论述的“存天理、兴国法、顺民情”完美结合起来，而且结合的天衣无缝——
“见利思义”，对应“存天理”。义理所尊，不外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家有钱了，西南战事早些结束。也好让百姓休养生息，这岂不是最大的“高义”？
“布威四海”，对应“兴国法”。顺治其时，尚没有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概念与区别，而且贵为中国，国内的王法就是天下的家法，管你是满汉还是蒙藏，不论你是红毛或是黑番，大清的王法就是基本法，是人就得遵守！大清商船在大清领海属海遨游。就是扬我国威、行我国法！
“求利有道”。对应“顺民情”。天子需代天牧民，朝廷是天子的臂膀，故而，任何朝廷都是需要银子来办事情的。不能做无米之炊。也就是说。作为国家无论何时都要求利存义并存。并且以求利为生存基础，否则设立户部又有何用【小x同学友情提示】？但如果从海上就能弄回白花花的银子，岂不是和天上掉馅饼一样？用不着去地里刨食、靠天吃饭。朝廷就可以少从百姓手里拿取一些血汗民脂，何愁民情不顺！
经过如此一分析，弘毅完全明白了戴明说的才情颇高！不仅仅是言之有物，而且能够暗地里和自己的论点巧妙结合，实在是难能可贵。或许刚才宵夜的时候，自己只顾得观察众人吃相了，人家戴尚书却是在绞尽脑汁、组织思路了吧！
此时殿内所有人的目光都暂时从志在必得的戴明说身上转移到了胡世安那里——户部汉尚书叫阵了，看你这位礼部汉尚书如何应对！
“戴大人所言有理，见利思义、求利有道也不失为君子之言，布威四海更是我大清开万世基业的必由之路。不过，皇上乃是一代圣君，这求利之事，还是要慎之又慎呀！皇上，孔圣早已有言：‘君子唯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义利之论’古已有之，无数先贤早已阐释‘义重而利轻’的道理。诚然国家社稷求利之举不可废，但民人士子趋利之心不可起呀！皇上！老臣直言不讳，海上求利之策可暂行于九服[1]之外，而九州之内，还是要教化万民‘重义轻利’的呀！皇——上——！”
沉思良久的胡世安终于慷慨陈词了，而且不失时机躬下身子、颤着胡须，儒生老臣的肺腑之言说得情真意切！
上面的弘毅暗自叫好！老义士胡世安这是要试图退而求其次，避开国家层面的“求利”不谈，而是抓住民人的“义利观”教育问题做文章！看形势现在还不用自己亲自出马，有戴明说前头顶着呢。一旦戴尚书败下阵来，自己再及时出手，毕竟当日在松竹斋，当着众人那一番大谈“义利观”说辞的老底子还在，不怕说服不了你！
果然，戴明说胸有成竹的站在一旁，不言不语，就等着被“进谏”的皇帝提问了。说也奇怪，胡世安一说完，戴明月又一次颇有深意得看了小玄烨一眼！
“处静，你的良苦用心，朕记下了。”果然，被寄予厚望的皇帝赶紧豪言安慰老同志，认真表态。
“戴……道默，你对处静的说法可是认同？”福临第一次在主持会议时打了个一绊儿，把“戴明说”称作了“戴道默”。如此一来，从皇帝对汉臣的称呼上分析，对戴明说虽然不比直呼表字的胡世安、李际期亲昵，却比直呼大名的刘昌、卫周祚二人有了一些亲近。看来，刚才的那番言论，福临还是受用的。
“皇上，请恕微臣直言。胡大人所言，臣依然不敢全盘苟同。”戴明说脖子一梗，居然说出了令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弘毅在内都大感意外的言辞！——
“义利之论，古已有之，可千百年来却莫衷一是，实非什么义重而利轻的定论。依臣看来，应为义利并重、和衷共济！”
此时的位育宫，可谓舆论大哗！汉臣自不必说，就连满臣也是瞠目结舌！因为他们早就习惯了一班汉臣君前“道貌岸然、羞于言利”的做作，人后“蝇营狗苟、见钱眼开”的猥琐！
“戴明说，你恬不知耻！连孔圣的话都敢悖逆，枉为孔门弟子！”被讥讽为“秀才”的胡世安急忙挺身而出，誓死要做孔儒道学的坚挺卫道士！
“胡大人勿恼，请容晚生说个究竟出来，然后任凭诸位学究发落可好？”语不惊人死不求的戴明说。十分享受此时的氛围，反而更加器宇轩昂、淡定自若。
“你还要狂悖到何时？难道还要在这殿堂之上玷污圣听不成？皇上……”刘昌也听不下去了，趋前讨要严惩戴明说的圣旨。
“诸位！朕历来不因言获罪，各位稍安勿躁。”福临果断制止了有些混乱的场面。
“但，朕更不是闭目塞聪、香臭不辨的昏君！戴明说，下面你若是巧舌如簧、言之无物，朕可有的是法子拿办与你！”皇帝突然严肃起来，而且将表字改成了姓名。
“臣谨记皇上训诫！”戴明说立即换作惶恐之色，跪地叩拜。再起身之时，却依旧是器宇轩昂的做派！
这老兄意欲何为？不会是脑子短路了吧？！弘毅也是十分疑惑。但还是决定耐心听听戴明说的“高谈阔论”。至少也是个“奇谈怪论”——
“义利之论，其实孔门儒家多有论及，各位达人切不可以偏概全，还要统筹才好！”戴明说又一次看了一眼对面的弘毅。可小爷此时却有些愣神——这句开场白为何如此熟悉？
“儒学乃是入世大学。其中精妙之处数不胜数。义、利之察辩更是其中一个大论。何谓义？何谓利？义者，事之所宜也，关乎伦理、道德。是我等儒生士子心中至高无上之道义。利者，人之用曰利，本指常人所需之物，后随民力之足、民生之优而演化为盈余之‘利’，上古之时诸利皆为公，绝无私利。然礼崩乐坏之后，私利大行其道，逐利之心四起，以至于大道不行、大义不倡，故而孔子才多有论及这义利之事。”——弘毅依然听着耳熟能详的样子！
“故而，臣窃以为，儒家并非不讲利，而是认为利之存在必定合理，这在诸贤论著之中皆有揭示。譬如：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之本性，‘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认为君主在持国之时更要‘因民之利而利之’。子贡问政时，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见孔子看重民人生计。推崇‘民为贵’的孟子，也强调民人之生计利益，其曰：‘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指出君主治国应以民利为重。荀子也肯定了利的客观存在性，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就连适才胡大人提及的西汉大儒董仲舒，也肯定了义与利相互依存的关系。其曰：‘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也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故而，纵论儒家义利之观，求利与否并不重要，义、利两者孰轻孰重，才是核心所在。”——弘毅听完这熟悉的一段，彻底冒汗了！
“儒家之义利观，不是不求利，而只是利从于义，义占据着举重若轻的地位，对利的追求与获取，不仅要受义的制约，必要的时候，因义而弃利，这才是重义轻利之精要——以义求利。在求利的同时，以义为底线与衡量，不可折损他人之利，更不可轻了家国之根本，是为士子、庶民皆应信守之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臣以为，义利之辩，应化为两处紧要所在：一者，在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之间，三纲为本，家国大义至高无上，必应限制自我之一己私欲。一者，要做到‘居仁由义’，求利之时，不能背义，要受义的制约，尤其在面对大义与重利之时，何去何从？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正是此意。”
“何为微义轻利？何为大义重利？”戴明说设问之时，弘毅已经彻底明白了……
“臣以为，人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此为微义；士子业精于勤、农人勤奋劳作、工匠精益求精、商贾诚信经营，四民日积月累、蒸蒸日上，此为轻利。”
“忠君爱国、引领天下于大道，是为大义。富国惠民、供养强军定寰宇为重利！微义人人得之，则汇聚为大义，必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轻利人人取之，则渐进为大利，必然富国惠民，天下万民衣食无忧，国中军士利器在手，何愁天下不安、四海不平？当其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之夙愿可成矣！”
说完最后一句，戴明说倒头便拜！
而御阶之上的小贝勒爷，终于明白——自己在松竹斋的大谈义利观之举，被戴明说知道了个一清二楚，引申得不偏不移！怪不得他前面论及之处和自己多有吻合！
[1] 九服，愿意为王畿以外的九等地区，后泛指全国各地区。.《周礼.夏官.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可见，九服由里至外、由近及远分别是：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这种格局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天下”观，也就是从中心到边缘文明等级逐渐降低，例如九服中的“蛮”、“夷”、“镇”、“藩”，就有越来越瞧不起的意思了。蛮夷就不必说了，后面的“镇”是“压服”、“威服”的意思，“藩”就是扎的藩篱，引申为“屏障”，意思就是边界要扎篱笆，因为外面的就不是人住的世界了。(未完待续。。)
ps： 利用中午午休仓促写就一篇，多有谬误，看官勿怪！晚上熬夜写下一章去了……
第一百六十六章——义利需并行
位育宫内，戴明说将众位儒生、大臣的义利观来了个“底儿调”，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
第一次有人在这种场合义正言辞地提倡无论家国士民，都可以在重义理的前提下求利益，偏偏还是有据有论、堂而皇之！无论是谁，一时半会儿都还没有找到加以反驳的立足之处。
当然，弘毅也是沉默不语，不过不是因为不理解，而是在冥思苦想——是谁透露了当日松竹斋自己的言论？
戴明说不可能是穿越而来，所以不会先知先觉。若是他自觉自发，为何刚才所说，几乎每个词汇的组织都和自己烂熟于胸的论调如此契合？答案只有一个：当日闻听自己言论的人里，有人和戴明说交好！
福临也是踌躇之中——戴明说此番言论，其实很是有用。家国大利方面，胡世安都认同了，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自己这个皇帝所要做的，只不过将过去台面下的东西搬到台面上来，用实际行动鼓吹海外贸易，从而大大赚上一笔，为即将进行的北征罗刹准备充裕的军资，进而为平定西南打下基础。
若说个人逐利，只要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么四民之中“农工商”都不在话下，必然顺理成章拥护自己，他们自古以来就为了生计而不得不追逐那点赖以生存的“小利”。如果让他们名正言顺的发家致富，赋税自然充裕。利国利民。
可如今唯一拿捏不准的，就是“士子”们了，他们的人心向背，关乎社稷存亡，汉臣官吏，又大多出身与此。最最紧要的，就是背负着孔门学说的所谓精义，表面上都是“羞于言利”的，而且为了追求大义天理，不惜粉身碎骨的！尽管假如自己明天给他们“莫须有”减去半年俸禄的话。一班士子官僚不抓狂了才怪！
“诸位爱卿。你们都说说道默之论可行与否？”福临先在这次御前会议上小范围征求一下意见，探探口风。
所有人都没有接话，每个人心里都清楚，“重义轻利”的背后。是自己的沉重负担——
表面上守身如玉、耻于言利。但做官的这些人。谁家不需要为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俗务操心？单凭那点少的可怜的俸禄？连上下打点都不够！自己贵为尚书，还有下面“孝敬”，可那些属下更是“有出必有进”。贪赃枉法之事故而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了。假若连皇上都首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多来点进项，也不必拎着脑袋巧取豪夺了！但，好是好，千百年文人的矜持却是要有的，不能单凭戴明说几句义利观的考据，我们就趋之若鹜了吧？那也太有失体面了！
所以，所有人都选择了沉默，谁也不会带头“出丑”。
“怎么，你们都不说话？难道你们都认同了道默多言？”福临有点懊恼——都不说话，我贸然给了定论可就要负责任滴！
一旁的弘毅刚才主要心思放在了分析“传声筒”是谁的问题上了，而且有了一个初步的界定。忽然听到皇帝这一问，心中凛然——不管是谁传出去的，人家戴明说今日所言和自己的重利思想毫无差池。现在都到了这种程度，万万不能让他的努力付之东流！无论他是真心赞同，还是趋炎附势！
“皇阿玛，儿臣可否抛砖引玉？”弘毅果断打破了有些压抑的沉寂。
“好！诸位爱卿，我们来听听黄口小儿的高论吧！”福临如释重负，欣然应允，顺便用“高论”一词来羞臊这群“见利忘义”的家伙！
“儿臣岂有高论？只不过适才想到自己经办的几件皇差，有了一点心得，冒昧进言罢了。谬误之处，请皇阿玛恕罪，请诸位大人海涵。”弘毅知道，此时自己说点大实话和真心话，给所有文化人一点面子，让人家顺杆而下就好。
“好，朕恕你无罪。”
“谢皇阿玛！儿臣前些日子奉旨彻查朝鲜行商私贩马匹也好，收拢调教来归阿尔巴人也罢，有一个感悟，那就是：大清国力鼎盛，万民福祉共享，才会有这几件事情出来。”弘毅眨着眼睛，尽力表现的情真意切。
“哦？从何说起？”皇帝对这种涉及大清威仪的话题最感兴趣。
“皇阿玛，我大清军威浩大，战马良驹不计其数，故而朝鲜人才会频频觊觎。若我军力懈怠、不堪一击，恐怕朝鲜即使有那么几匹瘦骨嶙峋的老马，还要防着我们去和他讨要呢！”儿童一般的思维一下子让众人放松了戒备，纷纷掩面而笑。
“哈哈，有意思！不过说的也在理，我大清富有四海，他们自然羡慕窥伺。就好比穷困潦倒、家徒四壁的人家，自然不用严防死守，贼人强盗是不会费时费力去叨扰的，哈哈……”福临延展一下，表示认可。
“皇阿玛圣明！同样一件理儿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阿尔巴人的来归。他们原来受了罗刹国主的蒙蔽，不远万里前来我之北地，就是皇阿玛所说贼人强盗。但被我大清国威震撼，明安达礼大人收降他们之后，更是亲眼所见我天朝上国的处处威仪与富庶。皇阿玛和皇玛玛又是给他们入旗赐官、置宅授业，甚至天恩浩荡，让他们娶妻生子、安身立命，这些人岂有不彻底归顺之理？”
“哈哈，玄烨所言不差！岂有不心悦诚服归顺我大清之理？”福临心中喜悦，又重复了一遍。
“吾皇圣明！”众人跟着唱诵一番，尤其是被点名表扬的明安达礼最为卖力！
弘毅听在耳中，从中敏锐感觉出此时此刻殿内气氛所发生的潜移默化的变化——大家的心情都在慢慢地变好、变轻松。而不是刚才的谨小慎微。看来，只要有互动交流就好呀，总比沉默自闭要利于沟通。
“于是儿臣就想：一正一反，都源于大清对他们‘有利可图’。唯一的区别或是要害，就是他们图谋的‘利’不尽相同。朝鲜所图，是为了首鼠两端、阴奉阳违，对我大清天朝心怀芥蒂，这其实是逆天而行，不可不严惩！但阿尔巴人所图之利，无非是求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富贵荣华的去处。平心而论。实属正常。”
“嗯，有些道理！”福临频频点头，众人也跟着默默颔首。
“但大清贵为天下之主，对那些属国、藩邦。我们自然是要‘教之以义’。却也不能自缚手脚。一味说教，忘却了‘授之以利’的好处。恩威并施才是王道，如若朝鲜一意孤行。今后我行我素，谋求私利而折损天威，天理不容！也必定深受其害，咎由自取。但对于大清子民，却要保其生计，准许他们为了能够过上富足一点的日子而谋求自己的‘微利’。当然，朝廷上下、大小官吏，也要肩负‘教之以义’的职责，不可听之任之，以防‘小民微利、天经地义’蜕变为‘个人私利、不择手段’！”
弘毅说到这里，再次观察诸位，果然都由默默颔首变为了频频点头。他还有意无意看了一眼戴明说，正好发觉此人听闻这句话之后，脸上出现了敬佩惊讶之色——怎么样，小爷没说的话你听着新鲜吧？再让你高傲！你要学习的还多着呢！俺有后世三百年的知识沉淀！
