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尔同销万古愁－至胡笳
刚出差回来，看了老兄大笔写就的书评，十分感动。有一种冲动想约老兄出来喝一杯，在醉眼朦胧中寻找一种虚幻的现实。
《明》是我的第二篇习作，也是我一直不太满意的作品。酒徒自认为写长篇的本事不大，却无可奈何的把它写成了长篇。随着剧情的展开，酒徒肚子里这点儿墨水越来越捉襟见肘。所以，到了现在，每章都成了“骨头架子”，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却没有细节的刻画，如果把细节一一展开，恐怕《明》会更长，那更是酒徒力所不及。
这不是借口与推脱，酒徒如果有时间、能力和胆量作一个职业作家的话，可能大家看到的是另一部作品，但是目前，酒徒依然是一个整天为生计奔波的工程师。工程师这个职业虽然辛苦，但是一般情况下是要求说实话的，不会有说实话而惹祸的危险，所以，酒徒在工作中自得其乐。
遗憾的是在看自己的作品时，觉得愧对读者的厚爱。
写《秦》时，酒徒时间是最充裕的时候，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把不足三万字的《秦》写完。写《明》时，二十万字却只用了半年。酒徒自己都觉得，是不是要停一停，把以前的部分修改一下。
不过，能引发老兄这样的思考，酒徒还是要偷偷笑一下，无论你是否赞同的文中的观点，只要你想了，酒徒的目的已经达到。
本书结局很难写成喜剧，这可能让大多数读者失望，原因正如你想的“即便是成功地拉起了班底干革命，那胜利的又将是谁？是天下百姓？还是武氏王朝？即便武安国初衷不改，那他的步将呢？士兵呢？一将功成万骨枯之后，却都会有如许高的觉悟不想着去做一个荣宗耀祖的开国功臣，却宁愿和跪倒在他们脚下的蚁民百姓同称一声“公民”？”。
如果将来武安国不当皇帝，在当时那个年代，肯定要失去几乎所有支持者，道理很简单，他不当皇帝，就阻挡了别人当宰相和元帅的路，没有了希望，则不会有人和他同生共死。除了最初的几个生死兄弟，可能到头来身边没有更多的追随者。如果武安国当了皇帝，结局更是荒谬，他会发现自己每一句话都成了圣旨，自己用强权推行社会变革时，已经推翻了自己的平等理想。
所以，酒徒写得非常辛苦，进退两难。
唯一可以庆幸的是，无论结果如何，在酒徒虚构的时空中，资本已经开始萌芽，规模工业已经诞生。所以酒徒要冒险从西方“偷”来工业革命的引子，水力纺纱、织布机。只要武安国有本事活到这些“雕虫小技”所有人都离不开的那一天，他的“催化剂”使命就已经完成。至于感化朱棣，我想你是误解了本书的发展方向，或太相信道德的力量，皇帝不是靠感化才退位的，而是在看到不放弃一些权力，将失去自己的所有，才会选择“开明”。社会基础变了，统治者必需适应这个基础，否则就只能被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可以复辟，但制度却是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制度，皇室永远失去了以前的种种特权。而民众的权力却渐渐增大。
酒徒以为，民主的建立，不是在人性“善”和“恶”的基础上，这点不敢苟同老兄的意见。酒徒一向不赞成以“善”和“恶”的标准来看问题，因为是学工科的，所以更赞成用“可行性”和“可靠性”来分析问题。西方式民主的优越之处，不在它道义上的高尚，而是它是目前最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的方式，他未必是最先进的，但是是目前最可靠的，也是风险性最小的。
同理，中国为什么几千年以来，儒家思想要一直占主导地位，因为儒家思想是最适合农业社会的管理思想。酒徒对儒家，并非天生厌恶，而是在工业社会后，儒家思想必需退出历史，或者，挂着原来的马甲，改变自己的本质而适应社会。如同酒徒在书中写的那样，来一场“复古运动”。其实，西方的现代启蒙，文艺复兴，与其说复兴，不如说是一种新思想借了古希腊的外壳，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和改革之前的基督教，已经完全是两个方向。儒家思想和民主思想之间，不像老兄想的那样，存在东西方壁垒。而是存在时间形成上的差异。所以，儒家思想要么被彻底抛弃，要么砍掉几千年的枝干，从根本上让它长出新芽来，现阶段，很难看到第三条选择。
只有在资本诞生之后，民主才会诞生。所谓平等也好，社会契约也好，如果简单的看，都是商业法则。只有频繁交易时，平等才会被频繁提出，因为没有一个人人遵守的公平交易规程，买卖就无法继续。交易多了，权力和义务也成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交易，履行了义务就可以要求权力，否则，履行义务的积极性也就消失了。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的建立，首先必需是百姓有了平等的要求。无论什么时代，如果百姓没有这个要求，或者总是自觉地去维护不平等制度，以期待有一天自己可以爬到上方当“精英”，平等就永远不会实现。
所以，酒徒一厢情愿地选择了在朝廷不管的蛮荒之地，让商品经济慢慢从石逢中探出头来。当社会组成部分从农民变成了工商阶层，你能想像一个皇帝有这个力量让他们退回去吗？你能想像他们能容忍政府随意把他们的财富化为乌有吗？并且，当枪支变成新兴的有产者轻易地可以造出时，精明的朱家父子敢向他们下手吗？即使下手，新兴的军队能服从命令吗？到时候，到底哪一方手里拿的是烧火棍都很难说。在酒徒的构想中，最有力的武器绝对不是枪支！
兄台所说的数字化管理，我的看法是，官员学习数学，和数字化管理国家相去甚远，但至少让他们考虑问题时，有了一个量化的思维。当新的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时候，才会有量化管理的需求，有了这种需求，官员才不得不去适应。学习数学，只是为将来打一个基础。
关于侵略，其实在第十六章你已经可以看出，对外扩张，相当于武安国和朱元璋的一笔交易。或者说是北平的新兴阶层和朝廷的共同利益需求，所以，隐藏在底下的矛盾在共同目标面前，可以暂时不问。一旦共同目标完成或失去，矛盾就会露出水面。酒徒一直认为政治斗争是一种“水下作业”，水面上波澜不惊，水面下漩涡无数。所以本书中政治斗争，没有那么激烈的冲突，只要到了那一点，就会顺理成章地结束，在结束时，才会让人想起开始。其实前文很多地方，朱元璋已经开始着手为以后做准备，在老谋深算的皇帝面前，无论是郭璞，武安国还是曹振，都是黄口小儿。我不能透漏太多的后面情节，但是，第一回合，武安国肯定会输，输得意想不到，并且无话可说。还是那句话，不要从道德上来评判事物，那样太简单，也太武断。没有正义，获胜的一方总是天使，因为他可以把对方随意地形容成魔鬼。
最后为自己的bug辩解一句，明初的岁入应该是四百万两左右，而不是四十万。
“百姓向你纳税，就等于买了你的保护，当政者收了税，相当于接受了保护百姓各项利益的契约，所以必需保证百姓的利益不受外敌和不良官吏的侵犯，否则就是违约”，跟封建官僚谈社会契约，真的会有人认真在听他说话吗？
如果把这句话说给百姓听呢，百姓会不会明白原来自己不是天生就只有义务没有权力，会不会为了自己的权力而争斗。如果百姓手握着国家的命脉说，还我权力，封建官僚敢不认真听吗？
资本一旦开始成长，它就会为自己的生存而争斗。这个过程不可逆转，这个过程不仅贯串在酒徒的书中，而且贯串了人类发展的历史。
历史，并不需要承载太多的功能，没有是非善恶，忠实地记录下发生的事情，才是信史。
酒徒
2004年5月27日凌晨
酒徒杂文
酒徒注：又到了911，三年前，当酒徒还叫塞外酒徒的时候，曾经写过这么一篇文章，这也是酒徒作品中流传最广的一篇，先是发在强国论坛，后来被转来转去，就成了恐怖分子的遗书。酒徒为此被人骂为“爱国贼”，吐酒三斗。看看越打越乱的反恐战争，酒徒忍不住又把他贴出来。
喜欢，您就当个小品读，不喜欢，尽管拿酒来灌我，越高档的酒越好。
今夜，我们的灵魂将一同站在上帝面前
原文标题：今夜，我们的灵魂将一同站在上帝面前（注：不是恐怖份子的遗书）
“我们的灵魂将穿越坟墓，一起站在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12岁时我就会背诵这几句话，我不是******教徒，不是你们想象的宗教狂热分子，相反，我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彻彻底底的基督徒。虽然我小时后生活在阿拉伯国家，但我和我的家人都相信基督教，因为上帝说，在他面前，我们是平等的。
然而，就在那天晚上我刚做完祈祷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听到了炸弹呼啸的声音，然后，父母的鲜血就染红了我的脸。第二天，我听道一个无耻的声音说：“上帝保佑美国人民”！他们让我相信，轰炸是因为我们的政府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杀死我的家人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制止更大的罪恶。
你听见了吗？万能的上帝，有人用世界上最大的声音在向你撒谎！
在那以后我决定做一个新闻记者，让人们看看杀人者的真正嘴脸，他们，绝不是为了正义。我依然相信上帝，因为那天他让我在轰炸中保留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却没有人听见我的声音，真像总是被谎言淹没。
“上帝保佑美国”。伊拉克的医院在赞美诗中灰飞烟灭。
“上帝保佑美国”，一个小女孩在秃鹫的企盼中慢慢地死去。
“上帝保佑美国”，装满贫民的列车还没来得及祈祷就升上了天国。
上帝每保佑美国一次，就要成千上万名其他国家的人走向无尽的黑暗和屈辱。然而我从未怀疑过上帝，因为他曾经许诺，在他的面前我们是平等的。
甚至在那个塞尔维亚小姑娘在我的腿是闭上美丽的大眼睛时，我依然相信，上帝会给每个人公正的审判。那天早上，我刚刚在她的手中接过一把找回的零钱，天使一般的笑容让我心情很是愉快，我不敢相信，这样的一个小女孩也是屠杀阿族人的凶手。然而，美国人相信，所以炸弹片从她美丽的额头上射入。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听听被轰炸者的声音，所有的媒体都在欢呼正义的又一次胜利。
我知道，下一次正义的屠刀随时会高高的举起，在上帝保佑美国的欢呼声中，砍在无辜者的头上。
这麽多年，那个第一个把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写入法律的国家终于教会了我一件事，为了避免更多的人流血，必须让喜欢血腥的人亲自品尝一下血腥的滋味。于是，我选择了和杀人者的标志一同走向毁灭。
今天，你们会为在大楼中的无辜者流泪，可曾会想到你们制造的炸弹曾炸死了多少同样的无辜。不同的仅仅是，你们的炸弹贴着“正义”的标签，而我的额头上写着，“恐怖分子”。
和我一同化为灰烬的人们，今夜，我们的灵魂将一起穿过坟墓，走到上帝面前，他会我们一个公正的审判，因为他曾承诺，在他面前，我们永远是平等的，不分财产、种族和肤色。
你们的家人会为你们点燃哀悼的蜡烛，而我，将一个人走向天堂或者地狱，在那里，有被你们打着上帝名义杀死的家人和朋友。
酒徒杂文二
又要出差了，来不及写新章节，先贴一篇旧作，给大家解闷而已。说实话是篇游戏文字，就算纪念当年的年少轻狂吧。酒徒的杂文，本来就是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既然酒徒厚脸皮把它贴出来现，大家把它看成插播的广告就行了。
德之戏说
几日宿醉，醒来后发现街面上关于道德的论述又渐渐多起来。酒徒识字不多，常常将“道德”写成“盗得”，“儒”写成“懦”，好在现在用拼音打字，免了许多错误。不过受了这么多年道德教育，对于德的认识，倒也有一点。
中国的道德（其实写作盗得未尝不可），大抵起自儒家，好像是说：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这德呢，本来是为了问鼎逐鹿而设立，不过是一帮强盗争夺天下的手段，与老百姓本身似乎没多大关系。碰上个有德的主子算你走运，说白了上边换了个没德的坐了皇帝，您还不是一样得忍着。后来不知哪位聪明的把这个德扩展到普通人的行为标准，老百姓就不划算了，因为一样是当奴隶，主人抢了你的老婆你都不能骂娘。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么，命都不能是自己的，老婆没了，就感谢主人能够抬举咱，老婆有福吧。当然，如果主人能赏口残羹冷炙，那就更应山呼万岁了。反正你没有什么可以制约主人的东西，他有德与否，抢不抢你老婆，要看他高不高兴，与你无关。你唯一要做的，是一个好奴才，守好自己的奴才本分罢了。
当时有人想和主人有个约定，咱得讲讲法律，只不过是规定抢别人老婆要有理由。主人不高兴，顺手就把他灭了。被灭的就是自称为法家的一伙。于是乎，德大行于天下。
酒徒醉眼观书，好像自古以来儒家的道德楷模，以他们的道德标准来看，有道德的也没几个，当然，既然可写为懦，有骨气的更少了。
且不说至今没辩明白的“何事纷纷说魏齐”的那个提倡“忠”的道德圣贤，所著书中吹牛成分似乎不少，只是他的弟子中遵守“为尊者讳”这条撒谎原则遵守得好，所有不要脸的事一概不记罢了。那个提倡“不饮盗泉盗泉之水”的人，困在陈蔡之间，抢来的饭和衣服，似乎吃的满嘴流油、穿得舒舒服服，可见“不饮盗泉之水”只是不渴而已。至于因别人和他政见不合而无罪杀了人家，虽被奉为儒家行为的典范，按酒徒看来，更和强盗无异。只是可怜那少正卯，被人找碴杀了，还成了反面教材。
到了后来，道德越被描述的冠冕堂皇，道德学家的行为也越是无耻。小民若不受其所宣扬的道德，他可以将你沉塘的沉塘，点天灯的点天灯。反正道德先生无耻了，自有人替他曲笔，或是修改其道德吧。那个朱老先生不是为争一口闲气，不惜把一个歌女打得死去活来么。只是那个歌女似乎比道德先生更诚实一些，居然宁死不肯说假话。害的老先生既没上成人家的床，又没能整垮人家的意中人。捞了个大笑话，几百年来还不让别人笑。没办法，他嫖妓叫风liu倜傥，你泡妞就是耍流氓，谁让你是草民呢。
说到头来，儒家的道德，不过是吸完血后的擦嘴布。那些所谓君子，大抵要加上一个伪字。并且变态居多。试想一个妙龄美女，一丝不挂的坐在一个男人怀里，那个男人涵养再好，身体的某个部位必然有反应，这是经科学验证的人的本能。你愣说坐怀不乱，不是瞎话，那被坐者必是同性恋或被阉割了。不过话说回来，几千年来，中国之文人，在思想上没被阉割的，也没几个！
关于本书问题答部分读者
今天早上刚下飞机，看到读者对本书的关注镳升，酒徒非常感谢起点对本书的推荐和读者的厚爱。
有无数读者指责酒徒这本《明》抄袭，非常抱歉，这点可能让您失望，酒徒的这本《明》成书时间大概比大家提的那两本书都早了很多。酒徒可以肯定的说，那两本书也没抄袭《明》，虽然有一本书的开头和《明》很相似，但后边的情节发展完全不是一个套路。另一本和《明》根本不是一类小说，所以更不会借鉴《明》的思维，虽然很多读者喜欢把它和《明》比较，酒徒个人认为，那本是历史小说，水平很高，《明》则基本上是一个偏离历史的幻想故事。
酒徒当初刻意写一个这样的故事，只为追寻一段爱情。现在努力续写这个故事，只想表达一些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思索。所以故事中的武安国表现未必令人满意，但他是在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着生存，一如我们现在。历史上很多黑暗时期，个人被剥夺言论的权力，但思考的权力是国王和神仙也剥夺不了的，只要人依然思考，很多谎言就会清析。
酒徒知道自己的水平不高，但是，无论你喜欢不喜欢这个故事，无论你觉得酒徒的历史功底和文学功底有多么差，请提出善意的批评而不要诋毁它，好吗？因为酒徒为本书投入了太多的心血。
顺便再次澄清几个技术问题：关于水车和风车，其实酒徒已经解释过很多次，西式水车与风车和中国古代的同类产品效率不能同日而语，并且我国古代的类似产品出现的早，普及却非常之晚，古代中国式水车的普及是在明朝中叶，风车据酒徒考证根本没有普及。我不知大家去没去过山西的乔家大院，看看那里边展出的德国三、四十年代的火炉，再比较一下我国七、八十代非常常见的火炉，说实话，大家立刻就明白同类产品技术的高下了。
酒徒是学工科的，干了近十年工程，自己的体会是，在机械和基础工业方面，我们现在和西方的差距依然非常遥远，远到让人沮丧的地步。这种差距，已经不能说光是科技上的差距了，酒徒个人认为，如果我们依然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不放，差距可能永远不会缩小。
这个差距的产生，在明代之前，已经出现端倪，仔细看过酒徒这本小说的读者可以知道，世界上较早的几所大学的出现时间，到底比我们早了多少年。那不是酒徒的杜撰，是历史事实。
关于本书的改良路线，有热心读者对酒徒如此处理非常不满。怎么说呢，这是个争议了近百年的问题，意见从来没统一过。酒徒个人认为，如果有改良的机会就不要发生革命最好.因为革命一旦发生，往往是玉石俱焚，让一个国家很多年都缓不过元气来。一旦旧的政权被推翻后，因为革命思想的不同，分裂成几派的革命各方消灭起竞争对手来总是更残忍，最好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仔细看那段历史，鲜血能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对于个人幻想而言，做一个压倒一切的强者当然最爽，问题是一旦成了被压倒者，结局就不那么妙了。想像一下，当你头天还要把意见不同者从精神到肉体上一块消灭，第二天却发现自己被其他势力同样处理，会不会很悲哀。
关于平等，很多读者曾提出置疑，酒徒个人认为，关于平等的最简单解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论你是帝王，大侠，神仙还是什么高人，不要把自己不想承受的强加给别人，因为别人是和你平等的，站立在同一片天空下。
答部分读者疑问
对不起，网站慢，传了两遍。
今天早上刚下飞机，看到读者对本书的关注镳升，酒徒非常感谢起点对本书的推荐和读者的厚爱。
有无数读者指责酒徒这本《明》抄袭，非常抱歉，这点可能让您失望，酒徒的这本《明》成书时间大概比大家提的那两本书都早了很多。酒徒可以肯定的说，那两本书也没抄袭《明》，虽然有一本书的开头和《明》很相似，但后边的情节发展完全不是一个套路。另一本和《明》根本不是一类小说，所以更不会借鉴《明》的思维，虽然很多读者喜欢把它和《明》比较，酒徒个人认为，那本是历史小说，水平很高，《明》则基本上是一个偏离历史的幻想故事。
酒徒当初刻意写一个这样的故事，只为追寻一段爱情。现在努力续写这个故事，只想表达一些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思索。所以故事中的武安国表现未必令人满意，但他是在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着生存，一如我们现在。历史上很多黑暗时期，个人被剥夺言论的权力，但思考的权力是国王和神仙也剥夺不了的，只要人依然思考，很多谎言就会清析。
酒徒知道自己的水平不高，但是，无论你喜欢不喜欢这个故事，无论你觉得酒徒的历史功底和文学功底有多么差，请提出善意的批评而不要诋毁它，好吗？因为酒徒为本书投入了太多的心血。
顺便再次澄清几个技术问题：关于水车和风车，其实酒徒已经解释过很多次，西式水车与风车和中国古代的同类产品效率不能同日而语，并且我国古代的类似产品出现的早，普及却非常之晚，古代中国式水车的普及是在明朝中叶，风车据酒徒考证根本没有普及。我不知大家去没去过山西的乔家大院，看看那里边展出的德国三、四十年代的火炉，再比较一下我国七、八十代非常常见的火炉，说实话，大家立刻就明白同类产品技术的高下了。
酒徒是学工科的，干了近十年工程，自己的体会是，在机械和基础工业方面，我们现在和西方的差距依然非常遥远，远到让人沮丧的地步。这种差距，已经不能说光是科技上的差距了，酒徒个人认为，如果我们依然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不放，差距可能永远不会缩小。
这个差距的产生，在明代之前，已经出现端倪，仔细看过酒徒这本小说的读者可以知道，世界上较早的几所大学的出现时间，到底比我们早了多少年。那不是酒徒的杜撰，是历史事实。
关于本书的改良路线，有热心读者对酒徒如此处理非常不满。怎么说呢，这是个争议了近百年的问题，意见从来没统一过。酒徒个人认为，如果有改良的机会就不要发生革命最好.因为革命一旦发生，往往是玉石俱焚，让一个国家很多年都缓不过元气来。一旦旧的政权被推翻后，因为革命思想的不同，分裂成几派的革命各方消灭起竞争对手来总是更残忍，最好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仔细看那段历史，鲜血能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对于个人幻想而言，做一个压倒一切的强者当然最爽，问题是一旦成了被压倒者，结局就不那么妙了。想象一下，当你头天还要把意见不同者从精神到肉体上一块消灭，第二天却发现自己被其他势力同样处理，会不会很悲哀。