“胡大人刚才忧国忧民之‘高论大义’，玄烨受教颇深。九州民人不可见利忘义是正途，不择手段追逐私利之风更是不可乍开，否则民风败坏，社稷危殆。”胡世安听闻自然躬身施礼，及时感谢。
“戴大人‘义利之辨’令玄烨耳目一新！您的精要思虑，实在是心怀社稷、利在长远，令我如沐春风！”弘毅用理学大师程颢来比喻戴明说了，可谓“捧死人不偿命”。但偏偏底下的戴大人就十分受用这一套，急忙洋洋得意却又感恩戴德地一揖到地！
“但，如若我们‘教之以义、授之以利’两措并举，则两位大人的初衷可谓兼顾。皇阿玛尊孔，天下有目共睹。若依了胡大人之论，便可让孔孟之道、程朱之学大行其道，士子儒生自然衷心拥戴，民人百姓也可以知晓大义、安分守己、谦卑和善，从而以大义遍天下。鼓励四民见利思义、求利有道，君子昌盛而小人衰微，为万民谋福祉安康，人人富足而国家富强，可谓天下之福，是为以大利强中国。两策并行不悖，实在是利国利民之盛举。”
“儿臣信口雌黄，请皇阿玛教诲！”
弘毅最后还不忘谦虚，说明自己只是肤浅之论。其实，此刻的他早已成竹在胸——你们现如今就是缺少我这一个中庸呀。何况你们，就是现如今的中国，也需要一个适度的调和呢！让所谓的“重利轻义”观念淡化一些，却要仔细维护；让“追求大利”的思维活跃一些，又要适可而止，这才是我的目的！
“好！玄烨说得言之有物。诸位，现在你们都说说吧？”福临很满意儿子的出场表现，继而再次征求意见。
“臣钦佩不已！”老卫道士胡世安果然第一个出来表态了。本来是被反驳到体无完肤的程度了，此时有小皇子的调和，面子算是保全了，自然要急忙忙就坡下驴。
“奴才亦是钦佩！宗室有贝勒爷之祥瑞，实在是我大清之福！”图海也抢前表态。
“臣等（奴才）赞同贝勒爷所言！”此时无论满汉，都是异口同声。
“好，既如此，诸位爱卿看来是赞同两策并举、求同存异了！臣僚和睦，才是我大清真正的福气呀！”福临喜不自禁，用自己的期盼给出了结论。
“奴才（臣等）定然和衷共济、效力君前！”所有人齐齐发誓，再送给皇帝一个大大的梯子，用来顺势而下。
“哈哈，君臣和睦，才是天下之幸！”福临舒舒服服接了地气，笑着抬手示意底下的众人重新落座。
“既然如此，是不是就可以让同安王统帅船队行商于海上了呢？”福临再次发问。
会议主持人的脑袋必须时刻清醒，人家就记得这一番“义利观”的争论，其实是起源于刚才宵夜之前，玄烨先是推荐郑芝龙帅船出海，接着戴明说抢话佐证同安王的能耐了得，结果引出了胡世安维护道统、要求“重义轻利”的论战。
“皇上，臣赞同皇二子所论，可择一优选之人帅船出海贸易，以求利国利民！”说这话的，谁都没有想到，却是会议以来一直充当“愤青”角色、见谁咬谁的刑部汉尚书刘昌。
“哦？刘昌，你赞同玄烨所论？”福临似乎也没有准备，反问了一句。就连弘毅，也是颇感意外。
“回皇上的话，臣赞同皇二子所‘论’，就是大行海上贸易之论。但，微臣不赞同皇二子所‘提’，让郑芝龙帅船出海！”刘昌展现了自己的卓越的纠结本领——他自己很纠结，也要让参加会议的诸位跟着一起纠结！
好吧，是你刘昌大人不让大家伙回去睡觉觉的，就别怪我再给你上一课！——弘毅对这位半路杀出的愤青，暗自下了决心。(未完待续。。)
第一百六十七章——郑甲发迹史
整个御前会议一直在扮演“斗鸡”角色的刘昌，于“义利之辨”告一段落后，对大清规划之中的第一支“官办贸易船队”的领导人选提出了不同意见，可谓出乎意料之外，又尚在意料之中。
弘毅等着皇帝福临的反应，如果他允许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自己有十足的把握给这位刑部汉尚书好好上一课。
福临此时已十分反感刘昌的这番作为：
玄烨提出同安王郑芝龙作为人选的伊始，你干嘛去了？那时你不反对，还不是因为说这话的是朕的儿子？胡世安、戴明说两个人好一通旁征博引、针锋相对，你那时候也不跳出来掣肘，也是怀着“两强相斗必有一伤”的“壁上观”心态吧？如今总算是摆明了大行海上贸易的正当性了，朕也准备准了这件大事，你却出来否定承办此事的第一人选，是不是因为同安王也是汉人？难道是汉人你就要和人家划清界限吗？唉……别忘了，你终归还是汉臣！
“刘昌，你为何不赞同让同安王帅船出海？你可别忘了，同安王可是玄烨举荐，适才道默也从旁印证，郑芝龙纵横捭阖于藩邦洋夷之间，且尤其擅长以夷制夷、以硬碰硬，就连荷兰人也是怕了他的。有此两条，足可担当此大任了！”
福临按捺住心中不满，用玄烨和戴明说已经被“证实”了的论断压制刘昌。
“皇上，皇二子洞悉巨细。臣钦佩不已。戴道默所言也是事实，故而臣也未加驳斥……”刘昌表现得比戴明说低调多了，恭恭敬敬准备论证自己的观点。
“既然不错，你为何反对？”年轻的皇帝闻听刘昌所言，反而有些恼怒了。
“皇上，戴道默做过前明的兵科右给事中，故而同安王当年于海上用兵之事他自然清晰。不过，臣也曾做过故明的户科给事中[1]，却对郑芝龙的另一番做派有所听闻！”刘昌不急不躁，说出自己的优势。
“另一番做派？有所听闻？刘昌。只是听闻。还是据实？”福临心想：朕已经不是少年小皇帝了，别想拿那些“道听途说”来糊弄！
“回皇上的话，臣当年审验过故明户部有关此人的一些文书，至今未忘。若说听闻。却也有一些。不过未曾查实。”刘昌实话实说。
“嗯。若是据实，你说说也无妨。”要做圣君，福临此时就必须给“查有实据”的臣子一个说话的机会了。
“嗻！当年东南沿海各地上疏故明朝廷的文书。多有批转户部办理的。臣印象最深的，就是郑芝龙。不过，最初，他可不是这个名字……”刘昌终于挺直了身板，目光炯炯开始讲起了故事。在弘毅眼中，此时刘昌虽然志在必得，却还是谦恭有礼的，这一点倒比戴明说老成许多。
“同安王本名不是‘芝龙’吗？”果然，这个简洁的开头一下子就吸引了皇帝的注意。
“皇上圣明！据前明户部文档记载，郑芝龙者，其父名‘绍祖’，为泉州库吏。郑芝龙本名无从查起，只知小字【乳名、小名】‘一官’，单字曰‘甲’，号飞黄，又号飞虹，祖籍福建南安石井，生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刘昌信手拈来，听得弘毅大为感叹：在封建王朝要想谋得一官半职，有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超强的记忆里呀！怎么你们都是过目不忘的主呀？！
“郑甲？那‘芝龙’一名从何而来？”福临听得很认真。
“回皇上，正如戴尚书所言，郑甲投靠了定居倭国的汉人李旦，以父事之。李旦死后，郑甲原形毕露，取李旦之子李国助而代之，成为在倭汉人商贾之头目。”刘昌没有立即给出皇上想要的答案，而是按部就班、突出重点地陈述着。
“随后，郑甲坐大，从福建招来了郑兴、郑明、杨耿、陈晖、郑彩等子弟、部将，并于天启五年（1625年）十二月十八日继为首领。郑甲先期特意筛选了十八名先锋，并以‘芝’字排辈，谓之曰：‘我今为首，取名芝龙，季弟蟒二为芝虎、四弟为芝豹、从弟莞为芝鹤、族弟香为芝鹏，余者芝燕、芝凤、芝彪、芝麒、芝豸、芝獬、芝鹄、芝熊、芝蛟、芝蟒、芝鸾、芝麟、芝鹗[2]等，各写就放盒内，告天拈著者，即名之，以应十八日之天数’。自此，郑甲因‘十八芝’而被称名为‘芝龙’了，‘郑甲’反被遗忘了。”
刘昌复述了一长串芝字辈名号，充分发挥了他当年任职户科、统掌全国民籍户册的优势，却把一边的戴明说气得够呛。
“呵呵，同安王的确有趣呀！刘昌你接着说。”福临听了一小段故事，颇觉“有趣”，故而要求继续。
“嗻。十八芝其时势力尚有不逮，故而郑芝龙多有和红毛往来，并借助其在倭国的人脉大行贸易之便。但其为人狡诈，就连红毛也是憎恶……”
“刘大人，此话何以见得？”正当福临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他左手边的汤若望却突然插话，这对于老道世故的老玛法来说可是极为少见！于是福临急忙转头观望，一脸的奇怪，不过又似突然记起什么，笑着说道：
“哈哈，汤玛法，同安王既然早已入了你的圣教，你有所寰护也是自然……”
“皇上，老臣不是作为教友而寰护同安王，却是作为臣子质疑刘大人的些许不实之词。”汤若望从容起身，也是堂而皇之。
“哦？玛法说说，刘昌哪里不实了？”福临依旧十分尊重这位西来之人，尽管他当日救下的人是自己的废后。
“刘大人说西人憎恶同安王，此处不实。据老臣所知。佛郎机人对同安王就一直颇有好感。就连荷兰人那里，同安王也曾为他们做过通译。所以，老臣以为，正是因为各国西人对同安王都是认可，他当年才能纵横捭阖于东南海面之上。”汤若望言之凿凿，原来是为了给临时结为利益共同体的玄烨和戴明说站台。
“玛法所说有理！刘昌，你有何话？”福临稳居中间，静观其变。
“皇上，汤大人所言不差，不过却有失周全。”
“怎么说？”
“皇上。郑芝龙未及弱冠之年就携带其幼弟投奔广东香山澳【澳门】舅父黄程。黄程乃海商。芝龙在旁协助商务，并习得南洋藩话和佛郎机语，还入了汤大人之教，成为门徒。正因为有此经历。郑芝龙对澳门感情颇深。也始终与澳门的佛郎机人交好。汤大人也素与在澳门的佛郎机人交好。不知刘昌所言属实否？”
这一问，直击汤若望的要害——你汤老头在前明时于北京大兴土木修建南堂，若不是澳门红毛暗中资助。岂可成事？你能瞒得过别人，前明户科的右给事中你可是瞒不住的！恐怕时至今日，亦是如此呢！
“刘大人说的这些，也是人之常情。”汤若望含糊带过，却在气势上落了下风。
“刘昌拜谢汤大人据实上奏皇上知晓。”刘昌深知汤若望与皇帝的关系，所以见好就收，没有死缠烂打，转而回到自己的路数上来。
“由于倭国严禁汤大人之所谓圣教传入，故而不许佛郎机人往来其国贸易。为了弥补损失，佛郎机人与郑芝龙邀约，由郑芝龙的船队将其货物运往倭国贸易，他只取资费，不收盈余之利。返程之时，载来的倭国物品贸易之利则由郑芝龙独占。由此，郑芝龙与在澳红毛各得其所也。”
“诚如汤大人所言，郑芝龙在台湾之时，确曾做过荷兰人的通译，然郑、荷二者并未如郑、佛那般亲密。二者只是互为利用，然而彼此之间尔虞我诈、乃至兵戎相见却也常有。以至于荷兰人数次诱捕、威胁郑芝龙屈从，而郑芝龙则于己不利之时虚与委蛇，稍有松懈便出尔反尔、不守诺言。”
“哦？这又是为何？”福临看了一眼汤若望，发现他已经没有质问刘昌的兴趣，这才自己亲自发问。
“以臣愚见，一者，荷兰人太过强横，一再试图用武力迫使前明准许其贸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甚至时常在沿海炫耀武力，威慑前明。这势必引起郑芝龙的反感，故而针锋相对。一者，李旦在世时，郑芝龙遵从其令，曾将荷兰人自澎湖等地运往台湾。李旦亡故之后，郑芝龙取而代之，又将台湾视作自己领地。所以当年福建大旱，他曾想将饥民渡往台湾垦荒。是故，郑芝龙对盘踞台湾之荷兰人，恐怕恨之深切也！”刘昌这次盯着皇帝，逐字逐句说的清楚明白。
“领地？朕不是许同安王以台湾之地永世镇守了吗？这倒也不奇怪。可恨的的确是那荷兰小国，威胁故明、窃占台湾！可是他们打错了算盘，大清可比故明硬气得多！若是同安王憎恨他们，倒是与朕同仇敌忾！”福临没有“参悟”透刘昌“挑拨离间”的小算盘，却对同安王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这可不是刘昌愿意看到的。
“皇上，臣冒死进谏！微臣之所以不赞同任用同安王统帅船队，实在是因为其人历来首鼠两端，悖主成性！其发迹之过往，实则就是背信弃义、谋逆不忠诸多行径的历史。一者，郑芝龙篡其‘以父事之’李旦的基业而自立，二者背信弃义、诛杀结拜兄弟而独大，三者玩弄红毛、荷兰于掌骨之间而势大，四者对故明降而复叛。幸得皇上不计前嫌，且他劝归其子郑森有功，才得以苟延残喘，保有富贵。假若朝廷再次委之以大任，纵行海上，他日恐怕……恐怕……凶多吉少呀！皇上！”
眼见皇帝对郑芝龙有了好感，刘昌再也顾不得显摆自己对当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了如指掌”，赶紧“噗通”一声，跪地哀求！
首鼠两端、悖主成性！好一个刘昌啊，你这是要往死里整治郑芝龙呀！这下手也太狠了吧！弘毅大惊失色，恨不得上去捂住刘昌的那张大嘴巴——
刘昌啊刘昌！你可知道，十六、十七世纪是西太平洋贸易网络的形成期，此时的中西方尚且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几乎不分伯仲，中方甚至稍稍占有领先的主导地位。从这一点来说，“大冒险家”、“大商人”、“大船东”郑芝龙的成功，曾经可能是中华民族新生的契机！历史给了中国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机会也曾一度被把握住，但最终还是失去了。曾经的郑氏海商集团终于在三代之后走向衰落而渐至湮没无闻，他们的失败不仅是郑氏的悲哀，更是国家的悲哀，时代的悲哀。
我现在好不容易给郑芝龙保住了性命，千万不能因为你的一手狠招就前功尽弃！
[1] 【史料】刘昌，字瀛洲，祥符县人，生于明末，卒于清康熙九年，谥勤僖，明天启五年进士，明崇祯十五年出任户科右给事中。他在清朝历任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卿、工部右侍郎、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要职。刘昌是明末清初汉臣降清并出仕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在开封地区文化、历史古迹研究和保护方面也颇有作为，为开封历史上较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
[2] “十八芝”及其下场分别是：郑芝龙（被清廷所杀）、杨天生、施大瑄(清大将军施琅父)、杨六(后被郑芝龙擒)、杨七(郑芝龙擒)、钟斌(郑芝龙擒)、李国助(日本华侨侨领李旦子)、刘香(郑芝龙迫自尽)、李魁奇(郑芝龙擒)、洪旭(辅助郑成功)、甘辉(辅助郑成功)、何斌(投效荷兰)、郑芝虎(芝龙弟，逮捕刘香时作战阵亡沉於海)、郑芝豹、郑芝莞、郑芝凤、郭怀一(投效荷兰)、陈衷纪(被李魁奇戮害)。(未完待续。。)
第一百六十八章——福临叹刘昌
六十多岁的刑部汉尚书刘昌跪伏在皇帝脚下，连暖帽也放在了面前，只是用藏青色脑门使劲叩着位育宫的金砖，发出“咚咚”、“咚咚”的沉闷声响，实在是地道的一副“冒死进谏”的样子。
按照清代宫中礼仪，大臣向皇帝请安、跪安，行叩头礼之时，帽子是可以拿下来放在面前的。但刘昌今日这种做派，就隐喻着他此番进谏，宁可乌纱不存、性命不保，也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了！
“典型的逼宫！”福临暗语道。
其实，他打心眼里厌恶汉臣的所谓“冒死进谏”——满蒙大臣，平常议题往往直言不讳，不管皇帝主子爱听不爱听，我说完了我的想法，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最后做奴才的只是服从执行罢了。即使遇到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君臣意见背道而驰、不可调和了，满蒙之人也会坚持己见，但表现往往是愤而离席，自己回家听候发落，亦或者是当场翻脸，只求速死。唯独有些汉臣，这时候摆出求死的架势，却磨磨叽叽不动真格，就是要耗到皇帝服软！还美其名曰“圣主不固执己见、善于风闻纳谏”，实在是狡猾得很！
“吴良辅，快去把他扶起来，看看伤到没有！”福临厌恶归厌恶，既然要做汉人儒士的明君，也不得不随波逐流。
“嗻！”吴良辅三步并作两步，亲自从御阶上跑下来，一把就捞起软塌塌的刘昌。好在刘大人肥头大耳的。脑门上只是乌黑发紫一块儿，再无它恙。
“皇上，老臣为了大清社稷冒死进谏，万万不可启用郑芝龙啊！”站起来的刘昌还是不依不饶，作势还要往下“出溜”继续磕头，却被和自己年纪相仿的老阉奴轻松“把持”得牢牢的，没有“得逞”。
“刘昌，你忠君爱国之意朕已明了，万万不可再胡言乱语了。此事还需众位爱卿群策群力才好做个定论！”福临暂时以退为进，不得不将几乎已经水到渠成的决策。借口群臣共议再延宕一二。
看着坐在宫凳上满头华发、泪流满面、不依不饶又小有斩获的刘昌。福临回想起自己曾经器重的这位刑部汉尚书的过往，又忍不住一番惋惜——
刘昌啊，刘瀛洲！你怎么变得如此乖张了呢？早前那个言之有物、行之有果，屡有建树、堪为能臣的前明进士、右给事中。怎么做了朕的尚书之后就不见了呢？要知道。当年朕是多么看好、器重你呀！
前明天启五年（1625年）。你三十三岁高中乙丑科进士，自此踏入仕途，历任陕西三原、直隶元城。因为政绩卓异。考浙江道御史，寻补了户科给事中。我满洲入关之后，你年逾天命，但从善如流，毅然归顺大清，故被原任留用。此时的你，可谓忠于职守、才华尽展！朕当时尚在冲龄，但亲政之后调阅多尔衮摄政期间诸多文档，发现你曾在顺治元年六月就启陈十事，分别是‘一立规模、一审庙算、一推诚心、一集群策、一施实惠、一定经赋、一定官制、一颁俸禄、一明等威、一重守令’。这十件事，哪一件不是忧国忧民、与君分忧的良策高论？就连睿亲王多尔衮也是大加赞赏与你的！这“十事”即使放在今日，也依然是重中之重的！可见，那时的你，身在庙堂、心怀天下！
一定是你的才能被多尔衮发现，故而在我亲政之前，你可谓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就在你“启陈十事”的当月，便从一名小小的六品右给事中拔攫为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辅佐太常寺卿掌管我大清的礼乐、郊庙、社稷、坛壝【[wéi]，古代祭坛四周的矮墙】、陵寝之事，不可谓不重用了。当然，你也做得不错，不到一年功夫就让大清各项国家典礼制度走上正途。
于是，顺治二年四月，你再被提拔，升为从三品的太仆寺卿。此职之要自不待言——我大清马上得天下，掌管天下马匹的太仆寺卿，虽然辛劳，却最紧要！让你做这个官，可见多尔衮对你能力的认可！
又过两年，干得不错的你再次升官，任了工部右侍郎，衔职也变成了从二品！短短三年时间，你就从前明七品小官变成了我大清堂堂从二品的大员！又一年，再转为本部左侍郎！当然，这是你这几年殚精竭虑、效忠朝廷的回报，任之无愧。
也许是多尔衮拔攫你拔得太快了吧，春风得意的你，终于在顺治六年的六月初六那天，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走了背字儿！已经十岁的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是天贶[kuàng]节。吴良辅告诉我说，这一天是上天赐赠天书给宋真宗赵恒的日子，又应和了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归来，恰在六月初六不慎将所有经书丢落到海中，捞起来晒干了，方才保存下来这一说法，故而民间有晒书的习俗，也让我在宫中佛堂之内翻看经书，求个念想。
我正胡乱翻着书，就听得宫外正南边炮声隆隆、天崩地裂，又看见浓烟四起、火光冲天。可怜吴良辅那么大的人，都吓得以为是南明残匪攻入京师了。我却不怕，任凭你来的是南明残兵还是闯献贼寇，我是大清的皇帝，自然有天庇佑！于是吩咐左右给我披挂整齐，皇帝我带了一班御前侍卫就往**跑去。刚跑到一半，就见你急匆匆赶进宫来，见了我倒头就拜，连说自己罪该万死，自己的工部闯了大祸！**外起了大火，请我速速移驾玄武门门外之煤山。
原来，那天有拜禅妻及广泰家女子赖氏在金水桥前放鹅,闲来无事就干脆坐在红衣大炮的炮绳堆上吃起烟来！偏偏守备的工部兵士玩忽职守，丝毫没有训斥驱赶。结果两个旗女遗漏了火种。点燃了炮绳，天干物燥，火势迅猛，很快焚毁炮绳三万三千八百余觔，延烧炮车二百余辆，仓房一百二十余间。
我听闻你说是旗妇吃烟起火，反而觉得不若兴兵阵仗有趣。不过看着你诚惶诚恐的样子，又觉着好笑，就安慰你说：“出了事你第一个跑进宫来给朕报信，生怕朕躬有所差池。足见忠心。你且回去吧。朕会保全你的！”等你感恩戴德走了之后，吴良辅还夸赞朕是仁慈之君呢，更坚定了我寰护你的决心。
果然，后来刑部审议。拟将拜禅妻及赖氏俱斩。还认定你们工部官员不令人监守绳索。拟判工部尚书金之俊、侍郎李迎晙和你都应各罚银百两。并赔补折赎车辆和绳索价银共计二千三十余两。我想起那天对你的承诺，于是和摄政王多尔衮死缠硬磨，终于得以下旨,拜禅妻和赖氏都免死。打几十鞭子以示惩戒就算了。工部汉尚书金之俊、侍郎李迎晙跟着你沾光，只是将你们各罚俸三月了事，其余涉事官员一并从轻发落了。
自那以后，我对你有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亲政之后，哪次好事也没有拉下你吧？六年十月，以恩诏给你加了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八年八月，以加上皇太后尊号覃恩，让你加了太子太保衔。就连你恃宠而骄，竟然在顺治九年趁着奉旨致祭阙里之机，私自返回河南开封府祥符县老家一事，都给你草草罚了点俸禄予以了解，还在顺治十年正月里把你扶正，坐了工部汉尚书的位置。
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十年四月，我临幸南台【中南海瀛台】，召集所有大学士、学士以及九卿汉官，在御马馆考校弓射。射毕就在南台后殿赐宴给诸位大学士和尚书。我清楚记得，当时洪承畴、范文程、冯铨、额色黑、甯完我、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王永吉、胡世安、李化熙、左都御史徐起元和你都在场。我一看人这么齐，就想给你个台阶下，于是故意说：
“凡人孝，莫大于事亲。古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承欢奉养。一自父母，有故岂能再得？若不能尽孝于生前，而欲尽孝于殁后，朕不以为孝也！”
这是多么明显的为你私自返家省亲一事开脱呀，刘昌！听我这么一说，陈之遴、陈名夏、李化熙[1]都跟着起哄，非要回家看自己爹娘，我也只能说“我都知道了！”我作为皇帝，为了开脱你而说了这句话，结果人家就要仿效。假若成了风气，我这个皇帝的威严何在？后来还是无奈放走了颇能能力的李化熙回乡奉母去了，这对于爱才如命的我来说，是多大的损失你知道吗？！
刘昌啊刘昌，你可懂我的用心良苦？我这么做，还不是看重你的才气和能力，希望你为我分忧、为国效力！可你，又是如何报答与我的？
谁曾料想，我临幸南台之后没有个三五天，任珍案终于让你们这些前明降臣之间徇党负恩、对我欺诳巧饰的丑行东窗事发！【参见第一百四十八章《相煎何太急》相关内容】我历来最恨结党，更狠欺瞒与我！可即便如此，我还是爱惜你们的才干，终于对你和胡世安等十三人从轻发落，免了应有的流徙之刑，仅仅是各降一级、罚俸一年，而且仍供原职。
更没有料到的是，从那以后，你刘昌就像变了一个人，貌似矫枉过正，与所有汉臣割袍断义一般，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甚至到了剑拔弩张、针锋相对的程度！
我知道你的初衷，就是为了告诉我，你没有徇党负恩，没有结党营私。可你终归是不了解我啊！任珍案也好，陈名夏之死也罢，说到底，就是你们汉人之间所谓南北之争、新旧之争这些党同伐异的内耗，让我不得不拉下脸来好好整治一番。
可你倒好，作为老臣，没有在这件事之后好好配合我尽力磨合汉臣之间的分歧，反而给我添乱，用疯狗一般的极端策略，不问青红皂白，攻击所有汉臣；又似癞皮狗一般，极尽阿谀谄媚满人之能事！
远的不说，今年三月，你上题本说什么“捉拿逃人一款，乃清朝第一急务”，引得满洲贵胄纷纷告讦，汉族官僚又以立法不公平连篇累牍地上疏争执，一时之间朝堂之上纷纷扰扰，搅得我烦躁不已。什么是“第一要务”？是捉拿逃人吗？绝对不是！雷厉风行地缉捕逃人，只能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地方官府和居民慑于逃人法，一味驱赶；流民走投无路，往往被迫揭竿而起。譬如顺治十年淫雨成灾，直隶被水诸处，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惨不忍言！还是玄烨说得对，逃人之法必须改弦更张，现在改不了就慢慢改，但是绝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
“清朝第一要务”是什么？是满汉之间的和谐共处！首当其冲的，是满汉群臣的和衷共济！而你，却已成为这一要务的羁绊了，你知道吗！！以我的小脾气，若不是看在你任刑部尚书以来持法平允的份上，早就将你撤职拿办了！
唉！刘昌，你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
[1] 李化熙（1594～1669）字五弦，淄川县周村店（现周村区前进村）人。1634年（明崇祯七年）中进士，授湖州推官。后升为天津道尹。时值久旱大灾，灾民外逃，他主持各地设立粥厂，救济河北、山东、河南灾民达数十万。后改任陕西巡抚，尚未到任，皇帝旨谕，命他任榆林三边总督，统理西征军务。清兵入主中原后他被任命为工部右侍郎，又转为工部左侍郎。不久升至刑部尚书，继太子太保。时曾上奏一道特疏，请朝廷恢复朝审制度，派遣恤刑官巡治各地监狱。不久再度以家母年迈为由，于顺治十一年辞官回乡。时周村有荒粮地一千六百余顷，每年田赋由当地百姓分摊，乡民负担很重。为此，李化熙公陈督抚，被特许免除。为振兴周村集市，他曾为周村集市备下赋税，替民交纳。并对庄邻灾民及贫困者时有周济帮助。平生为人慷慨好客，不修边幅，健谈而幽默。1669年（清康熙八年）卒。(未完待续。。)
第一百六十九章——圣主配良臣
皇帝福临凝望着御阶之下一言不发，看似沉思，实际上是在无限惆怅得回忆着刘昌的过往今夕。这种反常的举动，让此时的位育宫再次陷入了一种杂乱无章的局面——
老头子刘昌气喘吁吁坐在那里揉着脑袋上的淤青，嘴里却还是喋喋不休念叨着什么“切勿将郑芝龙放虎归山、以免留下后患”的哀怨；
太监头子吴良辅也不敢回归本位，只好护持在刘昌周围，生怕他再以头抢地，还一边招呼站的远一点的内侍赶紧去传当值的太医到殿外待命；
大臣们也分成了两派，互相游说、大声争执着。不过却不是以满汉划分阵营，而是分成了以觉罗巴哈纳为首的“刘昌派”，极力附和不能重用郑芝龙的观点，以及以兵部尚书噶达浑为首的“玄烨派”，从玄烨济世安邦的角度力挺郑芝龙出任船队主官。
觉罗巴哈纳周围，跟随着三等候、内大臣吴拜，兵部左侍郎觉罗科尔昆，还有工部尚书郭科等，合起来是四人。
噶达浑阵营稍显“庞大”，聚拢着明安达礼、觉罗郎球、恩格德、图海、折库讷等五位满臣，以及户部戴明说、礼部胡世安两位汉臣，加起来足有八人。
不过，还有几位一言不发、稳坐钓鱼台的：汤若望、李际期、卫周祚，甚至包括小玄烨！
不是弘毅参悟明白自己一派“势力”强大到稳操胜券、以退为进，也不是忌惮成为“意见领袖”而被他人猜忌防范、故意退避三舍。真实的原因，是他在分析皇帝此时的表现，顾不上参与下面热闹非凡的争辩——
福临正值壮年，才思敏捷、手段颇佳，今天下午开会以来更是老道持重，表现出了极强的施政能力和水平，可为什么现在却陷入沉思、一言不发呢？
别人不敢盯着皇帝猛看，可小家伙不存在这种顾虑。于是，弘毅肆无忌惮盯着福临，希望从他的脸上找到刚才这好长一段时间沉默的原因。终于。一个细节被有心的小贝勒爷发现：
再生爹此时的眼神虽然深邃。却是目不转睛，就连一丝变化也不曾有过！再顺着眼光望去，最终却落在了刘昌脚下的那一片“金砖”之上，而且一动不动。任凭站在上面的刘昌老头如何大呼小叫、蹦蹦跳跳。皇帝的目光只是专注在那一尺见方的地砖上。未曾有些许飘逸闪烁！
原来，福临根本没有看任何人、任何物，只是在出神！
弄了半天。底下人吵翻了天，皇帝陛下却神游四海去了！——不对！以福临的作风，不至于主持会议的时候开小差吧？但看这架势，又的确是走神的样子！——为何走神？刘昌一番惊世骇俗的评论，应该有醍醐灌顶的效果呀，怎么会让你走神？难道……是因为刘昌这个人他自己！弘毅也是一番冥思苦想之后，终于勉强得出这个结论。
既然事出有因，可不可以好好发挥一下，为我所用呢？而且运作得好，眼前大臣的意见对立，也会被自己烟消云散的！
“皇阿玛……皇阿玛……”趁着御阶之下吵吵闹闹的高分贝烘托，弘毅轻声呼唤福临。
……没有反应，福临走神走得很投入。
“皇阿玛！”弘毅不得不提高一点声调，却还局限在两人之间。
“啊？哦……”福临终于被儿子从思绪万千中拉了出来。他生怕大臣和儿子看出自己不合时宜的走神了，接着说道：
“玄烨所言有理！”因为玄烨的呼唤，是他“清醒”之后听到的第一声，故而有此一出。
弘毅十分敬佩顺治朝的这帮子高级官僚们：任凭谁，刚才都是在高谈阔论、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的，而且声声交错、此起彼伏。但皇上一言既出，尽管声调不高，却都听得清楚明白一般，立即闭了嘴巴，恭然肃立。可见，即使是在争论不休，每个人都还是在小心留意皇帝的一举一动的。
只不过，刚才小贝勒爷明明也是一言不发，“所言有理”从何而来？这也不怕，自然有高招应对——
“吾皇圣明！”在郭科的引领下，众人都是急忙施礼，称颂皇上的英明神武。甭管皇帝说了啥，都对！不对也对！
就连卖力折腾的刘昌，此时也不得不暂时消停下来，有些莫名其妙的跟着颂唱——
明明小贝勒刚才片字未出，“理”从何来？难道是说皇帝赞同他的意见，还是要让同安王出海？其实他出不出海与我何干？我只要做个忠贞不二的直臣就好了，无论何事何时，任何决策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疏漏和偏差的！我只要抓住那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引经据典无限放大一番，就能收到奇效！所以，只要有汉臣提出具体意见，我就给你来个“忠言逆耳”，和谁也不搭界，这“徇党负恩”的罪名早晚也就会被反正的！只不过现在这情形，我刘昌是穷追猛打、继续“死谏”，还是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呢？这是一个问题……刘昌一时踌躇，举棋不定。
“刘昌所言，也有些道理。只是……”福临发现对面的刘昌进退两难的样子，又想起刚才自己回忆起的点点滴滴、他的种种功劳，忍不住也好言安慰。
“皇阿玛，刘大人深谋远虑、直言不讳，虽然言之过重、有失偏颇，却也出自肺腑、忠心可嘉。儿臣以为，应该嘉赏。”弘毅终于开口了，初衷就是点拨一下钻了牛角尖的刘昌。
“哦？嗯……”福临有些没弄明白——他刘昌是在反驳你的提议，你却要嘉赏他？
“皇阿玛，儿臣与刘昌刘大人素未交往。今日御前会议才得以相识。刘大人对前朝旧事言之有物、如数家珍，玄烨佩服不已！”弘毅一边说，一边对台阶下感恩戴德、施以全礼的刘昌还个半礼。
“但儿臣以为，我朝龙兴关外、定鼎中原，依仗的正是满汉一家的国策。前明失国断续、江山崩坏，也恰恰是因为君臣猜忌、臣僚掣肘，才使得民不聊生、无以为继，故而李闯、张顺等贼子乘势作乱，败坏社稷。”此言一出，满蒙大臣纷纷点头。汉臣儒士不禁默然。
“前明岂无能士？在座的各位许多都是前明干员。可有几位得到明主眷顾、得以一展才华？如今在我朝，哪一位不是高官得坐、深得圣眷？其中何因？”做过副处长的弘毅很知道领导训话的精要，其中之一，就是要让受众有强烈的代入感！果然。一班汉臣。就连李际期。也是急忙起身恭听了。
“各位大人还请坐，玄烨还有话说。”
“诸位爱卿，不必挂怀。坐下便是！”福临可不能让汉臣的诸多礼数打扰了自己颇感兴趣的小儿子的演说，也跟着下了旨意。
满意地看到汉臣们纷纷落座，弘毅继续说道：
“其中原因，玄烨以为有二。一者，圣君用人不疑！我皇阿玛和前明崇祯，恰是可做比照的。崇祯听信反间诬杀袁崇焕，疑心颇重逼反祖大寿[1]，而我皇阿玛对来归明臣却是用其所长、深信不疑！即使时光倒错，有人用同样之反间计施加于我朝君臣，我皇阿玛岂有不一举识破的道理？”
“哈哈，玄烨说的不错，朕可不似朱由检那般昏聩！”福临很满意儿子的“实事求是”！
“皇阿玛承有天眷、英明神武，此事自不必说了。但玄烨要说的第二条，却是凭借皇阿玛一己之力难以达成的。”弘毅准备给点猛料，先吓唬吓唬所有人。
“哦？说来听听，什么事朕还做不了？”自视甚高的福临果然中计。
“嗻！那就是同僚齐力、同舟共济！前明亡国，朝堂之上、朝野之下，一班臣子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为了一己私利、党羽小利而至君国大利于不顾，宁可败坏了天下社稷，也要贪图个人私利、党朋小利。可见，大臣私斗也可亡国！这是为何？因为大臣不似小民，民人私斗，往往争夺口实之利，甚者这不过是刀剑相向而已。即使如此，国法亦是不容。而贵为臣工，职掌公器，意气用事也好，利益纠葛也罢，往往最后就会演化为推诿掣肘、羁绊裹挟，以至于党同伐异、朝堂恶斗，如此一来，自己一人之力不足以平其愤懑、出其恶气，自然转而借助手中职权，只顾互相倾轧、不想国朝大局，长此以往，朝纲败坏、政坛沆瀣，国家政令一策难行、一事难成！到那时，就离着亡国不远了！”