关于平等，很多读者曾提出置疑，酒徒个人认为，关于平等的最简单解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论你是帝王，大侠，神仙还是什么高人，不要把自己不想承受的强加给别人，因为别人是和你平等的，站立在同一片天空下。
一些漠北蒙古发展的资料
正史中，脱古思贴木儿在大明的持续打击下，势力渐渐衰退。特别是在洪武二十一年，大将蓝玉帅十五万大军偷袭北和林，擒获脱古思贴木儿嫡系及官员家属七万余人。脱古思贴木儿仅仅带着数十人逃离战场，投奔了阿里不哥系的也速跌儿。
1388年也速迭儿杀死脱古思帖木儿，自己当上了蒙古大汗，称卓里克图汗。也速迭儿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的后裔。阿里不哥曾与忽必烈争夺皇位，最后失败。一百多年后阿里不哥的子孙也速迭儿起兵杀死了忽必烈的后代并作了大汗，这在蒙古汗统上是一件大事。因为在此之前，无论蒙古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如何激烈，忽必烈家族的汗权从来没有动摇过。也速迭儿袭杀脱古思帖木儿这件事表明，随着蒙古贵族退回草原，社会经济严重衰退，加之对明朝战争的失利，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更加激化了。
但是，耶速迪尔刚即汗位就离开人世；其子恩克卓里克图继位时间也同样很短。1393年，忽必烈系额勒伯克从阿里布哥系恩克卓里克图手中夺回了汗位，从而结束了耶速迪尔父子称汗的局面。然而在额勒伯克统治时期，阿里布哥系坤帖木尔举兵，杀死额勒伯克汗，汗位再次转到阿里布哥系手中。永乐元年(1403年)，窝阔台（忽必烈与阿里布哥之叔父）系贵利赤又登上汗位。贵利赤汗的领地在甘肃河西一带，他为了占据和林，在阿鲁台太师的支持下同卫拉特部巴图拉(马哈木)丞相屡次作战。1403年大败对方，占据兀鲁班答迷河流域，并不断向东南推进，曾一度控制了哈密，毒杀了明朝所封的忠顺王安克帖木儿。不久，贵利赤汗与太师右丞相马尔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孙台、太保枢密知院阿鲁台之间产生矛盾。也孙台被部下杀害，马尔哈咱往归卫拉特，阿鲁台迁居海拉尔河，贵利赤汗却又被部下所杀。
窝阔台后裔争夺汗位也绝非偶然。早在至正二十年(1360年)窝阔台系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就已经向忽必烈系汗位继承人妥欢帖木儿公开挑战，阿鲁辉帖木儿的举反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窝阔台系并没有因此放弃争夺汗位的斗争。贵利赤汗的即位，使窝阔台后裔终于在一时间如愿以偿。
1408年(明朝永乐六年)，忽必烈系本雅史里在贵利赤汗旧臣阿鲁台太师支持下即汗位。本雅史里汗即位之前，由于战乱曾跑到帖木儿帝国避难。帖木儿死后，他离开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城市）前往蒙兀儿斯坦，1407年在阿鲁台的支持下，回归蒙古本土即位。蒙古汗位由窝阔台系手中再次回到忽必烈系手中。本雅史里汗与知院阿鲁台，东面征服了兀良哈，西面控制着河西、哈密等地。卫拉特部马哈木为了保存自己势力，支持阿里布哥系德勒伯克即汗位。1415年，马哈木等又拥立阿里布哥系额色库即位。1426年(明朝宣德元年)，合撒儿系阿岱在阿鲁台支持下夺取汗位，汗位由阿里布哥系转移到合撒儿系手中，蒙古皇族内部的斗争又增添了新的内容，由原先忽必烈系与阿里布哥系、窝阔台系之间的斗争，又增加了与合撒儿系的斗争。
瓦刺。就是蒙元时期的斡亦刺，居住在今蒙古西部和苏联境内的萨彦岭、唐努山一带，被称作西蒙古。成吉思汗时被分为四千户，在明代称四万户。明初统治瓦刺的首领叫猛可帖木儿，他死后，瓦刺由马哈木、太平、把秃字罗三人分领。当东部蒙古大汗由于遭受明朝的军事打击和统治阶级内讧而日益衰败时，战乱较少的瓦刺乘机崛起，企图夺取整个蒙古地区的统治权。在这场斗争中，瓦刺和东蒙古是对立的两方，而明朝扶此抑彼，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域诸地。在哈密、赤斤蒙古、沙州等八卫地区，也有不少蒙古族，一些卫的首领由蒙古贵族——元朝宗室后裔担任。西域诸地位于东西交通要道，与瓦刺、东蒙古、土鲁番、明朝都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特别是哈密，各方势力曾为争夺它而展开长期和激烈的斗争。
在哈密以西有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后迁至伊犁河流域，更名亦力把里)和土鲁番，其统治者为察合台后裔，和明朝长期保持着朝贡关系。土鲁番向东扩展势力，曾三次占据哈密，与瓦刺、明朝都发生过战争。
7月10日晚8点，《明》作者‘酒徒’三江阁与读者畅谈写作历程
酒徒，内蒙人，江南某校毕业，在北京从事电力设备调试工作。闲暇时喜欢信笔涂鸦，曾经醉后得杂文数篇，皆因不和时宜故，消失于网络中。
2001年写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秦》，从此迷上看网络小说。2003年动笔写《明》，坚持到现在，不觉已经近百万字。不敢自称作家，只是把自己的一些梦想，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如果有人喜欢，酒徒幸甚。
干上业余作者这行纯属偶然，加入起点的vip却是必然，如果有一天可以对着自己的儿子回顾2004年的糊涂岁月，我会指着一堆盗版的《明》对他说：“看，你爸爸养活了这么多盗版商，唯一坚持正版并肯给你奶粉钱的，就是起点”。
最早写《明》这篇算是小说的东西是在2003年十月，当时事业正处于低谷，感情也极度苦闷。那一年春天，相恋多年的女友去了澳洲，本来预计在年底的婚约也受到了极大阻力，无聊之极，开始写下第一章文字。记得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喜欢本书的读者能在十二月二十一号女友归国那一天给我发一条祝福，我希望这数百人的祝福能感动上天，替我摆平周围几个“好心”人的刻意阻挠。从十二月二十号那天开始，几天之内，我收到了上千条祝福，当我把这些祝福一一翻看时，我知道，我并不是孤军奋战。那一年冬天，我得到了企盼已久的幸福，从别人的男朋友升级为丈夫。
上帝保佑结了婚的男人，接下来得到的好消息就是起点希望我加入vip作者的行列。也许是对网络经济的不信任吧，我一直犹豫在加入和不加入之间。早在《明》网络连载一个月左右，起点的几个朋友就给了这本书极其热切的关注，宝剑锋、秦淮废人数度热情相邀驻站，我都没敢应承。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文字是什么水平，免费还有人看，收费？估计早早被扔到垃圾箱了。曾经一时冲动在明杨试订了一周，当时的订阅效果有点超出我的心理承受能力，以我当时的工作，也的确没有写些文字补贴家用的必要，所以就退出明杨的vip，重归徘徊在免费作者的行列。
大概是春节前后的某一天，猛然在路边的租书店里看到了《大明王朝》这本新书，书皮上赫然印着酒徒著，震惊、欣喜，酒徒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花了二十块钱从小老板那里将自己的作品买下，回到家仔细包了书皮，慢慢翻看。那一刻才知道自己的书原来是有经济价值的，并且从书上的污渍来看，租的人好像还不少。郁闷了一夜，终于痛下决心成为vip作者，选择起点完全看中的是宝宝等人的热情，没想到还有后来的故事，当时《明》的第一卷已经免费连载到了第十二章，离收尾差不了多少了。
为了适应将来到国外生活，2004年我换了工作单位，从原来工作的出版社跳到一家做电力设备的欧洲企业，重新开始为电厂提供技术服务的出差生涯，工作紧张，通常时间是以周来算。有一天酒徒下了飞机回到家，打开网络更新《明》，抱着频临绝望的心情看了看稿费统计栏，当时被里边的数字吓了一跳。半月不见，我那几万字居然有上千读者捧场，给我赚了近千稿费。忐忑不安之余，决定努力回报读者，把后边的文字写好，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那是《明》的文风第一次转变，从粗砾渐渐转向丰富。
当你努力投入一篇文字的时候，故事中的人物就有了灵魂，他们逐渐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当写到第一卷结尾大明舰队扬帆出海时，我知道是我自己思考一下本书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到了。既然起点给我提供了资金与写作环境，我就不能将这个环境浪费，否则愧对读者。在第一卷结束和第二卷开始之前，酒徒花费了近半个月时间整理自己的写作思路，为整本书制定了大纲。字里行间，逐渐把自己这些年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加了进去。如果说《明》的第一卷是唱着欢歌的涓涓溪流，那第二卷在没动笔之前在我脑海里已经是处处急流险滩的大河。故事的发展也恰好应该如此，第一卷，武安国等人不过是在一个县城里折腾，第二卷，他们要面对全国的问题，还有封建社会后期的所有危机，这些危机如何解决，连历史学家都认为是个迷局，何况一个书呆子武安国，还有故事之外酒徒这个半梦半醒的醉鬼。
《明》第二卷以战争开始，充满了迷惘与阴暗，有些读者叫好，有些读者掉头而去。特别是涉及到个人尊严自由和国家利益之间，********与和解之间，仇恨与宽容之间的一些话题，往往最引起读者的争议。几次读者无心作者但无法忍受的尖刻评价都让我差一点儿搁笔，好在有一些理解我的朋友和起点几个要好管理员大力支持，让我渡过了最艰难时刻。
通过起点，我认识了老狼，赤虎，玩笑，说剑还有瑞根等网络名家，大家彼此探讨着前行，不觉寂寞，特别是下班回来，写书到深夜，点击qq，总能找到几个熟悉的身影。
随着起点的发展，《明》的vip订阅数量越来越高，作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物质社会中，谁都不能免俗，谁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更多的读者认可。唯有每天努力让自己进步，以便让读者从小说中得到新东西。网络是种眼球经济，读者是竞争的唯一裁判。他们不会因为日久情深而委屈自己的大脑。无论对于网还是vip作者，这都是不折不扣的真理。Vip制度把起点与作者的紧紧联系在一起，起点不断发展，作者的受益就会不断增大。而起点的发展是依靠给读者提供好的产品，也就是作者们码出的文字。
很多时候，酒徒都有一点担心，如果网哪天在残酷的竞争失利，写作又回到那种纯兴趣状态，酒徒自己是否还能坚持在这条艰辛之路前行。酒徒得不出答案，毕竟酒徒是生活在物质社会，没有那种寒窗十年，删改五次的毅力和勇气。
2004年底盛大对起点的注资让起点跨越了这个门槛，依赖雄厚的资金，起点一下子把竞争者抛到了身后，作为长期供稿作者，酒徒也在起点的成长中收获了丰厚的果实。转眼网就三周岁了，我们之间的合作也超过了一年半，从开始一同伴着vip制度蹒跚起步到现在站在路边看着起点大步前行，从来没有任何网站能让他的一举一动如此牵引我的视线。作为参与者和支持者，酒徒无法预测今后起点的发展方向，但是酒徒相信，这个独特的网站会越办越好，因为，它曾经是我们共同的起点。 更新说明
酒徒，内蒙人，江南某校毕业，在北京从事电力设备调试工作。闲暇时喜欢信笔涂鸦，曾经醉后得杂文数篇，皆因不和时宜故，消失于网络中。
2001年写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秦》，从此迷上看网络小说。2003年动笔写《明》，坚持到现在，不觉已经近百万字。不敢自称作家，只是把自己的一些梦想，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如果有人喜欢，酒徒幸甚。
干上业余作者这行纯属偶然，加入起点的vip却是必然，如果有一天可以对着自己的儿子回顾2004年的糊涂岁月，我会指着一堆盗版的《明》对他说：“看，你爸爸养活了这么多盗版商，唯一坚持正版并肯给你奶粉钱的，就是起点”。
最早写《明》这篇算是小说的东西是在2003年十月，当时事业正处于低谷，感情也极度苦闷。那一年春天，相恋多年的女友去了澳洲，本来预计在年底的婚约也受到了极大阻力，无聊之极，开始写下第一章文字。记得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喜欢本书的读者能在十二月二十一号女友归国那一天给我发一条祝福，我希望这数百人的祝福能感动上天，替我摆平周围几个“好心”人的刻意阻挠。从十二月二十号那天开始，几天之内，我收到了上千条祝福，当我把这些祝福一一翻看时，我知道，我并不是孤军奋战。那一年冬天，我得到了企盼已久的幸福，从别人的男朋友升级为丈夫。
上帝保佑结了婚的男人，接下来得到的好消息就是起点希望我加入vip作者的行列。也许是对网络经济的不信任吧，我一直犹豫在加入和不加入之间。早在《明》网络连载一个月左右，起点的几个朋友就给了这本书极其热切的关注，宝剑锋、秦淮废人数度热情相邀驻站，我都没敢应承。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文字是什么水平，免费还有人看，收费？估计早早被扔到垃圾箱了。曾经一时冲动在明杨品书网试订了一周，当时的订阅效果有点超出我的心理承受能力，以我当时的工作，也的确没有写些文字补贴家用的必要，所以就退出明杨的vip，重归徘徊在免费作者的行列。
大概是春节前后的某一天，猛然在路边的租书店里看到了《大明王朝》这本新书，书皮上赫然印着酒徒著，震惊、欣喜，酒徒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花了二十块钱从小老板那里将自己的作品买下，回到家仔细包了书皮，慢慢翻看。那一刻才知道自己的书原来是有经济价值的，并且从书上的污渍来看，租的人好像还不少。郁闷了一夜，终于痛下决心成为vip作者，选择起点完全看中的是宝宝等人的热情，没想到还有后来的故事，当时《明》的第一卷已经免费连载到了第十二章，离收尾差不了多少了。
为了适应将来到国外生活，2004年我换了工作单位，从原来工作的出版社跳到一家做电力设备的欧洲企业，重新开始为电厂提供技术服务的出差生涯，工作紧张，通常时间是以周来算。有一天酒徒下了飞机回到家，打开网络更新《明》，抱着频临绝望的心情看了看稿费统计栏，当时被里边的数字吓了一跳。半月不见，我那几万字居然有上千读者捧场，给我赚了近千稿费。忐忑不安之余，决定努力回报读者，把后边的文字写好，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那是《明》的文风第一次转变，从粗砾渐渐转向丰富。
当你努力投入一篇文字的时候，故事中的人物就有了灵魂，他们逐渐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当写到第一卷结尾大明舰队扬帆出海时，我知道是我自己思考一下本书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到了。既然起点给我提供了资金与写作环境，我就不能将这个环境浪费，否则愧对读者。在第一卷结束和第二卷开始之前，酒徒花费了近半个月时间整理自己的写作思路，为整本书制定了大纲。字里行间，逐渐把自己这些年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加了进去。如果说《明》的第一卷是唱着欢歌的涓涓溪流，那第二卷在没动笔之前在我脑海里已经是处处急流险滩的大河。故事的发展也恰好应该如此，第一卷，武安国等人不过是在一个县城里折腾，第二卷，他们要面对全国的问题，还有封建社会后期的所有危机，这些危机如何解决，连历史学家都认为是个迷局，何况一个书呆子武安国，还有故事之外酒徒这个半梦半醒的醉鬼。
《明》第二卷以战争开始，充满了迷惘与阴暗，有些读者叫好，有些读者掉头而去。特别是涉及到个人尊严自由和国家利益之间，民族矛盾与和解之间，仇恨与宽容之间的一些话题，往往最引起读者的争议。几次读者无心作者但无法忍受的尖刻评价都让我差一点儿搁笔，好在有一些理解我的朋友和起点几个要好管理员大力支持，让我渡过了最艰难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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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起点的发展，《明》的vip订阅数量越来越高，作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物质社会中，谁都不能免俗，谁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更多的读者认可。唯有每天努力让自己进步，以便让读者从小说中得到新东西。网络是种眼球经济，读者是竞争的唯一裁判。他们不会因为日久情深而委屈自己的大脑。无论对于还是vip作者，这都是不折不扣的真理。Vip制度把起点与作者的紧紧联系在一起，起点不断发展，作者的受益就会不断增大。而起点的发展是依靠给读者提供好的产品，也就是作者们码出的文字。
很多时候，酒徒都有一点担心，如果哪天在残酷的竞争失利，写作又回到那种纯兴趣状态，酒徒自己是否还能坚持在这条艰辛之路前行。酒徒得不出答案，毕竟酒徒是生活在物质社会，没有那种寒窗十年，删改五次的毅力和勇气。
2004年底盛大对起点的注资让起点跨越了这个门槛，依赖雄厚的资金，起点一下子把竞争者抛到了身后，作为长期供稿作者，酒徒也在起点的成长中收获了丰厚的果实。转眼就三周岁了，我们之间的合作也超过了一年半，从开始一同伴着vip制度蹒跚起步到现在站在路边看着起点大步前行，从来没有任何网站能让他的一举一动如此牵引我的视线。作为参与者和支持者，酒徒无法预测今后起点的发展方向，但是酒徒相信，这个独特的网站会越办越好，因为，它曾经是我们共同的起点。 殇了谁―――写于《明》第二卷卷终
终于把第二卷写完了，终于可以出来喘口气，喝口水，顺便歇歇，看看小鸟打架。
写第二卷的时候，听得最多一句就是不好看了，味道变了。其实明这本书一贯穿的就是同一种思想，从来没有什么变化。从第一卷开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到民团第一次战斗后，武安国面对火器巨大威力而忧心的愈发强势的政府对百姓的欺压是否越严重；再到第二卷结尾，所有革新诉求变成了一场无聊的逼宫戏，不过是表达笔者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探索与思考。只是第一卷表达的隐晦，第二卷因为文中社会各阶层剧烈的冲突，直接迸发。
第二卷以殇结尾，看到有读者奇怪，只死了个老汤和，怎么叫殇呢？大家不妨仔细看一看，这章中，死的其实是新兴阶层的那些政治诉求，亡的是政，而不是人。这才是武安国内心深处最无法忍受的悲哀。偏偏这种悲哀无人能理解，对于底层百姓来说，他们需要的是眼前安稳，而不是个人权力，对于官员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个人生命的保障，而不是对政府的合理监督和被百姓监督。
““管他，就当作践的不是自己，把灵魂脱离躯体在一边观看，被作践出花样来，还可以给人家叫声精彩。要是看准了时机，趁失败那方倒下瞬间踩上一脚，说不定就能被获胜一方记个大功，成为开国或平乱英雄，青史上未必留名，至少从此吃喝不愁了。
“他奶奶的，谁该当皇帝，谁该死，也不痛快点儿，害得老子连节都过不好”，一个昨夜赌钱输了的汉子伸着懒腰向家走，睡眼惺忪。
“就是，也不利索点着，折腾起来没个完了”，一个山西口音的商人在一旁搭讪，看样子刚从妓院出来，左右腮帮子上各有两道未洗干净的胭脂红。”
这就是小说中的大明国情，在武安国大等人的努力下，它具备资本主义萌芽的所有自然条件，动力工业、集约化生产、大面积农业、贵金属货币和近代会计法则，惟独不具备社会发展到此阶段该具备的新思想普及。在这种国情下，活得越清醒，也就越痛苦。所以武安国只能走，走得远远的，远离政治争斗，到外边去修路、建桥，为他所热爱的国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至于他所追求的理想何时能实现，以及道路是否正确。酒徒个人认为，在整个社会没做好准备前，由上到下，由下到上，皆属于虚妄。至于先有思想还是先有生产基础，酒徒个人观点是，在生产力没发展到相应阶段，所谓拥有先进思想就拥有一切，那是书呆子的白日梦，和儒家把天下分为方块一样愚蠢。用工程角度衡量，既不具备可实现性，也没可靠性。