此言一出，刘昌浑身上下抖得就和筛子一样了。其他众人也是噤若寒蝉，不敢稍动，唯有李际期不合时宜得抬起头来，双目再次放光，敬佩不已的望了小贝勒爷一眼。
“即使不是为了党同伐异，若有臣工为了取得圣主青睐，故意对同僚所言事事刁难、背道而行，看似卓尔不群、标新立异，实则目无公家、暗藏私心，假若任其自由，那些一心为公、据实而奏的大臣平白无故总被弹劾，久而久之，心灰意冷、讳莫如深，其危害绝不亚于前者！更何况，圣君驾驭天下，出格搏位之人早就被看透识破，他的目的又岂能如愿？”说这话的时候，弘毅更加直接得盯住了下面抖抖索索的刘昌，用意不言自明。
如此一来，今天所有被刘昌“喷”过的人，都如获知己一般望着玄烨，沉冤昭雪一般再盯着刘昌——由此一处，刚才还分成挺刘昌和玄烨的两拨人，他们之间的对立瞬间化为乌有，人人用眼神表达了对玄烨小皇子的认可。
弘毅十分满意对面诸位的表情，剩下的就是争取皇帝的支持了——不用回头，此时皇帝必然对自己的话深为赞同！
“如今天下初定，君臣协力，令万民中外耳目一行。前朝积弊，多有涤清。朝堂之上，风清气正。大臣之间虽有争辩，却是秉公而论，鲜有私斗，此乃开国定基之大好气象。但，前朝教训，本朝更应多加鉴识，以为警示。皇阿玛，如今圣主已在，若配得一班良臣，君臣和谐、万众一心，天下何难其有？只不过这件事情，是不是需要我大清朝堂上下达成共识、共同发力才能做好呢？”
“好！太好了！玄烨说得真知灼见，朕也深有同感！诸位爱卿皆为国之栋梁，还需和朕一起，明主良臣、殚精竭虑、共襄盛举才好呀！”福临美不胜收了——小玄烨简直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刘昌啊刘老头，你好好想想吧！
“臣等定当精诚合作、尽忠职守，绝不辜负皇上！” 觉罗巴哈纳及时充当领头人，率先跪倒表态，于是众人按照他的说词，急忙齐齐跪倒、大声宣誓。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天启二年(1622年)，祖大寿任广宁巡抚王化贞部中军游击。广宁之战，明军被打得大败，努尔哈赤占领了广宁，祖大寿等败走。孙承宗和袁崇焕修筑城墙，祖大寿负责宁远城工程，将城墙加高增厚，加强防守功能。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大军再次来犯，并亲自率众攻打宁远城，被守城的祖大寿的将士用大炮炸伤，大败而退的努尔哈赤不久后伤重不治，皇太极继位。次年，皇太极率军复攻锦州、宁远，又被明军打败。祖大寿此役立下战功，被袁崇焕提升为前锋总兵，驻防锦州。皇太极打锦州、宁远不下，便改变了战略，于崇祯二年(1628年)率十万大军从蒙古方向攻入长城，一直打到北京城下。当时，明朝军队主力都在关外布守，袁崇焕急率祖大寿驰援北京城，并在广渠门外与皇太极展开激战。孤军深入的皇太极怕袁崇焕与北京城内外合击，不得不撤军而走，临走时布下反间计。崇祯皇帝将袁崇焕下狱问罪，祖大寿既寒心又愤怒，率部东走，崇祯皇帝无奈之下让袁崇焕写信招之，孙承宗也遣使抚慰，请祖大寿立功赎袁崇焕之罪，祖大寿应允。虽然后来祖大寿打了胜仗，袁崇焕还是被崇祯处死了，祖大寿只得回锦州前线防守。
崇祯四年(1631年)，祖大寿奉命于大凌河筑城保卫锦州，趁城还没有修完，皇太极大军便将大凌河城包围。明军几路救兵四次援救，都被后金军击败。祖大寿的多次突围也没有成功。大凌河城被围了三个月，城内的粮食吃完了就杀马吃，马吃没了，就杀人相食。《清太宗实录》记载：明大凌河城内粮绝薪尽，军士饥甚，杀其修城夫役及商贾平民为食，析骸而炊，又执军士之羸弱者杀而食之。在这种情况下，祖大寿向皇太极投降，并向皇太极建言：自己妻子儿女均在锦州城里，趁锦州不知自己已经投降，愿带一支兵马去锦州，在城里当内应，夺取锦州城。皇太极同意放祖大寿去锦州城，但没想到祖大寿一回锦州城就组织防御，抗击清军。皇太极两次御驾亲征，攻打锦州、宁远城都未能攻克。辽东巡抚邱禾嘉探听到祖大寿降清的情报报告给朝廷，崇祯皇帝不但没有降罪，反而提升祖大寿为左都督。这反倒让祖大寿寝食难安：皇帝多疑，刚愎自用，怎么会轻易放过自己？崇祯皇帝三次下诏，命祖大寿进京觐见，祖大寿均借故推辞，始终坚守在锦州城里。崇祯十四年(1641年)，皇太极再次将锦州团团包围，而且围困了整整一年，祖大寿粮绝援尽，城中杀人相食的惨状再度重演，祖大寿终于降清。(未完待续。。)
第一百七十章——保全郑芝龙
山呼万岁之后，位育宫很快陷入了沉寂，没有人再说话。
刘昌被玄烨教育了一番“圣主与良臣”，此时忐忑不安的回味着，顾不上出来开炮了。刚才分作两派的众人，因为玄烨所说的“和谐”，也没有办法开口了。
但所有人都清楚，同安王郑芝龙这个人选到底行不行，目前为止没有定论。但如何形成定论，却不是我们这些要“同舟共济”、“和谐共事”的臣子能左右的了.至少在今天，“广泛讨论”、“求同存异”的路子已经被小皇子玄烨给封上了！
都不说话了？即使让你们“白活[1]”半天，绕来绕去还是所谓“君君臣臣”、“君臣父子”的“三纲五常”那一套。还不如好好听听我的说辞吧——心愿达成的弘毅，终于等来了发言的机会，而且也是“众望所归”。
“皇阿玛，刚才刘昌大人所言，有些道理，不过儿臣以为还是失之偏颇。可否让儿臣也说一说？”
福临闻听此言，差点笑出声来——好小子，今天你说的还少呀？怎么现在倒像是要正式开始一般？
“好，玄烨但说无妨。”
“谢皇阿玛！皇阿玛，诸位大人，玄烨有一问：评判同安王可否统帅我大清第一支官商船队出海，其依据为何？”弘毅一边说，一边侧过身子，看着台阶下面的众人。
“奴才以为，忠君奉主为第一要务！”出班回答的。是工部郭科。
“奴才以为，谙习海事之才也不可不论！”折库讷急忙补充。
弘毅没有急于表态，一直等到愿意发言的人纷纷给出“德、能、勤、绩、廉”等等诸多要素的不同诠释之词之后，才深深施礼，说道：
“众位大人皆言之有理！在玄烨看来，却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大清需要什么样的人来统帅这支船队！或者说，我皇阿玛想用何人！”
众人恍然大悟——好你个小玄烨，你把我们绕来绕去，谁都忘了这一条：皇帝最大！可不是嘛！皇上想用谁就用谁，也就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诸位大人。你们不要误解玄烨的本意：揣测圣意可是罪过！我的意思是说，圣君临朝，自然对用人之策了然于胸。关键是看，我们推举的人选。能否符合皇上的心意。或者说。能否实现皇上的宏图伟愿！”弘毅知道这些人可能会误以为自己在巴结老爹。所以不等福临出声，自己先解释起来。
“是吗？玄烨，你倒说说。选择同安王，如何就能符合朕的心意了？”福临其实心中哪有什么定论？但儿子把自己给架起来了，当爹的也只能端足了假使，故而故作神秘的发问。
“皇阿玛，儿臣不敢揣测圣意，更不敢学宵小之辈、投其所好。但是，儿臣临摹皇阿玛处置朝局大事的行止久矣，却逐渐参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就事论事、用其所长。所谓人无完人，圣君更不会对任何人求全责备，皇阿玛之用人，就是量才使用、用人不疑。”
“哈哈，玄烨说的不错，量才使用、用人不疑。诸位爱卿，朕对你们可不就是如此呀？”福临大手一挥，指向众臣。
“吾皇圣明！”大家纷纷做感恩戴德状。
“皇阿玛，依儿臣看来，同安王也绝非圣贤，更不是无可指摘之人。他私自出海行商，也与西人过从甚密，甚至一度与前明朝廷兵戎相见。但那都是前明旧事了。就连崇祯不也意识到郑芝龙堪为大用，所以才下旨招安？更何况我皇阿玛慧眼识珠之能，远胜于他！”拿崇祯这个亡国之君的个别明智之举来刺激福临，往往会有奇效。
“崇祯？朱由检不过给他一个小小的副将，而朕给他的，是同安王！”福临果然接过话茬，表明自己可比亡国之君强过千万倍！
“皇阿玛圣明。正是因为我大清奉天承运、替天行道，所以即使曾经委身南明小朝廷，可最后同安王还是拨乱反正、归顺大清。不仅如此，他还再三规劝其子郑森，最后父子双双做了我大清的王爷，替皇阿玛您镇守东南海疆，他日还要收复孤悬海外的台湾岛不是？由此说来，其功劳不小，其地位也是不低的！”
弘毅这是“友情提示”——诸位大人，你们可别被刘昌误导了，无论如何，人家一门两王，而且手握重兵。你们朝堂之上随便说人家可能会“反”，动动嘴皮子的事情而已。可一旦传到郑氏父子耳中，果真把人家情不得已得逼反了，到时候看你们有谁能够动动嘴皮子就再次轻轻松松降服了他们手中的数万兵马？！
“嗯!有理！同安王、海澄王来归有功，朕是不会负了他们的！将来评定台湾，朕还要大大的加封他们父子！折库讷，你可草拟一封旨意，告诉同安王、海澄王，朕的这一番心意！”
福临经此提醒，也是恍然大悟、庆幸不已。反而由此及彼地在心中责怪起刘昌来——幸亏玄烨提醒朕！你只顾得胡乱开炮，想做什么直臣谏臣，可你险些害得朕犯了大错！明白过来的福临恶狠狠瞪了刘昌一眼，再次将稍稍平静下来的刘大人吓得魂不附体。
“皇阿玛，别的不说，若是这出海行商一事，的确非同安王莫属。用他，就是人尽其才。给他这个机会，就是用人不疑。儿臣猜想，同安王父子得了朝廷如此之信任，一定会竭尽所能，也定然不会辜负圣望！”弘毅看出皇帝和刘昌之间的微妙“互动”，急忙再次将话题拉回正题，也算是解脱了刘昌的危机。
“何以见得？”果然，福临决定暂且放刘昌一马。
“同安王之所能。刚才戴大人已经言明，儿臣深为赞同，不再赘述。单论刘昌大人的担忧之处，玄烨却不以为然。如果我能证明同安王必定是忠君事主之人，是不是万事皆备了呢？”弘毅虽然话语中还是在反驳刘昌，可从此人此时的眼神里，却看到了奉若再生父母般的感恩戴德！
“那你又如何作此定论？”
“儿臣有三问，解答了这三问之后，作此定论也就水到渠成了。”弘毅信心满满，表现的不容置疑。
“哦？哪三问？”
“其一。同安王幼年为何舍弃父母、背井离乡？”弘毅环顾四周。貌似设问待答，却做好了自问自答的准备。
众人默不作声。一则是因为的确说不上来。这不足为奇：后世史学界对郑芝龙父亲到底是谁都还没有定论，足见当时史料的匮乏。毕竟他不是显赫出身，档案底子一定很少。二则是因为明哲保身。即使有人知道一点原委。现在也不敢贸然出口了。如今这位小爷的种种厉害。可谓历历在目。谁知道会不会又是一个陷阱呢？
“玄烨以为，同安王年幼离家，恰是因为海内动荡难平、民不聊生、无以为继。假使前明之时有如今日。四海升平、与民休息，百姓但凡能够养家糊口、安稳度日，试问中华之人，又有谁会舍弃父母、背井离乡？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故，同安王迫于无奈，往澳门一方自谋生路。可见，他不是数典忘祖之辈，而是谨遵孔圣教诲，游必有方。”弘毅自问自答得说到尊重孔圣人了，汉臣大多点都称是。
“同安王纵横海上多年，前明之时终于获取官身，但不久却辞官归去，返回了家乡泉州南安，由是而论，其不可谓不是一个眷恋故土之人。适才戴大人说起过，当年他起兵作乱之时，对家乡百姓却是多有周济，应该也是个与人为善的人。”轮到戴明说使劲点头，以为“奥援”[2]了。
“但凡眷恋故土、与人为善之人，衣锦还乡的夙愿总是免不了的。顺治四年郑芝龙来投之后，睿王多尔衮虽有体恤，却始终不得要领，毫无优待，只是让他入旗、授予一等精奇尼哈番爵位而已，未见破格优加，反而严加看管、多有防范，就连其在旗家眷的生活都毫无着落。故而东南郑森以为借口，迟迟不降。”熟知郑森抗清历史真相的弘毅，此时却故意把一个大大的屎盆子往亡人多尔衮脑袋上扣去——没有办法，责任总要有人来扛不是？而且您最合适！
一说到自己的叔叔多尔衮，福临就来了气儿。再听到玄烨将郑森迟迟不降归罪到他的身上，果然十分解气，也是频频点头。
“幸而皇阿玛亲政之后，这才让他一家享尽华贵：先是顾及其子郑森未降，怕其被人诬陷，故而多有寰护。继而让他们一家妻子来京团聚，再改授同安公，世袭罔替，旋即又父子同封王。兄弟子侄，满门伯爵都督[3]，可谓荣耀之极。”玄烨话锋一转，使劲表扬福临的明智之举。
如此一来，福临被表扬得来了兴致，突然发问道：
“折库讷，你可记得朕当年是如何寰护同安王的？”
“回皇上的话。顺治九年秋七月，皇上命内大臣、公、遏必隆，鳌拜，巴图鲁，内大臣哈世屯，大学士范文程等传谕郑芝龙，曰：朕闻尔子弟在福建为乱。尔投诚有功，毋轻出城行走，恐人借端诬陷。即往坟茔祭扫，亦必奏明乃去。朕嘉尔功，故以此告谕。尔子在京有成立者，可送一人入侍。”折库讷好才华！说来就来，字字清楚明白。
“同年八月，郑芝龙上奏朝廷，言其祖父坟茔俱在原籍福建，请留继母及子、弟各一人守视，其妻妾及二子移送来京。又以住房在镶黄旗，而身属正黄旗，往来未便，恳请改隶旗分等。于是得上谕曰：郑芝龙准入镶黄旗，仍官。其在京一子为二等侍卫。兵部即行福建督抚，除伊母、弟及长男听留原籍外，其妻妾两男，即填给勘合，遣人同芝龙所差家人，护送来京。”
“十月，皇上赐浙闽总督刘清泰敕曰：近日海寇郑成功等屡次骚扰沿海郡县，本应剪除。但朕思昔年大兵下闽，伊父郑芝龙首先归顺。其子弟何忍背弃父兄、甘蹈叛逆？此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郑成功等虽有心向化，无路上达。又见伊父归顺之后，睿王令人看守防范，又不计其在籍亲人作何恩养安插。以致成功等疑惧反侧。朕又思郑芝龙既久经归顺，其子弟即朕赤子，何忍复加征剿？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许以赦罪授官，听驻劄原住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闽广东海寇，俱责成防剿。其往来洋船，俱著管理，稽察奸宄[gui，泛指坏人、歹徒。《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权传》：况今奸宄竞逐，豺狼满道]、输纳税课。若能擒斩海中伪藩逆渠，不吝爵赏。此朕厚待归诚大臣至意尔，当开诚推心，令彼悦服。”
好一个折库讷，用福临的圣旨来悄悄印证玄烨将郑氏父子“用于海上”的论点，而且还提及了防剿海寇、管理洋船，实在是有心之人！弘毅感念地冲着折库讷点了点头，接着说道：
“皇阿玛圣明之极也！如今同安王和海澄王父子共同镇守东南家乡，也可谓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了。不论当日同安王于皇阿玛亲往京郊送别之时立下的‘永不返[反]朝’之誓言，假使让他再反，恐怕他也不会舍弃如今地位！因为，当年的走投无路离乡背井，不就是为了今日的荣华富贵吗？”这一句可是关键，因为这是弘毅穿越的功劳！
大海商兼军事集团首领郑芝龙先生，我要好好正一正你的名声了！毕竟，大清首支武装商船舰队在向你招手了！
[1] 白活，此处读作[báihuo]，东北方言，类似于普通话中的“说”、“讲”。例如“说一说xx”，就用“白活白活xx”。
[2] 奥援：暗中支持、帮助的力量；有力的靠山。语出明代《先拨志始》：“奥援有灵,朝廷无法。”后来被广泛运用到了台湾选举语言之中，成为了术语。
[3] 顺治十年五月，福临曾下旨：“封精奇尼哈番郑芝龙为同安侯。子成功为海澄公。弟鸿逵为奉化伯，芝豹为左军都督府左都督总兵官。各食禄俸如例。成功、鸿逵另有专敕。芝豹遇缺推补。朕推心置腹，不吝爵赏，嘉与更始。”(未完待续。。)
第一百七十一章——科罗湾海战
弘毅为了给郑芝龙正名，采取了“三问三答”的办法。第一问，是从“身不由己”的角度出发的，效果也不错，下面就要继续深入了。
“二者，同安王早年为何远涉重洋、出海谋生？”
弘毅此问，目的却是要“厚颜无耻”的论证郑芝龙当年纵横海上、做了最大海盗之种种行径的“正当性”。虽然发问，自然还是没人愿意贸然回答的，所以弘毅顺利展开了自己的下文。
“玄烨以为，澳门一地，早已成为西来红毛之谋利重地。以此为中转之所，他们将天朝物产及倭国、朝鲜的特产源源不断输往西藩，谋取重利。正如戴大人所言，旅居澳门之时，芝龙便展露才智，学会了行商贸易，到过吕宋，并学会了当地土语和佛郎机文。在与佛郎机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受其影响，又接受汤老玛法一教之洗礼，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其时同安王在澳门投靠的乃是他的舅父黄程。此人营商置舶，兴贩东洋，见芝龙能干，遂谴其依附于‘侨氓’倭国平户的内地华民 、同为泉州之人的李旦之舶，押送一批白糖、奇楠、鹿皮等物，从香山澳放洋，远赴倭国，并侨居长崎。芝龙后转而经商，为其舅黄程贩卖白糖、奇楠等物。”
“于是，在这一过程中，儿臣料想同安王明白了当年的中华海外，乃是鱼龙混杂、枭雄四起之时，假若乘势而为。或可为止。”弘毅如愿作答，准备谈一谈“冒险王”郑芝龙的动机。
“后来他辗转倭国、吕宋、台湾诸地大行海上贸易，乃是因为在澳门一隅得以知晓红毛西人富有‘冒险’之识，海运行商看似风险颇巨，然其利更厚。加之红毛之人欺前明朝廷无人，不明海运之利，几无官办海船下海，更谈不上水师护卫了，故而强取豪夺、大发不义之财。为何西来藩寇能横行咱们的海上，我们却要逆来顺受、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同安王发奋图强。统合诸方华人势力，打造了一支强大的海上船队，并且敢于在咱们中原王朝自己的海上，和荷兰人硬碰硬！汤老玛法曾告诉玄烨。前明崇祯六年。同安王率船与荷兰人多次交手。互有胜负，直到金门科罗湾一役，大败荷兰船队。同安王得以称雄东洋南洋！”
*
说到金门科罗湾海战，弘毅充满了中国人的自豪，对于海战整个始末，也是数如家珍一般清楚——
历史上，金门科罗湾海战有两次，一次是发生于1958年9月2日的“九二海战”，属于“八二三”炮战中规模最大的海战，海战两方分别为人民解放军与**。再一次就是弘毅所论的1633年“金门料罗湾海战”。
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大门之外，看到了庞大的利益却始终不得要领，打不开朝贡体系的藩篱。故而权衡再三，荷兰人不惜开战，以迫使中国禁止西班牙人和葡萄人从中国采购商品。但若向西、葡两国开战，则胜负难预料；若以先进的大炮武器、性能优异的快速战舰攻击中国，则似乎十拿九稳。
于是，荷兰派战舰十一艘于一六三三年七月七日进兵南澳，往占厦门。十二日，舰队到厦门湾北侧，攻击郑芝龙在厦门湾内正在整修的船只。郑芝龙不料荷人会攻击他，因不久前郑芝龙答应发给台湾方面自由贸易的执照，认为这样应会使荷兰人满意。所以与海盗刘香在广东附近会战完毕后，并未防备荷人来袭，而顺势引兵在广东靖寇，只将海战受损的船舰发回厦门整修。
七月十二日，荷军偷袭厦门。明军在毫无防守的情况下大败，计有郑芝龙部下十艘船被焚，张永产部下的五艘船亦焚毁。郑芝龙停在厦门的船队被彻底摧毁。
此后，荷兰军威大盛，船舰封锁厦门湾，横行于鼓浪屿、金门、厦门之间。明廷因战力损失，无力再战，派员与荷兰协商，荷兰人一方面与明廷协商，另一方面还四处掠夺，并强迫厦门、金门、烈屿、鼓浪屿及附近村落每周提供二十五只猪、一百只鸡、二十五头牛，否则就再度攻烧。
七月十七日起，荷兰从攻击河流上游改为封锁海面、掠夺船只。
七月二十六日，明廷指责荷人烧毁大明皇帝的船只，要荷人赔偿战争损失，贸易方面则一定要协商签约，也就是还要遵守朝贡体系。荷兰人自恃优势武力，对独占中国市场的大饼指日可望，当然对明廷的协商感到不耐烦。巴达维亚方面摆出战胜者的姿态，认为一定要迫使中国政府不再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交易。如果中国不同意就必须再度对中国作战，直到达成目的。
郑芝龙对荷人偷袭厦门深恶痛绝，于是发挥“江湖强人”的本色，将自己拥有的私人海上武力秘密调集，使用全新的英国舰炮，配备有丰富海上经验的老干部，积极准备战舰、放火船外，还发出了悬赏令：参战每人给二两银，如果战事延长，额外给予五两。每只放火船有十六人，每人须带木或草，如果烧了红毛船，给二百两(由十六人均分)，一个红毛人头五十两。悬赏令所动支的金钱全由郑芝龙个人负担，直接发放，不需经过政府官员的层层剥削及延迟。在船舰的准备方面，在海澄、刘五店、石浔、安海共集合三十五只大战船，一百只放火船，及其它大小船只共四百只，准备全力与荷军一决胜负。
台湾长官兼舰队司令普特曼斯发觉郑芝龙的介入，顿觉兵力不足，于二十七日寻求海盗刘香、李国助等人的协助，要他们与荷兰人联合起来对中国开战。荷人提供大员【地名】、巴达维亚及其它要塞之处做自由停泊与买卖。
荷军自攻打厦门后经过二十二天，到了八月三日荷军业已感受到郑军军事压力及悬赏令的恐怖威力。普特曼斯写给刘香的信中提到：“……一官【郑芝龙】屡屡用放火船及兵船企图于漳州河压倒我们，我们不时受到损害及耻辱而不得不逃走……”荷军于是将必要的财货转移到吃水较深、不易受到放火船攻击的密德堡号上，再转运到澎湖。普特曼斯的海上优势，因郑芝龙的出现突然之间消失殆尽。
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有台风，普特曼斯将船队开到铜山避风，同时再获得一百名士兵的增援。九月五日，普特曼斯在铜山避风后，不忘强盗本色，攻击铜山一带。抢了一些牛、猪、鸡。
九月十八日。郑芝龙与刘香激战，刘香败，逃往澎湖。
崇祯皇帝十分不满红毛人中国杀人放火、掠夺财富，派路振飞为巡按查办。九月二十二日。福建巡抚邹维琏接到圣旨：惩荷。
十月八日。中国方面有下列记载：“……初六日(阳历十月八日)……至古雷吉钓湾，见有夷船一只，近在岸旁。即督昆等带领冲锋兵三十余名喊杀，夷众忙乱跳水者，下沈者，被我兵杀死无数，抢获三十余名，斩级十余颗……”
十月十日，荷舰受到中国舰的攻击，海盗马上救助荷兰人，并向普特曼斯邀功。
十月十五日福建巡抚邹维琏在海澄誓师，令郑芝龙为前锋。
十月十七日郑芝龙报告：“卑职督率船只扼要乌沙头，据报夷夹板船九只，刘香贼船五十余只，自南北上，游移外洋。”
十月十八日，荷人见在金门北角有四、五十只中国船舰，故将船队靠于金门西南角。
十月十九日，荷人收到郑芝龙的战书。
十月二十日，海盗刘香将所掠到的二十只牛送给荷兰人。
十月二十二日五鼓之时，郑芝龙不顾恶劣气候率军自围头开船，天明时到金门的料罗湾，湾内有荷战舰九只，贼船五十余只。所谓擒贼擒王，郑军仍决定以攻击荷舰为主。一声令下，郑军约一百四十只船分为二队，二面包抄一齐攻击。放火船的弟兄勇冠三军，无视荷舰炮火的猛烈及毛瑟枪的密集射击，一一爬上荷舰jacht及brouckerhaven并立即放火，随着多处着火沉没。stootodijck、weiringen二荷舰与郑芝龙的大戎克船相遇，郑方以英国大炮猛烈攻击下亦告沉没。
荷兰主帅普特曼斯亲眼看到郑芝龙的海上武力，能将引以为傲的荷兰大型战舰以一对一的击沈，心中感叹万千，自知武力比不上郑芝龙。悔恨向中国开战，不管同在料罗湾内尚有五十只同盟海贼船的死活，另一方面也顾不得，匆忙下令撤退脱离战场。荷军空前失败，除了四艘大划船沉没外，剩下五艘也受重创，戎克船全部着火沉没。荷军深受重创，自报八十三人阵亡。此即是著名的一六三三年金门料罗湾海战。
战后中国方面明确的要求是：
一、荷兰人到非中国属地的大员去，不可到中国沿海。
二、荷兰人需赔偿战争损失。
三、中国人载货到大员做贸易。亦即荷人无直接与中国贸易的权利。
海战后荷兰台湾长官兼舰队司令普特曼斯无法对上司交待，也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索性辞去舰队司令之职，自此荷兰人在海上不敢与明军对垒三十年，再也不敢奢谈独占中国市场。郑芝龙的地位自此也无人可比拟。
*
闻听小皇子在说前明旧事的时候又提到自己，汤若望立即习惯性冲着皇帝福临点头称是，算是附议。没办法，天主的使者都知道，连自己不知道的他也知道！这个冒牌老师，还要继续做好才行！发觉皇帝大臣们都对小皇子所说的“科罗湾海战”不太了解，汤若望还不失时机地大差不差讲述了一遍海战的大体经过。
看到汤老头配合的天衣无缝，弘毅又看了一眼刘昌，这才接着说道：
“诚如刘大人所言，同安王‘背信弃义、诛杀结拜兄弟而独大’，可那些海盗如刘香之辈，不尊正朔而投靠红毛，在科罗湾一役之中竟然协助荷兰倒行逆施，和他们讲信义？如何讲得着呢？若说同安王早年依附过荷兰人，为何却最终反目呢？以儿臣愚见，恰恰就是荷兰人太过霸道，不尊中华为上国，不把前明腐朽朝廷当回事儿！这势必引起同安王的反感，故而针锋相对。在玄烨看来，同安王不是维护前明昏君，而是维护我中国威严！所以，若说同安王‘玩弄红毛荷兰于掌骨之间’，确有其事，而且要我说，玩弄得扬我国威、玩弄得大义凛然、玩弄得好！就是让他们知道我华夏之人不可欺！”
弘毅再次引用了刘昌自己的观点来反驳他，也再次得到刘老头的频频点头、大加赞许——看来你还算聪明人！
“所以，同安王早年为何远涉重洋、出海谋生？乃是心怀华夏、扬威海外之举也！”
弘毅终于牵强附会的给出一个答案，却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答案！众人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跟着颔首赞同了。(未完待续。。)
第一百七十二章——崇武海大战
弘毅的“三问”已经过半，虽因无人插话而进展顺利，可这“一言堂”的痕迹太过明显了，又让人有些孤立不安。于是，弘毅器宇轩昂总结完“第二问”，并没有急着往下说，而是环顾四周，希望用目光找寻一位合适的“托儿”来烘托氛围。
“皇上，贝勒爷所言极是！郑氏水师也的确堪用！崇武海战之后，我朝水师一蹶不振，如今郑森已归，东南平定。若是能任用同安王统帅我大清商船，收以船养船之奇效，奴才以为不用多久，大清属海所及之处，必定四海升平！”“懂事”的兵部尚书噶达浑，最先明白了小爷的意思，急忙出来“应景儿”。
噶达浑一提到“崇武海战”，除了弘毅，其他人都是紧张的看着皇帝，齐齐选择了沉默以对。原本准备对噶尚书大加赞赏的弘毅，看到众人一派坐蜡神情，反而不知祸福，犹豫起来。
众人为何踌躇？为何等着皇帝表态？其实，小贝勒爷刚才评定郑芝龙“心怀华夏、扬威海外”，众人也都跟着点头了，原本就可以“三问”结束了。可噶达浑却提及了一件十分尴尬、甚至让大臣们颇为忌惮的事情！
本来嘛，一个大海盗是不是心怀华夏，大伙都不知道。但是他确曾“扬威海外”，这是一定的，贝勒爷和老玛法都说起的那次金门科罗湾海战，将荷兰红毛打得落花流水就是明证！但郑氏水军的厉害，不仅荷兰人品尝过。我满清水师更是“深受其害”，究其始末，正是噶达浑所说的“崇武海战”——
清承明制，水师有内河、外海之分。顺治初年，以京口、杭州水师分防海口。顺治八年，福临明智地预感到，东南郑森等人不会在短期内归顺朝廷，于是果断循明代旧制，开始在沿江、沿海各省设立水师，分设“镇、协、标、营、队、排、棚”等建制。并设提督、总兵、副将、游击及以下各级武员。一如陆营步马军之制。福临同时明确，各省设造船厂，定师船保养修整的年限为：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
这种“镇协标营队排棚”的建制，可以勉强对应后世的“师、旅、团、营、连、排、班”。清军编制。大体上为：每镇兵员为12500至12600人。辖步兵两协（每协4038人）、一马标（1117人）、一炮标（1836人）、一工兵营（667人）、一辎重营（764人）和一个军乐队（51人）；每协辖两标。每标2005人；每标辖3营，每营659人。营分4队，每队3排。每排3棚，每棚14人。
八年秋七月十一日，福临下旨核定广东一省官兵经制，着重加强了针对郑森势力的东南水师建设：
广东水师以广州为主要驻泊地，设“水师总兵官”一员。旗下分“左、右二协”，每协又各设左、右、中三营。
水师左、右两协分别下设副将一员，辖兵一千五百名。其中，中军兼管左营都司一员，兵七百五十名，设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左协右营都司一员，兵七百五十名，同样设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左右两协合计兵员三千名。
同时，再设水师镇标“左、中、右”三营，相当于三个“机关直属驱逐舰支队”，各辖兵一千名，合计三千名。各营设游击一员、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水师镇标旗鼓守备一员。
于是，广东水师建制为：“主力部队”直辖兵员六千。又分别在肇庆、高州二府分设水师参将，各辖水师一千名。也就是说，当时大清“东南舰队”主力兵员合计八千名：“主力舰队”六千人，肇庆、高州两个“分舰队”各一千人。除此之外，还在吴川、虎头门和香山澳、南澳、海丰、柘林、阳江等六处各驻扎水师一千名，合计也是六千人，不过却是“水警区”性质，只“以资分防”、专事守备。
历史证明，福临的眼光的确老到：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郑森率领南明军队取得江东桥大捷胜利、收复长泰之后，随即挥师进攻漳州。“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虽然年轻的广东水师成立不足一年，但此时却不得不走出广州湾的寰护，去海上迎接实战的考验，而且，对手是继承了郑芝龙几乎全套班底的郑森舰队！
顺治九年四月，清军为解漳州之围，终于以广东水师为主、集结周边各省水师为辅，派出了数百艘船只组成的浩大舰队进抵厦门，企图施以“围魏救赵”之计。郑森派部下陈辉、周瑞等人率领百余艘战舰在海上迎击，而在浙江沿海抗清失利的定西侯张名振不久前率领所部明军已投靠郑郑氏，此时也加入海战。明清双方水师在惠安县东南的“崇武半岛”附近海面上展开激战，结果技不如人的清军水师大败于郑氏水师，最后只得丢弃船只上岸，狼狈逃跑。此役明军夺得清军船只五百余艘，粮船一百余艘，取得了所谓“崇武海大捷”的胜利。
“崇武海大战[1]”的结果，使刚刚建立不久、几乎倾巢而出的东南水师，特别是广东水师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以后，清军水师再也无力在海上正面对抗郑森之势了。
*
“呵呵，胜败乃兵家常事，更何况是陈年旧事，诸位爱卿不必介怀。”福临看出了大家伙的尴尬，宽容的笑着劝慰。
“当日崇武海战，海澄王也算是各为其主。后来同安王曾经捎来他的上疏，朕览书内有‘君择臣、臣亦择君’之语。朕倒很是以为然的。郑森当年委身于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是‘择君’，如今他来投诚，还是‘择君’，只不过一反一正、一愚一智，谁是奉天承运、谁是矫诏天意，不言自明了。更何况朕破格委任郑氏父子，更是‘择臣’。只要君臣一心、至诚相待，何有不信之处？”福临一番论述，从无尚大义的角度给郑氏父子开脱。
“再说了，我八旗子弟素来长于弓马。海战不是专长。输给这方面强于朕的海澄王，输得不冤枉，朕实在是不以为意。所谓虎父无犬子，儿子郑森就如此厉害了。他老子郑芝龙也必定不会差到哪里去吧？啊……哈哈哈……”
福临对郑森的尽职尽责用了“很以为然”。对自己水师的覆灭表示了“不以为意”。再加上一句“老子儿子”的戏谑，终于把大家伙从尴尬中解脱出来，君臣在殿内其乐融融。
“皇上天威浩荡。不战而屈人之兵，终将郑氏父子收拢于朝堂之上，实乃我大清之福呀！有了这两父子的助力，不仅福建水师，就连广东水师也可以精炼，纵横海上，指日可待！” 工部代理尚书郭科压根不知道小贝勒爷在收复郑森这件事情中的重大作用，趁着大伙儿都在“哈哈呵呵”的时候，抢着出来说过年话！
“嗯！哈哈！说的不错！”兴头上的福临还是有些介怀地看了旁边小儿子一眼，发现小家伙也是随着郭科的言辞频频点头，这才心安理得的说道：
“朕承皇天眷佑、奄有万方。原本郑森偏居东南海陬[hǎi zou，海隅、海角之意]一隅，何难偏师戡定？但闽峤苍生，皆吾赤子，不忍勤兵而已。又念及同安王郑芝龙投诚最早，忠顺可嘉，故而推恩延赏，封郑森满门公爵，给与敕印，并俾他驻劄泉、漳、惠、潮、四府，拨给游营兵饷以养部下弁兵。朕之推诚可谓至矣！朕当日曾说：怀君德则为忠臣，体亲心则为孝子，顺兄志则为悌弟，此郑森等千载一时之遇也。他郑森再铁石心肠，岂有不倾心投诚之理？”
福临寥寥数语，就将千秋功业统统揽在了自己身上，至少是在他的顺治朝，历史的真相就这样泯灭了，一点点都和玄烨毫无瓜葛！
弘毅才是真得对“收服郑成功”这些虚头巴脑的功劳“不以为意”，只对赶紧给郑芝龙“正名造势”很以为然。看着火候差不多了，就准备给出“第三问”了！
“皇上伟业，天地共鉴！只是圣君之治，还需未雨绸缪。”再次说话的，却是礼部尚书胡世安！
“嗯？处静忠心良言，朕愿闻其详。”福临急忙端正形色，虚心求教。