本书发展到现在，武安国怎么看都不像个合格的政客，很多读者对这个角色抱怨甚多。看到读者抱怨，酒徒很高兴。因为酒徒就像设计这样一个人物，而不是具有无限智慧和无限政治魅力的伟人，甚至，他连国人甚为推崇的厚黑学都学不好，他的唯一优点是，把周围所有人当成人，而不是他的踏脚石和玩偶。这么写的原因有二，第一，武安国是个工科生，一个在八十年代中国教育生产线上铸造的纯技术型人才，他要是能具有政治头脑才真正是件怪事。第二，笔者一直认为，古今中国，缺的不是手段有多厚黑，心中有多少从没实践过完美理念的政治天才，缺的是肯踏踏实实为这个国家做事，尊重他人生命与尊严的凡人。缺的是一种平等观念，一个对当今社会普遍承认的政治准则的认同。
这又扯到了一个老话题上，什么是平等。酒徒在去年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一两封信，与酒徒辩论平等的虚妄。很有趣的是，有的辩论者还来自台湾。看来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沉积根深蒂固，对“治人与治于人”的追求，并非酒徒三言两语可以动摇。其实平等这个概念不是酒徒的创新，远的从古代希腊“人生而平等，即使人们的地位、天赋和财富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别，但人们至少都有要求维护个人尊严的起码权利，正义要求法律应当认可这些权利并保护这些权利”，近一点儿，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说“我们认爲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爲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
当酒徒提到这些话，立刻就受到读者反驳，“美国独立时，还有奴隶的，还有印第安人，怎么没见给予他们平等”？
持这种观点的读者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准则和现实有一段差距，承认了这个平等准则，才能逐步达到一种平等的现实。如果连准则都不承认的话，现实就更遥遥无期了。正如当初的美国，如果没有对平等原则的认可，而在他们的立国宣言中写上，“黑人就是奴隶”，我想后来的黑人连争取平等的权力都被剥夺掉，马丁就不会在他们之间诞生。人类社会中黑人文化就永远消失于历史。
需要解释的一点是，平等不代表平均。相反，强制性平均是对平等的最大践踏。如果大家都坚持平等原则，就没有人拥有非法剥夺他人财产的权力，无论这个人血统多么纯正，是贵族还是三代贫农。所以，平均也就不存在。
话题又扯远了，回到本书当中来，第二卷已经结束。这不是一个让人期盼的结尾，甚至无法让大多数读者满意。但故事发展到这里，很多东西已经不是笔者能左右，即使笔者强行安排，也会带出明显斧凿的痕迹。大家心中美好的太子朱标居然变成了一个阴谋家，也许这是很多读者不能接受的地方。其实仔细看一下书中那个环境，当时京城中，只有水师是一支完整军事力量。此时朱标要不为自己争取最大权力才怪。况且此前他老爹已经露出废太子之意见。封建社会中，政治是肮脏的。完美人物存在根本不可能。对于不受制约的皇权，谁在那个位置上都会干出坏事来，这不仅仅在于人物的性格，而且取决于周围的社会环境。整个世界都不喜欢的小布什说过一句最精彩的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如果还是站在笼子外边，朱元璋、朱标还有朱棣，都不会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卷大家读的累，酒徒写着也累。大家看到常茂等人牺牲难过，酒徒写到李陵投河、常茂遇刺等章节时，也是连续几天没好心情。第三卷，酒徒会尽量改变一些东西，给整部作品带上一点儿明亮的颜色。也许亮色不多，至少会留一点希望。第三卷中，很多人物会展示他们对社会的理解，而做出他们认为正确的事。也许会很荒唐，但必竟是他们已经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所以他们的角色会有时会令人捧腹，生活已经很累，酒徒没有必要让大家更累。
就罗嗦这些，临了叮嘱一句，酒徒这本书仅仅表达的是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思考，游戏之作，上不得台面。大家千万不要把他捧得太高，说实话，每当看到经典二字，酒徒都会汗颜不止。同时，也希望有心的、无意的和抱着特定目的做广告的读者，手下多多留情。你们的很多行为也许很痛快，但已经给酒徒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没有人希望自己辛辛苦苦码成的字，被人看了后说“很好，但照着《××××》还差那么一点”，或者“太差了，照着《×××》差得太多”。酒徒这本书还不是红楼梦，达不到用以衡量其他作品的高度，若用100分标准衡量此书，酒徒这边顶多是三十分上下。此言并非拒绝批评，若有批评，请指出具体部分，酒徒看了非但不怒，反而会非常感激，但无责任的比较就算了。同时也希望大家不要把本书引申到其他地方，从里边一定看出阶级斗争和大民族主义来，首先，一直细心看了本书的人知道，酒徒是平等主义者，坚持的是平等而不是压榨。其次，酒徒本身就不是纯正的汉族，大汉族主义更无从谈起。本书只想写三卷，剩下已经不到二十章的内容，为了本书能顺利写完，请千万手下留情，拜托了。 无责任转载--为中国写一些东西
酒徒注：这是一个朋友转来的文章，酒徒未必同意其中观点，却赞赏这种探索的精神。
我觉得我有必要为中国写点东西了。
虽然我一向标榜远离政治，对所谓的世界大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失望。但最近的很多很多事情，还是让我觉得有某种东西如梗在喉，不吐不快。我厌恶评论，因为评论家大多只是坐而论道的好手，一旦起而行之，则捉襟见肘。
站着说话不腰疼，固然很惬意。我知道有一天我也许会因为我说的这些而打了自己的嘴巴。但我还是决定要说，就如鲁迅先生所说，如果一个房子里的人要闷死了，你把他叫醒固然很残忍，但，如果你把所有的人都叫醒，又怎么没有可能把房子打一个洞来透气呢？
我知道，也许我也不能把这座房子建的更好，但希望我说的话，能够给别人一些启示或者思索，这些启示或者思索中，也许就有建房子的高手呢。
我今天要说的是，到底谁在抛弃中国？
这个问题看起来太大，几乎无从说起。我还是从细微处说起吧。昨天在网易商业报道上看到一个贴子，内容是这样的。
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很好玩的一个贴子，却很真实的反映了我们改革的一个现实。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我们要走向美国，还是变成下一个拉美？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美国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这句话让我们生出很多美丽的遐想，好像我们真的再这样埋头苦干很多年，就一定能赶英超美，过上欧美人的幸福生活。但是现在，在我们看来，也许赶英超美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遐想，也许中国貌似强大的经济外表之下已经暗流涌动，也许歌舞升平之下已经危机四伏。
二、为什么要提拉美？
在我们的主流视野里从来都没有拉美，在我们的概念里，拉美这个名词不比非洲高等多少。我们是不屑于提拉美的，那里滋生着一切资本主义的毒瘤，贫富分化，社会动荡，政治独裁，经济畸形发展，拉美人在独立以后，瞎折腾了200多年，还是处于第三世界。我们怎么能把自己和拉美比？
拉美人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线，大概是在去年，我们在谈论中国汽车业的未来走势时，第一次提到这个词，后拉美化。有人对当时世界汽车巨头纷纷进入中国，瓜分市场提出了自己的忧虑，说中国汽车如果不能走自己独立发展的品牌之路，而企图以市场换技术，最后只能如同拉美的汽车市场一样，沦为世界汽车巨头的加工厂，在食物链底层，抢食一点点残羹冷炙。永远不可能在世界市场上与他们并驾齐驱。而更重要的是，以低廉的劳动力换来的投资必将不会长久，因为一旦出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市场，跨国巨头马上就会进行产业转移，到那个时候，中国汽车业就会被抽空，拉美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而我今天要说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汽车业，而是中国的整个未来。我们要走向何方？是发达的欧美，还是混乱的拉美？
郎咸平在华工演讲的时候，对大学生们说，“30年以后写信给你女儿的时候你可能会写，你在别国当保姆的日子还好吗？”“如果信托制度一直缺乏，那么改革将会把我们带到菲律宾而不是美国。”台下的大学生莫名惊诧。
其实我觉得倒真没有什么可惊诧的。这个道理连我都能想明白，我们中国的那些精英阶层，喝过洋墨水，读过哈佛剑桥的，谁能不心知肚明呢？但是愿意把它讲出来，讲给我们懵懵懂懂的大众和青年学生的，估计只有郎咸平一个人了。
有些东西是得多用脚趾头想想。上帝给我们一个脑袋，不是为了让我们整天琢磨同事有没有比我多发多少工资或者邻居的老公为什么比我能挣钱的。记得在中学学世界近代史的时候，曾经就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拉美国家独立的时间和美国差不多，到最后发展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历史书告诉我们，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掠夺。我一直觉得那是狗屁，如果一对小兄弟一起长大，有一天哥哥对弟弟说，从今天开始，你归我管了，你挣的钱归我，做弟弟的能愿意？据说拉美国家独立以后，很快就变成了美国的后院。不过这是结果，可不是原因了。之所以美国能把他们当后院，还不是因为几十年之后，当哥哥的已经比弟弟强大了好多，敢于对弟弟说，你挣的钱要是不给我，看我不揍你。
当然，我当时是想不明白的。我面对这样的答案，也不过就是在心里说句狗屁，除此之外，是断然提不出反对意见的。但现在，我敢说，也许真实的答案已经被我们发现，并且他正在困扰着我们的中国。
拉美与美国的差距在于，它没有形成良好的财富再生体制，套一句比较主流的话，它缺乏一种财富积累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一个简单例子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差别。
第一种情况：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1000万，矿主把其中的50%做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房子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开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别的工人，于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做别的东西，于是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这样，50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
而第二种情况是这样的：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获利1000万，但是矿主把其中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唯一可能有戏的就是想办法骗一个老婆来，生一个漂亮女儿，或许还可以嫁给矿主做老婆。50年下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就是拉美和美国不同的发展轨迹。也许今天美国人应该说，感谢华盛顿，他为美国缔造了最现代最科学的政治体制，感谢亨利．福特，他一手缔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而拉美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大独裁者创造了掠夺性的经济体制，以一种豪强的姿态疯狂瓜分着社会财富，而使整个经济虚脱，再也无力发展。
四、亨利．福特的启示
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提一下亨利．福特。古今中外所有的商业人物中，亨利．福特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正是他用他的T型车一手缔造了最初的中产阶级，并将美国社会第一个引入了现代社会，（欧洲在这一点上，比美国晚了几十年）。亨利．福特说我要让我的工人能买得起我的T型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他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大幅降低，于是，福特公司一跃成为最大的汽车公司，于是有了钱的工人可以买汽车，可以买房子，可以做其它的消费，于是中产阶级诞生了。于是在完成西部扩张，在领土上已经没有回旋余地的美国发现了另外一个金矿，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带动了巨大的需求，支撑起庞大的国内市场，继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美国从来都是一个依靠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而中国空有12亿人口，却居然内需不足，不得不靠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你说这不是咄咄怪事。你以为你是弹丸之国的日本哪？靠外向型经济就能样得膘满肠肥？12亿人口，谁能养活中国？除了你自己。也难怪现在全世界都在指着你，说你对人家倾销。
五、中国的问题
说到这儿，该说到我们中国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内需不足，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我们的财富到那儿去了？我们到底还有多大的持续增长能力。
中国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这里边姑且不说什么权钱交易，制度漏洞，不劳而获。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干净的。但关键就在于，在积累完成以后，我们该怎么做，是继续任贫富分化发展呢？还是创造我们自己的现代社会，创造纺锤形的社会结构。
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改革是不是正在走向一个反面，以疯狂搜刮普通大众并不多的社会财富来继续换取虚高的发展？今早上看到一篇文章，比较中国和新加坡的十大差距，具体的不说，因为小国毕竟比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要好管理得多。但是，让我深思良久的还是新加坡的体制中所投出来的平等思想，那种对普罗大众的关怀。而我们，这种声音除了矫揉造作的官员作秀以外，我们看到了哪些实质性的东西？中国从来就没有平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有没有也很难说。我们只有所谓精英和庶民。当所有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花一辈子的时间才能买一个安身之所的时候，当一个家庭的一个孩子上学就要掏空家里的一切积蓄的时候，当你在股市上投了钱就相当于捐款，被那些国企老板用什么MBO名正言顺的中饱私囊的时候，当一个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还不如一个大款吃一段饭的开销的时候，你指望大家不去省吃俭用，疯狂存钱？你指望银行里里几万亿的存款能够转化为巨大的需求？你指望消费品市场能够持续火热？你指望有点闲钱的人能够去做更有用的投资而不是作为热钱去炒房？你指望本来就不多的社会财富能够更快更合理流动？我们很穷，因为我们钱本来就不多，却被装在了很少的人的腰包里，我们本来就不富裕，却在银行压一块，在房子上压一块，在股市里套一块，我钱看起来不少，但是就是转不动，都是死钱。于是，少数人手里的钱只能去买LV、卡地亚、施华洛世奇，因为除了这个，他们也没什么可买的了。
有些人还跳出来********，说什么奢侈中国。哪个大国的经济能靠几个奢侈品品牌带动起来，再说奢侈品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瞎激动什么啊？你要是中国也有几个顶极奢侈品品牌的话，跟着起起哄也还可以。那不过是让法国、意大利多赚点钱而已。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农民还没有富裕起来，就已经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吐干净了血，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没有诞生就已经横遭劫掠，我们到哪儿找内需？我们除了出口，让全世界来养活我们以外，有什么办法？所以，全世界都说你倾销。是啊，12亿人，谁养活得了你啊？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的改革走入了这样的一种境地？教育收费，房价高企，股票圈钱，上帝啊，这是啥决策啊。哪个已经富得流油的国家在当初这么迫不及待地从自己的人民手里捞钱？
我们的精英阶层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这种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问题，他们就想不明白？精英阶层到哪儿去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想，精英阶层有两个去向，一个被收买了，一个被扼杀了。
郎顾之争已经让所有的人都对内地的经济学家失望了。为什么整个内地的经济学家会败在一个叫郎咸平的香港人手里？只有一个问题——良知，不是大陆经济学家太笨了，而是他们已经被收买，良知泯灭，除了为主子叫几声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作用。于是我们的官僚、资本、还有知识界人士就结成了联盟，制定着进一步瓜分财富的计划。于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就失去了话语圈，就算惨叫几声，也不会被人听见。
这是被收买的，还有被扼杀的，就是青年。
想起鲁迅先生所说，最有希望的就是我们的青年。但是，又是教育，教育，中国教育，被这些精英把持的中国教育，一方面掏光你的钱袋，另一方面让你接受填鸭式的知识，除了会背几个单词之外，几乎剥夺你任何独立思考的能力。好啊，这招真好，真是斩草除根了。郎咸平对大学生说：“我们这一代人不懂法制，也没有良心。”“我们这一代是要早点被淘汰的，把权力交给你们，你们才是未来。”唉，也许郎先生真的不太了解中国的内地，他不知道现在大学生的孱弱肩膀，也许根本就担不起这个担子。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你该怎么办？保护你自己。这是每个人首先想到的答案，要么离开它，要么让自己变强大，因为别指望政府保护你。记得五年前我就说，中国在进入一个急剧分化的时代，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在它分化完之前拼尽全力挤入上层而已。现在我依然说这话：变强大，只有变得强大，你才能保护你自己，保护你想保护的人，你才能让自己的声音被更多的人所听到。 一、关于平等
小说发展到第十四章，酒徒终于可以借武安国之口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平等。可能很多读者觉得酒徒太理想化了，但在《明》这本小说中，平等将要贯穿其始终。因为这是酒徒的理想国故事。
为什么有人喜欢读虚幻的故事，大部分原因是故事里可以让现实世界中不能满足的地方得以实现。有人称之为YY.