“臣惶恐！论义利之思，臣不及皇子深远；论义利之辨，臣不若道默博闻，故而不再坚持己见。若皇上定了行商海上的大略，臣亦只有摒弃成见、效命君前。思前想后，臣窃以为郑森统兵有方、忠义有加、气节尚存，如若诚心来归，尚可大用。但同安王却更宜优养，不便委以重任、让他纵横驰骋于汪洋大海之上。毕竟，隆武伪政委身于海贼，则其覆亡实属咎由自取，而亡人教训，则犹在眼前！”
“朕，知道了……”福临一下子就从沾沾自喜的高处跌落，有一种被诅咒的阴森笼罩心头——好狠的胡世安啊！你把隆武政权的灭亡和朕的圣明统治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一个郑芝龙的重用？！
弘毅却是暗自叫好——胡世安所言其实有些道理！在他们眼中有一点毋庸置疑：郑芝龙首先是海盗，然后才是海商！什么心怀华夏、什么不忘孔圣，那都是牵强附会罢了。
凭心而论，弘毅很能理解这些讲究义理的儒士。毕竟，在明末清初的时代，西方弱肉强食、巧取豪夺的理念已经首次渗透到了中国海，而以郑芝龙为首的“海寇”，正是第一批接触这种思想的中国人。假若形势成熟，的确难以保证一直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郑芝龙不会“一如既往”的“反复”于清王朝！
大义之士胡世安的论点还是正确的——决不信任郑芝龙的“反复”性情！但这个从“海盗”出发的论据嘛，我就不敢沟通了。不过，你这一论却正好引出了我的第三问！
[1] “崇武海大战”不同于“崇武海战”，后者台湾方面称“乌丘海战”，是1965年11月13日夜至14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一部与国民党海军军舰在福建省惠安县崇武以东海面进行的一次海战，是人民解放军海军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海军在1965年进行的第3次海战。这次海战是人民海军“小艇打大舰”的光辉战例，周恩来总理亲自参与了指挥。此次海战，从解放军艇队开火至“临淮”号沉没，历时1小时33分。击沉国民党海军“临淮”号、击伤“山海”号，俘敌9名；“临淮”号舰长陈德奎以下14人被美国驱逐舰救起外，其余80余人全数丧生。战后“山海”号舰长朱普华中校与南巡支队长麦炳坤上校都被以“敌前脱逃”罪名遭受国民党军法处分，但国民党当局对外仍宣称“击沉敌舰艇四艘，重创一艘”。“临淮”号舰长陈德奎身负重伤，在冰冷海水中漂流数小时，才被美**舰救起；国民党军方一度打算将责任归咎于陈德奎，但在海军副总司令宋长志、前司令刘广凯与蒋经国的力保之下，陈德奎才免于牢狱之灾。战斗中，解放军指战员牺牲2人，伤17人，轻伤护卫艇和鱼雷艇各2艘，消耗鱼雷6枚，各种炮弹7165发、枪弹250发。这是继“八六海战”胜利之后，人民海军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未完待续。。)
第一百七十三章——盗亦有其道
礼部尚书胡世安关于“南明隆武覆亡系郑芝龙海贼本性所致”的言论，着实把皇帝福临给“震慑”住了，而且包含戴明说这样能言善辩之士在内，所有的汉臣都是心有余悸、暗自赞同。
满臣虽然不怎么反感郑芝龙的“海贼”出身，也不屑于附庸“个把汉人就能葬送大清江山”这种论调，但忌惮于三年前崇武海面上的那次灰飞烟灭的惨败，也不太愿意真就如此轻易重用同安王，故而选择了沉默以对。
此时此刻，在场所有人理智的天平其实都潜移默化得悄悄倾向于胡世安，只是碍于“事主”玄烨的位置和能力，还不好当面出来力挺胡尚书。而这种时刻，却正是弘毅所希望看到的——
既然大伙儿都以为郑芝龙“海盗”秉性难移，那么正好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将这种观点彻底更正，从而一劳永逸、连根拔起得给同安王“正名”。若是能借此机会再把自己将要阐述的“重要观点”做一个推广普及，也不枉今天开这个冗长的御前会议了！
“皇阿玛，儿臣恰有第三问，正可以应答胡尚书的质疑。”弘毅不慌不忙，迎着那些或担忧、或期待、或惋惜、或疑惑的目光，平静说道。
“既然如此，你就说给众位爱卿听听，看看能否说动诸位。”福临似乎有些气馁了：任凭你有再深邃的长略大计、再周密的人员考量、再精妙的举荐过程，但如果你所青睐人选在“德行”方面有瑕疵。被朝堂之上的诸位汉儒大臣所鄙夷、忌惮、防范，那到头来都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儿臣遵旨！儿臣的第三问，恰恰就是：同安王为何会先叛明、后降明？又为何会对隆武伪政始乱终弃，最终选择忠顺于我大清正朔？”弘毅将目光锁定在胡世安的身上。
“老臣愿试答皇二子所问，请皇二子品评。”胡世安再一次当仁不让的成为汉臣儒士的领袖，主动迎战，态度却是十分的谦卑。
“玄烨谨听教诲！”弘毅也要态度端正一些。
“皇二子这一问的答案，恰是适才老臣所说。郑芝龙于前明朝廷，先叛、后降，此乃他出身海贼、生性狡诈之本色。前明疲弱之时。他往来于海上持枪凌弱、巧取豪夺。对过往商船肆意劫掠。后来崇祯施加兵威于他，郑芝龙自知难以持久，故而以退为进，假意投诚归降。实则贪图利益。返回福建原籍做了海商。攫取厚礼以养兵自重、伺机而动。此之所以‘先叛明、后降明’也。”
胡世安先说了一段，在他人侧耳聆听之时，弘毅却听到一个自己十分感兴趣的词语——“贪图利益”！这反而提醒了他一处关键所在：怪不得胡世安一出手。诸位汉臣立马消停了，原来他们都属于一个松散、却有着共同利益集团：“北人”！
前文说起过，顺治朝之前就已归顺的汉人，被叫做“旧人”；入关之后自明降清的汉臣，被叫做“新人”。顺治亲政之后，大兴科举，拔攫重用了一批科班出身的儒生，尤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江南、福建等省生员为多，故而又有了“北人”和“南人”的区别。陈名夏既是“新人”、又是“南人”的共同代表人物，被除掉之后，新人、南人势力有所收敛，旧人、北人有所抬头。
今天来的这几位汉尚书，可都是自明降清的主，算作“新人”，所以现在都有些“霜打茄子”的味道。若从籍贯来看，又都可以算作“北人”——户部戴明说，河北沧州人；礼部胡世安，四川井研人；兵部李际期，河南孟津人；刑部刘昌，河南祥符人；工部卫周祚，山西曲沃人……清一色北方人，自然对当时“南人”的所谓“重利轻义”颇为鄙夷了！怪不得胡世安一说郑芝龙“贪图利益”，大家就都听从了内心的召唤！究其原因，就是看不上南人！
这边厢，胡世安早已开始第二段论述了：
“待到南明隆武伪政肇立，他不尊我朝正朔，反而卖身投靠南明，妄图凭借一己之力做个春秋大梦，实在是不知天道地厚、不尊天意民心。至于说他终于来归，原本就是朝廷大兵压境，他再无力倒行逆施，只好顺从大势。只不过其海贼本性未改，假若有朝一日重新得势，恐怕重蹈覆辙也是情理之中。”
胡世安晃着自己的满头白发，有板有眼一顿分析，“义正言辞”四个字就写在他的脸上，充满了不可驳斥的笃定。
“原来如此，玄烨拜谢老大人指点迷津！”弘毅完全了解了胡世安的理由，心中更是有底，深深一揖，算作领悟，表现得从容淡定。不等回礼的尚书大人直起身来，他却抢先说道：
“不过玄烨还是有一处不明：胡大人数次提及同安王乃是海贼出身，这是为何？难道胡大人多年前就与同安王相识相知，故而颇知其底细？”
“啊？呵呵，老臣只是在郑芝龙来归之后才得以知晓其人，之前不曾相识，更谈不上相知。还请皇子明断。至于说海贼一事，此乃人人皆知，不足为奇。”胡世安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小贝勒爷的又一个陷阱，反而以为是小孩子信口戏谑，不以为意。
“哦……原来是口口相传、道听途说呀……敢问各位大人，有谁知道同安王早年故事？”弘毅放下胡世安这边，环顾四周。
“……”无人响应。
“既然如此，玄烨倒也听闻一人详细说起同安王的过往，而且颇为详细，所涉人、物皆可考证。”弘毅回过头来盯着皇帝。
“是吗？是谁说的如此确定？”福临很乐于当这个道具。
“回皇阿玛的话，是谈迁。”弘毅据实而奏。
果真是谈迁！谈迁曾在顺治元年（南明弘光元年）做过一段时间弘光朝内阁大学士高弘图的幕僚。为其所器重。后来高弘图举荐他为中书舍人、礼部司务，参与修史﹐但谈迁不愿“以国之不幸博一官”，力辞未就，并返回原籍。由于俢史的职业需要，加之在弘光朝的经历，以及地利之便，谈迁了解掌握了很多在隆武朝中显赫一时的郑芝龙的第一手资料。前几日在季开生府上，弘毅曾与谈老先生畅谈，就曾言及此人，故而多有了解。
“谈迁……”福临若有所思。不过还是一时想不起来。
“就是儿臣禀报过的《国榷》著者。”弘毅耐心提醒。
“哦。朕想起来了。他如今已是朕的内国史院编修了，呵呵，还是玄烨举荐的才子。他既然能俢一部明史，自然会知晓南明伪政许多详实的旧事了！如此说来。可信可信！”福临恍然大悟。顺便助力自己的儿子。既然皇帝许可引用这位还不怎么被人知晓的新任“内国史院编修”的“详实旧事”。众人都不能提出质疑了。
只有李际期，又是不寻常的睁大眼睛、抬头盯着小皇子，心中充满疑问——贝勒爷认识并且举荐了谈迁？谈迁此人可是与顾炎武相识的。知道顾炎武、举荐谈迁……凡此种种。此子怎会如此重视那些前明遗民呢……
“谢皇阿玛！”弘毅转过身来，准备全力以赴给大臣们“上课”了，自然不知道李际期此时的“异象”。
“据谈迁所言，同安王的确做过海贼，却只有短短两、三年时间而已。大部分时间，只不过是一位拥有庞大船队和颇具战力的大海商而已！”弘毅提高了声音，但只说了一句。留下一点时间给所有人用来惊讶和质疑。
果然，位育宫的大殿瞬间再一次陷入躁动——谁都知道郑芝龙出身大海盗，怎么在皇二子这里就变成了大海商？一字之差，千差万别呀！
“老臣敢问贝勒爷，此事何以见得？”胡世安不顾身后乱哄哄的汉臣，当先发问。
“天启四年(1625年)，同安王受华民李旦之派遣，到澎湖与荷兰人苟合，委身红毛甘做通译与裁缝，但尚非海贼。当年，荷兰人派遣三艘战船去南海海面拦劫自福建驶出的佛郎机商船。其间，荷兰人才第一次遣郑芝龙率船三十支，在闽台之间海峡截击前往吕宋的佛郎机商船，自始同安王才成为海贼，不过却不是胡大人所说的‘对过往商船肆意劫掠’，这位海贼所劫掠的，只是红毛西人的商船而已。中外之别，同安王未忘也！此处，诸位如若不信，可请汤老玛法修书一封，送往澳门佛郎机人所在，加以询问印证。”弘毅再一次用到了汤若望。
“哦，老臣尽力而为。”原本老老实实坐在那里的汤若望，顾不得请示皇帝，先站起来承诺。似乎发觉不妥，又急忙补充道：“万事全凭圣裁！”
“嗯，澳门离着京师万水千山，一来一去费时久矣。诸位难道还信不过朕的皇子吗？”福临满意的点了点头，并做了一个高效的决断。
“臣（奴才）等不敢，全凭圣裁！”胡世安急忙率众迎合圣意，算是认可了玄烨所说论据的真实性。
“谢皇阿玛！天启四年之后，郑芝龙亦盗亦商，劫掠海上。故而，当年的同安王，的确做过海贼，此事毋庸置疑。不过，其时前明天下早已纲常紊乱、盗匪四起，就连闽海之上，也绝非芝龙一家。但连明廷官吏也说：同安王‘所到地方，但令报水[1]，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海上无赖奸民咸归之’。”
弘毅有些心虚的停顿了一下，看看在座的诸位有没有起来反对的。因为，他省略了明廷官吏所说的话的前面几个字——“今龙之为贼，又与杨禄异。假仁、假义，所到地方，但令报水，而未尝杀人……”好在五人反驳他！
“于是郑芝龙从一开始的船数十只，两年而百二十只，三年猛增至七百余。若非沿海无业民人倾心，何以有如此规模？不与民争利而做大，利从何来？自然是红毛西人！可见，即使为盗，同安王尚能克制，不手足相残，而是利用西人矛盾从中谋利。玄烨以为，处于乱世，此事未尝不可，所谓‘盗亦有道[2]’也。”
弘毅引用《庄子》里的名言，并不仅仅是给郑芝龙开脱，而且还有借以调侃当时明朝政局昏聩、社会动荡的意思，以引起诸位对今日“盛世”的自豪感。果然，众人再一次被这句“盗亦有道”背后的无奈逗笑了，气氛瞬间轻松。
哈哈，我转承起落的功夫你们还没见识呢！后面再来点猛料如何？
[1] 报水，疑为“抽水”之意，就是交保护费。
[2] 盗亦有道，出自《庄子.外篇.箧第十》跖之徒问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社会的强权统治和管理权的争夺，使得老子和庄子发出了“道可道，非常道”、“盗亦有道”、“窃国者候”等愤怒谴责和无奈叹息。(未完待续。。)
ps： 最近几章对于郑芝龙的评价，其实更多的是出于弘毅的私心——大开官办海上贸易，故而多有一家之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郑芝龙，相信各位心中会有自己的正确判断。
第一百七十四章——海贼两三年
诸位大臣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海贼出身的郑芝龙当年“盗亦有道”做法有天生的优越感，故而付之一笑。
弘毅也是跟着笑，却在笑他们的自视清高。
“玄烨说郑芝龙做海贼不过两三年时间，也是有出处的。成为海贼两年后，也就是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郑芝龙率船犯漳浦，进泊金、厦。四月，又犯海澄，所至之处官兵概莫能抗。时任故明福建巡抚的朱钦相，以福建布政使司参政蔡善继[1]曾有恩于郑芝龙，特命其为泉州巡海道，令蔡继善作书招降郑芝龙。”弘毅娓娓道来，准备按部就班将自己的主见灌输给众人。
“这个蔡善继如何有恩于郑芝龙？”年轻的皇帝一直以为自己才是最最有恩于同安王的，乍听还另有其人，来了兴趣。
哈哈，有个典故可不是谈迁告诉我的，但也不妨我说给你听听——弘毅没有被打断演说的懊恼，而是很满意皇帝的专注。
“皇阿玛，此蔡善继曾于前明万历年间任泉州府知府。时有库吏之子，年方十岁，向衙门内投掷石子取乐，误中善继额头。善继本欲鞭笞他，但见其姿貌秀异，便告诫之后，将其释放了。此幼子正是同安王郑芝龙。”弘毅引用了一段光绪年编修之《乌程县志》记载的内容，言之凿凿，也顾不上考据真伪了。
“哈哈，同安王年幼之时竟也如此顽皮。哈哈，怪不得日后能够纵横海上，敢情小小年纪就‘殴伤’了明朝官员，哈哈……”福临做了一番自以为是的调侃，却未料到这种态度却被胡世安拿来佐证自己对郑芝龙论断，并且自以为得到了皇帝的默认。
“皇上圣明！郑芝龙可见早有劣性！”胡世安急不可待补充一句。
“呃……处静稍安勿躁，且听玄烨说完。”福临知道自己自讨没趣了，很是尴尬地抬出稳当当、不着急的小儿子。
“嗻！其实芝龙早想得到一官半职，以便以官身肆意航海、大兴海上贸易，接书后即到泉州投诚。其同伙陈衷纪等不愿降。仍率船回台湾。因蔡善继待芝龙颇倨。且促其缴报战船、兵器，郑芝龙之弟郑芝虎认为：‘道宪【对道台的尊称，指巡海道蔡善继】不过欲散我党羽耳，安望其格外恩乎?’于是兄弟二人便连夜乘潮引船而去。”
“对海贼。何须彬彬有礼？蔡善继此人有大义！”胡世安又忙不迭评论一句。弘毅冲着他点了点头。口中却不纠缠。继续说下去。
“天启六年秋，郑芝龙船泊铜山【今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新任福建巡抚朱一冯奉檄。调遣都司洪先春率领把总许心素等进剿，双方战于将军澳。洪先春败绩，逃回金门。郑芝龙胜而不追。是冬，朱一冯又令金门游击卢毓英同洪先春合剿，双方战于陆鹅，卢毓英战败被擒。郑芝龙待之以礼，谓之曰‘某非敢抗拒官军，不得已耳；苟得一爵相加，当为朝廷效死力。’卢毓英许为荐扬，得以获释。卢毓英回厦门后，向都督俞咨皋【俞大猷之子，可惜非虎子也！郑芝龙曾评价其：咨皋纨绔子弟，徒读父书，安知兵？】报告郑芝龙所言，然而俞咨皋主剿，责令卢毓英回省听候处理。随后遣千户马胜、百户杨世爵率船出港剿捕，二人皆战死。又遣副总兵陈希范进剿，也被击败，陈希范临阵先逃。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俞咨皋亲督舟师讨伐，在陆鹅被击败，郑芝龙追至厦门，号令所部不许登岸扰掠，旋即收兵回铜山。同年十月间，郑芝龙又在铜山击败受俞咨皋勾引前来进攻的荷兰船队，俘其大帆船一艘及其他一些船只。”
其实此处弘毅明智的选择隐去后面一小段史料——为保证海上商路畅通，郑芝龙很快又同荷兰人妥协，归还所获“西卡佩尔”号快艇。海商就是海商，商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郑芝龙不可能和任何一个有用的势力彻底决裂！这一点上看，完全不符合士大夫们的“礼义观”。
“可见，胡尚书所说郑芝龙‘慑于崇祯兵威’而诈降，玄烨倒要问一问，故明数次征剿而铩羽而归，兵威何来？若同安王不思报效当时的朝廷，何不孤注一掷、赶尽杀绝？其实，此时的同安王，早已有心归降前明了，故而败敌而不行赶尽杀绝之法。只不过降而不得归降之门罢了。由此说来，真正的打家劫舍、而且是打劫红毛的时日，自天启四年到七年，也就是三年而已。这之后，郑芝龙可就是前明的朝廷命官了。”
弘毅明智得加上了自己的评语，这样一来，胡世安没有机会再插话了。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泉州知府王猷向新任巡抚熊文灿上条陈说：郑芝龙两次大败洪都司而不追，获卢游击而不杀，败俞都督师至海门，约束其众，不许登岸，实有归罪之萌。不若遣人往谕，仍许立功赎罪。熊文灿采纳王猷建议，遣卢毓英前去招抚。同时，故明朝堂之上终于也有人认识到郑芝龙的用心。漳州人颜继祖，时任工科给事中，上疏给明崇祯说：‘郑芝龙生长泉州，凡我内地之虚实，靡不了然胸中。加以岁月所招徕，金钱所诱饵，聚艘数百，招徒数万，城社之狐鼠，甘为爪牙，郡县之刀笔，尽属腹心，乡绅偶有条陈，事末行而机先泄。官府才以告示，甲造谤而乙讹言，复以小惠济其大奸，礼贤以下士，劫富而资贫。一个作贼，一家自喜无恙，一姓从贼，一乡可保无虞。’”
“于是，明廷终于定下招降郑芝龙的决心。九月，郑芝龙到泉州请降。明朝授予其海防游击之职。自此，郑芝龙以明将身份，故明征战十七载，讨伐海盗山寇，足迹踏遍福建与广东：崇祯二年(1629年)四至六月，于金门先后击杀海盗李魁奇和杨六、杨七，吞并其众；崇祯四年(1631年)春，歼海盗钟斌于大洋；九月擒山寇钟凌秀于广东平远，以功升参将。八年(1635年)四月，于田尾洋焚毙海盗刘香。尽收其众。至是。同安王不断壮大，终于控制了整个闵海洋面。”
“招抚海贼，纵其坐大，前明崇祯岂有不亡之理？”胡世安照例点评一句。
“哈哈。胡大人所言玄烨不敢苟同。若以我意。假使崇祯君臣信赖芝龙。委以重任，使其放开手脚，或许东南海面早已平定。也不会有西来之人的肆意妄为。汤老玛法刚才所说的科罗湾海战，就是明证！在同安王面前，西人船、炮之厉，不足道哉！”
胡世安被反驳的一时睁目结舌，不过却还在绞尽脑汁。趁着这个功夫，弘毅自己反而有些走神——
其实，小贝勒爷实在是没好意思把自己的话再深入一层：要是再善于利用海运广开官办贸易，明政府就可以大发横财，说不定明末的“白银危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解，国家就会有比较充裕的资金来应对国内的天灾**，更说不准辽东对金战事的结果会被改写成什么样子了！若如此，满清能不能入关可就存疑了！
*
当然，明末白银危机也不能完全怪罪在明朝自己不行官办海外贸易、单纯依赖白银进口上。这里面有个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问题：
明朝万历年间已经开了海禁，于是朝廷就有了充足的海外白银输入到国内。当时在国内流通的白银，供应地主要是两处：日本的石见银山和马尼拉的墨西哥银元【西班牙占据】。由於国内的强烈需求，所以当时明朝每年输入的银占了全世界产量的60%-80%。因为白银的供应舒缓了，也使得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得到缓解，於是商业一片欣欣向荣，房地产交易十分兴旺，地价攀升、房价离谱……一条鞭法也在这时候被推动实施了。
但是十六、十七世纪交替之时，西班牙在欧洲发生的诸多悲催事情，对於当时明朝经济来说，是重重地捅上了一刀——
1600年前后，西班牙“无敌舰队”完败于英国，丧失海上霸权；与荷兰进行的“八十年战争”疲惫不堪，终于被迫承认荷兰联省共和国的独立；神圣罗马帝国引爆全欧洲共同参与的“三十年战争”，结果西班牙不论陆战还是海战均告失利，并从此失去了欧洲一等强国的地位……这使得作为明朝主要白银来源的西班牙必须将墨西哥银元调回去本国用作支付军费。与此同时，1600年前后的西班牙有极高且离谱的通胀和破产问题，使得西班牙银元的欧洲的购买力远不如在明朝的购买力。导致的结果就是：西班牙必须额外使用更多的银元来支付当时他所需要的费用。而明朝这侧的记载也同样反映这个问题，1607年之后，来自马尼拉的银元就嘎然而止，只剩下石见银山的银币可以输入。
在此之后，明朝的通货膨胀问题又再开始变得严重，加上一连串的天灾、兵患，让原本贵金属供应已经捉襟见肘的万历政府更加雪上加霜。白银的骤然减少对明朝的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呢？如以铜钱计，崇祯时10年间米价上涨了10倍，银价上涨了5倍。鉴于粮价是中国物价的基本指数，即便加上战争及灾荒因素，也较同时欧洲物价上涨的三到四倍更为严重，尤其是白银和铜钱比值的变化。白银和铜钱比值在短短几年内出现如此大的波动，不可能与当时进口白银骤然下降无关。
白银还导致了明末空前的粮食危机，对白银的追求和外向型的经济极大地促进了明代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向着专业化、商业化，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如松江地区，随着国内外对棉布需求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改行从事全日制的纺织和棉布贸易。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却对国家的粮食生产造成了重大影响，有着“苏杭熟，天下足”美称的江南粮食生产成了问题。17世纪40年代，即使是丰年，南直隶，浙江地区的人们也要靠出售生丝、原棉、棉纱和棉布来购买粮食，“一条鞭”法实施之后，还要用银两来缴纳赋税和地租，偿还贷款。而在交通运输手段比较落后的时代，粮食生产的区域化和市场化很容易造成粮食危机。这样一来，由天灾造成的粮食短缺的问题因粮食的市场化被大大放大了，那些市场化最彻底的富裕地区根本无法抵御粮食危机，因为这些地区不生产粮食，粮食要跨区域去买。因此，富裕的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1640年左右，苏州地区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了100个铜钱，大批人饿死，许多豪宅低价出售而无人问津。
【此处不便展开，各位可参阅本文《附则》之《附27——明末的白银危机》】
假若海外大行贸易赚取白银，从而减轻国内民人税捐压力，是不是可以避免明末的各种乱想呢……弘毅陷入了无尽畅想。
*
“海贼性劣，不知礼义，崇祯不加信赖也是自然！”终于，就在玄烨“礼貌”的等待、实则走神的过程中，胡世安给出了自己的反驳。
“哦？”弘毅回过身来，笑着说道：
“胡大人谬矣！同安王如何不知礼义了？”
听到我说海盗也“知书达礼”，你们是不是该笑喷了？瞧好吧您呐！
[1] 蔡善继，字伯达，浙江乌程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前后在世。万历二十九年（公元一六o一年）进士，初任福建莆田县知县，后调广东香山县，历升工部主事、南京兵部郎中。万历四十三年，蔡善继任泉州府知府。后升任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漳南。因丁忧去职，守丧结束后，补官福宁。天启四年（1624年），蔡善继升任布政使司参政，在罗定备兵。迁建文庙，修造石桥，开辟放生池，百废俱兴。升任湖广按察使，转右布政使，分巡襄阳。崇祯元年（1628年），蔡善继转任福建左布政使。
其任香山县知县期间，1608年(明万历叁十六年)，澳葡当局对一名首犯判刑，引起一部分葡人不服闹事，澳门陷入混乱，无法控制局面。蔡善继获知此事後，“单车驶澳”，亲自出面处理了这一宗案件，平息了骚乱。事後订出了《制澳十则》，警告葡人不得在澳门置物业、盖房屋；主张对澳门葡萄牙人严加管制，受到两广总督张鸣岗的采纳。蔡善继廉洁奉公，执法严明，使葡人无机可乘，在澳门葡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其制澳事亦在香山县人民中广为流传。(未完待续。。)
第一百七十五章——大夫与芝龙
小贝勒居然说一个海贼郑芝龙知书达礼，哪怕就算当“纯粹”打家劫舍的海盗也不过两三年，可他依旧是“海贼”出身呀，怎么会知书达礼？众人闻听此言，不禁愕然，大摇其头！
“诸位可曾听到玄烨刚才所说：蔡善继有恩于郑芝龙一段？”弘毅不急不躁，耐心解释。
“老臣已知。”胡世安不知玄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有含糊以对。
“郑芝龙之父，乃是泉州府库吏郑士表，字毓程，号象廷。【此处史家有异议，一说郑绍组】既然为吏，若论功名或不可考，但知书达礼却是自然。胡大人，玄烨说得在理否？”
“这……的确应该。”胡世安无奈应承。
“既然如此，出身小吏的家庭，自然最崇拜科举出身的官僚。所以，年少之时的同安王虽然顽皮，但些许家教还是有的。虽不能说是孔子门生，却是懂的一些蒙学道理、得过一些儒学熏陶的。”弘毅先做一个小小推断。
“下臣敢问，皇二子所言何以为证？”爹是英雄儿狗熊的事情多了！库吏老子知书达礼，海盗儿子却未必！胡世安于此处不服，纠结于细节，十分较真。这反而顺应了弘毅的心思。
“自然有证据！依玄烨看，郑芝龙的文章应该写得相当不错。当年，隆武伪政与伪鲁监国朱以海内斗，朱聿键【唐王、隆武帝】命其都御史陆清源携带白银十万两前往浙东犒师，却被鲁王朱以海部将斩杀。朱聿键闻讯大怒。又杀朱以海所遣使者总兵陈谦。这个陈谦，却是同安王郑芝龙的挚友。闻听陈谦之死，郑芝龙脱口说出‘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倘若不读史书，郑芝龙是说不出这种文绉绉的语言的！”
据《晋书》载，晋元帝在建康（现在的南京）即位后，丞相王导的堂兄王敦，任“镇东大将军”，掌握征讨之权，颇有功劳。声望很高。后来元帝有些猜忌他。想加以制约，他就从荆州起兵，以诛刘隗([wei]为名，进攻建康【参见“城狐社鼠”】。王敦的军队一直打到建康西边的石头。元帝害怕起来。只得要求和解。王敦杀了一批和他对立的宦臣。仍回湖北。
周顗[yi, 安静、庄重恭谨的样子，多用于人名]，字伯仁。时为仆射，与王导交情很深。王敦曾问王导：“周顗是咱们的敌人还是朋友？”王导对此却不太了解，没有做肯定答复。结果王敦就把伯仁也杀了。事后王导才知道，周顗曾经救过他的命：因为王敦起兵进攻首都，幸亏周顗上书元帝，竭力替王导说话，才得不予追究。这件事王导当初并不知道，等他知道时，周顗已经被杀，因此他不禁大哭，十分悔恨地说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诚如弘毅所言，殿内这些汉儒大臣，若不是熟读史书，恐怕也不会知道这个典故。
“这……”胡世安的反应能力实在是不怎么样！
“再者，同安王郑芝龙年轻之时往倭国，曾得到倭人幕府之接见，其原因在于他读过书，眼光与一般商人不同。所以，想了解中国内情的幕府欣然接纳郑芝龙。”这件事不见史书，当时肯定只有弘毅自己知道。
“贼人读书者，也不是凤毛麟角。但读圣贤书而不为圣贤事，殊为不耻呀！”慢一拍的胡尚书终于给出了弘毅期待已久的评判。
“胡大人所言不差。读圣贤书者多，道貌岸然者亦多！”弘毅顺着胡世安的话，回了这一句，貌似赞同，实则听着却又许多讽刺的意味在里面。
“老臣……”
“众位大人，圣贤书读来作何用，自然是济世安邦的！当年郑芝龙归顺明廷，虽有广开贸易、肆意航海之私心，但他也是倾心向化，情愿自新，立功赎罪。若明廷对他待之以诚，从此沿海地方必然得以宁靖。”
“若真如此，我大清入关，郑芝龙岂会来投？”胡世安不依不饶！
好一个胡世安，你这个道具角色饰演得真是不错！没有你，我不知道还要多费多少口舌——弘毅暗自对胡世安“千恩万谢”起来！
“亡明而兴清乃是天意使然，不因人事而兴废。即使郑芝龙执迷不悟，充其量只是螳臂当车，不足道哉。玄烨可叹的是，我满洲大兵挥师南下之时，同安王的确是抱着那些凛然大义，想与我朝争个高下的。只说此处，其人倒是值得佩服。不过，适才皇阿玛已经说过，各为其主，也是人臣之常情。”弘毅转而回身给福临施礼，寻求支援和附议。
“嗯，不错。就连瞿式耜等人至死不降，朕不还是恩准其孙瞿昌文将其灵柩迁回祖地，未加阻挠吗？此为人臣之道，虽不识天意大势，却尤为可叹。”这是福临的真心话，故而乐得顺水推舟。
“皇上仁慈！这么说，同安王来归，也算识得天意！”胡世安只好顺着皇帝的意思往下说。
“胡大人只说对了一半，天意使然不假，人情逼迫是真！”终于到了关键所在了，弘毅急忙接话。
“人情逼迫？”福临忍不住插话了。
“皇阿玛，正是。适才玄烨三问，同安王为何会对隆武伪政始乱终弃，最终选择忠顺于我大清正朔？正是因为朱聿键身边一帮士大夫，只会虚言什么义与礼，却恰恰对空怀效忠之志的郑芝龙鄙夷隔绝，最终导致同安王心灰意冷，这才看清了天意所在。”
弘毅不失时机将议论的矛头指向了所谓“士大夫”阶层，一下子让胡世安如坐针毡。
“隆武伪政的核心，乃是朱聿键与郑芝龙。二者之间关系从勾连到背弃的变化。最终导致了隆武伪政覆亡的命运。有人以为郑芝龙从一开始便打算背叛朱聿键，实则不然。二者之间，曾经有过相当融洽主仆之谊。他们最终的分道扬镳，乃是由于隆武伪政内部，以郑芝龙为首的海商一系与士大夫之间不睦，而朱聿键最终选择站在士大夫一边。此乃天意，故而郑芝龙得以正途。”弘毅开宗明义，进而详细说开去了——
郑芝龙之弟郑鸿逵是拥护唐王朱聿键称帝的核心人物。唐王入闽，首先借住在郑芝龙家中，然后才搬入福建布政司。二者关系之密切由此可知。隆武帝登基后。给郑氏一家封官许愿。郑氏一门尽得高官厚爵，郑氏部将也多得高官。
其时，隆武帝刚刚登上帝位，手中无权无钱。非得依赖郑芝龙为其提供经费。所以。对郑芝龙极其倚重。但由于郑芝龙出身于海盗，为闽中士大夫所不齿。钱澄之所著《所知录》中便有记载：“芝龙初以海寇受抚，虽晋五等爵。与地方有司不相统属，闽士大夫辄呼之为‘贼’，绝不与通。”郑芝龙受到隆武帝重用，引起了福建士大夫的普遍不满，他们向郑芝龙发起攻击，首先发生的就是郑芝龙与黄道周[1]争夺东班之首事件。
应当说，这一事件挑起了隆武朝的文武之争，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但是，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历来史册都偏袒黄道周，指责郑芝龙冒犯祖制，强行要站东班之首，因而引起了文武之争。如果仔细研究当时的详细材料，会发现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郑芝龙在迎接唐王朱聿键之前，职位是总兵，但被封为南安伯，爵位高于一般的大臣。隆武入闽后，更封其为平虏侯。就爵位而言，他是众大臣之首。隆武未到福州时，在水口驿站接见郑芝龙与其他大臣，其时朝臣站班，郑芝龙在东，位居班首，郑鸿逵次之，其下是福建的大臣。而站于西边的，是户部侍郎何楷，大理寺卿郑碹等人。可见，在隆武诸大臣中，原先是由郑芝龙为首，他站在东班之首，是其原来地位的反映。
不过，按照明朝的制度，“文东武西”是一贯的制度。毫无疑问，当时的文臣对郑芝龙站东班之首是有意见的。黄道周入闽后，他们很想凭着黄道周的地位与影响，将郑芝龙拉下马。
《台湾外志》关于此事是这样记载的：“隆武招黄道周……等文武入朝会议战守策，郑芝龙首站东班。楷让之曰：‘文东武西，太祖定制。今郑芝龙妄自尊大，不但欺凌朕等，实目无陛下。’龙曰：文东武西，虽古往今来之定制，然太祖已行之，徐达业站东首。’（黄）道周曰：徐达乃开国元勋，汝敢与达比乎？’龙曰：以今日较之，我从福建统兵恢复，直至燕都，功亦不在徐达下。’楷曰：‘俟尔恢复至北京，那时首站未迟。’遂互争殿上。”
文中的“楷”是指隆武的户部尚书何楷，他和黄道周一样都是福建漳州人。他来自福建，深知郑芝龙的底细，如今海盗的地位比他还高，他无法接受，便推出首辅黄道周与郑芝龙争位。