酒徒小时候，喜欢听评书，听《明英烈》时，觉得非常过瘾。等长大后，看明史，才知道英雄的故事背后，还有胡维庸案，兰玉案，有靖难，沉重的血腥气让酒徒每每不能呼吸。有时候，酒徒就思索，是什么使悲剧一再的重复？
是朱元璋一家的道德问题吗？是皇帝的精神问题吗？答案很明显，不是，是整个中国的思维出了问题。可以说，明朝的建立初期，正是中华民族经历了蒙古人的近百年压榨，民族意识渐渐开始觉醒时期。终明一朝，都在寻找一个不让亡国灭种悲剧重演的办法。然而，他们没有找到，只找到了理学。找到了无所谓民族和国家，只有皇帝和奴才的后儒学。
酒徒以为，平等是一种追求，是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的一种精神支柱。诚然，人生下来，他的经济情况，地域状态和家庭教育就发生了差别，健康和智力也不尽相同。但这不意味着，占有优势的人就应该比处在劣势的人享受更多的权利，通俗一点，不意味着精英可以随意把百姓权利踏在脚下。西方在近代把东方远远甩在后面，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从宗教上就有对平地的认可。酒徒读《简.爱》，感触最深的就是“正如我们的灵魂穿越了坟墓，一同走到了上帝面前，在他面前，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可以说，平等二字，构成了现代西方民主的基石。而特权二字，是东方儒家文化的根本。
有人可能不同意这个说法，但酒徒问一句，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普遍在民间信仰的释家，有一句关于人生而平等的论述吗？在东方，儒家讲究尊卑与顺从，道家的天庭里神仙们也要分高低大小，分出层层等级。而佛呢，从佛、菩萨到使者、童子，等级一点也不比人间少。
东方人喜欢武侠，喜欢清官，喜欢一个有特权的人用特权来清理黑暗。然后，一旦特权被黑暗所掌握，人们能怎么办呢。比如武侠中武功最高的偏偏是坏蛋，希望中的清官偏偏是巨贪。通常人们就会和强权去合流，美其名曰：审时度势。所以产生黑社会，产生汉奸。其实历史上的汉奸们是最会审时度势的。
也许，你认为酒徒这番废话是在菲薄东方文化，宣扬西方民主。酒徒不能要求你改变想法，只是想告诉你，西方虽然也有很多不公平的现象，但是，在现代西方国家诞生那天起，平等已经被认同。比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在建国之前的《独立宣言>里，已经宣布，他们不是为了改朝换代，他们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生长平等、自由与幸福。“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对于政府和百姓，宣言者明确表示：“政府对这些目标具有破坏作用时，人们有权利改变和废除他”。这些话，和我们国家古往今来的“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差异，不用酒徒再罗嗦，相信你也能看得出来。
现在我们羡慕美国的强大，其实，我们更应该清楚的看到，美国的强大并不仅仅建立在他的科技领先上，不仅仅是“船坚炮利”，而是在建国初期，那个理论的基础,那个人人平等的诉求。正是基于这个诉求，才有当反对者说话时，大家可以义正词严的说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而不是为了捍卫绝对真理而封住他的喉咙，无论是采用强权、武功还是其他魔法。顺便说一句，如果网络小说停留在武功、魔法或高科技的掌握者绝对正确和拥有绝对权利，可以把他人利益踏在脚下的基础上，就和清官戏没有了差别。这，必将是网络小说的悲哀。
酒徒马上去出差，如果大家有关于此段文字的探讨和争论。请发到酒徒信箱：tigermeng12@
另外，《明》诞生后，很多相同题材的作品紧随其后，酒徒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创造自己的理想世界。但当你借鉴《明》中的科技、发明和其他时，请别忘了，除了这些，小说中还有两个字，平等。 冷水
这是一位朋友给酒徒的资料，关于明代。不多说，一声叹息而已。如果读者年龄超过27岁，希望你能把此文读完，有点长。
转自西塞论坛--明朝的癌症-从内部烂掉的汉族朝代
明朝的癌症-从内部烂掉的汉族朝代
作者：吴思
国的传统社会和政治组织是从西周开始的家国体制，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这个体制对中国的一统和繁荣确实有莫大的好处，但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就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对立面了。皇帝有自己的家，大臣也有自己的家，各个家都是国的一分子，但各个家都想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利益。这种扩大，是借用权力，从其他的‘家‘(权力小的)抽来的，对社会总财富的增长毫无用处。就好象癌症一样，明朝到了后期肿瘤扩散到全身，即使到了南明，福鲁唐桂诸王王朝内部，各王之间，仍然是你争我夺，私利高于一切。桂王手上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时，孙可望李定国两个人还是斗得不亦乐乎。这种朝廷，不灭亡真是没有天理了。
明朝的灭亡，是最典型的从里面烂掉的例子。唐宋辽金元清诸朝的灭亡，外部压力或内部的民族与割据问题是主因，只有明朝是从中期开始一点一点烂下去，外部的压力只占很小的份额。没有满清，明朝一样要完蛋。
有人说张居正是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这个我也是相当赞同的。万历初年明朝居然还可以有这个一样良好的财政局面，不容易阿。不过反思之，在旧体制里搞这种改革，纵然有短期的效果，长远看来不过是暂时直接补充一些营养罢了，癌细胞不除，很快又会消耗得干干净净。纵观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改革是真正成功了的。为什么国家要改革?
不管是王莽，杨炎，王安石还是张居正，都是因为国家的正常经济秩序被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者打乱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流到了癌细胞那里，国家财政自然吃紧。井田也罢，两税法也罢，方田均税法也罢，一条鞭法也罢，本质上都是要把被癌细胞抢去的部分社会财富重新由国家来控制，并尽可能的缩小分配不公。为什么他们最后都归于失败?
因为这些癌细胞不是一般的癌细胞，它们控制着大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利益被侵犯；它们宁可整个社会同归于尽也绝不会有一分一秒放弃自己的利益。这种社会结构我不知道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有没有，但是在中国，直到今天也是没有改变的。
其实我以为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是有序化程度，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宏观方向就是社会宏观尺度上的越来越有序，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社会契约越来越严密。抛开那些容易被感情影响的伦理及哲学说教，从经济和法制的角度来看，独裁与民主都不是目的，而只是有序化管理的手段。日本历史上比中国还要没有自由民主，但它的社会秩序并不象中国这样周期出现癌变；印度和拉美都是所谓民主国家，可是腐败一样厉害。我以为研究明朝灭亡的过程，其着眼点可以放在家国体制是如何逐步诱发癌变，导致社会秩序的瓦解甚至社会的同归于尽的(每一次改超换代，中国大概都要损失一半的人口，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历史部分，明史是很值得关注与探究的。汉文化到明代已到了烂熟出脓的境地，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呈现出结构性的非颠覆无以再造的溃烂。游牧民族的清新作风延缓了崩溃，也相应延迟了再造。从文明而言，明是汉文明作为主要世界文明的终结。郑和海洋扩张的无以为继宣告汉文明扩张和上升的结束。百年后欧洲文明在美洲的登陆和在海洋的扩张完成了欧洲文明迈向世界主导文明的蜕变和越升。明是汉文明由盛而衰的主要切换点，值得研究。
刘瑾潜流——“财政阴史”的一个断面
吴思
一、
千年世界级巨富
我在“中青在线”网站读到一条2001年4月9日发布的消息，标题是《千年最富50人中国6人上榜》，全文抄录如下：
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该报日前选出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目前仍然在世的，包括身家过360亿美元的汶莱苏丹陛下哈志哈山纳柏嘉，以及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在入选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国人，出现时间前后横跨800年，他们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太监刘瑾、清商人伍秉鉴、宋子文。
《亚洲华尔街日报》还说，如果按征服土地来计算，在职业一栏是“征服者”，财富来源一栏是“掠夺”的成吉思汗可称“天下最富”。当时，蒙古人打下了1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明武宗年间太监刘瑾被处死后，人们从他家中搜出黄金3360公斤、白银725万公斤。明末国库仅得200万公斤白银。
清朝的和珅被查出贪污白银达2．2亿两。
20世纪30年代，宋子文在美学成回国后，迅即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由于其妹宋美龄嫁于蒋介石，宋子文更得到重用，且成为当时中国与美国交涉的主要渠道人物。有说在40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
伍秉鉴是十三行的买办，他继承了当时只得少数人获准经营的丝绸和瓷器生意，身家至少有好几百万银元。这种大视野看起来很痛快，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但我恰好留心过刘瑾的家当，也抄录过与明朝国库有关的一些数字，看了刘瑾家的金银数目便感觉疑惑，似乎数字太大了。至于明末国库的白银存量，更是错得离谱，张居正改革十年，国库丰盈，太仓（专门存银子的国库，又称银库）的白银储备不过600万两，亚洲华尔街日报却说刘瑾一家就有725万公斤，竟敢说明朝破败时还有200万公斤，其误差恐怕要有十倍百倍。如果崇祯真有这笔相当于二十年中央财政现金收入的白银储备，何至于上吊？李自成要是能缴获这一大笔银子，何必在京城以至全国大举搜刮，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隐约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个数字，李自成打下北京，发现太仓里只剩下二十多万两白银，不禁感叹道：这么个大国，只有这么点银子，岂能不亡？——我查不到这个故事的出处了，姑且摆在这里，仅供参考。
我相信自己的感觉不错，怀疑翻译错了，就上网搜索原文，结果在
The
Wall
Stree
Journal
(WSJ)
的网站找到了出处。翻译果然有些小错。下边是我选译的刘瑾简介(注1)
刘瑾（1452-1510）
社会地位：宫廷太监
财富来源：渎职
财产：金银
中国明朝一个富得惊人的宫廷太监。刘瑾滥用职权，聚积了巨大的财富。最后因叛逆罪而被处死时，他被发现拥有黄金1200万盎司（译者注：折37万公斤，而不是前译的3360公斤），白银2.59亿盎司（译者注：折805万公斤，而不是前译的725万公斤）。作为对比，明朝倒台时皇宫国库只有白银3000万至7000万盎司（译者注：确实可以折为200万公斤）。不过，关于刘瑾的财富的报道可能被严重夸大了，因为历史学家们要用他的故事警告人们：太监干政时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我并不想在数字和细节上较劲，要紧的是刘瑾荣登千年世界级最富排行榜这件事本身。我觉得刘瑾、和珅的上榜，揭示了潜藏在中华文明光辉表面下的大东西。我想深究的就是这种东西。华尔街错多错少并不要紧，只要在刘瑾“富可敌国”这个关键点上没错，我的深究便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地想多追几步，想算算账，折成人民币算一算，搞清楚刘瑾家到底有多少钱。我估计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对此感到好奇。
这一追还真追出了我自己的毛病，原来华尔街提供的刘瑾家产数字大有根据。
我总共找到了三组数字，第一组就是华尔街所依据的数字，也是最大的数字，即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亿两。华尔街把明朝的一两（36.9克）误为一盎司（31.103克），因而将刘瑾的家产低估了7.5万公斤黄金，150万公斤白银。我明白，数字太大了让人眼晕，多两个零少两个零早已没了感觉。这么说吧，华尔街的这个误差，仅仅白银这一项，就超过了明朝全盛时期国库白银储备的六倍。这可不是小错，如此大刀阔斧地削减刘瑾的家产，犯在他本人手里，一百条命也丢了。
这第一组数字见于郎瑛的《七修类稿》卷十三，陈洪谟的《继世纪闻》卷三。《明通鉴》说王世贞也引用过这个数字。这几个作者均为明朝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其中陈洪谟在刘瑾死时正当壮年，36岁，中进士十余年，当过刑部和户部的部曹，最后以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部长）退休。这样的人写起刘瑾来，如同今日在财政部和最高法院干过的人，以高级干部的身份退休后写陈希同或成克杰，五百年后的晚辈小子怎敢不洗耳恭听？
第二组数字见于《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清）赵翼说刘瑾有黄金250万两，银5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算。这个数字大约只有第一组数字的五分之一，但赵翼也是大名鼎鼎的史家，这本书又以挑前代史家的毛病著称，考证详实，我等晚辈也不敢不重视。
第三组数字属于滑头数字。《明通鉴》卷四十二列举了第一组数字后，对比了汉朝董贤的42亿钱家产，梁冀的30亿钱家产，都比刘瑾差了一个数量级，作者夏燮因此怀疑对刘瑾的家产高估了。于是《明通鉴》宣布与正史保持一致，给了个“金银累数百万”的说法。“累数百万”，到底是一百万还是九百万？是金是银？单位是斤还是两？这里的每个差别都能差出十倍，作者一概模糊过去，这样的数字实在没法用。当然我们也可以取最保守的态度，一概选择小头，说刘瑾至少有几百万两银子。几百万呢？就选个最少的二百万吧。正德元年（1506年）刘瑾得势，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白银还不足二百万两。
从1522年到1532年，太仓平均每年的白银收入恰好是二百万两。
根据会计工作的谨慎原则，我这里采纳第二组数字。不喜欢如此保守的人，不妨把我的估算结果乘以一二三四五中的任何一个数，只要不超过五，就不算胡说八道。而担心后代御用文人将刘瑾妖魔化，拿刘瑾当替罪羊，宁愿保守至极的人，只要记住刘瑾的家产和国库每年的白银收入相当就行了——这笔银子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八亿人民币。
根据第二组数字，刘瑾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他珍宝无算。我们就不算“他珍宝”，再把黄金按当时的常规一比七折为白银，刘瑾的家产总值为6750万两白银——比张居正辛辛苦苦十余年充实起来的太仓还要多十倍。这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呢？在当时的平常年景，一两银子可以买两石米，按照米价折算，刘瑾的家产相当于254.88亿人民币(注2)。我刚刚上网查了，中国大陆只有一个人够格登上《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富翁排行榜，即前国家副主席之子，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荣智健，身家为10亿美元，不足刘太监的三分之一。
我们再冒说一句。有超人之称的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有多少钱？《福布斯》杂志说他的家产为113亿美元，在全球排第31名。李嘉诚1999年排名世界第十，这两年让那些IT暴发户挤下去不少。假如刘瑾活着，他的排名恐怕还要下降。只要我们像华尔街那样选择第一组数字，也就是把刘瑾的银两乘以五，按照米价折算，刘瑾的家产便是1274亿人民币，约153亿美元，比李嘉诚还要多40亿美元。
这么大的数字，可信么？我不敢相信把李嘉诚比下去的第一组数字，但足以把三个荣智健比下去的第二组数字就不好不信了。刘瑾一流的巨富，即贪污受贿渎职而成的巨富，在中国历史上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绝非孤立现象。前边提了一句汉朝的董贤和梁冀，积钱至三四十亿。明朝前有王振，后有严嵩、魏忠贤，其家产清单开起来也是一长串大数目，我就不拿这些数字烦读者了。
清朝的和珅恨不得比刘瑾还富。“中青在线”引用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说他有2.2亿两白银。我还见过更大的数字。据籍没其家产的清单记载，和珅有赤金58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当铺75座，银号42座，地产8000余顷。另有玉器、绸缎、洋货、皮张等库多座。没收的财产总计估银约8亿两，少说也顶四个刘瑾。乾隆末年，国家财政每年的实际收入为银4359万两，和珅的财产相当于清朝盛世18年的财政收入(注3)。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可见同代人的感觉也支持了富可敌国的数字。