黄道周与何楷都是明末著名的文臣，在海内都有一定威望，但他们共同的弱点是沾染明末党争的风气，好意气用事而不顾大局，从而引发不可收拾的文武之争。《台湾外纪》的作者江日舁曾批评黄道周等人与郑芝龙争位：“(何楷、黄道周等人)皆与芝龙梓里，当痛哭流涕，导以忠义，感以贞诚，今日之事，不但东班首位，且薄天子而不为也。抑鄙芝龙出身绿林，非资格正途，不屑教诲耶？即不屑教诲，不应比肩事主；既已比肩事主，宜效蔺相如朝而称病，遇而避舍，先国家而后私仇。顽石尚可点头，况于人乎？诸君子不顾其君以全国，徒重其礼以使气，互相讦激，一旦芝龙拂袖，不接粮饷，群然计绌。”
如其所云：郑芝龙有志做徐达，这正是诸臣鼓励郑芝龙的好时机。可惜的是，诸大臣不是乘机鼓励他去做徐达，而是对此百般讽刺，郑芝龙当然是很难堪的。其后，隆武帝裁决仍然由文臣站东班之首，但郑芝龙也因而隐退。其时郑芝龙掌握军权，他不出来，军队便无法出战，朝廷中对黄道周的压力增大，黄道周只好离开福州。郑芝龙复出后，掌握了朝廷大权，但也受到文臣们的攻击，隆武朝的党争日益激化。在许多事件上，双方都唱对台戏。马士英[2]要求入关，郑芝龙赞成，士大夫反对；郑鸿逵在大殿打扇，何楷上疏抨击他无札，隆武帝嘉奖何楷。郑鸿逵大怒，称病不出。隆武帝为了迁就郑鸿逵.让何楷辞职，想过一段时间再召何楷回职。然而，何楷在回家的半路上.被强盗劫持，割击双耳【疑为郑芝龙所为】，从此无法复出做官。双方闹到这一地步，业已不可收拾，不论什么事，文武大臣都有不同的看法，南明小朝廷已经很难做出正确决定了。
其实，弘毅这一番长篇大论，现在坐在位育宫大殿的几位汉臣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但第一次有人讲隆武政权的灭亡归咎于郑芝龙和士大夫的内斗，而且还侧重于后者为了追求颜面而至君国大义于不顾的原因，听来却是振聋发聩——
今天的会议，但凡是对郑芝龙出任大清官办船队首领的提议不同意、不愿意的人，又有谁不和当年的黄道周、何楷一样，嘴上说的是仁义道德，心里面却是发自肺腑的瞧不上海贼出身的郑芝龙？如若再率性而为，岂不是要把好端端的顺治朝生生给逼成隆武朝？
福临心中也很明白，也终于知道了玄烨的一番苦心——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又是三问三答，又是旁征博引的，全是因为我的大清需要真正的人才，更需要朝堂之上诸位大臣的团结一心、共赴国难呀！
“诸位爱卿，玄烨所言，有理否？”皇帝满眼深情的望着大伙——怎么样，表个态吧？
“皇上！老臣……老臣迂腐之极呀！请皇上治罪！”胡世安再也坐不住了，一骨碌趴在地上请罪——无论诚恳与否，反正是明白自己的确是被小皇子给套牢了！
“慢！皇阿玛，其实胡大人所虑也是为了大清，请皇阿玛明察。更何况，同安王虽然大才可用，但却有一处劣性！的确需要早作规矩，才可成其方圆，方能助其立下奇功！”弘毅却抢在福利开口之前跪下来给胡世安求情，给郑芝龙上眼药！
“这……玄烨何意？”福临茫然发问。
不仅仅是皇帝，所有人都被小皇子的表现弄傻了！
“皇阿玛，同安王之劣性，不在曾为海贼。众位大人忽略了一处紧要——其实，他首先是个大海商！”弘毅抬起头，一字一句进谏道。
海盗不可怕，可怕的是海商“唯利是图”和“投机取巧”！
[1] 黄道周（1585～1646）明末学者、书画家、文学家、儒学大师、民族英雄。字幼玄，一作幼平或幼元，又字螭若，螭平，号石斋，汉族，福建漳浦铜山（现东山县铜陵镇）人。天启二年进士，深得考官袁可立赏识，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时，任吏部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首辅）。抗清失败，被俘殉国，谥忠烈。
[2] 马士英（约1591～1646），字瑶草，贵州贵阳人，明末凤阳总督；南明弘光朝内阁首辅。本姓李，过继马氏，祖籍广西梧州。马士英在弘光朝覆灭后，被南明唐、鲁两王势力拒之门外，马士英于是盘桓于浙江一带，期间多次参与反清战役，直到在江浙一带最强大的抗清势力吴日生的部队兵败后，马士英亦遁入空门躲避清廷缉拿，后因叛徒出卖，被清廷抓获，最终不屈就义。(未完待续。。)
第一百七十六章——福临用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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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会议讨论同安王郑芝龙的任命以来，小贝勒爷玄烨一直是在扮演着坚定支持者的角色，而且巧妙地利用几位汉臣的不同心理，成功将他们分别打造成了“大义与重利”、“忠义与奸贼”等不同观点上自己的对立面。一番不可谓不艰难的“折冲”之后，好不容易反驳倒了几派不同声音。谁承想到最后，玄烨自己要跳出来做最大的反对派！
一时之间，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弘毅此时绝不是因为开了如此冗长、议题众多的会议而思维混乱的样子，反而格外的精神与坚定。
其实，这就是他所说的“转承起伏”！当你们都不看好郑芝龙的时候，我偏要将他的种种神奇一味放大，而且有理有据，让你们不得不认同我的观点，心中至少要有一个潜意识，那就是我所说的“真实”的郑芝龙，并不是你们以为的那样不堪——
知书达礼，有一定的儒家底子；不忘祖宗，始终把自己当做中国人；愿为栋梁，曾有经世安邦的宏愿；善于纵横，各方势力都能兼顾周全；敢于碰硬，该出手时就出手；精于航海，二三十只海船起家而成为南洋独霸；长于经商，白手起家、富可敌国……
而当这种判断在你们心中慢慢滋生、立足、壮大、巩固。继而赞同朝廷委派他去率领大清第一支官办武装船队大行贸易、广纳重利的时候，玄烨却要让形势急转直下——你们都别忘了一点，那就是自古以来对商人的普遍评价：无商不奸！
不过这种警示和提醒，如果一开始就摆在众人面前，估计谁都会一笑而过，悠悠说道：“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既然如此，我就反其道而行之。现在重提此事，效果就大大不同了：说一千道一万，堪为大用的郑芝龙，毕竟是一个大大的海商！纵使你有滔天伟才。可本性难移。那就必须加以防范！
不得不说，弘毅的策略取得了奇效！短暂喧嚣的大殿之内，很快恢复了应有的平静，每个人都在等着小皇子来自圆其说。
“玄烨。同安王到底用是不用？你需拿定主意。”
福临善意提醒还在那里“嘚瑟”的儿子。心底里还是有一些不悦的：一开始你提出来行海商。接着就把同安王不遗余力往前推，就连我这个当皇上的也跟着你好一个折腾。好不容易反对的意见都被你“掰扯”得差不多消停了，怎么？你自己却要往回出溜吗？要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看来我还要好好敲打敲打你，让你知道这御前会议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儿戏！
“皇阿玛，玄烨主意已定，只等皇阿玛圣裁。”弘毅十分理解青年皇帝此时那种被儿子“戏耍”的尴尬和幽怨，故而立即坚定回应。
“哦？朕倒以为，你现在无论是何主意，都是难以自圆其说了！”福临真的有些生气了，和个真事儿似地如此笃定，你当朕和大臣们都是任你摆布的棋子不成？
“皇阿玛，儿臣一番苦心，就是要让朝堂上下、满朝文武都能明白知道：同安王确有奇才，需大用；同安王又固有不足，需提防！”看到福临恼火起来，弘毅知道最后一点火候也到了，终于说出最真实的论点。
“‘大用’又‘提防’？哈哈！玄烨啊，你到底是年幼啊！朕之用人，历来都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大用，何须提防？若要提防，不若不用！”福临果然不以为然！
皇帝这种反应，弘毅早就心知肚明，不足为怪。而他生生把这御前会议后半段进程弄得如此纠结拧巴，其实就是为了最后对福临这个颇有主见、甚至有点刚愎自用的皇帝，进行“用人观”理念上的洗脑。也就是说，刘昌也好、胡世安也罢，都是给福临最后“被出场”做铺垫的！真正对弘毅的“长策大计”会有所羁绊的，恰恰是福临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观！
说青年皇帝笃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有道理的，因为福临的人格特点决定了他对那些自以为“情投意合”的人，必定会执着于此。这位少年皇帝比较刚愎，血气方刚、性情不定，又带有建州女真骨血中“随身以俱”的率真与冲动，所以为人处世多不按常规出牌，比如他对前皇后孟古青的随意废立，就突破了历朝旧例。像福临这种人，如果让他感觉和谁心意相通、亲密无间了，一定会做出“立下重誓、永不背叛”的豪言壮语。对于老阉奴吴良辅的百般维护而始终不弃，并非他不知道这奴才的斑斑劣迹，恰恰就是如此用人观的明证。
故而福临亲政之后，便将自己的观念推而广之，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政策广泛运用到了内朝与外藩等各个领域。在京内，表现在福临对一班汉臣的格外器重，无论新旧南北，只要你有才就统统委以重任、极尽亲密。一旦起了对谁起了疑心之后，福临更是果断杀伐，绝不手软。陈名夏得宠之后的登峰造极、恃宠而骄，失宠之后的身败名裂、命丧黄泉，恰好体现了这两个极端。
对边陲外藩，这种用人策略就体现的更加明显了，突出的例证就是对吴三桂的信赖有加。
其实，福临和吴三桂原本并不亲密，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对立的意味在里面。因为福临亲政前一直受制于叔父多尔衮，与其貌合神离。心存怨恨，而吴三桂又是多尔衮手下的得力干将。二人真正打交道，是在顺治七年多尔衮病故后。
隐忍多时的福临在多尔衮死后不久，就先对其派系进行了无情打击：顺治八年正月初六(1651年1月26日)，福临以多尔衮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谋乱罪，将其“幽禁”。十二日，少年皇帝御太和殿宣布亲政，此年虽仅十四岁，但“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二月二十一日。顺治帝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随后，他重用多尔衮生前严酷压制的竞争对手郑亲王济尔哈朗以清洗多尔衮的在朝势力；他下令处死依附多尔衮且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并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疑人不用”的雷霆手段。沉重打击了多尔衮派的势力。多尔衮经营多年的关系网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被多尔衮视为左膀右臂且统领大军的吴三桂自然若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担心清算屠刀会落到他的头上。
顺治八年四月间，也就是在福临处置多尔衮后不久。身在陕西前线的吴三桂突然写了一份奏报，驰送北京，要求“入觐”，朝见皇帝。他除了要诉说自己眷念皇帝的心情，表达要见皇帝的愿望外，也想借机观察朝廷的动向和对自己的态度。少年皇帝接到奏请，以陕西战事已息为由，慨然批准吴三桂进京。
八月初，吴三桂抵京，礼部安排了觐见的时间。十日，福临至中和殿，接见吴三桂，良言慰劳，然后赐宴款待。作为一员明朝降将，还是多尔衮最为看重的马前卒，居然被亲政不久的皇帝接见并赐宴，这是一般大臣所不易获得的殊荣，吴三桂感到莫大满足。福临的这一举动，使吴三桂心中的顾虑顿时冰释。多尔衮被惩处，并没有牵连到他，朝廷对他一如既往给予信任，吴三桂对此十分欣慰。
皇帝对吴三桂的信任和器重，通过赐给他金册金印、下嫁皇太极第十四女给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等，充分体现出来。颁赐册印，摆正了吴三桂牢不可破的地位；下嫁皇妹与吴三桂结亲后，福临和吴三桂之间由君臣关系转眼变为亲戚关系。吴三桂不仅未因自己的靠山多尔衮的倒台而遭株连，反受新主子的青睐，继续飞黄腾达。民间甚至有种种传闻，说福临和吴三桂曾经结拜为异性兄弟、永不相负。
只可惜，正史里康熙继位之后决定削藩，吴三桂起兵称帝与清廷走向了你死我活的对立面。康熙后来挖出吴三桂尸骨切成数段分送各地，以泄其愤。发生此种谋反大事，已成清廷大罪人的吴三桂若真与福临有结拜之事，显然已非佳话，而堪称一段令清廷羞于启齿的大丑闻，谁敢提及，必获诛灭九族的死罪！于是，顺治与吴三桂间这段结拜往事从此便销声匿迹，仅流传于市井阡陌间，只留在后人亦真亦幻、虚实难辨的模糊记忆里。
福临为何如此忠实于自己“用人不疑”的政策呢？归根结底，是与他笃信收买人心的笼络政策会对前明旧臣大有作用。
大清入关后，统治根基不稳，单靠清朝自己的力量难以统治中国，甚至还有被逐出中原的可能。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笼络以吴三桂为代表的汉族上层，迅速平抚汉人的反清情绪、“顺而治之”，就成为顺治一朝的基本国策。不但对吴三桂恩宠有加，对其他有声望的汉族官宦名士，福临均能予以礼遇。
大学士党崇雅告老还籍时，他两次破格召见，赐坐，赐衣帽、靴袜、茶饭，“温语慰劳良久”，并特命满大学士车克送行。
对洪承畴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临争取汉人的勇气：小皇帝力排众议，令洪承畴坐镇东南。不过洪承畴坚持“以守为战”的方针，从未主动出击，致使坐镇数载，虚靡兵饷，引起朝臣不满，认为这是“坐而自困之道”。然而，即便面对朝臣的指责和洪承畴的一再请求解任，福临却一再“优旨慰留”。对洪承畴的信任不动摇，终使洪承畴收到了“以守为战”的招抚之功。
对东南割据的郑森，福临一再为其开脱，即便郑森提出的条件无法接受，他也不断绝与其谈判的通途，以便日后留有余地。而这一策略终于在弘毅穿越之后收到奇效，更使得青年皇帝深信不疑自己的正确！
当然，福临能够百分百坚信自己用人不疑政策的正确性，还在于吴三桂等汉臣也给足了他面子，始终表现得忠贞不二。
吴三桂为了表示自己对皇上的忠诚，对农民军残部进行残酷地镇压，动辄屠城。而且，对一些起兵抗清的朱明后裔，他也不遗余力地去斩尽杀绝，吴三桂思想和行动的转变使得福临对他更加倚重。
所以，如果为了达到让郑芝龙率船出海的目的，就将同安王说得天花乱坠，弘毅十分担心福临会想信赖吴三桂那样去信赖郑芝龙。吴三桂说到底还毕竟是一名儒将，十分看重君臣忠义。而对于郑芝龙，弘毅实在是没有丝毫把握！
到底该如何给青年皇帝普及一下辩证的用人观呢？如何恰如其分的说出海商的唯利是图？还不能用力过猛、适得其反，一棒子把郑芝龙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得翻身。一定要拿捏准这个“度”！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弘毅反复思索着皇帝坚持的这一“用人导向”，再一次调动起自己后世积累的点滴“聪明才智”……想起来了，这不就是一道考量“辩证法”的常用题目嘛！2010年的国际大学生辩论赛上，曾经就有这样的一个辩题！[1]
哈哈，那我就来给年轻的皇帝普及一些朴素的辩证法常识吧！
【补充一句：今天是3月了，本书2月份的各项答谢书友的悬赏已经发出，请到书评区置顶的评论中点击各项链接，就算是签到了，也好让弘毅根据系统的自动排序给各位书友表达长久以来的感谢之情！记住哦，每个月都有滴！】
[1] 感兴趣的大大们可以上网搜索一下这次辩论的全文：三达杯2010年国际大学生群英辩论会a组大决赛——武汉大学vs马来亚大学。正方：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武汉大学）；反方：用人要疑，疑人也用（马来亚大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