二、
财政阴史
国库的银子汇集百川，来历分明，大大小小的河道渠道都是可以俯瞰拍照的。忽然间，一座大出十倍的水库惊现于国库侧畔，地面径流却只有孤零零的一条毛渠，即正四品官员每年288石米的俸禄，折合白银144两。按照这种流量，一口水不喝，注满刘瑾家的水库也需要47万年。实际上，司礼监太监刘瑾虽然也是四品官，但明朝的立法者认为太监无须拉家带口，用不了那么多钱，所以四品宦官的法定收入只有日常口粮和服装，折成银子还不及四品文官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地表径流需要500多万年才能注满刘瑾家的水库，而刘瑾的积累仅仅用了五年。理论与现实相差如此悬殊，难道可以不去考察解释么？
只要一想到解释，任何人都敢断定：地表之下必有潜流，有阴沟，有地下河。“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就借用世界名人刘瑾的声望，称这套地下网络为“刘瑾潜流”。
古有食货志，今有财政史。我半路出家，孤陋寡闻，看过的史、志似乎都把重点放在地表径流上，罗列各州县的钱粮徭役，国家的盐铁茶马，酒榷商税，着重描述并解释种种明面上的开支收入及其变迁。但是我们已经发现，地下潜流在资源的总流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不描写“刘瑾潜流”的财政史只能叫“财政阳史”，如欲完整，还应该补上“财政阴史”。
“财政阴史”很难写，那些阴账暗账恐怕早在阴沟里烂没了，找不着了。这么说并不是打比方。清朝乾隆年间的著名师爷汪辉祖写过一本《学治说赘》，其中就扎扎实实地谈到账本问题，他要求建立四个账：正入簿、正出簿、杂入簿、杂出簿。正入簿“记银谷应征之数，及税契、杂税、耗羡等项”；正出簿“记银谷之应解、应支、应放、应垫之数，及廉奉幕修等项”；这两项都是明账。杂入簿“记银之平余，谷之斛面，及某岁额有之陋规等项。应入己者可质鬼神，人所共知，不必讳也。若额外婪索，是为赃私，不可以入簿者。”杂出簿“记应捐、应赠之断不可省者，及日用应费各项。”这后两项显然是小金库的账。
汪辉祖要求官员们经常算账结账。正入簿亏了，可以先用杂入账上的钱补。由此可见，清朝的小金库很重要，“断不可省”，官吏们管理小金库的账目也很有一套，来源和去向都很明白。主要来源当然是陋规收入，或是下级的孝敬，或是从老百姓手里搜刮的常例。主要去向则是不能不送的礼物等，也就是对上级的孝敬。同时还包括一些“正出”项目中没有的日常费用。
假如我们掌握了许多这样的账本，“财政阴史”就会好写一些，不过仍缺少“额外婪索，是为赃私，不可以入簿者”——对这个巨大缺口，恐怕只能拿抄家清单填补一二了。
我下边要做的，就是在刘瑾周围搜集一些历史碎片，尽量拼凑出“刘瑾潜流”在（明）正德初年的历史横断面。实在凑不上，就用其他年代的碎片代替，聊胜于无而已。
三、
抽水机规则
正德初年，刘瑾当政期间，兵科给事中周钥奉命去淮安查勘，在返京的船上自刎身亡。那一刀下手很重，身边人抢救时，周先生已不能言。从者拿来纸笔，周钥写下“赵知府误我”几个字后便死了。
按照级别，给事中不过“从七品”，还不如七品知县的官大。按照实际的地位和权力，六科给事中在皇帝身边负责监察中央六部和天下诸司，各部各地的大员们也不敢不敬畏三分。即使碰到皇帝本人的错误指示，只要不合圣人之教、祖宗之法，给事中在名义上也有权“封驳”，顶回去不准下发。科道之官是官场上的鹰，是最高层级的食肉动物，是以各级官员的身家性命为食的动物。在科道任职，成为六科给事中或十三道御史的一员，乃是明朝读书人的仕宦美梦，一个美梦成真的人何必自杀？
《明史》卷188上说，那时刘瑾当权，甚为骄横，奉使出差的人回来，刘瑾都要重重地索取一笔贿赂。周钥到淮安办事，与知府赵俊的关系不错，赵知府答应贷给周钥“千金”，以应付刘瑾，临走时又变卦了。周钥“计无所出”，船走到桃源时自杀。
读完这段介绍，我仍然不懂周钥何必自杀。一千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如今的40万人民币，诚然是一笔大数。但这笔贿赂即使像债务一样硬，确实还不起又能怎么样？竟值得自杀么？我猜，他大概太在乎那个给事中的地位了。好不容易登上荣誉的高峰，成了亲友和众乡亲的骄傲，忽然有可能丢官，荣耀将变为耻辱，半生的努力和未来的前程也一并付诸东流，这些东西加起来，不值得自杀么？——对我来说依然勉强。
最后，时人陈洪谟的一段记载帮助我理解了周钥的选择。据《继世纪闻》卷二说，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出京查盘钱粮，返京后刘瑾索贿，嫌那二位给得少，就说他们参劾官员失当，大发雷霆，用一百五十斤重的枷，将这二位枷于公生门。当时正是夏季，大雨昼夜不停，这二位就在雨中淋着。
原来是著名的一百五十斤枷。据《明史》卷95介绍，刘瑾通过亲信控制了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让两厂竞争，调动了特务们的积极性，并且有许多发明创造，用150斤重的枷套在脖子上，就是他们的发明之一。戴了这种枷，“不数日辄死”，《明史》卷192也说，“枷死者无数”，可见摆在周钥面前的前景多么可怕。既然很可能被活活枷死，周钥的自杀便有了选择安乐死的意思，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看了这个故事，不知诸位是否发现了点什么。我初读时感觉有点古怪，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古怪，更没有发现什么。后来又读了六七项记载，都是关于刘瑾如何索贿，不如愿就变着法收拾人家的故事，读着读着，忽然就明白了，原来刘瑾向我们展示了一条级别很高的潜规则。与潜流的比喻对应，我为这条潜规则想了个名字，叫“抽水机规则”。换一个比喻也可以叫“捕鱼规则”。
我读到的官场徇私舞弊故事，给我留下一个总印象：面对百姓，贪官污吏通常很生猛，取主动进攻态势；面对官场同僚，一般则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温和策略。按说，只要手里有乌纱帽之类的钓饵，不愁鱼不上钩。乌纱帽意味着合法伤害下级和百姓的权力，拿到这个权力便可以榨取更大的利益，这是很合算的买卖。换个比方说，人往高出走，水往低出流，只要有利益吸引着，官吏自然会流过去完成权钱交易。但是刘瑾不然。他根本就不用钓饵，根本就不拿利益吸引你流过去，他径直把钓竿换做鱼网，将进京的官员一网打尽，直接往官场里插一根抽水机管子，开足了马力硬往上抽。刘瑾的管子长度有限，口径也太大，通常够不着下层百姓。按照渠道系统的分类方式，最高级别的渠道为干渠，次为支渠，再次为斗渠，下为农渠，最下为毛渠。刘瑾看不上农渠毛渠，主要往干渠支渠里插管子。
周钥、安奎之类的中央监察官员，被刘瑾像堵住笼子抓鸡一般地随意收拾，其实他们出了北京就是官场上的鹰。在他们监视之下的地方官员很愿意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纳贿，明末也流传着给事中是受贿之王的说法。如今这些大王必须统一向刘瑾纳贿了。上述官场之鹰的总数，六科给事中有58人，十三道御史有110人。监察系统还有一批官员，大约20多人，他们挂着左右副都御史（近似监察部副部长）之类的头衔巡抚四方，常年在外，这些鹰也要统一向刘瑾纳贿。
《明史·宦官列传》说，当时内阁的焦芳、刘宇（近似国务委员），吏部尚书张綵（近似人事部部长），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近似╳的中统局长兼中央警卫局局长），都是刘瑾的心腹。他们变更原来的制度，令各地巡抚入京接受皇帝的敕命，同时向刘瑾纳贿。延绥巡抚刘宇不来，被逮捕下狱。宣府巡抚陆完来晚了，几乎被判罪，贿赂了之后才让他“试职”。《明史》卷186还提到一个叫冒政的清官，挂着右副都御史的头衔巡抚宁夏。冒政为官廉洁，刘瑾索贿不得，就找了一个岔子将他逮捕，又罚米三千石。刘瑾死后，冒政才恢复原官职退休。
比监察大员低一个级别的渠道，当属各省的行政长官。
《继世纪闻》卷二说，正德三年（1508年），天下诸司赴京朝觐。刘瑾下令每个布政司（近似省政府）送银二万两，交了钱才放人回去。银子则由刘瑾等人分用。各地官员无奈，纷纷向京师巨室借贷，回任后，为了还贷再加倍搜刮民财。这个过程假如反映到账目上，大概就是各地的“正簿”入了宦官的“杂簿”，各省长官回去后搜刮“杂入”，填补正簿中的“杂出”。而刘瑾等又从宦官的杂簿中领走了自己的一份。
《继世纪闻》记载的这次大规模索贿已经是第二次了。按照明朝规定，各地官员每三年入京朝觐一次。三年前是正德元年，刘瑾刚刚得势，便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一个人一千两银子，多的要到五千两。不给的则贬斥，给得多了则升迁。所谓“天下三司”，指的是当时全国十三个省的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分管各省的兵马、钱粮和刑名，号称封疆大吏。其中最大的官是都指挥使，正二品，每年的官俸为732石米，按市价折成银子不过366两。布政使（近似省长，从二品）的俸禄是每年576石米，折银不过288两，三年不吃不喝全孝敬了刘瑾也不够。这批人的总数，以每个职位至少设左右或正副二职计，大约有七八十人。搜刮一次便有十万雪花银的进项。
刘瑾的抽水管子也插向漕运、盐政、屯田和科举这些领域。这些领域的正式制度，譬如盐引制度之类，解释清楚已不容易，再讲明白其中的猫腻更费笔墨。我在这里只选一个科举方面的简单故事作为示意。
《明史》卷174说到一个叫安国的人，接父亲的班当了军官。正德三年，安国考中了武状元，分配到陕西三边当代理师长（进署指挥使）。这时候刘瑾索贿来了。安国和同时中武会举的六十人都拿不出钱来，刘瑾便发配他们下连当兵（编之行伍），随时听候调遣，禁止擅自归家。这六十人全部陷入困境，和戍卒生活在一起，几乎难以维持生存。而边疆的守臣害怕刘瑾，谁也不敢收用他们。直到刘瑾死后，安国才回到考试前的起点——接父亲的班当军官。
刘瑾也干过许多卖官鬻爵或徇私枉法的勾当，这属于权钱交易，不是抽水机运转。除了数额特别巨大，交易对象身份特殊，出卖公众利益时特别肆无忌惮之外，这些行为并无创立新规则的特殊意义，这里暂且从略。
总之，刘瑾具有出类拔萃的进攻性。我们可以在上述故事中发现一个共同点：那些官员们付出的贿赂并不是升官发财的投资，而是避祸消灾的保险费，更准确地说，是对黑手党欠下的债务。汉语好像还没有对此作出区别，将这两种性质的钱财潜流统称之为贿赂。祖国语言显然还有进化余地。
四、
抽水机是怎样制造的
监察御史蒋钦向皇帝揭发说：......昨天，刘瑾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每人一千两银子，甚至有要到五千两的。不给则贬斥，给了则提拔。全国都感到寒心，惟独陛下把他放在身边使用。这是不知道左右有贼，把贼当成心腹了......请立刻杀刘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刘瑾......
这是我读到的有关刘瑾牌抽水机运行的初次记录。蒋钦写到的“昨天”，即正德二年闰正月初八（公元1507年2月19日），初六那天他刚刚挨过廷杖的打，三天后便再次冒死上疏。（注4）可见刘瑾抽水也不容易，真有人不要命地跳出来破坏捣乱。
为了理解当事双方的勇气，刘瑾抽水的勇气和蒋钦跳出来砸抽水机的勇气，我们要追溯发生在数月之前的一场殊死搏斗。
刘瑾很会哄孩子。正德皇帝登极时不过十五岁，喜欢玩打仗，刘瑾是个粗人，颇能理解顽童的趣味，便和另外七位太监一起与皇上“击毬”，“日进鹰犬、歌舞、角觝之戏”，还带着皇帝微服出行。小皇帝玩得“大欢乐”，对刘瑾便日渐信用。
文官们听说以刘瑾为首的八位太监引诱皇帝“游宴”，不学好，便纷纷上疏论谏，大学士（近似政治局常委）刘健、谢迁、李东阳带头，一堆尚书（近似部长）、给事中和御史呼应，形成了外廷文官对内廷宦官的攻击之势。小皇帝烦透了那些文官讲大道理，却被五官监候（正九品，近似天文局历法科科长）杨源拿星相变化说事的一篇上疏说害怕了。见小皇帝有点怕，刘健等人发起一轮更凶猛的攻势，要求皇帝诛杀刘瑾，以户部尚书韩文为首的众大臣摇旗呐喊，声势大振。小皇帝心虚了，有让步的意思，就召来宦官中地位最高的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让他们阁臣们商量，把刘瑾等人发到南京闲住。正德元年十月十二日（公元1506年10月27日）这一天，王岳等人代表小皇帝往返三次，与大臣们讨价还价，皇帝希望缓和处理，大臣非要杀人不可。大臣中有人劝刘健也让一步，以免过激生变，但刘健寸步不让。
据说太监王岳比较正直，又有些嫉妒刘瑾。刘瑾是皇帝的亲信，而他这位地位更高的太监却常常被晾在一边。在传话的过程中，王岳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对小皇帝说，阁臣们的意见对。于是刘健胆气更壮，与众大臣约定次日早朝“伏阕面争”，诛杀刘瑾，王岳为内应。
当天晚上，吏部尚书焦芳派人向刘瑾报警。刘瑾大惧，连夜和他那几个太监哥们伏在小皇帝周围磕头痛哭。哭到小皇帝动了心，刘瑾说，王岳想害奴等。他勾结阁臣，目的是管制皇上的进出行动，我们不让他管制皇上，他就要锄掉我们这些障碍。再说了，玩鹰玩狗有什么大不了的，有点损失也不过万分之几。如果司礼监太监用对了人，那些文官岂敢这么闹？
小皇帝一下想通了，这些人内外勾结是要管住他，不让他玩，顿时大怒，立命刘瑾出掌司礼监，另外两个趴在地上哭的太监出掌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并逮捕王岳等三位帮助文官的太监，连夜发配南京充军。
次日早朝，众大臣正要伏阕面争，发现形势已经大变。其实，在与皇帝讨价还价时，除了说两句“皇上，这样对陛下不好，那样对陛下更好”之外，大臣手里并无王牌，皇上决心一下，他们除了干瞪眼，只剩下辞职一途。刘健等三位阁臣立即辞职求去。按照常规，辞职报告连上三次皇帝再予批准才算不失礼貌，但刘健等的报告刚送上去就批下来了，除了李东阳谁也不挽留。在官场的语言中，这就等于让刘健等人滚蛋。同时，任命焦芳入阁为大学士。刘瑾初战告捷。
刘瑾立刻开始镇压反对派，杀人立威，扩大战果。首先派人追杀充军的王岳等人；其次“杖责”上疏请留刘健的六位给事中和十三位御史；再次把上疏为给事中挨打鸣不平的王阳明等四人打了一顿板子，撤职贬谪；然后又杖死杨源——那位拿星相说事，险些要了刘瑾性命的天文局小科长。直打得朝廷上下鸦雀无声，刘瑾大获全胜。
《明史》说，刘瑾用事后，每当向皇帝请示汇报时，必定先侦察一番，专挑小皇帝玩得上瘾的时候。皇帝烦他打扰，火急火燎地挥手赶他走，说：我用你是干什么的？一件一件的老来麻烦我！从此，刘瑾便独断专决，不用向皇上汇报了。（注5）
刘瑾牌抽水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厂的。
遥想刘瑾当年，手握重权，口含天宪，连战连捷，心气难免大壮。实际上，明眼人早把这种变化看在眼里，主动向权力靠拢的聚集运动已像百川归海一般滥觞了。
大约在正德元年岁末，右都御史刘宇（近似监察部常务副部长）通过大学士焦芳的介绍拜见了刘瑾，刘宇的见面礼是上万两银子（约400万人民币）。据《明史·阉党列传》记载，这是刘瑾收的第一笔上万两银子的贿赂。《明史》说，当时刘瑾“初通贿”，对贿赂的期望值不过几百两银子，见了万两银子不禁大喜，说：“刘先生何厚我。”刘宇的投资迅速获得回报，正德二年正月，刘宇升为左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
刘宇知恩图报，成为“阉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发现刘瑾特别恨御史仗着谏官的职权说三道四，便请来一道圣旨，发布了管制御史的新政策，有点小过失就打他们一顿屁股。刘瑾见刘宇能封住部下的嘴巴，有真本事，便给了这位御史首领新的奖赏，让他当上了兵部尚书（近似国防部部长），加太子太傅——仅次于太子太师的至尊头衔。刘宇在兵部尚书的位置上“贿赂狼藉”，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以至当他再次高升，当上中央六部中地位最高的吏部尚书后，发现文职官员的贿赂不如武官出手大方，竟挹挹叹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
刘瑾的势力壮大了，政策选择空间也大了，便把“等水政策”改为“抽水政策”。“抽水”并不排斥“等水”，主动流过来的照旧接纳就是，但遇到缺乏自觉性的干部，刘瑾可以直接过去抽，这就主动多了。显然这是一项对刘瑾更有利的政策。政策颁布试行后，总的反应也是好的，只有蒋钦等个别人跳出来反对。
蒋钦已经随着众多御史跳出来一次，要求皇帝挽留刘健，结果全体挨打，各自三十廷杖，其中一位被打死了。挨廷杖的打是有生命危险的。按照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廷杖时可以穿棉裹毡，刘瑾改了规矩，廷杖要扒下裤子打。据说刘瑾训练打手很有一套，做个皮人，里边塞入砖头。练狠的，就要平平常常地打下去，打完后看那皮子依然完好，里边的砖头却要粉碎。练轻的，就在皮人外边裹上一层纸，重重地打下去，打完后连纸都不许破。行刑时，只要监刑太监的脚站成外八字，就轻打。如果站成内八字，就往死里打——当然，这些都是难以得到确证的传说，不过，设身处地替蒋钦等人想一想，谁有胆量去试试真假？
蒋钦第二次跳出来后，又被打了三十廷杖，打完后关入监狱。第二天，蒋钦又在狱中动笔写上疏，大意如下：
昨天臣因为上疏受杖，血肉淋漓，伏在狱中的枕头上，终于还是难以沉默不语。......请陛下将臣与刘瑾比较一下，是臣忠呢，还是刘瑾忠呢？忠不忠，天下人都看得明白，陛下也很清楚，为什么如此仇恨臣，而信任那个逆贼呢？臣的骨肉都打烂了，涕泗交流，七十二岁的老父亲也顾不上赡养了。但我死了并不足惜，陛下随时可能遭到亡国丧家之祸，那才是最大的可惜！希望陛下杀掉刘瑾，悬首于午门，使天下都知道臣蒋钦直言敢谏，知道陛下英明诛贼。如果陛下不杀此贼，就请先杀了臣，使臣能够与龙逢、比干同游于地下。臣不愿与此贼同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据《明史》和《明通鉴》共同记载，蒋钦在狱中起草上疏时，灯下微闻鬼声。蒋钦猜测这是祖先之灵在警告自己，怕他上疏之后遭遇奇祸，于是整顿衣冠道：如果是我的先人，何不大声告诉我。果然，墙壁中传出更加凄怆的声音。蒋钦叹道：我已经献身国家了，按照忠义的要求不得再顾私利。如果从此沉默不语，对不起国家，那才是对先人的羞辱，是更大的不孝！说完继续奋笔上疏，说，死就死，这份稿子不可更改！于是鬼声停息。
上疏递了进去，又换来三十廷杖。三天后蒋钦死于狱中，终年四十九岁。（注6）实践检验证明：抽水政策是行得通的，反不掉的。于是，这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潜规则就在各种备用潜规则中脱颖而出，成为刘瑾的标志性特征。
其实我们也不好过分责备刘瑾。抽水机规则行得通行不通，并不是刘瑾这位太监所能决定的，刘瑾不过是在皇权不受制约的环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已。他甚至不得不追求更大的权力，因为有人想要他的命。而权力一旦到手，那些巨大诱人的物质利益就显得唾手可得，伸手即得，叫世间凡人如何按捺伸手之心呢？
换句话说，只要帝国的权力格局不改，抽水机总是难免出现的。只要存在个别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凡夫俗子，只要他们将几颗管用的官印混到手，刘瑾的徒子徒孙便难免繁衍开来。这种繁衍与性能力无关。生态学上有一个生态位的概念，譬如大地上的粪便资源未曾利用，就会进化出利用这种资源的屎壳郎之类的新物种。如果将屎壳郎赶尽杀绝了，就相当于空出一个生态位，那么，用不了多久，还会进化出别的什么壳郎，或者进化出喜欢吃屎的狗，以屎为家的蛆，等等。总要充分利用资源，填上这个生态位才肯罢休。刘瑾刘壳郎又不是什么新物种，不过个头大点罢了。
五、
潜流的网络和源头
周钥自杀事件发生后，那位惜贷的赵知府被逮捕问罪，讨债一般逼人致死的刘瑾却什么事也没有。此事传得沸沸扬扬，影响自然很不好。于是，阉党骨干张綵找刘瑾谈了一次话。张綵说，如今天下送给您刘公的财富，并不都是私财，往往先借贷京师，回去后动用官库中的银子偿还。刘公您何必搜敛怨恨、遗留祸患呢？
刘瑾深以为然。他早已不缺银子了，安全的价值却越来越高，抽水机继续狂转下去已经得不偿失。这时候，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恰好按照老规矩纳贿来了，刘瑾揭发检举了他们的行贿行为，将他们全部治罪，给自己换来了拒贿一次的名声。随后，刘瑾派遣十四位给事中和御史下去，严格盘查各地官库。官库的银子早被刘瑾等人抽亏空了，如何经得住那些鹰犬的严查？于是，各地政府争相厚敛百姓，弥补亏空，众多小抽水机响成一片。（注7）
现在我们进入了潜流网络的下几个层级，斗渠农渠毛渠系统。我们应该考察那些向刘瑾输送钱财的人如何抽取钱财，他们抽取的钱财又来自何方，如此一层层地追根寻源，把下层网络的所有源流、节点和流量描绘清楚，然后再把其中的利害关系与演进历史讲清楚。不过这项工作太吓人了。
实际上，每个官、吏、役的职位，包括临时性的职位，都是潜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不同节点所连接的潜流数目不同，流量也不同，因而有了肥缺与苦差之别。这是一幅复杂得可怕的庞大图景，即使我们生活在明朝正德年间，并且获得调查采访的自由，这些隐秘知识也只能先切成条条块块，分开掰碎了向各处的内行人请教，再逐步拼凑成一幅接近完整的画面。我了解的情况既不完整也不深入，但细写起来仍将篇幅浩大。这里暂且以概述与示例相结合的方式，把手中的碎片拼凑一二，粗浅地勾勒一个轮廓。
我们先说“官、吏、役”中的官。全国上下文武官员之“缺”数以十万计，每个位置都有或多或少的陋规和常例的滋养。这种断言涉及十余万职位，很难证实，但我们可以试着证伪：看看最清苦最没人爱干的官能不能得到陋规和常例的滋养。据说，明朝最清苦的官是州县级儒学教官。《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开篇道：“天下的官随你至卑极小的，如仓大使、巡简司，也还有些外来钱。惟有这教官，管的是那几个酸子。有体面的，还来送你几分节仪；没体面的，终年也不来见你，有甚往来交际？所以这官极苦。”
话虽如此说，作者接下去却讲了一个学生当了御史，老师去看望，众人为了巴结御史纷纷巴结御史的老师，那清苦教官竟然得了二千两银子的故事。这套陋规也是有名头的，属于“打秋风”名下的“撞太岁”。这就是说，教官的座位下即使没有固定潜流的滋润，未必没有间歇泉或季节河的接济，而季节河的来源最终也是众贪官污吏搜刮的民脂民膏。再说，《二刻拍案惊奇》说得也不全对。教官与学生的关系能够影响助学金的发放，这就生出了私下的利益交换。更何况那“几分节仪”也不能不算常例，不过尺寸小了点而已。在这些私人性的交易中，教官出售的实际是国家财政的教育拨款，还有升官发财的才能——最终仍要由百姓付钱。
我们再说说“官吏役”中的吏。吏员之“缺”的数目，在名义上要比文官多一倍以上，实际数目却可能多出三倍五倍甚至十倍。这些严重超编的吏员靠什么生活呢？中央财政的地方存留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少数在中央财政安排中有位置的吏员，名义收入也少得可怜。但他们的生活却很不错，并不比如今县委县政府的中层干部的自我感觉差。他们是各项工作的具体执行者，收取陋规和常例的机会也多得多。
我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读到过《巴档抄件》中的一封揭发信，清朝一位户房书吏因内讧而把这个位置上每年的陋规常例条分缕析地开列出来，结果，总数大得吓人：巴县户吏彭泽膏每年可以吞蚀银子一万六七千两。其中最主要的源头是巴县每年的田土房屋牲畜等交易的契约，总价值约一百数十万两。按照惯例，每百两收三钱契税，税率是千分之三。这就有四千两之数。这笔钱用来支付众吏役的伙食费已经绰绰有余。而这位户吏每张契约又另收银子一两二钱。巴县每年一般能有三四千张契约，仅此一项，一年又能多收三四千两银子。
最后要多说几句官吏役中的役。差役之缺（正役）的名义数量已经多于吏员，实际数量还要多出数倍以至数十倍。（明）佚名《虞谐志》中说到了苏州府常熟县的衙役数量：“计常熟皂隶、快手、健步、民壮、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号曰‘正身’，每正一二副，号曰‘帮手’。每帮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伙计’。合之得万余人。是常熟有万余虎狼，横行百里之中，弱肉强食无已时也。凡乡愚良善，亡家亡命，皆由于此。”（注8）名义上不过二百个编制，实际上竟然有万人，相差五十倍，读起来未免骇人听闻，难以置信。但我在清代道光年间人刘衡的记录中看到过类似的佐证。刘衡说，他当四川巴县的知县时，衙门里有七千多名衙役。我们可以怀疑无名氏的记录，却不好不信县太爷关于本县衙役数量的说法。
这批数目惊人的差役几乎没有正式收入。正役的名义收入也微薄到了难以维持生活的程度，所以他们主要依靠陋规和常例生活——如今，许多大盖帽也是如此谋生的，政府只给政策不给钱，我们不应该感到新奇。
说到大盖帽，我们便进入了官场的最底层，也是潜流网络的最底层，直接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毛渠系统。实际上，最基层的毛渠系统恰恰是最稳定的，就好像基本建筑材料一样，不管建筑样式或表面装修如何随着权力分布的变化而花样翻新，基本构成永远是灰色的砖头瓦片，永远是衙役们面对百姓时的那副抽水机嘴脸。所以，我们不妨忽略时间间隔，动用相距数百年的积木拼凑同一个横断面。
1999年10月2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百姓记事”栏目里，刊登了河北石家庄发生的一个故事，题目叫“春天有老鼠”。
故事说，每到春天，总有一群穿制服的人，走进沿街的店铺，检查卫生，分发鼠药。鼠药的价钱由他们信口说，不容商量。
有一天，这群制服到隔壁的眼镜店卖鼠药。老板说老鼠眼睛好，不偷眼镜，也不吃眼镜，硬是不肯买鼠药。制服说不服他，就招呼了一声，一群制服揪住那位老板往面包车上推，要他去参加爱国卫生培训班。一边推还一边说：瞧瞧你，一点现代意识也没有，不配活在九十年代。这下老板老实了，赶紧掏钱买鼠药。
然后又搭配卖鼠药盒，价钱也由他们说了算。有人问：不买行吗？回答说行。但过几天要检查，若发现谁没有，就罚款。到时候别后悔。放鼠药一定要按照规矩放，不合规定的也要罚款
过了几天，他们真来了。先到了一家礼品店，老板从柜台下掏出鼠药盒，他们说不行，要罚款。“瞧你这盒子上这层尘土，一点都不卫生，老鼠能来吃么？”过了一会，这些人到了作者开的小店。他慌忙掏出了那个鼠药盒。他们看了看，同样说罚款。他问为什么，他们随手一指，你的鼠药盒，应该放在那儿，可你竟放在这儿了。
（清）李榕《十三峰书屋书札》卷三也讲了一个亲身见闻的故事。
故事说，四川剑州有一种“查牌”差役，有时四五人，有时七八人，四散于乡，既不知道这份差使起于何时，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负责查什么，乡下人只管他们叫“查牌”。查牌差役所到之处，市镇街坊上的生意人，有的为他们安排酒食，有的送他们一些盘费。这些差役到了路边小店或偏僻零星人家，也必定吃人家一顿，还不断抱怨自己干的是苦差。从来也没有人敢和他们对抗。一旦遇到有酗酒的、赌博的、偷窃瓜果鸡狗的，这些人立刻窜入其中，上纲上线，动不动就要将人拘拿捆走，再根据其贫富程度讹一笔钱，至今也没有真把什么人抓到官府去。
李榕说，近年来有一些小贩，从广元贩运硫磺去中坝的花炮厂，路过他们那一带，多次被查牌差役敲诈勒索，本地的无赖子弟也和他们串通起来敲诈分肥。这些小贩多次跑到我家哭诉，我只能劝他们改业，安慰一番后劝走他们。因为无人向查牌差役讨个说法，这些差役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
李榕写道，昨天听说街坊的一个酒馆，查牌差役径直闯了进去，把酒壶收走，还用酒壶敲打着酒馆老板说：县长大人下令禁酒，天旱缺粮，不许用粮食煮酒熬糖。说完转身就走。今日我们这里所有与酒业有关的老板都来到我家，向我打听煮酒到底犯的是什么法，说这关系到我辈的家业资本，怎么能说禁就禁？我还听他们说，查牌差役已经在乡下敲诈了某酒馆很多钱了。
后边还有很多话，最后一句话是：天下衙门如此，又怎么能怨恨洪秀全呢！（注9）细品上述两个故事，毛渠系统中体现出来的实力格局，属于加害能力相差悬殊的捕鱼格局或抽水格局，而不是利益交换格局。这与刘瑾是一样的。我不能给你什么甜头，但我可以让你尝尝苦头。我成事不足，但我败事有余。你不想被害得倾家荡产，就要掏钱。差役和刘瑾一样想害谁就害谁，被害一方完全是任人宰割的鱼肉，只能找乡绅哭诉一番。按照李榕的说法，由于被害者不敢和差役们对抗，差役的胆子便越来越大。但是替那些小商贩和小老板想一想，究竟是对抗合算还是屈从合算呢？只要不封商店，只要差役的敲诈策略是分步骤进行的——先卖鼠药，再卖盒子，再收罚款，一笔钱分成三次敲，每一次敲诈的数目都让对方不值得翻脸拼命，那么，个体小商贩还是屈从合算。如果小商贩胆敢拼命，“妨碍公务”，差役们更有机会敲诈一笔，小商贩更不合算。
不过也可能有另外一种计算方式。假如李榕这位乡绅答应小商贩和小老板们的请求，专门替他们打抱不平，成立一个商会之类的自我保护组织，按期收一笔会员费，乡绅本人在必要时可以直接找县太爷告状，县太爷处理不利时便联合别的协会提出罢免案，那么，基层的利害计算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小商贩单兵作战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值得为了一笔小钱与官家冲突。如果有了商会，为了众人的一点点小钱便值得冲突甚至上访。从李榕的角度考虑，越显得自己有用，越有理由多收会员费。从会员的角度考虑，养活李榕一人比养活一堆差役便宜多了，而且交过会员费后，只要找李榕一说，李榕就去找县太爷，差役的顶头上司就心慌了，就要处分人了，这该有多么省事，多么牛气？据说民主不能当饭吃，据此判断则不然。商会之类的聚集民间实力的制度，可以保护小商贩安心干活挣钱吃饭，让那些搞米面加工的小老板有动力去生产更多的大米白面，让那些在酒馆打工的人保住饭碗，不至于失业。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权利是可以换算成大米白面的，而且价值不菲。
当然，扯这么远已经属于畅想了。李榕的时代是官员们替民做主的时代，民众要自己做主，官吏们当然要坚守阵地；民众想加大压力逼官吏退让，官吏们岂能向压力低头。如此一来二去，难免就有点“聚众闹事”的味道，更准确地说，是“聚众抗粮”，“聚众罢市”。《大清律》规定：“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从者绞监候，被胁同行者各杖一百。”假如不罢市，不抗粮，单找县太爷讨个说法呢？那也很危险：“如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斩枭示，同谋斩立决，从犯绞监候。”（注10）
总之，在潜流的发源之处，官吏衙役们拥有重重保护之下的合法伤害老百姓的权力，至少是低成本、低风险伤害老百姓的权力，平民百姓几乎没有任何合算的反制手段。说到现在，我仍没有直接回答刘瑾时代的小抽水机们是如何补充各级官库的亏空的，因为我没有找到那两年的资料。我手头倒有一份明朝洪武年间官员如何填补亏空的资料，洪武年间的官场是整个明朝最谨慎廉洁的，用这块比较干净的积木填补这处空白，可以避免夸大阴暗面之嫌。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发现户部侍郎（近似财政部副部长）郭桓与各地官员串通贪污作弊。譬如某地应当上缴中央400万石粮食，只要贿赂郭桓50万两银子，就可以少缴一半，地方官员私下分赃。朱元璋顺藤摸瓜，追根寻源，杀人成千上万。据朱元璋计算，郭桓案造成的损失，价值2400万石精粮，应当追讨的数目为700万石。（注11）于是朱元璋派人去各地追赃。此时此刻，各地官员的处境与刘瑾派人下去严查官库时的处境是一样的，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他们必须填补仓库的亏空。
朱元璋描述了当时各地官员的对策。例如大名府开州州判刘汝霖，明明知道本州官吏罗从礼手中寄存有一万七千贯赃款，却发了一个通知，向乡下农民收费。他发的通知说，如果百姓不以朝廷的追赃工作为重，抗拒交纳，就要关押起来严肃处理。朱元璋说，许多地方官员借此机会在全县范围内科敛百姓，等于加征了一道税。收税的总额之中，大约上缴百分之一就足以补偿赃款，其余部分便落入自己的腰包。原来收藏的赃款自然还是自己的。（注12）
朱元璋说的是巧立名目乱收费的情况，是抽水机加速运转时的情况。借用朱元璋的描述，我们再看一眼潜流最稳定的主要源泉是如何涌流的。这是没有额外抽水时的状态，是每年交皇粮时的模样。刘瑾死了也好，活着也好，对这种状态都没有多少影响，在两千年的帝国历史上，我们随时可以找到相似的描述。
朱元璋写道：在浙江西部，府、州、县的官吏们像“虎狼”一样科敛老百姓。譬如折收秋粮，府州县官不收粮食，要百姓折钞票交纳，每石米折钞二贯（引者注：即二千文，而市场价格不过五百文），他们巧立名色，另外索取“水脚钱”一百文，“车脚钱”三百文，“口食钱”一百文。管仓库的衙役又要“辨验钱”一百文，“蒲篓钱”一百文，“竹篓钱”一百文，沿江“神佛钱”一百文。（注13）根据朱元璋提供的数字，我们可以算出，正额二千文，竟有额外索取九百文，多收了45%。如果从根本上算起，每石米的价值不过五百文，官吏们竟然收二千九百文，多收了5.8倍。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刘瑾潜流的水量如此充沛，如此源远流长，秘密就在于：虎狼与牛羊的伤害能力相差悬殊。牛羊们在虎狼的包围中出血流膏，势在必然，一味责备虎狼的道德修养不好，未免强“人”所难。
六、
潜流的潜作用
巨量的资源通过潜流网络流向刘瑾集团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许多太监自称洒家，尊奉佛教，喜欢投巨资建立庙宇，因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旅游景点，这不挺好吗？即使不建庙宇，我在刘瑾家产的清单上见过“宝石二斗、金钟二千、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等成堆的宝物（注14），这不也创造出了珍贵文物吗？谁都知道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不合帝国的财政规范，那么颐和园便是潜流的辉煌结晶了。我们一边赞赏结晶，一边骂潜流，是不是应该打个磕巴？
再进一步说，修建颐和园花费的巨额银两，转个身就变成了手工艺品制造者、木匠、油漆匠、泥瓦匠、土木小工等平民的工钱，从他们手里再转个身，又变成了粮农菜农小商小贩的收入。如此追究下去，“刘瑾潜流”究竟有什么不好？对中国历史的走向又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似乎还可以提升为更大的长期性问题：腐败且不断膨胀的官吏集团，对中国历史的走向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后边这个问题泛了些，不容易说清楚，这里还是收敛一些，揪住刘瑾不放。
我们可以拿刘瑾与其他千年世界级巨富做个对比，从来源和去向这两个方面讨论刘瑾潜流的影响。
在排行榜上，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名字有软件大王比尔·盖茨、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内基。这些人财富的来源与刘瑾截然不同。人们主动购买他们提供的产品，因为他们的产品质量比较高，价格比较低，物有所值，买了之后可以获得福利而不是损失。
这些人手中财富的去向也与刘瑾截然不同。巨量的财富集中到他们手中之后，小部分被个人消费掉，这相当于刘瑾的金钩玉带。大部分却不像刘瑾那样藏在家里，而是继续投资。无论这些资本家如何追求垄断地位，如何大鱼吃小鱼，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投资还是变成了更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变成了更大的厂房，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工资。而工资等等转个身又拉动了衣食住行的消费和生产，这些消费和生产再转个身又推动了软件、钢铁和汽油之类的产品的消费和生产，如此循环往复，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社会也进步了。
等到这些世界级富翁走近生命的终点时，洛克菲勒用自己的财富建立了基金会，资助教育等社会福利事业，卡内基用自己的财富修建了2811座图书馆，盖茨也表示将来要做类似的事情。这就是说，在我们所能追踪到的个人财富源流的尽头处，这笔巨量财富又开始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服务。
在华尔街的千年世界五十最富排行榜上，我辨认出了七类身份，其中以暴力为后盾的统治者最多，占22位；贸易商或金融商，与生产商（盖茨、洛克菲勒等）并列第二，各有9位；官场上的贪污受贿者第三，共有4位，中国和法国各占2位；并列第四的有三种身份：殖民者2位，教皇2位，官商2位。两位官商都是中国人。
与盖茨等生产商比起来，刘瑾自然很不是东西。与贸易商和金融商比起来，刘瑾照样不是东西。皮茹兹（Peruzzi，死于1303年）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做批发生意，放贷，开酒店，搞运输，他的财富来源于他为欧洲提供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他降低了交易成本，让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他的财富增加后，又转身投向了同样的事业。而刘瑾潜流的来源恰好相反。那些差役们敲诈酒店老板，封掉酒店，设立关卡，刁难商贩，他们的财富恰恰来源于提高交易成本，使人们更不容易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使产品交换所支撑的社会分工及其扩展变得困难重重，社会分工导致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组织的发育也被迫停滞。皮茹兹最后与刘瑾殊途同归，他的财富也在国王们的没收、赖账和处罚之下消失了，这就是欧洲资产阶级后来闹革命的道理。
我们再拿刘瑾与皇帝国王之类的统治者比较一番。
统治者的财富主要来源于税收和掠夺。从掠夺的角度说，刘瑾比成吉思汗、忽必烈之流温和多了，从税收的角度说，刘瑾却不如他们。忽必烈打下中国当了皇帝，掠夺收益便逐渐减少，税收最终成了大头，而税收是有最佳比例的。儒家圣贤总结历史经验，发现最有利于社会安定，统治者也不至于感觉匮乏的比例是10%。在两千多年的帝国历史上，这个数字在理论上便成为纳税集团与食税集团和平共处的疆界。统治者当然愿意多收，但是秦帝国横征暴敛、二世而亡的教训太惨痛了，他们不大敢放纵。
刘瑾则不然。天下乃皇帝之天下，并不是刘瑾的天下，亡了国也是亡他朱家子孙的国，刘瑾没儿没女，死后不怕洪水滔天，凭什么不能放纵？刘瑾不忌讳杀鸡取蛋，反正那是别人的鸡。因此，在鸡的眼睛里，刘瑾肯定是比皇帝坏得多的东西。他的腐败收入是强加于百姓的额外税收，他侵入了纳税集团的疆域，因而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刘瑾之流的行为可以导致秦帝国的命运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我们也确实看到这场戏重演了一遍又一遍。在刘瑾活着的时候，这场戏已经在大同一带开演了，起因正是刘瑾派下的御史搜刮过度，把军队农场刮得心理老大不平衡，于是随着一位亲王造反，还打出了清君侧的古老旗号。这正是刘瑾之流严重破坏儒家均衡后的标准结果。顺便说一句，这次造反使刘瑾很不安，给了争宠者说刘瑾坏话的机会，最后导致刘瑾被皇帝处死。
在来源方面，刘瑾潜流对百姓造成的伤害已经超过帝国税收，在去向方面，给社会带来的福利却不如帝国开支。秦始皇和忽必烈之流掠取的财富，除了个人消费外，大量投向了开疆辟土的战争和帝国扩张，而在历史学家的评论里，譬如在司马迁的评价中，秦帝国一统天下是一件大好事。（注15）司马迁说，秦帝国为天下提供了秩序，制止了战争，元元之民得以安定生活，获得了当时天下的拥护。忽必烈也有同样的功能。他打通了亚欧大陆的贸易通道，维护了秩序，平息了战争。秦帝国和元帝国都曾逼反百姓，但那是在修建长城的时候，在治理黄河的时候。长城和黄河毕竟关系到公共福利，而刘瑾的钱根本不会往公共福利上投。据我所见，刘瑾的开支至少有一部分变成了家奴的收入，庞大的家奴队伍又狐假虎威，到处敲诈勒索，也就是说，刘瑾的开支制造出来更多的小刘瑾，更多的掠夺者，而不是阻止掠夺的设施。
我好像把刘瑾说得一无是处了。这有点不公平。从爱国主义的角度看，刘瑾并没有把家产转移到国外，他甚至从日本使臣那里敲了一万两银子的贿赂，如此说来，刘太监也可以算爱国人士。不过，他对边防和国力的破坏又远远不止几万两银子。另外，从当时人的角度看，毕竟刘瑾为手工艺匠人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也创造了更多的家丁和狗腿子的就业岗位，不过，他剥夺的就业机会却多得多。从后代的角度看，某些精美文物的制造和保留也要托刘瑾之流的福，不过，没有刘瑾，我们的祖先可能要少经历许多战争，少被人家掠夺多次，有机会创造并保留更多的文物。刘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小成绩还是有的，整体上却得不偿失。
但刘瑾还是留下了一项确定无疑的功绩，思想建设方面的功绩，这是几乎与刘瑾同时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1431-1503）启发我想到的。这位教皇排在千年最富的第16位，据说是历史上最腐败的教皇。他的腐败和放荡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再虔诚的信徒也无法继续相信这家伙可以代表上帝，于是就转向自己的内心寻找上帝。刘瑾也逼出了儒家最后一个高峰，逼出了心学大师王阳明的成就。在刘瑾“杖责”为大学士刘健说情的众御史的时候，王阳明是国防部的一个处长（兵部主事）。王阳明跳出来为众御史说情，说杖责御史将导致信息闭塞，不利于皇帝全面了解情况，不合圣贤的教导和祖先的规定等等，说得堂堂正正，无法辩驳。刘瑾根本就不辩驳，下令打了王阳明四十廷杖，又在监狱里关了数月，然后撤消干部身份，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当了偏远地区的小邮局兼招待所的职工头头。
王阳明在逆境之中反思自己的作为，追问自己到底要什么，寻找支撑正义行为的精神力量。最后他发现那力量无须依赖外人的奖罚，因为它不在身外，而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名曰“良知”。“良知”被后世的哲学家们骂作主观唯心主义。我读不明白这些唯心唯物的宏论，只见那些认识的字句在眼前飘过，却一句也不能落入心里。但我却可以从心底理解王阳明。他在恶人得势、好人倒霉的处境中苦思苦想，以决定未来如何生活，要不要继续自找倒霉。换了我也会苦想，却未必能想出他那些简洁有力、合乎圣贤之道的观点。我不能完全接受他的观点，但我替王阳明高兴，他找到了一种善行的基础，找到了对抗“钦定真理代表”的力量，因而获得了许多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
总之，上述比较表明，刘瑾潜流的潜作用几乎是各种历史选择中最糟糕的一种，破坏性大于建设性，简直就是死路一条。我们祖先创造出来的大笔财富居然流往这个方向，我们的悠久文明居然如此恶果累累，身为后代，不能不叹息再三。
好在还有希望。法国和中国一样也出产刘瑾式的人物，但是法国在英国邻居的挑战下洗心革面，继而脱胎换骨，八九十年后初得正果。法国走得通，中国更大更集权走得自然要慢一些，最终却也应该能走通。从戊戌变法开始洗心革面，中国一路血雨腥风地走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
注：
2001年5月13日1
文章的作者是Rachel
Emma
Silverman,
文章的标题是“过去一千年中最富的50人”，发表时间是1999年1月11日。
明朝的一石白米为94.4公斤，如今的零售价至少是两元人民币/公斤，按此折算，一两银子价值人民币377.6元。
转引自孙翊刚编《中国财政史》
日期考证见明通鉴卷四十二，纪四十二，正德二年。《明史·蒋钦列传》中记录时间不详。
整个故事见《明史·宦官列传》
《明史·宦官列传》卷304
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P370
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P574
10
转引自张晋藩：《中国法制史》，第457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11
朱元璋：《大诰》第二十三，第四十九
12
《大诰续编，追赃科敛第三十六》，全明文P643
13
14
《继世纪闻》卷三
15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 一个爱的故事
《明》的第一部今天卷终。因为酒徒上大学时，中午的起床曲为扬帆，所以，给这卷取名叫扬帆。记得先前有个盗版商，给酒徒的小说取名叫《寻找明朝》，酒徒感谢他的关注，如果想继续盗版或出版，请用《明.第一卷
扬帆》这个名字。
写这二十几万字用了8个月，酒徒自己也没想到能写这么多。本来，这部小说最早发表在明杨上，当时酒徒的女友正要回国，酒徒希望喜欢自己小说的读者能给酒徒的爱情以祝福。
结果在那天，酒徒收到的祝福数以百计，酒徒非常的感谢大家的鼓励，酒徒那天也赢得了爱。一段凡夫俗子的爱，但这是酒徒最珍贵的收获。所以忍不住今天拿出来炫耀。^_^
后来的故事很简单，酒徒结婚了，成了一个丈夫，虽然婚后依然要面临一个国内，一个国外的两地分居问题，但酒徒心中，对未来充满希望。
^_^
酒徒现在每天为了生计而奔波，的确可以支配的时间很少，所以越写越慢，请大家谅解。如果哪位能有时间把第一卷给修饰一下，酒徒将不胜感激。酒徒无偿出让《明》第一部得修改权力（我自己又懒又笨，所以装得清高点儿）。
接下来，《明》的第二卷可能没那么有意思，可能有太多血腥和肮脏的东西，酒徒有时也犹豫是否这样写，但又觉得故事的发展必将如此，无法回避。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或对接下来的发展有什么建议，请给酒徒发信tigermeng12@,(垃圾邮件和广告就不必了，酒徒现在每天收到得太多）。
祝大家周末愉快！ 推荐好书及第二卷问题
酒徒费了半个月，终于想出了第二卷的开头，期间消耗啤酒n瓶。
第二卷关于战争的场面会很多，酒徒不太会写，因为有夜摩先生的小说再前头，酒徒几乎想把所有战争场面省略掉，以免自惭形秽。所以请加入了本书的读者多多帮忙出主意，给酒徒点儿好点子。
写到现在，酒徒很迷惑，有些情节不知如何处理。
首先迷茫的是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问题，如果来个种族清洗，就等于认同掌握了先进技术的民族对落后民族的屠杀是应该的，也等于认同了日本入侵中国的合理。
第二迷茫的是内部的纷争，胡维庸案，蓝玉案还有纷繁复杂的政治。明朝是刑罚非常残忍的时代，对于异己，武安国如何去处理。当然杀了痛快，但是这等于又塑造了一个恐怖政治，这种政治没有什么价值。大家对此的见解可以给酒徒留言，或直接发信给酒徒。
在此推荐两本酒徒特别喜欢的书，一本就是风尘不息先生的《明月》，此间风景，只能用壮美形容。
另一本是《曲线救国》，酒徒前两天看了一遍，觉得太有趣了，笑得肚皮都疼，真得好得不得了。 明初辽东问题
有读者问及，认为高丽人早就称臣，为什么《明》中还有辽东战争。虽然本书为架空，但当时明朝和高丽关系，却非酒徒杜撰。网上有一篇文章讲得比较清楚，现转载如下。
恭愍王后期明、高丽关系与明、蒙战局
李新峰
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明军攻克大都，明与高丽即分别主动遣使聘问。[1]
高丽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五月，高丽对明称臣，[2]
十九年（洪武三年即1370年）始行洪武年号，[3]
从此“遣使朝贺，岁以为常”。[4]
明朝“于海东之使，礼遇尤厚……高丽乃箕子胥余之邦，上有常尊，下有等衰，实存先生之遗风焉。正当以中夏视之，未可以外国例言之也。”。[5]
但洪武六年（1373年）十月明朝方面却以高丽使臣以私马充贡为由拒绝受贡，[6]
从此开始对高丽百般苛责，或因进贡路线不合要求，或因表文规制有误，或因贡品数量不足，或因高丽国内政变后王位未得明承认等等，拒绝高丽正常朝贡，直到洪武后期李朝建立后两国关系才渐趋正常，其与以后二百年间友好互助恰成对照。高丽为东方大国，两国关系之重要性尽人皆知，当时明与琉球、暹罗、安南等均通好唯恐不及，何独对最重要的藩邦却吹毛求疵？其托辞种种，均不能尽释人怀。本文拟从明蒙战争形势演变对明高丽关系的影响入手，辨析高丽恭愍王在位后期（恭愍王十七年至二十三年，即洪武元年至七年，1368至1374年）明高丽关系由密切到疏远至恶化这一过程。
洪武五年明军铩羽漠北，从此由一味进攻转向尺进寸取，是为明蒙战争转折点。《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二月“乙亥，北元遣使波都帖木尔及于山不花来诏曰：‘顷因兵乱，播迁于北。今以廓扩帖木尔为相，几于中兴。王亦世祖之孙也，宜助力，复正天下。’初，二人入境，王欲遣人杀之，群臣皆执不可。于是访以拘留、放还、执送京师三策，群臣皆曰放还便。……戊寅，王夜见元使曰：‘予眼疾，见日则大剧，故以夜待之。’盖畏朝廷知也。……乙酉，元使还，以苎布附献。”元使此来所谓中兴，当指洪武五年（1372年）春夏漠北之战后北元之大好形势，而这给高丽君臣以极大震动。经反复争论，高丽终于决定结好北元，执藩邦礼。[7]
其事虽尽量秘密，但元使公开出入境，明朝方面岂能不知？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明犹以常礼接待高丽使者，[8]
至十月态度忽变恶劣，应与此事有关。
然洪武五年明军虽败，尚能固守长城一线，且国力仍远胜北元，高丽何以出此下策？观元末情势，高丽本为元之忠实属国，其国王如上引“亦世祖之孙也”，元顺帝皇后、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之母奇氏乃高丽人。[9]
高丽军曾助脱脱围攻高邮，[10]
与辽阳行省军阀合击红军，[11]
与降元的张士诚、方国珍频繁互使，[12]
而与朱元璋势力则直至洪武元年末才开始接触。这种亲元疏明背景使高丽在明兵临大都城下时尚以加强西北边防为务，[13]
款明后与元仍有来往，至正二十九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正月遣使至上都。[14]
《高丽史》卷四一载，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三月“癸卯，元遣使进王为右丞相。甲寅，遣同知密直司事王重贵如元贺圣节。”卷四二载，十九年（洪武三年即1370年）九月“乙巳，元丞相扩廓帖木尔遣使来。”洪武二年初元顺帝据开平，明蒙双方尚未决战，高丽尚未得到明方回音，明使亦未达王京，其贺元圣节自可理解。洪武三年沈儿峪、应昌战后，大局已定，而扩廓遣使来，高丽方面就不再那么积极，此后遂不见来往。但这并不能说明高丽国内亲元势力已销声匿迹，其仅慑于明之兵威而暂隐忍而已，明军一旦遭遇大败，其“群臣”即可如上引文述操纵外交政策转向。而高丽南有为元牧马之野的耽罗，海上倭寇猖獗，北与纳哈出等隔江相望，其四临强部，在明军不利时结元自固，亦在情理之中。
以上虽粗视可通，但观明、高丽间龃龉并非始于洪武六年。《高丽史》卷四三载，恭愍王二十一年（洪武五年即1372年）五月“癸亥，帝遣宦者前元院使延达麻失里及孙内侍来锡王彩缎纱罗四十八匹。癸酉，孙内侍自缢于佛恩寺松树。”明使本为遣送朱元璋视为隐患的陈理、明升等而来，竟自缢于高丽，事属极不正常。朱元璋于年底揭露：“说病死了，自吊死了。说的差呵。我问的明白了也，恁那国王着带刀的人每窗下门外看守，行里步里关防的紧呵。那火者说道：‘我是本国的人，怎的这般关防我？’说呵，姓朴的宰相不容说，打了一顿，又与了毒药，药死，……尸首吊在树下。”
[15]
后高丽方面辩解说：“两内侍既联床而共眠，何以鸠杀？老院使与同舟而相恶，卒致祸延。”
[16]
然即便明使内讧，何至于自缢？殊不足信服。朱元璋接着说：“又驾船的军人每跟的也交许多人关防。……一条船去呵，许多军马接待。”朱在此前约八月份已有“又听得恁国家疑惑大么道”
[17]
之语，朱国祯记洪武三年明朝遣使祭高丽山川时，“绘地图以还。……朝鲜见绘地图，疑中国用兵，内惧，密为备。”
[18]
高丽之“疑惑”应即此事。19
但这种忧虑绝不会导致鸠杀明使。当时，洪武五年五月明军漠北败报尚不可能传到高丽，[20]
则高丽对明朝态度转变显然在北元遣使乃至明军战败之前就发生了。那为何高丽在明兵威趋于极盛时突然放弃友好关系呢？
自洪武四年初至洪武五年夏，辽东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明，七月明派马云、叶旺由登莱北渡辽东。[21]
明军四年底驻辽东半岛南部，五年初开始大举北攻，占领辽阳指日可待，辽东成为北元纳哈出部、登陆明军与故元降众、高丽三方鼎足之势。[22]
元时高丽人散布辽东，有安抚高丽总管府、沈州高丽总管府之设，[23]
而元末明初割据辽阳以东的高家奴就是高丽人。[24]
洪武三年底高丽攻克辽阳后宣称：“辽沈元系本国旧界，……辽阳元是旧界。”
[25]
《高丽史》卷四三更说，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三月“己未，北元辽阳省平章刘益、王右丞等欲归附大明，虑迁居民。以辽阳本我地，若我国请命，可免迁徙，遣使来告。”明军到来无疑破坏了高丽与北元在辽东平分秋色之格局，对高丽本土构成潜在威胁。
高丽与明通款后，虽渐与北元朝廷断交，但与纳哈出的关系日见密切。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正月辛丑，辽阳省纳哈出及平章洪宝宝遣使来聘。”
[26]
此为元亡后纳哈出通好高丽之始。年底与次年初、次年底纳哈出又三次来使，[27]
但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全年未见《高丽史》纳哈出来使之记载，而《高丽史》卷四三载恭愍王二十一年（洪武五年即1372年）“正月甲戌，于山不花、纳哈出、高家奴、古提豆、王曹丞等来侵泥城、江界等处。”于山不花排名在纳哈出前，应即著名的也先不花，诸人分据开元、金山、老鸦山寨等处，[28]
至此合兵攻高丽，似乎是洪武四年双方关系破裂，乃有东北军阀联兵入侵之事。但洪武四年底明军在辽东半岛南部驻扎，即将北攻，纳哈出等岂敢大敌当前之时犹横挑强邻？且高丽方面本一直对其礼遇有加，纳哈出只会更积极地拉拢高丽，断不敢绝交。
高丽自洪武二年起即向鸭绿江右岸地区进攻，但所攻掠者皆“东宁余党”之类，并未与纳哈出等有直接冲突。再看高丽向明朝通报的恭愍王二十一年战况：“正月，有东宁府余党胡拔都等，潜入波儿口子，杀守御官金天奇等，虏掠人口以去。至二月又突入山羊会口子，守御官张元吕等击逐之。又于本月有佥院曹家儿、万户高铁头等引军潜入阴童口子，守御官金光富等又击逐之。”
[29]
则知战斗规模甚小，上述诸大军阀均未出现。元后期东宁府辖以今平壤为中心的大片地区，[30]
由上述战报同条述“窃详东宁、辽阳未曾归附朝廷，既是梗化之人”及洪武三年高丽大张旗鼓攻辽阳称攻东宁可知，此时高丽所指，乃是鸭绿江西北、辽河以东地区即东宁府旧界，东宁府余党当指元亡后占据鸭绿江对岸者。关于高铁头，《辽东志》载：“（洪武）八年，都指挥叶旺、马云破纳哈出于盖州城南，（陈）玉之功甚多，仍追其至猪儿峪，败之，又克达军高铁头山寨。”[31]
在洪武八年末盖州之战中，纳哈出部由盖州向东败退，明军直追至鸭绿江，顺便扫清了沿途蒙古军据点。[32]
由此可知高铁头确为千山山脉中即东宁府旧界处蒙军偏部，其与胡拔都等皆应类此。此次战斗或为千山中故元残部慑于明军逼人之势而东移，假也先不花、纳哈出之威名骚扰高丽。但高丽虽称诸大军阀来侵，却无相应增兵备御之举，则高丽显知真相。其刻意造成高丽与东北故元主力发生正面冲突之印象，欲示明军以诚而已。高丽不怕由此激怒东北诸部，得无与纳哈出等有默契甚至合作在内？总之，纳哈出与高丽不可能在洪武四年突然断交，其往来可能因明军出现在辽东而转入秘密，而关系应更加密切。
明军登陆辽东后确实引起高丽的疑惧。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十一月，高丽即“咨中书省曰：‘于本年八月遣同知密直司事郑思道驾海船赴京贺明年正，到乔桐岛，船着浅穿漏，不得前去。又于本年九月更遣密直副使韩邦彦贺正，开船忽被风暴淹没。小邦去京师隔海甚远，天寒冰合，难以发船，恐违进贺之期。金、复等州涉海稍近，驿路可通，经由辽东，庶望及期。今遣韩邦彦前往辽东都司，赴京进贺，请闻奏施行。’”
[33]
明军登陆辽东前，两国往来使臣从未遇海难，而今金、复等地甫入明疆，高丽船便两次失事，由此欲借路辽东入贡，岂非太过巧合？由王京入长江口所经南黄海海区冬季并不结冰，即便明初气温较现代偏低，或高丽入贡船乃沿岸航行，需经过更寒冷的北黄海，则如上引恭愍王十七年十一月高丽首次遣使赴明，当时辽东为元军所据，其必由海路，哪有“天寒冰合”之障碍？时已十一月，“经由辽东”，则需先航行至“涉海稍近”的金、复等地（此又不怕天寒冰合），再涉渤海或远行陆路，南行千余里方达京师，真迂远之极，何可“庶望及期”？何况所提及八、九月两次遣使事均不见于《高丽史》当时记载。如此则高丽托辞以观辽东明军虚实之图，百辩难掩矣。总之，从高丽自明军登陆辽东后加强于纳哈出的合作，虚张战况以塞明听，又借故以观明军军情等事看，明军在辽东出现，促使高丽对明朝严加防范。洪武五年高丽态度突变，正当辽东明军大举北攻之始，此两者实应有直接关系。
反观明朝方面，洪武五年（1372年）八月，朱元璋犹以隋炀帝自警，讨好高丽。[34]
盖北方新败，不欲再树强敌。但年底朱元璋突然对高丽使臣大发雷霆，历数高丽过失，除杀孙内侍、防范使团、疏于防倭、扣留明朝流民等外，反复痛责的是高丽来使多借通商之名以探听军情为务：“恁每使人辽东等处吴王相抬茶饭，……正意打细。恁将着千余匹马来贩卖，又夹带着纳哈出的伴当，来看我军营里事。恁透与他消息，抢了我牛家庄马头十万石粮，更折了三千军马。……又与徐总兵抬茶饭，不是真意，故意打听北平府军官事迹。……济州马匹，今日将来，明日将来，闹了一年，将的四个马来了。不知怎的做事。作买卖来的人每将不打紧布、席来，却不将一个马来贩卖。”
[35]
吴王相即明军在辽东的最高指挥官靖海侯吴祯。辽东等处应指明军洪武五年五六月间占领的辽阳等地。牛家庄之战在洪武五年十一月。[36]
徐总兵应即徐达。[37]
看来上年十一月高丽请行陆路后明方未拒绝，使团、商人纷至辽东。但高丽决不轻易输出马匹，为何又“将着千余匹马来贩卖”？其数量太大，只能由陆路运送，又不可能为民间贸易，则知其定为至辽东使臣所带官方贸易团。其到达时间应在明占辽阳后即洪武五年秋，此时蒙军残部仍据千山，以千余匹马穿行北元控制区而安然无恙，显见此番高丽与纳哈出等合作，不惜血本，欲助其一臂之力。惟其乃官方贸易团，可随使臣由辽阳南下渡海必经之牛家庄，则“纳哈出的伴当”得以尽窥明军内情。看来明军占领辽阳，在辽东占尽优势后，高丽与纳哈出已几近同盟。而明朝方面除上述八月交好高丽外，十月尚因高丽使臣溺海，决定减少贡物数量与进贡次数。[38]
而十二月算总帐，定因牛家庄之事已令明朝方面不能忍受。牛家庄之战中，纳哈出远袭明军后方粮储基地，打破明出兵辽西计划，使明军在辽东遭受空前打击，实为辽东战争之转折点。[39]
明方既有此教训，除翻脸痛斥外，还迅速断绝与高丽的陆上往来。《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二月庚寅，遣判书张子温移咨定辽卫曰：‘
前遣郑庇赴京献马，称到定辽城，有守门官不许入城，曰今奉圣旨，山东新附百姓生受，高丽使臣休这路上来。以此回还。庇承差进献，今听在号之言，别无官信明文，未委虚实。如果圣旨，请录全文回视。’子温至定辽，总兵官使谓曰：‘圣旨高丽使臣，止教海道朝京。今赉来咨文，畏圣旨不敢拆看。’由是子温未得文据而还。”显然，明朝方面绝意甚坚。
朱元璋于洪武五年底的通牒中又说：“今后不要海里来。我如今静海，有如海里来呵，我不答应。”
[40]
但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犹正常接待海路来使，[41]
说明其仍想维持与高丽的一般关系。而十月主动断交，从此态度一变而为蛮横，唯一的解释是，明朝得知高丽年初通元事后，决定作出强烈反应。
入贡遭拒次年即洪武七年（1374年）初，高丽由海路赴京上陈情、请路、请方物仍旧、谢玺书四表，并请颁火药以抗倭。[42]
明朝方面对其辩解不予理睬，拒绝恢复贡物数量，拒绝陆路通贡，指摘其进贡礼仪之失，对其请火药事回答说：“交那里扫得五十万斛硝，将得十万斛硫黄来，这里着上那别色合用的药修合与他去。那里新造捕倭的船，教差能干将官率驾将来我看。……此等之物，处处有之，彼方但不会修合耳。恁宰相每只将这号令行将去。”
[43]
高丽所提要求虽过分，但朱元璋反索要天文数字的高丽本不出产的原料，又要把对方海军调来检阅，则一副泼皮口吻，显然已无诚意。在此之前明已派人去高丽：“（恭愍王二十三年即1374年）夏四月戊申，帝遣礼部主事林密、孳牧大使蔡斌来。中书省咨曰：‘钦奉圣旨：已前征进沙漠，为因路途遥远，马匹多有损坏。如今大军又征进。我想高丽国已先，元朝曾有马二、三万匹留在新罗牧养，孳生尽多。中书省差人将文书去，与高丽国王说得知道，教他将好马拣选二千匹送来。’”
[44]
此显然是无理要求，因高丽当时并不能控制耽罗，拣马何从谈起。洪武七年（1374年）初明军已渐恢复元气，正待再次出兵塞北，“如今大军又征进”倒并非虚言。惟其年初索马，四月索火药原料及船舰，当为明摆脱战略被动局面后开始报复、欺凌高丽。
《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三年（洪武七年即1374年）“秋七月乙亥，韩邦彦至济州，……只送马三百匹。……八月乙酉，崔莹领诸军至耽罗，奋击，大破之，遂斩贼魁三人，传首于京。耽罗平。……九月甲子，林密、蔡斌等还京师，遣密直副使金义领马三百匹送定辽卫，又遣同知密直司事张子温谢通朝贡道路。……十一月，……大明使林密、蔡斌还至开州站，护送官金义杀斌及其子，执密，遂奔北元。”
[45]
表面上看，高丽受命后索马于耽罗，不得后兴师占领耽罗，送马至定辽都卫。似乎恭愍王决定答应明朝的无理条件，而国内亲元势力于九月发动政变，至使刚要恢复的明高丽关系再度恶化。实际上高丽早已有意进兵耽罗，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即要求明同意其讨耽罗。[46]
《高丽史》载朱元璋回答：“其速发兵以讨。”
[47]
《明实录》载，朱元璋严禁出兵：“耽罗虽有胡人部落，已听命于高丽，又别无相诱之国，何疑忌之深也？--岂非因小隙而构大祸者乎？”
[48]
两者正相反。明代人记朱元璋的回复，或为“逃寇以朕命命之，传檄可致，勿用兵。”
[49]
或为“逃寇可传檄定，其罢兵。”
[50]
或全同《实录》。[51]
从高丽在洪武五、六年并未有所行动看，《高丽史》所载虽貌似原始生动，实不可信。至于其一举吞并耽罗，则正是利用明朝来索马遭拒这个机会使朱元璋的禁令失效，并非为明讨马而发。高丽本已得到三百匹马，平耽罗后仍仅送三百匹给明，显然不把两千匹的要求放在眼里。明本严禁高丽陆路入贡，今差人索马，数目巨大，由后来林、蔡等行至开州站可知明定答应其由陆路入境。[52]
高丽借机“谢通朝贡道路”，则这三百匹马不过是高丽打开定辽城大门的筹码而已。蔡斌遇害虽在恭愍王被弑后，但杀他之人就是恭愍王指派的护送官金义。则若恭愍王不死，尽睹高丽送马内幕的林、蔡等能否到达辽阳，也实有疑问。要之，从高丽对索马的应付态度看，恭愍王在位最后几个月间仍奉行对明的防范、搪塞政策，九月的政变是加剧而非导致了明高丽关系的恶化。
总而言之，高丽以元之忠实藩国遽降明朝，其国内亲元势力尚强，南北临敌，不得不在事明同时先交残元，后结纳哈出以自固。明军登陆辽东后，高丽感到明军侵入己方势力范围，对其本土构成威胁，乃积极赴辽东观察明军形势并加强了与纳哈出的合作。明军洪武五年初在辽东开始北攻，高丽乃对明使团严加防范，两国关系首次出现裂痕。明军占领辽阳在辽东占据优势后，高丽乃暗助纳哈出摧毁了明军的战略基地。洪武五年明军大败于漠北，高丽乃对元称藩。其后高丽坚持不与明正面冲突，主动求好但绝不助明的政策，直至恭愍王被弑。明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后一直与其正常往来，对于高丽的不友好举动并无激烈反应。直到牛家庄之战重创明军，明乃拒绝与高丽陆上来往，并单方面减少高丽入贡次数与贡品数量，但因大败之余而不肯完全翻脸。高丽重结北元后明拒绝其正常入贡，待国力渐渐恢复，对高丽采取了不冷静的凌逼态度，间接导致了高丽政变后两国关系的破裂。看来，明蒙间战争形势演变，尤其是明与纳哈出在辽东的攻守进退，直接影响着明、高丽间外交。明军洪武五年的失败和恢复，与在辽东的推进和挫折，导致了两国关系的一步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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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条，《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七年十一月丁未条。按：高丽洪武三年始行《大明历》，此仅略言。
[2]
《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八年五月甲辰条。
[3]
《高丽史》卷四二《恭愍王世家》十九年七月乙未条。
[4]
《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
[5]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一《赠高丽张尚书还国序》，《四部备要》本。
[6]
《明太祖实录》卷八五洪武六年十月辛巳条。
[7]
苎布系高丽土产，见《大明一统志》卷八九《朝鲜·土产》。后朝鲜以苎布贡明为常制，见万历《明会典》卷一零五《主客清吏司·朝贡一·东南夷上·朝鲜国》。此处献苎布于北元，当为承认宗藩关系之意。
[8]
《明太祖实录》卷八一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条。
[9]
《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
[10]
《高丽史》卷三八《恭愍王世家》三年六月辛亥朔条，十一月丁亥条。
[11]
权衡《庚申外史》卷下，《学海类编》本；《高丽史》卷四零《恭愍王世家》十一年正月甲子条，四月丙子朔条，八月庚戌条。
[12]
例见《高丽史》卷三九《恭愍王世家》七年五月庚子条，七月甲辰条；卷四零十二年四月壬子条等。张、方与高丽通使皆十次以上。
[13]
《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七年八月乙未条。
[14]
刘佶《北巡私记》，《云窗丛刻》本。
[15]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条记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语。
[16]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十月乙酉条谢恩表。
[17]
《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条亲谕。同条载使臣张子温七月二十五日到京，随即有亲谕及手诏，应即七月底八月初事。
[18]
朱国祯《皇明史概·大事记》卷十一《朝鲜》，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一版。
[19]
张子温四月自高丽出发，（见《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四月壬寅条）七月底到京师，而明使臣五月方到高丽，八月初朱元璋会见张子温时，明使臣应尚未归国，所言“疑惑”应非使臣受辱之事。
[20]
徐达败报至京在五月，李文忠在六月，见《明太祖实录》卷七三洪武五年五月壬子，卷七四六月甲辰条。
[21]
《明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壬午条、卷六七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朔条。
[22]
关于明军北渡后作战情况，据拙文《明初定辽都卫与辽东卫新探》，待刊。
[23]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一九四二三引《经世大典》。《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则作“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与“沈阳等路军民总管府”。
[24]
《高丽史》卷一三零《辛
传》二年六月高家奴书信。
[25]
《高丽史》卷四二《恭愍王世家》十九年十二月丁巳条。
[26]
《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八年正月辛丑条。
[27]
《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八年十一月戊午条，卷四二之十九年二月壬午条，十二月癸酉条。
[28]
《明太祖实录》卷六六洪武四年七月末条。
[29]
《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三月庚戌条。
[30]
《元史》卷五九《地理志二》。
[31]
《辽东志》卷五《官师志》陈玉传，《辽海丛书》本。
[32]
《明太祖实录》卷一零二洪武八年十二月末条。
[33]
《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年十一月乙亥条。时仅有定辽都卫，“都司”之语，定系润改。
[34]
《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条亲谕。同条载张子温七月二十五日到京，随即有亲谕及手诏，应即七月底八月初事。
[35]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条记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语。
[36]
《明太祖实录》卷七六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条。
[37]
高丽使臣远赴北平打探军情，非为北元，当因明军此时由辽西出兵辽东，北平府军情仍为高丽切身之事。
[38]
《明太祖实录》卷七六洪武五年十月甲午条，《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条。
[39]
据拙文《论明初辽东牛家庄之战》，待刊。
[40]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条记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语。
[41]
《明太祖实录》卷八一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条。
[42]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六月辛卯条，二十三年二月甲子条请路表。
[43]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三年六月壬子条。
[44]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三年四月戊申条。
[45]
《明太祖实录》卷九八洪武八年三月丁卯条：“高丽国遣宗薄事崔原来告哀……言其国有金义者，奉使贡马，行至只县，遇朝使蔡斌、主事林宝周，遂杀斌而执宝周以还，罪当死。已诛义而籍其家。上疑其诈，命拘原。”《高丽史》所记应近实。
[46]
《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四月壬寅条。
[47]
《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条。
[48]
《明太祖实录》卷七五洪武五年七月庚午条。
[49]
叶向高《四夷考》卷一《朝鲜考》，《宝颜堂秘笈续集》本。
[50]
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一，《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一集》本。
[51]
如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本。
[52]
由《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六站字韵引《析津志》载沈州（今沈阳）至洞仙的沿路驿站知，开州站位于东京（今辽阳）东南四百里，即今辽宁凤城。其自古以来即是辽阳至朝鲜半岛的必经之处。